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台北市內湖一處未立案的老人安養中心發生火災造成三人死亡,台北市長柯文哲不改其一貫的言語風格,回應民眾自己要看去的地方有沒有合格,不能什麼事都靠政府。
柯文哲的話語中充分展現其傲慢、粗魯、無情的性格本質。他有想過罹難者家屬的感受嗎?就像他先前以極其戲謔的口氣要想自殺的人去河濱公園自殺,有在乎自殺者家屬、在生死之間痛苦掙扎的人的感受嗎?一個不在乎他人感受、甚至刻意在傷口上灑鹽、哪裡有傷往哪裡打的人會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政治人物嗎?
包括在筆者先前的文章也分析過,柯文哲的問題已經不單純是失言的問題,而是牽涉到整個人格結構或精神狀態,台灣政壇類似的負面教材也不勝枚舉。語言即是行動,語言的真實的效應不見得比肢體暴力輕微。如果這些表現被輕輕帶過當成失言甚至玩笑話,這個世界上將不存在言語霸凌和仇恨語言,不是嗎?
柯文哲有一句名言是「政治不難,找回良心而已」。柯文哲所說的良心指什麼,他有沒有良心,筆者不太清楚。但柯文哲不夠細心恐怕已是除了柯粉以外的全民共識,或者他都把心思都用在政治算計和鬥爭,開拓他的政治回收事業版圖,擺脫「四趴黨」的笑名,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認真對待人的感受,就像他多次在媒體面前厲聲叱責部屬。
柯文哲的問題不僅反映出政治人物欠缺自省能力和坦然面對問題的政治道德,也反映了台灣社會長期以來「會讀書和考試就好」和得過且過的扭曲價值觀,忽視對他人的話語和情感表達與感受的重要性,簡單來說,就是不夠細心。
在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之中,稍微細心一點的人會覺得格格不入,因為生活中粗心粗魯的人無所不在。在百貨公司美食廣場用餐,特別是人擠人一位難求的時候,一旦你的座位被其他人相中成為獵物,他們就會用眼神監控你的座位的狀況,甚至使出包抄或包圍策略,人就愣在你的座位旁邊,好像沒長嘴巴不會問「請問你們是不是要離開了,我們可以坐這個位置?」
筆者有個自然而然微不足道的習慣,開門進出商店的時後會看有沒有其他人要進出,如果有,都會先把門拉著,讓其他人先進出。很多人不僅對這樣的基本禮貌無感,更有可能因為自己開關門不小心撞到或夾到其他人。
防疫期間搭電梯應該不要交談,但很多人似乎完全不理會告示(即使沒有告示也不表示可以為所欲為)依然我行我素,強迫其他人聽他們講辦公室的八卦或者下一餐吃什麼。如果有像筆者這樣「多管閒事」的人給予善意的提醒,肯定被狠「青」一頓。又或是,站在靠近控制面板的人禮貌上要問其他乘客要到的樓層,總還是有些粗魯的乘客直接伸手從你的胸前面前穿越「社交距離」按按鈕。
類似柯文哲這樣的政治人物放縱自己嘴巴的狀況在職場、學校、咖啡店、各種日常生活場域並不罕見,甚至就是日常的一部份。這些類似的狀況和所有的言語騷擾和霸凌都具有共同的因素,都是從「只是開玩笑何必當真」開始,形成一種輕蔑、忽視到壓迫的情感結構。
諸如此類的言語行為和特定空間裡的舉止應對牽涉到是否逾越相互尊重的「安全與舒適距離」,是否同理週遭任何一個人的感受。這些都不應該只靠(甚至不見得需要)類似「把博愛座禮讓給有需要的人」的標語提醒或道德規勸,更不應該依賴嚴刑峻罰或道德魔人的詛咒。比較根本的是,每個人懂得主動去理解和重視他人的感受,進而懂得反身性地管理與照料自我的言行、儀態、情緒乃至靈魂(如果還有的話)。
