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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隨緣家書】北京的策略，我自然全不認同。但也要先理解其計算方式，才能找到破解之道。其實北京研判的每一點，都有漏洞。集思廣益，然後出下篇。💪

《國安法》：中國眼中的「二次回歸」，與北京的二十大部署

北京以全國性法律《國安法》直接放進《基本法》附件三，不少人覺得非常突然，其實早前跡象並不少，筆者月前也曾撰文警告，但主流輿論始終見樹不見林。後發如何制人，必須冷靜思考。北京這次不似一時衝動，而似部署多時，不是當作普通鬥爭處理，而是提升到「香港二次回歸」的高度。真香港人，必須知己知彼：

1. 北京認為疫情製造了強勢解決香港的理想時機，在於一個基本假設，就是西方被疫情影響比中國大、經濟恢復比中國慢，不會動真格和中國decouple，反而急需中國資金和市場。無論是「戰狼外交」、銳實力全方位出擊、還是香港《國安法》，都是現實主義brinksmanship的示範。就像南海填海造島，無論國際怎樣譴責，只要沒有行動，就是既成事實。

2. 北京作為過去二十年全球化的大贏家，早就和各國精英結成「命運共同體」，雖然明白反華逐漸成為國際潮流，但「中國精英朋友」一代，還會在各國掌權十年，為了自身利益，很容易拉攏，甚至會出現「親華發大財」一類政綱。價值觀主導的新生代掌權前，這是中國的最後戰略機遇期。

3. 北京深信各國商會只關心實利，只擔心《國安法》令每天接觸「外國勢力」的自己被勒索，但只要在關鍵時刻以訂單籠絡、施加恩寵，商會就會動用自己的遊說團，在國內反遊說，就像九十年代的「賣港」英商那樣。

4. 在國際層面，最有資格發聲的其實是英國，但北京深信英國國力今不如昔，只會在中美之間博弈，不會有行動，也不會有大姿態去給予其他國家mandate，例如就《中英聯合聲明》被中國單方面改變作出申訴。中國近月除了部署企業從美國撤回，更建議改到英國上市，正是各個擊破；特朗普對盟友苛刻，信奉單邊主義，也是北京計算西方不會盲從美國的憑藉。

5. 美國的反應可以很多，加上11月大選在即，各級政客都會爭相打反華牌，但他們的目標是選票，做的往往另一回事。基於中共對人性的認知，認定美國頂多制裁幾個次級官員（以新疆書記陳全國為例），屆時可以輕易以權位安撫有關人等；但說到不承認香港為單獨關稅區、制裁在港上市的中國企業、乃至更進一步的金融戰，北京相信美國政客計算了自身代理人得失，就會輕輕放下。

6. 即使美國大力制裁，在國際博弈，籌碼交換不一定要在爭議本身。例如金門炮戰，中國官方理由是支援中東、牽制美軍；世人以為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投降，殊不知美國也撤回了在土耳其的導彈。北京認為，香港是中國最核心利益、但不是美國最核心利益，就算要讓步，也有其他步可讓，保持宣傳在香港大獲全勝。

7. 在本地層面，北京基本戰略是不讓2003年反23條、2019年反逃犯條例的議會攻防戰出現，以免溫和建制派因為顧忌選票而倒戈或同情。從歷屆選票可見，「泛黃」基本盤大約六成，唯有上述兩例加上「淺藍」，民意才出現landslide，北京正盡全力確保不再出現，因此才有「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涵蓋全體商界的非常規格，那其實就是實質上的「二次回歸籌委會」。

8. 以往建制派撐23條、逃犯條例時，都視之為苦差，這次北京製造了「再回歸功臣」加官晉爵的真實希望，這是過往沒有的。建制派基於利益也好、擔心不夠左被陪鬥也好，都比從前更有積極性，除了全體「何君堯化」大賽，連好些建制派最開明的智者，這次也會以極左姿態示人。

9. 面對「泛黃」、一切廣義反逃犯條例的香港人，北京的策略是以「攬炒派」劃一標籤，從而分化。雖然自稱「攬炒」者，不少只以此為借助美國討價還價的策略、而非目標，但不少認同香港核心價值的淺藍、淺黃中人，會條件反射認為「攬炒」令自己資產化為烏有，結果慢慢走回建制，這正是北京建構話語權的算盤。

10. 北京明白「反國安法、支持五大訴求、拒絕暴力、拒絕攬炒」這條中間路線是有市場的，擔心他們和非建制派完全合流，令9月立法會選舉，變成就國安法單一議題的變相公投。屆時證明了國安法有七成民意反對，就難自圓其說。因此，北京樂見非建制派對「自己人」的定義越劃越窄、以「財政懸崖」為共同綱領，屆時就能證明「堅決反對二次回歸」的只是少數。

