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與地方派系?去殖民化過程中的陣痛】
文:就是要寫超長文的小編
李登輝前總統於前日逝世,正當國殤期間,不少中國人卻幸災樂禍,其中對李總統恨得牙癢癢的中國國民黨人,除了大嘆李總統破壞一黨專政、統一大業外,更以「黑金教父」、「引進地方派系」等言詞抨擊。長久以來,這樣的看法似乎成為定見,立場較中立者,也認為引進地方派系是李制衡中國黨非主流派的方式。
然而歷史是否如此簡化?其實,所謂「黑金」,乃對應中國黨壟斷的「白金」,所謂「地方派系」,乃對應中國黨的「無地方性」,中國黨老人們的憤恨,乃在於殖民體系中「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的崩壞。
而在這個過程中,李登輝與中國黨的鬥爭,雖最後以中國黨鬥走李告終,但中國黨本土化的失敗,也敲響了中國黨的喪鐘。本次中國黨高雄市長補選,派出荒腔走板的韓草包2.0「影印機」參選,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後李登輝時代中國黨地方經營的敗壞。
就讓我們把歷史拉長到戰後的半世紀,來看看李登輝如何透過高超的政治手腕,實現了台灣政經權力分配的乾坤大挪移。
1. 背景:#殖民者打造雙重治理體系
中國國民黨來台之後,建立的不僅是殖民政權,更是「極權主義殖民政權」。
為何要強調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所謂極權主義,指得是服膺獨裁權威,全面性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箝制思想,消弭一切反抗的體制,以蘇聯、中國等共產國家,和納粹德國、義大利等法西斯國家為代表。然而,這樣的極權國家,統治的對象通常是「自己國民」,而鮮少出現在殖民地。
原因很簡單,思想的改造與全面監視,需要耗費大量資源,在殖民地做這樣的投資不一定合算,而要思想控制外族人,甚至根本難以成功。
以1956年的人口統計資料統計,二戰後來台者約121萬人,其中約一半為軍人,而原本台灣籍人口增加至801萬,合計922萬。以13%人口統治87%原本住民,固然比起二戰結束時6%日本人統治94%台灣人來得多,但又和美、紐、澳之類殖民地殖民者人數多於原住民不同,其統治基礎仍然不穩。
在被殖民者占多數,且已有一套社會基礎的地方,人數不多的殖民者要不將原住民殺害殆盡,要不就得釋放部分權力,讓被殖民者在基層部分自治,例如大英帝國的印度一般。
因此,中國黨在地方政府、基層公務員,則必須廣納台人,以擴充其治理力量,並證明「我把你們當國民看」的「同化政策」與「有限民主」成功。因此,中國黨必須與原有之地方派系合作並將其納編,而保留其核心力量,用於軍警、特務組織和中央行政機關,在被殖民者的協助下,進行全面的極權控制。
然而,在中國黨的黨國體制下,地方派系出身者,就算忠黨愛國,最頂端只能爬到省轄縣市長,和「核心」無緣。這對於民主世代從地方到中央依序選起的體系有很大差異。以高雄為例,在高雄升格院轄市前,市長多由地方派系輪流出任,戰後有台南、澎湖、本地三大派系,後者就包含陳家等橫跨政商的政治家族。至於高雄縣則也有紅、白、黑三派。中國黨的策略就在於將大部分派系一一收編入黨或成為「黨友」,分配利益,任其有限度的競爭或輪替。
因此,中國黨與地方派系的合作,自然遠早於李登輝上台之前,而自然為了統治方便,中國黨也會容許這些地方派系在地方壟斷某些利益,所謂地方金權,早已開始!
