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回中國!” 中國正經歷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歸國潮】
這是一個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回流潮: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正形成最大規模留學人才“歸國潮”。截至2016年底,中國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到265.11萬人。僅2016年就有43.25萬留學人員回國,較2012年增長15.96萬人,增幅達58.48%。
“大磁場”的引力
“我想回中國”,不做巨變的旁觀者,要做巨變的創造者
“你想回中國?”
“對,這個機會很有吸引力。”
“你這個方向系里缺人,終身教職何其寶貴,有人夢寐以求卻沒有拿到。”
“謝謝您的好意。我去意已定。”
美國東部時間2017年1月26日,已獲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終身教職的副教授鄧巍巍向系主任請辭回國。
4月27日下午。在美國講臺上完最后一堂課后,鄧巍巍拍拍手上的粉筆灰,與學生作別。此時,他在美國居住15年,任教已整整7年。
是留還是走?鄧巍巍不是沒有糾結過、徘徊過。“你從哪里來?”在美國的那些年,這個眾所周知的終極問題時常拷問著他的內心。
2016年9月15日,中國“天宮二號”成功發射。曾經的大學同學坐在發射指揮大廳里參與發射,而身在美國的鄧巍巍只能靠刷朋友圈,來了解發射的情況。
那是一種游離于家門外的感覺,這感覺撞擊著他的心,也讓他找到了那個終極問題的答案。
飛速發展的祖國,有著強大的磁力,吸引著他踏上歸國的路。
“梁園雖好,非久戀之鄉!”早于鄧巍巍5年回國的袁軍華喜歡用錢學森的這句話詮釋他的離開。
“我怕再不回來就晚了!我不想當祖國發展的看客!”
2012年,袁軍華受召于“千人計劃”青年項目,結束哈佛大學的博士后工作,回到位于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兩年后,他的夫人,同樣就讀于加州理工學院的張榕京回國。
……
歸去來兮,許多人遵從的是內心的呼喚。
“希望廣大海外學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奮斗中實現自身價值,努力書寫無愧于時代的華彩篇章。”
2014年初,一封習近平總書記給全體留德學子的回信從中南海傳遍全球:“走,回中國!”一時間,歸國成潮。
國際大咖回來了——
2017年,蜚聲中外的“大師”、世界著名計算機學家姚期智放棄外國國籍,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姚期智長期從事計算機科學和量子信息科學研究,是迄今為止世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最高獎項“圖靈獎”得主中唯一一位亞裔專家。
實際上,姚期智早已“歸心似箭”——十余年前,他辭去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職。在清華,他先后創辦計算機科學實驗班、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交叉信息研究院和量子信息中心,親自授課,指導學生論文,其計算機科學實驗班被外界稱為“姚班”。十余年間,一批批拔尖創新人才從這里邁向世界學術舞臺。因為“分量重”,姚期智回國被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回歸中國的“風向標”。
領軍人物回來了——
國際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單分子酶學的奠基人謝曉亮、高能物理王貽芳、人工智能甘中學、新藥創制丁列明……他們的回歸使中國在各自領域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提高了10年到15年。
夫妻雙雙把家還——
從加拿大歸來的一對夫妻何理、盧宏瑋,丈夫入選國家“千人計劃”青年項目,妻子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回到祖國我們現在已經參與到國家級重大工程建設中,覺得特別有成就感,這在國外是很難想象到的。”盧宏瑋說。
同門團隊把業創——
量子物理學家潘建偉率高徒陳宇翱、陸朝陽先后回國,三人三奪世界量子電子學和量子光學領域最高榮譽——菲涅爾獎。他們在回國后組建了一支中國物理界的“夢之隊”。
潘建偉主持研制的世界上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成功發射,圓滿完成了包括在國際上率先實現千公里級星地雙向量子糾纏分發在內的三大既定科學目標……英國《自然》雜志評價:量子通信領域,中國用不到十年時間,由一個不起眼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勁旅。
“80、90后”登場了——
《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評論》雜志評選的2015年度全球杰出青年創新人物(TR35),中國“80后”青年科學家戈鈞躋身其中。
從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后一畢業,戈鈞即選擇回到他的母校清華大學,回來時,帶著懷孕的妻子。“中美之間的科研條件在迅速縮小差距。”戈鈞說。
從第十二批“千人計劃”青年項目開始,而1980至1984年齡段成為絕對主力,“90后”首次闖入“青千”榜單。
潮涌東方,勢不可擋。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迎來了史上規模最大、領域最多、范圍最廣的留學潮和歸國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歐美同學會會長陳竺說。
中國留學人才的加速回流形成態勢成為“現象級”:1978年,歸國人員僅以數百人計;2009年回國人員數量首次突破10萬人,2012年27萬人,2016年突破40萬人……
