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玄奘是不是在成都大慈寺修行剃度?
歷史上堪稱偉大冒險旅行家、享譽國際的宗教學者玄奘西行十多年取經回到中原主持翻譯,因為他精湛博學,被人尊稱為「三藏法師」。經過元代雜劇和明代小說《西遊記》的廣泛傳播,玄奘在民間就變成婦孺皆知「唐僧三藏」了。但是,玄奘法師西行取經之前,曾在成都修行五年,到20歲出頭正式在成都的寺廟受戒剃度,然後才有遊歷四方和去天竺印證佛學源頭的宏偉理想。奇怪的是,1000多年以來,不論民間人們口頭相傳還是學術界多數觀點都認為,玄奘是在成都市中心的唐代古寺大慈寺修行並受戒剃度,但諸多古籍史料留下的說法卻能夠證明這一說法並非事實。
一、少年玄奘隨哥哥長捷到成都修行
玄奘的出生年份並不確定,一般傾向於西元596年(另一說是602年),家鄉是河南偃師緱氏鎮。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博士,父親陳慧在隋朝初年當過江陵縣令,家境算是普通。
玄奘的俗名叫陳褘,之所以會出家為僧和二哥陳素有關。南北朝到隋朝依然是佛學鼎盛時期,隋文帝和隋煬帝都是大興佛寺的典型,文帝楊堅傳說本來就出生在寺廟,小時候由一個尼姑帶了好幾年。煬帝楊廣在江南拜著名天台宗祖師智顗大師為師,智顗勸諫楊廣為安定江南做出很大貢獻。
佛寺興盛為安撫亂世裏的百姓提供一個寄居的環境,當時算是某種救濟疾苦的組織。由於這種社會背景,一表人才的陳素很年輕就在洛陽的淨土寺出家,學問深厚,人稱長捷法師。少年陳褘跟二哥陳素在淨土寺做小沙彌五年,深受兄長的影響。由於玄奘的成就超過哥哥,後來也就為玄奘的出生添加了一些離奇的點綴。玄奘是家裏四位兄弟姐妹中的老四,傳說母親懷他的時候身體欠佳,生他的時候遇到危險,突然屋頂上傳來三聲鳳凰的啼叫,玄奘母親才度過難關平安生下他。父親覺得這孩子不同一般,就找相士來看相,相士連連稱讚說:「此子寶相莊嚴,出生時有祥瑞庇佑,日後成就非同凡響。」
還有一個故事是關於他出家的。隋煬帝下詔要在洛陽度僧人27名,其中有個13歲的小童年齡太小,不在入選之列。大理卿鄭善果在淨土寺遇上他,略帶調侃地問道:「你小小孩童出家究竟想做什麼?」那小童從容不迫地回答:「小子要繼承如來的智慧和使命,把他流傳在世間的佛法發揚光大。」鄭善果見他人才出眾,大為驚訝,當即破格錄取,並向同僚誇讚:「此子得度必能弘大佛門的教化。」這個小童就是日後的玄奘。
因隋煬帝年間各地義軍打來打去的動盪,洛陽在王世充佔據之下,經常受到滋擾,長捷出於避亂,也是出於求學的念頭,聽聞幾位同鄉高僧大德都在成都佛寺,於是就帶着十五六歲的玄奘千里迢迢到了四川。
二、玄奘在大慈寺修行只是傳說
大慈寺自唐朝以來曾經是成都歷史上有見於記載的規模最大的寺廟,比今天的規模大幾倍,整個春熙路、鹽市口商業街區全都在大慈寺的範圍內。
大慈寺最早始建年代,據宋代普濟《五燈會元》所載,是來自印度的僧人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時間大約是四世紀中期,但不一定真實可信。而起初的寺廟名稱也不可考證。因為大慈寺真正得名來自唐玄宗入蜀避亂,這個名字是皇帝賜名的「敕建大聖慈寺」。
據說唐玄宗來到成都以後,偶然見大慈寺僧人英幹在街頭施粥,救濟窮困百姓,並為當時中原的戰亂祈福。當時已經年屆七旬的玄宗在逃難過程中,堂堂大唐天子親身經歷過吃不上飯,忍饑挨餓,反而接受百姓救濟的尷尬境地,為此深受感動,然後得知舊交無相禪師在這裏,請他跟著玄宗到行宮內殿居住,賜田一千畝,敕書「大聖慈寺」匾額,讓無相負責主持擴建大慈寺。因為無相禪師先後在成都建造過多家寺廟,有淨眾寺、菩提寺和甯國寺。
幾年下來,重新擴建的大慈寺房屋達到96院8542間,一度是成都最繁榮的寺廟。到會昌年間,武宗打擊天下佛寺,因為大慈寺有唐玄宗的御筆題額,故「不在除毀之例」,是當時成都唯一保存下來的佛寺,自然也成了整個四川規模最大的佛寺。不光唐代如此,到宋代也如此。大慈寺壁上有各種如來佛像1200多幅,天王、明王、大神將像260多幅,佛經變像114幅,所有畫像「皆一時絕藝」,蘇軾譽為「精妙冠世」。宋李之純的《大聖慈寺畫記》稱:「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大聖慈寺之盛。」到今天依然是成都極為罕見保留有部分唐代原貌的古跡。
