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想] (不)忘記的責任：慰安婦問題與日本戰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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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戰後遺緒議題的公共化及對日要求認罪賠償的跨國運動，起自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尹貞玉教授於1980年代在日本展開的韓籍慰安婦調查。1990年11月，南韓37個女權非政府組織組成「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Korean Council for Women Drafted for JapaneseMilitary Sexual Slavery，簡稱Korean Council），敦促南韓政府向日本政府施壓，要求日本正式承認皇軍的戰爭罪責，並對受害者公開道歉、提供賠償(彭仁郁，2012)。而後延續了幾十年的學術論戰與法庭辯駁，在各國延燒（台灣由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開始），韓國應該是在這場論戰中著力最深的國家，許多韓籍的美國學者撰著深究其中的史實、法理等問題，在日本境內也有左右兩派之爭，論辯著日本戰後責任的歸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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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15年的最後三天，韓國外長尹炳世與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於韓國首爾舉行約一個多小時會談，終就解決慰安婦問題「以兩國均可接受的內容達成了協議」。雖然韓日終就解決二戰遺留下來的慰安婦問題達成協議，但有評論指，今次協議可能在兩國均會激發右翼保守勢力不滿。韓國有民族主義聲音認為，韓國政府放棄追討賠償，而同意日本以撥款協助成立基金的形式迴避法律責任，是對日本作出退讓；同時間，日本右翼勢力也批評，首相安倍就慰安婦問題向韓國致歉是屈服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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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問題放在東亞歷史的語境中，是交纏在戰爭、殖民、現代國家與性別之間，時常看起來動彈不得，像是刻意擱置，要等待時間去沖淡。但這絕不可忘，無論在何種協商下。我在課程中談到台灣的現代性時，必定會談到日本殖民時代的兩件事，一件為台灣博覽會，另一件為慰安婦，像是日本「進出」(其實我覺得就是侵略)台灣的雙面體，它同時將台灣設計成現代國家的藍圖，同時也設置了多重的權力裝置，透過壓制、同化、排除，讓台灣人主體扭曲為速成的日本人。我算是持平地談論這個時代的治理，畢竟那已經成為我們文化本身。不過，在這個過程中，總有些事情要面對，那些極度私人的，與過於集體的，就像是慰安婦問題與戰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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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問題：從私人到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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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稱之「慰安婦」，即太平洋戰爭及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皇軍為了解決戰地官兵的性慾問題，在亞洲各占領地及殖民地，直接以暴力、脅迫手段強行擒擄，或間接透過警政公所、民間業者徵召、誘騙，而流落至「慰安所」，被迫為官兵提供「性服務」的女性。在《戰爭邊緣：二戰下的台灣》一紀錄片節目中，黃阿桃就是在上學的路上，被警察騙去南洋當護士，而事實上就是去作慰安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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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被拐騙的婦女來自韓國、中國、台灣、菲律賓、印尼等，根據日、韓研究者發現的史料，最早期「慰安婦」的徵募是從日本北九州開始，而在這些日籍「慰安婦」當中，確實有部分原先即從事性工作者，但亦有許多乃為貧困所迫、在知悉去意的情況下賣身，另有不明就裡而遭家人親戚變賣者（千田夏光 1978、1996）。隨著戰事擴大，前線士兵的「性慾需求」大量增加，日本皇軍便與趁機發戰爭財的業者們合作，在殖民地或戰地以各式手段獵取女性，進而組織了多型態的慰安制度（朱德蘭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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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邊緣：二戰下的台灣》一紀錄片節目中，阿罵們細細談著自己的遭遇，說道：「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她們畢生拼得就是「不要忘記」，也是希望「大家都不要忘記」。這些「受害者」勇敢地肩負起「見證者」的角色(彭仁郁，2012)。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慰安婦，反映出的不只是在戰爭殘酷下遭遇不幸的個人，而是殖民、性別、社會階級等多重結構暴力宰制下的受害事件，這些女性所承受的暴力創傷，不僅涉及戰爭責任與人權問題，亦是男性沙文主義、父權傳統與殖民帝國主義交互作用下的產物(Soh 2000, 2008; Yang 2008; Ueno 1999)。彭仁郁描繪著現在僅存的幾位台籍慰安婦的抵抗歷程，她描述大桃阿罵說：「見笑的不是阮，是日本鬼仔」，受害者從孤獨的「我」形成「我們」的集結想像便由此開始，台灣的慰安婦運動漸漸構連起一些微弱的抵抗力量，她們努力地記憶著，控訴這個時代結構所對她們造成的不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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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奇怪的事，相對於韓國政府的積極態度，台灣的慰安婦問題始終由民間在主導，那就算了。但是每次到了需要作認同分化、要刺激群體、要爭論台灣主體性的時後，慰安婦問題就會在島內成為吵架的資源，但始終都只是用完即丟，別說國際政治上的實踐，連理論層次都根本沒有到達。我們到底在幹麻阿，覺得今天韓日的動作，只有可能增添台灣選舉大秀的一個小插曲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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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責任：從集體到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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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談談韓日今天的動作，無論如何，這是重要的一步。不過有沒有想過，究竟是為了甚麼理由，日本一直以來總是迴避戰後的種種責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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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境內，也有學者針對這樣的現象提出質疑，如日本文化觀察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會文化的基本特徵》中，特別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提到日本人的「戰後責任」意識，那是一個整個日本都集體迴避的情境，他說：「在15年的侵略戰爭中，作為個人，日本人認為沒有哪個人是戰爭的責任者，即大家都有錯。戰爭責任由全體日本國民承擔，不是由領導人承擔。所謂『一億總懺悔』，就是說無論是香菸舖的老闆娘，還是東條首相，都有一億分之一的責任。一億分之一的責任事實上就等於零，即變得沒有責任。大家都有責任，幾乎就等同於沒有責任。這就是不講個體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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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學者高橋哲哉(2005)認為，在侵略事實的情況下，日本應當負起戰爭責任，然而在戰爭結束度過兩個世代後，這代的日本人所面臨的，是從未經歷過的行為的責任，在對戰爭無認識的情況下，這個「戰後責任」是難以償還的。高橋折哉批評了這種「無責任論」，提出了將戰後責任看作是「作為應答可能性的戰後責任」，也就是說，僅管現在的日本人沒有經歷過實際戰爭，但在戰後若有人質問興訟，日本必須「回答」，回答就是現在日本的戰後責任，而在這一應一答間，至少保證了戰爭記憶故事的持續銘刻，讓每一個人都記得。高橋哲哉在《戰後責任論》一書內，說到：「『作為日本人的責任』，不是一個日本公民在法律上發生的責任，不是服從國家法，而是負起自己所屬國家現狀的政治責任…負起『作為一個日本人』的戰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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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須面向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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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今日已然得到了某種形式的回應，而後該作的應該是將台灣、韓國、印尼等地的婦女組織起來，形成大規模的網絡組織，延續這個記憶，在真正的回應未竟之前。人們應致力於日本戰後問題的探討，展開跨國的座談交流，以建構論述，建立起世界性的合作關係，每個人都超越自己所歸屬的政治社群關係(例如國民黨/民進黨的對立論述)，務實地處理這個普遍性的問題，同時也避免遺忘世界在戰爭與和平之間擺盪時所狠狠刮起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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