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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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同意台灣在其首都開設「台灣代表處」,這是台灣第一個設立「台灣」為名代表處所在的國家,特別是,是在與中國建交的邦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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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消息對於台灣人來說,應該是一個震撼彈,在代表過往「兩個中國」的框架被突破,也代表台灣從「漢賊不兩立」的外交衝突中跳脫,有你就沒有我,然後儘管有任何外交突破,也必須冠以「中華」、「ROC」相關的東西,仍然不脫中國的掌握,過往,中國像切香腸一樣的以斷台灣邦交國的手法,作為懲戒,形塑國內政治壓力,而台灣只有單方面被壓迫的份,除了被壓迫,本土政權還必須被國內的華腦責備,馬英九時期我們的邦交國有多少等等,或者國內的知識份子,強調國家少了邦交國有多麼危險與孤立等等,這都使得我們某種程度必須陷入強暴者的邏輯當中-強者為所欲為,弱者只能承受,華腦人所奉行的「修昔底德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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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趣了,是台灣鬆動了中國的邦交國,台灣何德何能,哪來的金錢,拿來的拳頭比人大?無,價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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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聽過一種說法,我有點忘了,大致上是,當台灣進行民主選舉的時候,中國把台灣的許多邦交國代表,都召入北京,當台灣選出本土派政權的時候,就準備斷交,給台灣難看,最後,親中派贏得了選舉,北京很滿意,於是叫這些台灣邦交國們,可以回去了,不管真實與否,這不難想像,台灣悲哀的國際處境,似乎無論是朋友或者敵人,都掌握在對方手中,形成了一種思維缺陷,兩邊都被掐死,怎麼走,也走不出去,我們依靠一些小島國們,為我們發聲,我們不能沒有他們,另一方面,我們的政府又被民間勢力責難,說撒錢給這些國家是浪費錢,每一次交流都要被審視是不是有秘密經費,挹注給這些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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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這些小國與台灣建交,背後是美國暗助,但顯然,相較於中國的銀彈攻勢而言,美國也無法完全提供台灣本身無法與中國競逐邦交國的「保護費」,這不代表那些熱血沸騰為台灣發聲的小國無關緊要,而確實是有巴拿馬這樣的例子,儘管是親美,但是礙於中國企業將投資建造巴拿馬運河第四條大橋,以及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的經濟利益,仍然屈從於金錢外交,選擇和台灣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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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建交,就必須和中華斷交」,這是典型的「中華(Republic of China)」框架,蔡英文2016年才訪問過巴拿馬,2018年就被斷交,更顯現出台灣被中華代理的不可靠性,在這個中華框架裡,蔡英文簽下President of Taiwan(ROC),就被獎萬安以及國民黨一夥人,與中國環球時報同聲一氣譴責,說是搞「法理台獨」,蔣萬安稱蔡英文署名非常不洽當,應該要使用台灣的正式國名中華民國(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China),Taiwan放後面,不可以顛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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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斷交的時候,這一群華腦不譴責中國,反而繼續譴責台灣總統無能,搞台獨,這顯示,台灣靠著台灣的影響力,站上國際舞台,仍然必須被中華代理,而台灣只能是個地名,低等的存在,當台灣被霸凌以後,再由一群中華人攻擊,成功的時候,你只能像個小媳婦,榮耀由灰姑娘的姊妹們享有,失敗的時候,你像個奴僕,被後母和後母姊妹們痛罵,怎麼不把王子找回來給我們,而明明,從頭到尾,貢獻心力,無論是掃地還是準備好舞鞋,華衣,尋找機會,都是由灰姑娘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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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外交困境是,我們被兩個中華所霸凌者,一個在內,扼住你的咽喉,一個在外,直接施與鞭子,兩個人藉由剝削台灣,滿足自身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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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當年能做的反應是,召回與台灣斷交國的大使,而那時,也正是美中貿易戰開始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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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趣的是,要召回大使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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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立陶宛同意台灣設立「台灣代表處」,立陶宛表示「決心與台灣發展互惠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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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華腦人這麼說著,「立陶宛要好人做到底,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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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立陶宛用「台灣」,不夠好,要用「中華」才是為台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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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灰姑娘陷阱,神父猶不能接受的是,這些華腦,在台灣試圖爭取外交關係的同時,不斷的進行意識形態檢查,不出一分力,在後頭扯後腿,還要像個家長一樣規定你應該叫什麼,不能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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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被打壓的時候,華腦人不幫忙就算了,偕同加害者一同霸凌自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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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得到好處,又搶在台灣前頭,說應該要叫「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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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群蠹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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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將立陶宛挺台的舉動,比喻為一種戀愛關係,在神父來看,比較是一種前輩對晚輩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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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認同是至高無上的,神父很遺憾,似乎很少人對立陶宛有更多的認識,提到他們「獨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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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知道立陶宛「獨立」的歷史,你會知道,這個伸出援手的人,是多麼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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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是波羅的海三小國,第一個發表獨立宣言的國家,也是第一個宣布更改國歌、國旗,最早脫離榔頭與鐮刀旗幟的國度(反觀台灣ㄎㄎ),而這個過程也是非常戲劇性的,當愛沙尼亞宣告主權以後,立陶宛並沒有跟進,為了安撫民眾,他們於是改國歌和國旗,但也因此這樣導致了兩面不是人,新的國旗讓境內俄羅斯人不滿,而沒有宣告主權,則導致了立陶宛人不滿,所以,立陶宛來個更直接的,宣布