人員結構從“高精尖”向多層次擴展。從業領域從科研向創業、公共服務等多元化擴展,堪稱全方位“登陸”。“尤其是最近5年呈現規模化、常態化,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形成‘不落潮’。”中央組織部人才工作局局長孫學玉說。
“大磁場”的魔力
歸國人才找到了創新創業的大舞臺,“迎來了黃金時間”
2009年,不平常的一年。
那時,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的燕紹九博士正在美國懷俄明大學做訪問學者。“只有身臨其境才真切體會到,對美國而言,肇始于華爾街的那場金融危機比當年的14級颶風‘比爾’更恐怖。”
危機的寒風迅速吹到科研領域,經費投入青黃不接。“很多研究中斷了。項目批不下來,研究生縮招。”燕紹九回憶說。
此時的中國,一個傾全國之力的引才聚才計劃正在醞釀。2008年的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主要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
孫學玉表示,海歸主要是被“吸”回來的。
這是一個充滿魔力的“大磁場”。
在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指導下,中央組織部會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國務院國資委等部門組成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小組。各地各部門建立引才工作小組或辦事機構。
人才項目推動引才聚才。繼中央啟動國家“千人計劃”后,各省區市、高校、大型企業及社會組織的“海外引才計劃”全速推進。北京的“海聚工程”、江蘇的“雙創計劃”、陜西的“百人計劃”、廣東的“珠江人才計劃”、深圳的“孔雀計劃”……多地把引才辦事處設在了國外,有的甚至把引才聯絡辦公室開設到了美國知識密集度最高的硅谷。
10天,輾轉3國5個城市、參加24場公務活動和人才座談會;拜訪3名諾獎級、院士級戰略科學家以及10余個海外產業領軍人才團隊……這是累倒在工作崗位上的武漢市委組織部長楊漢軍生前的“招才”時間表。“引進一名高端人才,就能集聚一個創新團隊,甚至帶動一個創新產業。”這是楊漢軍生前心中的急迫……
現年60歲的崔平曾是中科院寧波材料所的所長,但是在同事們眼中,她更像是一名“知心大姐和大管家”。
2013年12月11日,美國硅谷。寧波材料所的兩場招聘會分外熱鬧,每場近百名海外高層次人才慕名而來。
與7年前相比,崔平的感受是“冰火兩重天”。第一次赴美國招才,她拉著幾十公斤重的宣傳冊,穿梭在不同的會場,問津者寥寥。
崔平率領招聘團隊四面出擊,開展全球“相馬”大行動。連美國硅谷都設立了人才聯絡處。如今,寧波材料所云集了800余名科研人員,其中院士1位,海外高層次人才200余位。寧波材料所平地起高樓,站在了科研的領先位置。
為促進歸國科學家安心工作,中央和地方不斷完善政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落戶、入出境、稅收、醫療待遇、社會保險、子女入學、配偶就業、項目申請、經費補助等提供政策支持。
這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新的大舞臺——
哈佛“八博士”共聚合肥科學島建起世界上最先進的強磁場實驗裝置的故事,是近年來“歸國圈里”的美談。
“強磁場有強魔力。”“越比較越自信。”率先回國的“頭雁”、強磁場中心副主任王俊峰說的感言,道出了這8位博士的共同心聲。國內的科研條件今非昔比,在這里可以擁有“獨立實驗室”,而在美國是很難實現的。
他們看到,位于貴州山區的“中國天眼”、安徽合肥的“人造太陽”、廣東東莞的中國散裂中子源、北京懷柔的“北京光源”……一個個大科學工程或相繼完工,或即將上馬。
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為1.57萬億元,比2012年提高52.5%,年均增長11.1%,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調查中有81%的留學歸國人員認為,國內創業機會比國外“要更好,甚至好得多”。
這就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業的大天地——
龐大的市場,為歸國人才創業提供廣闊的舞臺;升級的需求,讓歸國人才所掌握的高技術得以施展。他們創辦的環保、新能源、生物、金融等領域公司,如雨后春筍在中國大地上快速萌生、成長。
“二維碼居然已經取代了大媽的零錢筐。”讓全球頂尖的人工智能專家、美國普渡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漆遠沒有想到的是,一次回國的經歷,讓他對中國創新刮目相看。
“萬萬沒想到,中國市場的魔力如此強大。”漆遠告訴記者,他回國后加入的螞蟻金服團隊已經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公司形成了獨特的“硅谷幫”現象。
中科合成油公司總經理、首席科學家李永旺這樣感嘆:“我要是留在國外的話,一輩子只能給國外的‘大牛’打下手、當跟班。”如今,中科合成油與神華集團合作在寧煤投產成功煤制油項目,已占據世界全面領先優勢。
七月的黃淮平原,太陽頂著天高。連續襲來的熱浪,焦烤著中科院“百人計劃”專家吳麗芳和她“80后”“90后”的學生們。
為了搶建一個移動羊棚進行農牧耦合改土技術試驗,他們的衣服濕了干,干了又濕。“我們有3個核心試驗示范區,在懷遠、渦陽、太和縣,走一遍得三四天。我是基本上兩周去一次,車上放個袋子,里面放著球鞋、膠鞋、草帽。”吳麗芳說,現在化肥能撒,農機能開,有時在農村一待就是幾個月。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袁隆平帶領團隊攻關“雜交水稻”技術,幫助解決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如今,從新加坡歸來的吳麗芳,依托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技術生物與農業工程研究所,作為中科院“第二糧倉科技工程”總協調人,求解“從‘吃得飽’到‘吃得好’”的“糧食安全方程式”。
