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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數19天
#站路口
#基進黨陳柏惟被恐嚇記者會
　
隨著投票日愈來愈近，各個候選人都開始做最後衝刺，映心也卯足全力，今天早上七點到了 #社子 來跟大家道早。結束之後馬上趕到 WUFI-Taiwan（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來開記者會。
　
最近在網路爆紅的基進戰神三民惟新 陳柏惟，在三立的政論節目電翻中國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鄭世維，但是沒想到在下節目後，鄭竟然向柏惟說：「不要挑釁我，說話小心一點，去探聽一下。 」
　
基進黨台北市（士林、北投）議員候選人王映心提到，中國國民黨做為一個外來、威權獨裁的政黨，一直都是用暴力的手段在迫害台灣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台灣民主化後，他們也沒有對過去種種暴行認錯、追究加害者等轉型正義的反省，所以今天我們還是可以在國會、議會或者各種公開場合，看到他們口出惡言、動手毆打意見不合的代議士。這次選舉，我們甚至看到國民黨中央委員陳麗旭表明「就算是黑道、殺人放火，也是要挺國民黨」對於這種厚顏無恥、顛倒是非的價值觀，我們是完全無法接受的。
　
對此，柏惟表示，「中國國民黨打從在中國起家成立時，就跟黑道幫派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敗逃來台，也常利用幫派份子替他們的政權幹掉異議份子，江南案就是一例。民主化之後，國民黨常被稱為黑金政黨。我是一名電影製片，常常會看電影，1997年時就有一部香港的電影《黑金》，描述的就是國民黨在地方上的黑道和政治之間的利益瓜葛。後來，這些黑道也就漂白成為民意代表。」
　
陳柏惟說，「無論如何，鄭世維要我去探聽，基進黨也真的去探聽。」陳柏惟質疑，「第一，中國國民黨從他跟黑道的歷史淵源連綿不絕，到現在還不曾中斷過。例如，高雄地方就風傳以前國民黨有兄弟『氣口』的國民黨議長，不是又要回鍋奪取議長大位嗎？」
　
陳柏惟繼續談到，「因為鄭大哥要我去探聽，我又真的認真去探聽了一下。韓國瑜在1993年5月在立法院出手暴力毆打時任立委陳水扁後兩天，由鼎鼎大名的『天道盟』大哥羅福助率數十名黑道黑衣人、『松聯幫』兄弟也動員近百名前來出現在立法院前聲援韓國瑜。」陳柏惟坦言「當我探聽到這個新聞的時候，才發現韓國瑜原來都有大哥罩著。」
　
陳柏惟進一步說，「韓國瑜跟黑道的淵源又遠不止這樣而已，只要看這場選戰他都幫誰助選就一清二楚。先跑去雲林幫地方黑勢力、收賄入獄的張榮味之妹張麗善助選、再幫彰化組頭家族兼酒店王子謝典霖議長站台。近朱者赤，近黑者墨，韓國瑜不用再說自己被抹黑，因為本身就是黑，難怪國民黨黨主席吳敦義會說韓國瑜和許崑源是天作之合。」
　
最後，陳柏惟強調，「中國常常恐嚇台灣用的就是這種黑道流氓的行徑，中國國民黨完全一脈相承。如果接受九二共識的韓國瑜，就是接受用流氓行徑打壓台灣的中國。韓國瑜要讓高雄成為全台首富發大財，他的秘訣就是台灣的東西賣得到中國，中客可以進來台灣，但前提就是台灣要當中國的小弟接受九二共識，說話要小心一點，不要挑釁！」
　
陳柏惟直言，「今天要出來開這個記者會，就是要表達面對恐嚇如果不發聲，恐嚇就會發生效果。因此，面對中國的打壓、面對親中深藍政客的言語威脅，面對馬英九親中路線的二次復辟，我們當然要出來反對韓國瑜。更要堅持大聲喊出「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必要性。」
　
陳柏惟呼籲，「這是作為一個台灣人，應該有的基本堅持，我們真的在從事『粽業』和『鰻魚業』的人『寧做台中粽，不做中國粽；寧做高雄鰻，不做中國鰻』。」
　
　
#士林北投16一路最用心_王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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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台東的外事警官，寫下他自己遭遇的與曾協助的外籍配偶
的故事，令人傷感

最近有人再問我有沒有新住民的感人故事，我以前曾處理過許多的案件，有些記憶猶新時，把這些點點滴滴記錄下來，因為是太久的事了，所以再次po出來讓大家看一下，我以前真的很認真寫這些故事的:

