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能說,是希望你好好說——淺談台灣運動賽事與原住民的話語政治】
關於新聞標題或內文標籤化族群加上勇士/戰士形容的問題,親愛的漢人在IG已經針對媒體操作楊勇緯的手法進行回應,其中一個原則與倫理,就是如果族群標籤跟新聞內容上下文無關,就避免單獨片面呈現,避免刻板印象的疑慮。這裡我們常常收到很詭異的說詞,總有人聲稱這種提及是「驕傲」,驕傲何辜,為了滿足大眾的驕傲,選手需要被消費自己的族群認同嗎;驕傲何辜,我們從來沒看過其他領域的傑出人士會被同等標準冠上某某族某某律師、某某族某某院長,然後再加一個霸氣形容,雖然都是標籤化,但這至少回應了「為運動員加上族群勇士是一種驕傲」的說法——其實你們只看想看見運動領域的族群標籤與勇猛形象,其他領域就交給漢人驕傲吧。運動場域特別擅長放大這種勇士/戰士/王/后的競賽形象,男生有排灣族戰士,女生有泰雅族公主,這種媒體界習以為常的慣例,或說陋習,在這種標籤化的強化印象中,成為諸多學子求學期間面對教育現場的奇怪要求,限定未來發展之路,比如運動的迷思強調過這種由環境與文化形塑的自我實現預言,好像大家都往這條路那你就往這條路吧的想像,揭露了我們這次的主題。
不是不能說,是希望你好好說。看見原住民族的困境與運動員的努力,不要只是放上族群別就以為這是尊重。第一,人類學分類的族群不是我們辨認彼此的方式。以布農族來說,要介紹一個選手,你可以說他是來自Ispalidav的Talum;以阿美族來說,可以介紹Falangaw的Tana,請記得,在國家語言平等的今天,身為媒體與閱聽人,你本來就有義務去理解這塊土地上不同文化的內容,學會尊重的方法,取消平版的戰士/勇士/公主形容,這其實做好功課真的沒有很難。對那些習以為常的人來說,戰士/勇士已經是太平常的詞彙,所以加在族群前面無傷大雅,但正正好就是這些縱容,讓戰士/勇士對已經被強勢社群壓迫至近乎消亡時,藉由這種原住民族善意族群歧視,又加深了文化裡被扭曲的戰士/勇士意涵;而真正要上山去狩獵、採集織布的這些獵人與文化傳承者,卻又面臨著國家政策與歷史正義未回復的困境。對真正的戰士視而不見,對供你們消費的戰士講得好像錦上添花還招惹不得,這矛盾的運動賽事高潮,反映的就是台灣運動場域話語政治的極端諷刺,強勢詮釋與挪用。
另外,雖然我們在面對這種標籤化的指稱時,也會開玩笑回應「漢人選手得金牌」,不過在多數族群與語言思維強勢主導詮釋時,漢人選手本來就是一種平均值,位於話語階層的最上方,所以你不會看見有人講漢人選手,漢人就是如此自然、不是他者、不會被輕易物化,不必被媒體認為是需要「為自己感到驕傲」的一群,因為他們本來掌握的資源與話語權,就已經足夠驕傲。這就是既得利益者的處境。這種話語政治的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名字與族群的錯置。比如Giljegiljaw Kungkuan,回到台灣之後他的名字就轉譯為吉力吉撈·鞏冠,漢字單列,多數媒體根本不會提及那個以族語拼音更為正確且尊重他者的Giljegiljaw,有些還不忘在漢字後面註明漢名朱立人,好像單單漢譯省略族語還不夠一樣。省略理解他者名字/語言的時間,這在道德上是一種輕視與諂媚,輕視是以為漢譯譯名竟足以表現出這個人的族群認同,諂媚是以一種看得懂就好的譯名來沾光——「我知道你是吉力吉撈·鞏冠喔」,實則人家的名字,根本不是,也不應該只是漢譯唸法。
容我們重申,不是不能說,是希望你好好說。好好尊重身為原住民族的名字與出身,好好檢討你們最初入行時要求的真實性與準確性,避免個人觀點或偏見,讓新聞報導回到她原本的角色,一個公正客觀且獨立思考的第四權。當然,我們的監督與批判,也不會缺席。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1萬的網紅堅離地球 · 沈旭暉,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會,本來充滿特色,例如重慶大廈,絕對是真香港的體現。《時代雜誌》將香港的重慶大廈譽為「亞洲最能體現全球一體化的例子」,而按中大人類學系系主任麥高登教授的說法,重慶大廈屬於「低端經濟全球化中心」:據他非正式統計,大廈住客至少來自全球120個不同國家,除喜愛租金便宜的背包客,還有來自加...
