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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後四 day2]

圓峰山屋很小，裡頭擠上17個床位，平躺一轉身就會碰到隔壁山友，加上整晚打呼人口、講夢話人口甚多，這讓容易醒的我整晚沒睡好，睡眠品質低落。

凌晨四點起床，四點50多才懶洋洋的出發。

如果要一次完成東小南、鹿山及玉山南峰，有兩個方式比較順路:一是順時針依序完成玉山南峰、鹿山及東小南山，二是逆時針東小南、鹿山及玉山南峰，由於想到東小南沿路稜線看日出，我跟W君選擇後者。

12月下旬，入冬的玉山，晚上零度左右的氣溫，清晨幾乎都可以看結霜的草叢。尤其在我們到達之前的前幾天，聽說是路面結冰，導致有些山友開心的上山，卻因為沒帶夠裝備，意興闌珊的下撤。

好險，這兩天都是好天氣。

好天氣沒下雨，離圓峰山屋很近的東小南山，一個半小時就可以到達，只是沿途稜線上的風速強勁，帽子需要帶好帶滿保暖，而滿心期盼的到達三角點，卻沒有想像中的畫面，遠遠那頭的陽光被雲海遮住了光芒，天亮了沒有日出。

風速估計50km/hr，空拍不敢拿出來飛。

招架不住，拍完照就悻悻然離開東小南山，走向傳說中的鳥山---鹿山。沿路還在開玩笑說，爬完鹿山，就收完四大鳥山，可以出一篇鳥山評比文章，卻被W君提早破梗，「聽大家說，排名就是小劍、鹿山、屏風、合歡西」，欸，修但幾咧，爆雷一時爽，一直爆一直爽。

說起來，鹿山真的很怪，他是在連峰的倒數第二峰，以高度來講，不是最高，連峰其他有比他高的，以距離來講，也不是最遠的那個，但足以讓人沿路惱怒，「蛤，這個居然是假山頭」，一直懷疑這個百岳，到底是怎麼選出來的，我想著想著，下坡下坡，就到了。

從南峰叉路之後，居然下坡600多公尺，到達百岳(?!)，這才恍然大悟，苦的是回程，這才是鳥山的奧義，媽德發課 infinity。

小歇一會，再從鹿山往南峰，最累的課題。一路上坡，走到人生的絕路，欸不是，是把生活瑣事都想過一遍再一遍，還是能感受到在上坡，上坡到沒朋友、上到突破天際，眼神失焦。

860公尺的上升，約莫240多樓，才到達最後一站玉山南峰，他們照片裡的壯闊景色，我的是一片白牆。

這一晚，累到沒食慾，累到吐。

Day 2時間軸

0454圓峰山屋
0546南峰岔路
0615東小南登山口
0625東小南山(3744m)
0632東小南登山口
0710鹿山南峰岔路
0942鹿山(2981m)
1012離開鹿山
1339鹿山南峰岔路
1421南峰岔路
1438玉山南峰
1558圓峰山屋

註：往鹿山需經岩體，建議雨天及結冰路面不適合前往

#不過最鳥還是小劍山莫屬
#玉山後四 #東小南山
#玉山南峰 #鹿山
#justgotraveler

錦繡之城：兩千年蜀錦傳承與成都錦官城｜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中國古代絲綢的歷史非常悠久，四川巴蜀之地的先民們很早就種桑養蠶，最早的古蜀國君主就號稱「蠶叢氏」。「蜀」字起源若從甲骨文考索，有一種說法也解釋為蠶蟲，代表當地是手工紡織的起源地之一。而蜀錦是古代絲綢品中一種高檔錦緞，今天很多人因為唐代大詩人杜甫的名句知道四川成都有「錦官城」的別稱，但蜀錦究竟何時產生，為什麼成都被叫錦官城，蜀錦在歷史上的演變和功用，都值得今天人們回味和探究一番其中的淵源。

