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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85了！

我從小只知道父母告訴我舊曆生日，那是農曆3月22日。在登記香港身份證那年，也許是鄰近新曆5月1日，因此就胡亂寫上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妻子女兒及朋友們都在5月1日為我慶生。後來有朋友幫我查到，我出生那年（1936年）的農曆3月22日，是新曆的4月13日。這以後，每年就過兩次生日，新朋友被告知是4月13日，老朋友還會跟我過5月1日。

近年最熱鬧的一次，是2016年4月16日，友人Felita 為我主辦的一次生日晚會，有數十人參加，大部分是年輕的新朋友，也有老讀者把二三十年前我主編的《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帶來作回憶。我那時的一些老同事也被我請來了。那是我八十歲生日。那年我出版了《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
不經不覺又過了5年，今天進入85歲了。5年前，我開始了《世道人生》的專欄，今年，我告別這專欄。

今天，我在實體上，一個人過；精神上，就把過去幾篇與生日有關的文章在這裡重刊，算是與讀友談天，一起過生日吧。

八十自述
（發表於2016年4月13日，已收入《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中。）

我出生於1936年廣州。童年經歷戰前香港、淪陷的上海南京、戰後的上海北平，動亂中於1948年來了香港，在這裡穩定生活了68年。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給我更多，使我更愛。

在左派中學畢業，1955年進入親共出版社工作，在那裡得到知識的成長，1956年第一次在《文匯報》文藝版投稿獲刊登，從此走上編輯寫作之路，畢生沒有轉行。一個甲子了。

人生最大的改變是在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月刊，它開始時是一本左派背景的刊物，其後轉變成獨立的刊物。我也從一個服從中共領導的文化人，轉變成一個具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人。我創辦了這刊物，擔任總編28年3個月，實際上也是這刊物創造了我。沒有它，就沒有我的認識的改變，也沒有我下半生的事業，包括停刊後的寫作。

有黨派背景的報刊把報刊視為宣傳工具，講「立場、觀點、方法」，立場是第一位的。宣傳品不是以報導事實為主的媒體，不是監督社會尤其是監督掌權者的媒體，而是要把黨派的政治觀點和政策措施向讀者灌輸的媒體。辦《七十年代》之初，我向讀者宣示我們的理想雜誌，是「讀者是它的作者，而作者也是它的讀者」。也就是說，它不是由編輯組稿、作者寫給讀者看的雜誌，而是讀者和作者一起在那裏交流知識、經驗、見地和所聞所見的事實的雜誌。編者也是讀者、作者之一。我堅持開放園地，以文章的質素而不是以立場作選稿準則，終於不為左派所容；也因這主張，使雜誌緊貼時代，我的知識和思想也在讀者作者交流中不斷從自我反省得到拓展。卡爾·波柏的「批判精神就是科學精神」是我一生的座右銘。

在認識上固然需要不斷地糾正錯誤，但在明確媒體必須尊重事實、一切讀者關切的事都要如實報導，一切只要是充分說理的好文章都不拒絕刊登，這些基本價值觀卻必須堅持。由於在1970年自主決定報導海外的保釣運動，受到周恩來的關注，我也因此與中共香港工委有過比較緊密的聯繫。其後由於我100%堅守原則，而被掃地出門，但也因此給了我機會，去開闢獨立自主的媒體生涯。

「100%堅守原則，要比98%來得容易。」這是哈佛商學院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的一句話。堅持100%，難關挺一下就會過去；堅持98%即表示你在名利權面前放棄自己2%的堅持，但放了2%就會繼續放，終於會變成一個沒有原則的人。

人生有許多時候要妥協，但既選擇媒體工作，那麼堅持不做宣傳工具就不能有2%妥協；堅持一切公眾關切的事都如實報導不能有2%妥協，寫政論須以事實為根據和忠於自己的認知也不能有2%妥協。就這樣，我見證了中國抗戰以來的變遷、文革、民運，台灣民主運動，香港則從九七問題出現到現在的所有階段，報導和評述這些變化幾十年。