他者 例子 在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我在自己的紅樓夢專欄《紅樓夢流行大觀園》賈探春那篇文中寫過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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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可能選擇自己的原生家庭,但隨著時代的改變,當人,尤其是女人已經握有負責自己人生的權力時,依照自己的性格,選擇合適的職業發展,並建立與他人、社會的關係,將是把自己拉出原生家庭迫害的唯一辦法。很多缺乏愛所導致的偏差,可以藉由後天對自己的培養,一點一點的補償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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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這段感觸的其實並不是女人,而是我的先生,某人。由此可證,要不要走出原生家庭帶來的傷害跟性別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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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一個相較於他而言更幸福的家庭,用他的說法是:「我們家的孩子是自己長大的。」後來結婚,與公婆頻繁接觸後,對他這句話就更有感了。我的公婆教育程度都不高,工人階級,婆婆甚至不識字,只會寫自己的名字。對她這個年紀的人來說,一定是小時候特別苦的鄉下家庭才會造成一個孩子無法上學的命運。一年,她騎車出意外開刀,我因工作關係在台北,於是去陪房,她跟我說特別害怕一個人待在這種地方,不是因為身體的病痛,不是因為害怕開刀,而是擔心醫生或護士拿什麼文件要她簽名時,她看不懂同意書上的東西。我對她說:「放心,我們都在,不會放你一個人在醫院。」她才露出微笑,跟我聊其他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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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這樣地擔心害怕自己的孩子棄自己於不顧,所以從小便對他們四個孩子各種情感勒索,甚至打罵、打壓、威脅。某人說他最後一次跟母親撒嬌是因為不想自己睡覺,八、九歲的孩子跑去找媽媽,希望跟媽媽睡同一張床,卻被她推開:「走走走,煩死了,你什麼時候才會長大?你最好記住我是怎麼辛苦把你養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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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某人一夜長大的故事,從此,他便跟自己的母親「保持距離」,直到現在。他母親可能想不到自己情緒化的一次發作,便從此把孩子推向了天涯海角,遠離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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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跟某人討論過,也許你的父母也不懂怎麼愛人,你看,你的父親是被抱來的養子,養母有了親生的孩子之後,他變成家裡多出來的「他者」。回不去原生的家庭,在家裡也不受待見。你母親從小被犧牲,是家裡用來幫忙的人力,唯一改變命運的方式是結婚,結果是從這一個絕望走入另一個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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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回:「這些難道我不清楚?但他們的問題我無法解決,我甚至選擇不了自己的出身,我只能靠自己一點點走出他們對我的傷害,找到喜歡做的事情、工作、朋友、愛人,一點點修補我內心的匱乏。我努力念書,拿到推甄資格上了大學,離開家工作,創業……,我僅能做到的孝順就是讓他們後半輩子不需要煩惱錢的事情,至於我媽期待的噓寒問暖、含飴弄孫的畫面,就超出我能力所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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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問我該怎麼處理父母加諸在自己身上的情感勒索?我曾在《生為自己,我很開心》這本書裡寫了朋友的例子,加上今天所談某人的例子,其重點都在告訴你對自己能力的上限要有所了解。明白自己最高限度能做到什麼程度,再多你也無法,那麼這個問題才有解。不要被孝道綁架,而是先讓自己的生活過得好、過得快樂。就像某人,他發現讓自己不要再持續恨母親的唯一方式就是「離開她,保持一定距離、一定時間的接觸」。他在修復自己的同時,漸漸也懂得如何去愛人,對自己的姊妹而言,他是可靠的弟弟與哥哥。對我來說,他也是頂好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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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問我當初跟他結婚是不是同情?我說我沒有那麼聖母。這是實話,倘若他是個只會抱怨父母家庭的人,交往之初我可能就「告退了」,欣賞的,不過就是這個人的「清醒」,他不埋怨不嘴砲,他只是去行動、去改變、去創造未來的可能性。這種把自己活在未來的男人,跟我才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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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原生家庭出走的孩子,最怕活成自己父母的樣子。我在某人身上完全看不到公婆的影子,除了性格敏感一點,喜歡撒嬌之外,他活出了比自己父母更高的格局,也更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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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esmurm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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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給困在原生家庭中的你
/ 對父母量力而為,對自己全力以赴