以上談的都牽涉到維持(或維護)距離的課題,距離因著默契與親疏關係而有所調整。筆者甚至認為,即便在如同家庭這樣的私密領域,還是必須在相互理解的條件下,保有不應妥協、不容侵犯的個人隱私和情感自主的聖域,絕不可因親近生狎褻。任何一個人(即使是呀呀學語的孩童)的情感都應該被理解被重視,由此建立彼此的相互信賴與尊重。這是一個兼顧理性與感性、民主化的(家庭)情感應有的模式。
回到本文的主題,政治領域更不可能脫離情感。分析政治領域的情感因素的角度相當多元,在此無法一一詳談。正義經常始於對壓迫的憤怒,但是不能只有個人化的憤怒,必須要能昇華為對普世律法的尊敬和對苦難的關懷,甚至類似諾斯邦(Martha Nussbaum)那樣的法哲學家更會強調寬恕的重要。
一個抗議警察暴力或反壓迫的抗爭行動、一場推翻極權統治的革命、一個國家的誕生都必須以共同的情感作為動力,可以是悲傷,可以是亢奮,可以是生死與共的使命感。
當然,我們從一些極端政治和當下正侵襲全球的民粹主義浪潮都可以看到情緒挑撥和動員,特別是憤怒和仇恨。目前正加緊入侵台灣的中國除了持續假新聞攻擊和軍機挑釁之外,也早已透過代理人和媒體(讀者們自行對號入座),對台灣社會進行各種情緒政治鬥爭,企圖讓台灣人陷入情緒風暴,特別是懷疑和仇視蔡英文總統領導的政府,混淆我們的判斷和價值觀,失去對彼此的信賴,甚至否定現實。
面對不論在私領域或公領域的各種情緒挑釁、侵犯和壓迫,,都必須先設法冷靜下來,生氣輸一半,自責、失去信心和勇氣輸更慘。不逃避,以溫柔而堅定的態度面對問題,包括各種言語騷擾與霸凌,還有中國對台灣的情緒政治鬥爭。
柯文哲曾經喜歡把「政治很簡單,找回良心而已」掛在嘴邊,也許「那個沒有用了」,所以最近比較不常聽他講,但是該講的幹話、垃圾話、傷人的話一句都沒少。
如果有所謂的政治噁男團,團長柯文哲當之無愧。而那最近頻頻以小燈泡命案攻擊時代力量立委王婉瑜、哪裡有傷痛往那裡打的黃士修aka黃土條,則是這噁男團的生力軍,大家別忘了他領軍的重啟核四公投案,噁男大爆發的戲碼即將上映。
噁男肆意侵犯情感距離,當然沒有細心的特質,更不可能溫柔而堅定。台灣的公領域充斥這樣的噁男,莫不是上天對台灣人生命力的考驗。
民主選舉不只選政策,也選誰具有細心照顧、安定人民情緒的能力。日前澎湖駐軍因為出任務而丟棄八十多杯飲料的訂單,雖然老闆基於挺國軍的愛國情操自行吸收成本,蔡英文總統在知道這件事之後,利用巡視澎湖的機會特意去光顧這家飲料店,買了一百多杯送給國軍。
政治某種程度上都是表演,差別在於夠不夠細心,有沒有誠意,就像一部虛構的電影如果能夠感動人心,就是好電影。
蔡英文總統此舉同時安撫了國軍內部,也修補軍民的情感和互信。在台灣面臨中國強力侵犯的關鍵時刻,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成為中國透過代理人進行情緒動員和鬥爭的材料。蔡英文總統此舉雖然只是小事情上的細心關照,防禦台灣的效應並不小於一架軍機和一顆飛彈。
個人並不認為細心是女性的專屬特質,本質上並非如此,而那樣的說法恐怕也只是噁男推卸責任的託辭,父權規訓女性的話語術或道德謊言。
當台灣人因為防疫成效備受國際肯定,台灣人的民族驕傲大幅提升,我們如果在日常生活的許多面向繼續粗心粗魯,那種驕傲不要也罷。
最後,筆者想迴向政治場域的眾噁男們一句話:「政治其實不容易,從細心開始!」光只是忌妒和仇視不會讓你們變得更好,更贏得人民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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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的問題不僅反映出政治人物欠缺自省能力和坦然面對問題的政治道德,也反映了台灣社會長期以來「會讀書和考試就好」和得過且過的扭曲價值觀,忽視對他人的話語和情感表達與感受的重要性,簡單來說,就是不夠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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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柯文哲這樣的政治人物放縱自己嘴巴的狀況在職場、學校、咖啡店、各種日常生活場域並不罕見,甚至就是日常的一部份。