呂宋姑娘的故事
呂宋（Luzon），是中國明朝時期對菲律賓的舊稱，它乃是當時華人移民最多的城邦之一，早期大陸沿海一帶及台灣的居民曾大量的移民(下南洋)到菲律賓這個國家。菲律賓位處於東南亞，它是除了中國大陸之外，離我國最近的國家之一，它與台灣僅有一水之隔，這個間隔兩地的大海又叫「呂宋海峽」。
瑪莉亞和黛安娜，這二個從呂宋來的姑娘，在相同的年代，從相同的地點，且懷抱著對台灣相同的憧憬與理想，來到這片土地，但是卻因為個人的際遇不同，因此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
瑪莉亞的悲歌
瑪莉亞是一個從菲律賓來的外籍配偶，她是大學畢業後才嫁來台灣，教育程度在當時台東的社會來說算是很高，與她的那只有國中畢業的先生來比，更是相差十分懸殊，以我個人對她們這對夫妻的觀察，她們在當時算的上是一對很奇怪的組合。
以移入台灣社會的新移民之階段時程來區分，菲律賓人算是較早期移民來台灣的族群，但是由於當時我國對這些新移民來台灣後的輔導措施，並不像現在有較具體的移民輔導政策，例如在全國各地方，開設了很多的語言學習課程，可以讓她們方便的去學習及適應新環境等等。當時來台灣的新移民，也只能靠著與家人學習或是看電視的機會來學中文。
瑪莉亞也是屬於那一批早年前就來台灣的新移民，加上與先生的教育程度相差過於懸殊，有許多的觀念無法溝通，所以中文一直說的不好是很自然的。印象中她只能用那生澀的台灣國語和家人溝通，因此常與家人相處發生磨擦，加上家人都認為是她又不肯學中文，在家中與家人相處的態度又很高傲，家人與她之間一直有很深的代溝，所以經常發生許多的爭吵事件，甚至最後演變成家庭暴力事件。
不正常的家庭
瑪莉亞因為教育程度較高，所以她與當時其她的新移民較不同，她只要一受到什麼委屈，一定直接向派出所報案請求協助。在記憶中，瑪莉亞因為語言不通的關係，去派出所報案時，用英語說了一大堆，一邊說又邊流淚，大部分的同仁都聽不懂她在說什麼，只大概知道她和家人吵架，所以每次都會請我去通譯這個外事警察去協助通譯，久而久之，她如果遇到不公平的事，就會直接跑到我從前上班的地方找我訴苦及報案。我因為是外事警察的關係，所以必須要陪著她到回到案件發生地的所在派出所製作筆錄，後來就連在分局、地檢署與法院的案件協調處理與通譯，也要送佛送上天的兼著一路直直的做下去，幾年累積下來的處理經驗，讓我對她的家庭狀況十分的清楚。
瑪莉亞除了家人與她住在一起之外，她婆婆的同居人也和她們住在一起，而她婆婆的同居人對瑪莉亞的態度也是和她的夫家一樣，對瑪莉亞十分的不友善，也經常因為語言與觀念無法溝通，就責罵她，甚至恐嚇她，說是要打死她、殺死她等等，當然，偶爾也是會真的出手打她。在我的印象，一年大約會接到10幾次瑪莉亞因為和家人相處問題而向派出所報案的通報。後來我從警察局外事課調到分局，還是負責她所居住的轄區外國人案件處理，所以她依然每次都來我辦公室找我幫忙解決她的問題。每次她來我服務的分局找我時，樓下值班台同仁都會不經思索的直接打電話給我說：Peter，那個菲律賓的又來找你了。因此我還是會經常處理到她的案子，而因為處理她的案子的頻率有點高，所以讓我在處理對她的案子時有些漫不經心，有時甚至失去了耐心。
可惡的人魈
在她出事前幾年，我還記得她有一次來找我時，從她褲子裡摸出一把鋒利的水果刀給我看，說是有人要殺她，所以她要用刀子來保護自己。當時我看了以後不襟楞楞地看著她，我心想，沒有想到她們家庭的事情會演變成那麼複雜，這肯定又是她婆婆的同居人的傑作了。於是我依規定先沒收了那把小刀後，並且要瑪莉亞先去朋友家避一下，後來我決定要將事情一次澈底解決，一了百了。於是去領了一把槍和無線電，穿上我平常上班很少在穿的制服，跑到分局後院挑了一台稍微可以用的警用機車，直接到她家去找她婆婆的同居人將案情問個清楚。我想我當時應該是有點生氣吧，於是像個流氓似的直接衝到她家去，並且很不客氣的把她婆婆的同居人請了出來，我當時請她把證件給我看，並且將她的日常生活作息、工作、交友等等鉅細靡遺地在詢問過後一一詳細的記載在我的外僑戶口查察記事簿內，本想只是用來以暴制暴的恐嚇一下，讓他們把行為收斂一點，沒有想到後來這些資料，卻陰錯陽差的用來逮捕這個人。
我還依稀記得，當時在我查訪的過程中，他們家人在我的面前，說盡了瑪莉亞的不是，她們把瑪莉亞形容成一個非常不懂事的媳婦，說她一天到晚只會和小孩子躲到樓上那個小房間，都不下和家人聊天，一天到晚在外面叭叭走，不顧家，看到人不會叫人…等等的閒言閒語。而我評估她們一家人的描述之後，並不覺得瑪莉亞有她們形容的可恨，但是有些事純粹是家務事，一個執法者也沒有什麼立場去批評什麼，因此我索性用她婆婆的同居人恐嚇瑪莉亞及對她動粗的事借題發揮，我請她婆婆的同居人出來外面，並且以我這輩子用過最嚴厲的口吻警告他說：她從遙遠的國家一個人來到台東，你不要以為她的後頭厝離台東很遠，這裡沒有人可以給她靠，就可以隨便欺負她，瑪莉亞住在我的轄區，她的事就是我的事，請他不要再對瑪莉亞有任何恐嚇及肢體上的動作，否則我一定會幫瑪莉亞出這口氣，把這些我所知道的事情全部移送法辦。此時我正在氣頭上，就又順便追加了一些「威脅」來提醒她，他在這個家中，什麼都不是，也沒有資格管瑪莉亞她們的家務事，如果瑪莉亞有什麼意外或是三長兩短，我已經知道你的所有資料，我一定找的到你！我看在我眼前這個可惡的人魈，竟也被我這個戴帽子的嚇到說不出一句話來，於是滿足的自以為是的才離開。
事情至此，我好像幫瑪莉亞出了一口氣，也果然在後來的三年，瑪莉亞都沒有再來找過我，我甚至天真的以為瑪莉亞應該就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悲劇的發生和窮攪局的長官
