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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日誌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4月18日
地點：廣東省城
事件：
（今日風平浪靜。）

#知史討論
「鴉片販子面臨的另一項指控是他們的行為是違法的走私。1831年7月《廣州紀事報》曾刊登了一位讀者的來信。這位讀者認為，從事鴉片走私的來華英商要有羞恥感，「我們英國商人在善於思考的公眾面前越少突出鴉片貿易越好」，因為這種貿易標誌著「道德上的墮落和病態」。[18]《廣州紀事報》在發表這篇唱反調的讀者來信時，加了一個和來信一樣長的編者按予以反駁。後者認為，只要在中國進行的鴉片走私不觸犯英國的法律就不必在意。這種觀點，後來在1840年被另一位鴉片貿易辯護者加以發揮。這位作者首先認為，「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將鴉片運進中國，而且是在政府沉默的、幾乎是公開的同意之下進行的」，因此，「運送」鴉片並非走私，「不應得到這種汙名」。[17](PP54-55)在鴉片利益集團看來，不僅英國鴉片販子不是走私犯，甚至中國鴉片販子的走私罪名也是很輕微的。

面對英國公眾對鴉片貿易日益高漲的譴責，鴉片利益集團找到的另一塊擋箭牌，就是長期代表英國政府控制著殖民政府的東印度公司從鴉片貿易中也攫取了巨大利益。的確，東印度公司雖從1799年起禁止其船隻攜帶鴉片到廣州，但它作為英國在印度殖民地的代理人，卻控制著鴉片的大部分來源，並對當時印度一些自由邦的鴉片徵收大量過境稅。為了使這一來源穩定並擴大，東印度公司將自己的觸角伸到了鴉片生產的環節。它向印度農民提供種子和貸款，對鴉片生產與銷售實行壟斷。根據需要，東印度公司還強迫印度農民種植罌粟，再將低價從農民手裡收來的鴉片高價拍賣，獲取暴利。東印度公司通過投資和拍賣鴉片可獲得超過其投資一倍的利潤，是印度煙農收入的3倍。(1)

英印政府從鴉片貿易得到的收入，已有多種統計。鴉片戰爭前夕廣州報紙披露的數字是，英印政府從鴉片專賣獲得的利益，是每年8459425盧比，或是981293英鎊。[20]印度學者譚中的統計顯示，從1801到1840年，孟加拉殖民政府從鴉片得到的財政收入為366161809盧比，[21](P88)將近1.5億西班牙元，這個數字還可以折合成1億兩有餘的白銀。其中，在鴉片貿易急劇膨脹的1830年代，該政府平均每年570多萬元的收入來自鴉片貿易。除此之外，東印度公司的茶葉貿易也與鴉片貿易密不可分。它在1834年前，通過出售期票換取鴉片販子手中的白銀，再購買茶葉等運回英國。1834年之後，它在廣州的「財務委員會」則向鴉片貿易投資。所以說，這個公司實際上是鴉片利益集團最為核心的力量之一。

不斷地將它與鴉片貿易的密切聯繫告訴公眾，是英國鴉片商說服英國政府支援他們的一種頗有效率的方法。在英商的輿論工具和其他出版物中，對這方面情況的論述隨處可見，因為這是來華鴉片販子從事鴉片貿易的一種「理由」。故在1839年，當孟加拉英印政府中有人建議，為了道德原則而放棄鴉片生產時，《廣州紀事報》立即憤慨地予以長篇抨擊，指責「一群虛偽的政治道德家，以任何國家政府都不曾依據的理由為基礎，強烈要求放棄(鴉片)生產。……世界上有哪個政府會在一種錯誤地理解、錯誤地解釋的道德的基礎上，曾經放棄，或將會放棄一種對國家的開支必不可少的財源?」(2)

這段文字表露了鴉片貿易辯護者的內心世界。作者的邏輯很簡單:不要談什麼道德，只要看利益，沒有一個國家按照道德原則確定自己的政策，英國人如果基於道德原因而放棄鴉片生產，將是愚蠢的。同樣，要他們放棄鴉片貿易，也是基於「錯誤的道德基礎」上的主張。

四
關於鴉片貿易的辯論，在遠離廣州數萬里之遙的倫敦也同樣進行。隨著鴉片問題的日趨擴大，英美社會那些懷有道德心和正義感的人士，也日漸關注這一問題。當時廣州的報紙報導說，「在英國和美國，反對鴉片的宣傳鼓動業已興起，這兩個國家都出版了大量反對這一貿易和吸食行為的出版物，人們還出獎金徵集反對鴉片的最好論文。」[22]在英國的鴉片利益集團和具有道德感的反鴉片團體之間，也很快出現了關於鴉片貿易問題的論戰。

關於在英國發生的鴉片問題的爭論，這裡無法進行詳細論述，僅對可以代表反鴉片力量的地爾窪的《對華鴉片貿易罪案》和為鴉片利益辯護的撒母耳·沃倫的《鴉片問題》的論點分別作些介紹。