至於所謂的「黑」,在戰後台灣黑道分為外省掛與本省掛,外省掛中的四海幫成立於1954年,竹聯幫成立於1957年,都是在那黨國藍腦印象中「治安安定的時代」,甚至情治機關還吸收幫派份子,成為政府的打手來對付、甚至謀殺異議份子(江南案),如同香港黑警與黑道兩面並用策略一樣。
「地方派系」、「黑金」在早期中國黨殖民政權中就已存在,但未成龐大勢力,原因在於,上層的嫡系殖民結構,仍將這些不入流的下層結構牢牢壓制。就算到了1980年,純以血統論,僅佔13%的外省族群,仍佔中國黨中常委70%,地方派系的頭人或許可以成為中常委,但絕無可能成為領導核心。
2. 鬥爭:#擊破極權政府的上層殖民架構
我們要了解中國國民黨,不能從今天一般民主政黨的脈絡去了解,而是要從同為極權主義國家的政黨來比較,正好,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有中國共產黨這個歷久彌新的獨裁極權政黨,可以讓我們觀察。
在這兩個中國黨中,實施的是「三權合一」制度,也就是掌權者,需要控制「黨、軍、政」三個體系才代表順利掌權。
以黨而言,領導人為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或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
以政而言,領導人為中華民國總統,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軍權上,中華民國採納了普魯士與日本的法系,採統帥權理論,由國家元首行使統帥權,直接經參謀總長指揮軍隊,依循軍政軍令二元化體系,不須經行政權(行政院)。而以中共而言,就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但實際上,控制「黨政軍」有時不需正式職務,以中共而言,拿到「黨、軍」掌控權,就算沒有獲得頭銜(如鄧小平晚年),通常就是有效掌權,反而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不一定有實權。同樣的,以中國黨政權而言,在蔣介石晚年到過世之後,蔣經國雖未擔任總統,但實質控制「黨、軍」,也自然控制政府,而能有效掌權。這就是「以黨領政」、「槍桿子出政權」,因而「國家機器」的政府,反而排名在黨、軍之後。
問題就在於,在強人死後,當政權處於相對真空階段,這種「三權合一」制度,就會在領導小圈圈中,引發爭奪。當李登輝上台時,他必須和代表黨的李煥、蔣宋美齡一派,代表軍的郝伯村,以及血統純正,代表政的俞國華這些高級官僚拼個你死我活。
要注意的是,「政」是表面上地位最高,但實際上在極權國家中權力卻最弱的,因此李登輝先借勢拉下俞國華,把李煥調離黨職去當行政院長,後來又把郝伯村調離軍職也接任行政院長,顯見他對此體系的熟稔。然而,李煥與郝伯村並非坐以待斃,例如李煥肯接行政院長,因為他認為自己仍可主導「黨、政」,而郝伯村也嘗試在行政院長任內召開軍事會議,意圖跨足「軍、政」,但都一一被李擺平。
在二月政爭中,李登輝仍成功爭取到黨大老的支持,以穩定黨內為訴求壓制「非主流派」反撲,然而,這樣的權力結構有如走鋼索,仍然不安穩。所以李登輝才會感嘆:「我沒有槍,拳頭母也小粒」。
因而,在李登輝真正當選總統後,即屢次利用「學運」、反對黨運動所代表的台灣人民民意,衝擊上層結構,並透過「漸進式修憲」,成功處理掉萬年國會、引入直轄市與省長直選、再壓制非主流派聲音(包含馬英九),成功推動總統直選,完全變更國體,使台灣人有機會取得政權。
1990年至1996年,是李登輝展現現實主義政治家手腕的高峰,在他的全盛期,透過自己的偽裝控制黨機器,透過推動「軍隊國家化」消除政變風險,透過憲改與民主化創造兩黨政治。成功的化解了三股力量團結反撲的可能,將其一一擊破。
若按照非主流派中國人的民主化劇本,則雖解嚴但仍保留特務組織與刑法100條,軍警特務為中國黨服務,雖民主但採委任直選,再加上一個保守持中國統一立場的領導人(林郝=>馬)與大老團體,則台灣就算不被併吞,中國黨也至少可執政至2016年、甚至至今(以國會2016年才第一次輪替來看)。也難怪中國黨會這麼恨李登輝,因為讓他們少撈了十幾二十年呀!
3. 扎根:#失根政權地方化
我們前面說中國黨雖廣納「地方派系」,也與「黑金」合作,但本質上仍是權貴血統取向政黨。
基本上,中國黨是個毫不「地方」(local)的政黨,因為他們的家在中國,根本看不起這塊土地,也不會認同這塊土地而深耕。雖然早期中國黨與地方仕紳、土豪、角頭等各方勢力合作,但地方與中央並不流通。要進入領導階層,主要來源包含黨系(藍血貴族)、軍系(黃埔軍官團)、政系(技術官僚),後者機會已經算相對開放。
蔣經國時代,雖實行「吹台青」政策,拔擢台籍菁英進入內閣,但這些菁英多是未經地方民主洗禮的行政官僚。相對來說,在禁絕台語等「文化滅絕」政策上,蔣經國時代比蔣介石變本加厲,也就是「我們給你機會,好好讀中國書就有機會出頭,但也要讓你忘了你是台灣人」的「中國版皇民化策略」。
而雖然與中國黨合作,但不論是台籍地方勢力,或由角頭衍伸而出的本省掛黑幫,頂多能分配地方利益,但在「上層」流動性極低,國會萬年不改選,政務官不是藍血(黨軍後代)也至少要藍腦(忠誠考核),因此存在著「殖民者的隱形天花板」,而李登輝的堅韌之處,即在於他「騙過了」殖民者的重重審核機制,打入了核心階層,但從未忘記自己與殖民統治者不同的身份。
在「金權」方面,地方的派系,不論是黑是白,都和「黨庫通國庫」的中國黨中央金庫無法相比。例如,在1993年,中國黨中投公司對黨產的說法,是戰後至今營運累積「9639億元」,而在兩蔣期間,中國黨的投資橫跨金融、石化、水泥、能源、交通、電子、文化、營建......等產業,「富可敵國」根本不是形容,而是現實! 替中國黨操盤海外黨產的張嘉元則表示,中國黨海外轉投資超過5000億,更在中國也投資百億以上。就算到了2015年左右,財政部、《今周刊》、《財訊》等來源,推估中國黨黨產(含不動產)都還有千億以上。
試問,一個黨國不分,資產近兆的「政黨」,哪還需要什麼黑金,各位國民每天出門上班,努力工作,乃至煮飯洗澡,都等於在幫中國黨賺合法的「白金」!而又有哪些地方黑金能打的過?
