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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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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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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在中國：從難以融入到改變曆法｜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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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晚明到清初，北京宮廷裡的耶穌會士，一直想用羅馬天主教來改變中國——這個強大的、根基深厚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大國。但這批耶穌會士失敗了。他們的追隨者——19世紀的新教傳教士隨後也失敗了。仿佛唯物論的共產主義註定要改變漸趨腐朽的儒教中國。
　　
無意之中，這批耶穌會士卻扮演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為第一代漢學家，他們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同時把西方的科技介紹給中國。耶穌會傳教團在北京的建立主要歸功於三個傑出人物的策略、辦事能力和他們的數學知識，這三個人分別是義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和比利時人南懷仁。
　　
不過，耶穌會引進西方的藝術和科技很難超越北京城的地域範圍，比如自鳴鐘只在宮廷製作和賞玩。但是，經過急待傳教士修訂的西方曆法，經由清廷頒佈後，一直沿用到民國初年成為中國現在仍在使用的農曆基礎。從清初直到1817年，掌管曆法和天文的欽天監長期設監正兩人，一名滿人，一名西人，先後在欽天監任職的傳教士多達數十人。
　　
就這樣，西方曆法排擠掉了有近兩千年傳統的中國曆法，以及元明時所引人已逾300年的回回曆法，開啟了中國天文史上新的時代，而且西方近代科學和文明與古老東方文化也開始了炙熱的碰撞和交融。
　　
利瑪竇「開門」
　　
為對抗宗教改革，天主教內部厲行改革，1534年班牙人羅耀拉創立了耶穌會。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耶穌會將一批又一批的傳教士派遣到海外去傳播福音，用教會的話說：「在歐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補回來。」
　　
在中國傳播基督教阻力重重，最先來到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根本不懂漢語，他們對中國民眾的基本信仰和他們心目中的經典一無所知，把中國人崇拜的東西統稱為「魔鬼的發明」。直到義大利傳教士范禮安來到澳門，擔任耶穌會遠東視察員開始，耶穌會才開始意識到要改變這種無視中國文化的傳教策略。但是即使是范禮安這樣更加明智的基督徒也沒能讓傳教活動有什麼進展。
　　
沒有官方許可，任何歐洲人都不得在中國的土地上居住。中國政府對「洋鬼子」深懷疑慮，平時只讓他們在澳門定居，偶爾允許他們到汕頭進行商業旅行，還必須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
　　
范禮安常常從澳門遠眺大陸，發出「啊，頑石什麼時候才可洞開？」的感歎。他一手培訓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正是念出「芝麻開門」咒語的那個人。利瑪竇的方法是把耶穌會士變成中國文人那樣的學者，把基督教的教義，包裹上重重的西方科學的糖衣。

利瑪竇首先用西方的書籍、地圖、鐘錶和數學器具引起了中國官員的關注，而他本人對中國典籍的熱情同樣贏得了中國學者的尊重。只有在深深瞭解了他的傳教物件之後，利瑪竇才謹慎地提到基督教義。1601年，因為能修好他送給萬曆皇帝的自鳴鐘，利瑪竇最終獲准在北京定居。
　　
利瑪竇試圖協調儒家規範和基督教義，他認為「儒家的道理沒有任何與天主教道理相衝突的地方」，他聲稱中國人對儒家聖人的崇拜是完全世俗的，並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質。深人研究中國儒家經典之後，他進一步說，古代中國人已經相信基督教的一神論。他領導下的耶穌會傳教團，可以參加某些儒家的禮儀活動，但是反對佛教和道教的儀式。在居住在北京的10年間，利瑪竇從來沒有面見過萬曆皇帝，但是他結交了一些有權勢的中國朋友。不過對佛教和道教的否定也讓他樹立了一批敵人。
　　
在利瑪竇的努力下，天主教終於在中國立足。到他1610年去世的時候，天主教在中國已經有了四處教堂，領洗的中國教徒達到了2000人，其中最有名的當推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利瑪竇臨死之前曾對教友龐迪我、熊三拔說：「我給你們打開了一扇大門，從這座門進去，可以建立許多大功勞。」而最大的功勞便是西方曆法的正統化，這是利瑪竇所無法預料的。
　　
西學繁榮
　　
通往中國之門確實打開了，至少說是開了一條縫，但是耶穌會的傳教士並不那麼安全。1616年，禮部侍郎連上三道奏疏，請求查辦外國傳教士。
　　
直到1629年崇禎皇帝重新修曆，傳教士的危難才出現轉機。
　　
對曆法的控制和發行貨幣一樣，是皇室的壟斷權力。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管轄時間和日曆是皇權的體現。對時間的認識為人類方方面面的認知、為各地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奠定了基礎。每個朝代的基本工作就是編纂一部曆法，這部曆法，除了為民眾提供天文知識，比如一個月有多少天，月亮的圓缺，春分秋分的日期，還要標明凶日和吉日，以備人們選擇婚禮、出行、動工或者其他日常活動的日期。
　　
1629年，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而徐光啟用西學推算出的結果卻與實測完全吻合。《明史》載：「《大統》、回回所推，順天食分時刻，與光啟奏異。」崇禎皇帝對於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非常惱怒，下諭責駡說：「天文重事，這等錯誤，如再錯誤，重治不饒。」崇禎皇帝為何對一次天象預測的錯誤如此惱怒呢？
　　
中國人講究天人感應，天象是對人類活動的警示，並且與國運相關。此時的明朝已經是危機四伏，1629年冬天，皇太極的大軍連破北方多個城池，直逼北京。崇禎皇帝對明王朝社稷懷有深深的憂慮，深怕祖宗傳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預測如此失準，皇帝當然勃然大怒。