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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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立陶宛的獨立過程也發生了名實之辯,他們首先將最高蘇維埃會議改名為「最高會議」,接著,選出薩由季斯團體作為主席,然後開始宣布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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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由季斯是一個特殊的團體,說實在,你看他的倡議很容易想到台灣,他是一個提倡反核、保護環境的左派團體,也是主張恢復母語、實行轉型正義,揭發史達林時期的真相、公開德蘇密約,取得對共和國經濟權更多控制的右派團體,你可以從中可以看出與台灣的連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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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如此,立陶宛甚至是全世界最早實施女性投票權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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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獨立後,立陶宛遭到了蘇聯的報復,不只斷水、斷電,更斷石油,還實施經濟制裁,這導致立陶宛的工廠因缺乏原料和動力被迫停工,照理說,這時應該有一群華國人跳出來喊拚經濟、顧肚子,發大財,然後反台獨-但立陶宛人的意志十分堅決,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聰明的腦袋,以及極高的合作意識,他們不會為這些被境外勢力煽動的話語所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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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大搞反封鎖基金,然後從其他國家偷偷進口能源,沒有俄羅斯,還有烏克蘭,更諷刺的是,立陶宛乾脆就跟蘇聯在立陶宛的駐軍購買,蘇聯制裁了立陶宛卻彷彿在制裁自己,正如神父所說,經濟貿易絕非單方面的贈與或影響,那只適用在跪中的華國人身上,正常的經濟模型,你制裁與你經濟往來密切的國家,自身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蘇聯對立陶宛實施經濟封鎖,結果自身依賴立陶宛的部分也斷絕,造成龐大損失,這使得制裁立陶宛的舉措變得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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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蘇聯的坦克開進了立陶宛,立陶宛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蘇聯認為,可以靠立陶宛的內奸發起兵變,還有經濟不佳,一舉推發他們獨立的政府,所以他們先叫一群在立陶宛的俄羅斯人進攻國會,沒想到,立陶宛的人們組成了人盾,全境的國民自發自發聚集,守衛最高會議大樓、廣播電台、電視塔、主要電話局,多達5萬人,現在的立陶宛人口數也不過292萬而已,這就如同一個台北市號召5萬人上去擋坦克,蘇聯軍對民眾開炮,有趣的是,竟有一部分蘇聯軍隊倒戈反而對蘇聯軍隊開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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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蘇聯軍有一名軍官要求部下不要出去,他說,我們是要捍衛國家安全,不是與平民作戰,蘇聯也認知到,這些駐軍在立陶宛的軍人,根本不能相信,他們與立陶宛人已經產生了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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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人開始在黑夜裡唱歌,這就是著名的「歌唱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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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中國有一名坦克人,喚起了大家對中國民主化的希望,或者,當作中國人曾經追求自由民主的證明,立陶宛有14個坦克人,而且都被坦克輾過去-當蘇聯開著坦克,想要攻佔電視塔,在沒有網路的時代,那就是抗爭者的生命線,一群人高舉雙手,揮舞著立陶宛國旗,擋在坦克前面,然後有14個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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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成功地守住電視塔,讓立陶宛的聲音傳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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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世界各國都震怒了,就連與立陶宛是世仇的波蘭也看不下去,紛紛譴責蘇聯的行為,因為他們看見了電視塔播出去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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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奇異的景象,蘇聯控制了立陶宛大街小巷,但是立陶宛獨立政府仍然持續運作,他們佔領,卻彷彿是想離開的人,因為周遭國家的人民開始聲援立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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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甚至還舉行了獨立公投,在坦克的環伺與蘇聯軍隊的瞪視下,93.24%的投票者贊成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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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先宣布獨立,然後舉行獨立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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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蘇聯發生819事件,被迫撤兵,有人說,俄羅斯在立陶宛做的種種舉措,是壓垮帝國,使之解體的最後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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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的海三小國的獨立史,可以說是近代獨派的教科書,那發生在什麼時候?不過1991年的事,那時,台灣正在搞野百合學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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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被坦克輾過的14人,最後成為了立陶宛街道的名字,相反,台灣至今仍然一堆中正/中山/中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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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就連在學校裡師生投票命名南榕廣場,都被校方以具政治意涵/不中立,加以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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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鄭南榕是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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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立陶宛那14人也是恐怖份子了,因為,當初蘇聯就是這麼說的,他們說,因為立陶宛人不聽勸告,跑到坦克前面,攻佔塔台,所以他們是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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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台灣的民主路上少了什麼,我會說,是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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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此時的中華民國台灣,欠缺了什麼,我會說,是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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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欠缺正義,所以才導致加害者與被害者顛倒,因為少了獨立,所以才讓一