精美的蜀錦

一、成都什麼時候開始生產蜀錦？

古代絲綢的歷史非常悠久，四川巴蜀之地作為中國古絲綢的起源地之一，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來說，關於中國絲綢的如何起源一直是一個比較有爭議的話題。正如古代傳說中教會人們種桑養蠶的蠶叢氏是古蜀人，畢竟是傳說故事。同樣，關於軒轅黃帝的妻子嫘祖教會世人紡織也是傳說，而且嫘祖的故里西陵到底在哪裡說法不一，但有一種說法就是今天江油市的鹽亭縣，她也是古蜀人。

古代傳說無法作為確信的史實，但能夠側面說明四川與絲綢紡織起源的某種關係。而且，古印度地區也早在春秋戰國時候就有中國絲綢通過以四川、雲南為重要媒介的南方絲綢之路輸出，南方絲綢之路產生於秦漢大一統之前，也是客觀事實。

錦緞作為高級絲綢品種，原本並非四川地區獨有，著名建築學和營造學大家朱啟鈐的《絲繡筆記》中說：「蓋春秋末時蜀未通中國，鄭、衛、齊、魯無不產錦。」又云：「自蜀通中原而織事西漸，魏晉以來蜀錦勃興……」西漢時，蜀錦品種已經因為花色繁多，品質優秀而行銷中原和海外。三國蜀漢時期譙周在《益州志》記述：「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盛於初成」。兩漢到三國，蜀錦的地位一直在國內高級絲綢品中遙遙領先，成為中國優質絲綢品的代言人，也創下歷史上的巔峰榮譽。

三國蜀漢時期，丞相諸葛亮把蜀錦生產放在重要位置，蜀錦不僅是對外貿易的商品，而且也是軍費開支的來源。《太平御覽》引《諸葛亮集》：「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據資料顯示，成都聚集的錦緞織工多達7.6萬人，直到蜀漢滅亡時，庫存的蜀錦綢緞依然多達20萬匹。雖然當時三國之間互相敵對，但像蜀漢和曹魏對蜀錦的貿易一般沒有中止，以曹睿等君主和貴族生活崇尚奢侈，他們對蜀錦卻非常鍾愛。雖然蜀漢北伐階段會中斷貿易，但很多曹魏商人卻會冒險走私大量蜀錦，有時候貴族的需求量大，曹魏官府還會從吳國採購蜀錦，哪怕滿足東吳從中賺取差價。而東吳從劉備入川以後，雙方就開始展開蜀錦貿易。後來劉備伐吳，雙方一度敵對，但諸葛亮恢復與孫權通好以後，貿易就淵源不斷，成為支撐蜀漢經濟的重要渠道。

通過以上，其實大體已經可以了解蜀錦在古代的主要功用，大部分是用於貿易，而變相來說是用於皇帝、貴族的封賞和體現奢華，能夠穿戴蜀錦的無疑都是貴族顯宦。

看到古代諸多文獻資料對蜀錦等高級綾羅綢緞的各種讚美，以及歷史上廣受歡迎，其實並不說明這些高級絲綢品的普及程度非常高，恰恰相反，古代絲綢基本沒有流通民間。儘管全國很多地方都有大量民間百姓加入絲綢生產，紡織技術非常普及，但民間很少有人穿得起綾羅綢緞。之所以大量百姓都會生產紡織各種布匹綢緞，主要是提供給官府充當賦稅，尤其南北朝到隋唐實行租庸調制，一是繳納穀物，一就是繳納布帛。

從古到今，蜀錦通過官方貿易到塞外諸國是一大渠道，正如很多史料提到絲綢之路貿易，不論北方草原之路還是南方海路都如此。例如西域一些邦國的蜀錦都普及，如張騫出使西域見到當地流行蜀錦。好比如今眾所周知的精絕國發現的國寶級文物《五星出東方錦護膊》，是漢代蜀錦體現「五色輕絲」高超技法的一級品種，絕無僅有的實物證明。

著名的五星出東方是漢代蜀錦工藝的實證

南北朝之後，唐代蜀錦技術有很大發展，依然主要用於皇室用錦、貿易用錦，蜀錦的流傳進一步遠銷到日本、高麗、新羅和波斯。唐代蜀錦保存到現代的有團花紋錦、赤獅鳳紋蜀江錦多種。北宋再次建立成都府錦院，繼續以貿易輸出為主，尤其南宋半壁江山依然保持富庶與蜀錦的暢銷不無關係。元明以來品種應用更廣，可從元代《蜀錦譜》中窺見一斑。