父親送我的生日禮物　

（發表在2019年4月9日的文章，記下對我人生最有影響的生日禮物，就是父親在我16歲生日時送的《魯迅全集》。）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這是現代人寫的文章嗎？不。這是100年前，1918年11月15日魯迅發表在《新青年》的文章〈隨感錄三十八〉，後收入他的文集《熱風》中。

摘錄這小段文字，就明白為甚麼魯迅的時論文章在今天讀來都不覺過時，也明白為甚麼這位在延安時期備受毛澤東稱道的作家，他的小說、雜文近年在中共國的教科書中不斷被剔除了。中國歷代的專制政權，都是植根於這種「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中，也利用這種「自大」去凝聚民眾的奴性，經久不息，延綿至今。

1952年我16歲生日那一天，我父親送了一套《魯迅全集》給我作生日禮物。他那時約略知道我喜歡看文學著作，在學校的中文作文成績也較好。這套全集我一直保留到現在，許多本都佈滿蟲蛀的痕迹，紙頁也有點脆了。

這套《魯迅全集》是中華民國27年6月15日初版，民國37年12月15日三版的版本。民國27年是1938年，魯迅去世後兩年。全集20冊，前十冊是他的著作，後十冊是他的譯作。

父親送我時，大概沒有想到，這套全集是我思想和寫作的瑰寶。我至今仍然感懷父親給我這個畢生受用的禮物。我通讀了全集前十冊，後十冊的譯作讀了一部份。

魯迅舊學根底深厚，又留學日本，博覽西方文學和思想論述，在他的小說和雜文中，有傳統文化的底蘊，西學的淵源，和針砭時弊的邏輯思維。後來認識雜文家羅孚先生，他說他是吃魯迅的奶長大的。我想我也是。我甚至認為，只通讀魯迅，就兼具國學與西學的基本認知，和一定的寫作能力。

文革時中共把所有的中外文化都批判為「封、資、修」，但因毛澤東曾經極力推崇，因此香港左派書店除了大量毛著之外，還有魯迅著作。我這時期又把魯迅所有的小說和雜文再讀一遍，並寫過一本叫《和青年朋友談魯迅》的書，編輯過他的語錄。魯迅晚年參加中共幕後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但他沒有被中共體制收編，反而批判左盟領導者為「拉大旗‧作虎皮」的「奴隸總管」。魯迅自始至終保持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魯迅作品不僅針砭時弊，而且深挖中國人的劣根性，更使我畢生受用的是他的這句話：「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我後半生的思想認識的轉變，正是秉持這種批判現實也批判自己的精神而來。魯迅是我思想和寫作的基礎之一。

鼠年的生辰雜感

（取自2020年4月13及14日的文章與網誌。）
農曆3月22日是我的生日，2020年正好與我的新曆生日只隔一天，是4月14日。

我生於1936年，鼠年。回顧我生平經歷的所有鼠年，對我的人生都有意義。出生那年，是抗戰前夕。1948年，在中國內戰中，父母帶我從北平重回香港，由此在這裏開始了與在大陸完全不同的人生，我有了香港人的身份，儘管許多年後才對這身份有認同感。1960年，結婚，太太在大陸寶安縣教書，我們分離兩地直到1974年她重回香港。1972年，我辦的《七十年代》在左派陣營中崛起，那一年被邀到北京，見到一些要人，體會到的卻不是中共官方想要給我們的觀感。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開始面對表面明朗實際上卻灰暗的未來，社會從此開始了新的、延綿至今越趨激烈的矛盾。1996年，主權轉移將臨，港督彭定康預言，「香港的自主權……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2008年，與我相伴超過半世紀的妻子離世，我一度陷入長久的困惱中。2020年，香港繼反送中的絕望抗爭之後，來到全球疫情大爆發的時代。香港也在這一年實現告別一國兩制的「二次回歸」。

人說本命年是人生的一道坎。不過精通術數的哲學家勞思光生前對我說，本命年之坎，並非應驗在所有人身上，而是還要有其他命數配合的，所以毋須戒懼。但對於我來說，鼠年至少是人生的一個關口，悠長歲月中的每一個鼠年都像是一個里程碑。或者如弘一法師遺言所說的「悲欣交集」，悲是悲眾生，欣是欣幸走了過來，欣幸在自主命運中有新的覺悟。

