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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全人的七個原則 ＃人本心理學
＃巔峰心態 ＃成為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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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德國人本發展心理學家夏洛特・布勒（Charlotte Bühler）在第一屆人本心理學國際大會（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stic Psychology）上表示，「人本心理學最具共識的面向之一是努力研究與理解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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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是一種抱負，不是一個目的；這是一個過程，不是一種可以達到的狀態。如果有人說自己是完整的整體，那你應該看看他們背後是否裝有電線，因為對方可能不是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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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全人的過程是一段持續追求探索、開放與勇氣的旅程，在當中你一次又一次在更大程度上達到與自我及外在世界的整合和一致，進而擁有更大的彈性與自由，以成為自己真正希望成為的樣子。由於你始終處於改變的狀態，因此你也不斷斷往成人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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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篇文章中，我將概述成為全人的七個核心原則，以利你為獨一無二的自我實現旅程奠定健全基礎，最終經歷人生中最滿足與難忘的超越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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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一 ＃不只接受最好的自我 ＃也要接納全部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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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為一個人：一名治療師對心理治療的觀點》一書中，卡爾・羅傑斯指出，雖然病患在心理治療的過程中所呈現的問題「包含了所有人生經驗」——在學、家庭或公司遇到問題，會做出無法控制或奇特的行為，或者心中不斷出現恐懼——「但真正的問題或許只有一個」。羅傑斯觀察發現，每一位病患的抱怨背後其實都在問，「我到底是誰？我要如何才能瞭解藏在這些行為下的真實自我？我要如何才能成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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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來，他們問錯了問題。你內心的所有面向都是你的一部分。任何刻意的行為都反映了你心理結構的某些真實部分，不論是你的傾向、態度、價值觀或目標。每個人都具有許多面向。就個人成長而言，我認為你應該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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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的生命裡，我最希望培養、發展與實現哪些自我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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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想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擁有最大程度的自由，你必須深入探索自己的意識，並接受全部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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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如此，多數人只想追求自我感覺最良好的欲望。世界各地的人們不論所屬的文化為何，大多呈現本真正向偏誤（authenticity positivity bias）：以最正向與正直的特質來描述「真實自我」，譬如善良、慷慨與誠實。事實上，人們
認為自己的正面行為比負面行為更真實，即使這兩種行為都符合他們個人的特質和欲望。我們對於真實自我的看法，似乎就是我們最重視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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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常理相悖的是，當我們依照實際的本性（包含缺點在內）行事，並不覺得這是最真實的自我。不論人格特質為何，每個人感覺最做自己的時刻，往往是感到滿足、平靜、快樂、充滿關愛、自我接納、善於交際、自由自在、展現充分能力、朝目標前進、專注於當下與接觸新事物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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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我們通常都會在滿足所有基本需求、感覺可以自由行事與掌握主觀經驗時，自認展現了最真實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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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真具有顯著的社交層面，考量我們身為社會性物種，以及名聲與群體內的獨特地位在人類演化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這是預料中的事。人們往往在與親人相處、和諧地融入他人及環境，還有行為舉止合乎社交規範時，感覺最做自己。相反地，在受到孤立、在關係中面臨衝突與誤解，或是未達到自己或他人的標準時，我們往往感覺背離了最真實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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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做自己的感覺與社交行為之間具有緊密關聯，因此人們認定的真實自我，也許其實就是他們希望別人看到的樣子。根據社會心理學家洛伊・鮑邁斯特，如果別人對你的看法正是你希望呈現的形象，你就會感到真實與滿足。