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的西方 | 盧斯達 on Patreon】
西方越來越像中國。西方不是那麼容易有獨裁者,但文明上,人類社會的墮落形態都是殊途同歸。
文明的發展階段,好像都是「質」與「文」不斷交替——草創階段與繁榮階段。在草創階段,通常都是伴隨戰爭;官僚架構和法令相對簡單;社會的觀念不會很複雜,還未到分化階段。不論是統治者和民間,都是一股創業之風,大家在泥濘裡打滾出來,多數比較務實。一個文明發展到後段,就會充滿觀念上的矯飾,一切事物包括政治都會出現泛道德化,有「文勝於質」的衰世景象。
蘇聯倒台之後,福山馬上就認為歷史將會終結,但後來成為思想界的笑談;日本的年輕學者與那霸潤還更厲害,指出一千年前的宋朝,已經完成了歷史終結。在北宋開始的中央集權、文官政治、經濟自由化、科舉取士、身分自由流動,業已完成「可持續的集權體制」。
如此聽來,其實也開始有現代社會的苗頭。然而理學和重視道統道德的風氣,也碰巧是北宋開始的。「歷史終結」和政治生活道德化之間,似乎互有相關。是不是歷史已經終結,體制和觀念的鬥爭已經分出勝負,反而會滋生包攬一切、天羅地網式的道德政治學?當一個國家的人認為自己已到達了人類文明的頂峰,外在已經沒有可以征服之處,人們關注的重點就會轉移到內在領域,即精神世界、觀念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秩序。理學最後去到變成吃人禮教,是因為它開創的時候,是為了「糾正」五代十國的實力山頭主義。
宋初的歷史學家要重寫歷史,寓史於教,特別寫臭像馮道這類不斷轉老闆的政治家,就特別強調忠君愛國,後來道德規範也伸展到平民生活的各個層面。日本也是這個原理,作為社會階級的武士,歷史比「武士道」古老得多。「武士道」是為了在行為上心理上規範武士而被推廣,因為武士已經登堂入室,掌握了政治走向。五代十國之後的道德政治,也就是宋朝的「武士道」,要社會菁英不要隨隨便便就打算改朝換代,要好好做人。也就是說,道德教化通常是為了阻礙社會進化得太快。國家創制之後,制度移動得很慢,內部改革通常是失敗。如果官僚制度失去技術創新的能力,而社會的發展卻製造了新的歷史問題,就會出現動亂。
宋朝體制作為「歷史終結」,以及宋明理學 (強制而有力的道德同化),都是同時發生,並一直為後世所傳承。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講李贄的那一章,便講及他思想上的痛苦來自於明末的整體。那個時候,人們為了符合集體的風俗和古老的孔孟之道,只能將私人慾望和個人權力收藏起來,久而久之大家都是口裡一套、心裡一套,不可能成為心口如一的君子。然而正統的思想,就是鼓勵士人成為君子。
黃引李贄「自我批評」的一段,就十分驚心動魄:「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他的痛苦在於對自己的處境太過敏銳,他知道自己學的那套如果認真,在現實中只會淪為偽善。
李贄家道中落,但之後也做過官,知道做官不是為了為人民服務,無非是為了名利,但大家都會落力粉墨自己,更是不粉墨不行。李贄刻意做道德的素顏,希望透過回歸「童心」要找到真正的道德。他是否找到了我們不知道,但他所身處的世界卻接受不了他「分化」。最後指控他妖言惑眾,將之囚禁,著作亦被官方 cancel。
李贄距今約四百多年,美國則二百多年。小時候我們學美國和西方,印象是西人將公私分開,例如克林頓和女秘書食雪卡,美國民眾不覺得有問題,是他對調查者隱瞞事情的細節,覺得有違政治道德。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分開。四百多年後,中國仍然是政治道德化的。中共也是靠道德治國的。你打出「打土豪,分田地」、世界大同、男女平等,就站穩了道德高地,難道你反對分配平等嗎?49 年建國之後,幾波清算運動,其實都是道德化政治的高峰。人有成份好的,有成份不好的,就是說你道德上好,道德上不好。道德上不好的黑五類,不只不能做官,更要入勞改營接受再教育,改好才有出監可能。不可能有人相信黑五類同時可以是一個好的技術官僚。你必須是「好人」才能做一個好官。文革時期的革命至上、要紅不要專,其實也是這個中國邏輯的演變,並不怎麼馬克思的。或者說,馬列那一套其實都很中國。