地爾窪(AlgernonSydneyThelwall)是英國的一名傳教士。他的名字在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並不陌生，因為他作為英國反鴉片人士的代表，出版了著名的《對華鴉片貿易罪案》(TheInquinitiesoftheOpiumTradewithChina)。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其他中國出版物提到過這本書，書名譯為《鴉片論》。這本長達178頁的小冊子內容豐富，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將與鴉片貿易有關的資料加以整理，主要有:各家對鴉片毒性的論述;英國的鴉片生產和對華鴉片輸出情況;對華鴉片貿易方式;中國政府對鴉片貿易以及對英人的看法。在將這些材料系統地加以整理後，地爾窪要求英國公眾作為「陪審團」，對鴉片問題進行裁決。他認為英國人民的裁決將會證明他的觀點:「作為興奮劑或奢侈品吸食的鴉片，是一種使嗜好者的心靈、身體和財產走向毀滅的毒藥……這種毒藥被我們在東印度的同胞走私到中國，直接地、系統性地違犯並挑釁人類和上帝的法律，並證明中國政府將我們從愜意的、與其巨大的人口進行無限制的商業交往中排斥出去的行為是正當的……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我們複雜的仇恨、猜疑和蔑視，對待我們蓄意的傲慢和侮辱，都是合理的。」[23](PP129-131)地爾窪要求英國公眾認真思考這些事實，並起來「抗議或阻止這種大規模的謀殺行徑」，「從現在開始，如果你不抗議這種罪行———如果你不竭盡努力阻止他們———你就以自己的方式成了他們的夥伴，並(因你無心的默許)成為你的同胞緘默的同謀。」[23](P133)

這本小冊子的第二部分是地爾窪關於鴉片貿易的進一步評論。他認為英國人從事的這種集體犯罪，玷污了英國作為一個基督教國家的榮譽和尊嚴，而中國禁煙政策對於英國這樣的基督教國家來說是一種嚴重考驗。[23](PP140-143)他再次重申，在華英人所控訴的他們在中國所受的種種「冤情」是鴉片貿易的後果這一觀點。[23](P139)地爾窪認為鴉片貿易表明還有更為值得深思的東西。對鴉片貿易這一罪行的反省「引導我們去考察我們對待印度人和中國人的整個行為」，進而思考英國人在東方犯下的「每一種罪行」;[23](PP148-153)英國人在鴉片貿易的狂熱中表現出來的「犧牲一切去滿足貪欲」的精神特質，既使他們在將近200年的時間裡未能成功地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也使他們陷入到瘋狂進行鴉片走私的道德低谷，而「鴉片貿易的罪行在與中國人交往的過程中被當作我們的行為與性格的樣本」，這是英國人在對華交往中所遇困難的原因所在。[23](PP153-158)應該說，地爾窪揭示了英國鴉片商那種「犧牲一切去滿足貪欲」的特點，的確在較深的層次上挖掘了鴉片問題的本質。

作為一名神職人員，地爾窪的言論可以說代表了基督徒的道德和良心，理應得到尊重。他的呼籲在英國社會也得到了熱烈回應，一時間湧現了大批的地爾窪擁護者。在1839-1840年，大量討論鴉片貿易是非的小冊子問世。以《對華鴉片罪案》為開端，在英國形成了頗具規模的關於鴉片問題的討論，也在一定範圍內形成了聲討鴉片貿易的社會氣氛。1840年2月13日，在英國政府加緊策劃侵華戰爭之際，倫敦的一批反鴉片人士成立了一個反鴉片協會。該協會在成立會議上通過了幾項決議，包括:「英國商人對華鴉片貿易侵犯了中華帝國的法律，為此目的在英屬印度公開進行的鴉片種植損害了英國的聲譽，對基督教的品格造成傷害」;同時，從商業的角度來看它也是非常有害的，它干擾了英中之間的合法貿易，使這一貿易陷入危險;為此，應立即採取措施，在英國發起各種形式的反鴉片運動。[24]

但是，鴉片利益集團也不乏支持者，這些出版物中也包括為鴉片貿易辯護的作品，他們與反鴉片人士之間的交鋒，構成了鴉片戰爭前夕英國社會一場道德與利益之間的論戰。

在反對地爾窪觀點的人士中，撒母耳·沃倫(SamuelWarren)是比較突出的一位。他的《鴉片問題》(TheOpiumQuestion)也是具有一定影響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作於1839年底，在次年1月又進行了一些補充。它的主旨，是論證英國政府必須為義律繳給林則徐的2萬多箱鴉片承擔賠償或索賠的責任。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鴉片貿易的性質及評價的問題。由於站在鴉片利益集團的立場上，沃倫在談到地爾窪的書時說:「它對這一問題似乎確實採取了一種狹窄的、片面的觀點;完全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實和由此可以產生的推論，而這本來是他和英國公眾都應明確予以關注的。」[25](P62)