因此就可看出,李登輝引進「地方派系」、「黑金」的講法,根本是要「故意掩蓋」中國黨本質比這些勢力更可怕十倍百倍的事實!
事實上,在李登輝上台後,實施民主改革、國會(國民大會與立法院)提供大量名額,如同瞬間開啟權力真空的大門,吸引眾家勢力入場爭奪,而在選區從「萬年不改選的中國淪陷區」,變成「三、四年改選的台灣在地選區」的狀況下,所謂地方派系,當然會在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不乏「黑道」背景者也是事實。有趣的是,外省幫黑道當時也紛紛嘗試參選洗白,但效果不如預期,就算是黑道,接地氣的程度果然也有落差。
李登輝是一位有高超手段的現實主義者,就在這樣「地方包圍中央」、「在野黨逼迫執政黨」的手段下,李登輝成功的收攏權力,把中國黨非主流派系收編或驅逐,而往政權本土化邁進。在他當政時期,各級選舉開放、傳媒解禁、建立政黨補助款的制度,都讓反對黨能穩定成長,所謂「寧靜革命」,就在於李總統約束了中國黨的反撲勢力,促成政權不流血轉移。
而這個過程,只花了不到半代人的時間。
4. 遺產:#公民政治意識的建立和中國國民黨的困境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他擊破了「雙重殖民體系」,讓「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崩解,讓「去地方的政權」本土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原本被中國黨上層殖民結構壓制的「地方下層結構」被釋放,加上經濟自由化,建立起影響政治的政商共同體,讓地方派系宰制了各層選舉(基層更嚴重)。
當然,李登輝在任期內,推動了教育與文化等多重層面的本土化,然而這樣的養成需要一代人的時間,而李登輝種下的種子,就在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年輕世代大量投入參政後開花結果,這一批年輕人,如3Q 陳柏惟所言,就是有記憶以來,就處在李登輝主政時代(約1982-85年以後)的年輕人。
李登輝的任內,僅推翻了上層殖民結構,而讓未經篩選的各路勢力入主政壇,這樣的亂象,就有待具有公民意識的「民主子女」們成熟,進行「二次改革」,但我們不能忘記,這是「第一次解殖」的延伸,連帶的也必須把李留下未完全解決的去殖民化完成(脫中入世、追回黨產、轉型正義....)。
另一方面,李登輝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遭中國黨清算驅逐,其實斬斷了中國黨完成本土化轉型的過程。中國黨並未建立起如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培訓人才的過程,反倒淪為「殖民權貴與地方派系」共治的混亂場面,地方仍舊由眾多諸侯把持,但大位仍由殖民者後代獨佔(如王金平被馬、韓排擠)。在高雄、台南這些區域,中國黨在後李登輝時代僅能由地方土豪維持,完全培養不出一個具全國視野的政治人物。
這就造成,在高雄中國黨從黃昭順(地方派系)、楊秋興(叛將)、韓國瑜(舊軍系聯合多重地方派系,空降)、李眉蓁(地方派系的二軍),每況愈下的悲慘場面。但因為中國黨過去實在吸納太多地方派系,加上仍有大量財源以及中國加持,中國黨便安於現狀,不思改革,於是離台灣年輕世代越來越遠。
反倒是李登輝任內培養的一批國安、政治人才(包含蔡英文),許多為民進黨政府所用,民進黨繼承了相對穩定的李登輝路線,加上能夠自己培養政治人才,逐漸搶占都會票源,在2016年完成了台灣第一次的完全政黨輪替。
1988(特別1990後)-1996,李登輝以高超的手腕,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國體改變的「寧靜革命」;而在1996-2020年這段相對更長的時間內,經過七次總統選舉與三次政黨輪替,李登輝看著繼承他遺產的下一代台灣人,逐漸成長而改變這個國家。撐到最後的獲勝,老先生不論在哪個意義上,都做到了這一點。在他離開的時候,應該足以含笑九泉了。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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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與地方派系?去殖民化過程中的陣痛】
文:就是要寫超長文的小編