到我們長大之後,不知是我們變了,還是西方變了,情況也開始不同。道德成份也慢慢重要。種族平等、男女平權、性小眾權益、環保、自由民主人權,就像人性本善、君子固窮,一樣是好東西,但一經「提倡」,由政府和有力人士推廣,就慢慢變味。同性婚姻爭取成功,爭取者就繼續爭取易服、變性等其他性小眾的權利,並且不可避免是透過攻擊其他「建制」。這個時候,白人、男人、異性戀者、家庭、宗教,都一一成為不良成份。一旦被套上「白上至上」、「法西斯」的帽子,你水洗都不清;歷史人物因為與黑奴歷史有關被打倒;電影戲劇因為涉及蓄奴,要 cancel;
有宗教金句廣告被世俗政黨投訴要求下架;社交傳媒說你「仇恨言論」就可以封禁;拜登說要團結,但他們陣營的人一聽到他選到,就開始要羅織清算「撐侵美國人」,還有一些加拿大人說要搜羅中港台海外的撐侵人,暗示應該交給美國影響其移民通路。Pornbub 因為別人上傳的影片有問題,就被信用卡公司抵制,社媒因為要打擊「煽動暴力」的前總統,可以暫時不理會言論自由無限制使用權力;知名人士受到性侵家暴,現在不是先找執法部門,而是先跟傳媒告狀刷一量流量和光環,Johhny Depp 就身受其害——萬物是沒有標準的。
還有很多很多,總之都是慢慢走向以理殺人。群眾壓力之下,你都會為了自己的生路而加入批鬥。
這個道理是好的,你不聽便是你有問題,要施以懲罰。他們說再教育營違反人權,然而軟性的「再教營」的概念,在西方也有。中國自古以來很重視教育,到長大之後才明白,這是他們很在乎社會穩定。如果不教育,你會有別的思想,之後就不容易「修正」。
現在美國那套,據說是二戰之後反威權、反越戰的自由世代所推廣,他們進入傳媒和學院,就得以播道,下一代不可能有太多其他思想;美國在蘇聯倒台之後,進入「歷史終結」。歷史終結只是一種意識,就是「自滿」的另類講法。當人自滿了,就回到內在,想要一舉解決觀念上的終極問題,也就是「公平」的問題。「政治正確」成為政學商媒幾個大領域的通貨,每個人不持有一點,在現實裡都會吃虧。所以結果和李贄那個時代一樣,挖空了就是人人爭相偽善。
在一些資深左派眼中,據說拜登也只是個老白人,也是華盛頓建制,是不可能為基層打拼的,但他起碼肯騙你,也不會示現對自身的驕傲。任何人的意志和行動一旦有所創衝,都會導致其他人有被貶低的感覺。之所以要談種族平等,最重要是為了多民族帝國自身的安全系數,類似的東西在解體前的奧匈帝國也提倡過。一個穩健的系統,大家都要盡量齊一,任何民族主義式的亢奮都會帶來系統當機的風險。
黃仁宇在那章說:「李贄自然無法理解,用中央集權的方式,以為數眾多的官僚治理億萬農民,就要求整劑劃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勵特殊份子或特殊成份,發展新的技術或創造新的法則。」
與那霸潤談宋朝達成了歷史終結的那本書,叫做《中國化的日本:日中「文明衝突」千年史》。美國二百多年,十分年輕,但也極盛了,是否也走到了中國化的階段?「中國」在最初不是指某個特定國家,而是「人類文明的頂點」。美國的中國化,不是說中國得到了美國主權,而是說美國的文化文明終於也「進步」到好像以前的中國,進入了被觀念統治的情況,變成超穩定而壓抑的狀態。
每個文明凡到達了頂點,民豐物埠、傲視天下,就會撞鬼一樣出現差不多的病徵:與現實脫節的道德提倡、系統穩定壓過了個人的各種自由。最終美國國父們的理想,像民主、分權、自治、新聞及出版自由這些東西,都會因為要維持現在的權力架構而有所妥協。為了應付侵侵這個「緊急狀態」,他們都無疑損害了自己的不少理想,越來越走向一個中國式的國家,進入「文」的階段。
