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e:「其實昨晚FOMC會議記錄,我認為沒有那麼鷹派的,搞不好年底才會縮減QE,而不是9月,但是市場就是先殺科技股和成長股,扣除大型的科技權值股,很多成長股其實跌得東倒西歪了。」
國際貨幣基金(IMF)表示,美國進一步財政刺激政策可能加劇通貨膨脹壓力,並警告正出現物價持續上漲的風險,可能需要提前升息,這可能導致全球金融情勢急劇收緊,新興、開發中經濟體的資本大量流出,IMF總裁Kristalina Georgieva說,美國正從疫情中加速復甦,預計今年美國經濟成長率將達到7%,這會透過增加貿易使許多國家間接受惠。IMF預測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6%。然而,通貨膨脹持續上升情形比預期還要持久。
IMF表示,其他國家面臨大宗商品和食品價格上漲,目前正處於2014年以來的最高水準。儘管市場預期未來幾年大宗商品價格仍將受到抑制,但已開發國家通貨膨脹發展各不相同,英國、美國和歐元區的通貨膨脹將上升更快,而諸如日本等其他國家則保持低迷,雖然美國等一些主要已開發國家考慮進一步推出財政刺激政策將有利更普遍的成長,但也可能加劇通貨膨脹壓力。若價格持續上漲可能使美國提前收緊貨幣政策,這恐對新興、開發中國家造成特別嚴重的打擊,擴大經濟復甦程度的差距。
Kristalina Georgieva再次呼籲G20國家採取緊急行動,應加快對高風險族群接種疫苗,她還示警全球正出現「雙軌復甦」惡化的現象,美國、中國、歐元區等國家正在迅速反彈時,許多國家經濟復甦狀況正在落後,若接下來6個月迅速採取行動便能拯救超過50萬人的生命,IMF正與世界銀行等機構合作,計劃推動500億美元資金以終結疫情,越快接種疫苗將能使全球經濟產出增加數兆美元。
IMF敦促各國繼續實施寬鬆貨幣政策,並密切關注通貨膨脹和金融穩定風險。美國銀行認為,未來2~4年內美國通貨膨脹率至少有2%到4%,而全球央行未來6個月內就將開始緊縮,只有一場大崩盤才能防止他們這麼做,推升通貨膨脹的主因是資產、商品和住宅的漲價。事實上,5 月美股財報季中,美國企業提及通貨膨脹次數是2020年3倍之多,美銀策略師當時就示警,「暫時性」的惡性通貨膨脹已在不遠處。德意志銀行日前也警告,聯準會對於高通貨膨脹現況無視,使全球經濟坐在「定時炸彈」上。儘管對於Fed所謂的「暫時性」,市場一直是持高度懷疑態度,但這還是被Fed作為決定貨幣政策的基礎,從目前的點陣信號看,Fed要到2023年才升息,而那時候,通貨膨脹率很可能已經來到了兩位數。
美銀首席策略師Michael Hartnett認為,雖然美國過去100年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3%,2010年代為2%,2020年為1%,但 2021年迄今,通貨膨脹的年化成長率為8%,在財政刺激、經濟成長、商品及住宅通貨膨脹實質上已經永久化的情況下,還是有這麼多人相信通貨膨脹只暫時性的,這實在是令人摸不著頭腦,雖然美股幾乎每天都在創下歷史新高,但是這超級派對現在正在走向散場,而導致其落幕的因素包括高價股票的通貨膨脹,轉向鷹派的央行,疲軟的經濟成長等。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6月份貨幣政策會議紀要顯示,Fed官員在會議中談到了縮減購債,部分官員暗示經濟復甦速度比預期來得更快,並且當中伴隨著通貨膨脹升溫過快,不過官員多數心態認為不應操之過急,並且任何政策轉變必須在市場做好充分準備下進行。多數官員同意,經濟尚未達到重大政策轉變所需的「實質進一步進展」標準,部份官員認為,縮減購債的標準比原先預期的還要更快達到,其他官員則表示應該在評估進展及宣布改變購債計劃上保持耐心。
Capital Economics首席美國經濟學家Paul Ashworth表示,6月份會議紀要顯示「Fed不如我們所想像一般那麼鷹派」,特別是Fed對於短期內縮減購債的支持力道有限。在6月份的會議中,Fed維持利率接近於零及購債速度不變,不過暗示可能開始討論調整政策,官員也預測可能提早升息。自上次利率決策以來,多位Fed官員表示,他們認為是時候啟動如何縮減購債的進程。
舊金山聯邦準備銀行總裁Mary Daly表示,聯準會(Fed)或許會在年底前開始縮減購債,稍微收回對美國經濟的額外支持,但主張 Fed 不急於升息,美國經濟表現良好,考慮在今年底或明年初縮減購債是合宜的,「當然時間表可能隨著時間推進而有變化,但我認為經濟的確開始靠自己運轉得愈來愈好,代表我們可以收回一點貨幣寬鬆,但當然不是全部收回。」
Fed內部正在辯論何時與如何展開縮減購債。目前Fed透過每月收購800億美元公債和400億美元抵押擔保證券(MBS)支撐經濟,直到就業和通貨膨脹朝Fed目標有「顯著的實質進展」,Daly是今年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 成員,有貨幣政策投票權,亞太蘭大聯邦準備銀行總裁Raphael Bostic預測Fed最快將在2022年底前升息,到了2023年Fed將會有兩次(升息)行動。Bostic還提到,經濟正朝著「實質性進一步進展」的方向前進,預估2021年稍晚 (多月後) 放緩購債步伐。
Bostic:「若接下來數據與近期水平相當,我會感覺我們已經達到那個標準。鑒於可能性極大,我認為未來數月籌劃啟動減碼購債是完全適合的。」