他指出，僅僅說服具有正向特質還不夠，人們通常還需要他人也給予一樣高的評價。假如你回想之前感覺展現了真實自我的個人經驗，或許會發現，當你最重視的特質與才能受到他人的重視，正是你自認最發光發熱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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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鮑邁斯特認為，人們未能取得渴望的名聲時，會自認所作所為有違本真，並未反映真實的自我（「那不是我」）。他表示，「在許多吸毒成癮、通姦、盜用公款、賄賂或做出毀譽行為的名人與政治人物身上，這樣的否認經常是他們對外宣稱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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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解釋了人們對於本真的評價，為何會與自己的道德觀及最重視的目標如此密切相關，以及為何僅僅只是回想過往的道德經驗，就會讓人感覺更加貼近真實的自我。畢竟，舉例來說，一般人認為，比起一邊看影集、一邊享用冰淇淋，按照與「較高層次的」目標一致的方式行事（例如宣布成立新的非營利人道組織），更符合自己與他人眼中的自我。然而遺憾的是，這兩種行為都是真正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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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為真實自我的存在帶來了更多的困惑。儘管如此，至少我們可以確定，如果一個人感覺觸及了真實的自我，之後通常能在許多方面得到幸福。除此之外，真實自我的概念也有助於評估你的生活是否無愧於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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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家薇勒莉・蒂貝柳斯（Valerie Tiberius）說過，「充分體現價值的生活」是幸福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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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的自我也有可能是某位學者隨意編造的概念，但我真心認為，每個人的內心都存在最有利於全人的健全與成長的自我面向。我相信每個人都有最好的自我（即最健全、富有創造力與有助成長的面向），而它們能讓我們感覺與自我及他人形成了最緊密的連結。我們越能勇敢放下社會性的一面與防衛心，就能獲得更多成長、發展與創造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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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想觸及最好的自我，關鍵的第一步是盡可能瞭解全部的自我並接受它，包括接受所有你討厭與急於否認的自我面向。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師歐文・亞隆曾經請復原狀況最良好的病患們根據有效程度選出六項治療因素，結果發現，最常被選中的因素是「發現與接納先前不知道或不認同的自我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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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接納未必就是喜愛。舉例來說，如果你因為很想狂吃油得發亮、灌滿起士條的甜甜圈而討厭自己，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然而卡爾・羅傑斯表示，「令人費解的矛盾是，一個人接受自己真正的樣子之後，便能做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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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納的一部分是對整體的自我負責，而不只是關注你所喜愛或最能帶來良好自我感受的想法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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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掘自己在有限的生命裡最想實現的潛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知道自己具有龐大與未知的潛力，但外在的現實（環境條件）與內在的現實（支配人格結構的極端特質）都會影響你培養某些潛力的可能性。更糟的是，某些面向的潛在自我一旦實現了，必將與其他面向產生衝突。羅傑斯承認這是事實，但也認為如果環境條件合適，長久而言，個體將能逐漸認知並相信那些面向的自我有助於成長，進而感受到活力、創造力與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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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2：學習相信自我實現傾向
☑️原則3：覺察內心的衝突
☑️原則4：避免嚴重失衡的發展
☑️原則5：打造最好的自己
☑️原則6：追求成長，而不是追求幸福
☑️原則7：善用黑暗面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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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顛峰心態：需求層次理論的全新演繹，掌握自我實現的致勝關鍵》，作者史考特．巴瑞．考夫曼（Scott Barry Kaufman）為人本心理學家，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賓州大學及紐約大學等學校。他取得耶魯大學認知心理學博士學位，並以蓋茲劍橋獎學金取得劍橋大學實驗心理學哲學碩士學位。美國網路媒體《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譽他為「改變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的五十位開創性科學家」之一。本書由 馬可孛羅文化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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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書：https://reurl.cc/kZy9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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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 蔣公逝世46周年紀念 #福編

