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了不起的杂志
——《一行》创刊30周年纪念
徐敬亚
《一行》,就是那本刚刚还摆在我们桌上的“外国”杂志吗,就是那个一袭白衣皂靴的黑脸汉子吗,就是那一行行飘飞在太平洋上空的神秘幽灵吗……30年了,当鸡毛蒜皮也变成文物之际,我们翻开记忆,辨认它走过的每一页白纸,如同紧盯着一位失散多年的兄弟。
我们也老到有资格纪念30年前的事儿了吗。
30年有多长?二战光复到文革中止,几乎30年——内中的起伏逆折纠结,漫长得像100年;1889光绪帝亲政到五四,整30年——多少兴亡,多少荣辱,像跨越了古今百代;从五四到四九,又30年——刀光剑影,血肉贲张,如同天和地全翻全覆。30年,自然界可以把大河从东方移动到西方。30年,人类的沧海桑田里足以容纳一个甚至几个王朝。
我不会去管什么狗屁文学史。我们是360行中最末的一行,我们是一行人中要么走在最前面要么走在最后面的那一行。我们只是摸着自己的脉,走回不耻于史的记忆。
那不是一本普通的杂志。那不是官府的告示和文书。那是我们自己人凑的银子,自己攒的力气,是自己的纸自己的墨,自己写的诗,印上了自己的青葱生命与灵肉,那是一代人30年的刻痕与编年。
缘起:它成为收割九十年代诗歌最大的一把镰刀
30年前,诗歌猛然大热!
先是朦胧诗用一个又一个瞬间点燃了中国。之后数年,官方动用国家宣传机器围剿——于是,历史上演了一幕“好产品+好广告”的巨大营销盛况。哪个民族能遭遇攀爬血泪上升的快感,又有哪个国家舍得用一版一版白银为诗歌积年累月地推销。
对于当年诗歌,无论你怎样学术,也只能被迫使用“盛况”这个虚幻形容。中国历来没有理性与数据。几十年了,即使在大数据里人们只能也找到这一条:“全国2000多家诗社和千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哈哈,上述统计,是我1986年举办“两报大展”时从一份记不清名字的民刊上转抄后发布。没想到,这组数字便成了后来被不断频繁引用的最权威数据。
权威总是可疑的。没办法,历史上冒名顶替的东西太多了。
不管怎样,它总算给了我们一组煞有介事的阿拉伯。我现在不关心诗集,我要的是民刊。按上述统计“打印加铅印”两种诗刊,总数99种。与“两报大展”公示的64个流派基本吻合。但,这些年我不断发现,当年被大展遗漏的诗人和流派太多太多了!
怎么办,八十年代的诗歌民刊、民报,到底有多少?
被当事者们模糊过的历史,后世能够给予补救的惟一方法,也许就是收藏。
目前,中国两大诗歌民刊收藏馆,一个是“世中人汉诗馆”,一个是姜红伟的“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按收藏者统计的数据之大,足以令我们这些过来者震惊。
世中人汉诗馆内收藏的非公开印行的刊物约3000种( 时间不限于八十年代。品类为综合统计)。这个数字是世中人刚刚微信发给我的。世中人称,他几乎攒全了《一行》,只差两期,严力已答应帮他补全。哈哈,这本宝贝杂志已经珍贵得达到历史邮票的地位了。
“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的收藏。按姜红伟发布的统计:全国大学生各类诗刊、诗报(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大约300余种。此外,八十年代全国各地中学诗歌社团创办的诗歌报刊大约200种。请注意:中学生社团报刊是一个极易被忽略的品类。
好了,按上述两家诗歌馆的藏品计:八十年代诗歌民间报刊,种类应不低于500种。
明晃晃的收藏品,以物理性的真实,无声地保留着历史,如同出土文物,考古证据般的权威性无可辩驳。
我之所以统计这些遥远的数据,只是为了给《一行》杂志的出世,考证一个宏大的诗歌背景。我们的面前是:煌煌500种民刊,泱泱500乘N首诗、500乘N行诗……
现在,我让一束强光只照亮那一行。
相比于500家群峰并起的民间报刊,《一行》铺起摊位的时候,那个风起云涌的集市即将打烊——直到1987年,几乎在现代诗盛行于中国的10年后,这一行才在遥远的地方出现。但由于它混血般的出身和纯净编风,这本杂志犹如一只最强的聚光灯照亮了中国未来十多年诗歌的血灰色天空,在500家报刊中,成为收割九十年代诗歌最大的一把镰刀。
发轫:一种美国式的AA制艺术公社
1987年5月,诗画刊《一行》在纽约创刊。
然而,无论从诗还是从画的内在视角,都纯属诗画之外的偶然——虽然历史向前挪了百年,大清国的年轻子民对遥远大陆的神秘向往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一窥究竟的愿望几达历史之最。一批又一批以留学方式远抛他乡的窥视者们,不经意地裹带了浓度不低的诗歌因子。正是生存背景的移动,意外地带来了中国现代诗一次额外的分蘖。
作为《一行》的主创者及灵魂的严力,在苦苦的海外生存两整年之后,及时发现了自己体内的诗歌发酵,又在一座城市中与未来的合伙人相遇,并以合并诗画的恰当方式升华了一批流亡艺术家共同的内心愿望。OK,一个以汉语、汉文化为纽带的团体、一家以中文诗歌为主体的艺术季刊就登场了。