達拉斯聯邦準備銀行總裁Robert Kaplan表示,今年和明年的通貨膨脹率將會超過2%,失業率降至4%以下,因此預測Fed 最快明年會升息,Kaplan不是今、明年FOMC票委,但到2023年將有投票權。他提到,經濟可能會比人們預期地更快達到Fed減碼購債的門檻,從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呼籲Fed要盡早開始縮減量化寬鬆計畫。
截至目前,聯準會已有三位官員表態明年升息,包括Raphael Bostic、Robert Kaplan,還有聖路易聯準銀行總裁James Bullard,Bullard為明年FOMC票委,他表示,在經濟成長快於預期,尤其是通貨膨脹速度,物價壓力正處於上世紀80年代初來的最顛峰,預測Fed將在2022年末首次升息,因為Fed在遏制通貨膨脹壓力,傾向更為強硬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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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就業產出水平 在 彭博商業周刊 / 中文版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深度觀察】限制移民的呼聲高漲 澳洲能否避免經濟衰退?
儘管美國和歐洲屈從於日漸擡頭的平民主義,可是澳洲在日益高漲的限制移民呼聲中卻立場堅定。如果要延續創紀錄的經濟增長週期,這個國家別無選擇。
大量移民的到來使澳洲人口在過去30年裡激增了50%,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支撐,讓連續幾屆政府為1991年以來避免陷入經濟衰退而自豪。平民主義者卻在指責移民造成澳洲的基礎設施負擔過重、房價飆升和工資增長率較低。
澳洲前總理阿博特(Tony Abbott)現在擔任政府的後座議員,他也在呼籲限制移民數量的陣營中。阿博特希望把每年吸收的移民配額從19萬人削減至11萬人,澳洲政府表示,此舉可能在四年內減少高達50億澳元(約合39億美元)的財政收入。反對多元文化的參議員漢森(Pauline Hanson)呼籲全面停止接受移民。
作為人口增長最快的發達國家之一,澳洲若引入限制移民的措施,可能會對已經滯後於10年平均水平的經濟增長造成衝擊。
「相比其他發達國家,澳洲的移民政策使其在創造需求、消費和就業方面佔據優勢,」加拿大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Canada)澳洲經濟和固定收入戰略主管翁素林(Su-Lin Ong)說,「政治家面臨的挑戰是做出合理清晰的解釋,為什麼選民不被平民主義思想所左右是有益且重要的。顯然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隨著選民越來越傾向於支援把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加劇歸咎於外國人的平民主義政黨,美國、英國和歐洲各國政府已經收緊移民政策。澳洲卻走上了相反的道路:2017財年,澳大利亞接受了近18.4萬名新移民。
澳洲央行行長菲利普勞(Philip Lowe)在2017年表示,人口增長讓經濟資料更亮眼。事實上,如果深入研究過去25年不間斷的國內生產總值記錄,我們會發現略顯黯淡的景象: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計算,2017年年底澳大利亞經濟產出增長為零,跌至2016年第三季度以來的最低水平。
澳洲聯邦銀行(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首席經濟學家艾爾德(Gareth Aird)表示,人口加速增長讓澳洲陷入經濟衰退的可能性降低。從理論上來說,經濟衰退的定義是連續兩個季度出現經濟負增長。
「因此,如果人口增長強勁,無論是否受到移民的推動,那麼從產出的角度來看,經濟很難出現倒退。可是如果你從人均收入來考慮經濟狀況,那麼在這段時間裡,我們經歷了幾次經濟衰退,」他說。
人口增長也造成了失業壓力。儘管2017年澳洲新增了40萬個工作崗位,可是失業率在2017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徘徊在5.5%左右。這主要是因為更多的人在找工作:勞動力參與率接近七年來的最高水平。澳洲央行不願意上調維持在歷史低位的利率,除非失業率接近5%(央行估計的充分就業目標)。
澳洲評估潛在移民的積分制度根據他們的需要對技術工人進行排序,申請人還必須通過體檢和性格測試。要想成為澳洲公民,移民必須首先通過有關國家憲法、歷史和價值觀的英語考試。印度是澳洲技術移民的最大來源國,佔2017財年移民總數的21%,其次是中國和英國,分別佔15%和9%。
忠實擁躉
在英國脫歐公投期間,尚未就任英國外交大臣的約翰遜(Boris Johnson)宣稱,他的國家應該採用「真正的澳洲式積分制度」。特朗普政府也讚揚了澳洲對移民進行嚴格審查的流程。
