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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告了（3）！
終於有正義人士替台灣人民出面申冤。希望這次提告，得以停止蔡英文，蘇貞昌，陳時中，「肆無忌彈」的利用疫情「血輾台灣人民」。

大家看看，這些真正關心人民的人，是誰？鍾琴前局長及「新黨」加油！人民感謝你們。

⁃ C. C. -
2021/06/11

請看以下刑事告發狀內容：

刑事告發狀

告訴人 鍾琴 新北市三芝區海景五街8號
告訴人 張亞中（確認中）
告訴人 李鴻源（確認中）
告訴人 彭文正（確認中）
告訴人 林正杰
告訴人 蘇偉碩（擬邀請）
告訴人 鍾秀梅（擬邀請）告訴人 陳光興 告訴人
告訴人 吳成典 台北市光復南路65號4樓
告訴人 潘懷宗 台北市光復南路65號4樓
告訴人 李慶元 台北市光復南路65號4樓
告訴人 侯漢廷 台北市光復南路65號4樓

被告 蔡英文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2號
被告 蘇貞昌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號
被告 陳時中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488號

為被告蔡英文、蘇貞昌、陳時中等三人，共同涉嫌觸犯瀆職罪、圖利罪和偽造文書罪，依法具狀提出告發事：

壹、犯罪事實
被告蔡英文為中華民國總統，於就任時依法宣示誓「余謹以至誠，向全國人民宣誓，余必遵守憲法，盡忠職務，增進人民福利，保衛國家，無負國民付託。如違誓言，願受國家嚴厲之制裁。謹誓。」，而蘇貞昌為行政院長，掌管國家各部會，陳時中為衛福部長兼疫情指揮中心主任，綜理疫情指揮事宜。依照民主法治國家常規，於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大流行中，理應勤勤懇懇、盡忠職守，以手中掌握之龐大國家機器、社會資源及政府公權力，遵守誓辭，保護人民，增進人民福利，善盡努力保障全體國民生命財產健康安全之重責大任。然而，被告等三人竟基於不可告人之黨私勾結與犯意，在國內疫情極端艱困時刻，竟置國人基本之生命權和健康權於不顧，於2021年5月變種病毒開始入侵台灣期間、全國確診及死亡人數迅速攀高之際，為下列行為:

一、被告蔡英文、蘇貞昌、陳時中三人惡意阻撓疫苗進口，廢弛職務釀成死亡三百多人、確診上萬人之災害
按「廢弛」一詞，依辭源之解釋為「不認真做」之意，含有「故意」之本質，有大法官會議解釋第342號意見書可查。經查：蔡英文、蘇貞昌、陳時中明知自5月15日疫情漸趨嚴重，國人需求疫苗孔急，竟罔顧人民性命，頻頻妄以「進口疫苗遭到國外力量阻撓」、「堅持須以政府對政府協商簽約」等空泛政治性理由，拒絕林全之東洋公司於去年已預購，並在緊急時刻可迅速進口的3000萬劑國際認證疫苗；繼而又百般刁難、設立各種行政程序及條件，要求出具授權書等加以卡關，實質阻撓郭台銘、佛光協會、張亞中、新黨等民間個人、團體擬中介捐贈之大批國際認證疫苗，造成確診人數每日均超過百例，至6月9日已經有確診11968例、死亡333人。此種惡意阻撓疫苗進口，只為護航高端疫苗之圖利行為，已釀成確診11968例、死亡333人之實際災害。