黃仁宇這樣談李贄的歷史觀:「……在他看來,歷史的治亂既循環不斷,又與『文』『質』相關連。一化仁君如果專注於『文』而使之臻於極致,則已經開了禍亂之基:反之,息亂創業之君,則專注於『質』,只求使百姓免於饑寒而不去顧及是否粗糲。這種認為文化生活與生活水平和國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歷史的產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點……根深抵固的儒家歷史觀,又使他深信天道好還,文極必開動亂之機,由亂復歸於治,有待於下一代創業之君棄文就質,在 1601 年,李贄提出這一理論……也可以說不幸而言中。」
那一年,努爾哈赤組織了八旗制度,比起發展到盡頭而僵化的大明朝,正如旭日初升。中國網民談美國時愛談「入關學」,視自己為代表「質」的滿清,視西方為龐大但也腐朽的大明朝,準備「入關」,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自信。因為落後者的優點正在於其落後和質樸。關內關外,究竟是「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還是「飢渴 慕義的人有福了 . 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呢?文明之間的競爭好像鬼店的升降機,一打開來就流出了一走廊的鮮血,來自我們所有人的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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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越來越像中國。西方不是那麼容易有獨裁者,但文明上,人類社會的墮落形態都是殊途同歸。
文明的發展階段,好像都是「質」與「文」不斷交替——草創階段與繁榮階段。在草創階段,通常都是伴隨戰爭;官僚架構和法令相對簡單;社會的觀念不會很複雜,還未到分化階段。不論是統治者和民間,都是一股創業之風,大家在泥濘裡打滾出來,多數比較務實。一個文明發展到後段,就會充滿觀念上的矯飾,一切事物包括政治都會出現泛道德化,有「文勝於質」的衰世景象。
蘇聯倒台之後,福山馬上就認為歷史將會終結,但後來成為思想界的笑談;日本的年輕學者與那霸潤還更厲害,指出一千年前的宋朝,已經完成了歷史終結。在北宋開始的中央集權、文官政治、經濟自由化、科舉取士、身分自由流動,業已完成「可持續的集權體制」。
如此聽來,其實也開始有現代社會的苗頭。然而理學和重視道統道德的風氣,也碰巧是北宋開始的。「歷史終結」和政治生活道德化之間,似乎互有相關。是不是歷史已經終結,體制和觀念的鬥爭已經分出勝負,反而會滋生包攬一切、天羅地網式的道德政治學?當一個國家的人認為自己已到達了人類文明的頂峰,外在已經沒有可以征服之處,人們關注的重點就會轉移到內在領域,即精神世界、觀念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秩序。理學最後去到變成吃人禮教,是因為它開創的時候,是為了「糾正」五代十國的實力山頭主義。
宋初的歷史學家要重寫歷史,寓史於教,特別寫臭像馮道這類不斷轉老闆的政治家,就特別強調忠君愛國,後來道德規範也伸展到平民生活的各個層面。日本也是這個原理,作為社會階級的武士,歷史比「武士道」古老得多。「武士道」是為了在行為上心理上規範武士而被推廣,因為武士已經登堂入室,掌握了政治走向。五代十國之後的道德政治,也就是宋朝的「武士道」,要社會菁英不要隨隨便便就打算改朝換代,要好好做人。也就是說,道德教化通常是為了阻礙社會進化得太快。國家創制之後,制度移動得很慢,內部改革通常是失敗。如果官僚制度失去技術創新的能力,而社會的發展卻製造了新的歷史問題,就會出現動亂。
