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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北孤軍

最近，黨產會百般刁難 中華救助總會 與 國防部 合作在泰北為國軍興建 #忠烈祠 的計畫。

黨產會的委員公開在媒體說，如果同意這個計畫，會幫助救總洗白，對黨產會認定救總為附隨組織的訴訟不利。

我對黨產會的政治算計不齒，也不想再和他們打口水仗，只想分享這個泰北孤軍的故事，請大家想想，政府該不該為始終效忠中華民國的泰北孤軍建這個忠烈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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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離開41年回家時，母親在村口等了他一天

王豪（止戈出品2018-08-10）

從曼谷飛往昆明的航班上，父親王畏天不停地向我念叨大媽做的破酥包，有多麼多麼的好吃，甚至口水都快流下來。我轉而問了他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我母親和大媽，你生命中的兩個女人，你覺得誰更好一些？”

“你的母親只是守婦道，和你的大媽相比，一無是處！”父親的回答就像他的性格一樣，簡單粗暴。那是1991年春節，父親帶著我和弟弟阿旭從泰國美斯樂回老家雲南鳳慶探親。

41年前的春節，身為國軍中校的父親，撇下他的原配妻子，也就是我的大媽，還有兩歲的兒子，隻身逃往緬甸，在那裡認識了我的母親。之後，他們前往泰國北部定居，相守一生。
父親的回答，並不出乎我的意料。

1949年12月9日，盧漢起義。在我所學的歷史中，稱之為叛變。
3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昆明。解放軍進城那天，已經脫掉軍裝的父親雙手抱在胸前，站在人群中靜觀這個城市新的主人。

父親畢業于黃埔軍校17期步兵科，後服役於滇軍，至1949年已是中校副團長。

若干年後，當父親向我講述這段過往時，我問他：“你覺得你們厲害，還是解放軍厲害？”
“他們穿得很破，但是步伐非常整齊。”父親沒有正面回答。

邁著整齊劃一的步伐挺進昆明城的解放軍，讓父親感到不安。他調轉身，連夜趕回鳳慶老家，跪在地上對我的奶奶說：“娘，我要去緬甸找三哥，避避風頭，等形勢緩和就回家。”那時，三伯在緬甸跑馬幫生意。

在泰北的華人中，至今還保留著一個傳統，兒子出行或歸家時，都要向母親跪著告別或請安。奶奶沒有作聲，起身去給父親收拾行李。父親的妻子，則把家裡的破酥包，全都裝進了父親的背包裡。

妻子是大他一歲的表姐，青梅竹馬。他們的孩子王磊，僅有兩歲。
那年，父親只有29歲。

父親四兄弟，大伯是舊政府的鄉長，二伯畢業于上海大夏大學，在省立昆華中學任教，三伯跑馬幫生意，常年在緬甸。

1949年，對於富甲一方的王家來說，是命運的分水嶺。

父親一路向西，再向南，翻山越嶺，在湍急的江水中拼命游向緬甸。到緬甸後不久，父親輾轉找到三伯，跑馬幫的三叔，早已不敢回老家。軍校出身的父親並不是做生意的料，時值李彌在緬北招募國軍殘軍，試圖反攻，父親當即前往，任上校副司令。

父親逃離家鄉不久，土改運動在全國迅速展開，曾在舊政府任過鄉長的大伯，是重點運動對象，他也在一天深夜，跪別母親，出走緬甸，遺下大伯母和4個幼子。

1953年，我的二伯也來到了緬甸。在此前，他被關押了3年。關押期間，他的兩個女兒夭折。被釋放後，依然處於被監視狀態。在一位同族人的勸說下，有一天趁著外出趕集，慌張逃走，未及告別家人。到此，王家四兄弟，全部在異國相聚。

王家的下一代，亦未能逃脫流亡的宿命。

大伯的大兒子，作為王家的長子，後來也逃到了緬甸，加入李彌的反共救國軍。在之前，他和奶奶、大伯母等三代人一起，被同台批鬥。他們的身上，有太多的壞人標籤，地主家屬、逃亡家屬、境外國軍家屬等等。