唐朝剛剛建立的武德元年(618),玄奘與哥哥長捷法師來到成都,在成都各個著名寺廟拜訪高僧,印證交流和學習探討,見於記載的有寶暹、道基、智震、道因等人。玄奘進步很快,據說他隨寶暹學《攝大乘論》,隨道基學《毗曇》,隨智震學《迦延》。武德五年(622)春,玄奘在成都大慈寺的東律院正式受戒並坐夏學律。
玄奘前後在成都五年,究通諸部,常在大慈、空慧等著名佛寺講經,為蜀地僧俗所景仰,初步顯現出一代高僧風采,也表現出青年學者的睿智和廣博。但玄奘並不以此感到滿足,對佛學各種學問的好奇和疑惑,渴望與更多高僧交流印證的念頭一直纏繞在他的心中,於是他泛舟三峽,取道荊州再回長安,實現他赴西天取經之壯舉。
千百年來,玄奘在大慈寺受戒剃度的說法一直廣為流傳,但近年專家學者對成都歷史文化的研究所得,可能事實並非如此。
三、空慧寺與玄奘兄弟的隱秘關係
再回武德元年,玄奘與長捷法師經子午穀、劍閣至成都,當時並沒有到城中大慈寺,而是居住在城西的空慧寺,這一細節記載在慧立和彥悰為玄奘寫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一卷中,「時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法師兄因住空慧寺,亦豐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儘管這一傳記有許多小說筆法,記錄內容並非百分之百真實,但許多關於玄奘的生平經歷還是被研究者重視的。
《法師傳》開篇就提到西蜀佛教的興盛,正因為隋煬帝時期的亂世,許多高僧都投奔西蜀相對安寧,同時南朝以來,成都佛教也發展很快,也才能吸引這些高僧紛紛前來,所以他們兄弟也聞名前往。當時玄奘還只是十五六歲的小沙彌,《法師傳》雖然添加了一些語言誇張地形容玄奘學問有如天才,引起許多蜀中僧人驚歎,但畢竟玄奘尚屬「應法沙彌」階段,還不具備資格獨行法事,按照規矩也應該是跟著哥哥長捷法師一起在空慧寺居住,也時常去其他寺廟拜訪學習。也許是空慧寺後來消亡,玄奘兄弟與空慧寺的淵源一直不被重視。
成都空慧寺是一所歷史悠久的佛學講寺,位於成都西郊某處,今天已經不可考證。以史料記載,空慧寺由石犀寺改建而來。石犀寺最早並不是佛寺,主要留存著李冰治水時鑿刻鎮水石犀牛。南朝蕭梁武陵王蕭紀(武帝蕭衍的第八子,在成都十七年)在成都正式改建佛寺,當時叫龍淵寺,是蜀中南朝寺廟的代表之一。據唐代道宣《續高僧傳》記載,蕭紀專門從洛陽請了高僧慧韶入蜀弘法,慧韶,俗姓陳氏,為洛陽潁川陳太丘之後,與玄奘兄弟屬於同籍同族的本家。慧韶奉邀至蜀,于諸寺講論,開道如川流。到唐朝以後,因為避諱高祖李淵的名字才改名空慧寺。正因為空慧寺的興盛與玄奘兄弟有莫大淵源,所以他們入蜀以後專門前往那裏瞻仰,也就居住在空慧寺。
《續高僧傳•玄奘傳》還記載:「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長捷法師在空慧寺中開法筵講席,「凡講《盤經》《攝大乘論》、《阿曇》、兼通《書》《尚書》、《傳》(春秋三傳),尤善《老》(《道德經》)、《莊》(《莊子》)長捷法師的講筵法席「為蜀人所慕」。當時僧官「總管酂公特所欽重」。
很顯然,唐朝剛剛建立時的大慈寺還沒有後來的名氣,地位遠不如空慧寺,以長捷、玄奘與空慧寺的家鄉淵源,寄居修行於空慧寺更合乎情理。只不過空慧寺毀于唐武宗時期,宣宗即位,重興此寺,改名聖壽寺。
北宋人吳師孟《大中祥符禪院記》與南宋馮檝《大中祥符院大悲像並閣記》記述了重興之聖壽寺規模,大略謂寺院占地七頃,共三十院。規模、佛寺一度媲美大聖慈寺。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季春,院中塑觀音像一尊,歷經五年方完工,是迄今為止成都市最大的雕塑觀音像。但由於空慧寺名稱已經不再使用,從此就淹沒了。