在500家民刊中,这无疑是一家萌芽过晚的两栖诗刊。但谁也没想到在随后13年中,与大陆层出不穷但屡屡短命的民刊相比,《一行》展现了强大的生命韧性。从1987年至2000年共出版了25期(1994年之前为季刊)。加上全国各地诗人在每年的《一行》周年的10期纪念年刊,整整35期《一行》杂志,横跨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在与新世纪相交后,完成历史使命般地恰当停止在一个明暗之间的节点。
《一行》之所以能够完成了13年跨国绵延,并不事声张地成为彼时中国诗歌的高端集散地,有三点独特的内在依据:
1、主导传统:朦胧诗派与星星画派的宿将合流
诗歌辈份很高的严力,其实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作朦胧诗的一个艺术载体。空降异邦的孤独生存,使这位留学者几乎完整保留了此流派的执着、纯真的使命感信息。于是,朦胧诗的后期传播与升华,并不是由北岛、芒克等原创者完成,而恰恰是那位当年《今天》中的小兄弟,作为老牌诗歌的记忆载体,化成一柄得天独厚、飘扬过海的蒲公英。同时,严力的另一个《星星》画派的老牌双栖身份,使他准确地迎合了纽约这座诗画合璧的留学城市,并把这两股相得益彰的棉纱,搓成了一根美妙缠绕的长绳。正是主创者严力内心中诗画的高远传统,使《一行》自认死理地严格秉持着最高的诗歌准则,以一种国内混乱诗界无法达到的清静、单纯的高标,非世俗地照亮了一盘散沙的现代诗,成为九十年代中国现代诗最权威的集结舞台。
2、艺术公社:美国式的AA制诗画基金
和大陆现代诗人凌乱的生存相比,纽约人的生活几乎可以称为正人君子者流。稳定的生态背景,极易使人产生按部就班的稳定节奏,这与国内诗人们朝不保夕的动荡形成强烈对比,这其实是《一行》杂志恬淡、从容、持久的、类似哲学般的大背景与大依据。此外,《一行》杂志独有的、AA制的集资模式,使它具有了一种类似股份制、合伙人的某种艺术公社味道:20几位成员每个季度拿出一天的工资,有的每季度出50元,有的100元,还有两个医生,因为工资高,出200元——一举解决了每期1000册、1500美金的印刷费用。这真是纽约人才能想出的集资方式。应当记住这些被称为“离人”的名单:严力、王渝、郝毅民、艾未未、张伟、秦松、李斐、非马、斯仲达、艾伦金斯堡、安晨、王福东、姚庆章、方家模、张宏图、邢菲……严力说,有的成员每三个月甚至拿出5天以上的工资。
近代,有军事学家拆解战争的制胜因素时指出,决定一场战争成败的,不仅是战略与战术,更常常是武器的较量,甚至是给养与后勤的比拼。当土八路们背着粮袋生火煮饭的时候,装备精良的八嘎牙路们吃的却是美味快餐与刚发明出来的鱼肉罐头。同样,在《一行》以丰盈稳固的资金运作之际,大陆的游击战士从来没逃脱艰苦卓绝的挣扎。《一行》创办4年后,由芒克、唐晓渡主编的《现代汉诗》横空出世。这个与《一行》并驾齐驱的著名民刊,最终倒在了日益匮乏的白银面前。作为其编委,1994年,我代表深圳出资1000元,由欧宁主办编辑了最后一期《现代汉诗》,宣告分封制式的各城市轮流作庄方式的中止。
因此,《一行》证明:由若干合伙人共同集资的、同仁式的基金方式,可能是中国现代诗民刊的长治之道。
3、代理人制:类似现代营销的集散中心
勤勉而谦逊的严力曾写道:“在一行漫长的道路上,国内各地诗人组织及策划稿件的负责人包括:莫非、贝岭、李松樟、瓦蓝、梁晓明、伊沙、肖沉、古冈、孟浪、付维、朱凌波、杨春光、蓝皮等,没有这些诗人在创作之余的努力,一行就不可能完成如此的使命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贡献。”
正是上述中国现代诗中坚力量的加入,使《一行》形成了一个遍及中国的集稿中心与发行基地。这其中的每一个名字,在当年都是一个恒星与行星环绕的诗歌星座。这种弟兄般的借力,由几个城市扩展到了十几个省市的辐射,北京、杭州、天津、大连、西安、长沙……这相当于《一行》在中国大陆同时开办了多省市的派出机构。诗人之间的江湖传播,常常以几何基数发展。
据严力的精确统计:“13年间《一行》共集结了780位大陆、港台及海外诗人、画家。其中港台及海外诗人160名,中国大陆诗人535名,插图或插画作者85名。”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几乎涵盖了当代两岸几地华语诗人的大部。这并不包括大量暗中的名单。大凡有据可查、显现出来的事物永远不是全部。可以想见,在经过严格筛选后的存品背后,它的外围是一个多么大的隐形落榜者与庞大的阅读群体。
值得后世研究者们注意的是:《一行》不但形成了海外向大陆的派出,代理诗人们甚至还额外产生了一种扩展与再生的能力。只要严力一声令下,或者代理者们一个漂亮的建议,一本冠以“一行”全部符号标识的刊物便在大陆上印刷发行。当然,施发号令的严力还需要在纽约为这些印刷物寻找美金赞助。据严力统计,这些总名为“周年纪念版”的《一行》共策划、出版、发行了10种,自1994年一直延续到2000年。这件事有点怪,仿佛一个总部设立在纽约的海外诗歌出版社,莫名地赐出了一个个“书号”,代理者便获得了一种加盟者的主体地位,以《一行》的名义进行工作。这样的出版发行事实,证明当年的《一行》已经产生了一种全国性的品牌效应与加盟店的色彩。