當兒孫們為了活命一個個地逃亡異國之後，只剩一幫婦孺，守著王家偌大的老宅，獨自承受整個家族之於歷史的苦難。奶奶只能整日以淚洗面，他的兒孫們，為了活命接連逃往異域，至她死，都沒有回家。

我叫王豪，1961年出生于泰國北部的一個小山村美斯樂。

在此前，我的父親一直在緬甸，試圖和敗退于此的國軍部隊一起反共救國。這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緬甸政府的請求下，入緬追剿國軍部隊。後者不得不跨越湄公河，移師泰北。

父親的其他3個兄弟，也隨軍來到泰國。大伯和三伯繼續做生意，二伯後來成為美斯樂興華中學小學部的校長。

父親撤退泰國時，我還在娘的肚子裡。我的母親叫黃淑卿，1958年由雲南施甸前往緬甸，加入父親所在的第五軍政訓處。母親不僅模樣清秀，還寫得一手好字。

那時，父親已經離開雲南8年了，他知道，回家已遙遙無期，37歲的他渴望重組一個家庭。父親托人去做母親的工作，希望娶她做老婆。母親不為所動，態度非常冷淡。母親的態度，讓身為師長的父親不解，他瞭解後才得知，母親曾經有過家庭。父親並不介意，經過不懈努力，母親終於對父親有了好感，嫁給了父親。

一個英俊瀟灑的高級軍官，一個讀過書的大家閨秀，他們的結合，讓無數人羡慕。

父親的四個兄弟，先後在異國再娶，這是一個無奈且充滿愧疚的選擇。留在雲南的四個妯娌，一輩子都沒有改嫁。即使在後來，他們得知自己的丈夫有了新的家庭，他們依然在默默堅守和等待。

意想不到的是，1970年的一天，我的母親突然精神失常！這是一個讓整個美斯樂的人，都無法理解的事情。

20多年後，當我回到雲南，知道了母親的身世，我終於明白，母親為什麼會這樣。

父親的這一段婚姻，過得並不幸福。
父親常年駐紮軍營，母親只能自己帶著四個孩子生活。她是個極度缺乏安全感的人，每到天黑，她就要把門牢牢鎖好，檢查數遍才放心。然後點上蠟燭，輔導幾個孩子功課。

母親對我們非常溺愛，每當脾氣火暴的父親訓斥我們時，她便挺身而出，但每次，總是吵不過強勢的父親。絲毫不懂溫柔的父親，從來不會安慰母親。

1970年，在緬北駐防三年的父親回了家，我們一家六口終於團聚了。

有一天，全家外出做客時，母親坐在角落裡一語不發，對所有人的問候都不搭理。就在人們埋頭吃飯時，只聽“叭”的一聲，手中的筷子被她折成兩截，整桌賓客愕然。

她開始一個人喃喃自語，說著別人聽不懂的話，一會哭，一會笑。
從那以後，母親的行為愈發異常。

1970年，對於駐紮泰北的孤軍來說，正處於生死邊緣。

在此前，他們多次被泰國政府圍剿，之後又為了搶生意和毒梟坤沙打仗。這一年，泰國政府邀請他們做雇傭軍，替政府收復被反政府武裝佔領的地盤，成功後就可成立政府承認的“泰北民眾自衛隊”，獲得長期居留權。

為了更多人的生，只能讓有的人去送死。

身居副軍長的父親，幾乎天天開會研究打仗事宜，照顧母親的事交給了傳令兵。
而母親不願呆在家裡，她經常有些疑神疑鬼地對我們說，父親在外面有了女人，不要我們了。父親深夜開會到很晚，她就帶著最小的弟弟，守在門外，一坐就是幾個鐘頭。開完會的父親看到這個場景，氣得扭頭就走。

有人建議把母親送往精神病院，父親卻沒有同意。他擔心精神病院會讓母親感到害怕。1972年夏天，父親帶全家到清邁度假，他希望換個環境能讓母親的病好轉，但足足呆了一個月，沒有任何效果。