小麥赤霉病,多見于黃淮海平原,被稱為“小麥癌癥”。吳麗芳從新加坡回國后,與它對陣了三年。團隊通過交叉學科研制出一種隱性納米防護膜,噴一次,就像是給小麥涂一層防曬霜,赤霉病的發病率可降低50%至70%。項目目前已進入產業化商談階段,計劃明年上市。
談起歸國的感受,吳麗芳說:“中國這個‘大磁場’的設置是為科學家的未來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我們因此迎來了科研的黃金時間,想干啥就能干成啥。”
“大磁場”的活力
做偉大復興“生力軍”,助力祖國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穿越歷史的星空,總會發現那相似的足跡——
一部百年中國留學史,就是一部推動中國近現代化的變革史。
150年前,容閎、詹天佑、茅以升等中國早期留學生,成為推動中國近代化的先驅;
60多年前,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鄧稼先等留學歸來,成為建設新中國的棟梁……
時至今日,中國留學生遍布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經過多元文化的熏陶、全球化視野的歷練,有著強烈的創新意識和創業意愿,是全新的國際化人才群體。
他們將帶給我們怎樣的世界?
“海歸科學家作為知識技術轉移的人才力量,正逐漸成為中國學術發展與科技創新的生力軍、高新技術應用的推動者、推動中國創業發展的領跑者。”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有關負責人指出。
——促進基礎科研水平大幅提升。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70%以上的教育部直屬高校校長、80%以上的兩院院士,都有海外學習或工作經歷。“千人計劃”分13批引進7000余人,絕大多數來自美歐等科教發達國家知名高校、科研機構和跨國企業,包括6名諾貝爾獎得主、80余名美歐等發達國家科學院、工程院等院士。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在施一公等海外回國人才帶領下,自2009年以來,已在《自然》《科學》等世界頂級期刊上發文70多篇,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
8年前的一天,潘建偉在北京國家博物館參觀完“復興之路”主題展后,給大洋彼岸的學生們分別發去短信:“希望努力學習,早日歸來,為民族復興作出貢獻!”
這條信息,他的學生,“80后”的青年科學家陸朝陽在手機里存儲至今。陸朝陽與老師潘建偉有一個“心靈契約”:老師推薦他去英國劍橋大學學習量子技術,他承諾學成回國效力,把最新理論和方法帶回來……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潘建偉分赴海外學習的弟子,以極高的“歸巢率”陸續回國。正是這樣一支隊伍的歸巢,使得中國近年來量子科研異軍突起,連續在量子理論、量子通信、量子計算等研究領域涌現世界級成果,在量子革命的發展史上,標注下新的印記。
——助推科技創新創業大潮。
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后創建了大批高新技術企業,促進形成創業文化,為中國經濟帶來新的活力。
如李彥宏創立百度公司等,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創辦的企業已有73家掛牌上市。“千人計劃”專家、浙江貝達藥業公司董事長丁列明,成功研發出世界第三個、中國第一個小分子靶向抗癌藥“凱美納”;同為“千人計劃”專家的信達生物制藥(蘇州)有限公司董事長俞德超,回國后帶領團隊開發上市了我國第一個具有全球知識產權的生物創新藥“康柏西普”,是我國近10年批準上市的第一個大分子藥物。
“十二五”以來,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由50.9%升至2016年的56.2%,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發明專利申請受理躍居世界首位并保持領先地位,其中海外留學人才做出積極貢獻。目前,全國共有留學人員創業園300多個,入園企業2.4萬家,2015年技工貿總收入超過2800億元。
——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
2017年5月,我國南海海域天然氣水合物(可燃冰)首次試采成功,將對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產生重要影響,國家“千人計劃”專家盧海龍擔任試采工程首席科學家。載人航天、“天河”高性能計算機、北斗衛星導航、“蛟龍”系列深海潛水器等戰略高技術突破背后,留學人才身影頻現。
2017年9月25日,中國“天眼”落成啟用一周年。而在10天前,最懂“天眼”的南仁東,卻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對于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項目”,他一直在跟自己較勁。24年,8000多個日夜,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首席科學家、總工程師南仁東心無旁騖。這位清華大學無線電系高材生,放棄日本國立天文臺客座教授職位,將生命燃燒在崇山峻嶺間的中國“天眼”,在世界天文史上鐫刻下新的高度……
——促進國際交流和對外開放。
一些專家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國方案”,推動重要國際性學術會議在中國召開,提高了我國在相關領域學科的國際地位。隨著越來越多的留學人員回國,人才集聚效應日益凸顯,為建設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
——撬動人才體制機制改革。