就在她被她婆婆的同居人殺死的前一星期，她又來找我了。她告訴我「那個人」又在恐嚇她，並且又出手打她，甚至對她毛手毛腳的，事情愈來愈嚴重了。我當時知道她已經拿到身分證了，又對她家的事有點不勝其擾，就索性向她推託說，你現在已經拿到身分證了，是我們台灣人，有什麼事應該向派出所報案，不可以再向我這個外事警察報案。於是瑪莉亞就轉向她轄區的派出所報案，但過了幾天，她又來找我說她已經跟轄區的員警講這件事了，但是一直沒有人去處理，當時我服務單位的組長看到這個情況，也主動的請偵查隊的小隊長來幫她製作相關的筆錄，並且打算把「那個人」隔天就用流氓管訓條例將他移送法辦。
我依稀還記得，瑪莉亞被殺害的那天，我獨自一個人開車到高雄出差，在路上還不時聽著喜歡的音樂並且低聲的一起哼唱，旅途雖然無聊，但心情還算輕鬆愉快。突然間勤務中心值班的同事十二萬火急的來電，說瑪莉亞被人殺死了，她的屍體被人裝在垃圾袋丟棄，後來被人發現報警……。我聽到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後，一時間震驚的說不出話，但是還是勉強的暫時先鎮定下來，先把幾年前我對瑪莉亞家調查的狀況大致敘述給同事，並且分析可能是她婆婆的同居人所下的毒手，同時將我掌握的那個人的背景資料，一一詳盡的分析給電話那端的同事知道，希望同事能夠儘早的破案，嚴懲惡徒。而當時的外事課的長官也在此時來窮攪和一番，不明究理胡說八道的說我們分局發生了重大的涉外案件為什麼都不通報…，把當時分局的長官們都逼的有一點抓狂，於是大家找我興師問罪。我於是又順便提醒分局的同事，這件案子因為瑪莉亞已拿到身分證了，所以並不是警察公務上所謂的涉外案件，並且請她們「委婉」的轉告警察局外事課的人，不要再此事此刻將自己的無知及誤解拿來借題發揮。
我一直強忍自已忐忑不安的罪惡感，過了一下子我將車子開到較直、較寬的馬路後，就把車子停靠在路邊，想將情緒緩和一下，心理卻不斷的回想瑪莉亞最後一次來找我時，我卻因為自已及其她的因素而請她去找別人幫助的經過，那時她那種無助的眼神和表情，突然間都一一非常清晰的浮現在眼前。自己一直不斷的回想，如果事前要是自己早一點如何如何，就可以避免了這次的悲劇發生了，心中不斷的譴責自己，但仍舊無法平息這強烈的不安與激動的情緒，後來因為要趕路，所以還是打起精神再上路。而大概自己是一個人開車，沒有其他的人在車上吧，不知不覺間我已經淚流滿面，久久都無法克制自己的情緒，只好把那破舊的音響開到極限，想掩飾自已脆弱的外表。就這樣子一路再從高雄飛車開回台東。
在回來台東的路上，同事通報說已經抓到了嫌疑犯了，果然不出所料被我猜中，就是是她婆婆的同居人所下的毒手，同事們用我多年前到瑪莉亞家查訪時所記錄的資料分析，再加上大家同心齊力合作，不到半天就宣佈偵破此案。聽同事說，當時分局上上下下都義憤填膺，發誓要把這名可惡的人繩之以法，就連分局長也都一起開著車，到街上去找那名嫌疑犯，後來果真讓分局長在街上當場抓到那名可惡的人魈，但是大家內心早已沒有平常警察破案立功的那種喜悅了。後來經過法醫相驗後確定，瑪莉亞的屍體身中十多刀，由後背刺入右胸的三刀及左腰的兩刀是致命傷。而瑪莉亞的先生在偵察隊時，只能無力的感慨著說，真不知道他們把瑪莉亞當成什麼？
我還記得，當時我一回台東分局後，先到勤務中心簽到，勤務中心輪值的同仁告訴我，案件和人都已經在偵查隊了，於是我就直奔回二樓的辦公室，也沒有心情休息，趕緊到偵查隊看看還有什麼事可以幫忙。我到了偵察隊關心案情時，瑪莉亞的家人也都在場做筆錄，至於那個人魈，已被同仁先用手拷拷在角落等待偵訊後移送法辦，我當時很激動的想過去踹他二下出出氣，但被眼尖的同事先阻止，並且將我拉到一旁。於是我將就在一旁仔細看著整個處理過程。同時間，我看到了她先生帶著一個小女孩，我問了她先生那是不是瑪莉亞所生的小孩，她先生並沒有說話，但默默的點頭。
我還記得多年前我到她家處理她們的事時，她們全家就是為了這個可愛的小女娃的養育權，鬧的全家雞犬不寧，如今她的媽媽這樣子悲慘的走了，我很想對瑪莉亞的女兒說一些什麼，但是一時半刻間，根本想不出很得體的話來安慰她，我也只有默默的摸著的頭，心理想著有一天能為她做些什麼。
在印象中，當時的家暴法一開始並不是很完善，對於家庭成員以外的人如同居人等等，並未列入家暴法事以拘束限制的對象，所以瑪莉亞在當時並不能即時的對她婆婆的同居人提出保護令的請求，只能以一般程序告訴傷害的方式來對她婆婆的同居人提出告訴。我還記得當時瑪莉亞只要到法院出庭，法院就得請我去幫忙通譯，當時處理這個的案件的法官也因為如此和我很熟識。後來那名法官調到台北士林地方法院，我還曾向那名法官提起此事，我們事後檢討瑪莉亞的案子，的確在制度上及法律上有許多可以救她一命的地方，只可惜一切為時已晚，瑪莉亞再也不能和她心愛的女兒一起長大了，而這件事也是在我公職生涯中最遺憾、最自責的案子之一。
在案發之前一個月，瑪莉亞也曾和她的好朋友黛安娜說過這件事，黛安娜聽完瑪莉亞的描述她的狀況後，立即警告瑪莉亞說，要儘快的離開那個家，因為她的處境實在是太危險了，但是瑪莉亞並沒有聽黛安娜的警告，她選擇留在家中面對這一切，我曾經詢問過黛安娜，為何瑪莉亞會那麼傻呢，難到她不感到害怕嗎。黛安娜無奈的表示，瑪莉亞也曾向她表示，她當時的確非常的害怕及擔憂，但是一想到她的女兒可能會更害怕、沒有人能夠照顧她，因此她還是勇敢的選擇保護她的女兒，甚至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由於政府當時對於外國人的管理政策，是重於取締非法而不管合法的輔導，瑪莉亞的被害，除了讓我再一次的確確實實的體會了母性的偉大之外，同時更明確的反應出，當時移民輔導制度是多麼的不足。