過去幾年，每年都有新老朋友同我慶生。今年最冷清。有朋友問我：會不會悶？會不會感到孤獨、寂寞？孤獨與寂寞不是同義語，孤獨的人不一定寂寞，反而許多朋友一起鬧鬧哄哄的人往往是寂寞的。寫作人大都孤獨而不寂寞，一個人在那裏思想飛揚，如莊子所言：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昨天看港台的視點擂台，兩個年輕人黃之鋒和民建聯的林琳一對一辯論，糾纏着一個問題，甚麼是幸福？好像各說各的，沒有定論。

現代人的所有人文思想都從來沒有超越過古賢，而只是不同角度去解讀古賢。幸福的定義，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一語道破：「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氣。」

人的不幸不僅是物質的匱乏，而且是在物慾追求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做了奴隸：權力的奴隸，金錢的奴隸，色慾的奴隸。

自由並不等同於行動上的自由。自由的意思是自主，是為自己的準則而活的藝術。

×××
今年的生日，我也懷想到去年（2019）今天告訴我她也是農曆3月22生日的朋友Venny Lai，去年十月她在大阪旅行時突然過世，我知道時震驚不已。她妹妹一直放不下傷懷。我生日的願望之一是希望她妹妹和朋友們不要被不受操控的事情困擾。

人生有困難，有困擾。困難是你可以解決或經過努力也解決不了的事情；困擾是已經過去的或不受人為操控的事情。人的逝去是其中之一，目前的疫情何時結束？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操控的。作為個體來說，不須為這樣的事困擾。

敏儀傳送一首歌給我，是1943年歌手Vera Lynn演唱的We'll Meet Again，來自Vera Lynn主演的同名電影。這首歌是1939年由Ross Parker和Hughie Charles作曲作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最著名的歌曲，激發士兵們的戰鬥意志以及他們的家人和愛人的共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C4meGkNyc&feature=youtu.be

朋友們，我們會再次相見。在這之前，仍然可以在網絡中以文字或聲音相見。

Mitläufer，中文意思是「同路人」。1945年納粹戰敗後，法國為首的軍事法庭就着納粹黨員的身份審判了無數政商界和知識分子。黨員的情婦被當街剃光頭羞辱，據傳香奈兒靠着人脈關係才躲過一劫。Mitläufer的特殊意義在於，即使你沒有加入納粹黨，也沒有干犯戰爭罪行，但只要你的主張和思想上認同希特勒的政治取向的話，你就是同路人，面臨清算和懲罰。較出名的有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法軍對他頒佈禁教令，大學也開除了他的教席，當時導出了一場爭議：到底有沒有「學術的歸學術，政治的歸政治」這一回事呢？

人們如常地分成兩派，一派認為他的哲學觀念已因納粹思想玷污而充滿缺陷，理應全盤否定，另一派則主張選擇納粹只屬他的個人錯誤，與他的哲學無關。而眾多的求情者之中，也包括了猶太人鄂蘭——她是海德格的舊情人。

海德格承認自己犯上一生中最大的愚蠢，不應該當上弗萊堡大學的校長。由他1933年上任，到1943年受不住納粹政治壓力而請辭，10年間所做過的每一件事、寫過的每一封信、講過的每一場演講，都被人一一攤開當成呈堂證供。幾十年後重審這些供詞，你會被他的雙面特質所困惑。他一邊幫助德軍實施反猶太政策和搞再教育營，一邊卻阻止納粹學生貼反猶海報和燒書；一邊拒絕為猶太學生指導博士論文，一邊卻幫助猶太裔同事提出免被開除之訴。但我要告訴你，在這種大時代，做過一百件好事絕不足以抵銷你做過一件壞事，因為審判官正在尋找等量的罪人為過犯湊數。審判的本質是祭祀，懲罰只有在夠數的時候才會停止。