二、錦官何時出現？成都＝錦官城？

成都織錦生產源遠流長是沒有多少爭議的，但是，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錦官，說法有兩種，但兩種說法並不完全割裂。一種比較冷門的解釋，因為四川蜀錦在先秦時期就已經頗有盛名，古人利用流經成都的江水濯錦，色彩明亮鮮豔，而且人數非常多，江水經常呈現五光十色，豔麗似錦，習慣上就稱流經成都的江水為錦江。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張儀、司馬錯等人率大軍攻佔巴蜀。不久，張儀和張若修參考咸陽城而修建成都。有鑑於古蜀以蠶桑紡織著稱，為富庶之地。秦國佔據巴蜀奠定超過中原六國的實力基礎，所以，張儀所建的成都城本就是一座突出商業特徵的城市，於夷里橋南立錦官，專門在蜀錦發達的成都管理蜀錦織造。因此這一說法認為，錦官早在戰國後期就已經出現。

雖然不能完全肯定這一說法的真實性，但西漢張騫出使西域的時候，的確在外邦見到有精美的蜀錦流傳，基本是事實。蜀錦流傳西域的客觀實證，也是凸顯古代絲綢之路名揚天下的一個重要依據。西漢武帝多年開疆拓土，因為張騫出使得到市場需求，為了通過貿易絲綢充實國力，進一步加大蜀錦的生產和管理，再次設立錦官，西漢中期將錦官制度化可能更有說服力。

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提供了秦漢時期紡織機的證據

但另一種流傳比較廣泛的說法，還是三國時蜀漢專門在成都設立錦官，以集中管理織錦工匠。從兩漢到蜀漢時期，成都的織錦手工業特別發達，南北兩條絲綢之路都不斷輸往外邦，蜀錦美名遠揚。蜀漢在三國中處於弱小，蜀錦是對外貿易、支撐經濟的主要商品，因此專門設置「錦官」集中織錦工匠，規模化地進行蜀錦生產，並特別築城以保護蜀錦生產，被稱為「錦官城」，後人簡稱「錦城」。

南朝蕭梁的李膺在《益州記》裡寫道：「錦城在益州南、笞橋西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也。其處號錦里，城墉猶在。」顯然，成都的確專門為生產蜀錦開闢過一處比較封閉的地方專門叫錦官城，位於城南錦里、其實不完全就等於今天的錦里，而是以老南門大橋以西的一個片區，而錦官官署含糊其詞是「流江南岸」。據《成都街巷志》等書籍考證推測，從今天錦里背後到百花潭一帶都屬於錦官城，而錦官官署大概位於成都以南某處，具體位置測可能是成都百花潭公園以南介於武侯祠之間的某個地方。

據資料顯示，「錦官城」南的織錦工場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工藝技術水平最高的官辦織錦工場。成都東南一直延伸到雙流華陽一帶，還聚集有許多民間手工業織錦作坊。總之，成都城南是最集中、最興盛地區。後來為方便官員和客商往來運輸蜀錦，專門設立錦官驛，是歷史上成都最大的驛站之一，大概位於著名的九眼橋一帶，附近的碼頭也是成都古時候最大的錦江碼頭，著名古詩「王浚樓船下益州」，就是從成都城東南的碼頭出發。

到唐代，巴蜀之地以及成都的工商業一直繁華興盛，號稱「揚一益二」。巴蜀是支撐長安、洛陽京城的經濟重鎮，所以唐玄宗、唐德宗、唐僖宗遇到危難都會往四川逃跑。杜甫的著名詩句「花重錦官城」之所以流傳千古，因為杜甫的優點一貫寫實，他居住在成都城西浣花溪一帶，能夠看到當時錦官城的優美環境，唐朝成都的芙蓉花有名正是從錦官城開始。