二、被告三人有圖利高端疫苗之犯行
(一)被告蔡英文明知高端疫苗尚未通過解盲，卻假借總統勢力，先於110年5月13日國安會議中宣示「國內疫苗研發的部分，目前已經進入臨床實驗第二期收尾工作，預計是在7月底可以開始供應第一波國產疫苗。」，其後更於5月18日視察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視訊高端公司，且再次提到高端疫苗，致使高端公司股價從原先發行之30餘元，竟於110年5月漲至417元。此種頻頻公開透過媒體，向國人以多種形式宣傳人體試驗尚未通過二期解盲的國產疫苗「安全無虞」（但從不敢說是否有效），並且在中央緊急採購疫苗相關法規上再三企圖放寬審查檢驗標準，以求提前放行高端、聯亞兩支國產疫苗上市的時間。如此草率對待新型傳染病疫苗之開發、試驗與緊急准用，將廠商原先理應自負之疫苗上市風險及潛在賠償責任，全數轉嫁給政府及國人承擔，此種明顯護航特定企業利益、卻枉顧受眾防疫效果及公衛科學判斷之行為，即使其內部審查委員、國內染疫科學泰斗之一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陳培哲醫師亦不惜辭去審查委員職務、公開嚴正表達反對意見；社會上亦有眾多前任疾管局、衛生署長等退休賢達人士，不斷對此發出強烈之異議警示。上開行為，顯然有圖利特定人，致使其獲得利益之犯罪行為。
(二)陳時中職司指揮中心相關防疫政策，蘇貞昌掌管各行政部會。在今年五月以前尚具成效，國內染疫及死亡人數尚屬有限，等同為國產疫苗之開發、試驗爭取了可貴的時間；然自五月份以降，變種病毒侵入國境，來勢兇猛，此時國家防疫政策自應隨之應變，積極向外大量洽購疫苗應為不二之選擇。奈何渠等不此之圖，卻繼續堅持排除向國外緊急增購（或接受捐贈）效用已經國際認證之輝瑞BTN、莫徳納、嬌生、國藥、科興等疫苗，卻逆向偃苗助長、以最高領導人頻頻喊話、明示暗喻等種種方式，企圖影響審查委員會決策及後續食藥署之放行，在人民眾目睽睽乃至國際觀瞻之前，赤裸演出「蔡英文親自口喻/官方接力護航」的戲碼，其間並數度明顯涉及配合內線交易、拉抬炒作相關公司股價之情事，其公然藐視涉及國家安全之公衛常規、法理規範之大膽行徑，令人髮指。
(三)試想，若去年被告等沒有濫用職權，惡意阻撓前行政院長林全本可購買到的三千萬劑國外疫苗進來，此時全國人民早已注射過兩劑疫苗、形成初步之集體免疫，自然亦不致爆發此次的「五月疫情大災難」，不但全國人民不致受到這一波疫情的衝擊，無辜喪失數百條人命，更不必進入「三級警戒」來管制人民生活，並且必須再度編列8400億的二次紓困金，使國家財政再次蒙受龐大之陰影與壓力。
(四)又，倘若渠等並未受制於強力護航二支國產疫苗之心態，而以救苦救民為念，緊急開放所有既經國際認證之疫苗進口，並且善用民間中介力量，而非處處橫加阻撓，是則全國人民也將能在最短時間內開始施打既經國際認證之疫苗，進而避免在苦苦等候國產疫苗上市之未定期間內造成大量感染。此中差異，極可能涉及不下千百條寶貴人命，蔡英文政府的肩頭重責及手上血腥，豈能逃過國家司法的追訴！
(五)中研院院士陳培哲於五月底請辭國產疫苗審查委員，他對媒體指出，辭職原因就是擔心審查委員會難以秉持獨立性，並直指「最大困難就是來自蔡英文總統」。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更曾於公開評論中指出，5月31日晚間，蔡總統罕見針對國產疫苗臨時召開記者會，而這一天也正好是高端股票跌停板的第一天。她強調「七月底國人可以開始注射國產疫苗」。陳培哲院士因此質疑 :「在這種情形下，食藥署擋得住總統府的壓力嗎？」「這是很簡單的道理，所以我就做不下去了」。
(六)為緊急應對全球疫情擴大趨勢，WHO的「緊急授權」規範雖然跳過了一般藥物開發所必備的動物試驗過程，准許直接進入人體臨床試驗，但後者仍然必須經過一、二、三期試驗，先後累積至少數萬個樣本，方足以在正式授權對廣大群眾施打前，確認該疫苗之基本效能、適當劑量及避免嚴重副作用之發生。我國食藥署若擅自放寬標準，以僅僅數千人之樣本、威嚇扭曲專家審查意見結論，草率放行而給予授權的話，不但該種國產疫苗將無法獲得國際認證，使我國施打人口面臨「出不了國門」的窘境，未來更可能出現因施打者產生嚴重副作用而導致鉅額國賠求償之風險。蔡英文等人屆時或已下台或已離職，若我國司法體系縱容坐視此等竊國殘民之重大惡行而無所作為，任令渠等輕易規避法律刑責，亦將成為滔天共犯，神人共憤，莫此為甚。

