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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大爆炸震驚全球，蘑菇雲和遍地瓦礫的照片大家都看過了，今日來說說貝魯特大爆炸背後無名英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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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魯特大爆炸：黎巴嫩政府背後的無名救災英雄》
　
八月四日，彷如只會出現在荷李活大卡司電影裡的爆炸蘑菇雲在我們的電話屏幕上轟然炸開，好好的一個國家首都被夷為平地。這場震動全國的大爆炸肇事起因是貝魯特港口的一場大火，在貝魯特的消防員忙於救火時，猝不及防又來一場威力相當於10顆戰術核彈的大爆炸，12位正在港灣區救災的消防員罹難，首都淪陷，政府調配其餘外省消防救災隊伍前往首都救災。
　
「當大爆炸發生時，我正在貝魯特30公里外的地區消防局值勤中。」在Social Media上聯絡到現年28歲的志願消防員Khalil。據新聞報道，這場港口大爆炸的威力之大至全國也能感受到，「我們分局不在貝魯特近郊位置，但我們還是感受到了。因為總台電話通報，我那時候就知道了出事的就是港口。」30公里是一個什麼概念？大概就是香港中環到深圳灣的距離。（附加資訊，沙田到大亞灣的距離是40公里）
　
在事故發生兩小時後，Khalil所在的消防分局接到貝魯特要求增援的電話，隨後加入的Khalil加入拯救小隊時，他的隊伍已經到達港口附近的特定區域，正在拯救港口區一個被困瓦礫中的家庭。
　
「當時在港口區附近的房屋都倒塌了，有一個家庭被困在其中一棟倒塌的樓房裡，裡面有四個人，祖母、母親、和兩個女兒。」貝魯特大爆炸目前導致220人死亡，超過7000人受傷和失蹤，在被炸成焦土的首都土地上執行救援任務也是困難重重，Khalil的小隊經過長達八小時的努力才救出被埋在瓦礫中的一家人。「可惜，只有其中一個17歲的女孩活了下來。」
　
Khalil在說到這時也不禁有點黯然，然而多救出一個尚有氣息的生命也是危難裡的一點鼓舞，在大爆炸發生的中心，貝魯特港口區有更多慘不忍睹的境況，「我們在凌晨3點完成這項救援任務，然後繼續趕到港口以幫助其他部門，我們從一輛被混凝土砸碎的汽車中移走了屍體，一直待命到凌晨6點才回家休息。」貝魯特大爆炸發生之初，港口區先出現了一場火災，貝魯特本市消防局先出動撲救，現場瀰漫的煙霧再引起第二次更大型的爆炸，貝魯特方圓十里外的房屋均被炸毀，因第二次爆炸引起的大火到第二天才被撲熄。「在第二天，我們直接去了港口，之後日子我們都在那裡工作。後來我們只移走了屍體，我們試圖尋找在爆炸前試圖撲滅大火的消防員，但很不幸地我們沒法找到他們。」
　
黎巴嫩舉國上下為了一個無能的政府、一堆來歷不明的化學品和一個焚燒的港口付出了太多，「爆炸發生後人們都生氣了，當局忙於掩埋真相，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政府的腐敗，他們不希望人們知道自己這些年的所作所為。」Khalil指出，「我們還未知道大爆炸發生的原因，那應該要是一個『安全區域』，但2750公噸的硝酸銨，你能想像到嗎？」至今黎巴嫩政府黎巴嫩當局已拘捕貝魯特港口署署長、海關總署現任及前任署長等涉事官員，但依然無法平息眾怒。「為什麼不通知我們那裡存放著危險物品？我們可以協理清理那對危險化學品！」Khalil說，「政府心知肚明，他們說將貨物早在2013年運抵，因為沒有地方可以把它們運走、無法退還才暫時存放在港口倉庫區，但我們認為這是謊言。」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復興，靠的是一群自強的人民，黎巴嫩政府的無所作為讓國民都知道，國家要靠自己來保護。在大爆炸發生後，多個西方國家都對黎巴嫩伸出援手，黎巴嫩人民在國家崩壞的危機前也很團結一心，政府下台了，但好日子近了嗎？不。下一篇文章再來說說黎巴嫩的民主現狀，黎巴嫩人民的抗爭，仍然長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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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維權路漫漫，逝者家屬受監控威脅