“千人計劃”的實施,推動各單位在人才和科研機制上大膽突破、先行先試、新人新策、特事特辦,實現“出人才、出成果、出機制”。許多專家帶回先進科研管理理念和經驗做法,對國內人才體制機制創新產生積極影響。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實行“科學家為主”的管理機制,較短時間內實現科研成果和人才培養雙豐收,成為國內科研機構改革的“試驗田”。
“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形成了重視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良好氛圍,形成了從政策到落地的系列人才保障。”歐美同學會黨組書記、秘書長王丕君說,抓住祖國發展的難得戰略機遇期,當代留學人員不斷書寫復興路上的精彩篇章。
“大磁場”的偉力
從“索我理想之中華”到“興我理想之中華”,把“我的夢”融入“中國夢”
2017年9月12日,G81次,一趟開往中原的“人才列車”,滿載著海歸學子。這一天,歐美同學會在鄭州召開年會,海歸大軍吹響集結號。
美、德、英、法……他們的足跡遍布世界每一個角落;學術前輩、先進青年,他們帶回來最先進的知識、最前沿的理念。
“讓我再講幾句好不好?”“請再給我五分鐘,五分鐘就行。”……他們爭先恐后地發言,傳遞著綠葉對根的情意。
104年前,顧維鈞等人發起歐美同學會,希冀用國外先進的科學文化和進步理念,為國家強盛貢獻力量。可在積貧積弱的年代,多少人報國無門,抱憾終身。
今天,歐美同學會的命運發生了驚人的逆轉。歸國對于留學生們而言,不再是“毅然決然”的抉擇,而是擁抱希望的“欣欣然”。他們成了中國創新創業的領跑者和生力軍。
百年潮,中國夢。
歷史的大潮逐夢浪高。
“從上世紀美國、日本、韓國3個國家的成功趕超看,實行人才優先戰略,是其成功的秘密武器。”孫學玉表示,誰搶占了人才培養、吸引和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贏得了未來。
西方媒體評價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中國將其視為令其站在科技前沿、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到新水平的關鍵捷徑。
“科技強、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這些強盛的起點在于人才。”科技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王志剛說,面對“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我們對人才的渴求超乎尋常,我們需要做得更多。
在中科院院長白春禮看來,人才需要“掐尖”。
作為上世紀80年代的公派留學生,1987年底,白春禮結束在美國的留學返回中國。“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他說。
白春禮把當時國際最先進的納米技術研究帶到了國內。29年后,已經成為中科院院長的他,又把王中林——國際上研究納米最優秀的科學家之一,引回國內。
王中林是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終身教授。他研制出世界上最小的發電機——納米發電機,又因在納米技術領域的基礎貢獻,當選為歐洲科學院院士。
這是中國緊缺的拔尖人才。對比美國20多人的實驗室,中科院為他提供了200人的團隊,相同的文化背景、良好的合作氛圍——王中林舍不下如此優厚的科研條件。“回國吧”,2016年,王中林做出了決定。
“人才計劃不是拔苗助長,也不能‘請來女婿氣走兒子’。”在白春禮看來,用好現有人才、引進急需人才、穩定關鍵人才、培養未來人才,是引才聚才的理想路徑和良性循環。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越來越重視柔性引才。尊重人才流動規律,但求所用,不求所有。回來,我們歡迎;再走出去,再回來,我們還歡迎。”孫學玉說。
不拒眾流,海納百川。引才、育才和推送人才并重,中國不斷為全球人才競相在華創新創業提供沃土。
中國仍處于引才“黃金機遇期”,正在以識才的慧眼、愛才的誠意、用才的膽識、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黨內和黨外、國內和國外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的偉大奮斗中來。
2017年的一個夏日,太湖邊的演播廳內座無虛席。一場由國家“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主辦的海外歸國留學人員主題音樂會在這里舉行。
著名海歸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演奏的《梁祝》、吉林大學黃大年先進事跡報告團的散文朗誦、演奏家鄧建棟領奏的二胡曲……
“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一首《東方之珠》,也是一部“赤子曲”,每一個音符、每一個字眼無不叩響在人們心間。
百年前,也是透過這水與天的相連,求學海外的學子們從海上歸來,共同凝聚起全民族千千萬的智慧和力量,去戰勝千難萬險。大海,隔不斷一位位游子思念祖國的赤誠之情;海浪,寄托著一代代海歸始終不渝的強國之夢。
“不論樹的影子有多長,根永遠扎在土里。”習近平總書記用的比喻,形象而又深情。
有一種海魚名鮭,不管游到何處,成熟后都會踏上逆水返鄉的旅程,只為心中唯一的夢想——回到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中國夢激蕩最大“海歸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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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Trek 星際迷航是我喜歡的科幻連續劇之一。但,在他眾多的系列中,我只最喜歡的是系列二的 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
這套連續劇,主要不是看他的特技,當然也有不錯的特技,更重要的是帶出思維上的衝擊。
特技我喜歡看嗎?