但是即使採取如此嚴格的制度,當地反對者依然認為澳洲吸收的移民人數太多。雖然僅有2500萬人定居在比歐洲面積大50%的大陸上,但是乾旱乾燥的氣候使得大部分土地不適宜人類居住。受政府委託的一份報告本月稱,在未來30年內,澳洲將吸收1180萬移民,其中絕大多數人將定居於四座大城市:悉尼、墨爾本、布里斯班和珀斯。
贏得選票
「平民主義政客認為移民問題可以贏得選票,因為他們此前看到這樣做可以勝出,」西悉尼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政治分析家伯切爾(David Burchell)說,「他們放眼當今世界,比如美國和歐洲,認為削減移民數量是受歡迎的說法。」
羅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2017年6月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澳洲人認為,每年來到澳洲的移民總人數「剛好」或「太少」,而40%的人認為移民人數過高。
目前,澳洲總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在移民問題上立場堅定,表示他不會調整2017財年澳洲人口增長1.6%的政策,而發達國家2016年的人口平均增長率為0.7%。
布里斯班格里菲斯大學(Griffith University)的政治分析家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表示,重新考慮政策的要求可能會越來越強烈。
「關於這個問題的雜音比我們多年來看到的還要多,」他說,「這些雜音來自邊緣政客,但是毫無疑問,很多澳洲人希望主要政黨開始就移民問題展開對話。」(撰文:Jason Scott、Michael Heath)
#澳洲移民政策 #加拿大皇家銀行 #澳洲央行 #澳洲聯邦銀行 #技術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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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時代的變革比每一次工業革命都快!李開復博士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人工智能焦點論壇上談到,人工智能的未來將預見未來的大規模的職業轉移和人力重新佈署。但同時人類將有更充裕的時間體驗更優質的娛樂(舉例:虛擬實境)。
【AI時代的變革比每一次工業革命都快】
達沃斯時受邀與MIT Media Lab(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負責人伊藤穰一(Joi Ito)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閉幕日的人工智能焦點論壇上探討人工智能,本文由創新工場工友根據現場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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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嘉賓:
李開復博士,創新工場董事長及CEO、創新工場人工智能工程院院長
伊藤穰一(Joi Ito),MIT Media Lab(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負責人,曾任Creative Commons CEO、Six Apart日本分公司主席、風險投資公司Neoteny創始人兼CEO
主持人:
蒂姆·布拉德肖(Tim Bradshaw),《金融時報》駐舊金山科技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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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蒂姆:今年我首次來到達沃斯參與世界經濟論壇,感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簡稱AI)在今年大會已然成為炙手可熱的焦點。現在當人們談及AI和它所引發的生產力進步時,往往會一道談及AI可能引發的倫理和政治議題,甚或爭辯AI的終極價值。我希望今天咱們能換一種觀點來討論AI。
伊藤:我覺得AI確實變的熱門了,這種變化從去年底開始,2016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連許多非計算機領域的科學家都開始提出他們的觀點,而非像過往單純質疑AI。
李開復:的確,如今AI已經被全社會所更廣泛地接受了。人們開始認識到,AI正在為現實生活服務。自2016年初AlphaGo戰勝李世石一役,為大眾揭示了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那就是AI確實能以極高的效能掌握特定垂直領域。AI能夠為我們的生活提供許多超越當前產品與服務水平的解決方案,AI能開始正式為人們提供服務。
圖:AlphaGo VS 李世石
蒂姆:所以,您認為這項變革的動力來自技術領域,還是外在的實體環境?
