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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4月7日
事件：
（今日風平浪靜。）

#知史討論：

簡評鴉片戰爭前外國人創辦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報刊

李麗娟

「三、在廣州創辦的報刊
從1827年開始，廣州先後創辦了《廣州紀錄報》華人差報與廣州鈔報》、《廣東雜誌》、《中國叢報》、《廣州週報》等5種英文報刊，以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各國消息》這兩種中國內地最早的中文報刊，在鴉片戰爭前的十多年間，廣州成為中國內地的報刊業中心。

1.《廣州紀錄報》(The Canton Register)

1827年11月8日由英國鴉片商人馬地臣出資創辦，美國商人威廉·伍德為第一任編輯，是境內第一份英文報。初為週刊，前期12年(1827-1839)在廣州出版，中期4年（1839-1843)遷澳門出版，後期20年（1843-1863）遷香港，易名《香港紀錄報》。1858年停刊。它刊載豐富的物價行情位息；宣導自由貿易，抨擊「廣州體制」；介紹中國，批判中國社會的專制、腐敗和封閉；支持鴉片貿易，公然叫囂以武力平息雙方爭端。它為在華英國商人的利益辯護，主當對華採取激進政策。（註3）

2.《中國信使報》(Clin. se/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

又名《華人差報與廣州鈔報》，美國商人威廉·伍德於1831年7月28日在廣州法國館創刊發行，是美國人在華創辦的第一份英文報紙。週報，每期四頁，分欄編排。1832年4月14日改版，改名為《中國差報》，1833年9月停刊。主要內容有：評論中外貿易，開展在中國進行自由貿易的討論，甚至批判東印度公司對廣州體制的不作為態度；刊登中外新聞，介紹中國狀況，詆毀中國和中國人的性格和形象；甚至叫囂武力侵華。（註4）

3.《廣東雜誌》(The Canton Miscellany)

1831年由東印度公司出版的英文月刊，封面用綢布精裝。每冊定價兩個銀元。由東印 度公司澳門印刷廠承印。撰文者都是當時英國社會名流及學者，包括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大 班、其後任英國商務監督及第二任港督的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但該月刊只出版了 5期即停刊。

4.《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2年5月美國傳教士裨治文(1801-1861年)在廣州創辦，共20卷232期，每卷 約600餘頁。停辦於1851年12月。是出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在華外文報刊。有關中 國問題的報導涉及的範圍包括中國政治、經濟、地理、歷史、法律博物、貿易、語言等 方方面面，且詳細記錄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和社會生活 等內容。其中，鴉片報導102篇。刊登大量原始文獻，對事件進行羊盡報導，評論文章較少。立場從對中國的同情逐漸走向敵意，傾向英美商人。

5.《廣州週報》(Cantonpress)

又名《〈廣州新聞》週刊》，1835年9！2日，英國「自由貿易派」商人弗蘭克林(W.H.Franklyn)在廣州創刊。1836年2月，/改由普魯士人摩勒(EdmundMoller)接辦並編輯。週刊，每星期六出版。183年5月19日，在義律的命令下遷往澳門，到澳門後增出Commercial PriceCurrent(英文《商情》附刊）。該刊前後共經營了9年，1844年停刊。林則徐的「澳門新聞紙多譯於此。

6.《東西洋考每月統紀 》(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1833年8月1日，普魯士傳教士郭士立(常用英文名CharlesGutzlaff)于廣州創辦兼主編。從刊名、編排形式到內容皆模仿《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34年5月，該刊停刊，次年轉讓給郭士立倡辦和主持的團體「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接辦，1839遷新加坡續刊，翌年4月停刊。

有關中國問題的報導有：貿易方面，辟「各貨現時市價」表，詳列廣州洋商與各國遠商買賣時的市價。辟「貿易」欄，力說中西貿易的好處，反對中國當局對貿易進行干預；鴉片問題，認為與英商運來鴉片無關，其因在中國人不信耶穌、不講「善言」、「善行」。

該刊旨在「為在廣州和澳門的外國人的利益辯護」，已不是單純的宗教報刊。（註5）

可見，鴉片戰爭前十年，隨著中英衝突的升級、鴉片問題的加劇，廣州成為洋人辦報的中心。這些報刊多為英文報刊，閱覽觀眾為外國人，政治性色彩強烈，成為來華西人的輿論喉舌，甚至製造出發動對華戰爭的輿論。