這些類似的狀況和所有的言語騷擾和霸凌都具有共同的因素,都是從「只是開玩笑何必當真」開始,形成一種輕蔑、忽視到壓迫的情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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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抗議警察暴力或反壓迫的抗爭行動、一場推翻極權統治的革命、一個國家的誕生都必須以共同的情感作為動力,可以是悲傷,可以是亢奮,可以是生死與共的使命感。
當然,我們從一些極端政治和當下正侵襲全球的民粹主義浪潮都可以看到情緒挑撥和動員,特別是憤怒和仇恨。目前正加緊入侵台灣的中國除了持續假新聞攻擊和軍機挑釁之外,也早已透過代理人和媒體(讀者們自行對號入座),對台灣社會進行各種情緒政治鬥爭,企圖讓台灣人陷入情緒風暴,特別是懷疑和仇視蔡英文總統領導的政府,混淆我們的判斷和價值觀,失去對彼此的信賴,甚至否定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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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完整解析 - 暴政下的背叛與救贖
#終究會等到自由的那一天
《返校》上映至今票房已經破億,將躍居今年國片票房冠軍,也再次引起社會對於中國國民黨恐怖統治時期的回憶。也因為《返校》的高人氣,在政壇上甚至出現了國家暴力的被害者與不曾反省的加害者都一致好評的古怪現象。小編上映之初便進場觀影,花了一點時間,這邊把把片中的象徵元素與影片結構整理出來和大家分享。
《返校》並不是一個單純控訴國家暴力的故事,而是一個探討人心在國家暴力下變化的故事,這是這部電影的「普世性」,世界上,無數的國家與民族都曾經歷過類似的創傷,也都能在這部電影中得到共鳴。然而,返校作為本土電影,另一個重要的意義是,喚醒那些「害怕想起來」的人,要治療我們的社會,便需要了解我們自己的歷史,而不是嘗試掩蓋或輕易遺忘。過了這麼久,台灣終於有了一部對過去發起正面挑戰的主流電影,這則是這部電影連結彼時此刻的「本土性」。
為了了解《返校》的世界,我們將以時間、空間象徵,以及登場人物的心理機轉三個部分,來介紹電影的結構。當然,以下會有大量爆雷,請小心!
第一部:#時間
在電影一開始,明確地告訴觀眾,時代背景為民國51(1962)年,然而,從一些細膩的暗示,和整個劇情的氛圍來講,時間卻可能更早。譬如說,方芮欣的學號為493856,代表1949年起的戒嚴,持續38年56天;魏仲庭的學號501014,則是「光明報事件」中,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被槍決的日期1950年10月14日。49和50,依台灣學校常見慣例,當然是指民國49年與50年入學,然而,就其象徵而言,指的卻是1949年與1950年,也就是說,暗示著本片的「政治年代」為1951年。