宋朝體制作為「歷史終結」,以及宋明理學 (強制而有力的道德同化),都是同時發生,並一直為後世所傳承。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講李贄的那一章,便講及他思想上的痛苦來自於明末的整體。那個時候,人們為了符合集體的風俗和古老的孔孟之道,只能將私人慾望和個人權力收藏起來,久而久之大家都是口裡一套、心裡一套,不可能成為心口如一的君子。然而正統的思想,就是鼓勵士人成為君子。
黃引李贄「自我批評」的一段,就十分驚心動魄:「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他的痛苦在於對自己的處境太過敏銳,他知道自己學的那套如果認真,在現實中只會淪為偽善。
李贄家道中落,但之後也做過官,知道做官不是為了為人民服務,無非是為了名利,但大家都會落力粉墨自己,更是不粉墨不行。李贄刻意做道德的素顏,希望透過回歸「童心」要找到真正的道德。他是否找到了我們不知道,但他所身處的世界卻接受不了他「分化」。最後指控他妖言惑眾,將之囚禁,著作亦被官方 cancel。
李贄距今約四百多年,美國則二百多年。小時候我們學美國和西方,印象是西人將公私分開,例如克林頓和女秘書食雪卡,美國民眾不覺得有問題,是他對調查者隱瞞事情的細節,覺得有違政治道德。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分開。四百多年後,中國仍然是政治道德化的。中共也是靠道德治國的。你打出「打土豪,分田地」、世界大同、男女平等,就站穩了道德高地,難道你反對分配平等嗎?49 年建國之後,幾波清算運動,其實都是道德化政治的高峰。人有成份好的,有成份不好的,就是說你道德上好,道德上不好。道德上不好的黑五類,不只不能做官,更要入勞改營接受再教育,改好才有出監可能。不可能有人相信黑五類同時可以是一個好的技術官僚。你必須是「好人」才能做一個好官。文革時期的革命至上、要紅不要專,其實也是這個中國邏輯的演變,並不怎麼馬克思的。或者說,馬列那一套其實都很中國。
到我們長大之後,不知是我們變了,還是西方變了,情況也開始不同。道德成份也慢慢重要。種族平等、男女平權、性小眾權益、環保、自由民主人權,就像人性本善、君子固窮,一樣是好東西,但一經「提倡」,由政府和有力人士推廣,就慢慢變味。同性婚姻爭取成功,爭取者就繼續爭取易服、變性等其他性小眾的權利,並且不可避免是透過攻擊其他「建制」。這個時候,白人、男人、異性戀者、家庭、宗教,都一一成為不良成份。一旦被套上「白上至上」、「法西斯」的帽子,你水洗都不清;歷史人物因為與黑奴歷史有關被打倒;電影戲劇因為涉及蓄奴,要 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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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很多很多,總之都是慢慢走向以理殺人。群眾壓力之下,你都會為了自己的生路而加入批鬥。
這個道理是好的,你不聽便是你有問題,要施以懲罰。他們說再教育營違反人權,然而軟性的「再教營」的概念,在西方也有。中國自古以來很重視教育,到長大之後才明白,這是他們很在乎社會穩定。如果不教育,你會有別的思想,之後就不容易「修正」。
現在美國那套,據說是二戰之後反威權、反越戰的自由世代所推廣,他們進入傳媒和學院,就得以播道,下一代不可能有太多其他思想;美國在蘇聯倒台之後,進入「歷史終結」。歷史終結只是一種意識,就是「自滿」的另類講法。當人自滿了,就回到內在,想要一舉解決觀念上的終極問題,也就是「公平」的問題。「政治正確」成為政學商媒幾個大領域的通貨,每個人不持有一點,在現實裡都會吃虧。所以結果和李贄那個時代一樣,挖空了就是人人爭相偽善。