綜上所述，鴉片戰爭前洋人創辦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報刊，根據歷史形勢的變幻，報刊中心相應發生了由南洋等地到澳門再到廣州的轉變。而報刊內容也由單純傳教、介紹中國到直接評論中國的現實問題：貿易問題、鴉片問題、中西文化交流的衝突等。報刊的新聞性和傳媒性功能越來越突出，最終成為了來華西人群體的輿論喉舌，為中英鴉片戰爭的爆發提供了有力的輿論支援。

註解
註1：散吳義雄：《在華西人報刊與鴉片戰爭》，載《社會科學戰線》，2010（06）。
註2：鄧紹根：《美國人在華創辦的第一份報紙——《中國差報與廣州鈔報》研究初探》，載《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年第6期。
註3：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正中書局，1998年版，第68頁。

參考文獻
1.丁淦林主編：《中國新聞圖史》，南方日報出版社，2002年版
2.李焱勝著：《中國報刊圖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04月第1。
3.李穀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年版。
4.趙曉蘭：《傳教士中文報刊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5.(新加坡）卓南生著：《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中層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6.韓叢耀：《中國近代圖像新聞史：1840-1919》，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7.葉再生著：《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華文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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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史討論中的文章來源：
李麗娟：《簡評鴉片戰爭前外國人創辦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報刊》，《明清海防研究》第十輯，網址： http://www.ypzz.cn/f/news-xs?p=8ec18e35918845798b31412fc6ca90bc-c0927d419d9844c5b32924b4856f9887）

#知史 #長知史 #歷史 #中國歷史 #鴉片戰爭 #林維喜案 #林維喜 #林則徐 #禁煙 #禁毒 #日誌 #知史討論

射手 ◎梁雲坡
　
青春時
我是盲目的射手
自負有千萬隻箭
就無的放矢
自以為豪放
終於
射盡了囊中之箭
　
中年時
我已百發百中
更發現無數更好的目標
可惜我已無箭可射
只惆悵地看一群拙劣的射手
──浪費力氣！
　　
當我老邁時
啊！
我看見我鬢髮皆白
正以老花的眼
顫抖的手
撿一根枯乾木棒
夢想削成青春之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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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梁雲坡(1927－2010）本名梁在正，河北省高陽縣人，1926 年生於北平，1947 年畢業於國立北平藝專。 師事畫家徐悲鴻、溥心畬、黃賓虹朱先生。

1949 年來台，擔任中國美術設計協會常務理事，又曾編纂《台灣通史》藝術篇。與夫人梁丹丰女士皆兼擅繪畫與文藝創作。

著有詩集《碎葉集》、《射手》，散文集《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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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個悲傷的快訊，據《文訊》總編封德屏臉書公告，蓉子已於昨日（2021年1月9日）離世。讓我們借此文，短暫回望永遠的青鳥與她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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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三進賞析

完了，一不小心又寫太多，希望大家有興趣看完。

當主編哲佑傳這首詩給我，問我以前是不是用國立編譯館版課本時，我內心不禁一震。不是因為謊報年紀被識破（咦），而是看到「梁雲坡」三個字而大驚......自從闔上國中課本以來，這個名字跨越了漫長的歲月，現在才第二次撞進我的視野。

這件事很不尋常，一個詩作被選進課本的詩人，在我多年爬梳文獻（好吧有點散漫）的尋詩過程中，居然一次都不曾撞見過。是詩人後來急流勇退、銷聲匿跡了？還是大家都說好了，絕口不提辣個男人？這當中......有秘密嗎？

讓我們先從課文安排開始推理。

【疑問一】 #為何梁雲坡

這首詩安排在國二（8年級）下學期的國文課本內，與藍星詩社代表詩人蓉子並為一課。相較有「現代李清照」之稱的蓉子，梁雲坡在「不凋の青蓮」面前顯得相當不出色。宛如蹦跳鯉魚王，旁邊站著電光閃閃五星魔卡丘。編委為何做這樣的安排呢？

