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時期的井田制度|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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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制度」一詞是自戰國以來,人們對西周時期所行土地制度的通用名稱,歷代各家學者的解釋不盡相同。
我們認為它的含義有二:
一、「井」字像田地的形狀。田地中有阡、陌、溝、渠,劃分田地為若干方塊,來源於夏商以前。
二、西周的封建領主制剝削方式。這種剝削方式的基礎,即土地所存權的分配,是天子有所有權,諸侯、卿大夫、士等各級貴族有佔有權和使用權,庶人(農奴)無土地權利,只有耕作和提供剝削的義務。具體剝削方式,是貴族們將田地分為兩類,一類為貴族自留田,名「公田」,由所屬農奴們集體無償代耕,就是勞役地租。另一類大致以百畝為單位分給農奴各家耕種,收穫物歸農奴所有。孟子對這一剝削形式設想為:「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當然各貴族對公田、私田的劃分或分佈,因地因人而異,不一定絕對如此整齊劃一,孟子也說「此其大略。」古人把這種勞動產品再分配的方式「雅化」為「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公即諸侯。在井田制度下,土地不許買賣。
周朝施行井田制,既作為諸侯百官的俸祿等級單位,又作為控制庶民的計算單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買賣,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關係去繼承。耕種井田的農業庶世也隨著土地同屬於領主階級所有,終生不得離開土地,更不准轉業。
所謂「井田」,就是具有一定規劃、畝積和疆界的方塊田。長、寬各百步的方田叫一「田」,一田的畝積為百畝,作為一「夫」,即一個勞動力耕種的土地。井田規劃各地區不一致。有些地方採用十進制,有些地方則以九塊方田叫一「井」。因為把九塊方田擺在一起,恰好是一個「井」字形,井田的名稱就是這樣來的。一井的面積是方一「里」;一百井是方十里,叫一「成」,可容納九百個勞動力;一萬井是方百里,叫一「同」,可容納九萬個勞動力。
在井田的田與田、里與里、成與成、同與同之間,分別有大小不同的灌溉渠道,叫遂、溝、洫、澮;與渠道平行,還有縱橫的通行道,叫徑、畛、途、道。各種渠道的大小、深淺和通道的寬窄,都有一定的規格。
西周的各級統治者把井田分為三類。他們各自把其中最好的部分(即位於河流附近、背山向陽的平展土地)成千塊、上萬塊地留給自己,叫「公田」。因為公田的面積很大,所以也叫「大田」,驅使奴隸集體耕種。把距城市較近的郊區土地,以田為單位分給和統治者同族的普通勞動者耕種。這部分人因為住在「國」(即城市)裡,叫「國人」。國人不負擔租稅只負擔軍賦和兵役。他們平時每年向國家交納一小罐米和一捆牧草,作為軍費。戰時當兵,自己準備武器、糧食和軍需。國人有當兵和受教育的權利,所以也叫「武夫」或「士」。他們受教育主要是軍事訓練和學習禮儀。這部分人是社會裡的普通平民。他們表面上不受剝削,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但是,當時社會的掠奪戰爭是十分頻繁的。他們經常披征去打仗,自己家裡的田園都荒蕪了,因而破產負債。打了勝仗,掠奪來的土地和財富統歸統治者所有,如果打了敗仗,還有被俘淪為奴隸的危險。因此,國人的地位是動盪的。
封建領主把距離城市較遠、土質瘠薄的壞田,分給住在野外的庶人。庶人因住在野外,所以也叫「野人」,領主階級瞧不起他們,認為他們最愚蠢,所以也管他們叫「氓」。庶人沒有任何權利,只有給領主耕種井田和服其他雜役的義務。他們每年要先在領主的大田上勞動,然後才准許去耕種自己作為維持最低生活的那一小塊土地。因此西周時期的「國」「野」對立,既是城鄉對立,也是階級對立。
春天到來,農事季節開始了。大批庶人全部被驅使到領主的「公田」上去。天剛一亮,領主指派的官吏(「里胥」和「鄰長」)就分別坐在村口,清查出工的人數。晚間收工時也如此。早在冬天備耕的時候,就由「里宰」根據勞動力的身體強弱、年齡長幼,把每兩個人搭配在一起,叫作「合耦」。兩個人一對,一起勞動叫一「耦」。這種拼種方法叫「耦耕」。在大領主的公田上,有成千耦、上萬耦的勞動者。他們在田官(「田畯」)的監視下勞動,有時候奴隸主頭子本人(「曾孫」)也親自去田裡監督。秋天,領主大田上的收穫,多得像小島,像山丘,要準備好成千倉、上萬箱去收藏。冬天農閒季節,庶民們還要給領主修房、打草、搓繩和幹其他雜項差役;婦女要為奴隸主採桑、養蠶、紡紗、織帛做衣裳、縫皮袍,從白天幹到半夜。領主怕他們偷懶,還要把他們集中到一起,既省燈火,又便於監督。