而同樣都是從菲律賓來的黛安娜，雖然在來台灣的先後有所不同，但所遭遇的困境卻大同小異，而因為政府政策的改變，逐漸的重視新移民的輔導工作，並且增加了許多的資源與人力，來輔導新移民對台灣這個寶島的認識，協助新移民們適應這個新的環境，因此黛安娜與瑪莉亞有截然不同的命運。
黛安娜的夢想
黛安娜是出生在一個大家庭，她一共有9個兄弟姐妹，她有2個哥哥，6個姐妹，在她12歲的那一年，2個弟弟因為食物中毒，其中一個沒幾天就過逝，另外一個因為醫療資源不足，在一歲時也相繼夭折了。他們家原本住在Pangasinan省，距離首都馬尼拉還有四個小時的車程，後來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舉家遷徙至馬尼拉來定居。
黛安娜的父親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們全家也因為父親的關係，所以都是信奉基督教，而他的父親是為教會工作，專門幫教會蓋教堂，那裡有需要蓋新的教堂，他的父親就會到那裡去工作，並且會住在那裡一陣子，所以父親會經常不在家，但小孩子們都有機會受到良好的教育。
菲律賓的教育非常普及，但教育的費用卻是所費不貲，它的教育學制與台灣不盡相同，國小是6年，高中卻只有4年(菲律賓沒有台灣的國中，他們是國高中一起)，黛安娜在完成了高中教育後，因為弟弟早年的夭折，所以他在上專科時，選擇了護士學系就讀，希望能夠為生病的人們減少他們的痛苦。但事與願違，因為菲律賓的學費非常的昂貴，平均每學期要繳2萬元披索的學費(菲幣、大約新台幣2萬元)，以黛安娜父親每天90元披索的微薄收入，無法一直支應她那昂貴的學費，因此她只讀了一年後，就無法再繼續完成她的學業了。
失學的她，於是選擇了先就業，她於是先在馬尼拉市的百貨公司，找到一份櫃台店員的工作，稍微改善了家中的經濟狀況。在百貨公司的工作，每兩周就可以領到約4000元的披索，對黛安娜而言，雖不無少補，但她總希望能夠再多賺一點錢，才能夠改善家裡頭的生活狀況及完成自己的學業與夢想。由於黛安娜沒有較好的學歷，在國內找不到較理想的工作，且大部分的工作收入又微薄，黛安娜後來只好和她的許多朋友一樣到海外去找一份理想的工作。
第一次海外工作經驗
黛安娜的第一份海外工作的地點在帛琉，是照顧老人家的工作。依照黛安娜原本和仲介所簽的和約，她每個月應該可以有450美元的收入，這比起在菲律賓的薪資來說，算是非常不錯的。她於是懷抱著期待的心情，收拾了簡單的行囊後，就隻身出發前帛琉，想要完成她的夢想，但因為黛安娜是第一次出國，不懂得凡是要保護自已，她所經歷的任何事，都是全新的經驗，以至於她和仲介所簽的合約，也都不知道要保留一份，以用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黛安娜到了帛琉後才知道，原來她的雇主是一名在當地移民署的官員，她除了必須要照顧身體還算硬朗的父母之外，更要幫忙整理雇主的大家庭，而糟糕的是，雇主的家庭成員及親戚們嗜酒如命，有許多次都在三更半夜喝酒醉時，藉酒裝瘋的去敲她的房門想要指染她，更有的親戚還拿類似毒品的煙(應該是安非他命之類的毒品)勸她、引誘她說，吸一口這種煙，可以不再害怕，日子過的更快樂。黛安娜不敢向雇主反應，她心理恐懼的想，如果情況沒有獲得重視及改善，她反而會失去工作;況且，原來仲介宣稱他每個月應該可以有450美元的收入，也都短少到只有150元而已。就這樣黛安娜的夢想，在這樣子不平等的待遇及被雇主的家人騷擾的恐懼之下，早已碎滅。她也不得不面對這個事實，逃離雇主家中，跑到當地教會去尋求協助，後來才在牧師的協助之下，終於安全返回菲律賓馬尼拉的老家，等待下一個實現夢想的機會。
黛安娜的台灣夢
黛安娜回到菲律賓後，只好又回到百貨公司上班，過了幾個月，她嫁到台灣的二姐，看她失魂落魄的樣子，於是二姐的從中穿針引線，過了幾個月後，就來到台灣工作。
黛安娜的二姐早在黛安娜來台灣的6年前就嫁到這裡了，她的先生是在菲律賓的台商幹部，她們認識幾年後就在菲律賓結婚，後來也搬回到台灣定居。透過二姐的介紹，黛安娜和其他二個姐姐一起到台商在菲律賓的工廠，應徵台灣工廠的平車拷克(縫紉機)的操作員。從來沒有操作過縫紉機的黛安娜，在經過簡單的講解及練習之後，很快就學會了操作的技巧，於是很很順利的和她其他二個姐姐一起到台灣來工作了。
黛安娜在台灣的工作地是在一家位在中壢的工廠，由於是那是一間非常有制度的公司，除了工廠裡與她一樣來自菲律賓的同鄉之外，工廠的管理人員也會用簡易的英語與她溝通，所以在語言溝通方面並沒有什麼大礙。更重要的是，這裡有她的家人，放假時，大家可以聚在一起，不會那麼樣的想家。
黛安娜覺得這次她很幸運，她在這裡的工作並未受到刁難，環境也比第一次在帛琉時好很多，她也曾聽過許多同鄉在這裡被老闆欺負的故事，幸好這些並未發生在她身上。不但如此，透過她的姊夫的介紹，認識了當時到中壢遊玩的先生。而說起當年她先生追她的經過，黛安娜不禁展現她那羞怯的微笑。
黛安娜的先生在和她結婚前，原本是拿香拜拜的佛教徒(其實應該是道教徒)，但為了要追她，卻改變了信仰。他先生只要每逢星期日，都會和黛安娜一起上教堂做禮拜，也會主動的去讀聖經，最後為了要迎娶她，還接受了基督教教徒受洗的儀式。就在戀愛一年後，她先生帶著黛安娜拜訪了他的父母，黛安娜還記得，當時很緊張，緊張到公公和婆婆說甚麼都不記得了，但出其意料之外的是，他先生的父母並沒有因為黛安娜是外勞就排斥她，更是欣然的同意這門婚事。於是黛安娜的先生在辦妥一切手續之後，就飛到馬尼拉去娶她，黛安娜還說，她們結婚的教堂，還是她爸爸蓋的，說到這裡，黛安娜臉上不禁露出幸福洋溢的表情。在婚後她住在台北的公公和婆婆對他也都很好，甚至主動的幫她帶最小的女兒，每次她北上去看她的小女兒時，都會熱情的招呼她吃飯，她覺得公公婆婆對她這個外籍媳婦非常好。