在一些資深左派眼中,據說拜登也只是個老白人,也是華盛頓建制,是不可能為基層打拼的,但他起碼肯騙你,也不會示現對自身的驕傲。任何人的意志和行動一旦有所創衝,都會導致其他人有被貶低的感覺。之所以要談種族平等,最重要是為了多民族帝國自身的安全系數,類似的東西在解體前的奧匈帝國也提倡過。一個穩健的系統,大家都要盡量齊一,任何民族主義式的亢奮都會帶來系統當機的風險。
黃仁宇在那章說:「李贄自然無法理解,用中央集權的方式,以為數眾多的官僚治理億萬農民,就要求整劑劃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勵特殊份子或特殊成份,發展新的技術或創造新的法則。」
與那霸潤談宋朝達成了歷史終結的那本書,叫做《中國化的日本:日中「文明衝突」千年史》。美國二百多年,十分年輕,但也極盛了,是否也走到了中國化的階段?「中國」在最初不是指某個特定國家,而是「人類文明的頂點」。美國的中國化,不是說中國得到了美國主權,而是說美國的文化文明終於也「進步」到好像以前的中國,進入了被觀念統治的情況,變成超穩定而壓抑的狀態。
每個文明凡到達了頂點,民豐物埠、傲視天下,就會撞鬼一樣出現差不多的病徵:與現實脫節的道德提倡、系統穩定壓過了個人的各種自由。最終美國國父們的理想,像民主、分權、自治、新聞及出版自由這些東西,都會因為要維持現在的權力架構而有所妥協。為了應付侵侵這個「緊急狀態」,他們都無疑損害了自己的不少理想,越來越走向一個中國式的國家,進入「文」的階段。
黃仁宇這樣談李贄的歷史觀:「……在他看來,歷史的治亂既循環不斷,又與『文』『質』相關連。一化仁君如果專注於『文』而使之臻於極致,則已經開了禍亂之基:反之,息亂創業之君,則專注於『質』,只求使百姓免於饑寒而不去顧及是否粗糲。這種認為文化生活與生活水平和國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歷史的產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點……根深抵固的儒家歷史觀,又使他深信天道好還,文極必開動亂之機,由亂復歸於治,有待於下一代創業之君棄文就質,在 1601 年,李贄提出這一理論……也可以說不幸而言中。」
那一年,努爾哈赤組織了八旗制度,比起發展到盡頭而僵化的大明朝,正如旭日初升。中國網民談美國時愛談「入關學」,視自己為代表「質」的滿清,視西方為龐大但也腐朽的大明朝,準備「入關」,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自信。因為落後者的優點正在於其落後和質樸。關內關外,究竟是「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還是「飢渴 慕義的人有福了 . 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呢?文明之間的競爭好像鬼店的升降機,一打開來就流出了一走廊的鮮血,來自我們所有人的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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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武漢肺炎揭穿中帝國真身 問題是香港人如何應機轉化】
幾年前說中國充滿帝國主義思想,沒有太多香港人能夠理解;去日本一個座談會講這個總結,日本人多數亦沒有感覺。日本右翼沒錯是反中,但不是因為自由和人權。因為日本一直攝取中國傳統學問,令他們最終想取代中國成為天朝核心,想反過來將中國本部變成日本朝貢區。有點像《星戰》天行者本來立志對抗黑暗原力,最終墮落為黑武士。
中華世界觀令日本走上軍國道路