在我写此文的昨天,身在纽约的严力通过微信发来一句话:“这是众人的一行史,是众人的一行诗。”
这是实话。没有一批诗歌力工、诗歌买办、诗歌编外股东,就不会有《一行》这家以最小诗歌细胞命名的民刊10多年的风行天下。
辉煌:那条窄路上的一束强光
我很喜欢本文标题中的“了不起”三个字。
今年春“红皮书”再版,我写了一篇名为《一本了不起的书》的再版序言。我说:“一切了不起的事物,如同英雄。首先必备基础性的优秀因素,同时它还必须意外地得到历史的青睐。”
1987年创刊,《一行》已显不同凡响。
我可能是大陆较早的见者。从大胡子孟浪手里接过《一行》创刊号,见惯了民刊的我仍然为之一震。黑白分明的设计,使它那么洋气,那么现代,又那么另类。深圳与香港人熟悉的电脑繁圆体表明了它确凿的海外华侨身份。更有一堆又一堆没人细看的英文,让人想象着华尔街的阔绰与体面。在当年,我们哪里知道留学生和海外人士们精致而艰难的生活。在大陆青年人心目中,只要沾上了USA的人似乎百分百全是富翁。而严力、非马、艾未未、马德升、孟浪、郁郁、黑大春、李冰、金斯堡……这些诗人、画家的集体亮相,标明了这是一家语言标高线非常敏感的现代杂志。
两年之后,一场从天而降的精神核爆吞噬了一切。《一行》开始发光。
1、在最黑暗的时刻,它上演了辉煌
“1989,肉体般致命的一击,重重地落在心猿意马的诗群上……内在背景被突然抽离,热度浓浓的脏器突然空空如也。诗人们一刹那站在原地发呆,“想”和“写”在根本方式上发生了犹疑……几乎所有的人暂时放下了笔,四散而逃,怀着凄苦、破败、无聊的心情……一种模模糊糊的倒塌,一种自怨自艾的无奈与悲凉,缓缓而升……人文主义的脖颈,在苍凉中微微挺起……诗的力度,在病弱中出现了一股伤残雄性的气息……”(本人作《隐匿者之光》)
那一年,诗歌江湖崩盘。鸟与兽一哄四散。而此时,创刊两年的《一行》刚刚完善了它与大陆现代诗各路英雄们的秘密联络图。
就在大陆地下民刊纷纷偃旗息鼓的时候,一期又一期的《一行》仍然如约而至。在诗人们遭受着复辟的革命词语重度侮辱的岁月,它像一行黑白分明的光,跨过太平洋那苦难之水,照亮了国家与诗歌共同的那条窄路。
那是一束丝毫也没有中断的强光,处于鼎盛期的《一行》,在洪水肆虐的时候,充当了一次诗歌的诺亚方舟。随着《一行》在各省市的推广人逐渐到位,这本杂志在最黑暗的时刻达到了它的辉煌。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一本杂志带给诗人们的慰藉。它带来的几乎是死亡中的生命暗号,它使人们相信,即使在最苦闷的日子,只要天空中还有一行鸟在飞行,也足以使黑云重压下的天空充满了弹跳的想象。
这是一次诗的幸运,也是族类的幸运:所幸的是,世界毕竟不只一个大清朝。所幸的是中国诗歌预先在远方埋伏了一彪人马……
2、它参与了中国人重建日常精神生活的自救
“被我称为“灰暗而平庸”的乏味的九十年代,可能恰恰是伟大的10年!……历史的辉煌都是英雄们创造,历史的创伤却是由平民百姓一天天愈合……整个九十年代,它的确是用一种正常生活困境中的苦闷感,默默消化着前朝的一切!”(本人《诗歌回家的六个方向》)
1989之后的数年内,大陆一片萧杀。那是一段中外精神反差最大、意识形态对抗最激烈的岁月。仿佛从天而降的《一行》,带着一种异邦的人文尊严与艺术公正,无可替代地成为了中国诗人的诗歌集散地,甚至精神家园。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官员们哪里知道,再次引导精神航标的仍然是那些落魄的诗人。在禁锢的精神重压下,在窘迫的生存逼迫下,诗人一天天收拾着破碎的心情,重新编织着内心的秩序……翻看一下那些年的《一行》可以看到,无论老诗人还是新诗人们的作品中,充满细节的生活画面在苦涩中一点点缓慢升起,大量的日常经验一天天回归生活,而新鲜的口语逐渐不可阻挡地涌现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行》参与救助了中国人重建日常精神生活的履历。这不是救世主的恩赐,而是诗人的自救。像一块高挂在天空的诗歌告示,在中国现代诗被扼住喉咙的那些年,《一行》持续地发出它的独唱,带领着它从千百件诗稿中遴选出来的优秀诗人。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流亡作家赫尔岑曾在伦敦建立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和《警钟》期刊。当时那些刊物也曾被大量秘密运回俄国——与这类流亡回流的政治宣传品迥然不同的是,《一行》的出版印刷基地虽设在异国,但它的作者与读者却都是百分百的华语诗人。它不是流亡者的观念输入,而是一种与母体息息相融鱼水关联。从刊物属性来说,《一行》不是一本大陆的民刊。同时,它也绝不是一家纯种的美国杂志。它发动的所有自拉自唱的战争,主战场其实一直在中国大陆。它只是把指挥所放在了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它有点像中国现代诗伸向海外的一只手,它收集的仍然在自己的雨水,然后它把这盆水再次泼回到中国的大地。