李開復:我認為它屬於技術引領的變革。數十年來,人們普遍把AI視為一項技術,確實在AI發展的同時,經濟、政治等外在環境也發生了一些改變,但我不認為實體環境的改變和AI技術的發展具有直接相關性。
蒂姆:前不久,IBM與微軟都捲入了一項重大討論,那就是AI技術是否會對人們現有的工作造成威脅,人們是否會因此失業?他們認為,AI的目的是增強人類的智能,而非替代人類。兩位認為上述論點成立嗎?
伊藤:所有事物的價值都需要經過長時間的檢驗,而並非一段短暫時間內的觀察。宏觀角度來看,我們無法否認人們會因「新技術總會導致人們失業」而恐慌,但隨著新技術的發展,某些領域又會誕生新的工作。例如在美國,高中畢業生如果想當護士,就必須就讀社區大學考執照,而AI技術能夠達到護士必須學習的操作流程技能,使得費時且昂貴的職業資格考試變得不那麼重要。護士這一職業還將存在,但將不再受限於繁瑣的操作任務和流程事務,對於想從事護士一行的人來說,這是一大利好。對於許多職業而言,立刻要談立即被AI技術取代還言之尚早。但是顯然,許多工作領域的問題正被解決也正被改變。
主導AI技術研發的各大科技巨頭,如果能為人們樹立一種正確的態度,驅散人們心中對AI技術的恐懼,也將會是一大利好。畢竟人們對AI技術的恐懼,絕大部分來自於對於AI的不解。
要消除恐懼,我們需要在兩個方面努力,其一,是消除人們心中情緒化、非理性的恐慌心理;其二,則是理性解決問題。例如,我們必須對當前的教育體系,以及職業資格認證等體系進行改革,這取決於未來機器發展的速度有多快。
在接下來數十年甚至很長時間內,AI技術都將會不斷發展。但現實是,我們的教育體系和人才市場仍然一成不變。我預見各項既有制度的僵化與缺乏彈性,將成為比AI技術本身更大的阻礙。
李開復:大體上我同意,不過我認為,我們需要更為急迫的喚醒社會集體意識來理解並準備AI時代的到來。
當今時代變革的速度,比以往任何一次工業革命時期都要快。隨著AI技術的不斷完善,越來越多的工作如今開始被AI技術取代。舉例來說,中國有一批AI創業公司正在研究人臉識別,這類技術已能批量辨識20到30萬張人臉,這是一般人類不可能達到的量級和精准度,諸如保安、邊防等從事辨識任務的從業人員,也勢必會被取代。在另外一些領域,AI處理人際和人機關係的能力確實還不如人類,醫療行業是最好的例證,醫療檢測中的某些涉及影像識別的崗位很快也會被AI技術所取代,但那僅僅是醫療專業的一小部分。
圖為曠世科技face++人臉識別自動解鎖
所以大體上來說,人們的工作必須具備足夠的深度,需要讓自己強大到不會輕易被機器所撼動。我不認為現在正在從事這類有足夠深度工作的人們,會輕易被AI取代。
當前有兩項重大的任務等著我們去解決。其一,是思考如何調配未來二十年大量被AI技術替代的工作者;其二,是我們的教育亟待改革。我們需要對我們的子女、下一代子女進行再教育,分析哪些工作不會被輕易替代,而不僅僅去幻想從事目前看似光鮮亮麗的工作。
投身服務業可能是其中一個選擇。我們希望能鼓勵更多人參與人際間的交往互動,建立機器人與人類的交流溝通模式,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這一點,而這些對於服務行業來說至關重要,AI技術能夠使未來的服務業更被人們期待和尊重。
伊藤:日本人對於服務行業的看法就很有意思。日本人認為,服務業是與人打交道的工作。在日本很少有人帶著好萊塢夢,為了將來成為明星而在餐廳打工,他們單純就是喜歡在餐廳工作、熱愛著他們的顧客,這樣的態度完全刷新了我個人對於工作價值的認知。
我們有必要重新設定價值的評價體系。過去我在日本的時候,日本還是一個經濟發展至上的國家。但如今,人們的觀念已經發生了很大轉變。在以前,工作只是為了獲得金錢,而金錢是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的標準。
但如果你基於你對工作技藝的精通程度去評價你是否熱愛這份工作,同時改採你對工作的熱愛程度來衡量成功,那麼很多被歸結為服務行業的職業其實都相當成功,服務本身可能談不上偉大,也不在創造什麼新事物,但這些當下從事的工作讓你明確目標,支撐著你的生活結構,讓你找到人生的意義。