日本軍國主義者不是反對天朝格局本身,乃認為天朝秩序很好,只是中國已經失去資格,要由日本統領天朝,才成為幾百年宿敵。江戶時期講中國「明清鼎革」的《華夷變態》,與其說折射了中國情況,不如說反映了日本菁英的精神轉變。《華夷變態》是1732年江戶中期作品,已經是總結。江戶前期,知識菁英的日本主義已經熾盛,有一些提倡「獨尊孔子」,排斥孟子提倡革命;或排斥之後主導中國、混雜佛道的宋明理學;
有一些則提倡古代神道,例如德川家康的學者重臣林羅山,在《本朝神社考》,提倡古神道和神社才是日本根基,又說:「我朝神國也,神道乃王道,自佛法興行後,王道、神道都罷卻去」。
最革命性是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實》(1669年),他痛斥日本很多人是「大中華膠」:「愚生中華文明 (日本)之土,未知其美,專嗜外朝(中國)之經典 ,嘐嘐慕其人物,何其放心乎?何其喪志乎?」他將日本視為「中朝」,而中國為「外朝」,不再稱中國為中國。
這本書在現實政治中也很有趣,據說明治時期武將、台灣總督之一的乃木希典就很愛《中朝事實》,將它送給裕仁。明治天皇駕崩後,乃木希典切腹殉君。
與之同期的山崎闇齋,又曾這樣問學生:「如果今日孔子和孟子帶著大軍攻打日本,我們學孔孟之道的人應如何面對?」學生不能回答。山崎闇齋說:「如果我們不幸至此,就唯有拿起武器,與孔孟一戰將之擒獲,這才是孔孟之道﹗」[1]
這條脈絡,最終成為後來的「日帝國主義」,但日帝國主義的模型其實源於中國,來自「孔孟之道」及背後的世界帝國觀。「大東亞共榮圈」實踐起來,只是置換共榮圈領袖,而非整個打破。
二戰後日本知識份子負有戰爭原罪,他們基本無法客觀評論中國;又因歷史脈絡,而錯誤認為軍國主義發源於日本,中國則沒有帝國主義。很多日本知識人以反戰反民族主義為己任,但在其進步議程的監察藍圖,往往欠缺中國這個坐標。
美軍駐守於日本,經常搞出強姦民女事件,導致疑美多於疑中。在不少日本社會賢達眼內,中國反而是維護東亞和平的重要伙伴;有一些人甚至認為中國崛起,將會帶來「亞洲世紀」,亞洲人抬起頭,可以令歐美國家主導的世界更加均衡、更加「多元」。你沒看錯,香港和日本只有幾個鐘飛機路程,但兩者世界觀就是如此南轅北轍。
日本人說過脫亞入歐,但底下「中國性」仍然強烈。例如「勝過歐美」、亞洲人重新抬頭等,就非常泛亞主義。中國現時的狀態,靈魂是1930年日本,肉身則是1930年德國。
中國跟隨日本 進入「珍珠港陷阱」
武漢肺炎爆發後,據報美方認為中國隱瞞疫情達六日以上,令全球包括美國自身有很多人命無辜病死。中國為阻止全球追究責任,遂收買國際組織洋五毛唱讚歌、找同盟國掛起「多謝習大哥」橫額、在網上鼓吹「美國源頭論」、不准別人將肺炎扣連到武漢或者食野味等等。
中國人自己感受到危險,唯有更加膨脹自己,好壯膽和嚇人,卻令自己成為全球排華大合奏的燃料。首先是中國控制到譚德塞和世衛,卻不能塞住天下悠悠眾口,最終反而成為中國自己的醜聞和負資產。譚德塞全程偏坦中國,在全球已成為廣泛國際醜聞,他自身所屬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黑歷史、早有隱瞞埃塞俄比亞霍亂疫情前科、世衛對台灣不公平等等,亦全抖了出來。
美國近日已出聲,要撤查病毒是否武漢實驗室產物,亦有內部評估美國已進入「珍珠港時刻」。人人都知道日本襲擊珍珠港,導致美國民意全面反日,國家正式參與世界大戰。中國網民和全球親中者,竟然相信中國的數據fake news,認為美國疫情嚴重過中國並沾沾自喜。問題是美國受挫越嚴重,反擊就越恐怖。這次中國令自己也進入「珍珠港時刻」,扮演日本那個位置。不明白日本史,就不能明白今日中國的歷史生態位。
全球對中政策轉移,至今亦因武漢肺炎而累積了全球廣泛民意。親中白左學者仍然以「反歧視」、「病毒不分國界」等等論述自欺欺人,既是視野所限,亦有份將中國推入地獄。
泛亞論、日本軍國主義的內核,也是亞洲人要抗擊歐美帝國殖民主義和歧視,咱要吐氣揚眉。這種自我認同一旦啟動,就不會是官方能夠控制,或者學者做道德文章能夠抑制。