这样的事,历史上还能再次发生吗——中国现代诗在美国安装了一台诗歌的透析机,由一支支自来水笔制造的汉字划痕,乘着飞机到达地球的另一端。似乎经过了某种化学药剂的过滤与溶解,它们再以铅字的形式飞回故土的时候,仿佛已经沾到了某种仙气与灵光,用来医治这个国家的精神创伤。一行行诗,一个个最微型流亡因子,在两大半球之间往返飞行、航行,经年累月,周而复始。
3、它一直保持着诗歌的操守与尊严
现在想,很有意思。《一行》独有的,不过是纽约的编辑与印刷,这一点儿小小的特殊身份,当年产生了无限的神秘感。不过是几张普通的纸,由于其背后的巨大普世权威,获得了诗人们由衷的信任。在举目无亲的九十年代,《一行》就这样成为现代诗一位海外归来的阔绰亲戚。据严力介绍,乘机飞回来的,只是作者的两本样刊。在太平洋的波涛中,每期满满的8大箱《一行》仍在向这块大陆缓缓移动——那是经严力周旋,由纽约佩斯大学东亚历史系主任郑培凯先生资助的海运美金在移动。它们要两个半到三个月才能抵达中国。
奇怪的是,《一行》似乎从来没有被阻拦。它那莫名的假洋鬼子的出身和道貌岸然的纯艺术姿态,使它带上了一种类似外交官一样不可侵犯的神秘。它的存在,使人充满了想象,而想象往往通向神秘。有人曾跟我说,严力是不是有美国政府的背景啊。
在那些最难忍受的日子,在“有一双眼睛注视着现代诗歌像注视着凶器”(严力)的险恶年代,这本刊物给中国诗人签发的“诗歌签证”,使囚禁者以另一种方式越洋布道,如同在蜡纸上一行行刻写黑暗中的《挺进报》。
说到挺进,我一直敬佩《一行》的艺术定力与对诗沉浸的深度。只有《一行》自己知道,它必须怎样不挺进而才方得挺进。它默默地进行着战略上的自我说服与修正。在身边最严厉、最嘈杂的国际声浪中,他们小心翼翼地秉持着一种纯正的艺术理念,以一行行诗纠正着世界。这使《一行》一直稳稳地保持着诗歌的操守与尊严。
道场:一次在国际背景下的华语诗歌盛宴
我相信,即便没有《一行》,中国现代诗的脚步也不会停止。
《一行》,是中国现代诗一个时空跨度最大的“道场”。假如没有《一行》,汉语诗歌至少缺失以下三种局面:
1、罕见的诗歌道场:中国地下诗歌几代人同时在场
《一行》的意义是,它不仅使诗通过了那条忧伤的窄路,顺畅地维系着应有的水准。同时,《一行》着意推举了一批新诗人,对下一个世纪的口语诗歌产生了首发式的推动。
在《一行》连续35期、横跨13个年度的版面上,即使不是职业的评论家,读者也能非常清晰地看到一条由朦胧诗→第三代→口语诗→下半身……之间的流派过渡线索。
创刊之初,《一行》的主力诗人阵容,仍然包含着一些朦胧诗和海外的老牌诗人作为支柱。很快,以孟浪、默默、黑大春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开始更多地占据舞台。再后来,伊沙、萧沉、梁晓明等口语诗人逐渐渗透而出。最后,下半身的诗人沈浩波等出现……也包括九十年代大放光彩的俞心樵。通过《一行》,也可以看到很多重要诗人在九十年代的转变轨迹,如于坚,如王小妮,如韩东。
在中国现代诗门派分争的当年,很少有刊物能形成民间与知识分子等不同风格流派的汇集。同时,中国地下诗歌几代诗人的同时在场的版面,也显示了《一行》道场的最大包容。这的确需要一统天下的纯正诗歌气场。
2、惟一的诗画道场:口语诗与现代画的大合奏
对口语诗人的发现与扶植之功,应首推《一行》。
当年,它一度作为中国第一权威诗刊,对口语诗的兴起充当了某种国家级伯乐的功效。而使诗人的年龄不自觉地呈现着由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嬗变。
这些,并非《一行》有意为之。以严力为主体的编辑小群体,既不在国内的诗歌圈子之中,也没有足够的大陆诗歌经验,他们所秉承的是对中国现代精神本质的把握,对汉语诗意的执着寻找。高标与公正,这两点编辑宗旨一旦祭起,刊物上呈现的必然是大陆诗歌的原始自然生态。
从诗歌美学上看,反英雄、反理性、反文化,是八、九十年代中国现代诗的主潮。而对日常生活的简化,对繁琐修辞的屏蔽等,正是口语诗的主导观念——这恰与《一行》的美术画风相吻合。严力、艾未未、马德升、曲磊磊等“星星画会”的主力画家赴美后,画风一直不断趋于抽象与超现实。正是由于艺术观念上的志同道合,才造就了中国当代诗人与画家在《一行》上演绎了一场历时数年的现代诗画大合奏。
3、国际艺术道场:华语诗歌几大版块的融合
朦胧诗后,中国现代诗与国际社会产生了更多的接轨。但在《一行》之前,华语诗歌的几大版块,从来各自孤岛,各行其是。
《一行》是一个真正国际化的诗歌艺术道场。这个以诗歌为主凝点的刊物,以其足够的磁力,牢牢地吸附了中国大陆、港台、东南亚及部分国际诗人的创作。