我們應當少關注一點工作產出的經濟效益,而更關注工作的目標和意義。舉例來說,育兒應當是國家GDP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只被視為家務,養育下一代對全社會而言至關重要,如果每個父母都能在育兒領域多花些時間,社會將會變得更好。我們在比較人和機器的勞動產出時,多半僅僅用勞動價值和工時長短來衡量人類的產能,卻忽視了工作背後潛在的社會價值。這也是為何許多非計算機領域的科學家自去年起,也開始提出他們的觀點。
李開復:另外一個重點在於,人類的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層次。人們在競爭中,將選擇更好的雇主和工作,同時取得工作技能與深度上的提升,逐漸成為各類專業能手和頂尖人才,甚至最後成為特定領域的首席科學家、最有價值的金牌球員、最受饕客追捧的明星大廚等。
但機器也擁有著屬於它的全新定位。我們要做的是去思考在AI時代來臨之際,如何保留一手的經驗,如何為人類提供成長的空間,從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為人類共同的未來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
蒂姆:那麼隨著AI技術的普及,社會上的職業構成、各類職業對經濟貢獻的性價比會不會隨之改變?例如,一個人周遊世界開另類雜貨鋪,會不會比在辦公室當一名白領賺得多?
伊藤:這正是另一個關乎整體經濟的重要問題。 如果AI真能把整體社會的生產力無限提高到一個極其充沛的程度,那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願意繼續從事現在的工作,如今包括政府公務員在內,很多人在崗位上過度勞動,薪水卻巨低無比。這些職業的確需要政策扶持和薪酬相關的補助,才能鼓勵人們考慮選擇那些看似低回報的工作。
古希臘的雅典城邦就是一個例子。當然我們現在沒有那時代的奴隸制,但想象我們處在一個充滿了藝術家、哲學家的社會,那時公民們關心的,會是資源分配是否公平、收入是否均等。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再需要工作,否則就太不符合現代的經濟法則。社會仍然需要人類勞動力,但人們將變得更富裕、更能投身內心真正渴求的工作,將會有更多的音樂家能心無旁騖專注他們熱愛的創作、廚師們方能每天精心烹調讓人贊嘆的美食,他們周遭人們的生活體驗,將會因此更為多彩豐富。
蒂姆:說到剛才的音樂家,如今他們掙錢的道路似乎更辛苦了。您覺得該由誰來支付這種額外收入?是政府?還是科技公司?
伊藤:目前的音樂行業,正隨著流媒體技術、更趨完善的數字版權制度蒸蒸日上,可預見的是,數字音樂不會在近期沒落,產業規則和行業規模隨著技術平台而生了重大變革,整體音樂行業反而是在上升的。但是,我預見音樂產業各種獨家約束制度仍然是個發展瓶頸。上世紀後期,在電視和傳統音頻媒介當道的時候,巨星經濟、高銷量唱片和企業壟斷形成了當時的市場格局。但現在,這種體系已經過於複雜、而且不符合當今以技術平台為主流的發佈體系。
李開復:不僅是音樂行業,其他的行業也存在著明顯的問題。例如,專欄作家和記者們的前途也值得憂慮,他們依循傳統媒體遊戲規則都曾經歷過獲利頗豐的年代,而對於新的技術平台分發規則、更為AI自動化的媒體模式他們仍未做好準備,記者編輯們的專業地位也需要被重新檢視與定位。未來型的AI技術公司將有機會賺得較高的經濟收益,這些創新公司甚至能和前沿政府緊密合作,共同為未來世界的工作結構和薪酬制度,進行前瞻的規劃和準備。
我們過去專注在培養數理化人才,為了訓練符合上個時代需求的工程師、醫師、會計師、律師等等專業人才,我們已經投資龐大的社會資源,導致很多人打從學習階段其實就開始偏離了他們的核心潛能而毫不自知。在不久的未來,許多工作都能被機器取代,人們將從這種演進中被釋放,真正投入我們擅長、我們熱愛的領域。
蒂姆:讓我們再來談一下當前AI技術帶來的經濟收益。由於AI技術對於大數據存儲、從業人員技能、輔助設施研發等領域提出了高門檻的要求,是否因而大部分收益都將集中在屈指可數的幾家大型科技公司中?對於其他小型的創業公司,由於缺乏機器、缺乏數據集,AI技術的研發成本無疑是巨大的,您認為AI技術對經濟結構有什麼影響?