早在西周中期,就有個別貴族為了額外搾取庶民的剩餘勞動,強迫庶民開墾井田以外的空地。這樣開墾出來的田地,不可能是方方正正的,也不可能有一定的畝積,是瞞著公室,不納稅的私有物,叫私田。周恭王時的格伯簋銘文記載格伯用四匹馬換倗生三十畝田,就是明證,因為公田是不允許用來交換的。到西周末期,私田的存在已相當顯著。爭奪田邑、交換土地的記載也多起來了。周厲王時的散氏盤銘文記述:矢人侵犯散國城邑,被打敗了,便用兩塊田地向散國賠償。周厲王時還有兩銅器,一個是鬲攸從鼎,另一個是鬲從盨。前者敘述鬲攸從分田地給攸衛牧,而攸衛牧沒給報酬,遂成訟事;後者敘述章氏用八邑去向鬲換田,又有良氏用五邑換,結果都順利成交。貴族們土地私有的慾望不斷增長,到周幽王時,連公田都企圖據為己有。周王再像原先那樣從貴族手裡收公田,就引起貴族們強烈的不滿。《詩經.大雅.瞻卯》記錄了當時貴族們牢騷:「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復奪之。」到春秋時期,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使私田急劇增加。諸侯、大夫們富起來。周王便不能任意侵奪他們的田地了。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取鄭國田地,就得王畿內蘇仇忿生之田作為交換條件。貴族之間為田地爭鬥、訴訟,也層出不窮了。公元前580年,晉大夫卻至與周爭鄇田,公元574年晉卻錡奪夷陽五田,卻犨與長魚矯爭田;公元前533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公元前528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等等。這些事件,都表明土地制度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
開闢和耕種大量私田,需要大批勞動力。而用奴隸制的辦法已不能調動生產者的勞動積極性。《公羊傳》何休注說:當時「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於是,一些順應新形勢的貴族為了招徠勞動人手,改變剝削方式,如齊國田氏向民眾徵賦稅使小鬥,把糧食貸給民眾用大鬥;晉國韓氏、魏氏、趙氏採取擴大地畝,而不增稅額的辦法,收買民心。這樣,奴隸們紛紛從公室逃往私門,「歸之如流水。」封建依附關係產生了。春秋時代見於記載的「族屬」、「隱民」、「賓萌」「私屬徒」,都指的是這些逃來的奴隸。雖然他們身份還不是自由的,但卻不同於庶民。他們可以佔有少量的生產資料,獨立經營農業和與農業有關的家庭副業。他們已經是封建農民的前驅了。奴隸的逃亡,使一些國家的公由,「唯莠驕之」「唯美桀桀」(《詩經.齊風.甫田》),變成了荒原。井田制再也維持不下去了。
《左傳》記載: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初稅畝」,正式廢除井田制,承認私田的合法性,而一律徵稅。公元前548年,楚令尹子木整頓田制,視土地高下肥瘠,「量入修賦」,其後各國也紛紛傚法。本來這些改革的目的在於維護舊秩序,但它們既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已成的事實,從而事與願違。在井田制上打開了一個缺口。缺口接二連三地被打開,井田制的瓦解崩塌就是必然的趨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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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繡之城:兩千年蜀錦傳承與成都錦官城|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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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絲綢的歷史非常悠久,四川巴蜀之地的先民們很早就種桑養蠶,最早的古蜀國君主就號稱「蠶叢氏」。「蜀」字起源若從甲骨文考索,有一種說法也解釋為蠶蟲,代表當地是手工紡織的起源地之一。而蜀錦是古代絲綢品中一種高檔錦緞,今天很多人因為唐代大詩人杜甫的名句知道四川成都有「錦官城」的別稱,但蜀錦究竟何時產生,為什麼成都被叫錦官城,蜀錦在歷史上的演變和功用,都值得今天人們回味和探究一番其中的淵源。
精美的蜀錦
一、成都什麼時候開始生產蜀錦?
