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06 黃偉民易經講堂
當警察害怕街上祭祀亡靈的鮮花時,這個政府就很虛弱,很岌岌可危了。
《論語》子路篇十六章:
葉公問政。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政治不是抽象的意識形態爭論,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感受。
葉這地方的行政長官,請教孔子,一個政府的施政學問。
孔子說,政治上,能做到在這裡生活的人都開心,其他地方的人,都渴望來這裡生活,這便是為政之道了。
獨裁專制的政府,都害怕人民談政治,但中華文化不是這樣的。
《論語》二十篇凡一百二十問,其中問得最多的,是問政。因為政治,是眾人之事,是實實在在的生活。
「近者說,遠者來。」簡簡單單說出了為政的大原則。這是一個政府的責任和成績表。
對一間企業來說,在裡邊工作的人都開心,以這機構的員工為榮;外邊的人,都想加入這企業。這便是成功的企業,不需要看市值,看股價。
對於一個領袖而言,跟隨你的人都開心,不願離開;其他人,都想加入你團隊,都想跟你,便是最大的成功了。
在個人而言,認識你的人,都以認識你為榮;不識你的人,都希望結識你,這便是一個人政治上,最大的成功了。
魯國的宰相季康子,兩度向孔子問政,第一次,在《顏淵篇》十七章: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
政者,正也。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政府的領導人,首先要以身作則,自己的思想言行要正,社會的風氣便自然端正了。
正字,上面一劃,下面一個止字,在一個社會價值的規範前,懂得停下來,在一劃前止下來,不能違反社會的核心價值。用政府的行政權力,超越社會的紅線,那便是不正,那便是歪邪了!
政府是由人組成,政府的政策也是由人來執行,官員的修養便起了關鍵作用。所以,孔子在《子路篇》再引伸:
子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領導人的言行端正,就是一個良好政治風氣的開端,用不著嚴苛的法令,社會風氣會自然的隨住轉化,而歸於端正。
如果政府的領導人,官員,本身不正,僅以嚴苛惡法來檢控欺凌,要求市民依從,結果只會適得其反。
季康子第二次問政,記錄在《顏淵篇》十九章: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對曰:
子為政,焉用殺?
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風,必偃。
季康子和所有不學無術的領袖一樣,以為用權力,用重典,拉晒反對的市民,殺晒不聽話的人,便可以強政勵治!
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殺晒唔聽話那些,令其他人歸到我正道這邊,聽聽話話,何如?怎麼樣?
孔子回應他,政治不是這樣的,一味靠武器力量,拉拉鎖鎖,殺人就能成功?
首先,領導人,官員,要以身作則。
政府官僚善,領導人善,社會風氣便自然跟著善化了。跟著引用了一段千古名言作例子: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中國人說的風氣,便從這裡而來。
德,是一個人的內心價值觀。一個領袖,應該先從政府造成一種風氣。這種風氣影響施政,最後影響社會,像大地的一陣風吹過,草便會跟隨著風的方向,倒向那邊的呀!
孔子的學說主張,重點是政治責任在上不在下。
社會出了問題,應該由居上位者負責。
風氣,是由上而下的。
《春秋》只責備賢者,因為,執掌權力和資源的人,要對社會,對時代,負起全部責任。
魯國的季康子之外,齊景公也問政於孔子。
齊國是春秋戰國時的強國,由太公望姜子牙立國,立國信念是:「舉賢而尚功」。很功利,所以,是春秋五霸第一個稱霸的諸侯。
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當時齊國大夫陳氏專政,齊景公又多姬妾,想不立太子。所以,他問政於孔子時,孔子這樣回答: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中華文化的政治哲學,是建立在一套倫常的文化基礎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責任,責任在上不在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第一個是名詞,第二個是動詞。
君君,領導人要做回一個真正的領導人。領導人的意義,不在於權力,他有他的責任和道德要遵守。
臣,是下邊的人。下邊的人也有他的責任和角色。但下邊是被動的,他會被上邊拉扯影響。
所以,當君不君的時候,領導人違反了領導人應有的責任和道德時,下邊的人就臣不臣了。
父父子子的道理也一樣,大原則是責任在上不在下。
父親沒有盡父親的責任和道德,暗指齊景公因寵信愛妾而欲廢太子,那時子不子的後果便會出現了。
齊景公似乎收到孔子說什麼,所以,接著說,如果倫常失序,大家都沒有做好自己角色,即使齊國是經濟大國,他本人連飯都無得食了。
除了這些執政的領袖問政外,子路也有從原則上,請教過孔子為政的首要基石。
《子路篇》第三章:
子路曰:
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
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
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子路某日問孔子,假如衛靈公請孔子出來主持衛國政局,第一件事,他會做什麼呢?
孔子說,第一件事,是正名。
孔子的意思,是要先確立社會的價值追求,文化信念。
子路聽了,吓,有是哉!唔係嘩,正名有咁重要麼!人家說你迂腐,真的是啊!名正不正,有什麼關係呀!
孔子的意思,執政,先要把整個社會的價值追求搞清楚,民眾才有努力的方向,安居樂業的總目標。
子路的反應是,這些抽象的東西,有這麼重要麼?