李開復:我覺得目前的體系會持續促使大型科技企業不斷發展。他們有能力壟斷資源、壟斷數據,在商業利益和激烈競爭的驅使下,他們會不斷競逐更為精進的技術能力,為公司賺取更大的利益。對於較小企業,進入AI市場的難度的確比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創業高出非常多。
我呼籲行業需要大力推動AI生態系的開放性。創新工場北京總部和我們所投的創業公司體系中,已經啓動了全新的AI技術相關研發工作,近期我們成立了人工智能工程院,帶著孵化中國AI生態系的目標投入大量資源,招聘培訓一批年輕工程師入門AI領域,展開可公開數據集的採集和標注,我們也積極尋求在中國和全球資本市場的融資和成長機會。
全球AI競技場上,美國市場有Google、Facebook、微軟,中國市場有百度、騰訊、阿里巴巴等行業巨頭,激烈的市場競爭導致他們的技術極低程度會考慮開放出來,創新工場希望能夠借此成為AI領域開放發展的倡議者和實踐者。
蒂姆:我們之前提到,誰擁有數據上的優勢,誰就擁有敏銳的洞察力和創新能力。那麼非技術型公司什麼時候能夠真正採用AI技術,亦或是只能運用像IBM、Google、微軟等公司的平台?
伊藤:隨著世界愈發緊密互連,要以「贏家通吃」的玩法去壟斷市場是越來越難。現在,如果某個個體試圖進行壟斷行為,會自動觸發市場機制。市場競爭會形成限制:如果某方採取壟斷動作,對標競爭的另一方會花數百上千萬美元去找到超級優秀的AI博士們來迎頭趕上。現今人才培養的源頭已經到位,但我擔心,當某個企業實現了壟斷甚或做上了寡頭的時候,自然而然能順勢招募AI領域的全球才俊,吸引能夠負擔他們百萬美金酬金的投資人,種種多方因素都正匯聚在一起。市場單方面依賴競爭機制進行調節並不完善,因此,我對開復和創新工場在中國推動的開放做法特別感興趣。
接著我想說下一個經典的「電車難題」,雖然看起來有點偏題,但其實這個跟我們的討論挺相關的。這個研究大概就是詢問人們,如果街上一輛滿載乘客的電車馬上就要撞上一大群人,它應不應該立刻轉向,犧牲車內乘客的生命,還是放任讓車輛撞上人群。結果大多數的人都說,當然應該犧牲車內乘客的生命來保全更大一群人。但如果按照這個標準設計一輛無人駕駛汽車,你們會不會買具備這種人性道德的汽車?我是肯定不買。所以其實這就意味著,當我們只把責任交由市場機制,人們普遍都是自私的。
而且,就像開復所說的一樣,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是不會激勵大家分享數據、資源和市場的。傳統的政府監管方式過去曾經行之有效,但在面對互聯網的開放和動態結構,這種傳統的監管方式將會失效。現在這些AI、比特幣和其他所有領域中的問題,都不是過去十年二十年間學者們研究的題目,而是真正在資本市場能夠快速賺錢的技術。然而相較於開放的互聯網,行業不曾充分在開放場域來探討這些技術衍生的問題和現象,這是我的擔憂所在。
李開復:我們倒是嘗試採用實務並直接一點的方法,用大公司跟大公司來抗衡。比如某巨頭企業說他們能夠提供數百萬美金的資金,另一家巨頭企業便說我們可以提供一個昂貴的開放平台。我們不知道這個方法是否有效,但畢竟我們都是敢於冒險的資本家,這個策略肯定是值得嘗試的。作為風險投資家,我們理解商場上凡事皆求回報,我們試圖串聯各方利益點,聚合成一條具有共通性的利益鏈條。
蒂姆:現今大家都能看到AI產出已經開始變得極具說服力,那麼投入方面狀況如何?誰在編寫、改進算法,我們又怎麼知道這些算法何時會被使用?AI技術的透明性又如何?市場能否避免AI這樣的黑科技遭受偏見誤區,或者避免AI技術被濫用?