今天,重新浏览《一行》那洋洋780位诗人画家的作者名录,我想到的一个词是“史诗级的名录”。这是一张遍布全国乃至世界的华语文学地理版图。在电脑上,以五号字排版,它仍然达5页之多。当年,它不但发表了大陆地下诗人的作品,还包括了严力、艾未未等星星画派主力画家的最新画作,还有国际诗人金斯堡的诗,甚至崔建具有冲击力的歌词也是第一次在《一行》上发表。形成了大陆、港台、国际诗人、画家们频频的同台演绎与融合。
伊沙说得好:“《一行》的使命在于度过黑暗期!它起于民刊兴旺之年,止于网络兴起元年,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与诗歌大任!”台湾诗人陳克華写道:“于当时我这个蛰居台湾的年轻诗人而言,无宁是打开了阅读和创作的一扇视野开阔的窗,知道了华文现代诗的诸多样貌。”
在这个意义上,《一行》称得上一本真正的国际诗歌杂志。几个大型汉语地理创作源的汇集,不是人为的邀稿、拼凑,而是出于一种千载难逢的时空凝聚。在纸媒日渐式微的当下,这种跨国的诗歌盛宴,后世几代人都不容易出现了。
显性的历史,从来都是一惊一乍的变态。
1986年由我发起并主持的“两报大展”,以典型的、惊悚的方式,冲破了主流意识形态禁锢,人为地使第三代诗人集团性地一夜间登上了诗歌舞台。现在看,这一暴动般的诗歌推广事件,不但基本结束了官方出版对于现代诗的封锁,也使中国现代诗一惊一乍的急切心理得到了相当大的缓解。因此大展之后的几年,诗歌水面一片平静、一片生长。数百家民刊民报相安无事地新陈代谢。
历史其实有两种,一种是一惊一乍,一种是安步当车。
安步就是两次惊乍的连线。在惊乍之间,流淌的就是正常的日子。正是在那些平常中一点点积累着不平、不常,才注定着下一次的历史惊厥。一条河流不可能全是瀑布与急流,在两条瀑布之间,就是历史的基本身份,是它的稳态。《一行》,像它的简约、朴素、多方向的命名一样,正是以最基本的诗歌单元,一行一行地稳步书写着历史。
人间不太公平。爆炸性的大展,不但充分震荡了诗界,甚至还不断得到后世的宠爱。2006年起,大展不断地被纪念,20周年、25周年、30周年……真是纪念得让人嘴软笔软,连我这个早年爱出风头的人都不得不惊呼:“写诗人的这件事儿,不可能没完没了纪念下去吧!”(《大展30年后说》载《诗歌月刊》2016-11)。
没办法,历史总是偏爱惊涛拍岸。而隔岸观火的后世人们,又总喜欢围观那些祼露着的伤口。这也是我执意要为《一行》写一篇长文的内心动因。仿佛为了洗清那莫名受宠的主观故意,仿佛为了从不公正者那里讨回一点过时的歉意。
2000年,《一行》中止。
我相信,它仍然活着。那一行黑白分明的大雁,只是恰如其分的收拢了翅膀。在完成了最有意义的使命后,默默地与诗、与生活、与生存构成特殊的同步。
一定有一座纪念碑,向这本了不起的杂志致敬。它可能是声音的,可能是语言的,也可能是默默的,通向记忆的深处。
2017-7-3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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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同志婚姻,也要關心南蒙古議題~~
南蒙古“大呼拉尔”的目标是民族自决权
2016年11月10日,南蒙古大呼拉尔成立大会在日本国会的一个会议厅内举行。对南蒙古民族而言,南蒙古大呼拉尔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出席本次成立大会的,除日本的一些参、众两院议员外,还有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和来自台湾及香港、维吾尔的民间社团代表,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地区民间组织的代表和负责人。旅居德国的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当选为第一届大呼拉尔主席。席海明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法广:首先请您简要地介绍一下“南蒙古大呼拉尔”是怎么一回事?此时建立“南蒙古大呼拉尔”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席海明: 大呼拉尔实际是历史上成吉思汗时代原始贵族民主制的一种制度,经过选举。所以我们就套用这个历史名词。为什么要建立这个议会?因为九十年代初,原来有建立流亡政府,我在蒙古国也谈过这个问题。九八年我们在华盛顿也谈过,0六年在东京宣言里也谈过。但是我们觉得作为流亡政府,我们的力量不够。维吾尔成立了世维会,对我们有启发。我们觉得成了这么一个组织,关键是超越党派,为家乡人民呼吁,建立一个平台,跟国际社会进行接触和联络。
法广:作为内蒙古人民党主席,请您谈谈内蒙古人民党与“南蒙古大呼拉尔”之间的关系?