他者 例子 在 偽學術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認真聽】#說真話與後真相 | 陳時中部長的政策溝通 | 風險時代的語藝 | 說真話的勇氣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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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的連結」,這句話突然變成「年度金句」,人們讚嘆,他的講話總是令人同意也可以接受,這句「真話」同時是一種技巧,也是一種倫理。回顧這一年多以來,阿中部長的每場言談,總有許多令人欣賞的部分,像是2月時「#部長落淚」、4月時「#部長帶粉紅口罩」,當然還有更多是在直播記者會上與記者們的對話,時而嚴正指明,時而溫馨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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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者開始對陳時中部長的「發言」、「政策溝通」進行分析,想要把握阿中部長的「語藝」(rhetoric)技巧。但就筆者自己的研究,部長的個人風格(Charismatic Leaders)應該佔語藝技巧的大部分比例。也就是說,天時地利人和(疫情風險中的領導期待)加上本身的人格特質與說話習慣,讓他的溝通成為某種典範。今天的節目中,我想指出,「#說真話」(parrhesia)的重要性,也簡單討論與之相伴隨的「#後真相」(post-truth),它們同時都指向民主體制,也是在我們這個疾病風險時代,可以深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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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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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人的連結
▶ 部長的政策溝通
▶ 語藝學的傳統
▶ 傅柯的權力與論述
▶ 說真話的勇氣
▶ 說真話與後真相
▶ 疫情時代中最需要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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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ory 聽這裡: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onj5y3w9rpd0816spjpnypl?ref=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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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box 聽這裡:https://podcast.kkbox.com/episode/Pat9P9A4vBG_v5Ks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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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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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中,我們每天都看到部長在談疫情,在危機時刻,或許我們不得不信任,但整體而言,他的講話總是有著特別的說服力。他連續得到前所未有的超高民調,顯示人們對他有著高黏著度的信任與喜愛。有人批評這是一種造神或是偶像包裝,但我覺得不如仔細觀察與分析他的談話,可能對我們的人生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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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的政策語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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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部長講出「人與人的連結」,真是絕妙,文字精準帶有情感,溫暖幽默又不失正確性。一時間也成為社群媒體上瘋傳的名言佳句(當然有各種解讀啦)。相關的例子很多,他總是可以用沉穩冷靜的語氣,說明數據,鼓舞士氣,像是流下淚說出:「雖然不希望在統計上有相關確診病人,但反過來想,也等於是我們救他一命,讓我們的醫療界盡最大努力來幫助他」,或是,戴上粉紅口罩鼓勵正確的口罩使用習慣與扭轉性別意識形態,其他像是「人與人之間不信任,病毒就有機可趁」,「媒體在做利己利人的事,社會安定很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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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者會上,他總是非常「真實」,是整個人格氣質、數據論點、口條表達上的真實。這正是語藝學中所強調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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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藝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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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介紹一下西方的語藝學傳統。語藝學(rhetoric)是個起源於古希臘時期的一門學問,這可說是最古老的傳播學與傳播教育。而我們人類最基本的溝通方式是以語言符號進行溝通。在古希臘誕生的傳播知識我們稱為語藝(rhetoric);在希臘開始的傳播教育我們稱為「語藝教育」,主要以說服為目的。這個語藝傳統包括創作、組織、風格、記憶、演述的技巧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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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藝之所以重要,是因當時的公民因在民主體制與精神下,在參與公共事務時可以自由的發揮,因此思辯與表達能力也得以受到重視。