李登輝前總統於前日逝世,正當國殤期間,不少中國人卻幸災樂禍,其中對李總統恨得牙癢癢的中國國民黨人,除了大嘆李總統破壞一黨專政、統一大業外,更以「黑金教父」、「引進地方派系」等言詞抨擊。長久以來,這樣的看法似乎成為定見,立場較中立者,也認為引進地方派系是李制衡中國黨非主流派的方式。
然而歷史是否如此簡化?其實,所謂「黑金」,乃對應中國黨壟斷的「白金」,所謂「地方派系」,乃對應中國黨的「無地方性」,中國黨老人們的憤恨,乃在於殖民體系中「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的崩壞。
而在這個過程中,李登輝與中國黨的鬥爭,雖最後以中國黨鬥走李告終,但中國黨本土化的失敗,也敲響了中國黨的喪鐘。本次中國黨高雄市長補選,派出荒腔走板的韓草包2.0「影印機」參選,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後李登輝時代中國黨地方經營的敗壞。
就讓我們把歷史拉長到戰後的半世紀,來看看李登輝如何透過高超的政治手腕,實現了台灣政經權力分配的乾坤大挪移。
1. 背景:#殖民者打造雙重治理體系
中國國民黨來台之後,建立的不僅是殖民政權,更是「極權主義殖民政權」。
為何要強調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所謂極權主義,指得是服膺獨裁權威,全面性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箝制思想,消弭一切反抗的體制,以蘇聯、中國等共產國家,和納粹德國、義大利等法西斯國家為代表。然而,這樣的極權國家,統治的對象通常是「自己國民」,而鮮少出現在殖民地。
原因很簡單,思想的改造與全面監視,需要耗費大量資源,在殖民地做這樣的投資不一定合算,而要思想控制外族人,甚至根本難以成功。
以1956年的人口統計資料統計,二戰後來台者約121萬人,其中約一半為軍人,而原本台灣籍人口增加至801萬,合計922萬。以13%人口統治87%原本住民,固然比起二戰結束時6%日本人統治94%台灣人來得多,但又和美、紐、澳之類殖民地殖民者人數多於原住民不同,其統治基礎仍然不穩。
在被殖民者占多數,且已有一套社會基礎的地方,人數不多的殖民者要不將原住民殺害殆盡,要不就得釋放部分權力,讓被殖民者在基層部分自治,例如大英帝國的印度一般。
因此,中國黨在地方政府、基層公務員,則必須廣納台人,以擴充其治理力量,並證明「我把你們當國民看」的「同化政策」與「有限民主」成功。因此,中國黨必須與原有之地方派系合作並將其納編,而保留其核心力量,用於軍警、特務組織和中央行政機關,在被殖民者的協助下,進行全面的極權控制。
然而,在中國黨的黨國體制下,地方派系出身者,就算忠黨愛國,最頂端只能爬到省轄縣市長,和「核心」無緣。這對於民主世代從地方到中央依序選起的體系有很大差異。以高雄為例,在高雄升格院轄市前,市長多由地方派系輪流出任,戰後有台南、澎湖、本地三大派系,後者就包含陳家等橫跨政商的政治家族。至於高雄縣則也有紅、白、黑三派。中國黨的策略就在於將大部分派系一一收編入黨或成為「黨友」,分配利益,任其有限度的競爭或輪替。
因此,中國黨與地方派系的合作,自然遠早於李登輝上台之前,而自然為了統治方便,中國黨也會容許這些地方派系在地方壟斷某些利益,所謂地方金權,早已開始!
至於所謂的「黑」,在戰後台灣黑道分為外省掛與本省掛,外省掛中的四海幫成立於1954年,竹聯幫成立於1957年,都是在那黨國藍腦印象中「治安安定的時代」,甚至情治機關還吸收幫派份子,成為政府的打手來對付、甚至謀殺異議份子(江南案),如同香港黑警與黑道兩面並用策略一樣。
「地方派系」、「黑金」在早期中國黨殖民政權中就已存在,但未成龐大勢力,原因在於,上層的嫡系殖民結構,仍將這些不入流的下層結構牢牢壓制。就算到了1980年,純以血統論,僅佔13%的外省族群,仍佔中國黨中常委70%,地方派系的頭人或許可以成為中常委,但絕無可能成為領導核心。
2. 鬥爭:#擊破極權政府的上層殖民架構
我們要了解中國國民黨,不能從今天一般民主政黨的脈絡去了解,而是要從同為極權主義國家的政黨來比較,正好,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有中國共產黨這個歷久彌新的獨裁極權政黨,可以讓我們觀察。
在這兩個中國黨中,實施的是「三權合一」制度,也就是掌權者,需要控制「黨、軍、政」三個體系才代表順利掌權。
以黨而言,領導人為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或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