席海明: 我作为内人党(内蒙古人民党)主席,是倡议者,最早提出来是2011年在第一次蒙汉国际研讨会上公开提出来的。13年在巴黎宣言也提到这个问题。最后在瑞士日内瓦也进行了协商。去年一月份在日本我们几个党派和组织建立了大呼拉尔筹委会。为什么成立(筹委会)?因为我们现在党派越来越多了,除了内蒙古人民党以外,还有自由联盟党,南蒙古民主党,青年联盟,还有自由民主基金会。因为各党派主张不同,各有各的诉求。另外,现在南蒙古的形式要求大家统合起来,我们是否能够统合? 因为也有不同意我们意见的。我们现在能够联络的共同点联合起来做。如果指望我们把全世界、或者全南蒙古的蒙古人都统合起来,形成统一意见一块行动,这需要漫长的时间。
另外中国历史上一直对蒙古人实行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现在中共海外的情志机构也是在做这个工作。我们只要要有这个念头,想大家团结、聚集力量,它马上就会进行各种挑拨和各种内斗。中国海外民运的内斗已经是活生生的例子或者悲剧。我们的想法,成立一个组织不是为了内部吵架、而是能够合得起来的先干。我们干好了、有很多人认同了以后,再扩大我们的力量。
法广:“南蒙古大呼拉尔”对南蒙古地区的自由民主运动有多大的影响?是否符合南蒙古地区蒙族人民的愿望?换句话说,你们如何把你们的思想和行动传递到内蒙古地区?
席海明:我们有几个组织,“内人党”是其中比较积极倡导的一个组织。但是要平等联合、共同组建。第一,我们现阶段没有能力把所有的蒙古人都统一起来。维吾尔人做得比较好。西藏当然有达赖喇嘛尊者在,所以大家基本上是一个声音。我们现在很难做到。第二,中共的破坏和挑拨、无事生非,目的就是让你内部内耗,最后让你做不成事情。另外我们不是一个权利机构,我们的原则就是民族自决权。我们现在只是在各方面进行联络、呼吁,将来为在内蒙实现大家都能投票、民族自决的这种前提条件,创造这个条件,像苏格兰投票一样,或者像台湾投票选举总统一样,(实现)老百姓选举。联合国宪章说人民自决,人民自决是把权力还给人民。我们暂时为此筹备和准备、进行联络,争取创造这样一个条件而奋斗。
我们都是自愿的。从国内的情况看,我们的人民希望蒙古人在海外有一个强的声音。尤其维吾尔和西藏的声音对南蒙古的震动很大。南蒙古人民也希望我们也像藏人、维吾尔一样有一个统一的、很强的声音,代表蒙古人的根本利益、在国际上发声,寻求国际社会的关注、理解和支持。至于南蒙古的未来,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我们就是坚持民族自决权,将来在内蒙把权力交给人民,人民选择到底怎么办。我们也曾有过探讨,针对独立、联邦等。我们也喊过20年独立,人民究竟是否想独立?到时候投票就决定了。我们没有权利先规定什么。我们自愿地为自己家乡父老寻求一种能够实现民族自决的前途,条件;我们决心为此而奋斗。我们希望为家乡人民代言,把蒙古人的声音在国际上喊起来、吼出来,让国际社会看到、关注南蒙古的问题,使我们的问题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逐步在中国民主化、或者世界局势变化的时候,求得南蒙古问题的解决。
关于我们成立之后如何影响里面、如何呼应的问题,原来这个事情很难,现在方便了,因为有了网络。虽然有屏蔽,但是通过翻墙,有很多人都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况。还有我们也通过微信群,在牧民群里直接跟牧民接触。因此我们想通过加强网络联络,把我们牧民的要求及时地在国际社会中做宣传,把我们自己的一些意见跟牧民、或者我们的人民进行协商,我们打算主要通过网络和微信这些现代通讯渠道,从我们这两年的经验来看,这是可以做的。而且很快,效果也很好。现在抓一个牧民,我们马上就可以从国外得到消息。这也是里边的牧民通过微信,或者个别人网络直接发到外面来,我们也有这种联系渠道。而且我们今后会加强这种联系渠道。大呼拉尔成立以后,我们要时刻了解人民的呼声和他们脉搏,争取为他们传声、发声。争取把内蒙的声音在国际上发出来。
法广:请介绍目前内蒙古地区的现况,比如人权恶化、环境等方面的情况?