1950年代時由於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仍未穩固,在擔心共黨滲透同時,也是大量濫殺無辜,破獲炮製眾多「讀書會」冤案,並用誇張理由查禁書刊的年代。例如片中被禁的泰戈爾《漂鳥集》、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只是因為譯者附匪或有親共嫌疑,就被連累;屠格涅夫《父與子》,則因作者是俄國人,又描繪反抗舊有規則的年輕人,而被查禁。相形之下,1960年代的政治氣氛隨著中國國民黨政權根基站穩,而略有放鬆,部分禁書也只要換掉作者譯者名字,就可出「海盜版」,警總轉而更注意查緝仍寫作中的當代作家與政治運動。
但本作並非「歷史劇」,重點不在年代的考究,而在描繪「白色恐佈年代」的速寫。因此,片中也反映了1960年代查禁台語歌曲,1970年代打壓布袋戲等「文化殖民迫害」。民國51年/1962年,更像是增加現實感的定錨,同時也呼應當時柏林圍牆建立,古巴飛彈危機美蘇對峙下的「冷戰高峰期」氛圍,便於從「世界史」的認識去切入這部作品。
電影背景中時代的模糊,更進一步對應到戲中大量運用的交叉倒敘。
電影分為三段,「惡夢」、「告密者」、「活下來的人」。在「惡夢」之前還有一小段片頭,告訴我們在這個肅殺年代中,學校讀書會的存在,並預示觀眾,讀書會之後被查獲,魏仲廷被捕刑求。之後進入「惡夢」此章的起頭,方芮欣就在深夜無人的教室中醒來,帶著觀眾嘗試填補這兩個時間點中的空白。
在現實世界中,大部分回憶的完整劇情都發生在同一天(以下稱 X-Day),其他的只是後續支離破碎的片段。
在這天中發生的事大概是這樣的:
一早,天氣晴。方家酗酒的父親對懷疑他有外遇的母親家暴,方芮欣發現母親沈浸於求神問卜中,放棄安慰母親而出門上學。上學時,阿聖攜帶的禁書差點在門口被白教官發現,魏仲廷為其掩護成功。 升旗典禮時,憲兵闖入,同樣收藏禁書的黃老師被抓走,升旗後,白教官為了塗鴉的惡作劇叫住方芮欣,張老師幫她解圍,把方芮欣帶到辦公室用筆談心。放學後,讀書會在儲藏室秘密集會讀泰戈爾,成員擔心黃老師被捕的後續效應,提出由學生輪流傳遞禁書的方案。
晚上,方芮欣和張老師在半山腰的佛寺外相會,老師重複畫著水仙,方芮欣教老師彈「雨夜花」。方芮欣回家時發現方父因涉嫌貪污被憲兵逮捕,並驚見方母就是找出帳本的告密者。受到打擊後,方芮欣在雨中跑到張老師家,張老師面對女學生顯得窘迫,給她自己的衣物,幫她燙衣晾乾,方芮欣不想離開,老師為她戴上白鹿項鍊,方喃喃唸著「不要跟他們一樣離開我」,就趴在桌上睡著。
X-Day為何重要呢?
在這天中,讀書會險遭破獲,埋下伏筆;我們見到了「國家機器」除了單純的恐怖外,更可透過「密告」被庶民利用來對付仇人;同時,儘管是處在恐怖統治中,人仍有追求心靈自由、追求愛情的渴望,因此這天中也有方芮欣與魏仲庭在肅殺氣氛中,最後的快樂回憶,這樣的人性,在陰暗的「惡夢」中,再也無處可覓。也讓我們看到獨裁政權的可怕。
那麼,為什麼方芮欣與魏仲庭的「惡夢」會是「返校」呢? 接著,我們就要來探究《返校》中的校園世界。
第二部:#空間
進入「惡夢」章節後,方芮欣在教室中醒來,不久後遇到魏仲庭,很快的,觀眾便意會到,這個世界中,似乎只有這兩個「活人」,而其他人都消失了......或已都不是完整的「人」。
一開始,兩人直覺地要離開學校回家,然而,在暴雨中,學校聯外道路被洪水沖毀,兩人只好回到教室。在洪流之中,小小的學校,猶如當時這個島國一樣孤立無援(片中多次重複暗示:學校=國家),可怕的不是走不出去,而是潛藏在學校中的黑暗。
《返校》的場景選擇在校園中,原因之一自然是校園呈現出的權力規訓,在這個學校中,沒有什麼校長、主任登場,只有「白教官」象徵著統治校園的權力者。從學生每日的行軍列隊、升旗典禮,讓校園和軍隊幾無差別。