杜甫是喜歡花花草草的人，他的草堂周圍樹木，花草，都是他到處向別人要來種子親自種的，所以寫下當時見到城南錦官城花團錦簇樣子。但錦官城並不指整個成都，正如杜甫的另一名句「錦官城外柏森森」，是寫錦官城之外紀念諸葛亮的祠堂。而到五代後蜀的後主孟衍，才把皇宮所在皇城四周也種上芙蓉花，成都就因此流傳蓉城的美名。

成都浣花溪是古代織女們濯錦的地方

唐朝時期的蜀錦在新羅、高麗、日本等地也十分風靡，尤其日本專門流傳「蜀江錦」這一獨特稱呼，在京都正倉院、正隆寺均珍藏有不少高檔精美的蜀錦。從貞觀時期開始，流行古代書法藝術的「文字錦」，例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之類。

當時，由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竇師倫主持設計的一批蜀錦圖案式樣，被唐代宮廷作為內庫織錦的標準範式。竇師倫作為一流蜀錦織造專家，早年是秦王李世民府上的屬官，但他並不是四川人，而是關中望族竇家一份子，據說父親竇抗是李淵之妻竇氏的堂兄。竇師倫廣泛吸收西域地區的圖案技法，設計出許多精美款式，以對稱圖案為基礎，一直風靡到唐代後期。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記載：「竇師倫，…敕兼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凡創瑞錦宮綾，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樣。太宗時，內庫瑞錦，對雉、鬥羊、翔鳳、游鱗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後來新疆吐魯番、青海都蘭等地都出土過這種蜀錦，如新疆出土的國寶《五星出東方錦護膊》《黃色連珠龍文綾》都是精品。如前段時間五星錦才用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的漢代織錦機重新仿製修復了全部圖文，而《連珠龍文》的背後明確寫有景雲元年(710)雙流縣字樣，都能證明蜀錦的風靡。當時唐朝的貴族女子大都以擁有一件「陵陽公錦」為時髦。

唐玄宗以後，四川地區生絲產地以果州(今南充)、保寧(今閬中)等地著稱，成都主打產錦，如貢品五彩背心在長安每件價值百金。唐朝後期南詔屢屢騷擾成都，多次強行帶走許多蜀錦工匠，使南詔地區也廣泛流行蜀錦，客觀上擴大蜀錦和紡織技術在雲南民族地區的傳播。

宋代蜀錦依然興盛，每年十二月中，專門以四月號稱「錦市」，分門別類生產不同的錦緞，貢品生產有花式和標準，用來市馬的花式圖案又有區分。《宋史．輿服志》中，寫了各級官吏服裝用錦的不同品種。如：「中書門下、樞密、皇親、大將軍以上，天下樂暈錦；三司使、學士、中丞……諸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雕細錦；三司副使、宮觀判官，黃獅子大錦……凡七等。」基本都是以蜀錦為普遍。北宋流行過一段時間上元節穿的「燈籠錦」，寓意一種五穀豐登的吉兆，也是蜀錦。相傳仁宗的張貴妃穿上燈籠錦，皇帝很喜歡，貴妃趁機告訴仁宗說是名臣文彥博設計的，仁宗十分高興，就把文彥博進一步提拔重用。這個故事記錄在梅堯臣所作《碧雲騢》中，因為張貴妃父親當年曾經是文彥博府上的門客，為了幫助文彥博提議用蜀錦討皇帝喜歡。

宋代開始流傳流水落花錦體現了文人雅趣

文彥博這個故事也標誌了蜀錦開始增添許多文人士大夫的審美風尚，宋代蜀錦的一些風格開始轉變，最著名的就是「流水落花錦」，似乎來自李煜的名句「流水落花春去也」，以梅花和桃花圖案夾雜波浪紋為主，這種蜀錦一直到明代都十分風靡，而且其他各地錦緞都大量山寨、仿製。也是從宋代起，以蜀錦為標竿，其他地區織錦開始興起，如打著宋錦旗號的江南地區，尤其南宋主打杭州、蘇州的紡織工業，充分借鑑蜀錦的工藝，迅速提升，成為宋朝織錦的代表。但其審美和工藝基礎是蜀錦，正如南宋大詩人陸游來到成都以後，也曾在《晚登子城》詩中感慨：「錦機玉工不知數，深夜窮巷聞吹笙」。