以政而言,領導人為中華民國總統,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軍權上,中華民國採納了普魯士與日本的法系,採統帥權理論,由國家元首行使統帥權,直接經參謀總長指揮軍隊,依循軍政軍令二元化體系,不須經行政權(行政院)。而以中共而言,就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但實際上,控制「黨政軍」有時不需正式職務,以中共而言,拿到「黨、軍」掌控權,就算沒有獲得頭銜(如鄧小平晚年),通常就是有效掌權,反而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不一定有實權。同樣的,以中國黨政權而言,在蔣介石晚年到過世之後,蔣經國雖未擔任總統,但實質控制「黨、軍」,也自然控制政府,而能有效掌權。這就是「以黨領政」、「槍桿子出政權」,因而「國家機器」的政府,反而排名在黨、軍之後。
問題就在於,在強人死後,當政權處於相對真空階段,這種「三權合一」制度,就會在領導小圈圈中,引發爭奪。當李登輝上台時,他必須和代表黨的李煥、蔣宋美齡一派,代表軍的郝伯村,以及血統純正,代表政的俞國華這些高級官僚拼個你死我活。
要注意的是,「政」是表面上地位最高,但實際上在極權國家中權力卻最弱的,因此李登輝先借勢拉下俞國華,把李煥調離黨職去當行政院長,後來又把郝伯村調離軍職也接任行政院長,顯見他對此體系的熟稔。然而,李煥與郝伯村並非坐以待斃,例如李煥肯接行政院長,因為他認為自己仍可主導「黨、政」,而郝伯村也嘗試在行政院長任內召開軍事會議,意圖跨足「軍、政」,但都一一被李擺平。
在二月政爭中,李登輝仍成功爭取到黨大老的支持,以穩定黨內為訴求壓制「非主流派」反撲,然而,這樣的權力結構有如走鋼索,仍然不安穩。所以李登輝才會感嘆:「我沒有槍,拳頭母也小粒」。
因而,在李登輝真正當選總統後,即屢次利用「學運」、反對黨運動所代表的台灣人民民意,衝擊上層結構,並透過「漸進式修憲」,成功處理掉萬年國會、引入直轄市與省長直選、再壓制非主流派聲音(包含馬英九),成功推動總統直選,完全變更國體,使台灣人有機會取得政權。
1990年至1996年,是李登輝展現現實主義政治家手腕的高峰,在他的全盛期,透過自己的偽裝控制黨機器,透過推動「軍隊國家化」消除政變風險,透過憲改與民主化創造兩黨政治。成功的化解了三股力量團結反撲的可能,將其一一擊破。
若按照非主流派中國人的民主化劇本,則雖解嚴但仍保留特務組織與刑法100條,軍警特務為中國黨服務,雖民主但採委任直選,再加上一個保守持中國統一立場的領導人(林郝=>馬)與大老團體,則台灣就算不被併吞,中國黨也至少可執政至2016年、甚至至今(以國會2016年才第一次輪替來看)。也難怪中國黨會這麼恨李登輝,因為讓他們少撈了十幾二十年呀!
3. 扎根:#失根政權地方化
我們前面說中國黨雖廣納「地方派系」,也與「黑金」合作,但本質上仍是權貴血統取向政黨。
基本上,中國黨是個毫不「地方」(local)的政黨,因為他們的家在中國,根本看不起這塊土地,也不會認同這塊土地而深耕。雖然早期中國黨與地方仕紳、土豪、角頭等各方勢力合作,但地方與中央並不流通。要進入領導階層,主要來源包含黨系(藍血貴族)、軍系(黃埔軍官團)、政系(技術官僚),後者機會已經算相對開放。
蔣經國時代,雖實行「吹台青」政策,拔擢台籍菁英進入內閣,但這些菁英多是未經地方民主洗禮的行政官僚。相對來說,在禁絕台語等「文化滅絕」政策上,蔣經國時代比蔣介石變本加厲,也就是「我們給你機會,好好讀中國書就有機會出頭,但也要讓你忘了你是台灣人」的「中國版皇民化策略」。
而雖然與中國黨合作,但不論是台籍地方勢力,或由角頭衍伸而出的本省掛黑幫,頂多能分配地方利益,但在「上層」流動性極低,國會萬年不改選,政務官不是藍血(黨軍後代)也至少要藍腦(忠誠考核),因此存在著「殖民者的隱形天花板」,而李登輝的堅韌之處,即在於他「騙過了」殖民者的重重審核機制,打入了核心階層,但從未忘記自己與殖民統治者不同的身份。
在「金權」方面,地方的派系,不論是黑是白,都和「黨庫通國庫」的中國黨中央金庫無法相比。例如,在1993年,中國黨中投公司對黨產的說法,是戰後至今營運累積「9639億元」,而在兩蔣期間,中國黨的投資橫跨金融、石化、水泥、能源、交通、電子、文化、營建......等產業,「富可敵國」根本不是形容,而是現實! 替中國黨操盤海外黨產的張嘉元則表示,中國黨海外轉投資超過5000億,更在中國也投資百億以上。就算到了2015年左右,財政部、《今周刊》、《財訊》等來源,推估中國黨黨產(含不動產)都還有千億以上。
試問,一個黨國不分,資產近兆的「政黨」,哪還需要什麼黑金,各位國民每天出門上班,努力工作,乃至煮飯洗澡,都等於在幫中國黨賺合法的「白金」!而又有哪些地方黑金能打的過?