信仰的衝突
結婚後，黛安娜的先生因為台東的房價便宜，加上因為有有一個姐姐嫁來台東的原故，於是就在台東定居了，自己開了一家台灣小吃店，也生了三個可愛的蘿蔔頭。年輕的黛安娜開始學做台灣菜，婆婆就是最好的老師，教她製作水餃餡及包水餃，夫妻倆就這樣開始展開新的生活。
就當兩個人的人生正要出發開始時，不知何時，先生染上賭博的惡習，開始的時候是小錢，最後越賭越大，有時賭到都不回家睡覺，家裡的小吃生意一度都靠著黛安娜一個人張羅，從開店前的準備材料，直到下午關店後還是不能休息，到了晚上還要到烤肉攤兼差打工直到半夜一、兩點收攤後才能回家。日復一日不曾休息，黛安娜不諱言的直說「賺錢真的好辛苦，好累喔」，黛安娜家裡經濟重擔都壓她的肩上。
為了要增加收入補貼家用，黛安娜也請老家寄點菲律賓的家鄉貨放在店裡賣，順便幫這裡的同鄉代買生活用品，因此認識了許多家鄉來的朋友，在同鄉們口耳相傳之下，她家儼然成為在台東地區的菲律賓之訊息交換中心及心靈的安慰站，同鄉們都會來此互相傾訴生活的不如意及彼此安慰，她因此也知道許多嫁到這裡的外籍配偶都過的不好，她覺得自己比起她們來的幸運，因為至少她的先生不會打人！但她們夫妻在生活上還是有許多爭執的地方，但不論大小事，吵架時黛安娜說她都會忍耐，不要再起衝突，黛安娜認為忍一忍就過去了，曾經也想過要離開他，但為了孩子們，她要保全婚姻，給孩子們一個完整的家。
黛安娜說現在與先生鮮少溝通，她自己過她的日子，用自己的力量維持家計，所有生活上所需，都是靠自己雙手賺來的，而先生除了當初結婚時有給過她一筆錢之外，從此就在也沒有給過她錢，想要買東西就要自己賺錢才行。
在黛安娜的信仰中，賭博是不允許的事，更是一種嚴重違反戒律的行為，除此之外，她觀察到先生的行為逐漸的背離她的信仰，例如他不再上教會、讀聖經，甚至會阻止小孩子們上教會做禮拜等等，這一切的行為都嚴重挑戰了黛安娜的信仰，並且讓黛安娜非常的傷心及難過，畢竟家庭是黛安娜的一切。
而她也曾和先生溝通過，但情況一直都沒有獲得改善，有好幾次黛安娜試著打電話給公婆，哭訴先生的種種行為，另外先生的姐姐也對他十分的嚴厲，經常教訓這個不長進的弟弟，黛安娜甚至有一次忍無可忍的跑去向警察局報說他先生賭博，但是警察到場之後，發現並沒有人抽頭，只是玩玩衛生麻將，所以每次都不了了之，黛安娜很無奈的表示，幾年來的狀況並沒有改變太多。
黛安娜的智慧
當外通譯協會要成立時，黛安娜在第一時間就加入，她知道她可以藉由這個組織幫助更多的人，她也和所有的一樣，自願到移民署的服務台輪值，幫忙有需要的人們。黛安娜的工作態度比其他的會員更為積極，她一到服務站後，就會先看一下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的，若是沒有，她就會自己主動的將民眾進出的地方掃乾淨，並且用抹布將大門玻璃及民眾寫字的桌面擦拭清潔，有時候她工作的太認真了，移民署的工作同仁還會不好意思的請她別再做了。
由於黛安娜開設的菲律賓土產店在台東是遠近馳名，幾乎在台東居住的菲律賓人都知道她的店，所以一到假日時，不管是外勞也好或是外籍新娘也好，都會往她這裡來坐一下，大家聊聊天，吃吃家鄉的食物來解鄉愁，所以黛安娜的生意一直還可以過的去。而也是因為大部分的菲律賓人都在她這裡進出，自然而然的，他們都會將所有遇到的問題向黛安娜傾訴，黛安娜每次也都盡可能的幫助同鄉將問題一一解決。
黛安娜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她的個頭就如同大部分的菲律賓人一樣嬌小玲瓏，但是她所散發出來的能量卻是非常的巨大，讓那些急需幫助的人，即時地感受到她的溫暖與熱情。她知道以一個外國人來說，在沒有任何資源的情況下，想要去出手去幫助同鄉，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此，她在處理同鄉的問題的方式，便不像一般人是用爭吵、抗爭等直接衝撞對方的手段來處理事情，她是以請託、咨詢、協調及安撫等柔性的方式來完成她的工作，在印象之中，她處理過許多外勞的案子，包括勞資糾紛、私人感情問題等等，她也都學會善用公部門的資源，請主管單位介入協調，因此，每一次她也都達成她想要的目標，幫忙了那些急需要幫忙的人。
或許是黛安娜也曾在海外工作被欺侮的經驗吧，黛安娜對於同鄉們有難需要幫助時，她總是會盡全力的協助他們。這一種方式不成功，便立即轉換另外一種方式，除非是已經無技可施了，不然她總是不會放棄任何一絲可能的希望。
曾見她為了一個被雇主誣陷竊盜的同鄉到處奔波求援的樣子，充滿了如同社工人員般的那總衝勁與強烈的使命感。她先是找修女、找教會協助，見效果不彰後，又立即找到協會求援，後來更主動連絡MECO(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找官員來求援，不達目的，似乎是不會罷休的精神，感在令人非常敬佩。
但黛安娜也並非每一次都成功的幫忙同鄉，黛安娜曾主動表示，同鄉瑪莉亞在被害的前幾個月，也曾到她的店裡和聊起有關她自已的處境，當時黛安娜極力的勸阻她，要她儘速離開那個環境，無奈瑪莉亞當時無法拋棄與割捨自已的骨肉，黛安娜感嘆的指出，要是當時有個像通譯協會的這種組織，可以在適當的時機，對瑪莉亞及時伸出援手，想必今天這一切都會不一樣吧！
黛安娜早年在海外工作時被欺侮的經驗，以及家庭生活帶給她的挫折，都無法阻止她實踐夢想的決心，她在貧困與挫折的環境中，並且一直堅持著她的信仰，從不放棄任何可能的機會。除此之外，在她實踐夢想的旅途中，還能盡其所能的，救助那些受苦受難的同鄉，這種大愛無私的精神，讓我們這些生活比她過的更富裕的台灣人，實在感到佩服與慚愧。