到清代，四川的蜀錦和其他紡織品生產都是全國重鎮，即使太平軍一度佔據江浙十餘年，也以大量生絲和絲綢品遠銷海外賺取利益。而清朝方面就把「織造府」(即著名的江南織造局，曹雪芹祖上出任的)轉移到成都。據《清朝續文獻通考》記載，光緒年間，「成都有機房二千處，織機萬餘架，織工四萬人；絲織品佔全川總額百分之七十，成都以產錦為主」，有「晚清三絕」的「月華」、「雨絲」、「方方」錦。

四川的手工紡織業在西洋機器布匹大量進入以後，曾掀起過著名的土布洋布之爭，一度受到很大衝擊，跟著也順應歷史趨勢進入縫紉機為代表的機器時代。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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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的建立者：夏啟｜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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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史稱夏啟，生卒年不詳，大禹子。禹病死後繼位，成為中國歷史上由「禪讓制」變為「世襲制」的第一人。在位9年，病死，葬於安邑附近。

屈原的《天問》中說，禹巡治洪水，走遍四方，一次，偶然與塗山氏相遇於台桑，旋即分別。懷孕的塗山氏女在傷念中生下啟後就死了。所以，啟生下來就失去了母親，是個苦孩子。禹死後，啟破壞了禪讓制，自行襲位，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夏。從此，原始社會宣告結束，開始了奴隸社會，啟也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帝王（有的史學家認為禹是第一個帝王）。他放棄陽翟，西遷到大夏（今汾澮流域），建都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

「夏啟」身份新說

許風申

一、從對「夏啟」評價的分歧說起
夏啟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的建立者，無論是從歷史文獻記載還是從學者研究的角度來看，啟為禹之子似乎已成定論。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傳說中的人物，歷史評價卻褒貶不一。

《孟子·萬章上》說：「丹朱（堯之子）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與不肖，皆天地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上》還提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中也說，夏後啟與有扈氏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後伯啟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上述啟賢的說法，經過司馬遷《史記·夏本紀》固定下來，在大多數人看來，啟稟承天命，贊繼大禹之道，順利地實現從禪讓走向世襲，實在是眾望所歸，啟無疑是歷史一個重德修賢的聖明君主。

即使在神話傳述中，啟也是一個神通廣大，能與天帝交通的聖賢之神。《山海經·大荒西經》中說：「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楚辭補註》對此解釋說：「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能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贊敘其業，育養品族，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故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

但我們同樣注意到歷史文獻與傳說中對啟的評價卻有截然相反的一面。《戰國策·燕策一》說：「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為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墨子·非樂上》說：「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大，天用弗式。」《淮南子·齊俗篇》中說：「昔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總之，夏啟似乎又成了一個不足以任天下的德薄之人，他破壞了原有的禪讓制度，將天下變成私有，繼位後又淫逸無度，黨同伐異，實在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無恥之徒。

為什麼歷史上的啟為什麼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呢？除了古史辨學者顧頡剛先生所指出的先秦諸家為了宣傳自己的學說思想而「競奇鬥巧」的因素外，是不是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呢？



二、「杜宇、鱉靈」神話的啟示
古代蜀地，同樣流傳著一個「鱉靈」治水的故事。

《太平御覽》卷八八八引漢時揚雄所著《蜀王本紀》說：

蜀王之先名蠶叢，……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地井中出，為杜宇妻。宇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復出。望帝積百餘歲，荊有一人名鰲靈，其屍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屍至蜀復生，蜀王以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鰲靈決玉山，民得陸處。鱉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鱉靈，委國授鱉靈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

關於這則神話，早有學者懷疑它和堯舜禪讓、大禹治水等傳說之間的關係。童書業先生認為這段故事顯然就是雜採中原神話編造而成，所謂杜宇就是禹，而鱉靈就是鯀。近來又有學者懷疑鯀、禹、啟就是該神話中的鱉靈，並判定鯀、禹治水和鱉靈治水的神話是同一神話分化的結果。