今天是清明節，也是 蔣公逝世46周年。在今天的台灣， 蔣公被抹黑成殺人魔、拖累者、恐怖統治者，抹除一切功績，並將台灣現在所有正面成就簡單一句說成美國扶持。

如果真的只是美國因素，那本來 #和美國更親的菲律賓 與 #美國後花園的古巴，為什麼會在兩蔣統治期間與台灣落差如此之大呢？

如果能在毛澤東時期擋住共產黨只是靠海峽，那美國又是如何保不住與共產政權還隔著大洋的古巴，如何保不住剛果共和國、衣索比亞、安哥拉、索馬利亞、貝南、莫三比克那麼多的非洲國家呢？

站著說話不腰疼，綠學者與覺青在 蔣公創造的安全環境中成長，再來批評抹煞 蔣公的作為，實暴露台灣未來之黯淡。

蔣公並非完人，但以中國千年與亞洲近代領導者間觀之，仍為偉人無誤，茲奉上綠營與覺青最愛的日本乾爹對蔣公的12項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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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副首相福田赳夫（福田 赳夫 ，1905.1.14－1995.7.5）

　　1975年4月6日，福田談話稱：「蔣總統是世界的一大偉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四巨頭中享有高壽的一位。」

2.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井出一太郎（1912.1.4－1996.6.2）

　　1975年4月6日，井出代表日本政府發表一個「非官方」談話：「……蔣總統在本世紀初曾留學日本，並有很多日本友人，為深受日本國民欽佩、敬愛之人物。渠（他）一生與現代中國歷史息息相關，亦為一部中國現代史，深信其豐功偉績將永遠留存人類之記憶中。……」

3. 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岸 信介，1896.11.13－1987.8.7）

　　1975年4月6日，岸信介表示：「我們失去了一位偉人……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所受到的待遇，我們不可能忘記蔣先生為日本所出的力。雖然日本軍方在中國造成了一場風暴，但是他把日本人遣送回國，不把任何人當作戰犯。他反對蘇俄分裂日本，並運用他的力量，保存了我們的天皇制度。他協助日本戰後的混亂，並協助日本奠下復興的基礎。」

4. 日本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しいな　えつさぶろう，1898.1.16－1979.9.30）

　　1975年4月6日，椎名悅三郎談話稱：「我想大多數日本人都在悲悼亞洲的偉大指導者。尤其蔣總統與日本之關係很深，哀悼之念格外深切。中日間實務關係，因蔣院長早已掌握中華民國之實權，料將不會有影響。惟蔣總統係亞洲偉大的領導人，他的逝世難免對世界有所影響。」

5. 日本前首相佐藤榮作（佐藤 栄作，1901.3.27－1975.6.3）

　　佐藤榮作於1975年4月6日談話稱：「日本將永遠難忘蔣總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給予日本的大恩大德。最令日本人難忘的一件事就是，蔣總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日本以德報怨的恩惠。」

　　1975年5月27日佐藤榮作出版之日本《產經週刊》緊急增刊〈悼念總統蔣公〉稱：「……蔣公是一位學識非常豐富的長者。……蔣總統還是使好多日本人免於餓死的救命恩人。大約是昭和二十四、五年間，日本遭遇到空前的饑餓，數月之內竟餓死了近百萬人。農林省希望通過麥克阿瑟的盟軍總部，向緬甸、泰國買米進口，作為緊急措置，但是沒有行得通。在一籌莫展之時，蔣總統從當時的臺灣省糧食局長李連春聽到那情形，即刻批准進出口十萬噸白米，緊急運到日本濟急。當時日本在占領之下，所有進口的糧食全以盟軍總部發出的形式發表，不註明來源，所以當時日本官廳的記錄中亦沒有明記為臺灣進口的緊急濟米，但是這是我從李連春（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本人那兒直接聽到的秘話之一。……」

6. 日本報社《朝日新聞》

　　1975年4月7日《朝日新聞》社論〈蔣總統逝世〉稱：「……蔣總統的卓越功勳，由於其領導八年抗戰勝利而達到頂點。中日戰爭的勝利，使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由被列強蠶食之『半殖民地』狀態一躍而成為與美、英、法、蘇並列的世界五大強國之一。……」

7. 日本報社《每日新聞》

　　1975年4月7日，《每日新聞》社論〈以德報怨的人〉稱：「……蔣先生反對討論廢止日本天皇制，戰後並反對盟軍分區占領日本，這些恩德，對於多數的日本國民而言，實在難以忘懷。……，蔣經國上台以後將可能是一種「現實、合理路線性濃厚的融和政策」。