語藝可以說是民主的基礎之一,但語藝與真實的關係也時常是哲學爭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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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想像,雄辯滔滔與真實之間可能是有衝突,甚至是水火不容的,語藝技巧並不以真理或事物的本質為基礎:真理,信不信由你,都是語藝的效果。只要你能成功達到說服,那就成為某種真實。正因這個弔詭,法國的哲學家Foucault,在晚年便針對「語藝」與「說真話」進行區隔與辯論,兩者相互衝突,卻又模稜兩可,也同時是民主機制中的基礎與派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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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柯的論述分析與權力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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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大概是二十世紀後半最有影響力的歐洲知識份子,有學者認為,他是一位「改變所有學者的工作基礎」的重要思想家;你可以說他是社會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在1955~1969之間,Foucault在法蘭西學院有著一段知識的輝煌時間,而在1984年時,卒於自己的死亡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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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Foucault的的主要學術工作有三,首先是新史學範疇下進行「瘋狂」概念的系譜分析,如《瘋癲與文明》(1961),第二條路線是對人文科學發展史的研究,如《詞與物》(1966),第三條路線是進行知識論述的語言學研究,為《知識的考古學》。此外也有一些單一主題,例如《臨床醫學的誕生》等等。而晚期Foucault則從是《性史》三大卷的艱鉅工作,並轉向自我的倫理技術探究,思考人的存有問題,包含《說真話的勇氣》、《主體詮釋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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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Foucault而言,權力無所不在,這是一個文化中最複雜的論述實踐。因此,他並不會問:「誰是掌權者?」而會是問:「權力如何被配置,以及生了什麼物質效果」。例如,什麼標準被認定為患有精神病?需要如何被治療?這些問題持續成為Foucault工作中重要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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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們探究權力問題時常會問的「制定法律者是誰」、「法案如何通過」,傅柯會認為這些問題預設了權力關係是穩定的、可預測的客觀事實;從其觀點來看,權力並非通過社會結構而下放的,相反的,權力是流動的,且透過論述蔓延開來,在特定的學科或實踐範疇內,我們的知識本身構成了經驗世界的真實,也內含了力量的運動。從此來看,Foucault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追尋權力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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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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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去世前一年,1983年在法蘭西學院開了一堂討論班:「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課堂中,他進行了此生中的最終回思辨,直指「說真話」(fearless speech)在論述形構、論述實踐、與主體詮釋上的歷史與作用,試圖解開「權力」的謎題與提供一個面對「權力」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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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話」也是古希臘時代的一個政治行為的概念,意旨坦率直言、自由言說、思言不二,面對暴政權力時,依然敢直言不諱。Foucault在他的「主體詮釋學」講座課上,對「說真話」(Parrhesia)的分析已經提出了幾個深具意涵的問題,特別是在論民主體制之時也將是關鍵的:「說真話」與「語藝」(rhetoric)的區辨,以及「說真話」與逢迎者(flatterer)「說好聽話」之間的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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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說真話」牽涉了我們對自身的主權(egkrateia),也因為作用於他人,而更是一種言說的倫理。但「說真話」必須審慎於情境時機(kairos),需要選擇與決斷可與之言的對象。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掌握說服技藝的人能夠藉著話語而支配他人,「說得好聽」可能成為「講真話」的可怕敵人。另一方面,單是真理本身又未必足以說服人,仍然需要表達的藝術,才能發揮說服力,「令人相信」。(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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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Foucault認為,「說真話」對真理的擔保,不在於理論與技巧,而是必須對照於說者實際生命格調的態度與行止。相對比,說服群眾的雄辯,不在於訴諸邏輯與真理的判斷,而在於召喚出聽眾的強烈情緒,就如同劇場裡的戲劇成分。以說服為目的,「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看似跟從聽眾的討好姿態,其實在召喚聽眾的跟從。而「說真話」,不僅表現說者對自身的主權,也在鼓勵、支持聽者自主與獨立的判斷,助益而不操控,是一種對他人的慷慨。因此「語藝」說服裡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和「說真話」是絕不能相容的敵對者。