當然喜歡,但科幻是講未來,我當然也對未來的思維的好奇。
The Next Generation有七季,你總不能只是有外星人打得很厲害,武器、飛船,我更重視的是:他們遇到一些困境時,怎樣的去探討解決方案。
TNG裡面不少的情節,是主要是透過對白帶出來的,動作只是輔助性質。對比起 Transformer,動作是主軸,對白是應酬的,也不會激起你多少思想上的火花。
TNG裡面的一些故事,是很大膽的,如:某一星球上,正常的性關係是同性戀,異性戀是異端,會被捉去批判腦改的。
另一故事是外星人族群Q的故事,Q是已經如全知全能的神般,也不會再死亡,他們看時間已經不再是直線式,其中要個Q要成為他們眾神裡面,第一個要求自殺的。
另一則故事是企業號飛船遇到一族外星人進化到已經在宇宙某區域裡面,無所不在,能夠殺這區域裡面的任何一個眾生。而在區域裡面有某個落後的星球,被這進化到如同上帝般的外星人視為自己的子民。
Star Trek的集團, The Federation, 是一個綜合了不同外星人的集團。他們對於 First Contact, 與其他外星人接觸的條件,有嚴格標準。即如果外星人的科技還未達到光速飛行,他們是不接觸的。因為他們知道只要一接觸,低科技的一方會被剝削。就算不剝削,被接觸的一方可能也希望從高科技的一方得到武器來駕馭其他國家或種族。
(上面這一點,我就覺得比Arrival裡面的外星人來得高明,和更注重生態環境的平衡)
Star Trek 的世界觀,是科技進化到已經能夠用機器把粒子重組而隨意生產衣食。換句話說,吃飯已經不再是問題了,所以這個世界的地球人,不再是為了賺錢而工作,而是為了自己的興趣或才華而工作的。
種種的這些資訊,都是透過角色與角色之間的對白帶出。
Inglorious Basterd這 套電影裡面,開場的一幕,是一個納粹官員,在一家藏了猶太人的農夫對談。談話的時候,沒有怒氣沖天,但那場對話是歷史上最大壓力的精神壓迫,農夫忍著哭,然後很怕的示意他把猶太人藏在哪裡。那位演納粹官員的,也因此得到奧斯卡獎。
讀電影的人,大都聽過黑白版的《十二怒漢》整套電影是在一個小房間裡面進行,十二個陪審團要決定一個懷疑殺了自己父親的問題少年有沒有罪。十一個陪審團都認為這孩子有罪,整套電影就是講唯一一個認為孩子可能是沒罪的陪審團,怎樣說服其他十一個人,最後全部人判定孩子沒罪。
是的,整套電影是透過對白和演技帶出。
特技電影,會讓人有印象嗎?
當年我第一次看 Jurasic Park時,恐龍的活現度,是很驚人的。但,二十多年後,我已經沒甚麼印象了。
但,對白所能夠帶出的震撼,卻是你一生人都記住,因為要明白這些高素質對白,它們會烙印在你靈魂裡面。
動作或特技,通常沒有足夠的 Complexity或層次感,但對白和演技卻能帶出。
舉例,瑯琊榜這套大陸連續劇,最經典的地方就是對白,所有的權謀心計推算,都是從對白的角度詮釋。這套連續劇在大陸是當時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
香港無線電視看到了這趨勢,也得到了相關版權,不過在香港播放時,評價卻是好壞參半,最後好像也中斷了播放。
啊哈哈,吃無線奶水長大的,思想上的層次感是比一張白紙更複雜吧。
(昨天在人家的家看無線劇,應該是日據時代的,看到女主角的男友、爸爸、弟弟被殺,是看到我笑出來的)
同樣的,馬來西亞的一些馬來電視劇情片,是四十年如一日。
我只能說一個國家選民的素質,除了主宰於教育,同時也主宰於他們喜歡看甚麼電影和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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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勛章:被遺忘的二戰女子飛行隊
http://history.people.com.cn/BIG5/198307/12998408.html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一群獨立、自信的美國女性夢想著像男人一樣沖上雲霄。她們經受了旁人的懷疑、嚴苛的訓練,一次次完成危險的任務,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待遇和尊重,即便犧牲,也無法按軍人禮儀舉行葬禮。
1943年四月的一天早晨,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甜水”鎮的居民像過節一樣守候在“復仇者”空軍基地外,他們興高採烈像看西洋鏡似的,有些人甚至還帶上了野炊餐具。“從基地通往80號公路的每個方向的車都停了兩英裡,”一位17歲的女孩回憶道。
下午三點左右,數十架敞式座艙單引擎飛機出現在天際。“這邊來了一架!”有人叫了起來,“哦,那邊也有!”