【作家房慧真：那是公民社會最美麗的景色】

12月31號在後勁跨年，我遇到 詹順貴 律師，他和子凌姊姍姍來遲，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午夜十一點多，正好是生祥樂隊《圍庄》專輯的首演，舞台後方投影著鐘聖雄《南風》的照片，彰化台西村捧著遺照的零餘者，誰人懂得？

詹律師懂得，他在台下聽著生祥的歌，一定特別有感觸。此行南下，他當然不是特別來參加後勁跨年晚會，29號早上九點半，他在雲林，台西居民向六輕求償的第一次開庭，結合三家律師事務所菁英的台塑陣容龐大，台西這邊只有包括詹律師在內的兩位義務律師。

我曾在台北地院旁聽過詹律師為莊秉潔老師辯護，對手也是台塑華麗的律師團，莊秉潔因為六輕附近居民的罹癌研究，被台塑以妨礙名譽求償四千萬，〈俠客行〉的 一開頭，紀錄下來的就是這個場景。私底下的詹律師，其實有點木訥，不善言辭，法庭上的他，因著一股浩然正氣打通任督二脈，辯才無礙，反而是那原本華麗的陣容，理虧氣弱，結結巴巴了起來。

2015歲末，29號上午開完六輕的庭，下午繼續往南，到高雄開撤銷茄定濕地開闢道路環評的庭，高雄市執意在黑面琵鷺的第二大棲地開路，詹律師用「開腸破肚」形容，說什麼也要擋下。隔天30號，繼續在高雄開撤銷市政府通過電鍍、酸洗公司在路竹建廠的環評案，結束後，少不了又要安撫當地農漁民自救會的焦慮。

31號繼續往南邊去，去到南方之南，到屏東恆春探訪有百年歷史的張家古厝，為劃進重劃區，可能被強拆的古厝提供法律協助。傍晚和屏東反殯葬園區、保護台鐵 舊鐵橋自救會見面，久旱逢甘霖，每一雙渴切的眼，都捨不得這場及時雨的離開，詹律師拖著深夜才趕到後勁，聽一曲林生祥，在五輕關廠的倒數中跨年。

不是跨年的夜裡，沒有煙花，而是烽火連天。從南到北，從西往東，不計其數的自救會，拔根，飄盪在被徵收、飽受污染的惡水中。這些年，詹順貴、 徐世榮、 廖本全，就像將溺之人能捉到的幾根浮木，無數雙手搭上來，短暫浮起，吸一口氣，喊一聲冤。

我確實看到，這些如樹木一樣正直不屈的人，終究也不堪負荷。採訪徐世榮時，常看他累到嘴唇發黑，他錯過生命中每一個大日子，小兒子參加大學指考時，他好幾 天沒回家，都在凱道陪著抗爭者一起守夜。他的研究室門上始終貼著一一張「100」的號碼牌，那是台南鐵路地下化東移土地徵收案，他不以教授自居，同一般居 民一起排隊陳情，對面坐的官員是他地政系的舊識，大把等待的時間，讓他更看清楚權力的真相。