我曾問父親，他會不會像母親說的那樣，拋棄我們母子。

“不會的！”父親的回答，堅毅中，透露著一絲感傷。1950年，他曾拋棄了自己的妻兒。
母親嫁給父親的那一年，雲南廣播電臺開設“對境外國民黨軍殘部廣播”，經常會出現父親的名字，呼籲父親回歸祖國的懷抱，全家老小等候他們回家。

每次聽到這樣的廣播，傳令兵就會默默地退去。父親先是一個人躲在房間裡流淚，之後就是摔東西。對於流落異域的老兵，幾乎每一個人都有過面向北方默默流淚的經歷。同樣，在他們的家鄉，他們的母親或妻子，也是在夜深人靜時，獨自流淚。

等到1961年我出生時，父親四兄弟終於和雲南的家人取得了聯繫。大媽不識字，回信是由哥哥王磊寫來的，每一封信的末尾都會問：爸爸，您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我能感受到父親的歉疚和無奈，他所能做的，就是盡最大能力，寄錢和物品回去。

那時候，中國饑荒遍野。父親寄回去的有炒麵、布匹、炒鍋、紅糖、衣服等等，對於家鄉的親人來說，雪中送炭。

1962年，家鄉來信，奶奶去世了。父親四兄弟相約在泰北的高山上，向北長跪，痛哭流涕。

到了“文革”，雙方的聯繫中斷。直到1978年後，通信再次恢復，也比較頻繁了。只是信的內容，再也不提回家的事情。漫長的“文革”，讓大家有了生疏且絕望。

在此前，父親曾有兩次撤台機會，但他沒有走。在這件事情上，他們四兄弟一致認為，雖然泰國也是異鄉，但離家要近得多。

他們一生，都沒有放棄回家的想法。而現實，卻讓他們成了一群寄居異國的孤兒。

因為父輩們的犧牲和努力，讓我們第二代有了新的出路。中學畢業後，我前往臺灣念書，後到日本工讀。直到1990年回到美斯樂，沒想到父親劈頭就說：“你還回來做什麼，看看這個家，一點溫暖都沒有！”

我有些訝異地看著父親，曾經身為副軍長的父親，腰背依然挺直，但頭髮已經花白。那時，泰北的孤軍已經放下武器，解甲歸田。傳令兵早已四散而去，父親的眼裡，滿是落寞。

我看到瘋了的母親，一個人關在屋子裡，正是盛夏，身上卻層層疊疊穿了五六件衣服，頭髮很髒，身上滿是異味。沒有人能碰她，即便是自己的丈夫。

看到我回來，母親終於有了一絲笑容，但很快，她又對著空中喃喃自語。這個場景讓我非常難受，我決定留下來，守著年邁的父母，不再漂泊。

就在我回到美斯樂的這一年，家鄉的一封來信，讓父親有些激動。信是家裡的一位長輩，受父親的兒子王磊之托寫來的：
王磊和他娘，希望你們能回家看看，王磊擔心你不相信他，就托我來告訴你，黨和政府非常開明，政策也很明確，你們回來不會有事的，我用人頭擔保。

歷史的恩怨漸漸遠去，親人們的相聚，終於可期。
第二年春節，父親帶著我，從曼谷乘坐飛機，開始前往已經離別整整41年的家鄉。

因為通訊條件所限，抵達昆明後，父親才向鳳慶的家人發去電報：
吾已抵昆，攜子豪、旭同返

在決定回家之前，母親清醒的時候，父親曾徵求她的意見，想不想回中國看看自己的父母和姐妹，那時，外公和外婆還都在世。母親猛地站起來，冷冷地答道：“不回！”然後扭頭走開。

這讓我十分不解。
這個謎底，直到我再一次回到雲南探親時，才一點一點剝開。
從昆明出發，坐著汽車在山裡顛簸了一整天，終於抵達鳳慶老家。

時年70歲的父親西裝革履，手拄文明杖，我和弟弟阿旭穿著牛仔褲，一身時髦打扮。那時的鳳慶，到處都是低矮的破房子。
回家的父親，如是異鄉人。

就在村口，遠遠的，望見一個穿舊式藍布衫的老太太站在一棵大樹下。走到跟前時，父親突然站住，他抬起右手指著老太太，用濃重的鄉音問：“你施玉蘭嘎？”