11. 昔日最容易彰顯民意的方式，除了選舉，就是遊行。但在新香港，就是沒有限聚令，和平遊行獲批也越來越難，加上遊行會出現起底一類後果，參加者在牆內被無差別標籤為「港獨泛暴派」；一般人也擔心出現衝突、而避免扶老攜幼出席。如此「國安」操作，令遊行基本盤不可能再現二百萬，而這自然成為主事官員的政績。

12. 昔日運動成功，社交媒體功不可沒，北京也作出針對性部署，例如對公務員私人社交媒體審查，並通過國泰、通識老師一類案例，令各行各業親建制派都「自發」以同一方式管理員工網上活動。今天即使在私人空間表態，也有大數據監控的無形壓力；反送中前千帆並舉的社交媒體聯署，可能已成絕唱。

13. 北京研判一旦缺乏critical mass大規模支援，激進力量、青年人更有成為condom的焦慮，訴諸激進行為的誘因更大，也會以「一了百了」心態直接以「港獨」為口號。《國安法》不斷強調分離主義、恐怖主義，文宣甚至把「反送中」與顏色革命、9/11、ISIS相提並論，要多荒謬有多荒謬，卻是正式定性，和處理、重構1959年西藏「騷亂」高度相似，當時毛澤東指令就是「越亂越好」。

14. 《國安法》最令人意外的，在於國安直接設立香港辦公室。雖然他們一直存在，但粉墨登場，必然反映了利益再分配。以反恐之名行事，相信是未來一段時間的主旋律，無形、但難實證的白色恐怖，已陰魂不散。

15. 疫情過後，中國經濟也百病叢生，急需民族主義轉移視線，動員全國民意強烈支持香港《國安法》，也是救命稻草。疫後牆內對香港反修例運動的抹黑，反而比運動期間更「進取」；特區政府早前還嘗試以獨立檢討委員會、監警會報告等回應民意，現在也跟從「戰狼外交」，連721也歸咎「濫用999」，明顯是為了配合「香港的後真相」這個「大內宣」，目標受眾早已不是香港人。

16. 既是「二次回歸之戰」，「參戰」資源自然源源不絕，而資源可以做甚麼，自然你懂的。陽光下的例子，包括製造民意：和那些「支持逃犯條例大聯盟」簽名不同的是，這次和中國「抗疫成功」大外宣、國內民族主義「大內宣」連成一氣，資源只會更多。

17. 忽然實質終結「一國兩制」，也不會沒有政權內部質疑，如何解釋，只能提升至民族主義高度。例如這樣說：香港新一代的中國人認同極低，趨勢和台灣過去三十年相若，只能以「霹靂手段」「拯救」再下一代香港人，也就是徹底放棄這幾代，讓今天的香港認同到此為止。這說法，最合中國主旋律脾胃。

18. 「二次回歸」說，也為北京「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合法性」，暗示統一在望，對領導人的內部威望，「利多於弊」。

19. 《國安法》來臨前，香港特區政府已喪失任何意志，並有了重新演繹基本法22條開路，此刻誰在管理香港，已經賢愚共知。

20. DSE試題、立法會內會、《頭條新聞》、黃色經濟圈等批鬥，從現象看本質，不過是在不同範疇製造全方位打壓，不讓任何範疇置身風眼之外。以「全民被運動」，制衡以往反23條的全民運動，也是昔日所未見。

北京相信以上部署，足以在香港社會瀰漫無力感，而根據毛主席矛盾論，從來都是一手軟、一手硬。只要國際反彈有限，《國安法》訂立初時應用克制，只以個別（幾乎已事先公告的）人士祭旗，令一般人覺得如己無關，樓價、股價不跌（其實市場早就和物理香港關係有限），「二次回歸」，就大功告成。

劇本如此，如何回應，每個部署漏洞如何，只能集思廣益。Be Water，大家努力。

明報，2020年5月25日

▶️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P-HGiwbTBo

【#沈旭暉隨緣家書重溫：23條怎樣到來？】Brinksmanship Vs Brinksmanship

政圈不時流傳，北京「必須」林鄭月娥任內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這個「硬任務」，而隨著政府認受性越來越低、對選舉的把握越來越小，「反正無嘢好輸」，連基本法22條也被重新演繹，這風聲近日又再傳出來。