空慧寺具體位置歷來也有爭議。據清朝一些史料觀點,認為年羹堯于雍正初年在原來空慧寺、聖壽寺的位置改建了將軍衙門,那麼應該就是今天成都市金河街、東西勝街及將軍衙門一片,這一說法參見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祁和暉《唐僧玄奘成都五年修習研究》的考證。(《西南民族大學》(人文社科版)2008年12月總第208期)。但另有一說法則是偏南的文廟街一帶,因為有唐代古籍《續高僧傳》點明玄奘「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支持位置是成都偏南的地方。如袁庭棟的《成都街巷志》一書中,就是在介紹文廟街時順帶提到過空慧寺的情況。
四、玄奘在多寶寺修行而被誤認為是大慈寺
事實上,空慧寺的名聲雖然在隋唐時很大,但玄奘可能也並沒有與哥哥長捷住在一起。因為畢竟《法師傳》寫明只是「法師兄因住空慧寺」,而《續高僧傳》雖然支持說玄奘與長捷同住空慧寺,但求學與修行可能另有別處,更重要的是受戒剃度在空慧寺的可能性不大。
根據玄奘當時拜訪求學多位元高僧的情況,玄奘修行所在應該是成都城東的多寶寺。這也是一座成都名寺,由晉朝寶掌禪師興建,多寶寺位於城外僻靜的地方,而玄奘和長捷都是潛心向學的人,兩兄弟分別居住更有利於各自修行,這也比較符合研究學問的實際,這是其一。
多寶寺當時聚集高僧很多,其中有一個高僧道因法師年長玄奘十五歲,同樣是玄奘的河南家鄉人,俗姓侯。多年以後玄奘從天竺取經歸來,道因法師還被請到長安與玄奘一起翻譯經書,兩人交情極好。另據《大宋高僧傳》,玄奘請教學習的寶暹、道基兩位法師當時也都在多寶寺。這是第二點。
再次,多寶寺位於成都城郊外,當時要出城十多裏。更重要的一點證據是,多寶寺在成都城內另設有戒律院,正好與大慈寺毗鄰,玄奘正式受戒剃度就是當時多寶寺設在城內的戒律院。只不過唐朝中期以後大慈寺因得到玄宗李隆基下旨擴建而出名,吞併了城中原來的多寶寺戒律院地盤,演變為大慈寺的東律院和西律院(東律院原屬多寶寺的位置應該是大慈寺以東靠近府南河一邊),因此後人才會誤認為玄奘是在大慈寺受戒剃度,再後來就演變為玄奘一直就是在大慈寺修行,事實上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正因為成都的多寶寺當時有戒律院,各方高僧雲集,寺廟規模很大,所以具備傳授戒律的資質。而空慧寺雖然聲名遠播,但規模和受戒條件似乎還不夠。關於玄奘受戒剃度的推斷可見四川文史館馮修齊《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考論》(《西華大學學報》2009年4月)。另外明代曹學佺所著《蜀中名勝記》也記載,唐高宗儀鳳年間(676-679),空慧寺獲得敕建佛塔,當時在該寺獲得受戒者才700人,這時已經距離玄奘受戒有55年之久。雖然缺乏更多具體證明空慧寺受戒資質的資料,但推測空慧寺在唐朝初年應該還不具備剃度條件。
綜合來說,玄奘當年在成都多寶寺修行五年並受戒剃度的可能性更大,也能與大慈寺的流傳演變聯繫起來,應該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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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訪問過謝佩霓老師,對她優雅的氣質和淵博的學問印象非常深刻。她最近出了一本書,叫做《貓非貓》,她拍旅途中的貓,像攝影集又不像攝影集、像散文又不像散文、像文學評論又不像文學評論,像美學史又不是美術史,文體難以歸類,但唯一可以確認是優雅又博學的文字,跟謝佩霓老師一樣。
以下是之前與謝老師的訪問。
《畢卡索的女人 謝佩霓》
一紙紅色公文,電影海報大小,貼在北市府文化局走廊,「主旨:台北市政府民國一○五年二月一日府人任字令第10530063700號令,任命謝佩霓為本府文化局局長,業於一○五年二月一日接篆視事」,紅底黑字,喜氣洋洋,乍看像春聯,又像早年誰家小孩考上大學,張貼家門的紅紙頭。謝佩霓不在辦公室,她和市長柯文哲正在會晤紐西蘭來訪的議員。初來乍到,房間來不及累積私人物品書籍,看不出主人性情品味,倒是桌上一大盒便利貼,五顏六色,尺寸各異。就任第一天,她僅要求這一樣文具。她來了,問她是何以故?她坐下來,撕開黏貼卷宗公文上的各色便利貼,隨意擺弄次序,像玩弄著塔羅牌。