席海明:内蒙在毛泽东时代就是移民、开荒,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今天的沙尘暴也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底子。后来邓小平时期,疯狂掠夺资源。开发的时候没有计划,而且除了国家开发以外,还有香港、南方的一些商人跟地方官员勾结,乱开发。所以环境破坏非常大。
中国搞了沙尘暴以后,并不考虑环境等政策问题,而是说蒙古人放牛、放羊,草原出了问题了。所以他们提出了几个政策。一个是生态移民,把蒙古人移到别的地方去,把草场空起来。第二个是闭牧还草,就是放牧的地方不让放牧了,把草养起来。理论上说,这种说法有一点道理,但实际上,我们蒙古人放了几千年牛羊,操场一直很好。这个原因不在于我们放牛羊,而是共产党来了以后,掠夺、开荒、不尊重生态环境的规律、内蒙的气候。蒙古人选择游牧,内蒙土地植被层特别浅,一破坏就变成沙漠。千年积累的一个草原最后被毁成了沙漠。内蒙的沙漠一直在扩大。
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情况更严重了。闭牧了以后没有还草,而是又进了开矿的队伍。甚至现在快成了猪圈了。中国粮食公司在内蒙强行跟官僚们背着牧民签订了合同。派警察保卫、要建大型养猪场。在蒙古人的茫茫草原,要建成汉家的良田或者是猪圈。这不仅是对自然的一种不适应,也是对我们蒙古人的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一种粗暴干涉,甚至在文化上是种族灭绝。蒙古人世世代代是在草原上放牧,以草原为生存的依据,现在把草原夺走之后,他们就没有了立锥之地。他们在城里没有平等地竞争能力,在求职、工作等各个方面。最后只能做边缘人。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民族的现状已经到了生存危机阶段了,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这也是我们在海外,为自己的家乡有责任感的、有感情的这些人的一种责无旁贷的责任。否则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民族从文化上、生活上在逐渐被消亡、被消灭。
法广:近年来,社会舆论对南蒙古自由民主运动有种种议论,一种说法是“蒙独”,也有说法是“内蒙古人自决”,还有说法是享有“真正的民族自治”,请介绍一下“南蒙古大呼拉尔”和内蒙古人民党的政治主张和目标。
席海明:确实在蒙古人中也有不同意见。如:里面的人多数是觉得想要真正的自治,在外面也讨论过,比如我们原来也提过是不是联邦制在中国民主化了之后,适合中国各民族的生存,但是作为一个大呼拉尔,我们的目标是民族自决权。这是现代国际社会解决民族问题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也是承认的。现在中国是个专制社会、独裁社会,它没有民族或者人民自决的可能。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改变中国的制度,使他向民主化演进,民主化了以后,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现在为止,只有民主化以后,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前提条件。我们并不认为民主化了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因为民族问题的解决在民主国家也是存在。
民主化了以后,我们蒙古人怎么办?那就要蒙古人选择和说了算。不能说让13亿人投票决定我们的命运。因为现在讲到台湾问题的时候,经常听到中共的说法说,要13亿人不答应。不能以大国主义或大民族沙文主义来压迫弱小民族接受你的主张。另外,还有一个民族平等问题;大民族、小民族都是平等的。因此我们觉得,南蒙古的问题是有它的复杂性,无论从地缘政治或是其他角度看。但是我们想,到时候南蒙古怎么办,我们要坚持民族自决权的原则。让南蒙古的人民自己、自由地做出选择。这是我们要求要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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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民运动案需要全世界围观
笑蜀
12月3日,被称作新公民运动第一案的“新余三君子”案开庭,中外瞩目。次日,同属新公民运动系列案的许志永案、赵常青案、丁家喜案,也都移送检察院,意味着开庭在即。5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新公民运动支持者、被拘押两个多月的著名企业家王功权认罪,而且认罪录像可能在中央电视台播放。
为给三中全会让路而一度沉寂的新公民运动系列案,至此正式启动。这将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系列政治案件,一如当年台湾的美丽岛事件,值得全世界围观。
新公民运动是中国一批民间人士发起的权利运动,以落实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利为主旨。首倡者许志永博士是中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曾因参与2003年“三博士上书”导致收容遣送制度废除而名声大振。此后一直投身维权运动,并创办民间维权组织“公盟”。2009年“公盟”被强行关闭,许志永本人则被关押一个多月。
重获自由的许志永没有退缩,而是重新投入战斗。2010年,他发起了著名的“公民承诺”,邀请志同道合者签名,彼此承诺,从自己做起,履行公民义务,追求公民权利。这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即从传统的维权运动升级为公民运动的转折点。传统的维权往往就事论事,只注重个别事件、个别利益;公民运动不然,它侧重从普遍权利的角度切入民生问题,不仅要缓解民众具体的苦难,更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设法解决苦难的原因。它不是自下而上的暴烈的革命,而是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的自我成长。它试图以这种生长的力量来改变,来推动中国的和平转型,让深陷泥潭的危机中国可以软着陆。
由此注定了这场公民运动的气质,即它是进取的,理性的和温和的。也就因此,它吸引了各阶层各族群的人参与,其规模如雪球越滚越大。它推动的官员财产公示成为2012年中国舆论的焦点话题;它推动的教育平权不仅是舆论焦点,更迫使教育部不能不让步,部分调整了高考政策,令千万底层民众受益。它推动的公民同城聚餐,参与者也多达五千人之众,席卷全国十多个城市。中国社会运动一直以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边缘化,局限于小众,不能影响大众。新公民运动显然走出了这一重围,开始与主流社会对接,犹如安泰终于可以立足于大地,获取真实的力量。这是中国社会运动的历史性突破。