2003年，田北俊帶領自由黨憑藉關鍵少數，一錘定音拉倒23條立法，成為他今天建立「希望聯盟」的最大希望。然而時移勢易，北京要依樣葫蘆，恐怕很難再守君子協定：先公開諮詢，再讓民意醞釀，雙方動員，然後演出攻防戰，最後任由議案被多數民意以一切手段拉倒。這一套遊戲規則，只適用於太平盛世，和一個尚有點廉恥、說話算話的政府。但經過23條、特別是反送中一役，政府應該心知肚明，真的根據香港內部立法程序，就是少數派壟斷的立法會「夠票」，只要成為一場全民運動（而這是必然的），就會重演之前發生的一切，而且必然變本加厲。當然，不能排除政府「真心膠」，或一心「hae交功課」，這畢竟是23條立法的一個可能途徑。但恐怕以今天政府的厚黑指數，從種種跡象可見，可能會另闢蹊徑。

其中一個可能性，據說是實行全國性法律，無論是通過加入基本法附件三，還是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這本來風險很大，因為貿貿然實行全國性法律，基本上就是宣告對「一國兩制」的徹底不信任，國際社會自此怎樣看香港獨特地位，就誰也說不準；而北京從來是一個避險政權，一個動作換來可能摧毀香港這個白手套，未免不化算。但北京正構想一個論述，讓實行全國性法律之時，國際社會也無話可說，從而不影響香港的獨特地位，雙方繼續洗錢，只是香港核心價值蕩然無存，而這個劇本有一個關鍵字：「反恐」。早在2014年前，親建制學者就開始吹風，警惕香港出現「本土恐怖主義」，當時筆者曾嘗試駁斥，但苗頭已經不妙。到了去年開始，由港澳辦、特首到警方記者會，都不時以所謂「恐怖主義傾向」形容香港抗爭運動，項莊舞劍，意在公公，目的就是以「反恐」之名，把香港內部抗爭演繹為「一國」層面，從而合理化「國家安全法」一類「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對北京而言，只要成功說服國際社會香港存在「恐怖主義」，足以和各國內部的恐怖主義相提並論，摸底得知他們不會強硬回應，這條路，自然最為方便，因為無須處理香港任何內部情況，無聲無息就完成。

另一個可能性更有「創意」，這要從近日港澳辦、中聯辦、特區政府批評郭榮鏗議員「違反擁護《基本法》誓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談起。在一個行普通化的地方，以民選議員拉布為由，說他「違反基本法」，原因是基本法列明立法會議員的主要工作是立法，這樣的邏輯，早已超越一般理解：須知立法工作包括代表民意反抗不合理的法律，在少數派壟斷的議會，代表多數民意的議員以不同方式表達意見，只是工作一部份，否則豈不是只能當橡皮圖章？但以上指控的重點，其實不是「郭榮鏗案」本身，而是以此作為突破點：假如上述邏輯成立，是否「真誠擁護基本法」，定義就不只是是否支持綱領性的一國兩制、是否支持港獨或自決，而變成了是否支持、甚或行動有否違背基本法的每一條條文，而且「支持」、「違背」一類演繹，都是按「唯心」的中國方式解讀。假如下次選舉，DQ主任問所有候選人：「基本法列明23條立法是憲政責任，不支持23條立法就是不真誠擁護基本法，請問你是否支持23條立法？」假如厚顏無恥至此，即使是田北俊親自參選，也足以被DQ；而假如勉強以語言偽術選進去，到了審批23條立法，反對又是DQ下場，技術上，只能不斷提出修訂。在太平盛世，這樣行事自然很荒謬，但假如這能同時解決「反對派奪權」和「23條未能立法」兩大危機，對政權的誘因，卻是巨大的。

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目前方向這樣：即使沒有表面上的23條，香港人2003年對23條的憂慮，已經絕大部份成為現實，而且猶有過之：社交媒體分享個人立場會被批鬥、被解僱，參與合法遊行示威會被前行政長官牽頭的「篤灰網」公審，罷工會被秋後算賬，企業要天天表態、並懲罰政治不正確的員工，教育工作者的言論自由被嚴密監控，捐款變成洗黑錢，網絡上分享新聞也會被《公安條例》控告「煽動」……這時候，香港人才如夢初醒，《基本法》雖然保障香港人的言論、集會、遊行、示威、罷工權利，但只要政府援引、曲解古法、或借用其他條文「執法」，這些自由已經一律「依法失去」。對政權而言，今天拘捕幾人、明天在監獄私刑數人，大眾已經麻木，而且不容易激起大規模反彈，國際社會也不會留神，但數年下來，一切早已明日黃花，變成了另一個香港。這種不給予外界明確endgame、卻分拆endgame天天上市的伎倆，在權謀角度，不得不算「高明」。