從政府瞞報導致公眾放松警惕，到權力介入醫療診斷、核酸檢測政治化，再到封城後後勤服務缺失、社區人員冷漠瀆職，新冠疫情的死難者家屬滿懷冤屈卻求助無門。受難者眾但追責者寥寥，維權之路彌漫著威脅、恐懼和壓迫。

2月1日，張海的父親因新冠病毒並發症在武漢一家醫院逝世，終年76歲。張海的憤懣無處發泄，他注冊了微博，試圖將名字叫做“血在手中”，但是微博驗證沒通過，他索性改名為“雪在手中”，以提醒自己莫忘報仇。三個多月了，他的內心從未能平靜：

“要麼解決我的問題，要麼把我抓起來，很簡單，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如果不敢為父親的冤死去追責、去發聲，我還不如一頭撞死。我怎麼向父親交代？”

張海提出三個訴求：1.追究地方政府瞞報責任；2. 武漢政府正式道歉；3. 經濟賠償。他通過微博微信和媒體發聲、公開籌款設立遇難者紀念碑、撥打武漢市長熱線，換來的只是警察的無盡騷擾，電話和社交媒體的全面監控。

張海：微信群成警察群，嚴防抱團

他的父親張立發是一名愛國老兵，曾受到核輻射落下終身損傷。張海在微博中寫道，“害怕您問我，兒子，我這一生無愧於國家，62年在青海海晏參加中國第一個絕密核武器工程，64年試爆成功的第一個原子彈就是在這裡誕生的……為什麼？為什麼卻落得這麼悲慘的結局？”

張海聽信政府的早期宣傳即新冠肺炎不會人傳人，1月17日把父親從居住地廣東送到武漢就醫做骨折修復手術，住院一周多後就感染病毒，不到兩周就搶救無效去世。對他來說，這就是一場“他殺”。

張海形容自己從前是個一心照顧好小家庭、沒有政治理念，甚至有些麻木的普通人，直到父親的死亡帶給他無法消彌的傷痛和憤怒：

“去世的是我的父親。我很愛國，但我更愛我的父親。中國人有句老話，事情不落在自己身上，就沒有心痛的感覺。”

不過，他仍然堅信，瞞報和濫權的是基層人員，如果中央政府或者習近平知道真相，就可以公正處理他的冤情。自2月1日張海父親去世以來，武漢公安、武漢商業服務學院的人反復警告張海不要接受外媒采訪。回到深圳之後，張海多次受到深圳南山區派出所的問話。

家屬不僅不能發聲，也被禁止抱團取暖。張海曾見證一百人的家屬微信群被封，群主被警察上門訓斥。他現在所在的家屬群也充斥著網警，很難討論維權策略，大家只能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因為只要有人號召聯合超過5個人就會被抓：

“武漢有個家屬，公安到他家，明確地說，如果維權召集超過5個人，肯定要被抓。要維權，你自己去。”

武漢互助共濟會（群）的志願者張毅曾遭到警察十多次訓誡，微信群也被多次拆分解散，他告訴本台，“大陸從搞‘網格員’開始，大概有四五年，目的就是沙漠化，不讓你們聚集。警察認為，對付五個人有困難，現在就盡量讓你們一個一個的，不要互相聯系。”

據本台早期報道，基層社區安插的一名網格員要負責監視網格內15-20戶居民，如同中國歷代王朝的甲保連坐制。

劉沛恩：嚴禁發聲、威脅家人

3月底，和張海有著相似經歷的劉沛恩在武漢官員的陪同下埋葬了父親的骨灰，官員拍下葬禮照片後離去了，但是這對劉沛恩來說，只是維權之路的開始。

劉沛恩的父親劉偶清曾任武漢市糧食局書記，今年1月6日依照待遇去協和醫院做一周多的住院體檢，不料出院前一天就開始高燒不退，29日去世，死亡原因是“疑似新冠肺炎”。

劉沛恩開始在網上發文發視頻討論疫情，並接受《紐約時報》等外媒采訪，說地方官員寸步不離地跟著他領骨灰。湖北官媒《長江日報》也為劉偶清留下一篇新聞，寥寥六十字，“劉偶清系湖北省武漢市人，1961年8月參加工作，1865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謝謝你，《紐約時報》。由他們來講述父親的生平和貢獻很悲哀。”劉沛恩寫道。