貳、所犯法條及證據
按刑事訴訟法第240條「不問何人知有犯罪嫌疑者，得為告發。」，且第228條第1項：「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告發人等僅將被告所涉法條，詳列如下:
一、刑法第130條：公務員廢弛職務釀成災害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刑法131條：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罪所得之利益沒收之。
三、刑法134條：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證據:
一、書證部分
按「公眾週知之事實，無庸舉證。」「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者，無庸舉證。」刑事訴訟法第157、158條書有明文。因被告蔡英文、蘇貞昌、陳時中三人，均為食俸民脂民膏的國家元首、閣揆、主管部長，不思竭力保護國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竟至毫無人性，利用職權反向操作，以「扶植本國疫苗產業」為藉口，不惜偃苗助長炒短線的生技公司、扼殺自己國人同胞之健康權及生命權，只為圖謀個人經濟及政治上之私利。被告等的惡行惡狀，最近一個月(5月13日起)的各類媒體報導均有報導，請鈞署參酌。
二、人證部分，請傳喚下列證人:
(一)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全(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1號3樓)
(二)高端疫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世忠(新竹縣竹北市生醫三路68號)
(三)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詹啟賢(台中市潭子區潭興路1段3號)
(四)前衛生署長楊志良(請代為查址)
(五)前疾管局長蘇益仁(請代為查址)
(六)前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請代為查址)
(七)中研院院士陳培哲(請代為查址)
(八)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請代為查址)

綜上論述，依刑法第130條、131條、134條等之規定，被告確實已經觸犯各該條之罪，為圖利自己或相關第三人廢弛職務，更透過職權之操弄，直接、間接圖利自己及相關第三人等，不惜釀成全國人民的大恐慌和大災害。彼等惡劣行徑，令人髮指，恰於本條之罪構成要件相當，懇請 貴署迅為依法偵辦，將被告等三人提起公訴，治以應得之罪，俾符法治，實感德便！
謹狀

台灣台北地方檢察署
具狀人 鍾琴等

中華民國110年6月 11日

〔二○一八年，擔任新北地檢署檢察官的我......在每一梯課程的最後幾分鐘，......提醒所有在座的員警：
「警徽與制服代表的是法治國的榮耀，#警察唯一服膺的，#就是憲法與法令，對於上級違法的命令，你們沒有服從的義務。」
「在服從的同時，請確認你們支持的到底是不是法律與良知。所謂的正義，是透過程序正義發現的實體正義，而不是服膺政策、績效、鄉民式的素樸正義。」〕
–摘自《#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第207頁（聯經：https://bit.ly/3uDtBmC ），2021年3月4日

－－－

「本判決並非法官躲在舒適安全的象牙塔中，對身處高風險第一線的基層員警指手畫腳、刻意打擊警方士氣；相反的，正因出於對員警執法安全的重視和保護，本院懇切呼籲警界長官們，切勿對基層員警做出不當的指示或要求，也再次提醒每位堅守崗位、認真付出的員警們，#你們應恪遵的對象，唯有『#國家的憲法與法令』！」
–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87號刑事判決，2021年3月31日
判決全文：https://bit.ly/3mx2XIg

－－－

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87號刑事判決在格式上和傳統判決不同之處：
彰化地院開始啟用第三代審判系統，判決可以插入圖片。
#警察疑似假摔造就妨害公務現行犯情境而逮捕被告，檢方起訴被告妨害公務、傷害等罪，合議庭判決無罪。
更特別的是，本案法官認真地勘驗了數十個不同員警的攝影機、密錄器或手機拍下的影像檔案，意外 #發現了分局長的不當指令。
因此這則判決並有「十、附記事項」，在附記事項中，對於分局長的不當指令予以批評。

本案背景：
被告為退休員警，其訴求為「反年改」，欲對總統車隊鳴按喇叭並攔車陳情。

被告的訴求和行為是否妥當，是一回事（在「世代正義」的立場上，我們也很難支持「反年改」團體的訴求與行止，但不支持的話，可以辯論、可以諷刺、也可以訕笑，不等於不准他們說話）；
然而，在法治國家，執法人員的行為必須先守法，如果執法人員不守法，或採取一些奇技淫巧來對付異議者，那麼，這個國家就沒有資格叫做法治國，非法治國的公務員的所作所為，也沒有資格叫做「執法」。