北京以上為23條立法的可能性，目的都包括避免國際社會有最激烈反應，為了確保變天後的香港繼續被國際承認為不同中國大陸的實體，而又不給予單一藉口香港人像2003年、2014年、2019年那樣大規模動員，也不希望議會抗爭再次發揮功用，這些都是現實主義博弈的典型brinksmanship策略。要回應brinksmanship，自然要知己知彼：

- 香港不是新疆、西藏，畢竟資訊透明，香港人必須向國際社會說明，香港的抗爭並非恐怖主義：定義上這屬於學術問題、另文再敘；方法論上可多與各地同期發生的抗爭比較（同期差不多有20國發生類似大型抗爭，無一被列為恐怖主義）；行動上必須保留大量證據，證明香港警察的暴力才是不成比例的暴力；文宣上要證明「全國性法律等於香港endgame」，因為足以影響各國在香港的戰略利益。這是國際線最重要的工作。

- 要回應溫水煮蛙策略，但又要市民保持希望，議會路線的朋友，應該有兩手準備，當DQ局限於案例，未改變權力結構，則要安排大量Plan B；當DQ針對整個陣營（例如「反對23條就不能選議員」），則必須及早製造文宣，向全港市民、全球受眾講解，這也是等於香港endgame，並以現任議員維繫一個國際認受的民選mandate，保留元氣。

- 當上述情況出現，移民潮也肯定隨之而來，屆時重點是希望離開的香港人不要獨善其身，在海外也可以維繫香港人身份認同，繼續用不同方式凝聚起來。「移民成為廢老」和「走到海外成為diasporas心繫香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但經過過去一年的洗禮，要放棄一切，談何容易？

沉著應對，從來是香港人的強項。

沈旭暉，壹週刊，2020年4月17日

【#沈旭暉隨緣家書】阿里巴巴在港上市：唯獨香港是不可取替

「香港對中國不再重要」，一度是牆內世界小粉紅的口號。中國今天擁有上海、深圳等金融中心，其日常交易額早已超過香港，而且兩地也出現了自貿區、示範區，在小粉紅文宣中，號稱距離「國際化」僅一步之遙，隨時可取香港而代之。不少外媒訪問時，直接採用北京文宣，講述香港GDP佔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多少、現在又只有多少，論證香港再沒有戰略價值。

但真是如此，北京何不任由香港自生自滅，何苦大費周章謀劃？隨著中國經濟崛起，香港GDP佔全國比重雖然下降，但中國對香港的依賴，其實不跌反升，因為這是全國唯一被國際社會典章制度承認、行普通法的國際金融中心。中國通過香港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從回歸前的40%，升至現在的約70%，國家越是富有，香港這個最方便的美元集資中心、「走出去」（自行領會）特殊通道，越是國內外兵家必爭之地。近日香港局勢紛擾，阿里巴巴偏偏在這時候來港上市，反映香港尚有不少未被注視的隱藏功能，屬北京不能放棄之列。特別是中美貿易戰開打後，香港更成為中國抗衡美國的經濟利器，戰略角色獨一無二。只要了解這些功能，一旦香港人鐵了心和北京博弈，經濟線能創造的「攬炒」條件，可以不堪設想。北京何不好好對待香港人，回到「一國兩制」初心，非逼得大家劍拔弩張不可？

協助在美上市中資股撤退的「方舟計劃」

這次阿里巴巴在港招股，集資額約150億美元，集資完成後，港交所成為2019年度全球最高集資額的股票交易所。遙想當年，阿里巴巴一度在香港尋求上市，只是礙於「同股不同權」尚未通過，遂改往美國上市，一直相安無事，運作暢順。但自從中美貿易戰爆發，中興、孟晚舟等事件發生，曝露出中資企業在中美博弈時的風險，尤其是那些科技巨企，若單純在美國獨市交易，總有可能面對封殺。輕則旁敲側擊，例如因為有人投訴賣假貨，而被官司纏擾；重則直接攻擊，如美國商務部會因為新疆人權制裁等問題，直接封殺AI人臉辨識科技公司；又或因為違反伊朗制裁，而封殺中興、華為等。幸好中興只是在港、深上市，短暫停牌兩個月後，終能恢復交易，避過沒頂之災。