“哦，回來了嘎。”老太太答非所問地說，然後指著我和弟弟說：“哪個是阿豪？哪個是阿旭？”
那竟然是大媽。

在回家的路上，我曾無數次地想，父親和大媽見面時，一定會緊緊地擁抱在一起。沒有想到，在離別41年之後再見時，他們夫妻之間，竟是如此地克制。41年的苦難、分離，以及思念，似乎並不存在。

後來才知道，大媽為了等我們回家，就這樣在村口的大樹下，站了整整一天。父親走到大媽身邊，用手拍拍她的肩膀說：“你辛苦了，你辛苦了！”這對曾經竹馬青梅的表姐弟，就這樣說著話，往家走去。

父親的舉動，就像一位長官在嘉獎勝利歸來的士兵。

一起前來迎接我們回家的，還有父親的兒子王磊。那個曾在信中無數次呼喚爸爸回家的孩子，已是43歲的中年人。而真正與爸爸相見時，他卻難以開口，一直淡淡的，沒有多少話可講。

“小時候一直期盼著爸爸回來，別人都有爸爸，我為什麼沒有。後來長大了，我和媽媽已經不抱希望了。現在突然回來了，就像是做夢一樣，很奇妙的感覺。”王磊很平靜地說。

兩歲時父親就離開了他，但他多年後竟然記得一個畫面：他耍賴皮哭，父親打了他屁股兩下。父親教訓他的畫面，是他對父親唯一的記憶，如同珍寶一樣，深藏於心，一輩子都捨不得忘。

大媽在接到電報時，就開始準備了。他們刷白了房子，從鄉政府借來新的被褥。父親被安排和大媽同住一屋。

我、弟弟阿旭以及哥哥王磊，住在兩位老人的樓上。夜深人靜時，月光從房頂的窗戶照進來，不隔音的木板下傳來父親和大媽忽高忽低的談話聲。

我們同父異母的三兄弟沒敢說一句話，側耳細聽，只聽得父親翻來覆去說了好多遍，“你辛苦了，對不起你們了。”

大媽則說：“你也不容易。”

每當談話陷入沉默時，父親就搶著說：“過去的事你就不用再說了，你們受的苦我都知道。”

強勢的父親，沒有給大媽任何傾訴的機會。
我也終於明白，當我問母親和大媽誰更好時，父親為什麼會說母親“一無是處”。大媽對他的包容和體貼，以及作為一名傳統婦女的隱忍，是沒有人可以相比的。

父親的歸來，讓大媽高興不已，她忙前忙後張羅飯菜，待全家人落座，她卻不肯入座，我去請了好幾遍，她才悄悄告訴我：“我從嫁給你父親那天起，從來沒和他同桌吃過飯，這是老規矩。”

在準備的飯菜中，有一盤浸著油漬的破酥包，異常醒目。
回家的父親，還偶遇了當年隨他征戰的勤務兵，勤務兵頭髮花白，穿著一雙破舊的解放鞋，他正步走到父親跟前，敬了一個禮：“長官，您回來了！”

多年後，父親提到這個場景，依然是唏噓不已。
留在雲南的勤務兵，也曾遭受了歷史的折磨，但畢竟，他可以留在家鄉，與親人廝守。

父親回家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修建王氏宗祠。作為鳳慶最大的地主，王家的五代祖墳曾在文革時被毀。當地統戰部門為了向曾為副軍長的父親示好，專門撥了一塊地用於修建宗祠。

在奶奶的墳前，父親長跪不起。兒子出行或歸家時，都要向母親跪著告別或請安，這是在泰北華人中，至今還保留著的一個古老傳統。當年離家時，他告訴母親，他只是出去避避風頭。這一去，就陰陽兩隔。

在40年前，父輩們流離於緬北的叢林中，居無定所之時，留在家鄉的婦孺們，也在驚恐度日。

王家的祖宅曾是一個有著數十間房屋的青瓦四合院，依山傍水，每扇門窗都雕刻著精美的花紋，四合院前的操場有半個足球場那麼大。

1950年後，十多名家丁全部被遣散，只剩一個啞巴忠實地守在奶奶身邊。再後來，所有人被趕出老宅，王家巨大的木門被貼上封條，財產全被沒收，家人住進一間陰暗潮濕的茅草屋，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半年後，茅草屋倒塌了，他們只能在村子裡挨家挨戶借住。

