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3萬的網紅楊岳橋Alvin Yeung,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公義 ── 近期兩單大案「七警案」、「曾蔭權案」,有人話判得重、有人話抵佢死,究竟量刑準則係乜嘢?無案例之下法官點樣衡量「量刑起點」?「打感動」有無用?《 Legal A 》嚟個公眾教育 Legal Aid,同你慢慢拆解何謂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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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邪界線之間,《拆彈專家2》對何謂公義作出了爆炸性一擊。邱禮濤處理商業動作片手法純熟之餘,更為作品留下許多可堪咀嚼的解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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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段,是我寫給電影公司的觀後感。其實戲中部份情節令我心情激動,絕非文字可以形容。邱禮濤簡直是未卜先知,電影明明早在 2019 年開拍,然而對警察制度腐化、高層卸責、為求目的扭曲真相,最終官逼民反的細膩觀察,以及對於觀眾需要看到什麼才能平息內心怒火的掌握,實在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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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警隊精英的劉德華,因傷調職,胸懷大志卻發現自己已淪為Condom,他突然醒覺,恥與黑警為伍,誓要炸死一眾奸商狗官,全民攬炒,置於死地而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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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革命烈士功敗垂成,最後關頭居然被警隊洗腦,警方不惜偽造證供兼且買通醫學權威,目的就是跣佢一鑊令劉德華以為自己仍然拍緊《無間道》,繼續心甘命抵做警隊Co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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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局極度悲壯,連自己名字都不記得的劉德華,直到最後仍相信自己是警隊良心,與青馬大橋一同粉身碎骨直沉大海。是的,佢真係變咗填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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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劉青雲就狠狠點醒劉德華,我信你,幫緊你幫緊你,但可以改變到制度嗎?而這個故事同樣提醒我們,好人只會被制度利用,然後被出賣,成為犧牲品。如果警隊有良心,都已經拎咗去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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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海華之死〉
《拆彈專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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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紅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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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號《藝文青》已上架,可在7-11便利店、OK便利店以及各大書報攤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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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你,莊生!你同歌手莊正一樣,令人敬重!
//反送中運動持續9個月,香港人至今仍難忘催淚彈洗禮,逾7000抗爭者遭警員濫捕、濫用私刑,甚至連街坊亦無辜受害,但至今仍未有警員被指違規或濫用暴力受到法律制裁。我們都不禁問,香港還有公義嗎?「我到呢刻仍然相信,法庭會還我公道。」任職電單車外賣工作的莊先生,去年12月31日於旺角警署外,因閃避遭防暴警追捕的抗爭者而發生交通意外,導致手腳重創被迫停工,一家四口陷入經濟困境。養傷兩個多月後,他決定透過民事索償,明天申請法援入稟法庭控告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要求賠償一切損失,同時亦為眾多遭警暴折騰的手足爭一口氣,「成功機會係好渺茫,但呢件事意義重大,要幫咁多香港人攞返個公道。」
記者:林穎嵐 攝影:麥超億
現年31歲的莊生,與太太育有兩名女兒,一家四口租住大角咀一個約200呎單位。受訪當日,是相距莊生發生交通意外後的兩個多月,他的左眼下面頰位置仍留有明顯傷痕,右手亦有多處明顯傷疤。去年12月31日下午5時多,當日是8.31事件發生4個月,旺角警署外的太子站B1出口有大批市民獻花悼念,當時亦有大批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在場集結,當時他駕駛電單車沿彌敦道由深水埗駛往旺角,當抵達太子港鐵站對出馬路,突然有一名穿黑衣的抗爭者跑過,他閃避不及隨即人車倒地,「我喺地下唔知打咗幾多個筋斗碌到好遠,塊面一路磨住個地下。」莊生指,當時只見一個黑影在前方閃過,及後有大批警員上前查看,「我見到起碼有3至4個full gear嘅防暴警喺警署衝出嚟,我先知原來係佢哋追到個細路衝出馬路。」他說時神情仍充滿惶恐。他批評,當時在場的防暴警濫權及濫捕,因為即使被追逐的青年在派口罩亦沒違法,若非防暴警濫捕追逐青年,意外根本不會發生。
莊生從事電單車外賣工作約4年,意外後被送院救治,留院一星期出院,他指意外中其右手手筋嚴重受傷,神經線受損,並有多個較深的傷口,近一個月無法活動,及至現在已休息兩個月,右手仍不時感到麻痺。禍不單行的是,他用於搵食的電單車亦嚴重損毀報銷。他指,意外後未知悉事件發生原因,直至後來翻查多個媒體的直播片段及報導才發現真相,「我睇返晒所有片段先知,嗰個畀佢哋追嘅細路,唔知犯咩法,但嗰啲警察係好瘋狂,一見到佢就追,搞到佢好驚就跑。」他認為意外是由警察直接導致,「係佢哋執法罔顧公眾安全!調返轉講,如果鬧市有人打劫,警察係咪又喺街頭開槍駁火呀?唔駛理其他人安全呀?」他坦言,擔心當日被撞的黑衣青年情況,
莊生坦言,警員後來為他錄口供時曾問他是否要追究,「我反問返佢:『我可以追究邊個?』」他認為事發時,現場沒有一個警員認為自己有錯。
「我喺醫院已經有(告鄧炳強)嘅想法。」莊生近日透過區議員協助向律師查詢,經過商議後決定求助法援,想盡一切辦法只求取回公道。「佢哋用公帑同我打,所以我先考慮法援...其實我覺得勝算好低,因為依家黑都可以講到白,但呢個係我可以攞返個公道嘅唯一方法,我想畀人知道,依家啲警察真係越來越離譜,佢哋咁執法真係會累到好多人。」
雞蛋挑戰高牆,從來不是易事。莊生過去兩個月因傷無法工作,每日又要到醫院洗傷口,作為家庭經濟支柱的他坦言對家人感到內疚,「我老婆本身都有做開兼職,但收入好唔穩定,尤其呢排肺炎更加畀人cut工作,佢依家都周圍搵嘢做,希望可以幫補吓。」他指一家四口連屋租及女兒學費,每月開支約25,000元至30,000元,已多次向親友借錢導致欠下數萬元債,但以現時康復進度,估計要再休養數月才能復工。不過,即使生活困難,他對於控告鄧炳強一事,仍然意志堅定。
「我老婆都笑我,話機會好渺茫。」莊生坦言,從未想過自己這種「窮等人」會控告政府官,甚至笑稱自己從來不是正義之士。他指自己曾經參與2014年的雨傘革命,直言感到現時的警員「比嗰時誇張十幾廿倍」,過去9個月,他為搵食無力參與抗爭,眼見年輕人遭警員毆致血流披面,亦曾多次為此流淚,更多次與車隊老友一箱一箱水送上前線,「尤其是中環嗰次,當時係抗爭初期,有個畫面係,有6至7個防暴警圍毆一個冇反抗嘅人,我到依家仲好記得。」
他認為,抗爭者上前線,為的是要求政府回應,但事件發展至今,不但警暴處處,警隊高層更包庇及縱容下屬,作為打工仔亦難再埋沒良知,「好似平時見到嗰啲插贓嫁禍,影住都照擺落去,真係好嬲。」作為父母,他亦坦言社會如此,難再教導兩位年幼女兒何謂公義,「我唔知咁樣長期發展落去,可以點樣教我啲女,由細個到依家,我哋都覺得警察係正義朋友,但點解依家會連好人都拉?……所以,我亦都想借住呢件事幫咁多香港人攞返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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