大疫先起,經濟崩潰在後,中共為避免自己遭受人民過激非議,狗急跳牆也只能無可奈何走向「戰狼外交」。這幾個月發展亦不出如此,中共在「被中國人鬧」和「被世界鬧」之間,理所當然選擇後者,是出於內部穩定和保衛政權的本能。最終就導致世界壓力越來越大,也無法控制各種外交行為和文宣的鬥爭性質。
最近中國網絡如微信就流傳多篇《為何XX國渴望回歸中國》的文章,中招者包括蒙古國、越南、印度、果敢特區、哈薩克等國。內容都是關於當地人民跟中國「素有淵源」,其實很想回歸中國云云。
哈薩克反應就很大,國家馬上傳召駐當地中國大使抗議並要求解釋。官方很快就自己刪除文章,但國際影響已成;泰國網民與中國網民亦在twitter打到天昏地暗,事源同樣是泰國網民稱香港台灣是國家,令中國網民上頭;中國人敗走,是因為泰國年輕人根本不當中國人攻擊泰王、揭泰國黑歷史是一回事。我跟泰國的朋友說這件事,他們說現在泰國分成三個陣營,黃衫軍是社會賢達、軍人、既得利益者和保王派;紅衫軍是他信當年吸引的農民階層;近年就多了橙衫軍,他們是年輕人,也可說是「真國族主義者」,在乎泰國共同體多於特定政府和王室,也擁抱西式文化,他們這次就成為取笑中國網民的主力。
中國新建的帝國形象
這些舒緩中國國內壓力的泄憤式外交,將為中國打造出「新國際形象」。中國以前的國際形象,是比蘇聯更正宗的共產陣營領袖和第三世界領袖。之後是悶聲發大財,不干預你國內發展,因而受到其他國家的現實主義者歡迎。現在中國終於將自己對全世界的干預主義和霸權全射出來,本來中國只是干預香港台灣西藏新疆這類「故土」,對西方人來說,這些地方的人怎麼死都不關他們事,只要繼續有廉價勞動力、市場和錢就於願足矣。然而他們發現,自己也同樣受干預,則香港台灣等地的反中議題,對他們亦不再遙遠,「中國威脅」在後瘟疫時代將變得切身。西人以為無關痛癢,但他們的親人朋友這次可能就死於武漢肺炎、可能因疫情而掉了工作、生活質素下降。因為想像的共同體,同胞受害,其他人的世界觀亦不免動搖。Politics is perception, this is real now.
白左會批評全球反華是病毒政治化、種族仇恨,然後站在自以為是的道德高地短嘆長吁道德淪亡,然而對於中國隱瞞疫情、操控世衛的責任,卻是無法應機,也不敢站在「真中間路線」要求中國也應合理賠償,他們不夠膽。
對亞洲各國而言,中國就是1930年的德國。只要在我國內有一些華種、存在一些有中國淵源的人事,原來中國都認為是「未回歸」的領土,那不是威脅我的國家安全?原來李白來自哈薩克就代表哈薩克都要回歸中國,那以前蒙古帝國境內的國家會怎麼想?這跟德國說奧地利人是德意志人,然後德奧合併有甚麼分別?跟捷克斯洛伐克有一些德意志人,納粹就來侵略有甚麼分別?有些人反感說中國是赤納粹,四處談歷史血緣就索取主權領土,不是帝國主義?積極想改變二戰之後的領土主權安排,是不是世界和平的大威脅?納粹要重振德意志榮光,跟中國人普遍想恢復萬邦來朝格局、主導國際秩序,有沒有分別?然後華種在西方,也會因為受到一定歧視,而渴望中國強大,變成一個能干預其他國家,能保護他們安全和利益的帝國。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衝突,就會這種互動之中不斷強化。
很多人陷在舊框架,就無法承認中國才是問題,而不只是共產黨。文化戀中者,則永遠不承認窮兵黷武是中國傳統,我們來自一套擁有悠久帝國主義傳統的文化。德國文化經過去納粹化,中國文化可沒有。以前的香港人甚至台灣人自認中國人,認為「愛國不愛黨」就安全崇高,以為只認同「文化」就偉光正,問題是這套文化沒有經過淨化,不適切現代文明和當今國際形勢。當「中國」未經過解體、未去清朝化和淨化,擁抱國家實為擁抱罪惡。
香港人會批判英帝國主義、日帝國主義和美帝國主義,卻不了解中帝國主義。從清朝遺老到新儒家到今日的大中國主義者,對中國總是溫情有餘,認識不足。即使深受其害,卻不知苦從何來。此即意識形態之威力。
我們能回去鄧小平體制嗎
那麼香港能回去鄧小平體制嗎?香港應該渴望回到鄧小平體制嗎?