些害怕強暴的人,轉而手指著獨立自主的人是激進的,要為自己受的傷害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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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服膺強暴者,歸謬幫助者的自私-這是一種遷怒,你們為何不體諒我消失自己與他人的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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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避罰服從取向-我不是台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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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對自己說謊的人實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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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什麼,美國不支持獨立,是因為台灣獨立後會倒向中共,這樣子自欺欺人的謊言,因為不想而不願,所以扭曲,因為災難性的想像,所以把自己的害怕解釋成是勇敢而且睿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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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們不會解釋香港,會因為反送中後而倒向中國,所以不應該反送中-應該要贊成送中條例,把香港人都送到中國去,或解釋香港存在著一群藍絲,或者支持中國,害怕破壞社會的和諧的人,就說,因為這群人存在,所以香港反送中後會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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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們解釋野百合運動,如同馬英九說的,他反對總統直選,在台灣地區選舉,要怎麼彰顯中華民國主權呢?怎麼精神上代表中華民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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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可思議吧,當年,為了維持中華民國,為了中國地區的代表性,為了這麼一個空虛的殖民者情結,我們必須被迫放棄自己的民主,「因為台灣人選的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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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麼說嗎?廢除萬年國大,總統直選後,台灣會倒向中共!選出親共的人怎麼辦?那就不要民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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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總統以後中共戰機會來!會引起戰爭!事實上,1996年台海危機的確如此,為了阻止李登輝連任,中共的確要射出飛彈,但是,台灣人還是投下神聖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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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關乎於,我們到底要為了多少「不正常」,放棄「正常」,將正常解釋成不正常,然後把不正常合理化成為一種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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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們不會把已經發生的事,正在發生的事,歸咎於都是未來發生的事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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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回歸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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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反直選的人,直選上了總統,親中親共的人,當了八年,台灣從來沒有像當時那樣靠近中國與中共的光譜-馬習會,爆發了太陽花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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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在現在的中華民國體制之下,誕生出韓國瑜這樣的親中領袖,他喊著「守護中華民國!」,擔任直轄市的市長,不僅如此,還直接總統選票上的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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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並不會倒向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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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中華民國才會,並且不斷的,重複的發生,他們恰巧是反對台獨的一群人,由支持獨立的一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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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遙遠而不可知的未來來說,這個信念,這個未來,他亦守護住了現在的「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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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賴清德所說的,他面對陳之漢的問題「民進黨主政,為何不台獨?」回答,「現在捍衛中華民國的,不是主張統一的人,反而是主張台灣獨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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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並不可怕,未來守護著現在,而沉浸在過去的人,他們一直為現在的所有人,帶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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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緬懷過去,恐懼未來的人,是不可能守住當下的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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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會讓你失去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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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終究必須問問自己的靈魂,想要脫離台獨的成分,是不是大過於脫離中國?如此,硬要解釋成我只是想要脫離中國,就是自欺欺人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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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也曾經凍結自己的獨立宣言,在宣布獨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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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以69票對35票,否定了自己發下的諾言,與莫斯科談判,蘇聯也馬上取消了經濟制裁,供應石油和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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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這時,工廠裏頭有煤礦了,家裏頭有暖氣了,他們冬天,卻異常的寒冷,鞭子後的糖果,使他們填飽了肚子,但喪失了味覺,怎麼吃,都覺得不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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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喝著火爐上烘好的暖呼呼的茶,心中的某個東西,卻徹底結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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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必須使他們融化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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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也飽嘗了「國際現實」這東西,也充分體會到了米國的「戰略模糊」,布希聲稱,蘇聯併吞波羅的海三小國,美國就沒有承認,所以也就排除了承認立陶宛獨立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宣稱蘇聯當局應該尊重立陶宛的獨立宣言,雙方要避免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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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不會被解釋為米國害怕立陶宛獨立後會倒向蘇聯,所以拒絕承認獨立,因為,獨立正是因為反對蘇聯併吞而起,獨立後,又怎麼會倒向併吞自己的人呢?