(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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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在1982年3月3日講課結尾時用了很模稜的表述:「說真話」是一種特別的,「非語藝的語藝」(nonrhe- nonrhe torical rhetoric);既是一種技藝,也是一種倫理,既是一種判讀情境對象之藝,也是一種道德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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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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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Foucault在「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講座課上,提了兩個概念「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與「說真話」(parrhesia)之間曖昧的關係。在專裁體制下,我們看見「說真話」的陰影:謊言、遮蔽、言不由衷、集體錯覺,所有人民注定要被擺佈。Foucault說,民主的基本特徵是「說真話」。但,奇怪的是,民主與「說真話」之間的惡質關係也可能毀壞民主,任何人都可以隨意發表,尤其當多數聲音代表主要意見,甚至我們去討好多數意見,產生民粹,卻也消滅了「說真話」與其主要的區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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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回到另一個與「說真話」相關的概念:真相。一口氣可以拿出三個層次關於「真」的討論,即事實(fact)、真相(truth)、真實(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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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實,就是指實際發生和實際存在的事物狀態或狀況,某個程度上無法解釋,也比較難理解,無論是哪一種制度都無法完全承擔起呈現事實的重量,事實是自己存在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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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真相,其相對於假象,是現象之下的二級概念,真相是指真實地表現了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因此,真相和本質是一致的;假相則是指沒有真實地表現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相反,假相是那種遮蔽了、掩蓋了一定對象實際情況的現象,因此,假相是和本質不一致的。具有交互主觀性,真相是透過觀察、理解、判斷等詮釋過程所得來的,是在(醫療、媒體等)論述下生產與再生產出來的「事情的面貌」,其包含了假象與真相,而呈現真相、符合事實是這些論述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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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真實,真實是個認識論概念,是指認識結果與認識對象間的一種關係。如果作為結果的認識與認識的對象符合,就說認識是真實的,如果不符合,就說認識是不真實的。也就是說,當呈現的真相與事實符合時,我們可以說我們創造了一個可以認識到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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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能夠動用的是「真相」層次,主要的著力點也就是呈現真相或是排除假象。但是,真相不是自為的,而是人為的。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我們究竟要的是甚麼真相?如果真相如此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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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裡有一種「真相困境」。所有參與到疫情關係中的我們,都會從不同的角度訴說真相,形成一個程度式的真相,既然真相是一個光譜,那我們老百姓們所期望的是真相嗎?還是,我們要的是希望他們「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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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無畏的直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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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問題的癥結點不在於真相如何,因為真相終究是論述的。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是否展現了「說真話」的民主特徵。民粹主義這字眼在當代的語境中有點負面,就像我們表示每個人都有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權利,可以「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不管其知識、美德之類的條件如何,這樣一來,無法區辯是否為真話,無法保證是否為真相論述,淪為民粹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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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認為,要確認是否為真話的條件有二,其一是要接受學習與教育(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是教養的意涵),其二是要「重返自己」,不僅是有勇氣對他人說真話,還要有勇氣揭露關於自己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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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阿中部長的政策溝通技術,以及前幾波疫情全民的安穩處理,除了語藝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外,做為一個「無畏的直言者」,有足夠的「學習」與「重返自己」是非常關鍵的成功因素。