讓我們看看，面對這樣的陳抗，政府上級是如何指示警察的呢？而警方高層面對國安局的壓力，有扛下來嗎？又想出什麼「逮捕技巧」了呢？

#國安局檢討警方，#要求警方想辦法不能讓被告按鳴汽笛喇叭

依照證人彰化縣警察局督察科督察員、員林分局永靖分駐所所長的證詞：
被告先前在彰化縣進行陳抗，一貫模式就是在總統車隊經過時鳴放汽笛，我們曾經因為這樣 #被國安局檢討，國安局表示被告在道路警衛線上按鳴汽笛喇叭，可能 #造成總統的駕車官驚嚇，#要我們不能讓被告按鳴汽笛喇叭，我也擔心被告對車隊投擲汽笛喇叭，才會在案發當天被告按鳴汽笛喇叭後，一再伸手要把喇叭頭給撥掉，制止被告繼續按，當天我也有接到指示要跟分區指揮官轉達，「如果被告在當場有推擠同仁，同仁就直接跌倒。」

「分局長在電話中著重在『如果有推擠就跌倒，直接用現行犯逮捕』這幾句，所以當天我才會到處向現場員警交代『如果有推擠的狀況就直接跌倒，後面的人用現行犯逮捕』」。

這個技巧叫做什麼？
在運動場上，我們知道這叫做 #假摔。
所以把警察執法當成在運動場上打球嗎？

法院的判斷（摘自判決理由欄第九點）：
「被告剛開始遭警方團團包圍時，並無任何主動出手攻擊警方之意圖或動作，直到楊勝傑伸手碰觸被告、欲阻止其按鳴汽笛喇叭後，被告雖有「以左手輕推楊勝傑右手」的動作，但之後只是不斷以走動轉身的方式閃避楊勝傑，並持續按鳴汽笛喇叭，未刻意揮舞汽笛喇叭，或對楊勝傑有進一步攻擊舉動，又被告隨後雖有「以左手推向前方洪坤暉」的動作，但被告出手之力道既無法認定足讓洪坤暉倒地，亦未針對洪坤暉之身體重要部位，且被告身體確實無法承受劇烈碰撞，故被告上述各該行為，均應屬消極、被動的反射性防禦動作，目的都是在避免汽笛喇叭被搶走，自難認其有何「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強暴行為」之主觀犯意；又楊勝傑的食指雖有受傷，但係因其一再出手碰觸被告、試圖阻止被告按鳴汽笛喇叭，才會導致自己受傷，難認被告該當傷害罪之主客觀犯罪構成要件；至洪坤暉雖因倒地而受傷，但無法排除其係配合上級指示，為了以現行犯逮捕被告，而在被告稍有推擠即直接順勢倒地的可能，基於罪疑唯有利被告原則，洪坤暉受傷結果亦難認與被告行為有何因果關係，無從以傷害罪相繩。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意旨所舉之證據，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亦即尚未達於可信為真實之程度，致本院未能對被告形成有罪之確信，則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自應對被告諭知無罪判決。」

法官的感慨（摘自判決「十、附記事項」）：
「若依照員林分局在勤前教育中「只要圈圍、不要搶奪」的指示，或許本次陳抗事件會在沒有任何員警受傷、總統車隊也未發生危險的情況下平安落幕。惟楊勝傑因 #擔憂所屬單位再遭國安局檢討，致其出手阻止被告按鳴汽笛喇叭，最後才導致本案發生。然而，每位陳抗者採取的陳抗方式、手段都不盡相同，倘通案要求員警必須阻止陳抗者按鳴汽笛喇叭，不僅 #剝奪員警在面對不同個案時的執法彈性空間，亦可能 #徒增員警執法時之無謂風險。況且，本案員警執法所依據、主管機關為國安局之特種勤務條例，第12條第2項亦明文規定「安全維護區之劃定，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表現自由、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與維安目的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維護維安對象人身安全必要限度」。本案中被告等人之訴求，即使無法獲得社會多數人支持，但確保少數人的聲音能被執政者及其他多數人聽見，正是民主社會最可貴的價值。故「無論是否可能造成危險，一律禁止陳抗者在車隊行經路線上按鳴喇叭」，是否符合前開法條所揭示「人民表現自由」與「維安目的」間之均衡維護？是否已逾越「維護維安對象人身安全必要限度」？均值深思。」