興奮的居民們對這些訪客們充滿了好奇,畢竟他們從來沒有看到過女人駕駛飛機。而這些女人帶給“甜水”鎮的不僅是視覺上的沖擊,更有文化上的沖擊。
這些飛機屬於女子航空勤務飛行隊(Women Airforce Service Pilots,WASP),是二戰期間美國婦女在后方組成的一個后勤服務隊。
初來乍到的學員們讓當地人大開眼界。她們穿著不合身的卡嘰連衣裝,“獨立、自信、自立,至少在我看起來如此。”海倫·凱莉,鎮上的一位年輕女孩對女飛行員們如此評價。凱莉在鎮上的洗澡堂子裡細致地觀察這些人,“她們脫得精光,赤著腳在裡面追逐,毫不害羞。鎮上的女人在洗澡的時候,都得穿著浴衣,裹得很密實。”這些女飛行員說話的腔調聽起來也很不一般。“她們罵人,而且用詞潑辣,那些臟詞是我們鎮上沒修養的女人才干的事。”
“矢車菊”旅館的老板查爾斯·羅伯遜回憶說,這些女飛行員周末會成群結隊到他這裡來擦鞋子。“大多數的顧客會給點一點小費,或者干脆什麼也不給。而這些女人則大方得多。”她們手往褲兜一插,摸到多少就是多少。羅伯遜對這些女人的那種豪爽勁羨慕極了。
這種豪爽勁也在杰奎琳·科克蘭(Jacqueline Cochran)身上體會出來,她是WASP的創立者。
給羅斯福總統夫人的信
科克蘭自己也不知道她是哪年生的,在她還是嬰兒的時候就成了孤兒,是另一對夫婦收養了她。這對夫婦很窮,他們在佛羅裡達州和喬治亞州的一些小鎮上輾轉居住。科克蘭隻上了兩年學,就進入一家棉花加工廠干活。那時,她隻有八歲,每小時掙六美分。
為了改變命運,她決定當一名美發師,隨后去了紐約。在紐約第五大道,她在一家美容院找到了工作。在一個有錢的主顧的介紹下,科克蘭遇到了金融專家弗洛伊德·奧萊姆,並嫁給了他。
奧萊姆給科克蘭買了一架飛機,勸她去學習駕駛。科克蘭一聽,竟真的去了紐約長島的羅斯福空軍基地學習飛行。在經過兩周半的學習后,她剛獲得正式的飛行員執照,便迫不及待地把飛機開到加拿大的蒙特利爾。那一年是1932年。
1938年,科克蘭在美國著名的年度跨州長途飛行競賽——本迪克斯飛行錦標賽上,以八小時十分鐘飛行3270公裡的成績,擊敗了另外九名男飛行員,頓時揚名美國航空界。
1939年,德軍坦克開進華沙后,已是著名女飛行員的科克蘭給當時的美國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寫了一封信,建議軍隊征召女性飛行員,“男人在前方殺敵報國,女人們也可以在后方做一些輔助性的工作,譬如駕駛救護飛機或者通訊飛機或者運輸機,這樣能夠讓男人們有精力去做執行更加重要的使命。”
但是五角大樓回復她說:“完全不切實際”。一份備忘錄上這樣寫道,女人們“在戰時駕駛飛機會過於緊張。”科克蘭對這個聽起來貌似很恰當的理由嗤之以鼻。1941年夏,科克蘭帶著總統的“批示”來到五角大樓,這個批示是總統夫人多方周旋才從羅斯福那裡弄到的。但五星上將、美國陸空司令亨利·阿諾德依然拒絕了她的提議。他說,軍隊有足夠的男飛行員。 然而,隨著戰爭的進行,男飛行員的數量漸漸在減少。阿諾德漸漸改變了立場,空軍轉運部部長威廉姆·特納也贊成引進一些女飛行員。