當時的明曆名為《大統曆》，是1517年劉基所制定，參照了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編修的《授時曆》和回曆（1267年正式傳人中國）。元朝時多由回回天文學家（著名的有劄馬魯丁）擔任大都觀象台台長，明朝欽天監也有回曆局，這次日食預測的失誤讓穆斯林天文學家名譽掃地。崇禎皇帝決定啟用熟悉西法的徐光啟，修撰新曆。

1629年，徐光啟已經是70歲的老人了，他主要聘請了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和羅雅谷參與曆局工作。1631年1月，受耶穌會的委派，湯若望從西安來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啟知道這個消息後，幾次上疏朝廷，極力推薦湯若望。之後湯若望開始協助徐光啟進行修曆的後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時日無多的徐光啟又舉薦他的學生李天經接手曆局的管理，終於於1634年編撰成著名的《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卷帙浩繁，共137卷，其中法原即理論部分佔到全書篇幅的1/30。《崇禎曆書》採用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太陽系結構系統，計算方法使用了哥白尼和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的近代幾何學。這在當時是最先進的，同時期的羅馬教廷甚至對這些學說都不予承認。晚明就是這樣一段很怪異的時期，在政治軍事上的腐朽墮落中，又有著文化科技上令人興奮的燦爛，猶如末世中忽然綻放出的絢爛花朵。
　　
1634年《崇禎曆書》修成，但時局動盪，面對這樣一部全新曆法，崇禎皇帝又沒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統曆》，還是頒佈這部革命性的曆法，他猶豫不決。同時新法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對，代表人物是魏文魁。
　　
湖北布衣魏文魁和他的學生薛鳳祚一起研究曆法，寫了《曆元》、《曆測》兩本書，進獻給崇禎，堅持認為中國傳統方法推算的曆法精確度要高於西法。崇禎無法判斷，他命魏文魁組成東局，與徐光啟領導的西法曆局爭論。

直到1644年，崇禎才下令刻印《崇禎曆書》，向全國頒佈。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明王朝壽終正寢。
　　
《崇禎曆書》卻並未成為舊王朝的陪葬，經過湯若望一系列積極而頗具手腕的活動，終於得以以另外的面目頒行於世。
　　
西學和「祖制」的紛爭
　　
湯若望協助徐光啟完成了沒能在明朝施行的《崇禎曆書》，在朝代交替、兵荒馬亂之際，湯若望細心保護了這部書的明末刻版，並製造了望遠鏡、日晷、繪了地圖連同修改了的曆書進呈給新的滿族皇帝。
　　
順治皇帝將湯若望進獻的新曆改名《時憲曆》，湯若望本人也因此取得朝廷的信賴，加封為欽天監正。但天文曆法不僅於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有重要影響，其直接關係國「統」之根本。西學曆法在中國傳播與實行引發了一場場生死角逐。

1657年，因湯若望上疏而被革職的原欽天監回回科官員吳明烜首先上疏，指責湯若望的曆法不準，請求保留回回曆。康熙三年（1664年），對湯若望西洋新法早有不滿的楊光先接著發難。
　　
楊光先幾次上書禮部，指控湯若望三大罪狀，一是指使曆官李祖白所寫的《天學傳概》是妖書；二是所獻《時憲曆》中「依西洋新法」之語，有謀奪中國之意圖；三是在全國各地佈置黨羽，圖謀不軌。還提出由於新曆法使吉時凶時倒置，造成了嚴重後果：使順治的幼子榮親王3月而殤，又由於下葬日子選得不對，致使榮親王生母董鄂妃不久死亡，接著順治帝也染天花而亡。
　　
此時的湯若望已患偏癱，口齒不清，主要由南懷仁來為他辯護。同時被打人獄中的還有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欽天監的李祖白、許之漸等人。1665年3月，清廷判決湯若望及欽天監的李祖白等七人淩遲，除南懷仁等三名傳教士留京外，各地的傳教士一律逐回澳門。
　　
就在判決當天，北京發生地震，接著又發生大火，連續5日，人心惶惶。輔政大臣們以為是天象示警，即從獄中放出3人。孝莊文皇太后又傳諭，「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禮待極隆，爾等置之死地，毋乃太過」，湯若望這才無罪釋放。
　　
然而，同案5位基督徒李祖白等仍被處斬。1666年8月15日，看不到希望的湯若望在北京病逝。

湯若望等人被治罪後，清廷廢除西洋新法，重新沿用《大統曆》，楊光先、吳明垣以檢舉有功分別升任欽天監監正、監副之職。
　　
1667年，14歲的康熙親政，發現當時曆法混亂。於是在1668年12月26日，組織了一場御前辯論會，一方是楊光先及其助手吳明恒，另一方是原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雙方各以其法測日影移動，經過三天的測試，南懷仁大獲全勝。
　　
1669年，康熙正式復用西洋曆法，為湯若望正名平反。楊光先、吳明恒則獲罪革職，同時授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1676年，康熙進一步明確西法，「向者新法舊法是非爭論，今既深知新法為是」，欽天監官員就要潛心學習西法。至此，曆法之爭終於告一段落，沿用西法訂曆成為清朝定制。
　　
整個清朝，除「康熙曆獄」所影響到的短短數年（1664年-1669年）外，在近150年的時間（1644--1817年）均由耶穌會士在欽天監接續擔任監正或監副等要職。
　　
美國科技史學家席文說：「西方天文學在中國扎根的過程，是世界史上非西方科學與歐洲科學的最後一次較大的面對面的較量。」到了19世紀，近代科學作為帝國主義的附屬品穿越了國界，衝擊了各種古老的文明，各種科學、文學和宗教等等再也無力與之競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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