他的行為引來全面監控，以及警察和社區的人上門警告他要考慮11歲的女兒的求學和生計。劉沛恩4月9日在美國視頻平台油管公示：

“我答應了警察一個月不在國內發聲，不接受境外媒體采訪，警察還提到了陳秋實。警察也簽了責任書，看緊我，我也緩和一下，進去了就沒法抗爭了。”

劉沛恩人在武漢，他深知在國內起訴政府，只會讓自己消失。關於如何有效維權，劉沛恩認為，訴苦賣慘都沒有用，政府早期瞞報信息是最關鍵的突破口，盡管多篇媒體報道和視頻被刪帖，家屬全套保留，都是鐵證。他已經醞釀好下一步計劃，但是暫時無法向公眾曝光。

一推二嚇三騙，家屬最終放棄維權

自三月初發起成立“新冠法律顧問團”，旅美公益人士、福特漢姆訪問學者楊占青收到了十多個維權申請。而維穩部門也緊隨其後，目前已有至少兩個家庭因不堪威脅放棄維權。楊占青的表弟也遭受兩次傳喚。

一位當事人的商業保險只能賠付給確診病人，醫院不肯公布核酸檢測結果，而單位領導逼迫她刪除英文媒體的采訪文章；另一位當事人的父親在隔離酒店被疏於照顧後去世，她在聯絡楊占青後遭到戶籍地派出所的長臂管轄和威脅。

本台致電微博名為“哭泣的亡魂”的逝者家屬，但是她表示不能接受媒體采訪，否則可能會危及生存。

她在這次疫情中失去了24歲的女兒，並在網上質問, “那些始作俑者、不作為亂作為的市政府官員，竟然沒有一個人被追究……但是我可以明確的告訴他們，沒有一個公正的說法，死了的人不會同意，活著的人更不會答應！”

楊占青說，家屬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政府的打壓，一方面是警察、社區、當事人工作單位的威脅。其次是取證困難，大部分醫院不願提供病例復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主動權、忌諱媒體可能會讓維權難上加難：

“大部分維權者非常被動，把自己孤立起來，很難得到社會關注。他們在群裡很少主動維權，指望著張海往前衝。一聽說張海被警察找，大家比張海還緊張。”

香港執業大律師、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認為，數據監控升級了恐懼，有十幾個人找楊占青援助已實屬不易：“比起汶川地震那個時代，大家能夠組織團結起來維權。現在打人打得太快了。整個大數據的監控管理能掌握每個人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情，把維權抗爭壓在萌芽狀態。”

鳥盡弓藏，志願者遭清算

2020年4月19日起，端點星網站的三名90後志願者被警察拘押，陳玫家人至今未收到被捕通知書，蔡偉及女友分別以“尋釁滋事”、“尋釁滋事與包庇”為由執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成立於2018年的端點星致力於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備份微信、微博等平台被刪文章。陳玫的哥哥陳堃告訴本台，至今無法確認這個案子是否與端點星有關，也沒有陳玫的下落，朝陽公安局、昌平派出所等機構輪番踢皮球，甚至律師本人也遭三個警察帶著攝像頭上門警告。

弟弟的消失讓陳堃想起了在汶川地震後獨立調查豆腐渣工程而被判刑五年的譚作人，“到底是什麼人在辦案？政府到底認為哪些事情對它有好處？哪些沒好處？沒法猜。我們不知道政府在按照什麼樣的標准在做。”

2014年，中國第一家民間教育公益組織立人鄉村圖書館被關停，理事會成員在抗疫標語上寫著“焚而不毀，向死而生”。

陳堃作為立人大學的最後一屆總干事被監視居住八十多天，期間被吊打和電擊。陳玫也曾是立人大學的學生和志願者，陳堃沒想到弟弟會在六年後經歷自己遭受過的一切。

“我相信所有志願者在一月底、二月初，不論是分發物資，還是整理信息，沒有人想過自己在做著一件有危險的事情，肯定都不是衝著 ‘我要危害國家安全’去的。到了三、四月，開始被喝茶、傳喚，甚至像我弟弟被抓。這很讓人心寒。” 陳堃發問，“萬一幾年之後，又有一場災難，那個時候如果還有人想做志願者，他還敢不敢做？”

