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每月影評] 《金曲金后》的社會隱喻
法國導演沙維爾查洛利（Xavier Giannoli）執導的《金曲金后》（Marguerite）在海外上映時，頗獲好評，大概因為情節簡單，背後卻充滿思考空間。這部影片以1930-40年代美國「走音天后」珍金絲（Florence Foster Jenkins）的人生改編而成，類似題材的新電影也陸續出籠，不過結局由喜劇變成悲劇而已。
電影女主角瑪格麗特是業餘音樂愛好者，但「首先是」女富豪，坐擁巴黎近郊一座城堡，身旁的人都因為她的財富，而與她維持虛偽的上流社會關係。瑪格麗特與一般音樂鑑賞者不同，熱衷粉墨登場，喜歡呼朋喚友在城堡內開個人音樂會，這點也與一些高官頗為相似。可惜她五音不全，在演繹高音時慘不忍聞，成了上流圈子的笑話。她的親友、管家礙於人情和其他難以名狀的複雜感情，從不向她坦白；樂評人、記者和受她贊助的前衛藝術家各懷鬼胎，亦不大評論她的走音。即使評論了，她也看不到。
樂評人的權力和社會資本
這樣的設定，反映了一個權力關係，和一個建構的現實：類似「國王的新衣」情節之所以能上演，乃是因為演唱者自己無法有效辨識自身的聲音，才無從了解自己有多麼「專業」。須知錄音的發明，只是晚近產物，愛迪生於1877年發明留聲機，但普及則再要一段時間。在那之前，「音樂愛好者」和「專業歌唱家」的身份區隔，專業和業餘之間的分野，乃至不同業界之間的界線，其實很模糊，此所以才出現文藝復興式的全能人。
今天我們可以從音樂人發行唱片的銷量，來評判其是否受歡迎，同時大眾有了一定普及教育，也能大概感受專業程度。但在唱片誕生前，只要有足夠的社會資源，就能夠舉辦如電影中的私人音樂會，當局者迷，當事人的自我感覺，就與專業歌唱家無異。在錄音技術大規模應用前，社會對某人的歌唱水準，主要則是通過媒體報道、樂評人來了解，真相往往極少人知。因此，那些專業評論家的社會資本，可能比今日更大；在藝術成為大眾文化前，藝術家、評論家對「藝術」的詮釋力，可以無中生有、有中生無，可以說有相當壟斷性。《金曲金后》真正諷刺的，其實就是整個上流社會的社會資本：他們壟斷了社會領導權，喜歡聽甚麼音樂、穿甚麼衣著，都彷彿潮流尖端，其實不少品味大可商榷，電影中的前衛藝術家，正是看穿了精英圈子的荒唐，才把吹捧走音當作「行為藝術」。而在他們創造品味後，又有一群人從中為生，把潮流研究得煞有介事。走音女富豪的遭遇，不過是戲劇化了一些，本質卻是天天出現。
藝術贊助人的壟斷性
女富豪的演唱「生涯」得以延續下去，也有另一結構性原因：她自己也不知道已經「權力」過大，無形中已建立了權力中心，不少人要圍繞這生態維持自己生命，才不得不把謊言延續下去。這是因為藝術創作需要成本，藝術家也要謀生，在大眾表演、展覽等公共資助未興起前，藝術家群體背後的「藝術委託人」，像女富豪那樣，就形同半神。「藝術委託」類似今日我們的「贊助」，歷史上往往是具有權勢地位的王公貴族，甚至是一國政府。歐洲藝術委託的濫觴，可以遠溯至羅馬帝國時代，奧古斯都的幕僚Gaius Maecenas慷慨贊助詩人，以至不少非英語語言，都將他名字中的「mecenate」作為「委託人」。在中世紀，歐洲最大的藝術委託人當屬教會，眾多藝術家在教會資助下，創作了大量宗教藝術作品，但也鞏固了教會對知識的壟斷。直到文藝復興，世俗王公貴族要打破教會權力，才成為藝術創作的金主，藝術家才得以衝破教會桎梏，表達世俗藝術理念。
換句話說，誰是金主，誰就能建立一套生態，而歷史上眾多金主的藝術修為，包括資助巴哈、莫札特那些，都不見得比走音天后好。即使在現代社會，類似現象也無處不在。且以最重視藝術資助的法國政府為例，在文化部長Jack Lang主政時，推動了羅浮宮擴建、新凱旋門、巴士底歌劇院等國家級項目，同時頻頻對大眾藝術發表評論，對藝術市場價格、藝術推廣外交等都直接指導，既改善了本國藝術家的物質生活，也促進法國軟實力的弘揚。然而，正如電影中的藝術家有賴於瑪格麗特的財富，而不向她指出真相，不少人也認為法國「藝術國家化」的指導思想，也妨礙藝術創作自由。更有評論指出，法國政府的舉措，意在將藝術制度化為國家意識形態一部分，這種做法，與中世紀教會和後來歐洲王室網羅藝術家的行為，實乃一脈相承。
快樂的謊言：被騙者往往洞悉一切
說到底，樂評人、金主的社會系統，真的會令當事人完全盲目嗎？也不見得，影片主角的原型珍金絲就是一例。她本人對自己的水準非常清楚，美國社會輿論也毫不留情指出她走音，但大眾獵奇、追尋「反偶像」的群眾心態，反倒助長了珍金絲的「受歡迎」程度。她這種「非主流」表演本身，就是大眾文化藝術的另一個面向，乃至變成cult的體現。結果，她個人音樂會的門票總是被搶購一空，每次演出後，媒體都大肆報道，就像十年前美國曇花一現的William Hung，與及網絡時代的一眾網絡紅人。珍金絲自處之道，也像William Hung的金句「I have tried my best and have no regrets」，自言「人們可以說我唱得不好，但不能說我沒唱過」。在群眾注視中，她找到自己的存在價值之餘，大概也得到一種agenda setting的權力快感，現實是甚麼，已經不再重要。這教人想起經典德國電影《快樂的謊言》，兒子為母親在德國統一後重建「東德之家」，最終母親其實心中有數，但母子都沈醉其中。這與電影中，瑪格麗特在留聲機聽聞自己「真聲」後的悲劇，形成鮮明反差。
不過，細心的觀影者想必發覺，即便在《金曲金后》，瑪格麗特對自己的真實歌唱水平，其實也不無懷疑。她也暗示過知道別人的評價，就像對丈夫每每「遲到」背後的原因，也早有所覺。只是，在眾星捧月的私人圈子，瑪格麗特或許沉醉於善意的欺騙，為的不是實現自己音樂的夢想，而是證明自己有議題設定的權力，而對一位無所事事、人生也沒有其他追求的富婆而言，最少這會得到鍥而不捨、努力不懈的美言。當這一自我認識被固化，「有沒有走音」本身，就已經不再是問題的關鍵。其實，活在快樂的謊言中的人何其多，學術界眾多追蹤「影響因子」的怪人，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走音富婆，假如到了人生最後一天，才如夢初醒，那種感受，只會比電影結尾一幕更震撼人心。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6年10月
#走音天后 #另類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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