“母親被批鬥時，我只能站在旁邊，邊看邊哭，等批鬥的人走後，才趕快扶起母親，去找點草藥來給母親敷在傷口上。”王磊說。

因為父親的身份，小學畢業後，王磊就不能繼續念書了，開始和母親在生產隊幹農活。

曾為地主婆的奶奶，1962年去世時，連一口像樣的棺材都沒有。心底善良的她，把很早前就給自己準備的楠木棺材，用來給那個忠誠的啞巴家丁下葬了。

她的靈前，沒有一個可以披孝的兒子。

流落泰北的王家四兄弟，其中大伯和二伯，在1990年前政策明朗之前，已經去世了，埋骨異域。

我的三伯在看到父親平安返回泰北後，相信了共產黨沒有說謊，也在一年多後回家探親，遺憾的是，見到了我父親的三伯母卻沒能等到丈夫回家，在一年前去世。

等了一生，就如此錯過。

王家四兄弟，只有我的父親，見到了自己的原配妻子。他們相見兩年後，大媽也去世了。

1993年年底，我成家了，母親的瘋病愈發嚴重，為了探究母親的過去，我帶著新婚妻子前往雲南施甸，去看望外公外婆。

我和妻子去看望外公外婆。
從外婆的口中，我知道了母親的秘密，那是一段連父親都不知道的經歷：出身大戶人家的母親，年輕時曾嫁給當地一青年教師，50年代因丈夫成分不好，夫妻被關進監獄，幾個月後母親以“陪殺”的身份目睹丈夫在眼前被槍斃，5歲女兒也在監獄受了驚嚇，夭折。

母親被釋放後，外婆集齊家裡所有的錢幣，捆在母親身上，送她跨過怒江，逃往緬甸。

我終於明白，母親的一生，為什麼會活得那般驚恐，那麼不安！她對我們的溺愛，對父親的猜疑，都是害怕再失去。可惜，行伍出身的父親，一生也沒能明白母親內心的創傷，他甚至連母親的生日都不知道。終於，母親再也無法承受歷史的沉屙，在恐懼和不安中，徹底迷失了，成了父親口中“一無是處”的妻子。