疾病議題關乎生死,與「自己」密切相關,而密集的「健康傳播」也讓大家都擁有審時判斷的能力。而部長的「說真話」,不只是一種技巧,更直接地反映了風險時代道德主體的倫理態度。這一切才能運作的如此美好順暢,我相信之後也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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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真相與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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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的疫情升高,比定會相伴隨各種「假訊息」,這些訊息不一定是刻意造假,而是一種「平等的自由言說」下而形成的「後真相」。「後真相」(post-truth)一詞作為前年的代表詞彙,也與風險社會的局勢變化相關。所謂「後真相」指的是「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種種情況」。換句話說,隨意散播驚悚的言論,比起事實真相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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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隨著民粹主義的興起,愈來愈多政治人物以此方式對待人民。對政治人物而言,奉行的是「有用者為真!」(what works is true!)(就像語藝學般),對「我的政治利益」有用的就是真理真相,沒有什麼永恆的價值與意義存在。如此的心態,加上大眾傳播媒體也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推波助瀾,刻意扭曲的造謠、橫空出世捏造及帶風向的假新聞與假資訊等,搖身一變被包裝成為「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而獲得了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地位。(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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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這些「另類事實」經不起時間與查證的考驗,但在資訊氾濫至內爆的網路時代中,根本沒時間去考驗,因為更多、更新的另類事實持續不斷地湧現,覆蓋著前面的另類事實而不斷將其壓縮;且在速率的催趕下,公民及閱聽大眾無力、無心也無時去逐一檢視另類事實是否為事實。但是面對人類共同的敵人,所有的資料與資訊都應該完全公開、透明與真確,並能不經加工製造的真實傳播出去,以讓人民知曉真相,據以自主判斷。在這個「瘟疫蔓延+後真相」的時代中,「說真話」(fearless speech)更顯其價值與重要性,我們必須明白「無懼地說出真話」的真諦。(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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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阿中部長早在2月13日的記者會上,說過「唯有選擇說真話,防疫工作才有可能成功」。分享給大家,也請大家銘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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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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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元鴻. (2016). 說真話與民主, 傅柯的最後一課. 思與言: 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 54(2), 57-91.
2. UT, I. C. K. Truth-Telling in the Era of Post-Truth: Two Cases of Parrhesia for Democracy.
3. 楊洲松. (2020). 學在瘟疫蔓延時: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的教育思考.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15(1), 1-14.
4. Foucault, M., & 鄭義愷. (2005). 傅柯說真話. Fearless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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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加油
#很好睡的一集
他者 例子 在 堅離地球 · 沈旭暉 Youtube 的最讚貼文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會,本來充滿特色,例如重慶大廈,絕對是真香港的體現。《時代雜誌》將香港的重慶大廈譽為「亞洲最能體現全球一體化的例子」,而按中大人類學系系主任麥高登教授的說法,重慶大廈屬於「低端經濟全球化中心」:據他非正式統計,大廈住客至少來自全球120個不同國家,除喜愛租金便宜的背包客,還有來自加爾各答、孟加拉的逾期居留客,日常在大廈餐廳工作,販售冒牌手錶、手機等,賺匯款到家鄉;也有來自非洲的商人,甚至音樂人、唱片監製、rapper;更有一批無國籍的第三世界難民、尋求庇護的人,結成一個獨一無二的社區。重慶大廈的居民不少,估計可容納數千人,而世上人口最少的國家,像瑙魯、圖瓦努等島國,總人口也不過一萬人。換句話說,重慶大廈的住客、旅客,不但粗具衛國家規模,還儼然一座「小聯合國」。
可惜香港人對重慶大廈的印象,依然停留在傲慢與偏見,政府更是完全不知善用。麥高登以「他者」視角,發掘了屬於「我們」香港人的重慶大廈,引領不少外國媒體一同探索,將這座最能象徵香港獨特文化背景的大廈呈現在國際間。反而「我們」從來對這個地方都有一種誤解,將罪案、社會問題跟大廈拉上關係,隨着香港回歸,重慶大廈難免慢慢喪失獨特性,也許反映香港正不知不覺間,放棄一道又一道與國際接軌的橋樑,最終喪失曾經擁有的國際特質,淪為普通的中國城市。那時候,世人只知馬拉喀什,還會來香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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