沃倫認為地爾窪和反鴉片的英國公眾忽略了一些「重要事實」。首先，中國政府和道光帝反對鴉片貿易，是為了中國的財政考慮，而不是為了道德問題。[25](P64)他引用了大量上諭和奏摺，來證明白銀問題才是禁煙的真正原因，而這又是不懂「政治經濟學」的結果。[25](PP72-73)其次，英國鴉片商人並非「走私者」。就像前面提到過的《廣州紀事報》的觀點一樣，沃倫認為「走私者」的定義不符合那些「最為傑出的英國商人———他們的名字在大不列顛、在印度，簡言之，在世界上每一個知道商業精神、榮譽和創新精神的地方都會受到尊重」。[25](PP77-78)他認為英商的行為都是在中國政府瞭解的情況下進行的。再次，鴉片不應僅僅被看作毒品，相反，「鴉片擁有最為不可估量的藥用品性」。而且它對中國人的毒害並非特別嚴重。在他看來，「我們在三億五千萬中國人中銷售的2、3萬箱鴉片，所產生的身體痛苦，決不會比在我們這個道德高尚的、幸福的國家公開地、不受指責地銷售的烈性酒所產生的痛苦多。」[25](P85)第四，對於地爾窪和其他人對英印政府策劃和管理的英屬印度的鴉片生產所產生惡果的抨擊，沃倫也進行了否認。[25](PP87-91)從這些方面來看，《鴉片問題》是一本全面反駁地爾窪的《對華鴉片貿易罪案》的作品，也比較集中地反映了鴉片利益集團對於鴉片生產和鴉片貿易的辯護。

無論在廣州還是倫敦，這都是一場沒有結果的辯論。即是說，良心和道德並沒有從實質上影響鴉片貿易。就在英美反鴉片勢力起而抗爭之時，對華鴉片輸出仍在急劇增長之中。這個事實說明，傳教士們引為自豪的基督教道德，在鴉片利益面前是蒼白無力的，巨額利潤的誘惑使鴉片販子克服了對上帝的敬畏。《廣州紀事報》的一位作者厚顏地寫道:「在商業上正確的東西在道德上就不會錯:這是倫敦的一位商人領袖最近確立的基本準則」，(1)集中表達了鴉片販子的價值觀。在這場道德與利益的較量中，後者明顯占了上風。當英國炮艦在中國海岸挑起鴉片戰爭後，甚至一向譴責鴉片貿易的英美傳教士也放下他們一度認為至關重要的這場爭論，而將其輿論的矛頭對準他們原本認為較有道德的清政府。不過，儘管如此，在1830年代發生的這場道德與利益之爭仍然有其意義。它使肆無忌憚的鴉片貿易受到道德原則的鞭笞，使其骯髒的面目暴露在英美民眾的視野之中。在鴉片戰爭的硝煙散盡之後，英國正義輿論繼續對鴉片貿易進行撻伐。而來華基督教傳教士的反鴉片行動，在晚清時期迄未中斷，並在19世紀末匯為頗具規模的社會運動，對煙毒氾濫的中國社會形成值得重視的影響。」

註解：
[18]Veritas，TotheEditoroftheCantonRegister[N].TheCantonRegister，August2nd，1831.
[19]OpiumTrade[N].TheCantonRegister，August2nd，1831.
[20]OpiumMonopoly[N].TheCantonRegister，December3rd，1839.
[21]TanChung，ChinaandtheBraveNewWorld，AStudyoftheOriginsoftheOpiumWar(1840-42)[M].Durham，NorthCarolina:CarolinaAcademicPress，1978.
[22]TheOpiumTrade[N].TheCantonPress，January18th，1840.
[23]A.S.Thewall，TheInquinitiesoftheOpiumTradewithChina[M].Wm.H.Allen&Co.，1839.
[24]Opium[N].TheCantonRegister，June9th，1840.
[25]SamuelWarren，TheOpiumQuestion[M].London:JamesRidgway，1840.

（知史討論中的文章來源：
吳義雄：《基督教道德與商業利益的較量——1830年代來華傳教士與英商關於鴉片貿易的辯論》，《明清海防研究》第一輯，網址：http://www.ypzz.cn/f/news-xs?p=8ec18e35918845798b31412fc6ca90bc-c0927d419d9844c5b32924b4856f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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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旭：特朗普將連任的十大指標