法官「能理解為了治安衝鋒陷陣的員警們，於執法時可能面臨的龐大風險，當員警依法執行職務，卻遭嫌犯惡意出手攻擊時，本於公務員之尊嚴不容輕易踐踏、員警執法之人身安全尤應保護，法院於量刑時當絕不寬貸。但刑法妨害公務執行罪之構成要件，係以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為前提，當員警因服從上級不當指示，執法手段已逾越應恪守之界線時，本院自無法視而不見。本案中，若非所屬單位曾遭國安局檢討，員警楊勝傑未必會主動出手碰觸被告、一再試圖阻止其按鳴汽笛喇叭，因而手指受傷；也正因分局長事前指示遭遇陳抗民眾推擠時，員警要直接順勢跌倒，並將陳抗人士以現行犯逮捕，導致員警洪坤暉雖有跌倒受傷，本院仍無法排除其係為了要逮捕被告而順勢倒地的可能。因此，這些 #來自高層的指示和壓力，實已 #真正傷害了基層員警及國家的執法公信力。」

法官也「勘驗各檔案中關於案發過程之影片段落外，亦就所有檔案一個個從頭到尾仔細播放觀看，因而發現分局長於本案發生前，曾再次打電話聯絡現場指揮官永靖分駐所所長林聖智，要林聖智提醒員警遭遇推擠時直接順勢跌倒，再以現行犯逮捕陳抗民眾，而楊勝傑亦接到相同指示並轉達林聖智等情節。然我國既為法治國家，執法者除了應廉潔自持外，執法手段更必須合法正當，不得逾越應恪守之界線，此即本院一再強調的「執法之前，先要守法」基本觀念。本判決並非法官躲在舒適安全的象牙塔中，對身處高風險第一線的基層員警指手畫腳、刻意打擊警方士氣；相反的，正因出於對員警執法安全的重視和保護，本院懇切 #呼籲警界長官們，#切勿對基層員警做出不當的指示或要求，也再次提醒每位堅守崗位、認真付出的員警們，你們應恪遵的對象，唯有「國家的憲法與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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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未必贊同反年改團體的主張，我們也可能正在承受「世代不正義」的惡果；
但是我們更不贊同政客高層濫用警察權，下達不合法、不合理的指令！

曾建元／香港一國兩制已死

中央急速國安立法，壓制香港反國安七一遊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6月30日以全票通過《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法》六十六條，旋即送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公布實施。這是在全國人大先前於五月底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後約莫一個月的時間，而且法律草案未對外公布亦未見公開聽證和審議。

7月1日，自2003年以來持續17年的反對國安立法大遊行，被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以疫情限聚令為由禁止舉辦，民間人權陣線譴責香港政府限制公民自由，雖放棄主辦，則仍由泛民主派議員，以化整為零的做法，號召民眾以個人名義上街。結果當天就爆發了首日的《港區國安法》違法事件，拿中華民國國旗、拿「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標語的，都遭警方逮捕，原因是涉嫌觸犯了《港區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或分裂國家罪。而在這一天之前，香港和所有的民主國家一樣，都是保障人民的思想言論自由，維護以和平方式表達的政治主張的。這一事實告訴我們，從這一刻起，香港已經被關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鐵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已被宣告死亡。

香港國安公署架空香港行政與司法

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港區國安法》，已在香港特區政府之上設立了具有法定實權的太上港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在此之前，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雖然公認性質形同中國共產黨的香港支部，但畢竟基於《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對於香港的高度自治，還是要有所收斂和尊重，然這一次依據《港區國安法》第四十八條設立的國安公署，則是通過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共同建立的協作機制，對香港政府的國安工作進行監督與指導；更者，只要報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依《港區國安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香港國安公署就可以就涉外或重大國安刑案插手刑事偵查，職務行為不受香港特區管轄，而且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均由中央政府指定，進以排除香港本地審檢機關的司法管轄。程序適用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除了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港區國安法》第五十八條規定保障犯罪嫌疑人有權委任律師辯護外，其他的刑事人權，凡涉及國安事由者，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受到嚴重限制，比如通知家屬、羈押期限、公開審判等等。港府在香港人民反對下宣布撤回的《逃犯條例修正案》，涉及犯罪嫌疑人移送中國大陸司法管轄的相關惡法，都從《港區國安法》變本加厲地借屍還魂了。