先前已經病倒的廖本全老師，我在2013年的臉書找到這個，那是「818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廖本全說：「其實我昨天有一點擔心自己，因為太久沒熬夜，也有點年紀了，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撐過那個時間。但昨天還不錯，看了兩個紀錄片，結束後五點就躺下來看星星，然後想起再早之前在凱道我一直在看月亮，我在舞台後面看著每個人講話的背影，上方就是月亮，那是公民社會最美麗的景色。」

我當時的感想是：「昨天早上六點寫完稿，趕去內政部。經過一夜的折騰，有許多人體力不支，就地和衣而睡。但我看見一頭白髮的廖本全老師，猶然坐得直挺挺 的，接近中午時，廖本全老師站起來，和還留守的幾百人一一道謝，他也走到我面前，他不知道我是誰，他跟我說謝謝，那個時刻，我真的快哭了。」

大家幫忙把詹順貴律師送進立法院好嗎？不要再折損這些正義之士，廖本全老師已經病倒，別讓詹律師繼續疲於奔命好嗎？讓他能進入立法院，從源頭治本修法好嗎？

詹順貴是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政黨票13號)不分區的第三席，前兩席是工運前輩張麗芬、深耕環運的李根政，都是我非常敬佩的人，至少把他們三個都送進去好嗎？

要不然，我真的真的會哭。

俠客行──詹順貴律師專訪


(照片攝於阿里山，由蔣煥民先生提供)


法庭上，一邊是原告者台塑集團，另一邊是被告的環工系教授，因為提出六輕造成罹癌人數增加的學術研究，被台塑以「毀損名譽」提出告訴，求償四千萬。兩造的強弱判然分明，小蝦米眼看著就要被大鯨魚吞噬。危急之際，有人冒險殺入重圍，拔劍擋在弱小前頭，咻咻咻咻，瞬間扭轉情勢，削鐵如泥，原告一方的財團被逼得節節敗退。幾乎忘了身在嚴肅的法庭，武林大會的觀眾忍不住擊掌叫好。

這人是誰？「我喜歡讀《史記》的〈遊俠〉和〈刺客列傳〉，嚮往行俠仗義的瀟灑，無形中也讓我難以坐視社會上的不公不義。」下了法庭，擔任被告辯護律師，四十八歲的詹順貴收起劍拔弩張的銳氣，身形削瘦戴著金邊眼鏡的他，又像個文弱書生。不像印象裡的律師總提著黑色公事包，身著黑白律師袍的他，卻背了一個綠色登山包，莊嚴與草莽，很混搭跳tone，卻有一種輕騎上路的瀟灑，像大隱於市的俠。

這不是第一次了，詹順貴總是選擇站在弱勢這一邊。近幾年幾項獲得注目，牽涉到社會公益的案子，均是由他擔任辯護律師：士林文林苑都更案，他站在被強拆的王家這邊，在今年五月底聲請釋憲；台東美麗灣BOT開發案，他站在世居於杉原海灘的原住民刺桐部落這一邊，和台東縣政府打行政官司，目前均是縣府敗訴；中科三期、四期科學園區的農地徵收案，他站在台中、彰化農民這一邊，二○一○年中科三、四期先後被法院裁定停止開發。

美麗灣案，中科三、四期案且都是義務辯護，詹順貴分文不取律師費，「農民、原住民的經濟條件並不好，而我至少還有一些可以收費的商業官司能cover過去。我所接的case中，商業案件和環保案件的比例目前大約是3比1，曾經有一段時間是接近1比1。」我忍不住問：「這樣能賺錢嗎？」大概時常被問到這類問題，詹順貴答得直接，沒有一絲遮掩：「我的收入講出來很多人都不相信，不瞞你說，在台北生活了二十幾年，我到現在都還在租房子。我大概是年資相當的律師中，最不會賺錢的一個。」

不會賺錢也就罷了，有時送上門來的錢還會往外推，「有一家上市公司因為廢棄物處理的問題來找我，開出來的律師費是百萬元。還有在台北一個規模很大的BOT案，環保團體都反對，而這家公司曾經開高價要我當他們的顧問，只需開記者會時出來為他們背書即可，但這些案子我都不會接，因為理念上我己經選邊站了。」

「另一半怎麼想，不會希望你跟其他律師一樣賺大錢嗎？」此時，辯才無礙的詹順貴幾度欲言又止，「ㄟ……如果能夠賺很多錢最好，要不然至少要有很多時間可以陪她……金錢和時間兩樣我都沒辦法給，我們因為個性不合離婚了。」濟弱扶傾的崇高理念不是人人都能理解，或許遊俠注定仍然要孤獨上路。離婚後，讀小學的兒子跟著前妻生活，「今年夏天我打算帶他到台東美麗灣走走，讓他自己到現場觀察，在靠海那麼近的地方蓋大飯店，適不適合。」

之所以總是能關懷弱勢，卻顧所來徑，詹順貴有個藍領背景，出生於中部鄉村，祖父是佃農，身為長子的父親很早就要到工廠做工幫忙家計。詹順貴也是長子，下有兩個妹妹，「大學時我就開始兼家教，賺自己的生活費。我原本對文史比較感興趣，但大學聯考時，家裡希望我讀比較有出路的法商，以前台大法律系並非第一志願，我只是剛好分數落在那裡。但即使讀了法律系，我還是花很多時間去旁聽文史的課程。」