正因为如此,才招致当局的强烈反弹。当局最大的忌惮,是民间自组织。新公民运动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组织化的高压线,去建制化,去中心化,仅仅是建立于共识和默契基础上的自愿合作。但即便如此克制,在当局来说仍属于不可容忍,因为当局的一个统治经验,就是所谓“扼杀于萌芽状态”,即不是等到民间组织瓜熟蒂落才出手,而是在其刚露苗头时就予毁灭性打击,让民间永远没有自组织的空隙,永远一盘散沙。新公民运动虽然没有组织形态,但客观上产生了强大的聚合能力,何况其运作范式、其基本理念开始为主流社会所接受,有强烈的示范效应。这就注定了新公民运动的厄运。
自今年三月起,当局展开定点清除。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如北京的赵常青、丁家喜,上海的李化平,湖北的刘家财,江西新余的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等,一个个应声落网。今年7月,镇压进入高潮,新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郭飞雄都被抓捕。著名的风险投资人王功权,也因支持许志永,遭当局拘禁至今。据统计,半年中被捕的新公民运动人士,多达二十余人,远远超过了对零八宪章的镇压规模。受害者中,有刘萍那样的底层民众,有许志永那样的知识分子,有丁家喜那样的专业人士,更有王功权那样的企业家,几乎覆盖整个的中间社会。
但是,抓人容易,发落却没那么容易。12月3日 “新余三君子”案开庭,而此前出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公布了司法相对独立尤其要建立人权司法保障的蓝图。新余开庭当天,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更是率法官集体宣誓忠于法律。法治承诺犹在绕梁,却对新公民运动人士大打出手,难道不是自打耳光么?更要命的是,虽然经过长达半年的地毯式侦查,几乎什么手段都用上了,警方却并没有、也不可能掌握新公民运动人士犯罪的过硬证据。
这种背景下的“新余三君子”案,显然是一个试点。当局可能认为,新余地处偏僻,“三君子”知名度也有限,从新余入手启动审判程序,镇压成本相对可控。但事实证明当局打错了算盘。“三君子”案开庭后,站到辩护席上的几乎是当下中国最豪华的律师团队。他们气势如虹,把公诉人变成了绝对的弱势群体,公诉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在饭局上讨论国事:犯罪;对体制表达不满:犯罪;在空旷地带拍照上网:犯罪。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犯罪;要求教育平权:犯罪;要求人大批准政府早签署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犯罪。总之,履行公民义务、追求公民权利都等于犯罪。法庭上曝光的这些案情,离奇程度让人叹为观止。虽然所有国内媒体都不得不奉旨闭嘴,但“三君子”案的起诉书和辩护词都被律师上了网,真相通过自媒体广泛传播,媒体效应一点不逊色当年台湾美丽岛大审的公开报道。互联网上充斥着对当局的谴责和嘲笑,令当局被动至极。
新余尚且如此,北京许志永案、广州郭飞雄案,以及赵常青案、丁家喜案会审成什么样子,更不难想象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不绕过法定程序,所有那些审判都会是展现新公民运动风采和人权律师风采的平台。
法律上讨不到便宜,舆论上解套就成了必要。12月5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许志永的支持者王功权不仅认罪,而且承诺跟许志永“断绝关系、划清界限”,认罪视频可能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当局当然不可能真的在央视播放所谓认罪视频,因为他们知道,这么做一定是给新公民运动最大的广告。至于王许断交,经笔者向王功权主辩律师陈有西、许志永主辩律师张庆方核实,也都属于子虚乌有。《南华早报》的报道显然不靠谱。而奇怪的是,《南华早报》却居然没有采访陈有西和张庆方这两个核心信源,仅凭根本没有机会接触王功权和许志永的间接信源,就把道听途说当作事实写进报道。而且居然能通过该报极其严格的审稿程序。《南华早报》报道被世界各大媒体争相援用,深陷囹圄的王功权则完全没有抗辩机会。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陈有西律师对笔者透露,当局的确在王功权身上下了大功夫,以致短短七十来天中,王功权被提审多达92次。11月初更是每天提审三到四次。这种车轮战式的密集提审,等于变相的刑讯逼供,给王功权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11月中旬的一次律师会见中,王功权告知陈有西,当局要他写认罪书。陈当即反对。当局对此极为恼火,拘禁王功权的北京第三看守所随即宣布“修水管”,以此为由拒绝所有律师会见。被彻底置于孤立与黑暗中的王功权,得不到任何外界讯息和帮助,在当局无休止的“攻心战”之下,精神濒于崩溃,终于写了长篇供述。
但是,即便供述,王功权依然保持了尊严。张庆方律师告诉笔者,他看了王功权的供述书,“很感动”,因为王功权“有担当”。他一方面坦然承认自己想早点自由,想早点回家,因此承认自己“低估了政府的容忍度”,承认自己扰乱了政府定义的“公共秩序”。答应出去后跟许志永“保持距离”,多跟家人在一起,写写诗,帮助青年创业,安度晚年。但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许志永等倡导新公民运动,不是要国家乱,而都是为了社会进步。的确,王功权没有做烈士,但他仍坚守了良知,如张庆方律师所称,“没做任何歪曲事实和背叛朋友的事”。
就是这样的囹圄自述,也被当局视为救命稻草,迫不及待地通过外媒放风,添油加醋,试图用当事人所谓“认罪伏法”来论证镇压新公民运动的正当性。“新余三君子”案开庭和王功权“认罪”报道,就构成了新公民运动系列案全面亮相前的两场前哨战,即法律前哨战和舆论前哨战。前哨战已如此好看,后面的主戏之精彩纷呈,当然不会有任何悬念了。
但无论如何挣扎,当局都逃不脱困境,镇压新公民运动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给自己挖的坑。又要号称全面实施宪法,又要以仅仅把宪法当真的新公民运动为国家公敌;又要专政的里子,又要法治优先的面子;又要迫害,又要形象;什么都要,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文明,还是野蛮?二者不可兼得,当局必须做出选择。让王功权回家,让许志永回家,让郭飞雄回家,让所有因争取公民权利而失去自由的公民回家,这不是祈求,而是基于天理的律令。需要用全世界公民社会的声音,来一起呐喊。
——原載亚洲周刊2013年12月15日 第27卷 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