孔子罵他,你這傢伙,真是野蠻無知!唔識就唔識,唔識唔好扮識。蓋闕如也。
跟著,孔子說,政治的重心,當社會的價值追求不確立,施政時做什麼都會自相矛盾。
施政的道理說不清,什麼政策都無法推行。沒有政策,便沒法有一套社會規範,和文化信念。
沒有文化信念的政權,單靠法律刑罰,也不能達到政府的期望,也不能在社會推行公義。
刑罰不中,社會無法推行公義,民眾便會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因為什麼都犯法,動輒得咎,不知如何生活?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這個名,是思想文化的內涵。名不正,當一個政府,思想不正,心懷鬼胎,各有私心,老百姓不知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所以,孔子說過,為政之道,第一步要搞好思想文化的問題,整個社會的價值追求,安居樂業的總目標方向。
中華文化的思想,是講得出,做得到的,而且是平實合理,符合人性,邏輯上要站得住腳,不是空洞理論,「超英趕美」,「為人民服務」,「只為別人,毫不為己。」,「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之類。
這是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無所苟而已矣。不能隨便說一 些自己不會實行的空話。像說愛國,但錢盡調去外國,子女往美國英國送,又說打倒英美帝國之類。不愛這個國家文化歷史,不愛護這塊山河大地,不愛在這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卻妄談愛國。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政治道德,是心口一致的。不是說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話,不會遵守的空洞政策。
整本《論語》,都穿插著這些政治智慧,是中華文化的瑰寶。從這本經典,來印證今日香港特區政府的缺失,便知道香港之病,病源在那裡?香港人痛苦的在追求什麼了!
孔子名言意思 在 知史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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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阿波羅12號太空人來訪】#正式訪臺的月行者
說到1969年的登月任務,大家會想到阿姆斯壯的名言:「這是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你知道同年還有第二次登月行動嗎?該次的成員與我們關係更深。
太空人康拉德、賓、高登是阿波羅12號的任務成員,三人於1969年11月14日冒雨升空。康拉德與賓在19日登陸月球上的風暴海,前者還打趣說:「這段行程對阿姆斯壯也許是一小步,對我而言卻是長途。」他們最後於24日降落太平洋,完成任務。
有趣的是,三位太空人就在隔年3月訪華了。不同於阿姆斯壯來臺的非正式訪問,康拉德等人以尼克森私人代表的身分來訪,相關眷屬、官員和記者等都有隨行,陣容浩大。照片中三人正接受教育部長鍾皎光與各界歡迎;天空飄著細雨,氣溫只有11度,但對他們想必是小意思。
#涼爽的臺北
#飛向宇宙浩瀚無垠
#報時光UDNtime
日期:1970/03/20
圖說:美國「太陽神十二號」登月太空人康拉德、戈登、比安,廿日乘美國空軍專機抵華訪問五天,我國教育部長鍾皎光(右)至機場迎接,並致上歡迎詞。
攝影:聯合報 龍啟文
歷史新聞
【1970-03-21/聯合報/02版/】
人類前驅.征月勇士!
三位太空人飛臨寶島 我各界昨天盛大歡迎
太陽神精神給我們帶來很多啟示 在這世界上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
【本報訊】美國太陽神十二號太空人康拉德、戈敦、比安及他們的夫人,昨(廿)日下午二時搭乘專機從雅加達飛抵台北,受到我國各界的熱烈歡迎。
教育部長鍾皎光,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美軍台灣協防司令邱約翰中將,美軍顧問團團長泰來少將及我國學術界人士、青年學生代表等數百人,冒著細雨向太空人致意。中小學生曾沿途歡迎太空人來訪。美國空軍專機機門打開,太陽神十二號指揮康拉德夫婦,指揮艙駕駛戈敦夫婦,登月小艇駕駛比安夫婦依次下機。
他們昨天上午八時卅分從雅加達起飛時,當地溫度高達攝氏卅度,抵達台北時氣溫僅十一度左右。三位穿夏天西服的太空人都趕快披上風衣。他們笑容滿面的說:雖然不巧台北天氣不好,但他們還是非常高興到台北來訪問。
三位太空人和他們的夫人,曾和在機梯旁的歡迎人員一一握手。
教育部長鍾皎光在簡單的歡迎儀式上,引用孔子「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句話,歡迎曾經遠征月球,自廿四萬英里外的地方,滿載科學資料回來的英雄朋友。
鍾皎光說,太空科學與技術,雖經科學家們的集體努力而獲突破各種困難,使登月成為可能;但如果沒有太空人的智慧、勇氣與冒險精神,及太空人夫人給予的鼓勵,恐怕登月之舉,迄今仍是夢想。
鍾部長將代表我政府與人民,向三位太空人及他們的夫人,表示最誠摯的歡迎之意。
三位太空人也分別致簡短的答詞。康拉德太空人說,他很高興能來華訪問,與中國人民談談探月的經過,分享征月與太空的知識。這位已三度從事太空飛行的海軍上校說,他曾多次在不及一百公里的高空飛越中華民國的台灣省,覺得那是個美麗的寶島。這次能實際前來訪問,心裡非常高興。
三名太空人之中,頭髮最多也最長的戈敦說,十年前,一般相信登月不可能。但太陽神能完成任務,給人們的啟示是:在這世界上,只要肯努力,沒有什麼辦不到的事情。
他說,許多困難,並不是不能克服的。「太陽神精神」就是給人類一個很好的教訓。
相貌與康拉德相近的比安太空人表示,希望全世界人類,不論男女老幼,均得以分享太空科學技術發展所獲致的利益,並藉太空科學之發展,彌補人類之缺陷與不足。在機場的歡迎儀式之後,三位太空人與他們的夫人,分乘兩輛敞蓬車,沿敦化北路、敦化南路、仁愛路、中山南路、中山北路至圓山飯店,沿途曾有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歡迎。
太空人在圓山飯店略事休息,即出席一項歷時一小時十分鐘的記者會。然後赴行政院晉謁嚴副總統夫婦致敬,並接受嚴副總統夫婦的晚宴款待。
隨同三位太空人訪華的,還有美國白宮、航空與太空總署、美國新聞總署單位官員,共二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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