以曾俊華田北俊曾鈺成 (坊間戲稱「3J黨」)那些舊精英為首的中老年人,當然是以此為奮鬥目標。他們利用香港人的普遍惰性,推銷一個死胡同方案:香港要走回中間,爭取一國兩制恢復正常,就一天光哂。
問題是一國兩制有多少空間,取決於中美關係。中美關係經過武漢瘟疫之後,只會更加晦暗不明,走向更黑的深水區。問題是這無異於等候兩大強權發落,等於坐食山崩。積極親美或積極親中,都是看到世將大變,而且付諸行動,值得欣賞;最浪費時間的幻念,卻是爭取一國兩制回到「鄧小平初衷」。大家都知道不會實現。中國沒有誠意,香港人亦看到戲已演完。
愛國不愛黨、理解中國(人)、建設民主中國,已經是明日黃花。很多人不肯面對「中國」此概念即帝國主義,「民主中國」無可能,因為「中國」本身就是擴張和朝貢說,是否定世界應分為不同民族和國家。說要追求民主中國,就好比叫全歐洲先投降給第三帝國,再爭取民主的第三帝國。在大爭之世,香港人要留在國際封鎖線內還是出線外,要大力表態,讓世界明白。
台灣就一早選擇親美,口罩外交是要融入國際。美國卻不准 Google 光纖接通香港,這說明甚麼?當美中已無法媾和,香港還有可能重置一國兩制?民主中國值得追求嗎?對中國人值得,對香港人卻是戰略自殺。道德上,若我們哀憐被鎮壓的香港同胞,同時卻追求「民主中國」,實在是天大矛盾。反對大東亞共榮圈,卻支持「中國」,怎麼可能?反對美帝國主義,卻無視中帝國主義,是否偽善?今日的大中國主義者,跟昨日的日本軍國主義,有甚麼思想上的分歧?
中國引入民主而不解體,本質性不義還是繼續延長。西藏人和維吾爾人呢?被歧視的兩廣人呢?在中國裡面被消滅的其他民族呢?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呢?對其他國家的干預呢?選擇自由的國族之林,還是委身世界帝國,這是香港人內心和外面的功課。
在內,我們是否成為一個國族,擠身於世界?在外,我們是否與自由世界聯合,在中國問題上同心同德?如果我們已押注於「國際戰線」,內在亦必然隨而轉變配合。當我們仍然視中國為歸宿,世界圍堵進行期間,是會更重視還是更忽略香港?
當世界以香港作為放血口介入中國,我們跟中國的關係如何維持?如果我們跟中國關係恢復,又怎可能打到國際戰線?世界局勢已去到令我們客觀上無法再兩面討好,醒目仔時代告終,「香港精神」也將為新一代和新形勢改寫。
註:
[1] 原文:「嘗問群弟子曰:『方今彼邦,以孔子為大將,孟子為副將,牽數萬騎來攻我邦,則吾黨學孔孟之道者為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所為,願聞其說。』曰:『不幸關逢此厄,則吾黨身披堅,手執銳,與之一戰而擒孔孟,以報國恩,此即孔孟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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