而蘇聯正是和美國打冷戰的人,他們和立陶宛有共同的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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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歌聲響起後,冰塊融化了,冰島,承認了立陶宛獨立,然後,米國,承認立陶宛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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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如果認為立陶宛這部教科書,付出的代價太龐大,還有別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他們都是第二本,第三本教科書,他們更加迂迴,也更加避開危險,雖然晚了點,但他們的歌唱革命,依然接續在立陶宛的後面,繼續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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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的海三小國,曾經手牽手,串起了人鏈,三個國家,200萬人,從立陶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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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黑絲帶日」,他們為什麼而串起,為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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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納粹德國和蘇聯的秘密協約,默認波羅的海三小國是蘇聯的勢力範疇,蘇聯堅稱三小國是自願加入的,這個條約證明了三國是被非法佔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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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必再遵從蘇聯的憲法,因為波羅的海國家從來沒有在法律上屬於蘇聯,三國在二戰期間原為獨立國家,也可以合法恢復原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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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將自己的國家做成棺材,然後在納粹和蘇共的旗幟之下,象徵著自己的國家被吞併,要找回自己的主權,值得一提的是,納粹也是反共的,史達林也反法西斯,這兩個敵對的國家,他們為己群的利益犧牲三個小國的人權和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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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曾經也有二二八牽手護台灣的活動,牽起百萬人的人鏈,台灣,也曾經被號稱反共的法西斯政權給殖民統治過,如今,他們的遺緒不斷的和中共交換利益,出賣台灣人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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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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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波羅的海的小國-立陶宛,怎麼就這麼挺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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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突然的一樣,沒有理由,有人說,一定是美國在背後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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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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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懂立陶宛,那你也會懂立陶宛怎麼會愛上台灣-那就像是東方自己的一塊分靈體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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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追求獨立自主的靈魂,被自己國家內俄羅斯人和共產黨偕同外敵侵犯的過往,那條人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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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總是走在最前面,也是最勇敢的那一個,當他開始喊台灣的時候,就跟他當初喊獨立那樣,就跟他是踏上磁磚上,組成人鏈的第一個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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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開始,事情就不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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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將會跟隨他的腳步,一路「台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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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像是吹笛人,也像是山羊座的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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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種時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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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不是你想不想的問題,願不願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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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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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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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的問題,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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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不少香港名媛女星在 instagram 互 tag "Challenge" ,受挑戰者要貼上個人黑白照並 hashtag #womenempowerment 、#womensupportingwomen 等字眼,表示「撐女權」和「女性互相支持」。
書生身為女性主義者,初看相關新聞就覺得不太舒服,條件反射疑問:即使說是撐女權,上流名媛貼自己的美照,爭取的是哪方面的女性權益?這些「高貴」、「自信」、「美麗」、「性感」的黑白明星照,又與女權有什麼關係?