觀察者網
10/26 10:00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吳旭】
吳旭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政治傳播學博士
吵吵嚷嚷的美國大選，還差一周就要揭盅開示，全世界的眼睛都關注著這兩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誰能率先沖過“270張選舉人票”的終點線。
受美國主流媒體——特別是像CNN、《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幾家“逢特朗普必反“的大牌媒體的影響，中國國內眾多關於美國大選以及大選結果的預測，堅定地認為拜登穩操勝券，必將把特朗普趕出白宮，還美國政壇以清靜與平穩。
這種看法，是對美國國內民情民意的誤讀，更是沒有深刻理解特朗普之所以能夠在四年前橫空出世、給美國政壇帶來一場完美風暴的深層原因。
簡而言之，雖然因為郵寄選票暴增和新冠疫情的干擾，今年美國大選的最終結果會出現一定時間的延遲，甚至局部地區會因為選票結果引發爭議，但筆者認為特朗普最終仍能以壓倒性優勢擊敗民主黨對手拜登，順利獲得連任。
很多人馬上會問，“哎，不對呀，美國民調結果一直在說拜登大幅領先，特朗普根本沒戲，只能做垂死掙扎啊？”是的，別忘了：2016年大選前一天的全國民調結果，也是希拉蕊大幅領先特朗普，而且其領先幅度甚至超過現在的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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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2016年大選前夜的預測結果（圖/美媒）
在2016年大選的當天晚上，《紐約時報》給出的希拉蕊勝選概率是92%。但是，結果如何呢？特朗普最終以選舉人票306-232的壓倒性優勢入主白宮，同時把“民調專家們”和所謂的“美國大選專家們”的眼鏡震碎了一地。
美國大選的民調，特別是關乎評價特朗普等一系列政治敏感議題的民意調查，因為其抽樣方法和問題設計的結構性缺陷，無法準確、客觀、公正地還原和呈現美國真正的民情民意。
一方面，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所有的抽樣樣本中，都是被嚴重低估誤算的；另一方面，因為嫌棄、鄙視那些偏自由派媒體及民調機構對於特朗普的“詆毀和中傷”，很多特朗普的“沉默支持者們”故意用說謊來隱瞞其真實態度，從而誤導民調結果，使其不僅不可信，而且往往與真實結果背道而馳。
既然關於大選結果的直接問卷不可信，那麼，還有什麼指標能夠預測美國選民們的真實投票意向呢？
事實上，除了那個被美國媒體不厭其煩、津津樂道的單一問題：“你將投票支持特朗普還是拜登”以外，幾乎所有的其他相關民意指標、大選歷史慣例和週邊事實數位，都毫無例外地指向現任總統將獲得連任，而且將以壓倒性的優勢擊敗對手。
篇幅所限，以下僅列出十大相關指標，來作為以上論斷的佐證。
一、新增註冊選民人數
美國大選的一項歷史資料顯示，在大選前錄得更多新增註冊選民人數的黨派和候選人，幾乎毫無例外地會獲得選舉的勝利。
道理很簡單——新增選民數量這一指標，客觀顯示了黨派支持者的參與熱情，顯示了基層競選機構挨家挨戶鼓動徵召支持者的效率和成果，更顯示了候選人政策立場的帶動力。
很顯然，在過去幾個月中，特別是在關鍵的幾個搖擺州，包括亞利桑那、佛羅里達、北卡羅萊納、賓夕法尼亞等州（以上幾州，特朗普在2016年都是以微弱優勢獲勝），特朗普在這一指標上都是遙遙領先。
以佛羅里達州為例，從三月份黨派初選至今，民主黨新增了10萬個新註冊選民，而共和黨增加了超過20萬個，是民主黨的一倍；再看賓州，截至九月底，民主黨新增選民六萬人，而同期共和黨新增14萬人。這一整體趨勢，可以推展至美國其他州。
二、競選集會的聲勢與規模
新冠疫情的蔓延肆虐，無疑衝擊打亂了美國大選前密集造勢集會、總統候選人穿梭各州、月臺登場合影演講的歷史傳統。
以拜登為例，過去半年中，除去非常特殊的公開場合造勢外，他基本上都是以靜制動，呆在德拉瓦州自己家裡（用特朗普團隊的挖苦說法是，“躲在地下室裡面視頻競選”）。
而特朗普則不然，從八月初開始，他就不顧大型公共集會可能加重新冠疫情大幅傳播的風險，馬不停蹄地到各大關鍵州和城市，有時候甚至一天三個城市，舉行有上萬人參加的公眾造勢集會。
美國各大媒體、民主黨大佬們和很多傳染病專家，都紛紛指摘特朗普不負責任，為個人政治前途而置選民的健康與安危於不顧。這些抨擊、指責暫且放在一邊，有一點連特朗普的反對者都不得不承認：特朗普的帶動力和號召力是驚人的——
天上下著大雨，在機場搭設的臨時競選集會現場，兩三萬特朗普的支持者們冒著感染病毒的風險，在大雨中群情激昂地聆聽特朗普嬉笑怒駡，抨擊虛假新聞媒體與“睡眼惺忪”的拜登。這一場景不斷在愛荷華、俄亥俄、佛羅里達、亞利桑那、賓州等地重複上演。