她解釋,處女座天性使然,看重歸納和分類,但更重要是批改公文,評論、註記,靈光一閃的想法……她需要便利貼去黏貼腦海如蜘蛛網一樣四散出去的念頭。這是真的,近兩小時訪談,她從顱顏手術談到旅行收納,又說某年造訪心儀的義大利作家安伯托·艾可未遇憾事,然後跳接對高雄市長陳菊的提攜表示感謝……
思維便條
影集《慾望城市》女主角被男友用便利貼留言分手,她的際遇也相去不遠。二○○九年,任職逢甲大學建築系的她被借調至高雄,擔任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任職近六年半,籌辦展覽年年入選《藝術家》「十大公辦好展覽」,二○一三年、二○一四年,館內出版品相繼獲德國紅點設計大獎和iF大獎視覺傳達設計獎。去年七月,她看到高雄文化局行文至逢甲大學公文副本,才知自己被解職了,「要交接只能和空氣交接。」
丟官突如其來,升職一樣讓人措手不及。今年一月三十一日,她在臉書悠哉發文說自家後院山茶花開不若去年妍麗,誰知一覺醒來,看新聞柯文哲宣布,才知自己已正式上任,「當然之前有被徵詢,也來台北談過,但沒有想到這麼快,本來以為三月才會上班……」請辭逢甲大學教職,匆匆上任。她太忙了,我們僅能午休安插訪問。要先吃便當嗎?「不了,」她打開櫃子,背對著我們補妝:「口紅顏色還夠嗎?不夠沒關係,你們拍完再修圖好了。」時間倉促,思考跳躍,但她說話口氣仍不疾不徐,完整論述。人放慢說話速度,措辭考究,看上去就顯得優雅,甚至可以說是太優雅了。
上任第九天,她陪柯文哲出席書展。一群記者將她包圍,當然不是問年假看什麼書,屏東春浪音樂節移師台北,文化局仍在審核企劃,主辦單位便迫不及待在網路賣票。記者質詢她,事件化約成對與錯,黑與白。問媒體震撼教育感受?「當然不習慣,我很詫異北部記者都喜歡從我的外表談起。」從外表談起,有兩種意義,一種是指穿著有品味,一種是指她不對襯的臉。
病房旅行
她因母親懷胎第三週胚胎分裂不全,出生被診斷小臉症合併症,左臉聽力和視力全無。漫長的顱顏重建手術從六歲到三十一歲,得挖自己骨頭、肌肉去填補。人生最早旅行就是病房旅行,台北的記憶就是馬偕醫院的記憶。早年去伊通公園參加講座,主講人見她走進來,脫口便說:「啊妳怎麼長這樣,陰陽臉欸。」她笑笑回答:「我是畢卡索女人的真實版。」
先天無法改變,只得換一套新衣服重新發明自己。文化局長初登場,媒體著墨於其穿著:駝色毛衣搭天鵝絨黑長褲,白色珍珠戒襯桃紅色口紅。她覺得彆扭,「本來要回家多拿些衣服,想想就退縮了」,可是被稱讚穿著體面,心底還是會有一絲絲的得意吧?她不否認,笑說媽媽大概會比較得意,「我天生色感很好,對衣料比較敏感,小時候難過的時候,躲到媽媽的衣櫃,偷摸媽媽陪嫁絨布,就會很開心。」
優雅舉止來自大家族閨秀教養。曾祖父謝道隆是漢醫,是日治時期三大詩社之一的櫟社詩人,父親謝文昌是建築師,作品為台北中華體育館、中泰賓館,母親是師範學院音樂老師,家中女眷把自己打點得好好的,妝髮到位,身上始終香香的。她小時候半夜會被父母叫醒,一家人拿手電筒在院子裡欣賞今年第一片落下的槭樹葉子。靜宜英文系畢業,前往比利時、南非攻讀美學碩士和博士,美是專業,也是家學,人生的殘缺都被愛填補了。她用華麗詞藻暢談對台北的願景,言談十足把握。我突然問上一句:所以妳很習慣他人的凝視?「當然不可能,被注視,便會低下頭來,我其實沒有自信。」
情感教育
幼稚園上學第一天,第一個小時就哭著回來。快中午了,母親在煎白帶魚,她衝到廚房抱著母親的腿大哭,說同學罵她怪物、祕雕。哭著哭著,發現背濕了一大片,抬頭發現母親也陪著掉淚,鍋鏟擺一邊,魚煎焦了。再轉頭,爸爸也在門邊哭。第一次看見父母哭,以為自己做錯事,從此知道有天大的委屈忍住傷心。
閨秀的情感教育是節制而自持的,「我得偷偷愛很多東西。在大家庭,喜歡上哪個東西,你也不能說你喜歡,除非都沒人要,你才能開口。」印象中,母親僅在她去比利時念書前夕,抱過她一次。童年學會自己洗澡後,父親便未曾踏進她的房間,有事要交代,敲敲房門,只站在門口講話。