探討兩則神話間的相互影響關係，顯然已超出了本文的範圍。真正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此則神話中提到的杜宇、鱉靈禪讓的原因：鱉靈治水，望帝卻乘機與其妻私通，自以為薄德，於是委國授鱉靈而去。其它歷史文獻上也有相大致相同的記載，《說文解字·四上》說：「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慚亡去，為子巂（規）鳥，故蜀人聞子巂鳴，皆起雲望帝。」《華陽國志·蜀志》也說：「望帝使鱉冷（靈）治水，而淫其妻。冷還，帝慚……。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

杜宇與鱉靈作為蜀人的祖先，同為後世人們所敬重。至今在郫縣西南一里多路，還可見到望業地祠的遺蹟。有望帝陵和業帝陵，兩陵相對，以前人們在這裡祭祀望帝（杜宇）和業帝（鱉靈），祀典極為隆崇。但兩人關係實在曖昧難辨，上所引《蜀王本紀》說：「望帝去時，子歸鳴，故蜀人悲子歸鳴而思望帝」。《說郛合刊》卷六十輯《寰宇記》說：「望帝自逃之後，欲復位不得，死化為鵑。每春月間，晝夜悲鳴。蜀人聞之，曰‘我帝魂也’。」後人多疑杜鵑有冤，恐怕杜宇、鱉靈禪讓故事背後隱藏著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所謂杜宇和鱉靈妻私通的說法，難道是承繼杜宇的鱉靈或其開明王朝為貶低杜宇而偽造出來的，還是真有其事？古史渺遠，我們不得而知。但無疑，禪讓傳說並非像我們以前想像的那麼簡單。

再回到我們先前的話題，結合我們大家所熟知的堯舜禹禪讓傳說來看，如果說《蜀王本紀》中所記載的鱉靈就是禹的原型，那麼故事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杜宇又會是誰呢？我們不妨假定他就是舜，看看接下來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三、舜禹「禪讓」傳說的推原
舜在承繼堯的帝位以後，首先借治水無功、不用帝命的名義除掉了意欲造反的鯀，將其殛之於羽山。這也就是《書·洪範》所說的，「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關於禹興的原因，《淮南子·原道篇》說：「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之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由此可見，禹通過思父之非，修德保民，又重新獲得了民眾的擁戴。這使舜又重新感受到了來自禹復興對自己權勢所帶來的嚴重威脅，為了根絕後患，舜於是精心策劃了一場「借雞生蛋」的好戲。

舜命禹繼續治水，《書·皋陶謨》大禹曾這樣說：「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關於其中「辛壬癸甲」四字，孔安國解釋為：「辛日娶妻，至於甲四日，復往治水。」後來學者多從此論。表面看來，似乎是大禹為了完成治水任務，新婚三天便捨棄婚妻子，急急忙忙踏上治水的徵程。而後，啟十月而生。世上難道竟然有這樣的巧合？

我們推測，實際上可能是禹難違帝命，間不容髮。《史記·夏本紀》說：「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舜借治水之故，將禹支開，乘此機會機與禹的妻子塗山氏私通，生下了後來的啟。原來所謂的「啟」竟然是舜帝之子！

重新明確了啟的身份，那麼以後的諸多迷團也就迎刃而解了。《楚辭·天問》洪興祖補註引《淮南子》說：「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清代學者馬驌《繹史》卷十二引《隨巢子》也說：「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轅轘轅山，化為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實際上，這則母死子出的神話核心並不是啟的出生，而在於禹妻的化石而死。塗山氏見到自己的夫君，羞愧於自己的行徑，觸山而死，這才是事情的真相。

接下來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舜帝因為其子商均不肖，又以禹治水功高，且能平定三苗之亂，所以便作個順水人情，「薦禹於天，為嗣。」這樣既滿足了禹的要求，又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舜帝這一看似完美的計畫不幸被禹的同姓諸侯有扈氏所知，所以他極力反對禹傳位於啟。這時的禹進退兩難，雖然懷疑啟的出身，但遠古時代不像現在可以有條件作個親子鑑定，況且自己只有啟這一個名義上兒子，只得盡力平息這一謠傳。所以《莊子·人間世》說：「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至於啟是否真為自己所生，只能憑由天命了，如上引《戰國策·燕策一》所說：「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為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啟由於得雙方的共同支持，所以「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於是，夏啟作為「兩君之子」便順利地繼承了王位。