《港區國安法》第四十八條規定香港國安公署機構人員由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聯合派出，此主要為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司法部、武裝警察總部、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情報局、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工作部聯絡局、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網絡系統部 等部門，中共中央另設有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指揮黨政安全部門，由習近平親自擔任主席，可知香港國安公署是習近平核心的耳目，香港政府官員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下誰人膽敢不忌憚三分？香港警務處為辦理國安事件，也成立了國家安全處，作為國安公署的業務配合執行部門，而香港警務處國安處是可以從香港以外地區聘請人員協助執行國安職務，如果未來有各省市國安人員進駐到香港警務處國安處，未來恐怕也無需大驚小怪了。

首任香港國安公署署長為鄭雁雄，2011年底他在廣東省汕尾市中共委員會書記任內，境內烏坎村發生村民抗爭村有土地遭村官倒賣事件，汕尾市黨政部門調動鎮暴警察包圍烏坎，因香港中外媒體廣為報導，驚動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後事情才和平落幕。由此可知鄭雁雄是典型的共產黨黨官，敵視群眾運動，態度寧左勿右，不熟悉媒體生態，迷信暴力鎮壓。這樣的人，如何讓香港的官員或公民菁英群體感到信任和尊敬，是一個大問題。

《港區國安法細則》製造白色恐怖

《港區國安法》雖然嚴重侵害香港的高度自治空間，儘管如此，還是要中央政府批准，香港國安公署才能偵辦司法案件。在一般情形下，香港國安犯罪由香港自行審理，與一般刑事司法不同的是，承審裁判官或各級法官人選由行政長官指定，是否屬於國安案件或涉及國家秘密依行政長官證明而認定，是否排除陪審團參與審理由港府律政司長決定。由行政機關決定法官人選、案件性質和裁判方式，這已根本破壞了司法的獨立性。在這一情形下，對於警察或檢察部門偵辦案件中所必要的強制處分令狀，我人就難以期待法官能做好把關的角色。儘管如此，香港特首便會同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不到一周便公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再擴大警務處的司法警察。香港由法治社會一夕變身為警察國家。我們對共產黨的專制本質很清楚，但香港本地官僚墮落如此之快，則出人意外。

《港區國安法》第四十三條規定的是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辦理國安事件的準則。首先，它將香港法律中有關於重罪偵查的規定，延伸到國安犯罪。港府對外辯稱《國安法細則》都只是現有法律的彙整，錯，過去香港沒有國安犯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做法，是讓過去香港憲制保護的行為變成重罪。《港區國安法》新訂的國安犯罪有四種：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國安法細則》讓香港警察在偵辦國安犯罪中再增加了過去所沒有的七種權力：

一、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證據的處所、車輛、船隻、航空器以及其他有關地方和電子設備；

二、要求涉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的人員交出旅行證件或者限制其離境；

三、對用於或者意圖用於犯罪的財產、因犯罪所得的收益等與犯罪相關的財產，予以凍結，申請限制令、押記令、沒收令以及充公；

四、要求信息發佈人或者有關服務商移除信息或者提供協助；

五、要求外國及境外政治性組織，外國及境外當局或者政治性組織的代理人提供資料；

六、經行政長官批准，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涉及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人員進行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

七、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擁有與偵查有關的資料或者管有有關物料的人員，要求其回答問題和提交資料或者物料。

這七種國家特別警察權力只有通訊監察和秘密監察才需要受到批准，但有權批准的竟是行政長官，臺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對於通訊監察的發動，必須「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以書面聲請該管法院核發」，而依《刑事訴訟法》，在內亂外患等涉及國安犯罪的偵查中，搜查、限制出境、保全程序、命令交付證物等警察權力，也都和前該通訊監察擁有同樣的制衡機制，不是警察自己說了算。

垂範臺灣與劍指臺灣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計，原本就是為了垂範臺灣，而先行實施於香港的。習近平所謂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種種說法，也說明了香港內地化後，下一個要處理的，就是臺灣。