本台致信多家志願機構是否受到官方壓力，比如“華科NCP”、“A2N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武心援團隊”，截止發稿皆未回復。

“nCovmemory”項目組是另一個系統收集、保存疫情深度報道的網站，端點星出事之後該網頁也被關閉。他們在回復網友查詢的郵件中說，成員都安好，不必掛懷，“為了規避潛在的風險，我們把網站設置成了私人可見，不再公開。”

此外還有多家民間組織自發搜集新冠患者和逝者名單，如“jilufeiyan”、“wuhancrisis”、”“新冠病毒：未被記錄的Ta們”。端點星事件後，本台多次聯絡一位身在大陸、參與“wuhancrisis”項目的匿名志願者，未再收到回復，撥打電話則是空號。

鄒幸彤認為，志願者所累積的信息在民間自由流通，是中共最不能容忍的：“中國政府在用盡一切辦法控制關於疫情的議論，鬥爭的長臂不僅是國內，還要控制國際怎麼理解疫情。它的控制角度是關於疫情的資料、信息，如果民間有它控制不了的人，哪怕僅僅是記錄，也不能容忍。”

張海於5月4日發布的籌資立碑公告，召來警察變本加厲的騷擾。劉沛恩和張海通話，勸他三思，極有可能會被扣上“非法集資”的帽子然後被捕。

5月6日，張海在微博宣布，放棄立碑紀念，將捐款一一退回。網友勸慰他，“你試過了。很勇敢。我們人人心中都有一個碑”，“留存一個信念在心底，保護好自己才有實施可能，保護好自己！”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薛小山華盛頓報道

本新聞由自由亞洲電台提供

以小制大 莊敬自強

【#香港革新論文章】❝未來，香港人會否鞏固其主體意識，克服來自中國的分化打擊？香港人會否將抗爭更聚焦於中國及其代理人網絡，直接打擊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香港人又會否強化其全球民間外交網絡，鞏固自由世界國家對香港的支持？所有這些變數，都會影響未來香港自治運動之動員能力，繼而決定香港人能否在中美新冷戰中發揮「弱者槓桿」（leverages of the weak）。❞
／方志恒 《香港革新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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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恒：「反送中」是一場香港自治運動
（原文刊於2019年10月31日《蘋果日報》即時新聞）

中國和自由世界將如何應對流水革命？香港人這一場「流水革命」，繼續牽引著全球目光。全世界人都在看，想知道香港人為何能團結抗爭5個月，依然堅定不移。

要理解今天的香港，我們應該從這個前提說起：香港人是尋求自治的「無國家共同體」（Hongkongers are a stateless nation struggling for autonomy）。只有認識到這個前提，我們才能理解「流水革命」作為香港自治運動最新篇章之時代意義，進而思考中國和自由世界將如何應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

香港人團結爭自治

按大師Michael Keating在《Nations Against the State》的經典理論，「國家」（state）和「共同體」（nation）是兩個不同概念。前者指建基於主權的政治行動機器，後者指按照共同血緣（common ethnicity）或共同價值（common values）建構而成並尋求自治的政治社群。概念上，共同體不一定有自己的國家。當共同體和國家完全（或大致）重叠，這就是我們一般理解的單一民族國家（nation-state），例如日本；當共同體沒有自己的國家，就會尋求在現有國家內實現自治，甚或爭取獨立建國，例如加泰人、魁北克人、蘇格蘭人。

歷史上，香港共同體之形成，始於1949年中港邊境管制確立後，改變了香港開埠百年來華人自由進出之情況，令香港得以逐步發展出獨特的身份認同。與此同時，戰後香港經歷了「非正式的權力下放」（informal devolution），倫敦逐步允許港府建立起各種自治權，鞏固了香港共同體之制度基礎 —— 這些自治權更在1984年由《中英聯合聲明》以國際法確認（de jure recognized）、然後在1990年由中國人大頒布之《基本法》以國內法予以成文化（codified）。到了1997年7月1日，英國人除了將香港主權移交予中國，實際上也移交了一個初生的政治共同體 —— 這個共同體的名字叫「香港人」。