閨秀的情感教育是別離要好好說再見。去年被解職,藝文界臉書發動抗議,網路也有黑函攻擊:「人爛把下屬逼到要暴動」「負面批評至多一、兩則,若再放大,為此難過,傷到是愛你的人,」她說:「藝術談的是昇華,我唯一的遺憾是不能好好說再見。」
痛的力量
在疾病中昇華的人,也懂得在錯遷的人事昇華。童年進出手術室,大人把杏林子的書塞在她手上,每次都說不痛了,這是最後一次了,但一次比一次還痛,「每次手術痛個四、五天,痛到在病床上醒來,咬著嘴唇忍著痛,嘴巴都是血。但痛都會結束,結束了,又像是變成一個新的人了。」
她感謝她的病,若非如此,她優渥的家境,腦筋不差,漂亮學經歷,恐怕也會讓她長成一個驕縱的人,生命不會這樣有價值。
丟了美術館長職位,卻成文化局長。柯文哲讚她有很多國外工作經驗,看中她國際化能力。策展人胡永芬說假使柯文者能交給專業,真心支持,她樂見其成:「謝佩霓具有全面的文化素養,面對文化藝術知其價值所在,知其輕重緩急,能做出準確的專業價值判斷。」
藝術的世界很大,但她卻選擇用很小的方式去談論。幫陳澄波、林壽宇、李仲生策展,她用單戀的心情去策展,「我很節制,用愛的方式卻很驚人,如果我沒把自己掏空,讓別人附身,我頂多看見自己的倒影。」她的口氣太平靜,太理性,導致我們根本不會發現她談論的其實是自己的感情觀:「我壓抑地表達我自己的情感,你感受不到我會很難過。單戀真的比較好,沒有期待,不渴望回報,只要你好就好。」傷痛都會過去的,談事業,談情感,談疾病,她用的全是同一張便利貼。
單戀策展
自嘲長得像畢卡索的女人,人生也活得像畢卡索的女人--掏空自己,一昧地成全別人。難道沒有創作慾?「我一直有創作慾,所以這更辛苦。我不否認我畫畫、導戲、寫作、拍電影都蠻厲害的。」
她說因不忍心藝術家間不能互相理解,若能當藝術家與公眾之間的觸媒,又為什麼不?觸媒加強化學變化,但結束了,她還是原來的她,「退到自己小小的房間,給我書,給我一個院子,給我巧克力,給我小動物,我就會很開心。」
畢卡索的女人退到自己的房間讀書,臉書上分享黃小琥歌詞:「過了作夢的年紀,轟轟烈烈不如寧靜。紅酒配電影,半百聽黃小琥,都是召喚寧靜致遠這般幸福的絕配。」今年五十歲了,有恐懼什麼嗎?她說以前只有一隻眼睛的視力,怕瞎,現在醫學進步,有超級隱形眼鏡,沒有什麼好害怕。
萬事萬物都有好奇心,心態年輕,不知畏懼,所以畢卡索的女人看上去總也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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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閱讀:向極權主義邁進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
這個星期我會介紹一本書,今天先談談書作者、美國經濟學家湯馬斯‧索爾在書中的一句話: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時,犯錯是容易的,堅持錯誤也很容易。」
湯馬斯‧索爾(Thomas Sowell)生於1930年,是當代美國經濟學家、社會理論家、政治哲學家。
1930年出生在紐約哈林區黑人家庭。高中時因家境輟學,之後被徵召參與韓戰。退伍後憑著自學,先後畢業於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並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除了經濟議題之外,他經常針對國家的角色、種族問題等主題發表文章,著書20餘種,他最重要的作品,則公認是《知識份子與社會》。
這裡引用書中的這句話,適用於社會普遍的職業。不論做什麼工作,任何人都會犯錯。阻止人們犯錯的主要原因,就是做錯了要承擔後果,要付出代價。因此而促使人們做事謹慎。常見的職場現象,是人們做錯了會把犯錯的責任推卸給別人或下屬。而好的領導者就會主動承擔下屬做錯的責任,即使他對錯誤並不知情。