得到空軍支持后,科克蘭開始在全國大招募。她要求,申請者的身高不能低於1.59米,年齡不低於18歲半,飛行時間不少於200小時。為了吸引技術成熟的女飛行員加入,1942年9月,科克蘭在首都華盛頓的“五月花飯店”舉行了一場雞尾酒會,邀請第“國際女飛行員99組織”成員出席。這個組織是1929年,由99名美國著名女飛行員組建的,意在為女飛行員搭建一個交流技術、聯絡感情的平台。
“如有需要,你們願意為祖國而飛翔嗎?”科克蘭向出席酒會的女飛行員們發出了邀請。兩三次聯誼酒會后,在科克蘭的鼓動下,大部分女飛行員都走出了家門。
一個月后,“99組織”的成員簡·斯特拉漢(Jane Straughan)收到了一份電報,建議她立即報名為國家盡自己一份力。簡·斯特拉漢起初以為這是個玩笑,因為她丈夫已經報名參軍,開赴到歐洲戰場。但架不住大伙的勸說下,她也填好了申請表格。
簡是在馬裡蘭州的一個飛機場學會開飛機的,1938年,她獲得了駕駛商用飛行的執照,並加入了女子飛行精英俱樂部“99組織”。因為技術過硬,她被聘請為英國恩斯特龍飛機制造公司唯一的女駕駛員,其任務就是向客戶展示飛機。
“我去了休斯頓,成了做實驗用的‘小白鼠’,”簡·斯特拉漢成了女子飛行隊的第一期學員,駐扎在特拉華州威明頓“新堡”空軍基地,受空軍轉運部指揮。當時她的主要任務就是把戰斗機從生產線轉場到空軍基地。斯特拉漢開過的飛機可謂不計其數,后來她回憶說,有Piper Cubs, PT-19, PT-23, Vultee BTs, AT-6, AT-9, AT-17, C-60, C-61, P-24, P-39, P-40, P-47, P-51, P-63。
男性的質疑
除了簡之外,科克蘭的招聘在全國吸引了2.5萬名申請者,有1830人獲選,最后獲得飛行的資格有1074人。
1942年11月,申請獲得通過的學員們被安排到了休斯頓的霍華德·休斯空軍基地。這個地方缺乏教室、食堂,給她們訓練用的飛機還在路上。沒有統一制服,她們什麼都可以穿:牛仔靴、拖鞋、馬靴,一個學員甚至還穿著毛毛拖鞋。飛行隊唯一統一發放的物資是發網,因為軍方擔心那些飄逸的長發在飛行時引發不測之禍。
1943年4月,學員們終於轉移到休斯頓“甜水鎮”的“復仇者”基地。
她們引起了美國新聞界的高度關注。1943年四月底,《休斯頓郵報》雇佣了一位美聯社的記者報導了女子飛行大隊遷移到了“甜水”鎮的新聞,報紙給大隊起了個綽號“口紅大隊”。記者休·威廉姆遜形容這些新兵蛋子時說,她們的“身材苗條得像飛機的線條,皮膚晒成了標准的古銅色”。
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后,她們的朋友和家人發現這些女孩都變得粗獷而不修邊幅。
她們在軍營裡過著枯燥乏味的生活,早上六點鐘被晨號叫醒,然后是學習莫爾斯電碼、模擬通訊、飛行訓練,根本沒有時間讓她們去梳妝打扮。訓練期間,她們都穿著肥大的陸軍機械師工裝褲。拜德州西部的大風和長時間的訓練所賜,女孩們的發型和妝容全都變得亂七八糟。可那有什麼關系呢?
唯一讓她們覺得沮喪的,是來自美國社會固有的性別歧見。1944年,美國陸軍訓練部將軍巴頓·楊特和巴尼·吉爾斯將軍來基地視察,竟然讓女飛行員充當儀仗隊。更離譜的是,這次視察中,吉爾斯竟然問他的妻子,“你不覺得他們很性感嗎?”