不幸地，香港人和中國從一開始，就對一國兩制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香港人追求的，是在一國之下永續兩制；中國卻視兩制為過渡，最終走向中央集權之一國。此一根本差異，決定了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人時刻需要捍衛自治，不斷抵抗中國之干預和吸納 —— 由2003年反廿三條運動、2010年反高鐵運動，到2012年反國教運動和2014年雨傘運動。諷剌地，中國越加強吸納香港，香港主體意識卻在反抗之中壯大。

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就能理解到，「流水革命」實乃香港自治運動之最新篇章。對大多數香港人來說，《逃犯條例》代表著中國蠶蝕香港自治之新嘗試，旨在拆除中港之間的法制防火牆。要不是大批香港人在6月12日包圍立法會、以及美國跨黨派議員在6月13日重提《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中港政府才在本地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壓力下，在6月15日暫緩《逃犯條例》。

但整場《逃犯條例》風波，已引發香港人對失去自治的深層恐懼，促使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克服長期以來和勇之間的路線分歧，攜手合作 —— 由前線勇武抗爭，到和理非後勤支援。換言之，「流水革命」發韌於反送中，卻快速發展為新一波的香港自治運動。對不少香港人來說，除非能夠建立全面代表港人之自治政府和議會，《逃犯條例》以至任何對香港自治之蠶蝕，隨時會捲土重來。

中國推進霸凌模式

香港人之自治訴求，已經在「流水革命」中清晰表達。但香港之政治未來，始終受制於中國的對港政策。

多年來，中國面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立場一貫清晰，就是加強集權專制操控（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controls）。廣泛而言，中國對香港施行之集權專制主義，乃延伸自中共黨國對中國邊陲地區（包括新疆、西藏、滿蒙）之同化吸納政策；而此一政策，則源自中共對1991年蘇聯解體所汲取的教訓。2012年，習近平政權開始在香港力推集權專制主義，此趨勢跟中國對西藏人和維吾爾人之強力同化政策同步。

但中國的對港政策，並非只是直接施行集權專制主義那樣簡單。到目前為止，中國管治香港的模式，仍不同於西藏和新疆（中共黨國仍未直接管治香港）；香港人所面對的同化壓力，仍比西藏人和維吾爾人來得溫和（香港人仍未被關進再教育營或受社會信用系統監控）。當中原因顯而易見，卻常常被忽略，就是維持一國兩制下某種形式的香港自治，非常符合中國本身的戰略和經濟利益。

中港權貴總是吹噓「香港依靠中國才能生存」，但事實上卻是「中國經濟依靠香港金融才能生存」—— 香港是中國最主要的境外投資來源地（2018年香港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金額為961億美元，佔中國 FDI 總數74.7%）、最主要的境外上巿集資地（2018年中國企業在香港的IPO金額高達35萬億美元，佔中國企業境外集資總額79.6%）、最主要的境外銀行貸款來源地（2018 年香港各銀行對中國大陸銀行和非銀行客戶的淨債權總額高達 910億元美元）、最主要的境外債券融資平台（2018年中國企業在香港發行的美元債券總額高達723 億美元，佔中資企業境外發債總額的64.2%）、最主要的境外人民幣交易中心（2018 年香港佔全球人民幣境外交易量的79%）和最主要的境外私人財富安全港（2018年香港各金融機構管理的資產總額達3.1萬億美元，估計大部分為中國權貴的資產）。而香港對中國的巨大金融價值，只有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才能發揮，特別是當中的普通法制度、與美元掛勾的港元、資金自由流通等等。

香港實乃中國經濟賴以呼吸的「金融肺」，其金融角色對中國來說難以取代。其他中國城巿例如上海和深圳，由於缺乏香港廣為國際認可的自由巿場和法治，至今仍無法取代香港 —— 上海自貿區之失敗，未能做到當初信誓旦旦的貨幣和資金自由流動，不過再次證明中國始終找不到方法，去減低它對香港金融之依賴。