來到詹順貴的辦公室，整面的書牆，地上還有一落落待整理的剪報。同事務所的律師李明芝說，「律師的養成系統很封閉，一般律師只注重法律上的專業，不像詹律師的閱讀十分廣泛，他非常忙碌，但每天都要讀好幾份報紙。」詹順貴從書架上隨手抽出兩本書，說是正在看的：《雜食者的兩難》、《欺騙的種子》，都是最近才出版的科普新書，可見他常逛書店。

始終醉心文史，志不在法律，因此大學畢業後，詹順貴沒有馬上去考律師執照，而是在銀行擔任法務工作。「一開始不覺得非考執照不可，一九八八年我進銀行的起薪已經有三萬五，優渥的薪水，輕鬆的工作，很容易安於現狀。但在銀行裡比較大的法律案件，上面並不會聽我們的意見，反而要額外聘請知名大律師來裁決，所以我被刺激到了，才發憤圖強準備律師考試，考上就離開了。」

不甘於示弱，對於俠客而言，激將法往往奏效，「刺激」改變的不止是從安逸日子歧出的人生跑道，詹順貴的賞鳥興趣也是一次「刺激」的促成：「我國中時是童子軍，常接觸大自然。大學時就參加了登山社，征服了很多大山。有一次社團邀請鳥會的解說員來演講，他帶來好多鳥的照片，這些地方都是我登山時走過的，但我不曾發現有這麼漂亮的鳥，『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我就跑去參加鳥會，後來也變成解說員。」

剛當律師的那幾年，詹順貴假日帶隊去賞鳥，平日也沒閑著，上班午休時他還抽空到心路基金會當志工，協助學齡前智能障礙的兒童吃午飯、飯後刷牙，等這些孩童午睡了，他再回事務所上班。「會去當志工和賞鳥是同樣的原因，因為和律師的反差很大。到了法庭上，律師就是要繃緊神經地爭辯，賞鳥的時候卻要靜下來，同樣地，智能障礙的孩子表達能力弱，去那邊就是陪伴他，不必一直講話。」

一開始接觸到的都是商業案件，律師好辯善鬥的嗜血生態和詹順貴的體質不合，賞鳥、當志工都是平衡的方法，怎知柳暗花明又一村，從當志工進而注意到智障者的法律弱勢，他擔任智障者家長總會的律師長達十年。而賞鳥更是讓他才開始關注環境議題，「一座山征服後就不會再去，賞鳥的話就會同個地方重複去，才會注意到環境被人為破壞。從一隻鳥，看到周邊與牠相關的自然：灌木叢、一棵樹、整片山坡地，慢慢地放大放大，再到整個台灣土地。」

隔幾天，我們來到阿里山，三天兩夜的行程，由詹順貴帶隊，同行的都是關注環境議題的年輕律師，去年原班人馬的行程是台東美麗灣加上屏東阿朗壹古道，今年則是針對阿里山三合一BOT案而來，一同前來的李明芝說：「法律人最常紙上談兵，但詹律師很重視律師要深入當地暸解情況，特別是環境的案子，這樣才能感同身受。」另一位同行的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律師陸詩薇說，「受到詹律師的影響，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年輕律師願意投入環境議題的案子，不會一味只想要賺錢而已。」

「〝to-meet-you〞，冠羽畫眉的叫聲聽起來也像〝吐米酒〞；當牠遇到危險時，就會發出像機關槍〝噠噠噠〞的警戒聲。」於萬木參天的森林裡，詹順貴聽聲辨位，在樹梢的是白耳畫眉，三點鐘方向的是青背山雀，藏在灌木叢裡的是栗背林鴝，在我耳裡盡是無差別的鳥叫，於他卻是高低音快慢板合奏的交響樂。

脫掉西裝領帶與律師服，詹順貴的肩膀鬆了，步履輕了，但肩上的綠背包，猶然是我在法庭裡看到的那一個，仔細一看，可能因為時常負重，背帶接縫處已有些脫線起鬚，還用著，可見他的惜物。一般賞鳥者通常配備昂貴的攝影設備，詹順貴手上只是一台陽春小數位，攝下一枝草一點露，也攝下八八風災後掏空的鐵軌、大飯店超限利用的山坡地。

連著兩天詹順貴身上穿的都是貓頭鷹圖樣的T恤，同行者有一個人連兩天跟他穿得一模一樣，很明顯是情侶裝，那是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的秘書長林子凌。林子凌是環保界的社運悍將，揭露北投纜車在內的多起弊案，讓許多官員丟了烏紗帽，有「處長殺手」的稱號。許多環境案件，都是林子凌在第一線先上山下海查弊，再由詹順貴就法律層面切入，兩人合作無間，曾一同成功阻止澎湖吉貝沙尾的違法開發案。

林子凌個性豪邁，她背了一個印上周美青名言「奇怪耶你」的書包，笑稱自己是「流氓婆子」，在她身旁，詹順貴顯得溫和多了。兩人都是中年人了，各自有過一段婚姻，但在人前不避親密。書中自有顏如玉，詹順貴至今仍是武俠小說重度嗜讀者，千里獨行之後，真有這麼一天，真有個現代俠女會從書裡走出來，像是憨直的郭靖終於遇上了懂他的黃蓉，倚天劍遇上了屠龍刀，雙劍合璧，所向無敵。此後行俠仗義的路上，詹順貴不孤獨了。


後記：

除了打官司(義務或維生所需的)、參與環境相關的社會運動，詹順貴為了理念，還投身許多無償無酬的民間版修法，其中的「土地徵收條例」民間版草案，在2011年底官方通過的版本就有部份被採用。我問詹順貴是否打算結婚，他說：「我一直有結婚的打算，但是子凌說要等我參與修法的《溼地法》通過了才能結婚。但我想不行呀，要是十年八年才通過的話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