1994年，我們邀請二伯母前往泰國團聚，那年，二伯已經去世整整20年了。令人遺憾的是，二伯母臨走都沒有去二伯的墓地。她到死，都沒有原諒自己的丈夫。

他們是王家四兄弟中，唯一自由戀愛的。關於他們的悲歡離合，他們的兒子，會在另篇泰北系列故事中講述。

2005年，我的父親和母親先後離世，這對陰差陽錯走到一起的夫妻，一輩子過得都很分裂。他們的內心，各自都有著歷史的創傷，卻相互沒能理解和寬慰。

十年後的2015年，我的哥哥王磊來到泰北美斯樂，我帶他去了父親的墓地。他跪在父親的墓前，就如同他那年見到父親時一樣，依然是淡淡的，沒有多少話可講。

就像做夢一樣。

#我要來業配了哈哈哈哈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二伯爸媽在北港有個小小小製香廠，就像普遍台灣中小企業一樣靠著辛苦代工把我和弟弟們養大。
看著爸媽年紀越來越大，我有無數次問過爸爸：為什麼不把製造的部份結束，經營門市就好？ 爸爸總是說：自己製作才能確保有穩定好品質的產品給門市販售!! 能有好的產品才是零售的根本。
從小在工廠長大，忙的時候要一起幫忙到三更半夜都是很平常的事，所以我真的很感謝大弟弟，明知道會有多辛苦還是選擇接下爸媽努力了一輩子的心血。
最近，弟弟終於決定要開始做些改變，除了原本的工廠、門市之外，要開始經營網路門市啦～～～～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都可以在網路上買到我們家的產品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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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進黨某個女性主任，因為臉書叫做ｘｘ小姐姐，「小姐姐」被認為是中國用語，在一些人施壓下，該主任不得不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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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基進黨人士的說法，該人使用ｘｘ小姐姐作為代稱起源於選戰期間地方鄉親對主任的稱呼，但即使如此，仍然被以「基進黨比民進黨還獨」這是路邊鄉民都知道的事，所以更應該被框架較高的標準，並指責她對中國用語毫無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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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好笑，如果你去鄉下，喚一聲「小姐姐」（台語），包準每戶人家都會有年輕的女生探出頭來，對，他們就是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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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能有些已經三十幾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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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用小姐姐，遠比中國人近年來風行的「小姐姐」還早，不能說，台灣人用的東西，換到中國人用，就變成中國的，然後必須反對，還要人改名，真不知，這是在反中，還是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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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神父並不反對支語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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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要忘了，中國人也是人類，凡是人類，就會進行「模仿」，這是班杜拉提出的社會學理論，因此，不太可能中國人用過的東西，不管它的本質是什麼，他就變成中國人的，而必須反對－這樣子，很容易喪失反對的本質，反抗中國的壓迫與滲透，進而擴大反對不該反對的東西，因為中國人可能會做任何事，用任何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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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防禦，是伐去其不正常的意識，而不是把正常的事物本質，也一併都砍掉，這就不叫防禦了，叫自殺，說的文明些，叫做不相干的起源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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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中國群體只要不斷採摘他人的語言，人們就開始自我檢肅自身的語言意識，不論其常識、語意、語用、語法，語境，到最後，處處都是中國用語，屬於他人或自己的語言反而被消滅掉，這才是在幫助中國用語無限膨脹，取代本屬於自己的語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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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語檢查作為一種非常辦法，是一種捍衛本土文化的防衛機制，也因此，是必須謹慎而且細緻的使用，避免牽連無辜－換句話說，使用者必須有相應的智慧，若沒有，只是看到黑影就開槍，不僅降低這個防衛機制本身的信度，也會淪於任意遷怒於他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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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就不是支語檢查了，只是看不順眼把你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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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姐」一詞，其實牽涉到言語的自然性，也就是不管是什麼語言，只要有姊姊或是年輕女性，牽涉到排行，或表示親近，都有可能會誕生「小姐姐」或「小姊姊」這樣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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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小姐姐」或「小姊姊」可以指的是家中排行較末的姊妹，對於沒有血緣關係的人身上，如同「姐姐」，可以指對一般年輕女性的暱稱，「小姐姐」也可以如此使用，小有拉近距離，親暱的意思，相較於「姐姐」來說，就是年齡層更接近自己，或者是關係更加親暱的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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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例子來說，當一個小男孩看到蘋果姐姐在表演，蘋果姐姐大概２０來歲，是一種姐姐，而這個小男孩跟隔壁的姐姐一起去看，年紀跟他差不多，但比他略大，這個姐姐跟蘋果姐姐比起來，就不是同在一個層次之中，就叫她「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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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麼樣的情境之中，又會脫口而出小姐姐呢？