古代絲綢的歷史非常悠久,四川巴蜀之地作為中國古絲綢的起源地之一,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來說,關於中國絲綢的如何起源一直是一個比較有爭議的話題。正如古代傳說中教會人們種桑養蠶的蠶叢氏是古蜀人,畢竟是傳說故事。同樣,關於軒轅黃帝的妻子嫘祖教會世人紡織也是傳說,而且嫘祖的故里西陵到底在哪裡說法不一,但有一種說法就是今天江油市的鹽亭縣,她也是古蜀人。
古代傳說無法作為確信的史實,但能夠側面說明四川與絲綢紡織起源的某種關係。而且,古印度地區也早在春秋戰國時候就有中國絲綢通過以四川、雲南為重要媒介的南方絲綢之路輸出,南方絲綢之路產生於秦漢大一統之前,也是客觀事實。
錦緞作為高級絲綢品種,原本並非四川地區獨有,著名建築學和營造學大家朱啟鈐的《絲繡筆記》中說:「蓋春秋末時蜀未通中國,鄭、衛、齊、魯無不產錦。」又云:「自蜀通中原而織事西漸,魏晉以來蜀錦勃興……」西漢時,蜀錦品種已經因為花色繁多,品質優秀而行銷中原和海外。三國蜀漢時期譙周在《益州志》記述:「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盛於初成」。兩漢到三國,蜀錦的地位一直在國內高級絲綢品中遙遙領先,成為中國優質絲綢品的代言人,也創下歷史上的巔峰榮譽。
三國蜀漢時期,丞相諸葛亮把蜀錦生產放在重要位置,蜀錦不僅是對外貿易的商品,而且也是軍費開支的來源。《太平御覽》引《諸葛亮集》:「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據資料顯示,成都聚集的錦緞織工多達7.6萬人,直到蜀漢滅亡時,庫存的蜀錦綢緞依然多達20萬匹。雖然當時三國之間互相敵對,但像蜀漢和曹魏對蜀錦的貿易一般沒有中止,以曹睿等君主和貴族生活崇尚奢侈,他們對蜀錦卻非常鍾愛。雖然蜀漢北伐階段會中斷貿易,但很多曹魏商人卻會冒險走私大量蜀錦,有時候貴族的需求量大,曹魏官府還會從吳國採購蜀錦,哪怕滿足東吳從中賺取差價。而東吳從劉備入川以後,雙方就開始展開蜀錦貿易。後來劉備伐吳,雙方一度敵對,但諸葛亮恢復與孫權通好以後,貿易就淵源不斷,成為支撐蜀漢經濟的重要渠道。
通過以上,其實大體已經可以了解蜀錦在古代的主要功用,大部分是用於貿易,而變相來說是用於皇帝、貴族的封賞和體現奢華,能夠穿戴蜀錦的無疑都是貴族顯宦。
看到古代諸多文獻資料對蜀錦等高級綾羅綢緞的各種讚美,以及歷史上廣受歡迎,其實並不說明這些高級絲綢品的普及程度非常高,恰恰相反,古代絲綢基本沒有流通民間。儘管全國很多地方都有大量民間百姓加入絲綢生產,紡織技術非常普及,但民間很少有人穿得起綾羅綢緞。之所以大量百姓都會生產紡織各種布匹綢緞,主要是提供給官府充當賦稅,尤其南北朝到隋唐實行租庸調制,一是繳納穀物,一就是繳納布帛。
從古到今,蜀錦通過官方貿易到塞外諸國是一大渠道,正如很多史料提到絲綢之路貿易,不論北方草原之路還是南方海路都如此。例如西域一些邦國的蜀錦都普及,如張騫出使西域見到當地流行蜀錦。好比如今眾所周知的精絕國發現的國寶級文物《五星出東方錦護膊》,是漢代蜀錦體現「五色輕絲」高超技法的一級品種,絕無僅有的實物證明。
著名的五星出東方是漢代蜀錦工藝的實證
南北朝之後,唐代蜀錦技術有很大發展,依然主要用於皇室用錦、貿易用錦,蜀錦的流傳進一步遠銷到日本、高麗、新羅和波斯。唐代蜀錦保存到現代的有團花紋錦、赤獅鳳紋蜀江錦多種。北宋再次建立成都府錦院,繼續以貿易輸出為主,尤其南宋半壁江山依然保持富庶與蜀錦的暢銷不無關係。元明以來品種應用更廣,可從元代《蜀錦譜》中窺見一斑。
二、錦官何時出現?成都=錦官城?