因此就可看出,李登輝引進「地方派系」、「黑金」的講法,根本是要「故意掩蓋」中國黨本質比這些勢力更可怕十倍百倍的事實!
事實上,在李登輝上台後,實施民主改革、國會(國民大會與立法院)提供大量名額,如同瞬間開啟權力真空的大門,吸引眾家勢力入場爭奪,而在選區從「萬年不改選的中國淪陷區」,變成「三、四年改選的台灣在地選區」的狀況下,所謂地方派系,當然會在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不乏「黑道」背景者也是事實。有趣的是,外省幫黑道當時也紛紛嘗試參選洗白,但效果不如預期,就算是黑道,接地氣的程度果然也有落差。
李登輝是一位有高超手段的現實主義者,就在這樣「地方包圍中央」、「在野黨逼迫執政黨」的手段下,李登輝成功的收攏權力,把中國黨非主流派系收編或驅逐,而往政權本土化邁進。在他當政時期,各級選舉開放、傳媒解禁、建立政黨補助款的制度,都讓反對黨能穩定成長,所謂「寧靜革命」,就在於李總統約束了中國黨的反撲勢力,促成政權不流血轉移。
而這個過程,只花了不到半代人的時間。
4. 遺產:#公民政治意識的建立和中國國民黨的困境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他擊破了「雙重殖民體系」,讓「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崩解,讓「去地方的政權」本土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原本被中國黨上層殖民結構壓制的「地方下層結構」被釋放,加上經濟自由化,建立起影響政治的政商共同體,讓地方派系宰制了各層選舉(基層更嚴重)。
當然,李登輝在任期內,推動了教育與文化等多重層面的本土化,然而這樣的養成需要一代人的時間,而李登輝種下的種子,就在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年輕世代大量投入參政後開花結果,這一批年輕人,如3Q 陳柏惟所言,就是有記憶以來,就處在李登輝主政時代(約1982-85年以後)的年輕人。
李登輝的任內,僅推翻了上層殖民結構,而讓未經篩選的各路勢力入主政壇,這樣的亂象,就有待具有公民意識的「民主子女」們成熟,進行「二次改革」,但我們不能忘記,這是「第一次解殖」的延伸,連帶的也必須把李留下未完全解決的去殖民化完成(脫中入世、追回黨產、轉型正義....)。
另一方面,李登輝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遭中國黨清算驅逐,其實斬斷了中國黨完成本土化轉型的過程。中國黨並未建立起如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培訓人才的過程,反倒淪為「殖民權貴與地方派系」共治的混亂場面,地方仍舊由眾多諸侯把持,但大位仍由殖民者後代獨佔(如王金平被馬、韓排擠)。在高雄、台南這些區域,中國黨在後李登輝時代僅能由地方土豪維持,完全培養不出一個具全國視野的政治人物。
這就造成,在高雄中國黨從黃昭順(地方派系)、楊秋興(叛將)、韓國瑜(舊軍系聯合多重地方派系,空降)、李眉蓁(地方派系的二軍),每況愈下的悲慘場面。但因為中國黨過去實在吸納太多地方派系,加上仍有大量財源以及中國加持,中國黨便安於現狀,不思改革,於是離台灣年輕世代越來越遠。
反倒是李登輝任內培養的一批國安、政治人才(包含蔡英文),許多為民進黨政府所用,民進黨繼承了相對穩定的李登輝路線,加上能夠自己培養政治人才,逐漸搶占都會票源,在2016年完成了台灣第一次的完全政黨輪替。
1988(特別1990後)-1996,李登輝以高超的手腕,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國體改變的「寧靜革命」;而在1996-2020年這段相對更長的時間內,經過七次總統選舉與三次政黨輪替,李登輝看著繼承他遺產的下一代台灣人,逐漸成長而改變這個國家。撐到最後的獲勝,老先生不論在哪個意義上,都做到了這一點。在他離開的時候,應該足以含笑九泉了。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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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一千零一夜 - G(18限) |
*看展
後來G向我道歉,週六那天因為發生了一些事情讓他無法出現,他再次問我要不要一起去看攝影展,就在當代藝術中心不遠的藝廊街。每個人都有遇到事情的時候,我當然不在意他前一次的失約,便答應了他。