《飛行雜志》上就講了一個故事:某一天,女飛行員伊莎貝爾·芬頓駕駛著“文圖拉”中型轟炸機飛臨達維斯基地6000英尺的上空,追逐著一架靶機進行射擊,僅用了20發子彈芬頓就打中了靶機。但是當芬頓駕駛轟炸機離開基地的時候,一位上校卻咕噥出這樣一句話:“見鬼,這個女人怎麼不去死啊。”
轉運飛機
珍珠港事件后,美國各大公司開始大量生產飛機,但因男飛行員大量在海外參戰,如何將工廠生產出來的飛機開到軍事基地去成了棘手問題。女飛行員們接過了這個繁重的活。
那些從“復仇者”基地畢業后的女飛行員被分配到了美國各地。有些人去轉運飛機,另一些則負責空運管理或成了醫護人員。特別優秀的飛行員,被安排去南卡羅來納州的達維斯基地從事靶機工作。
WASP的飛行員從來沒有參加過實戰,但她們卻創造了驚人的紀錄。她們出現在美國境內120多個陸軍航空隊基地,駕駛過美國陸航所有機種,其中還包括具有試驗性質、危險系數很高的特種戰斗機。像有“寡婦制造者”之稱的B-26轟炸機,這是一種雙引擎的轟炸機,因起飛時容易墜機而享有“寡婦制造者”的惡名。
很快,女飛行員們又開始駕駛美國最大、最新的轟炸機——B-29“超級空中堡壘”。這種飛機以難操控而聞名全美航空界。科克蘭告訴空軍司令阿諾德將軍,她的女飛行員們已經征服了這些大家伙。“如果一個女性能夠做到,你們男人也應該可以。”她說。
玫瑰凋零
1942年夏天,當科克蘭在全國招收女飛行員時,出生於俄勒岡州的美籍華裔李月英毫不猶豫地報名參加了,成為WASP的第4期學員。
在接受了為期6個月的訓練后,李月英被分配到位於密執根州羅穆盧斯的第三轉運隊。當時的任務異常繁重,李月英在給妹妹的信中抱怨:“一周7天都要工作,幾乎沒有休息時間。”
1944年11月23日,美國蒙大拿州大瀑布空軍基地。作為援助法案的重要中轉站,P-63“眼鏡王蛇”將在這裡匯集,然后轉運到別處。由於有太多的飛機涌入機場,控制塔台一片手忙腳亂。一個男飛行員駕駛的P-63無線電出了故障,他無法得到塔台指示,於是他決定自主降落,但是他恰恰對准了李月英准備降落的跑道。塔台發現險情,要求馬上爬升盤旋待降。但是那個男飛行員無法聽到這個指示,而他恰好飛在李月英的后上方,絲毫不知道危險臨近的李月英按塔台指示拉起飛機……
兩天后,李月英因傷勢過重離開了這個世界。當李家為孩子選擇墓地時,被有關方面毫不猶豫地拒絕:亞洲人無權被安葬在白人墓地。經過艱難而漫長的抗爭,她被安葬在哥倫比亞河的山坡上。
雖然WASP執行的是軍事任務,但是她們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婦女飛行隊扮演著類似現在伊拉克那些黑水保安公司的角色。從1942年到1944年,共有38名女飛行員在執行任務時殉職。她們無權按軍人禮儀舉行葬禮,不能享受儀仗護衛和官方提供的喪葬服務等男飛行員能享有的待遇,她們的棺木上甚至不能覆蓋美國國旗! 連她們的葬禮費也要靠同學、同僚和朋友募捐。
遲來的尊敬
1944年,由於二戰大局已定,許多男性飛行員再也不想去歐洲,更不願意去太平洋戰場。1944年2月,加利福尼亞的議員約翰·卡斯特羅要求把這些女飛行員轉為正式的空軍飛行員。6月19日,這一提案在眾議院投票時遭到失敗:188票反對,169票贊成,73票棄權。
1944年12月4日,科克蘭宣布WASP解散,大約100名飛行員返回了基地做最后的告別。在告別儀式上,阿諾德說:“在1941年的時候,我並不肯定這些年輕瘦弱的女子能夠駕駛B-17。現在到了1944年,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女人能夠和男人一樣在藍天翱翔。”
女子飛行大隊解散后,成員們沒有得到軍方任何補助或榮譽,檔案也被封存,她們對於二戰的貢獻很少有人知道,甚至歷史學家也不太清楚。但生活還得繼續,一小批人進入了空軍,一些人干起了空姐的工作。但大多數人開始結婚生子,而且從來不談論她們的經歷。
1976年,美國空軍宣布,空軍學院有10名女飛行員即將畢業,“她們是首批駕駛美國軍用飛機的女飛行員”。這激起了仍健在的WASP隊員的憤怒。這件事在美國國會引起一輪激戰,WASP的檔案記錄終於被啟封。1977年11月,美國總統卡特簽署法案,同意給予WASP二戰老兵的待遇——這意味著她們去世后,有權在棺木上蓋一面美國國旗。
2009年1月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國會決定授予女飛行員們國會金質勛章,大約300名健在的女飛行員現場見証了這一歷史性的時刻。在典禮上,奧巴馬說,“每一個美國人都應該感謝她們的無私奉獻”。2010年3月10日,200名健在者趕到國會大廈,從議長佩洛西手裡接過了國會金質勛章。
“非常遺憾,很多人已經不在了,這枚獎章恐怕永遠不能彌補那些人。”一位老兵感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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