後來弄清楚來龍去脈,更知道自己為什麼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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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查外國新聞, IG 發言人指今次「挑戰」最早來自巴西記者 Padrao 兩星期前的帖文。帖子裡,Padrao 貼上個人黑白照,並附有 WomenSupportingWomen 的標籤,但除此之外,她沒有表示任何其他內容,亦沒有發起挑戰。
紐約時報和其他外媒則報道, twitter 上有網民解釋這次挑戰源於對土耳其女性被殺的關注。該帖子提到,單是 2019 年就有近 500 名土耳其女性被殺,還有更多案件未被紀錄在案;但當地政府和司法部門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制止這些罪惡,大多數兇手亦沒有遭到起訴。
「當土耳其人每天醒來時,就發現 IG 、報紙、電視螢幕上都有女受害者的黑白照片」,因此「這次黑白照挑戰是提升女性聲音的方式」。
除此之外,該帖亦提到土耳其有官員正試圖廢除《伊斯坦堡公約 (Istanbul Convention) 》。這公約是由歐盟專門制定用來打撃婦女及家庭暴力的條約(不過亦有歐洲國家例如波蘭抗拒簽約,認為公約內部分條文衝擊傳統家庭觀念及性別觀)。
雖然外媒報道亦提及沒有證據顯示今次 Challenge 真的來自對土耳其女性權益的關注,但當消息傳出後,一些參與挑戰的美國名星附上相關解釋,希望更多人關心土耳其女性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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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次挑戰亦受到「廉價」的廣泛批評。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就提到,有影響力的名人都喜歡這種「挑戰」,因為他們不需要真正支持什麼,但可以用來爭取紛絲關注。
有女性受訪者亦指,「我是百分百支持女性,但我不明白一張黑白濾鏡下的虛榮心自拍照可以如何做到支持女性這目標。」
有些對「挑戰」態度比較正面的,即建議帖文最好分享一下有益女性的書籍、文章或用品,而不是單純貼自拍照。
如果把這些脈絡放在香港脈絡上,就會發現為什麼香港名媛女性的「挑戰」更加廉價:一來她們從沒有理解「挑戰」背後的意義,二來她們亦沒有任何相關的討論及反思;她們就只是接受名人好友的挑戰,貼上自己的美照,加一兩個標籤,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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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令書生感到不舒服的原因,是今次挑戰活動高度圍繞名人圈子的互動,這些社會地位高、富裕、時尚、貴婦的名媛女星,其炫耀美麗的照片代表的僅是上流女性的形象與成功。
然而,如果這樣的形象和成功等同於「女性典範」,或與「性別平權」劃上等號,那麼「女性充權」只會變成追逐於滿足資本主義主流定義的「成功」價值觀,亦容易漠視因各種外在因素而無法晉身「成功人士/貴婦」的女性的困難。
這不禁讓書生想起美國「黑人女性主義 (black feminism)」批判某些女性主義派別以「白人(女性)文化」為中心,認為這些「白人女性主義者」看不到「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是相互交織,黑人女性處於比白人女性更低的地位,亦要面對兩重身份構成的獨特困難。
例如(白人)女性主義常倡議的投票權、性別薪酬平等等性別平權,即使女性都享有這些權益,但由於黑人女性的種族身份,令得她們仍然經常遭受額外的國家暴力、有色種族收入低微、職場機會較小等問題。又譬如,黑人女性受到性騷擾時,常常因「黑人女性都是性慾亢奮 (hypersexual)」的歧視定型而被 Victim blaming;這些都是(白人)女性主義看不到的問題。
因此,有些當代女性主義倡議「交織性理論 (intersectionality) 」,即性別研究必須與其他種族、(被)殖民、階級、跨性別等因素相互交織地分析,才能真正認識性別的問題。換句話說,這類女性主義者認為關心性別平等是和關心階級、種族等其他身份的權益是密不可分,即不同類型的「正義」是緊密在一起的。
同樣,今次參與挑戰的香港名媛女星,除了貼出美照外,對香港平日低下階層女性的生活狀況、對香港今時今日發生的不義事件,又是否關心?反送中以來,不少女性受到性暴力的對待,受到歧視、受到警暴,這些香港名媛女星又有沒有表示關心?