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的競選集會現場（圖/Facebook）

這是特朗普一周前在賓夕法尼亞州（圖/Facebook）
這與拜登在亞利桑那、俄亥俄等州舉辦的幾場造勢集會前稀稀落落的參與者、跟隨記者人數甚至超過參會人數的寥落場景，形成了鮮明對比。


同一時間，拜登在俄亥俄州的兩場競選集會現場（圖片分別出自《紐約時報》、Twitter）
三、美國股市連創新高
美國總統大選、特別是現任總統尋求連任時，有這樣一個兩百年來形成的規律：在大選當天，如果美國主要指數（道鐘斯指數或是標普指數）超過四年前現任總統當選時的20%，則現任總統有高達87%的概率獲得連任；而且，股市上漲的幅度越高，獲選連任的機會越大。從喬治·華盛頓第一任開始，共有16位總統謀求連任時其相關的股票指數升幅超過20%；其中，14位成功連任。
這個道理其實很好理解——股市的繁榮意味著選民財富的增加，意味著經濟基礎的強勁，意味著投資者信心的充盈。
2016年11月3日特朗普勝選當日，美國標普指數的收盤價是2100點左右。截至2020年10月23日收盤，標普指數的收盤價是3465點；美國股市在特朗普任期的四年間，雖然受到世紀級疫情的衝擊，仍舊上漲了高達65%。雖然特朗普仍有13%的可能打破這一連任規律，但是，他的贏面顯然更大。

圖片來源：穀歌截圖
四、黨派凝聚力和向心團結性
雖然在共和黨黨內初選時，特朗普沒有面臨任何強大的挑戰者，但是在最終的黨內初選投票時，特朗普還是創造了多個記錄：其吸引的黨內投票人數，不僅遠超布希兩任任期的人數，而且更是超過了奧巴馬兩任任期的人數（一般來說，在民主黨總統任內，共和黨初選因為會有多名競爭者參選，往往經過多輪廝殺，所以本黨內參與熱情會更高）。
舉例來說，布希2004年競選連任時，威斯康辛州共和黨初選投票的人數是158933人；在奧巴馬2012年連任時，共和黨初選投票人數是293914人；而今年特朗普的投票人數是創紀錄的616705。同樣，在佐治亞州，布希（2004年）是161374人，奧巴馬（2012年）是139273人；而特朗普（2020）是925212人，是前兩任的五倍以上！
不僅參與熱情爆棚，而且特朗普在黨內的支持度也是一直超過90%（這不是民意調查，而是實際選票結果），這一結果超過了小布希、老布希、雷根、尼克森等所有近五十年內共和黨的前總統候選人在同時期的表現。
五、大選最關鍵、選民最關注的議題
美國大選既是選人，更是選事——也就是競選人在關鍵議題上的政策立場。
很多人一定會自然而然地認為：當今美國最重大的議題肯定是如何控制新冠疫情啦！當然，如果真是這樣，被疫情搞得焦頭爛額、自己也在幾周前中招住院的特朗普，肯定是棋輸一招了。但事實不是這樣。
美國多個調查機構的最新結果顯示，排在美國人最關注議題第一位、遙遙領先於其他議題的選項是：法律與秩序（占比超過40%）；排在第二位的是重振經濟（占比超過30%）；而疫情控制僅排在第三位，占比剛剛15%。而僅就“維護法律秩序”與“重振經濟”這兩點而言，這都是特朗普的強項。
可能有人會指出：你不是說民調不可信嗎？這個議題排序也是基於民調啊？是的，民調失真，是一個帶有系統性、結構性的問題，它反映出整個民調行業在社交媒體氾濫、民意碎片化、瞬息萬變的輿情環境下的落伍與失位；但其失真程度是因人、因事而異的。
有一點可以肯定：凡是事涉特朗普本人的任何問卷和問題，都會因為“政治正確”、“沉默螺旋”、“錯進錯出”等美國輿情的特有壓力環境，而大幅失真——這是因為特朗普本人所帶有的“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性別歧視”、“性醜聞”等特定政治符號和道德撕裂因素，所帶來的附生效果。
換句話說，只要是跟特朗普無關的民意調查，一般來講，其失真度還是在可以接受的誤差範圍內的。