中國既要在香港推進專制集權主義、但又非常依賴香港金融，遂促使習近平政權自2012年起，採取了「我全部都要」的「霸凌模式」（take-all approach）—— 即一方面要換掉香港自治的內涵，施加更強力的專制集權操控；另一方面則保留一國兩制的軀殼，以更充分利用香港為其服務。這些年來，中國在香港推進「霸凌模式」，其實一直頗為順利，包括成功取消大批反對運動領袖的參選資格和議席、在銅鑼灣事件和肖建華事件上跨境執法、取締香港民族黨、在西九高鐵站實行中國法律等等。儘管香港本地和國際社會，都曾強烈反對這些決定，但始終無力阻止中國上下其手，一方面逐步淘空香港自治、另一方面利用一國兩制軀殼為其政權利益服務。

由此路進，我們當能明白「流水革命」成功阻擋了《逃犯條例》，實在意義非凡。因為這是中國自2012年推進「霸凌模式」以來，首次遭逢挫敗。在本地抗爭和國際施壓下，中國先被迫暫緩《逃犯條例》，其後再被迫正式撤回草案；其「霸凌模式」最終撞上牆壁，不但無法再推進，更加暴露了中國在香港的潛在限制。

首先，「流水革命」暴露了中國難以在香港動用解放軍（包括武警）。由於中國嚴重依賴香港金融，加上顧忌自由世界特別是美國的可能反應，動用解放軍血腥鎮壓香港示威，對中國來說成本實在太高；有趣地，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後來在一個場合的發言，更權威地證實了中國的顧慮。換言之，全憑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不致成為天安門、烏魯木齊和拉薩。

第二，「流水革命」暴露了中國賴以控制香港的代理人網絡（local collaborator network），無法壓服團結一致的香港民眾。由於動用解放軍（包括武警）的成本太高，中國只能依賴其代理人網絡，特別是香港警察，去平息「流水革命」。自6月以來，香港政府就採用了「準軍事警察政府模式」（paramilitary police-state mode），試圖以無差別濫打、濫捕和濫告示威者，來阻嚇巿民繼續參與示威；同時動員親中商會、政黨、社團高調撐警，並組織各種反示威行動。這種多管齊下的分化打擊策略，目標是要分化勇武派及和理非，然後再將之逐一收拾，基本上就是5年前應對雨傘運動策略。

但這次勇武派及和理非汲取了雨傘運動失敗的教訓，一直堅持「不分化不割蓆」的原則，團結一致對抗政權。到目前為止，儘管政府已濫捕了超過2000名巿民、濫告了200名示威者暴動罪，整個運動仍能保持韌力。相反，警察鎮壓已引發強烈的民眾反彈，正在摧毀中國在港整個代理人網絡的認受性 —— 中文大學在10月中進行的民調顯示，52%和49%的受訪者在信任度上，分別給予警察和香港政府「零分」。除非「流水革命」的支持基礎出現戲劇性變化，中國要單靠代理人網絡平息示威浪潮，恐怕是緣木求魚。

當「解放軍牌」（威脅血腥鎮壓）已失去威懾力、「代理人牌」（準軍事警察政府模式）又在自我毀滅之中，中國手上的牌其實所剩無幾，正面臨越來越大的讓步壓力。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就能理解為何在9月時，中國會答應五大訴求其中之一，正式撤回了《逃犯條例》，以至在近期放出撤換林鄭月娥的風聲。

本地和國際社會要求中港政府答應其他四個訴求（包括獨立調查警暴、收回暴動定性、撤銷示威者控罪和落實雙普選）的壓力正不斷增加，但中國的困局在於若然答應這些訴求，不但等同放棄其操控香港的霸凌模式，更會衝擊習近平的個人聲望。既無法平息示威浪潮、又不願意再作讓步，中國已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局。

自由世界重返香港

「流水革命」的其中一個重要影響，是重現（re-surfaced）自由世界作為香港自治的持份者角色，呈現了香港作為「國際自治政體」（internationalized autonomy）的複雜性。