比如一個媽懷了一胎，就會脫口而出「你要當小姐姐了喔」，這明明，是極其自然的事，或者是母親對孩子說，「你叫隔壁的那個小姐姐過來」，這時，小姐姐可以指的是年幼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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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父來說，我喊小姐姐大概快二十幾年了，從小喊到大，從南喊到北，在北部，我有一個乾姐姐，排行最末，我管她叫「小姐姐」（小tsé-tsé），南部我也有一個堂姐，排行亦最末，也如此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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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林童話中，有一本故事叫做「小弟弟與小姐姐」（Brüderchen und Schwesterchen），這本書的翻譯也令日本傷透了腦筋，他們起先翻「兄と妹」，又翻「小さな兄弟と小さな姉妹」，因為實際上應該是一個姐弟的故事，但英文是集合名詞， Little Brother and Little Sister，這就容易搞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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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要註明一個兄弟姊妹的故事，小姊姊，ｌｉｔｔｌｅ　ｓｉｓｔｅｒ就會被如此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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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中國又是怎麼回事呢？他們風行「小姐姐」也不過這一兩年的事情，而且還是來次二次元的敬稱，針對自身喜歡的偶像LoveLive!裡，μ's偶像組合成員的暱稱，還稱什麼，一般人不能隨便用，在神父看來，他們不過就是在既成的語彙裡，框架出來當成指涉特定人物的詞彙，根本只是借用，不能越俎代庖，說什麼稱小姐姐會冒犯ａｃｇ圈，這根本是乞丐趕廟公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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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ＬｏｖｅＬｉｖｅ！的粉絲，為何會用「小姐姐」來稱呼他們的偶像，邏輯也和一般語言的語用性相當，就是對於年輕女性的年齡層相對的微妙感受，相較於設定為高中生的動畫偶像，應該叫做妹妹，但實際上幫他們配音的聲優，又多為二十來歲，為了表示最大的愛意和敬意，把稱他們「姐姐」的年齡鴻溝給去除了，稱為「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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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比姐姐還小的姐姐，更親近自己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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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開始氾濫，在中國網路中，從二次元到三次元，變成稱呼漂亮或有萌屬性的年輕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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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她的詞源又來自日語「ねえちゃん」，簡單來說，對中國人就是外來詞彙，中國人普遍反日，卻又模仿日本的詞源，這可以看出語言的模仿性質和自然生成的邏輯，是難以令人察覺和防備的，台灣人就算抗中，也沒必要把小姐姐看成是全然的中國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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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畫暖暖日記中，有一隻公的花栗鼠常常被他姐姐欺負，這個姊姊名字就叫小姐姐しょうねえちゃん，是該名花栗鼠的二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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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小姐姐」這種詞彙，除了是語言中的常態，基本上也是無害的，根本沒必要為反對而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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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鄉里之中，都是一群年紀偏大的長輩，看到有年輕的女性，便叫她「小姐姐」，其實也不為過，若是年紀較小的孩子，看到大姊姊，要縮短距離，叫她「小姐姐」，也不會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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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為什麼不叫阿桑或阿姨？我想如同為女性更應該明白其中道理，例如「おばさん obasan」歐巴桑，原本是對年長女性的敬稱，但近年卻變成暗示女子老，外貌欠佳，女性不喜歡別人稱呼自己隱射出年紀，所以最近連「阿姨」都變成嫌惡用語，這也是前頭粉絲的邏輯，用彌平年齡差距來討好女性，因此，從歐巴桑變成阿姨，阿姨變成姐姐，姐姐再變成小姐姐，這種有點大，但又不能太大，又要隱含一點小的感覺，只能說，投其所好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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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們會習慣稱，大哥哥，大姐姐，小弟弟，小妹妹，但在語言之中，並不是那麼工整的，也常出現這種大小置換，從中得到其他意思的用法，以台語而言，阿＋親屬稱謂，通常有尊敬或者權位的意涵，阿爸，阿母，阿姊，鮮少稱阿妹，阿弟．但，也有例外，例如「阿妹仔」，是對晚輩常出現的稱呼，且多半沒親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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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有藝人稱「小哥」，或者什麼網路用語「小妹哥」，小阿姨，有些女生也喜歡自稱什麼ｘｘ哥、二伯、女孩、林北，「小姐姐」根本就無傷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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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中國用過的，我們就必須討厭」，這是個簡單邏輯，過往，也有人提出什麼中國喜歡打擊台獨，稱某某是台獨，獨已經被汙名化了，所以我們不能稱自己是台獨，這些，都是把自己的理智某種形式去交給對方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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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防備中國用語入侵的防衛機制，首先要做的，便是精準打擊，不是亂打一通，若是不區分來源，有害無害，一味都塞在「中國」的框框裡，反而連不該塞的也塞了進去，說是要抵制中國用語，卻變成在割讓自己約定成俗的語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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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自身不當的想像，而強迫他人改名，在我看來，這根本做過頭了，這不是屬於台灣獨立自主的想像，身為台獨立的倡議者，照理說，應該最反對這種施壓而亂改別人名字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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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之前，先界定一件事情，到底是在反對中國用語，還是在反人性，ｂｒｏｔｈｅ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