六、黑人與少數族裔的支持度打破歷史框架
與美國偏自由派的主流媒體所描述的情形不同，特朗普執政以來所採取的大規模減稅、放鬆聯邦政府管控（比如，在其任內，特朗普政府刪減了超過2000多項限制中小企業經營發展的法律法規）、制止非法移民對於美國社保體系和社會治安的衝擊等政策，都從根本上改善了少數族裔中那些從事商業、服務業、企業管理等具有穩定工作人群的收入與福利。即便是疫情的衝擊打破了過去三年來持續上升的勢頭，以黑人和西班牙裔為首的少數族裔仍是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的。
當然，特朗普在有關員警暴力執法、種族衝突等議題上，時時說出一些種族主義意味很濃的話；但是，絕大多數美國的少數族裔更關注的是法律與秩序，以及經濟繁榮所帶來的個人和家庭生活改變。所以，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特朗普在黑人中獲得了超過15%以上、在西班牙裔中獲得將近40%的支持率。
要知道，在美國現代歷史上，共和黨領導人從沒有在黑人群體中獲得超過10%的支持率。特朗普打破了這個種族的藩籬。要想打敗特朗普，拜登必須獲得90%以上的黑人選票，以及60%以上的西班牙裔選票；而從目前的資料和趨勢來看，拜登遠遠達不到這一最低標準。
七、實踐競選承諾比率
特朗普是以“政治素人”的身段和人設，橫空出世，在2016年打敗共和黨內16位強勁的候選人，並最終在與“政治豪門”希拉蕊的對決中，順利勝出的。他在競選中最擲地有聲的一句競選宣言就是，“我不是政客；我不會說一套、做一套；我承諾的，一定會做到。”
上任以來，四年時間不到，特朗普大鬧天宮一般，攪擾得國內、國際秩序天翻地覆；但不得不承認，他確實實踐了大部分當初的競選承諾——不管這些承諾當初聽起來是多麼的荒誕不經：
（1）成功大幅減稅；（2）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協議、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3）從伊拉克、阿富汗撤軍；（4）在美墨邊境修牆；（5）向中國徵收懲罰性關稅、並將中國定義為匯率操縱國；（6）推動以色列與中東國家建交，並將美國駐以大使館移到耶路撒冷；（7）壓迫北約盟國提升國防費用；（8）與金正恩兩次見面，至今使得朝鮮沒有再次試射導彈與核子試驗；（9）精確制導刺殺美國在伊朗的宿敵蘇拉曼尼將軍，等等等等。

這上面的任何一件事，都是美國以往的政客和總統候選人，多次承諾但從沒有做到的。然而在短短的四年內，特朗普都做到了。先不管這些政策實施的最終效果和戰略意義如何，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認一點，特朗普不同于傳統的美國政客，確實說到做到。
八、“隱形”特朗普支持者
如前所述，特朗普鮮明突出的“白人至上主義”和“種族主義”標籤，以及其個人在私德、品質、人性等方面的明顯瑕疵，使得很大一部分信教守禮、道德意識感強烈的美國人，無法在公眾和私下場合透露自己對特朗普的支持——雖然從很多政策立場上，他們強烈相信特朗普是唯一能解決美國華盛頓官僚腐敗機制的“毒藥”，正所謂“以毒攻毒”。
這部分“隱形沉默”的特朗普支持者，無法從直接的民調問題中檢測出來；但是，稍微動動腦筋，改變一下問題的角度和切入點，這部分潛在特朗普支援群體就立刻昭然若揭了。
比如，成功預判了特朗普2016年當選的“民主研究院周日快報” （Democracy Institute Sunday Express）就換了一個提問角度：“你覺得你身邊的朋友、親戚、同事會投票給特朗普嗎？”高達77%的受訪者回答“是的”，而只有23%的受訪者說“不是”。一個更令人震驚、但也順理成章的問題結果是：78%要投票給特朗普的美國人不願意自己的同事、朋友和親戚知道自己的投票意向；而只有13%要投票給拜登的美國人會在意這一點。
九、特朗普的對手太弱了
從1972年當選美國參議員至今，拜登已經在美國政壇上活躍了將近半個世紀。雖然一直覬覦總統大位，但是拜登多次參選，都沒能闖過民主黨初選的門檻——2008年敗給了初出茅廬的奧巴馬；2016年自忖不是希拉蕊的對手，拜登根本沒有出場。
這一次民主黨的初選過程，拜登也是步履蹣跚，在民眾的調動力和個人魅力上，遠遠落在本党對手桑德斯和沃倫的下風。其最終能夠勝出，與其說是拜登擊敗對手，不如說是民主黨捉襟見肘，新人黯淡，最後只能矬子裡挑將軍，把老廉頗請了出來。
試想，12年前，還算精力旺盛的拜登都無法調動民主黨內的熱情；12年後，年近八十、精力頭腦都每況愈下的老政客，如何來挑戰一個精力無限、新冠確診住院三天就滿血復活的特朗普呢？難怪特朗普在總統辯論場上的一句話，讓拜登無言以對——“我47個月裡做到的事，超過你47年在華盛頓做成的事。”