原因之二呢,則是學校必須如此嚴格控制的起因:在白色恐怖年代初期,有許多大案,都是以學校師生為整肅對象,例如1940年代末以師大和台大學生為主要受害者的「四六事件」、基隆中學「光明報案」、山東流亡學校煙台聯合中學的「澎湖七一三事件」,標誌了白色恐怖年代的開始。「七一三」事件中,估計有300多人遇害,數千學生被強逼充軍,更有外省人的228之稱。
為何中國國民黨政權需要這樣強力鎮壓校園? 那是因為,包含蔣介石、陳誠等人,均把中國內戰失利的原因,怪罪在「共產黨滲透校園」、「宣傳失利」,把「學運」當作洪水猛獸,因此,管他是不是共產黨,只要讀左派書籍、甚至連左派思想都算不上的文學禁書,都要嚴加查辦;「民主自由」只能掛在口中,若要求實踐,或是比照美國等「盟邦」的標準,也都是該死。
在害怕「思想會顛覆國家」之下,教育體制被嚴加看管,教員要做身家調查,檔案列管;教官直接進駐校園,由軍事管理取代教育體系的行為輔導。現代化國家的教育體系,是要把人培養成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生產大軍」,而中國國民黨的教育體系,除了產能,更要負擔對外作戰、對內糾察的雙效合一功用,讓這個「失去祖國」的殖民政權得以用少數殖民者,壓制多數被殖民者。莫怪乎,魏仲庭認為:「返校」的惡夢,比遭受刑求還要難受,在這邊,學校這個場所,就是監獄與國家的延伸。
有人說,《返校》「美化」白色恐怖,許多案件中,人是在一夜間人間蒸發,連大喊「國家殺人」的機會都沒有。與之對比,《返校》中師生的逮捕,均發生在白天的操場;而夜晚的禮堂,則是「國家」譴責叛徒的場景。將恐怖赤裸裸地放在檯面上,或許減弱了懸疑感,但在這裡強調的卻是「被迫觀看」。
給誰看呢,在片中,逮捕是表演給所有的學生看,因為這是「教育」的一環,在這座學校,即使在回憶中我們也沒有看見任何正式上課的場景,公開處刑的「行為教育」,和私下流傳的「自由知識」形成對比。另一方面,學生的「被迫觀看」,也呼應在自身的「被監看」,這是個秘密有罪的世界。凡是秘密被發現,就要被拿出來「公審」,在這個世界中,終究無處可躲,結局從一開始已被預先告知。
於是,學校成為了學生的惡夢,自由與生命,在這座學校中被吞噬。但有個問題是:這是誰的「惡夢」? 是誰建構出來的空間?
第三部:#人心
《返校》的英文片名叫做Detention(留校查看),後者更接近影片的「被迫」意義。
從魏仲庭被刑求時的獨白,一開始我們以為這是他的夢;然而,在電影中,更多的是以方芮欣為視角的敘事過程。在校園中出現墓碑的鏡頭中,我們則發現了魏仲庭與方芮欣雖然出現在同一個世界中,但兩人看到的事物並不完全相同。
在不同心理學派中,對「夢」的理解有微妙的差異,例如佛洛伊德認為夢是潛意識的動機或需要,透過偽裝的形式而以夢呈現。然而,《返校》中對這場「夢」的了解,較偏向完形治療學派,例如該派大師Perls便認為,夢中的每個部分都是代表著當事人部分自我的投射,代表做夢者未完成的情境,而夢是通往整合的捷徑。
完形學派主張,要把夢境帶到現實生活中重現,夢和現實中不同的部分,就是自己矛盾和不一致的層面,需要讓夢境表現出來,透過這些矛盾間的對話,做夢者才能體認的自己情感表現出的世界。
魏仲庭與方芮欣雖然恰巧有著共同潛意識投射出的夢,但兩人有著不同的自我矛盾,有著不同的未竟事宜,因此,在兩人共同逃離「國家暴力」的攻擊後,兩人在校園中分道揚鑣,各自尋找夢境的解答。
在大魔王白教官出現後,他直接說出:「這是負罪的死者的世界」,又對魏仲庭說,你很快會加入他們。
因為這解釋實在太白話了,對於白教官神來一筆的提醒,自然讓觀眾也不用再去推理。但看完全片後,可以理解魏仲庭的罪在因為暗戀學姊而違背原則,害讀書會被查獲。而方芮欣的罪當然是因為嫉妒而陷害他人,進而也害死了自己的愛人。
問題是,其他那些有夠衰的人有什麼罪呢? 而真正犯罪的國家,怎麼還是維持大魔王狀態,繼續懲罰負罪的死者呢?