如果一個人做錯了事而不須承擔責任的話,他就不會謹慎從事,就會輕易犯錯,而且不會承認過錯,反而堅持錯誤,持續犯錯。這樣,對工作,對社會,都會造成越趨嚴重的後果。
但索爾上述這句話所指的,不是一般人,而是被稱為知識分子的特定的人,包括著名的學者、作家、意見領袖等等對社會的發展有實質影響的人。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他形容知識分子往往就是一些對造成社會傷害而不須負責的人。
《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不久前有一部電影《Mr. Jones》上映,中文名譯作《新聞守護者》,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
加雷士.鍾斯(Gareth Jones)是1932年首次實地採訪報道蘇聯烏克蘭大饑荒實況的英國記者。他的報道被當時西方媒體和政界指為無中生有,《紐約時報》莫斯科分社社長華特.杜蘭迪(Walter Duranty),知道真相卻發表文章暗示鍾斯是一個騙子:「這裡沒有饑荒,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杜蘭迪被蘇聯和知識界奉為座上賓,並獲得了普立茲獎。杜蘭迪更連結其他同行一起打壓抹黑鍾斯。西方知識界認為蘇聯縱有不足,但在追求平等的偉大理想下也要給它時間。西方政界基於必須與蘇聯打交道,一廂情願地相信蘇聯的宣傳。鍾斯的報道被掩蓋在一片歲月靜好之中,受到西方主流社會和媒體杯葛,只能在非主流媒體刊登。但報導真相帶來的後果是,他在1935年前往中國東北採訪時遭到懷疑是蘇聯特務所暗殺。
掩蓋真相的杜蘭迪就活到1957年73歲,他的普立茲獎一直沒有被取消,儘管蘇聯的暴政和烏克蘭大飢荒的真實存在已在西方廣泛報道。直到1990年,《紐約時報》才承認杜蘭迪發表的否認饑荒的文章是「本報史上最糟糕的報道之一」。然而,普立茲委員會拒絕收回給予杜蘭迪的獎項。 ——這個真實且諷刺的故事,就是電影《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知識分子的禍害
索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書中,用大量事實,批判知識分子在兩個世紀以來,以他們不須負責的言論引導社會,而造成的禍害。他認為,「人類絕大多數的災難,恰恰是由這些自以為最聰明的群體造成的。」
知識份子指的是產製觀點的人,而一旦知識份子所產製的觀點,由他們身旁另一大群人士加以向外傳播——這些人士包括教授、老師、作家、記者、官員議員及其助理或其他「知識界」(intelligentsia)成員等,便會對社會產生巨大、甚至關鍵的影響。
他認為,要列出知識份子的貢獻有點難,但要舉出這群人從過去到現在對社會的破壞,就容易多了。許多人為災害——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獨裁政權的興起,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延長,甚至當今校園內缺乏言論自由、只容許知識份子主流意見的情形,這些災害背後都有難辭其咎的知識份子。
但現實與知識分子的斷言往往有很大差距。例如,在槍枝管控議題上,知識份子常認為「槍枝管控鬆散,導致殺人犯罪率增加」。因此美國殺人犯罪率高的原因,就是槍枝管控鬆散。可是統計數字顯示:
巴西、俄羅斯的槍枝管控比美國更嚴格,殺人犯罪率也比美國更高;德國、比利時、法國不禁槍,殺人犯罪率卻低於禁槍的盧森堡;墨西哥人民擁槍率低於美國,殺人犯罪率遠高於美國;20世紀初英國不禁槍,二戰後開始管控槍枝,殺人犯罪率於1963年躍升為20世紀初的2倍;1960、1970年代美國殺人犯罪率持續竄高,1990年代大幅下降,同一時間區段內,私人擁槍率一直成長,可見槍枝管制與殺人犯罪率之間沒有關連。
但最早讓鍾斯的故事廣為人知的,不是這部電影,而是湯馬斯‧索爾於2010年出版的一本書。《知識份子與社會》出版後,波蘭女導演阿格涅絲卡·霍蘭(Agnieszka Holland)才將這件事改編成電影。