成都織錦生產源遠流長是沒有多少爭議的,但是,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錦官,說法有兩種,但兩種說法並不完全割裂。一種比較冷門的解釋,因為四川蜀錦在先秦時期就已經頗有盛名,古人利用流經成都的江水濯錦,色彩明亮鮮豔,而且人數非常多,江水經常呈現五光十色,豔麗似錦,習慣上就稱流經成都的江水為錦江。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張儀、司馬錯等人率大軍攻佔巴蜀。不久,張儀和張若修參考咸陽城而修建成都。有鑑於古蜀以蠶桑紡織著稱,為富庶之地。秦國佔據巴蜀奠定超過中原六國的實力基礎,所以,張儀所建的成都城本就是一座突出商業特徵的城市,於夷里橋南立錦官,專門在蜀錦發達的成都管理蜀錦織造。因此這一說法認為,錦官早在戰國後期就已經出現。
雖然不能完全肯定這一說法的真實性,但西漢張騫出使西域的時候,的確在外邦見到有精美的蜀錦流傳,基本是事實。蜀錦流傳西域的客觀實證,也是凸顯古代絲綢之路名揚天下的一個重要依據。西漢武帝多年開疆拓土,因為張騫出使得到市場需求,為了通過貿易絲綢充實國力,進一步加大蜀錦的生產和管理,再次設立錦官,西漢中期將錦官制度化可能更有說服力。
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提供了秦漢時期紡織機的證據
但另一種流傳比較廣泛的說法,還是三國時蜀漢專門在成都設立錦官,以集中管理織錦工匠。從兩漢到蜀漢時期,成都的織錦手工業特別發達,南北兩條絲綢之路都不斷輸往外邦,蜀錦美名遠揚。蜀漢在三國中處於弱小,蜀錦是對外貿易、支撐經濟的主要商品,因此專門設置「錦官」集中織錦工匠,規模化地進行蜀錦生產,並特別築城以保護蜀錦生產,被稱為「錦官城」,後人簡稱「錦城」。
南朝蕭梁的李膺在《益州記》裡寫道:「錦城在益州南、笞橋西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也。其處號錦里,城墉猶在。」顯然,成都的確專門為生產蜀錦開闢過一處比較封閉的地方專門叫錦官城,位於城南錦里、其實不完全就等於今天的錦里,而是以老南門大橋以西的一個片區,而錦官官署含糊其詞是「流江南岸」。據《成都街巷志》等書籍考證推測,從今天錦里背後到百花潭一帶都屬於錦官城,而錦官官署大概位於成都以南某處,具體位置測可能是成都百花潭公園以南介於武侯祠之間的某個地方。
據資料顯示,「錦官城」南的織錦工場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工藝技術水平最高的官辦織錦工場。成都東南一直延伸到雙流華陽一帶,還聚集有許多民間手工業織錦作坊。總之,成都城南是最集中、最興盛地區。後來為方便官員和客商往來運輸蜀錦,專門設立錦官驛,是歷史上成都最大的驛站之一,大概位於著名的九眼橋一帶,附近的碼頭也是成都古時候最大的錦江碼頭,著名古詩「王浚樓船下益州」,就是從成都城東南的碼頭出發。
到唐代,巴蜀之地以及成都的工商業一直繁華興盛,號稱「揚一益二」。巴蜀是支撐長安、洛陽京城的經濟重鎮,所以唐玄宗、唐德宗、唐僖宗遇到危難都會往四川逃跑。杜甫的著名詩句「花重錦官城」之所以流傳千古,因為杜甫的優點一貫寫實,他居住在成都城西浣花溪一帶,能夠看到當時錦官城的優美環境,唐朝成都的芙蓉花有名正是從錦官城開始。
杜甫是喜歡花花草草的人,他的草堂周圍樹木,花草,都是他到處向別人要來種子親自種的,所以寫下當時見到城南錦官城花團錦簇樣子。但錦官城並不指整個成都,正如杜甫的另一名句「錦官城外柏森森」,是寫錦官城之外紀念諸葛亮的祠堂。而到五代後蜀的後主孟衍,才把皇宮所在皇城四周也種上芙蓉花,成都就因此流傳蓉城的美名。
成都浣花溪是古代織女們濯錦的地方
唐朝時期的蜀錦在新羅、高麗、日本等地也十分風靡,尤其日本專門流傳「蜀江錦」這一獨特稱呼,在京都正倉院、正隆寺均珍藏有不少高檔精美的蜀錦。從貞觀時期開始,流行古代書法藝術的「文字錦」,例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之類。