合理的解釋是,這世界其實就是這群衰人的潛意識集合,長期的恐怖統治,除了對個人的外在壓迫外,也造成「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外在的肉體禁不住嚴刑銬打,內在的心靈也難以維持正常,而活在恐懼的重現中,自己嚇死自己。
方芮欣的情況則是,她長於一個屬於當權階級,但卻是父親酗酒家暴,母親逃避現實的家庭。缺乏愛,讓她渴望愛,無法處理家中的狀況,讓她學習母親(用國家的恐怖對抗丈夫的恐怖),引進國家的力量(用國家打擊情敵,順便幫忙父親早日釋放)來干涉私人領域。
在「惡夢」世界中,有三個角色曾經殺人,一個是鬼差、一個是白教官,而另一個就是方芮欣。
白教官將手槍交給方芮欣這段,其象徵明顯的幾近刻意,就像是黑幫電影中也常見大哥把槍交給新入行的小弟或外人,吩咐他殺人,表示「從此以後我們就是一夥的了」。國家利用人性的種種弱點,讓人出於愛而互相殘殺,讓每個人都成為國家的耳目,這是極權政權最可怕的「借刀殺人」控制手段。
當她因害怕「被拋棄」而費盡心思做出種種操作時,她卻發現自己傷害了更多人,到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了」。這是方芮欣的重大「創傷」,就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中常見的解離症狀,這也是她「失憶」的合理原因。
和魏仲庭與方芮欣相反,有個角色,沒有真的出現在惡夢中,那就是只有方芮欣看得見背影的張明暉老師。
在一開始,張老師的背影是方芮欣四處探索的動機,一通來自張老師的模糊神秘電話,只聽得到「快離開」,意思是:快離開這個你們建構出來的世界。
在方芮欣終於想起來之後,在回憶的場景中,張老師告訴身邊的方芮欣,她雖然犯了錯,但「不是妳殺人,是國家殺人」。張老師是「讀書會案」八名受害者中,唯一在片中寬恕「抓耙子」的,也因此他不被這個世界所限制。
在張老師的啟發下,方芮欣解決了自己的矛盾,毀滅這個由自身罪責構成的世界,幫助魏仲廷有勇氣活下去講述事實。而魏仲廷也「想起來」老師的遺言,決定要不計代價活下去。
當魏仲廷把自己的夢境帶回現實中,有點諷刺的是,他也「克服」了自尊,表示「我什麼都招」,換取活下去的機會,完成老師沒能完成的事。
大家會好奇的另一個點是,在現實中,方芮欣死了沒有? 從影片中的墓碑,鬼影這些符號,似乎暗示著方芮欣已經成為無法離開學校的幽靈,然而,方芮欣又是在惡夢中具有自主意識,能夠結束這場惡夢,卻選擇與這個世界共同毀滅的人。筆者姑且如此解釋,方芮欣就算活著,但她靈魂的某一部份,已經隨著愛人的消逝永遠埋葬。她的生命定格在那一刻,肉體是生或死已經不那麼重要。
結語:#當自由來臨的那刻。
隨著《返校》的觀影人數日益上升,從各種角度分析的影評也越來越多,確實,在電影藝術上《返校》仍存在許多不成熟之處,主要角色魏仲廷刻畫太過單薄,白教官的邪惡僅流露在表面上(還好把演員的造型也弄得很像邪惡的某人),不少劇情表達缺乏懸疑太過直接。然而,《返校》仍會影史留名的原因,在於填補了社會長久的期待,德國有無數描述納粹罪行的電影、韓國近年也拍出多部以軍政府極權統治時期為題材的賣座大片,但台灣對於四十多年的白色恐怖歷史,鮮少有電影作為題材,就算有,也是當作「背景」為多。
《返校》以懸疑片的方式,呈現了極權政府的恐怖統治特徵,僅管沒有明確的說出「誰是兇手」,但時間背景與採納的符號,和過去已經有了突破。片中幾句反覆被引述的台詞「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事情都過去了,就當一切沒發生過,不好嗎?」 更有著對台灣電影界陳述的畫外之音。我們期待,更多以台灣本土史為背景的電影,能持續超越,進軍國際。
《返校》也提醒了我們,就算在「自由來臨」以後,還存在著只強調政府鼓勵拍片,卻絕口不提影片內容的市長;還存在著把殺人當作保衛政權的必要之惡,甚至就像年金一樣理所當然的「白教官們」。有了自由,卻有人不想要,寧可擁抱沒有自由的外國政權。
許許多多,沒能等到自由來臨,但相信那一刻總會到來的人,如果他們地下有知會如何是想?
這應該是這部沒有很恐怖的恐怖片,最恐怖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