資料圖：視頻截圖
十、美國人認為疫情應對的錯漏，不能全怪在特朗普的頭上
單從今年新冠疫情的應對來看，特朗普政府的成績單，確實是讓人難堪沮喪、顏面無光的。從二月份開始，美國國內的疫情不僅沒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目前可以說已經大面積失控。最新的單日感染人數逾8萬，超過6、7月份的高點。死亡人數超過20萬，新冠疫苗遙遙無期，經濟復蘇緩慢無望，這肯定需要特朗普來承擔主要責任。
是的，民主黨支持者及美國自由派媒體，一直也是這樣來抨擊特朗普的；但是，美國的民意主體似乎並沒有把責任全怪罪在特朗普頭上。為什麼？
一來，這次世紀級的大瘟疫，恰恰擊中了美國政治體系架構以及個人自由主義傳統的軟肋。不僅美國如此，其他西方歐洲國家在疫情應對上，也基本上是不及格的。如何改進美國三權兩黨制度在應對突發危機事件上的效率，如何說服那些崇尚個人自由、天性抗拒政府管控的美國人來重新調整個人與集體的關係，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是換一個黨派執政、或者換一個領導人就能馬上改頭換面那麼簡單。
二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非常成功地將疫情的肇始及原罪，算在了中國的頭上。他更在多個場合重申，這個賬，將來一定要跟中國算的。很顯然，大多數美國人雖然嘴上不說，但是心裡是認可這個立場的。由此也可以預見，一旦特朗普成功連任當選，中美關係會走上新一輪更危險、更緊張的衝撞週期。
綜上所述，雖然美國民調機構還是每天不厭其煩地重複著“拜登遙遙領先特朗普”的老調子——就像四年前一樣，但從我觀測和掌握的指標資料來看，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不是誰輸誰贏的問題，而是特朗普贏多贏少的問題。雖然一周後的大選會有拖延和爭議，但特朗普勝選連任，幾無懸念。

#2020阿侵要贏 ？左膠唔係咁講。

#川普 致函 #譚德塞
【揚言永久斷金援並退出WHO】(文長精彩)

#世界衛生大會（WHA）今天以視訊方式開議，美國總統川普向世界衛生組織（WHO）秘書長譚德塞下最後通牒，若世衛組織不改善，將永久凍結金援，並重新考慮美國的會員資格。
川普給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的信函全文如下：
2020年4月14日，我在美國政府調查世衛組織疏於因應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期間，中止美國提供給#世衛組織 的資助，這次審視已證實我4月提出的多項疑慮，還發現其他世衛組織應處理的問題，尤其是世衛組織面對中國缺乏獨立性，令人憂心。
以這項審視為基礎，我們得知下述事項：

● 世衛組織一直忽視關於病毒在2019年12月初、甚至更早於武漢擴散的可信報告，包括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等報告。世衛組織未能獨立調查可信但直接牴觸中國政府官方說明的報告，即使有些報告來自武漢內部的消息來源。

● 最晚在2019年12月30日之前，世衛組織在北京的辦事處都知道武漢有「重大公衛」事件。在12月26日到12月30日之間，中國媒體以發送給數家中國基因組學相關企業的患者資料為基礎，強調武漢出現新病毒的跡象。此外，在這段時間，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醫師張繼先通報中國衛生當局，稱出現一種正引發新疾病的 #新型冠狀病毒，當時約有180名患者。

● 隔天，台灣當局向世衛組織通報關於一種新病毒人傳人的資訊。但世衛組織選擇不與其他國家分享任何這些重要資訊，可能是出於政治理由。
● 國際衛生條例（IHR）要求各國在24小時內通報衛生緊急事件風險，但直到2019年12月31日，中國才就武漢的數起不明原因肺炎病例通報世衛組織，即使中國可能在數天或數週前就已掌握這些病例。

● 根據上海復旦大學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張永振的說法，他於2020年1月5日通知中國當局說，他已做了病毒基因組定序。這個消息直到6天後的2020年1月11日張永振自己在網路發布才公諸於世。次日，中國當局以「整改」為由關閉他的實驗室。連世衛組織都承認，張永振的發文是很傑出的「透明」行為。但世衛組織在張永振實驗室被關閉、以及他所宣稱於6天前就向中國當局通報病毒基因組定序兩事上，都明顯緘口不言。

● 世衛組織在冠狀病毒上不斷重申自己的主張，而這些主張不是非常不精確，就是具誤導性。

－2020年1月14日，世衛組織缺乏根據地再度肯定中國所稱冠狀病毒不會人傳人的說法，現在此說法已被揭穿。世衛組織當時表示：「中國當局進行的初步調查發現，中國武漢發現的新型冠狀病毒沒有明確的人傳人證據。」此一主張與出自武漢、遭受審查的報告直接矛盾。
－2020年1月21日，據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您施壓，要您別宣布冠狀病毒疫情為國際緊急公衛事件。您隔天屈服於壓力，對全世界說冠狀病毒不構成「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僅僅一週後，2020年1月30日，與此一說法完全相反的證據不容辯駁，迫使您改弦易轍。
－2020年1月28日，您在北京見過習主席後，稱許中國政府在冠狀病毒一事上「透明」，並宣稱中國設立了「控制疫情的新標準」、「替全球爭取時間」。您並未提到當時中國封口或懲處敢於直言病毒消息的數名醫師，及限制中國各機構發布相關消息。