這次我們成功的在週末相見,在前東柏林市中心Mitte一帶的藝廊間穿梭看展。G不只高大英俊,還是一個品味很好又非常優雅的人,活脫脫是黑白電影裡走出來的gentleman,在進出藝廊間都可以感受到他陰柔憂鬱的特質而引起他人的好奇和關注,這些投向他的欣羨眼神有男有女。
後來我們在喝咖啡的時候聊了聊,平常G在公司的工作是負責KADAWE百貨公司活動的整體公關。但公關只是他混口飯吃的工作,他主要的人生是詩文創作,他給我看他隨身攜帶的筆記,裡面德文寫著我看不懂的詩。他用英文很努力的和我解釋,他喜歡文字、喜歡詩句,這些才是他生命的全部。嗯,聽著他用詞不達意的英文努力和我聊天,我想到愛德華薩伊德的知識分子論,裡面一段知識分子離不開自己母語的那一段。
然而G說他不是德國人。怎麼會呢?你不是用德文創作?「妳可能沒發現我的名字G · K,這是一個希臘名字。」G很感傷的告訴我一個時代下的故事,原來他的父母是二戰後希臘送到東德的五百童男童女。什麼?有這種事?是的,人類的歷史中就是有這麼多不可思議的事情,當年希臘為了輸誠,選了五百個男童和五百個女童送到東德進行思想再教育。這些孩子被迫離開父母到異鄉學習另一個語言文化還有政治思想,長大後他們互相取暖生下後代,就是在德國長大卻不是德國人的G。
經G這麼一說我就明白了,怪不得我對面的同事在茶水間說G壞話時,就像其他德國同事嫌棄土耳其實習生一樣。那一年德國政府剛頒發一條法律引起社會譁然,政府規定所有德國境內人士都要學習德語。這個對來自法國的我來說並不覺得怎樣,法國人對自己的語言感到非常驕傲,在法國說法語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在二戰的戰敗國德國和現在傾右不同,當時德國國旗的出現或堅持說德語這件事情,都很容易被認為是右派民族主義者,是二戰後德國教育所避免的。說德語條款,當時就是為了德國境內大量的土耳其移民所制訂,因為當時有非常多的土耳其移民是完全不會說德語的。這些複雜的歷史因素讓我辦公室的同事之間產生許多矛盾,對德國人來說,他們可能都是外國人。
在德國長大卻不被當做德國人,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哪裡人,這讓我當時很快的產生同理心。我成長在台灣民主發展的時代,是一個外省人第二代,小時候台灣激進的政客都稱我老父這些人是外省豬,而我這種什麼都不是的芋頭蕃薯就和G一樣,曾經對自己的國家認同感到徬徨而且沒有歸屬感。
G和我就這樣,在十分吃力的語言溝通下,感到彼此理解而惺惺相惜。
*那夜
和G越走越近,我很痛苦的發現,我好像已經喜歡上他了,而我還有一個男友A在北京,心裡感到相當的掙扎。
一個是二個多月沒見面,每天只短暫通電話的虛擬男友,另一個是每天相見活脫脫英俊瀟灑又溫柔極有品味的白馬王子,喔不,是詩人,我真的很難抵抗。那個週末當G約我去他家晚餐時,我就知道我應該抵抗不了了。其實我當時已經很喜歡他,每次跟他說話都會臉紅心跳加速還有小鹿亂撞,這種「週末」加「晚上」加「在家」再加「吃飯」全部的結合,就是要發生什麼的訊號。而我沒有拒絕,只是感到緊張。
G的家在易北河左岸,離我家有一段距離。和我住的Bobos族地區相較,他住的地區相當波希米亞。一進入他家,天啊!我又是整個被他的好品味融化卻要裝作若無其事的淡定。他的客廳有一個超大的民族風正方形矮桌,矮桌中間有一個巨型花器,花器上插著一大叢優雅不俗的花束。一大瓶花的周圍,正方形矮几上是各種建築、藝術類的書。靠近窗台的地方,G有和我一樣的超長原木桌,只是相較於我原色的桌面,G桌子深色木色更有時間的味道,桌上放著單眼相機和攝影書籍。他家整個空間就是歐洲室內雜誌的優雅混搭風格典範,是那種擺放什麼書都像精心挑選一樣的樣品屋,除了浴室。
G家的浴室和廁所在同一個空間,和外面的成熟優雅相比,整間蔚藍的浴室讓我以為自己進了一個水族箱。而女人的恐怖就在這裡,對自己心儀的人會不動聲色的細心觀察,G的浴室讓我覺得這裡有他人生活的軌跡,雖然沒有女性的保養用品,但東西還是異常的多,不像一個單身男性的浴室。
G比我大十歲,品味好之外,他的廚藝也非常好。他做了簡單的地中海菜,我們兩邊喝酒邊吃飯,氣氛非常的好。而我一向主張女人要先驗貨的原則,這晚當然也是不可避免,只是......我受到了一個不小的驚嚇,就是.......G沒有毛。
我們從小在健康教育課裡就學過,男女到青春期就會開始長毛,當然有的人毛多、有的人毛少。G的無毛就像我們小時候還未發育的皮膚一樣,非常光滑細緻,讓我感到奇怪而拒絕更進一步。而G也非常的紳士,我們就這樣度過了蓋棉被純聊天的一晚。
隔天早上,我們在G家的廚房用早餐。G的廚房還是一樣有品味,他在廚房的一角放了一個Martin Margiela風格的純白布沙發,週日的陽光灑入廚房,G用義大利壺煮著熱咖啡的香氣,還有我到柏林後從未吃過那麼好吃又不酸的德國黑麵包。但我好像沒有像昨晚那樣融化了,天一亮聶小倩照到太陽就會魂魄消散,我的意亂情迷好像也是如此,是不是該討論關於毛的問題了?