回到兩人的生命歷程，蓉子1928年出生於揚州（家人一說應為1922年），而梁雲坡則稍早一些，1927年出生於北平。從兩人後來都來台的經歷，可推測兩人大約經歷了相似的遭遇，20歲以前的青春歲月盡是戰亂、逃難、遠離故土。（不過，比起年紀相當、被抓伕入伍的管管，三人經歷的戰亂可能又不盡相同。）

梁、蓉兩人都在戰亂中一邊完成學業、就業，命運的1949年將他們帶來台灣。蓉子來台後才開始寫詩，洋溢的才華令她在詩壇捲起一股旋風；而梁雲坡當時也留有經常在《自立晚報》「新詩週刊」發表作品的紀錄。蓉子1953年出版第一本詩集、同時也是代表作的《青鳥集》；梁雲坡也在1954年出版第一本詩集《碎葉集》。1950年代應是兩人在詩壇打下基礎的關鍵時期。

值得一提的支線線索，「新詩週刊」的主編是覃子豪，就是那個創辦藍星詩社豪哥。而梁雲坡也曾於1958年加入藍星詩社。會不會這一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藍星美學的展示呢？

從新詩發展史來看，並列兩位成長於1940-50年代的詩人，或許是一種起自新文學運動、繼承了新月浪漫與早期象徵血脈、又蛻變於現代派、迎向三大詩社崛起──那個脈絡下的一個斷代吧。難怪通常老師在講這課的時候，就開始在黑板上疾書新詩發展史。

不過，課堂筆記上可能會漏掉另一個關鍵字：反共文學。

【疑問二】 #射手射什麼

梁雲坡出版《射手》詩集時才37歲，要說「中年」其實才剛開始。甫站穩中堅歲月的梁雲坡，為何會懷抱這般悲涼心境呢？

雖然不似蓉子在詩壇的活躍，但不代表梁雲坡沒有舞台。在梁雲坡22歲來台，到37歲出版《射手》詩集之間留下了非常豐富的足跡。回顧1950年代的文壇，正是政策主導的「反共文學」時代，北平藝專出身的梁雲坡來台以後，就在中國文藝協會的介紹下，開始替許多著名作家繪製書封。1958年以反共詩歌為核心出版的《中國詩選》、1952年《文壇》創刊號的封面，便是由他所設計。

梁雲坡打開了名號，成為1950-60年代著名的封面畫家。從這角度來看，從寫詩與作畫兩個不同層面，參與過那個反共文學時代的梁雲坡，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有著蓉子所沒有的代表性意義。遠看是鯉魚王，其實是暴鯉龍。（這梗埋很久）

或許已經有人察覺疑點：「為什麼官方的文協要推薦梁雲坡？」這就必須聊到他的岳父──梁鼎銘。

梁鼎銘為著名愛國畫家，以畫筆投入「革命事業」，受蔣中正指派主編黃埔軍校《革命畫報》；北伐期間也親臨戰線，繪製多幅戰史畫。來台後，奉命創辦政戰學校藝術系。親近的家人即為當時文藝政策的執行者之一，不難想像梁雲坡距離權力核心並不遙遠。

而梁雲坡的夫人梁丹丰出身於杭州藝專，來台後也先後在各大學院校藝術系執教。1980年代開放出國觀光、探親以後，她毅然走遍世界各地，成為台灣旅行文學的先驅。梁丹丰以畫家與散文家的雙重身分，長年活躍於世人的眼前。

或許梁雲坡比別人擁有較多的機會，他也憑靠實力抓住機會，打下了自己的江山。不過身處於顯赫的梁氏家族中，會不會偶爾也會有被自己的「渺小」所淹沒的時候呢？那也許就是他撿到的「枯木棒」，是當時30餘歲的他，想要再重新削磨的青春之箭。是藏在他心中，不甘捐棄的一趟旅程。

＊推薦閱讀：李志銘〈繼承那古典餘韻　梁雲坡〉，收錄於《裝幀時代》。
https://reurl.cc/Mdr4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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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編：佳郁
圖片：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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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梁雲坡 #射手 #國語課本詩選 #裝幀時代

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1/01/blog-post_10.html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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