當時,由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竇師倫主持設計的一批蜀錦圖案式樣,被唐代宮廷作為內庫織錦的標準範式。竇師倫作為一流蜀錦織造專家,早年是秦王李世民府上的屬官,但他並不是四川人,而是關中望族竇家一份子,據說父親竇抗是李淵之妻竇氏的堂兄。竇師倫廣泛吸收西域地區的圖案技法,設計出許多精美款式,以對稱圖案為基礎,一直風靡到唐代後期。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記載:「竇師倫,…敕兼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凡創瑞錦宮綾,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樣。太宗時,內庫瑞錦,對雉、鬥羊、翔鳳、游鱗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後來新疆吐魯番、青海都蘭等地都出土過這種蜀錦,如新疆出土的國寶《五星出東方錦護膊》《黃色連珠龍文綾》都是精品。如前段時間五星錦才用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的漢代織錦機重新仿製修復了全部圖文,而《連珠龍文》的背後明確寫有景雲元年(710)雙流縣字樣,都能證明蜀錦的風靡。當時唐朝的貴族女子大都以擁有一件「陵陽公錦」為時髦。
唐玄宗以後,四川地區生絲產地以果州(今南充)、保寧(今閬中)等地著稱,成都主打產錦,如貢品五彩背心在長安每件價值百金。唐朝後期南詔屢屢騷擾成都,多次強行帶走許多蜀錦工匠,使南詔地區也廣泛流行蜀錦,客觀上擴大蜀錦和紡織技術在雲南民族地區的傳播。
宋代蜀錦依然興盛,每年十二月中,專門以四月號稱「錦市」,分門別類生產不同的錦緞,貢品生產有花式和標準,用來市馬的花式圖案又有區分。《宋史.輿服志》中,寫了各級官吏服裝用錦的不同品種。如:「中書門下、樞密、皇親、大將軍以上,天下樂暈錦;三司使、學士、中丞……諸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雕細錦;三司副使、宮觀判官,黃獅子大錦……凡七等。」基本都是以蜀錦為普遍。北宋流行過一段時間上元節穿的「燈籠錦」,寓意一種五穀豐登的吉兆,也是蜀錦。相傳仁宗的張貴妃穿上燈籠錦,皇帝很喜歡,貴妃趁機告訴仁宗說是名臣文彥博設計的,仁宗十分高興,就把文彥博進一步提拔重用。這個故事記錄在梅堯臣所作《碧雲騢》中,因為張貴妃父親當年曾經是文彥博府上的門客,為了幫助文彥博提議用蜀錦討皇帝喜歡。
宋代開始流傳流水落花錦體現了文人雅趣
文彥博這個故事也標誌了蜀錦開始增添許多文人士大夫的審美風尚,宋代蜀錦的一些風格開始轉變,最著名的就是「流水落花錦」,似乎來自李煜的名句「流水落花春去也」,以梅花和桃花圖案夾雜波浪紋為主,這種蜀錦一直到明代都十分風靡,而且其他各地錦緞都大量山寨、仿製。也是從宋代起,以蜀錦為標竿,其他地區織錦開始興起,如打著宋錦旗號的江南地區,尤其南宋主打杭州、蘇州的紡織工業,充分借鑑蜀錦的工藝,迅速提升,成為宋朝織錦的代表。但其審美和工藝基礎是蜀錦,正如南宋大詩人陸游來到成都以後,也曾在《晚登子城》詩中感慨:「錦機玉工不知數,深夜窮巷聞吹笙」。
到清代,四川的蜀錦和其他紡織品生產都是全國重鎮,即使太平軍一度佔據江浙十餘年,也以大量生絲和絲綢品遠銷海外賺取利益。而清朝方面就把「織造府」(即著名的江南織造局,曹雪芹祖上出任的)轉移到成都。據《清朝續文獻通考》記載,光緒年間,「成都有機房二千處,織機萬餘架,織工四萬人;絲織品佔全川總額百分之七十,成都以產錦為主」,有「晚清三絕」的「月華」、「雨絲」、「方方」錦。
四川的手工紡織業在西洋機器布匹大量進入以後,曾掀起過著名的土布洋布之爭,一度受到很大衝擊,跟著也順應歷史趨勢進入縫紉機為代表的機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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