人類左傾的代表
索爾的文筆優美且犀利。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記述了比電影更精彩的故事,堪稱「20世紀知識份子的翻車史」:
1930年代,大作家蕭伯納、羅曼‧羅蘭訪問蘇聯後,為史太林唱讚歌;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沙特考察納粹德國後,評價希特勒統治的第三帝國 「和法國差不多」,此時,猶太人已經被關進了集中營;二戰前夕,哲學家羅素極力推動英國單方面裁軍、削減軍備;左派理論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為赤柬辯護…… 。索爾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知識份子有一種讓人驚訝的特權,就是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極度愚蠢。
知識份子,通常被大眾視為「智力超群、富有擔當」的群體。但是,許多大名鼎鼎的知識份子,為什麼會在人類命運的關鍵時刻「全軍覆沒」、甚至判斷力還不如常人呢?
原因是知識分子有左傾的淵源,又或者追求平等是人類的驕傲,是人類的天性。 任何人從出生開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論教育,都會自然而然產生左派的烏托邦的平等構想:妄想知曉和掌控一切事物,期待盡善盡美的社會制度,渴望無微不至的保障……。
要克服這種天然的左派衝動,幾乎一定要經過「從左到右」的觀念轉變,養成消極的政治觀——對世界保持謙卑、審慎,對人性保持警惕、悲憫,從而接受「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的右派價值觀。 但是,知識份子作為掌握專門知識的群體,本身又擅長表達、傳播觀點,於是在他們身上,人的驕傲往往就來得更強烈、更明顯,不易改變。 即便有左派哲學的加持,知識份子的左傾在每一個時代都沒有什麼新意。
向極權主義邁進
知識份子的研究通常是制度和環境,他們迷信「制度和環境」, 輕視世俗的「觀念和民情」。 因為迷信制度,他們拒絕相信「民主國家也可能發生選舉舞弊」、 「自由媒體也可能不公正」。他們固執的相信,一個國家只要有了人民的民主權利、三權分立,制衡權力的法治就會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會趨善避惡、永享太平。
因為輕視觀念,知識份子只反對看得見的極權制度,卻對產生極權的觀念和民情視而不見。他們認為「適當比例的財富再分配」以實現平等, 「有利於形成互助互愛的社會氛圍」。這些觀念因知識分子的傳播而造就民情,正挑戰私有產權的倫理,也不斷擴大政府管理權力而不再是「有限政府」。私有產權和有限政府不斷向社會和權力妥協的後果,就是向極權主義邁進。
由於輕視觀念的後果,左派知識份子在傳播可能有害的觀念時,可以毫無顧忌。在觀念的後果產生後,他們也心安理得。
一個醫生如果出現嚴重誤診,一個工程師的設計如果出現嚴重誤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在職業上身敗名裂。 但是,當那些「社會工程師」在知識上出現嚴重誤判,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的後果時,他們卻無需付出任何代價,甚至照樣充當知識教主、社會良心。
索爾提醒大眾,少一些對知識分子的盲目崇拜和道德綁架,他們反而更能謙卑、清醒。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要明確自己的道德責任——不僅要敢盡言責,還要善盡言責,考慮和顧及到自己的言論和理念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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