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全民健保的台灣政府
一直在保護醫師議題上裝聾作啞
假裝要推一些措施
卻往往只是打假球
遲早這個社會是要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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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收入高，為什麼還要特別保護醫師？這是為了人民的健康，告垮醫師對你沒有好處
北歐五國人民如果想用刑法告醫師，難度非常高。纏訟多年後民事就算告贏，賠償金額以他們年收入來說算低。所以北歐五國發展出「補償」制度，讓符合某些條件的病人，不需要告醫師也能得到政府出資的補償金。
加拿大則是有醫師主導的非營利組織，負責請律師打醫療訴訟，萬一官司輸掉，會幫忙出九成的賠償金。維持這個非營利組織運作的所有費用，加拿大政府出了超過80%，醫師只需負擔不到20%。
在實施公醫與全民健保的先進國家，有許多對醫師都有特別保護。有些國家要以刑法起訴醫師的條件很嚴格，有些則是會由政府協助建立健全的「醫責險」制度，讓急重症醫師不需要付出高昂的保險費，就能在醫療訴訟敗訴或和解時分攤大多數賠償金額。
在公醫與全民健保制度底下，為什麼我們要保護醫師，特別是急重症醫師？這是因為，公醫與全民健保改變醫療的付費方式，改變醫病關係。如果我們不特別保護急重症與高風險科醫師，就會造成這些醫師出走，惡化「醫療崩潰」，長久下來，反而是損害人民健康。
我們可以用醫療經濟學裡常用的「願付」(willing-to-pay)來說明。假如沒有公醫、健保，你願意為醫療付多少錢？看個感冒，可能是兩、三百，或有人會到藥局用一天五十元包藥。如果是一天好眠？現在安眠藥一顆自費價三十元，代表民眾的「願付」金額，若再高不如喝米酒。但如果是生命垂危或會重殘的重大傷病？超級富豪可能「願付」一千萬，因為他知道一千萬可讓多數名醫心動。一般老百姓呢？你可能會願意付出手邊所有現金、加上可變賣財產的一半，來挽救自己性命。
在沒有公醫、健保時，「救命」的醫師可以開出讓一般家庭必須借貸動手術的價碼，但病人與家屬還是「願付」，因為生命只有一次，死了無法重來。所以在古早時代，一般家庭都必須留一筆看醫生急用的錢，也得有心理準備，如果家裡有人出車禍重傷要開刀，可能就要賣田賣房子了。
公醫或全民健保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讓一般收入的家庭，只需要繳一些些保費，就不用擔心這些經濟危機。在這同時，公醫與全民健保也限制了急重症醫師的收費以及薪水，跟民眾的「願付」脫勾。
但，重大傷病不再拖垮家庭經濟之後，人民對「醫療傷害」認知的賠償金額，並沒有跟著減少。在此我們可挪用醫療經濟學裡常用的「願受」(willing-to-accept)：發生醫療糾紛時，病人與家屬願意接受和解的賠償金額，並沒有因為健保與公醫大幅降低病家負擔而減少，也沒有因為急重症醫師收入降低，就自願接受低廉的賠償金。
「願付」與「願受」原本是相對應的，呼應相同的心理價值。健保與公醫大幅降低民眾經濟負擔後，病人與家屬「願受」的賠償金額反倒隨著時代演進而增加。這時，如果政府沒有介入，對醫師提供一些保護措施，就會讓高風險科醫師覺得家庭經濟安全與風險不對等、待不下去，讓新生代醫師不願意走高風險科。
臺灣政府推動全民健保，讓民眾以低費率與輕稅，就能免除急重症帶來的家庭經濟危機。但在這同時，卻沒有讓急重症醫師只需付出低廉的醫責險保費，就能免除醫療爭議事件可能帶來的家庭經濟危機。可確定的是，如果我們不再積極引入保護醫師的政策，「醫療崩潰」還會繼續，許多歷經長期努力訓練出來的急重症醫師，還是會時時想著什麼時候離開這容易被告、不知會不會被判高額賠償的醫療環境。
誰遭殃？有醫師說，開車去墾丁玩時，路上要小心一點，一旦出事，方圓幾十公里內，找不到開大刀的醫師。一個會逼使大量急重症醫師脫離第一線的社會，總有人要付出代價。有時找不到醫師，有時只能找到過勞的醫師。拒絕保護醫師，你可以找出千百種理由。但最後受到傷害的，不是中年轉業的醫師，只會是缺乏社會資源、或住在醫療匱乏地區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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