● 即使在您於2020年1月30日遲來地宣布疫情為「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後，您仍未能催促中國及時允許世衛組織的國際醫學專家團隊（前往調查）。結果，這個關鍵團隊要到兩週後的2020年2月16日才抵達中國。而且當時，直到行程最後幾天，團隊才獲准造訪武漢。尤其是，當中國拒絕兩名美國團隊成員進入武漢時，世衛組織也保持沉默。

● 您也大力讚揚中國採取嚴格的國內旅遊限制，卻莫名其妙反對我關閉美國邊界或禁止來自中國的人士入境的作法。不論您的說法為何，我仍然實施這些措施。您在這項議題上耍了政治小動作，導致人命喪失，其他仰賴您提供建議的國家，因此延緩祭出能拯救生命、往來中國的旅遊限令。令人難以置信的是，2020年2月3日，您強化您的立場並說，由於中國在保護全球免於病毒侵襲上表現傑出，旅遊限令只會造成更多傷害。然而，那時候全世界都知道，在封鎖武漢前，中國政府允許超過500萬人離開武漢，其中有許多人前往全球各地。

● 到了2020年2月3日，中國強烈施壓各國解除或預先阻止他國祭出旅遊限制。您當天發布錯誤聲明，告訴全世界，中國以外的病毒傳播是「極少且緩慢的」，「病毒傳到中國以外的任何地方的機率非常低」；這助長了中國的施壓行動。

● 2020年3月3日，世界衛生組織引述中國官方資料來淡化無症狀傳播的嚴峻風險，並向全球表示，「COVID-19不會像流感那樣有效傳播」，COVID-19與流感不同，主要並非經由「被感染但未生病的人」來傳播。世衛還告訴全球，中國證據顯示，通報案例中僅有1%的病例沒有症狀，大部分病例在2天內都會出現症狀。然而，許多專家引述日本、韓國等地的資料，強烈質疑這些說法。現在可以很清楚看出來，不斷被世衛重申的中國說法，是非常不精確的。

● 2020年3月11日，您終於宣布疫情為全球大流行；在那之前，全球至少114個國家中，已有超過4000人因此病故，逾10萬人染病。

● 2020年4月11日，幾位非洲外交官為了有非洲人士在廣州及其他中國城市因疫情遭受歧視一事致函中國外交部。您清楚知道，中國當局正對這些國家的人士進行強制隔離、驅離，並拒絕為他們提供服務。您尚未評論中國種族歧視的行為。不過，您卻在毫無根據下，將台灣有根據地批評您疫情處理不當的說法，貼上種族歧視的標籤。

● 在這場危機中，世界衛生組織一直對中國宣稱的「透明」表達讚揚，這樣的舉措令人好奇。即使中國處理疫情一點都不透明，您卻也加入讚揚中國的行列。舉例來說，1月初，中國要求銷毀病毒樣本，讓全世界沒有機會取得這項重要資訊。甚至到現在，中國仍拒絕分享正確且即時的資訊、病毒樣本，也不願提供有關病毒及其來源等重要資訊，持續削弱「國際衛生條例」的功用。直到今日，中國仍持續拒絕讓國際社會接觸他們的科學家及相關設施，與此同時，卻廣泛、魯莽地批評且對其專家進行審查。

● 世衛並未公開要求中國准許對病毒源頭發起獨立調查，儘管世衛本身的緊急委員會（Emergency Committee）也背書要這麼做。世衛在這方面的失敗，促使世衛成員國在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WHA）採納「因應2019冠狀病毒疾病」決議，呼應美國與其他多國的要求，針對世衛如何處理這項危機展開公正、獨立且全面的調查。這項決議也要求針對病毒源頭展開調查，讓全球掌握對抗這種疾病的最佳方式。

比起這些失敗，更糟糕的或許是，我們知道世衛能做得更好。幾年前，在另一位秘書長的帶領下，世衛向全球展現出它能提供多大的協助。2003年，中國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時任秘書長布倫特蘭（Harlem Brundtland）大膽做出世衛55年來的首次緊急旅遊建議，建議暫停往返疫情核心中國南部，甚至毫不猶豫地批評中國政府試圖透過逮捕吹哨者和審查媒體等手段來掩蓋疫情，使全球陷入衛生危機。如果您以布倫特蘭為榜樣，或許能挽救許多生命。
您和您的組織因應這場大流行病時顯然一錯再錯，對全球造成極大損失。世衛唯一的出路，是真正展現出對中國的獨立性。我的政府已開始與您們討論如何改革這個組織。我們必須迅速採取行動，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

我要告知您們，若世衛在未來30天內沒有實質重大進步，我會把暫時凍結美國提供給世衛的資金轉為永久凍結，並重新考慮美國的會員資格，這是我作為美國總統的職責所在。我不允許用美國納稅人的錢，持續資助一個目前顯然無法照顧美國利益的組織。

（譯者：曾依璇、侯姿瑩、劉文瑜/核稿：張曉雯）

#武漢肺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