李開復:我覺得目前有些公司採取所謂公開透明的做法,其實是很討喜的宣傳手段。但我也確實擔心,下面這種兩難問題會不會出現:一些公司選擇通過自律或推動立法來限制錯誤發生,但另一些公司不會這麼做。自然而然,比較規範自律的公司由於發展顧慮更為周全,相對發展速度上可能放緩;而較不顧慮錯誤發生的企業,反而可能成為最快速或最成功的那一方?
例如在無人駕駛技術的開發上,Google很小心謹慎,把保護駕乘人員和行人放在了極其重要的位置上,技術不成熟就不推廣;相反,特斯拉的AutoPilot就很激進,會直接把測試版產品拿給公眾進行試驗。然而現在看來,特斯拉造出好無人駕駛車的可能性還要更大一點。所以這個難題對任何規模、任何階段的企業,都是一個道德層面的決策。
伊藤:偏見同樣會影響到產品開發。曾經有某家企業開發麵部識別系統的時候,僅用他們自己的工程師作為訓練數據庫的模板,但發佈演示產品的時候,這個產品竟然認不出一位黑人女性的臉,正因為他們的工程師全都是白人男性。很多偏見,是你在日常職場中不容易意識到的。
過往許多公司會去蒐集信息、理解客戶,然後給出個解決方案。如果要做一個真的對社會有益、解決問題的架構,就只要想著把這個工具做得更好、更有用就可以了。我喜歡舉會計和電子錶格的例子,在VisiCalc發佈以後,這個蘋果公司自己都不知道該賣給誰的軟件出乎意料獲得會計行業的巨大歡迎,這讓他們欣喜萬分。於是他們在VisiCalc中投入了更多的靈感,VisiCalc 的開發者都沒有設想過它有如此多的可能性。
我們需要的不是企業銷售人員出去收集客戶需求,然後回頭要求工程師做出什麼,我們需要的是賦予人們自己打造這些工具的能力,這不會是目前主導AI領域那些科技巨頭的商業模型和運作方式,反而更可能來自像開復您所投資的實踐型的創業者。
蒂姆:數據和最終的成果歸屬之間是否有條清晰的界限呢?比如說如果某個商業公司使用Google的演算法找到公共部門數據中有利可圖的部分,例如運用某些醫療數據而大賺一筆,會發生什麼?會因為來源是公共數據而把這樣得來的利潤回報給政府呢,還是因為用了Google算法而成為其產品的一部分呢?畢竟沒有公共數據就不會有這一結果,目前這些數據相關的行業規則是如何制定的呢?
李開復:我感覺我們正站在一道門前,正打開去探索一個美麗勇敢的新世界,針對上述問題其實行業還沒有定論,也應該好好充分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伊藤:看來科技巨頭們有一套針對現存數據庫、獲取數據的戰略。Google、Facebook或中國的百度、騰訊當然都會收集大眾的數據、從公共的數據中試圖做出成果。但很顯然個人電子郵件就不是公共數據,想要購買這些數據也是不可能的。也有很多人爭論是算法重要還是數據重要,顯然兩個都十分重要,但不同企業由於其業務屬性的側重,將會有不同的選擇。
蒂姆:我在這星期聽到許多關於人工智能未來是不是真的能帶來巨大收益的相關討論,比如增加稅收,幫助政府能讓所有人都開心地生活還不用工作。你覺得AI能緩解社會焦慮、解決其他情況下可能會出現的不平等問題嗎?它會是我們期待的那個靈丹妙藥嗎?
李開復:應該說這是必然的,在可預見的未來大規模的職業轉移即將發生,人才與人力需要重新部署,在AI驅動的工作形態改變之際,有兩部分我自己特別關注:一是孩童和成人的教育體系,舉例前面提到的音樂家、育兒等都將更能彰顯其價值,目前各項專業教育和技能培訓需要檢視其未來的適切性。二是人們有更充裕的時間來體驗享受更優質的娛樂,娛樂行業比如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在未來勢必更為百花齊放。
蒂姆:這是場非常有意義並非常有趣的對談,十分感謝你們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