當她們說「女性支持女性」時,她們支持的只是圈內好友、上流名媛的女性,還是真的在意所有女性都應當享有的權益?香港人喜歡說香港藝人是「偽人」,原因是他們偽善,我覺得這不是虛偽與否的問題,而是他們從沒有用心認識社會議題、瞭解性別平等和正義的精神是什麼。今次本來是一次藝人走進公民社會的「挑戰」,可惜他們仍然在自己的圈內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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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流感:1918年全球大流行之後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 Fernando Duarte
如果你之前沒聽說過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這場新冠危機也可能已經讓你知道,在20世紀初曾有一種致命病毒席捲全球。
人們常將它稱作「所有大流行之母」。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和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數據,在1918到1920年兩年間,西班牙流感造成全球4000萬至5000萬人死亡。而許多科學家與歷史學家認為,當時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約18億人)曾感染這個病毒。
那場疫情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而它造成的人員損失超過一戰。
在全世界處於新冠危機之時,讓我們回望那場讓世界一度停擺的大流行。當時在那之後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1921年,世界非常不同
1918年的醫學和科學與現在應對疾病的水平相比十分有限。
那時的醫生們知道西班牙流感背後有微生物在作祟,也了解這種疾病可以在人際傳播,但他們仍然認為,導致疾病的根源是細菌,而非病毒。
同樣有限的還有治療手段。全球首支抗生素直到1928年才被人類發現,第一支流感疫苗在20世紀40年代才被投入公共使用。
尤其重要的是,當時全民衛生保健系統尚未建立,哪怕是在經濟實力強大的國家,公共衛生保健仍是奢侈品。
「在工業化國家,大多數醫生要麼自己獨立門戶,要麼受慈善團體或宗教機構資金支持,而許多人完全無法接觸到醫生,」科學作家勞拉·斯賓尼(Laura Spinney)表示。她同樣也是《死亡騎士:1918年西班牙流感及其對世界的改變》一書的作者。
相對年輕和貧弱的人
在之前,1889至1890年期間的流感導致全球超過100萬人去世。但更加糟糕的是,西班牙流感以一種與此前流行病疫情截然不同的形式襲擊了全人類。
死亡病例的年齡大多在20至40歲之間,男性受影響尤其嚴重。許多人認為這場流行病發源於「一戰」西方戰線擁擠的軍營,伴隨軍隊在戰爭結束後回家開始蔓延,這或許也是男性與年輕人受影響嚴重的原因。
這場疾病給經濟實力更弱的國家帶來的打擊也更大。
哈佛大學學者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在2020年主導的一項研究估測稱,西班牙流感當時在美國造成0.5%的人口死亡(約55萬人),在印度則給其5.2%的人口造成影響(近1700萬人死亡)。
隨之帶來的經濟影響也十分巨大。巴羅和他的團隊估計那場大流行使得所有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平均減少6%。
「一戰和西班牙流感造成的傷亡給全世界帶來了經濟災難,」《1918大流行》一書的作者凱瑟琳·阿諾德(Catharine Arnold)稱。
阿諾德的祖父母也因流感喪生於英國。
「在許多國家,當時已經沒有年輕男性繼續經營家庭生意,管理農場,接受職業和貿易培訓,結婚撫養子女,沒有人可以補足成千上百萬人喪生帶來的損失,」阿諾德稱。
「缺乏合適的男性導致了所謂『剩女』(spare women)問題,數以百萬計的女性無法找到合適的伴侶」。
女性步入工作崗位
西班牙流感並未像14世紀的黑死病(導致封建制度垮台)一樣帶來社會變化,但它撼動了許多國家的性別平衡。
德克薩斯A&M大學學者克里斯汀·布拉克布恩(Christine Blackburn)發現,在美國,那場流感和「一戰」帶來的勞工短缺問題為女性加入就業大軍鋪平了道路。
「到1920年,(女性)在全國的就業人口中佔比例約21%,」布萊克本說。
同一年,美國國會批准了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賦予美國女性投票權。
「有證據顯示,1918流感給許多國家的女性權益帶來影響,」她補充稱。
由於勞工短缺,當時的就業人士薪資也出現上漲。
美國政府數據顯示,1915年的製造業領域單位薪資為21美分,1920年時上漲到56美分。
給新生兒帶來的影響
科學家還對西班牙流感期間出生的嬰兒進行研究,發現與疫情爆發之前或之後出生的兒童相比,他們更可能出現心臟疾病等健康問題。
英國及巴西的分析表明,1918-1919年期間出生的嬰兒被正式僱傭或接受大學教育的可能性更低。
一些理論稱,大流行期間母親受到的壓力對胎兒發育造成了影響。