可是那個有扈氏仍然不知好歹，繼續散佈啟為舜的所謂「謠言」。這是夏啟絕不能容忍的，這也就是《書·甘誓》所說的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啟）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事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故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故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淮南子·齊俗篇》說：「昔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其實有扈氏也有自己的打算，無非是想借此證明自己才是禹的真正後代，從而獲得對整個部族的控制權，但由於實力不濟，最終被夏啟所滅。

說到這裡，我們同樣可以明白，歷史上夏朝初期「太康失國」以後，為什麼少康最終借助舜的後代姚姓有虞氏國的力量來實現復國的願望，其中的原因恐怕也得追溯到他的曾祖啟的特殊身份上罷了。

必須聲明，啟為舜之子只不過是我們根據古史傳說材料所提出的一個假說，雖然有擺弄古史材料之嫌，但這樣的一個假說對於我們理解傳說時代的歷史是不是毫無意義呢？



四、「夏啟」身份假說的意義
舜是神話中的帝嚳和殷民族祭典中的高祖俊，這一點已被郭沫若等學者通過甲骨文研究所證實，大多數學者認為舜就是東夷殷民族傳說中的祖先。鯀禹是西羌夏民族傳說中的祖先，也被許多學者通過禹的出生地與巴蜀關係所證明。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兩個民族的交合融匯以及相互勢力的此消彼長無疑是「禪讓」制度源起的重要因素，治理水患與共同對付南方三苗集團則是他們聯合的基礎。我個人認為，所謂「禪讓」制無非是兩個民族輪流執掌權力的形式。

其實，這一看似「和平」的禪讓形式背後隱藏著卻是雙方民族勢力的對比。即使堯舜禪讓的傳說，也並不是像先前儒家所宣傳的那樣充滿道德化的色彩。史載堯帝統治時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堯帝實在沒有辦法來安定天下，只得讓位於舜。而舜也決非一般平民，《史記·夏本紀》說：「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根據《史記·正義》引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如果我們按一夫一家四口來計算，舜儼然是一個擁有萬人之眾的部落首領，這在當時實在是一個龐大的新興勢力集團，所以《屍子》上說：「舜一徙成邑，再徙察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親信。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堯舜之間正是通過聯姻這種方式順利地實現了權力的轉接與過渡，至於後來的舜逼堯之說，可能只是出於堯邦頑固分子的一種藉口罷了。

而在東夷民族首領舜即將執掌權力的時候，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夏民族的首領鯀企圖憑藉自己的實力打破這種平衡局面，如《呂氏春秋·行論》所言：「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下之道者為帝，得帝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帝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羽山，副之以吳刀。」舜帝在平息鯀的叛亂之後，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權勢，成功地自己的親生兒子嫁接到夏禹民族之中，最後通過禪位與禹的方式，從而確立了啟作為天下共主的地位。夷夏兩個民族皆歌「吾君之子」，共同生活在一個貌似合理的統一體系之中，進一步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腳步。同時，也順利地實現了從「禪讓」到「世襲」的轉變，為中國早期第一個國家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至於，我們前面提到的關於啟的不同評價，現在也許有了一比較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後來夷夏民族對早期歷史的不同陳述。在理解古史傳說方面，不同的民族背景是不是我們應該可以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呢？

要之，正是舜帝的不光採行徑完成了夷夏兩個民族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融合。從長遠角度來看，有點「小眚不掩大德」的意味，畢竟這種所謂的「和平」演變比血腥的民族爭鬥和互相屠戮更為可取一些。本文所謂「夏啟」身份新說雖然難免紕漏，但對於我們理解古史中「禪讓制」向「世襲」的轉變以及早期的民族融合進程，無疑提供了一條可能借鑑與重新思考的途徑。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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