基於兩大原因，自由世界國家在香港自治問題上，正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第一，中國對香港的集權專制操控，已嚴重破壞香港長久以來的自由法治傳統，迫使自由世界國家必須站起來，自行捍衛其在港利益。2016年的銅鑼灣書局事件和2017年的肖建華事件，已警示自由世界國家，香港的獨立管轄區地位已出現裂痕。直至本年初更爆發了《逃犯條例》風波，一直保障本地和外地人的中港法制防火牆面臨被拆走，終於引發在港外國商會（包括國際商會、香港美國商會、北歐商會）和自由世界國家領袖（美國政府和國會、歐盟28個國家、英國和加拿大政府、七大工業國集團領袖）的全面反彈。

明顯地，《逃犯條例》風波對自由世界國家的最大教訓，是不能再指望香港政府會保障其在港的利益，而必須自行站出來。

第二，由中國影響力擴張，所引發的地緣政治變化，正促使自由世界國家改變其對香港自治的立場。近年，中國透過經濟投資和境外統戰工程，積極對外擴張影響力，令自由世界國家必須回應。在這個地緣政治脈絡下，香港由原來連結中國和自由世界的地緣政治中立地帶，轉變為抵抗中國影響力擴張的最前線。美國對港政策在過去數月急速改變，就是最佳的說明。

今年初，時任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高調宣示，香港自治對美國的自由開放印太戰略非常重要；隨著反送中升溫，美國政府和國會領袖全面支持香港的「流水革命」，包括白宮高層多次接見香港民主運動領袖、將香港納入中美貿易談判議程、眾議院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等。隨著中美新冷戰在貿易、科技、安全等多方面全面開打，香港自治也成為中美攤牌的新戰場。

總而言之，香港自治不止是國內問題，也是國際問題。過去幾個月，《逃犯條例》風波已充分證明，香港自治的未來，不單取決於中央地方互動（central-local dynamics），也受制於全球地緣政治（global geopolitics）。自由世界國家，特別是作為全球領袖的美國，將如何應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必將影響香港之未來。

如何發揮弱者槓桿

香港自治之未來，取決於香港人、中國和自由世界的三方複雜互動，而每一方又受制於一系列相互關連的變數，因而充滿不確定性。

中國對香港自治之應對，始終取決於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當中涉及了一系列的變數：經濟債務危機和資本外逃，會否衝擊中共黨國之穩定性？中國能否有效維持和掌控在香港的代理人網絡？中國又能否應對多個中國邊陲地區，包括新疆、西藏、香港和台灣，同時出現不穩？這些變數互相影響，將決定中國能否集結足夠實力和資源，去繼續推進（抑或被迫調整）其對香港自治的「霸凌模式」。

自由世界對香港自治之應對，則取決於各國對支持香港自治之意願和力度，當中尤其涉及美國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地緣政治戰略：美國將採用何種戰略，去遏制中國影響力擴張，而香港在這個地緣政治棋盤上又有何角色？美國會否積極地運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下的工具，包括每年認證機制和官員制裁，去介入香港自治運作？美國又會否聯合其他自由世界國家，例如七大工業國集團，在香港自治問題上聯手向中國施壓？我們需留意所有這些變數，以評估自由世界國家對支持香港自治之意願和力度。

香港是地緣政治上的共同邊陲（overlapping periphery），其自治狀況始終受制於大國政治，特別是中美兩國。但香港人作為細小的共同體，如果能團結地、也有智慧地爭取，則仍然有能力影響地緣政治格局 —— 香港人在過去幾個月，就成功做到這一點。

未來，香港人會否鞏固其主體意識，克服來自中國的分化打擊？香港人會否將抗爭更聚焦於中國及其代理人網絡，直接打擊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香港人又會否強化其全球民間外交網絡，鞏固自由世界國家對香港的支持？所有這些變數，都會影響未來香港自治運動之動員能力，繼而決定香港人能否在中美新冷戰中發揮「弱者槓桿」（leverages of the weak）。

對無國家共同體來說，自治之路必然是崎嶇漫長，過程總是數以十年甚至百年計。但若然香港人決心尋求自治，就必須昂首迎接這個沉重挑戰。《想像的共同體》作者安德森曾寄語，「我走不下去了，但我會走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這應該是香港人在未來漫漫長路上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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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香港前途宣言／方志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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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方志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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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香港革新論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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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香港革新論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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