《港區國安法》國安犯罪中與臺灣有直接關聯的，就是分裂國家罪和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港區國安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之一的，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即屬犯罪：

一、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

二、非法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的法律地位；

三、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轉歸外國統治。

今年七一大遊行的逮捕行動，證實了承認中華民國存在事實的言行，都會涉嫌分裂國家，所以不一定要主張香港獨立，在香港主張臺灣或西藏獨立也會構成國安犯罪。

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規定於《港區國安法》第二十九條第一款，條文為：「為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涉及國家安全的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以下行為之一的，均屬犯罪：

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戰爭，或者以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造成嚴重危害；

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進行嚴重阻撓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四、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五、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第二十九條第三款復規定第一款涉及的境外機構、組織、人員，按共同犯罪定罪處刑。

香港原本是一個自由城市，也長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反共力量的前哨，香港公民社會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合作、接受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行之多年，所在多有，但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安概念與一般民主國家不同，從不以客觀上是否已達重大公共危險的事實為斷，而是以行為人內心的政治立場和思想主張作為判斷基準，今在香港實施這種習近平思想總體國安觀，乃有侵害《國際人權憲章》普世保障之思想言論自由之情事，以及犯罪構成要件不明確的嚴重問題，這則必然導致香港的國安認定和各國的巨大落差，香港人民個個人人自危，不存在免於恐懼的自由。

不但如此，《國安法細則》還以行政命令形式訂定行政刑法，對於不配合警察偵查行為者給予罰金或監禁之形式制裁，也根本就違反了罪刑法定主義，這是一向以法治著稱的香港令人不可思議之處，舉例而言，《國安法細則》規定警務處處長可在保安局局長批准下，向外國政治性組織或臺灣政治性組織，或外國代理人或臺灣代理人，送達書面通知，規定該組識或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內，按指定方式向警務處處長提交指明資料，包括在香港的活動及個人資料、資產、收入、收入來源及開支。若外國及臺灣的受行政處分人未依香港警務處長要求提供資料，除非可證明已經盡力或有非可能控制的原因，否則一經定罪，將可被判罰款港幣十萬元及監禁六個月；而若涉及提供虛假、不正確或不完整的資料，則可被判罰款港幣十萬元及監禁兩年，但有理由相信有關資料是真實、正確及完整則屬合理辯解。

以香港與臺灣以及世界各國民間往來之密切，香港警務處自然要將國安調查範圍伸展到香港以外，問題是，臺灣以及世界各國民間人士與團體並無義務對香港政府提供資料，難道一旦拒絕的結果，就是日後被定罪判刑，或是被香港警察全球通緝嗎？各國政府或民間機構為了避免誤觸香港法網，如果沒有外交豁免權的保護，其所可選擇的因應之策，最終就只能是撤離香港，斷絕與香港的各種合作關係。

而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香港本地人士，極有可能遭到限制出境，並在未來遭到逮捕審訊與定罪判刑，這是香港人無可脫逃的悲運。

臺灣的作為

香港原本是亞太地區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國際公民社會的重鎮，今後隨著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地位不再，位於香港的各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及人員，都將可能因被懷疑涉嫌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而不堪國安騷擾被迫離開，同樣是華人社會而且擁有憲政保障的臺灣，應當致力於爭取取代香港的國際節點地位，只是我國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和其他國家人民在臺工作有最低薪資新臺幣約四萬八千元的要求，對於非營利組織來說，這一薪資水準遠高於國內一般水準，因而也就會降低國內聘僱香港非政府組織人員來臺任職的意願。

另一方面，香港的政治工作者和非政府組織工作者也都已是可能涉嫌國安犯罪，而具有高度政治風險的群體成員，也都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短期政治庇護的條件，所以只要未被限制出境，香港政治難民入境居留的情形會逐漸上升，他們的生活照顧和安置都需要解決，這未必要全部依賴政府處理。針對我國人力需求狀況，修改《勞動基準法》，就不同行業別給予彈性薪資空間，利用香港移民來補充我國的人力短缺，也讓香港移民在臺灣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人生，應當是政府救援香港的最為務實和可行的辦法。

●作者：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中國問題專家



本文原刊於NOWnews今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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