審判並不考慮情境，只在乎結果。在1933年找上一個不迷戀希特勒的德國人是非常困難的，但到1943年你會聽到另一套答案。海德格跟很多人一樣，也被那種革命的激情蒙蔽了，但被人蒙蔽並不足以成為自辯的理由。很多歐洲共產黨員都對同胞懺悔說自己不知道共產黨是這樣子的，我不知道會引狼入室，他們都希望用不知者不罪來申辯，現實卻告訴他們：即使你是無知，並不代表你無辜——你的罪性偏偏建在你的無知之上。

海德格的自責，更多的是怪責自己無知：我怎會說過「元首永遠是對的」呢？

他的不幸（也是幸運）在於，他有夠長命來見證自己的無知，懂得悔不當初。很多人還未等到極權倒下，自己便先行一步撒手塵寰，臨死時仍不知道自己所信奉的是一頭惡魔。對比那些明知是惡魔卻誓死追隨的人，他們的惡或許輕了一級，但他們還是需要為自己的無知負責，承擔自己痴心錯付所鑄成的後果。

「跟錯誤的一方成為同路人」，是一道凌厲的問罪。那些拒絕宣誓而選擇請辭的公務員，正是想避免這樣的指責，而選擇繼續打工做校長的人，所踏上的正是海德格的舊路，一生披戴着同路人的指控。十惡不赦的人其實只佔少數，他朝的清算者卻會極力希望一下子全盤否定他們的一生。能否自我救贖的關鍵，是他們有沒有在同路人之路上持續為自己製造「有利的證供」。你今天放過的一個人，可能在他朝會救你一命。

這樣說未免太功利，充滿利益交換的計算，並不出自真心。但在時下這種世道，口講道義已沒力改變任何人，但講到要為自己的將來打算，人們會較為願意改變自己。

作者

從價值觀看鴉片戰爭　｜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保衛鎮江城戰鬥一直延續到深夜，英軍被打死的，據英官方公佈是185人，實際數字要超過多倍。貯藏船歐琴號僅剩下3個水兵和1個侍者，船長、官兵均斃命。英軍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在鎮江遭受的損失比以往任何戰役都要慘重。恩格斯指出：「駐防旗兵雖然不通兵法，可是決不缺乏勇敢和銳氣。這些駐防旗兵總共只有1500人，但殊死奮戰，直到最後一人……如果這些侵略者到處都遭到同樣的抵抗，他們絕到不了南京。」

乍浦之戰。乍浦的防禦力量遠不如廈門、定海、鎮海。但是英軍攻占乍浦付出的代價遠遠超出了後者，共有9人斃命，55人受傷，為鴉片戰爭歷次戰鬥第三位。在天尊廟，一些清軍僅僅憑藉房牆以輕兵器作頑強抵抗，擊斃英陸軍中校湯林森等人。該廟被英軍炮火夷平。大多數清軍在戰鬥中逃跑，而乍浦駐防八旗官兵拼死作戰，讓英軍為之膽寒。

裝備、技術、組織或許是一場戰役勝敗的關鍵，但絕不是一場戰爭勝敗的關鍵。如果我們每一座城市，都像鎮江、乍浦一樣，堅守自己的價值觀，與敵殊死搏鬥，戰到最後一滴血。即使我們技不如人，幾億人的堂堂中華帝國，也不可能輸給區區萬人來犯的英國。

那麼清軍就無人了嗎?也不是，當時很多人建議啟用主戰派林則徐、鄧廷楨。但是林則徐、鄧廷楨已經被懲治了。怎麼回事呢?林則徐當時虎門銷煙，點燃了中英之間的戰爭。戰爭開始後，英國打了幾個勝仗，清朝立刻就慫了。派了琦善去談判。一個民族價值觀衰敗了，叛徒就特別多。琦善就是這麼一個大漢奸。