為免被美國封殺長期停牌，必須為這批為數眾多、已赴美國上市的中資巨股，北京明白必須製造一隻體積夠大的經濟「方舟」，作全體海歸逃難之用。「方舟」製成後，美國以水淹之的風險及動機，就自然降低。小粉紅主流輿論可能又認為，百份百受控的上海、深圳，理應是第一收容港，又何必取道香港？問題是整個「方舟計劃」有一個最核心的技術問題：股份互換，這不是上海、深圳能解決的。

此刻任何大小股東，拿著阿里巴巴的美股，可以換成港股，到港交所放賣，據說阿里巴巴一些最大股東，已經開始變換；賣出後得到的港元，又可隨意兌換成各種主流貨幣，自由進出香港。因為中國既要大舉引入外資、又要嚴格實施外匯管制，這樣的矛盾結構，令香港變得獨一無二：在高牆內的上海、深圳，根本做不到股份互換，這也是上海這個自貿區失敗的原罪；唯獨香港在公海，「方舟」必需在海上，才能發揮其作用。至於其他在公海的外地交易所（例如新加坡），對北京而言，既沒有香港的受控度，又未必有能力承接阿里巴巴這樣的大戶，更沒有港滬通這類連結國內的特別通道。在可見將來，美國上市中資股必然陸續光榮回歸，百度、京東、拼多多、騰訊音樂等星光熠熠，不能盡錄。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在阿里巴巴上市當日，更公然打開口牌，陸續迎接其他美國上市的中資股「回歸」香港，畢竟這樣的「方舟計劃」，就只有港交所能勝任。至於為什麼不回到更「一國」的「家」，就「你懂的」了。

香港作為中國的最大美元印鈔機

據今年六月港交所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在2018年，內地非金融企業，在香港發行了723億美元債券，加上內地企業在香港的IPO集資了350億美元，單計尚未完整的官方數字(欠內地金融企業的美元債券發行數字)，香港在2018年，已經為中國集資了1073億美元。這是一個怎樣的概念？

回看2007年，上海、深圳兩市交易量井噴，即使後來隨著金融海嘯回落，成交量及集資能力依然踏上新台階，令在「一般企業」層面，港交所一度被認為是中國的次等集資市場。畢竟同一隻股票，中港兩地同權掛牌的A股，總比H股有更高溢價；在內地掛牌，可比在香港得更高估值、更高PE。因此，「一般企業」總傾向在A股集資上市，除非有其他問題，才「淪落」到香港；前中國首富王建林尋求回歸A股，更是眾所週知（其後際遇是後話）。理論上，如不涉及把股權存放海外，或想藉上市香港，打開海外債券市場等算盤，單純集資，首選國內乃理性選擇。

然而，在最高層的角度，尤其是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企業到底在境外、還是境內集資，就另有計算。以下是邏輯推論：首先，人民幣是人民銀行印出來的；中國公司的股票或債券，乎合一定條件下，實際上也是印出來的。國內公司發行股票、債券後，所籌集的美元或港元資金，必須兌換成人民幣，並匯回國內使用；如涉及外債，可經審批留外還債。因此，國內集資所得的港元或美元，最後還是會交到人民銀行手上，並換成由人民銀行印出來的人民幣。

換句話說，香港等於間接成為中國的美元印鈔機，而且是一台年產高逹1000億美元的印鈔機，可謂一本萬利。中美貿易年度差額約6000億美元，若關稅是25%，即每年所涉關稅約1500億美元；但單是香港印出來的美元年產量，已幾乎可對沖其大部份關稅。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除了因為上市前的股東結構，涉及雅虎、軟銀之類的外資，與及同股不同權的股權結構，同時也是完全符合國家利益的行為。假如沒有香港，中國怎樣有更簡單的方法，變出這批美元？言猶在耳，中國財政部本週已宣佈，直接在香港發行以美元為單位的中國國債（注意：不是人民幣），赤裸裸的「cap美元」大計一浪接一浪，而且市場流傳香港金管局是大買家之一，無異間接以香港外匯儲備支持中國。

基於香港金融市場的功能，港人實不應妄自菲薄，迷失在什麼「GDP只佔全國2%可以不理」的無知論述中。香港的獨特金融戰略地位，並不能由上而下的「打造」及複製，而且在國際關係，這台機器更多是1992年美國的《香港關係法》加持而成的，而不是香港參加了任何國際組織、或北京單方面定義所能落實的。否則一紙空文成立特區，北韓就有了美元提款機；或加入了世貿的小島，就是金融中心，國際關係就不用讀了。假如當權者失去理智，親手毁掉這金融利器而不自知，才是真正令親痛仇快的事。屆時誰是真正的愛國者和愛國賊，豈非心中有數？

明報筆陣，2019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