但我們沒有,我們好像若無其事的吃了一頓愉快的早餐。到了晚上,G才到我家樓下的酒吧和我長談。原來他是一位雙性戀者,第一次約看展時,他的失約就是在和當時的男友分手。我聽了倒吸一口氣,這麼說來我就懂了,為什麼路上的男人會看他,為什麼他沒有毛。
*卡蜜
那年的柏林沒有春天,五月中一下子就跳到盛夏,直接飆高溫到三十多度。德國的溫帶大陸性氣候明顯的沒有法國的海洋性氣候溫和,超長的冬季和突如其來的夏季,讓公園裡德國女人們一看到太陽就脫光了曬,自然主義的作風就像我常在餐廳公園看到媽媽們把奶掏出來哺乳一樣。
突然的夏天讓我每晚都得開著窗戶睡,但家樓下一排的酒吧,每天都鬧到凌晨三四點才停歇。那段時間我過得很辛苦,覺得自己背叛在北京的男友A,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接受一位男人女人都愛的G。想到路上那些看他的男人們,我就可以想像以後我吃醋猜忌的對象,將不只是女人而是全人類,這不也太累?
在感情上腳踏兩條船其實是很累的,兩方都要欺騙、兩方都要隱瞞,所以我一開始就對A說了G,也對G說了A的存在,但還是很消耗精神。G對我那位遠在天邊又小我三歲的網路男友完全不在意,因為他不相信遠距離戀愛會持久,也不覺得A和我般配。而A則是變了一個態度,每天開始對我緊迫盯人又哭又鬧的要我不要再理G。
我和G在「那夜」之後,還是常常一起去看展覽、喝咖啡,但也沒有其他的進展,往往他送我到家樓下,我也沒邀他上樓喝咖啡。一來是每天哭鬧的男友A,也可能是我對他光溜溜的身體還是有所抗拒,最後我還給自己一個理由,我的房間真是可以用家徒四壁來形容,椅子也只有一張,他上樓來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因此我們常常在我家樓下道別,G因此在我模糊的記憶中,就是常常在我家樓下陰暗又挑高玄關的身影,無論是到家裡接我去看展或送我回家,他都會在黑暗中等候我到來,或目送我上樓。
實習工作快到尾聲時,我很喜歡的法國女歌手卡蜜要到柏林開演唱會,等我知道時,演唱會門票早已銷售一空。而G得知後,透過他公關工作的人脈,拿到了二張演唱會的門票。我聽到時真是太開心了,那時候我最喜歡的歌手就是卡蜜,從法國帶了她的CD專輯,可以說每天都在聽她的歌曲。G的心意,真的讓我好感動。
而男友A得知之後卻說:「不准去!」然後又開始胡攪蠻纏又哭又鬧,他覺得G這樣討我開心,如果我去了演唱會,我絕對等不到他八月來柏林和我會合。我只好背著自己的心意拒絕了G,畢竟我還有另一半的束縛。
演唱會那天到了,G按了我家的門鈴,因為他知道我真的很喜歡卡蜜、真的很想去那場演唱會,所以他還是來家裡邀請我。他按鈴的時候,我剛好在和A越洋Skype,A得知後開始一哭二鬧三上吊的阻止我出門。
我卡在二人之間感到非常痛苦,生活中我在國外每天要面臨的挑戰非常多,所以我不喜歡這種消耗精神的感情狀態。最後我做出了決定,因為自己有著和A的約定在先,我必需拒絕G,讓他自己一人去聽演唱會,而且之後也不再和他相約出去看展覽了。
我做到了,我拒絕了樓下等我去卡蜜演唱會的G,後來也跟他說清楚自己不想在二個人之間搖擺,而且我已經答應要等A回歐洲和我會合,然後我們別再見面了。
和他說再見的時候,我心裡是很難過的。而自己去聽卡蜜演唱會的G,想必心裡和我一樣難過,他說他聽著演唱會,覺得我其實和他在一起。喜歡語言的人很難不喜歡卡蜜,後來,他也成了卡蜜的粉絲。
完。
片尾曲 - 你的痛苦
主唱 - 卡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