他去了大沽口和英國談判，英國要求懲辦林則徐，口氣是非常強硬的。琦善作為傳話人，把「懲辦」翻譯成「申冤」「昭雪」。這就很合道光帝的胃口。（哪有打到你家門口來申冤的?）道光帝滿足了，他以為懲處了林則徐，兩國就可以化干戈為玉帛。琦善也在邊上煽風點火，結果道光就將林則徐發配新疆伊犁了。真是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國家衰敗，帝王必昏庸。這道光的價值觀也真是讓人搖頭。當初讓林則徐禁煙，那給林的待遇是可以騎馬進紫禁城，聽說林不善騎馬，特准可以坐椅子轎進紫禁城。當時的大臣有幾個有這樣的風光。現在風頭一變，立即要懲辦林則徐。翻臉比翻書還快。你讓一朝的大臣怎麼看?像林則徐都是這個下場，誰還敢效命。

林則徐被懲辦以後，琦善滿心以為英國人這次該高興了。結果呢，英國的要價更高了。要大清割讓香港。琦善又開始給道光做工作，道光再懦弱，也咽不下這口氣，就把琦善也革職了。這時候道光才有點後悔懲辦林則徐了。但是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何況是天子呢?

主戰的林則徐懲辦了，主降的琦善革職了。同志們，你們要是大臣該怎麼提這個建議。這時候可以看到，滿清最高統治者的觀點一直在左右搖擺，這就是價值觀不堅定的結果。那麼下面的官員就很難揣測聖意。誰也不敢說話。你要是堅持打，那麼肯定有大臣給你拿方案。你要是降，也有人讚成。這一會兒急著打，一會兒忙著談。大臣們也都蒙圈了，心裡沒底兒啊，皇上到底什麼意思?這時候大家都觀望，謀定而動。這沒人獻計獻策，皇上就成孤家寡人了，更無助了。

鴉片戰爭敗了，就只能投降談判。對清政府來說，這還不叫降，叫「撫」，就是安撫的意思。（都這步田地了，滿清還把自己擺得高高在上呢。）清朝派了耆英和伊里布去談判。奇葩的是，這麼重要的談判，也不是這兩人直接去和英國人談，是他們派了家丁去談的。然後家丁再回來轉述談判情況。

為了盡快送「瘟神」，清政府對英國的要求是有求必應，基本照單全收，連討價還價的過程都沒有。談判的結果呢，簽署了《中英南京條約》，內容大家都知道了。其一，五口通商。從廣州到上海，五個口岸通商。其二，稅率。英國進口商品的稅率是值百抽五，就是5%的稅率。而且在補充協議了，進一步約定，今後中國核定稅率，必須與英國商議才能核定。還有就是領事裁判權。英國人在中國犯了事兒，不接受清政府的審判，只接受英國的審判。也就是說，英國人如果殺了中國人，只要我英國說沒罪就是沒罪。你中國也干涉不了。所以我們後來看很多清朝題材的影視劇，外國人可以肆無忌憚欺負中國人，即便殺了人都不怕，就是有這一條的保護。這其實是侵犯了中國的司法主權。但是當時清朝人的價值觀裡，哪有這些主權意識呀?這也答應了。關稅主權、司法主權的喪失，後來經過多年的努力，直到1943年才廢止。在中國實際執行了差不多一百年。

最後就是割讓香港。第二次鴉片戰爭後，1860年，簽訂了《中英北京條約》，又把「九龍司地方一區」，即九龍半島南端尖沙咀區，正式併入香港界內，「割讓」給英國。到了1898年6月9日，再次強迫清朝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又強租了深圳河以南、尖沙咀區的界限街以北整個九龍半島，以及東起大鵬灣、西至深圳灣、南至南丫島的廣闊海面和大嶼山等大小二百多個島嶼。直至1997年7月1日，正式交還。

鴉片戰爭雖然輸了，但是如果作為一次警鐘，讓中國人開眼看世界，臥薪嘗膽奮發圖強，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清政府，在戰後就沒人再提這件事兒了。上至皇帝、下至大臣，誰也不願再提起鴉片戰爭。就好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繼續自己的鴕鳥夢。這樣的價值觀，就只能讓中國繼續滑向歷史的深淵。

時光荏苒，一百七十多年過去了，今天我們已經從歷史的谷底走出來了，可是這其中的代價有多大呢。以史為鑑，珍惜眼前，勿讓歷史重演。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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