8. 日本報社《產經新聞》

　　1975年4月7日，《產經新聞》社論〈悼念蔣總統〉稱：「……蔣總統為辛亥革命後六十年來……日本投降時，毅然宣告『以德報怨』，使日本軍民安然返國。……」

9. 日本報社《讀賣新聞》

　　1975年4月7日，《讀賣新聞》社論〈蔣總統逝世之後〉稱：「……蔣先生的國民政府時期，由於日本多年的侵略，使中國生靈塗炭，然而蔣先生卻不念舊惡，於日本戰敗之時，採取以德報怨的寬大措施，使吾人深為銘感。蔣先生為一民族主義者，亦為愛國者。蔣先生主張『一個中國』，並堅決拒絕『兩個中國』或『一個中國、一個臺灣。』……」

10. 高田第13師團師團長長岡外史

　　蔣介石在日本振武學校就讀三年，1910年第十一期畢業。畢業後，蔣在野炮兵第19聯隊入伍，據長岡外史在回憶錄中稱，留學時期之蔣君，才能膽略，內蘊不露，說不出有什麼出人頭地之表現。要讓蔣與普通士兵一樣去掃馬房時，蔣之面上即顯出悲憤之色，那種氣慨，幾乎無人敢當。當然，令師團長吃驚是，蔣在1927年11月，首次下野到日本時，特意走訪他，這使長岡對此頗感意外，而蔣臨走時，特別寫下「不負師教」四字。長岡驟然感慨，蔣能有今天，大概是因為有這類美德之緣故。

11.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準教授松田康博

　　松田康博認為，蔣在中國大陸時，曾經因為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及中國抗日戰爭勝利，而獲得相當高威望。但是因為國共內戰失利以及在台灣實施威權統治，導致他在領導台灣時被恐懼和討厭。正因為蔣在政治經歷有大起伏，對他評價毀譽參半。蔣為維持軍民士氣及內部向心力，故意模糊戰略意圖。蔣認為整個中國國民黨統治體制受到衝擊。蔣已經做最壞打算，下決心撤往台灣。蔣早就了解到中國大陸很難保住，遂一邊大喊死守中國大陸，一邊按部就班準備撤往台灣。

　　蔣利用撤往台灣時機，排除地方派系，進行國軍中央化。蔣為鞏固權力及計畫反攻，整編軍隊，實現肅清地方派系目標。蔣下野其實是戰略性行動。蔣有意透過引退，使李宗仁等和平派人士徹底失敗，俟令他們擔負起失敗責任後，再行復出。國軍藉由撤退行動，透過陳誠與孫立人進行，將地方派系部隊解除武裝、整編、裁減人事，進而完全將其解體。而蔣長久以來想達成國軍中央化之目標，透過國共內戰敗北，以及其勢力獨佔海上運輸而達成。蔣早已料到中國大陸失陷，遂有將在中國大陸各地方派系肅清，好在台灣重新出發之考量。

　　蔣用下野之方式，讓人們陷於困境，以強化政府內部對自己之向心力。蔣讓行政院長閻錫山與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撤退到台灣。蔣以撤退到台灣為契機，達成他政治戰略基本目標。蔣目標是透過行使中國國民黨總裁職權，將資源集中於作為撤退目標之台灣，退到台灣後復行視事，重新建立黨政軍體制，再藉由美援恢復確保台灣安全，然後完全維持法統，待機反攻大陸。特別是在人事戰略上，蔣發揮絕妙手腕。而蔣之政治戰略，與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撤退到重慶作法相同。就是遇到危機時，先確保撤退據點，把資源集中後再重整，好面對下一次作戰。這種戰略，可以看出他身為一個軍事領導人之特質。蔣利用撤退到台灣之時機，強化自己權力基礎與正當，可以看出他善於在逆境求生之領導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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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公千古，中華民國萬歲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