而在對1915年-1922年之間出生的美國士兵入伍數據進行的分析中還出現了另外一條線索:「1919級」的士兵比其他人矮大約1毫米。
反殖民主義與國際合作
到1918年,印度已經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度過超過一個世紀。
西班牙流感在當年5月襲擊了印度,印度人受到的衝擊要大於當地的英國居民。
數據顯示,低種姓的印度人中,每一千人中有61.6人死於流感,而在歐洲居民中,這個數據為每千人中不到9人。
印度的民族主義者一直堅稱,英國殖民者在處理那場危機時有管理過失。1919年,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出版的一期《年輕的印度》中便對英國當局火力全開。
「在這麼可怕及災難性的傳染病流行面前,任何其他文明國家的政府都不會像印度政府這樣不作為,」其中的一篇社論寫道。
儘管「一戰」給世界留下了地緣政治的噩夢,但大流行給同樣也凸顯了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1923年,聯合國前身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衛生組織(Health Organisation)。作為一個專門機構,衛生組織創造了新的國際傳染病控制系統,由醫學專業人士而非外交官負責,運作方式與當時已經存在的國際衛生局(Office International d'Hygiène Publique)相同。
世界衛生組織直到1948年才得以成立。
公共衛生進步
西班牙流感造成的傷害促進了公共衛生的進步,確切來說是社會醫學的發展。
1920年,俄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建立完全公共性集中式衛生系統的國家。其他國家很快紛紛效仿。
「許多國家在20世紀20年代創建或改建了衛生部門,」勞拉·斯賓尼寫道。
「這是大流行導致的直接結果,公共衛生官員們在大流行期間或是完全被排除在內閣會議之外,或是被迫請求其他部門給予更多資金和管轄權的支持。」
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人類學家詹尼佛·科爾(Jennifer Cole)認為,大流行和戰爭為世界許多地方撒下了福利國家的種子。
「由國家提供福利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的,因為有大量的人口變成了寡婦、孤兒及殘障人士,」她解釋稱。
封鎖與社交距離當時也起到作用
這是一個著名的雙城記的故事:1918年9月,美國各城市組織遊行宣傳戰爭債券,所得收入將被用於當時仍在進行的戰爭。
在西班牙流感開始抬頭的時候,其中兩個城市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措施:費城繼續推行此前的計劃,而聖路易斯決定取消活動。
一個月後,費城有超過1萬人死於這場疾病,而聖路易斯的死亡人數低於700人。
這種反差成為應對傳染病時支持社交距離的一個例證。
一項針對1918年幾個美國城市干預措施的分析顯示,在那些早期禁止公共集會,關閉戲院、學校及教堂的城市,死亡率要低許多。
普林斯頓大學的一組美國經濟學家也對1918年的封閉措施進行了分析。他們發現,措施更加嚴格的城市在大流行之後的經濟恢復速度更快。
然而根據估算,那場大流行仍然帶走了近70萬美國人的生命。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表示,其中一個原因是過早放開封鎖措施。
「那時政策出台後通常持續四周左右,之後因為公眾壓力被放開,」他說。
巴羅認為,如果封鎖可以堅持12周左右,那時的結果會更好。
「這在今天顯然是個極其相關的問題,」他補充道。
被遺忘的大流行?
儘管有教訓,但從許多方面來講,西班牙流感是一場被遺忘的大流行。
與新冠病毒一樣,那次疫情也影響了許多名人:美國前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與英國前首相勞和·喬治(Lloyd George)當年都患病,巴西前總統羅德里格斯·阿爾維斯(Rodrigues Alves)還因此喪命。
但是在公眾視線裏,西班牙流感被「一戰」掩蓋,部分是由於幾個國家政府對媒體進行審查,阻止媒體在戰爭期間報道流感的影響。
除報道不足外,這場危機也在很大程度上在歷史書與大眾文化中銷聲匿跡。
「即便是在大流行一百週年(2018年)那年,你也找不到關於西班牙流感的紀念……也很少有墓碑紀念當時醫生和護士的犧牲,」醫學歷史學家馬克·霍尼斯鮑姆(Mark Honigsbaum)寫道。
「在過去的小說、歌曲或藝術品裏,你也找不到許多描述1918年大流行的作品。」
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的《患西班牙流感後的自畫像》是一個例外。這位挪威畫家在受這種疾病折磨時創作了這幅作品。
霍尼斯鮑姆還注意到,1924年版的《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在回顧20世紀『最有紀念意義的年份』時甚至沒有提及那場大流行」,最早討論那場疫情的歷史書籍在1968年才出版。
而這場新冠疫情絶對刷新了人們的觀念。
原文:經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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