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五倍券在峰迴路轉的轉變下，執政黨似乎已決定，要採取全民免付 1000 元的直接發放模式。
　
今天蘇貞昌院長也邀請民進黨團進行最後溝通後決定，預計將在十月初上路，對於這樣的轉變，民進黨總召柯建銘則說，「這是在疫情、疫苗、紓困、振興及現在經濟發展綜合考量下，所做出的共同決定」。
　
但是，同樣作為立法部門的一員，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只有執政黨團的成員有這個機會，能跟行政部門進行討論，相對之下，在野黨委員的意見卻無法獲得重視。
　
不過，我們仍想提出警訊與建議，希望讓國家的預算能妥善地利用。
　
事實上，隨著疫情的發展與變化，政府部門要如何透過政策工具，在有限的資源下，創造最大的效益，來活絡、復甦經濟。而且，除了活絡經濟動能之外，這些政策更需要貫穿社會各個層面，才能幫助到在這段本土疫情期間，被重創的各個事業。
　
我們都明白，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目前的做法真的夠完善了嗎？
　
從目前預計發放的五倍券來說，行政院將以一千、五百和兩百元面額來規劃。但是，對於小攤販、一般小本生意甚至是偏鄉業者來說，民眾和店家很容易因為找零問題，而影響到用券意願，甚至是店家拿到券之後，也很容易遇到因為無工會、無統編等緣故，導致兌換現金還需要再另行委託他人，耗費更多時間成本。
　
此消彼長之下，反而可能讓發券所造成的振興紅利，都被大通路給吃下。
　
相對之下，疫情下受到更大衝擊，甚至可能已停業三個月的店家，卻沒有辦法獲益。政府編了如此大量的預算，若無法真正協助到有需要的產業，對這些基層民眾來說，實在是本末倒置。
　
除此之外，蘇院長和執政黨的委員們曾多次表示，去年三倍券的效益斐然，若循前例推動，今年的五倍券，勢必也能帶動經濟成長。
　
然而，我必須要提醒大家，去年國內疫情控制得宜，受到衝擊最嚴重的，大多是受阻於邊境管制的旅遊業、運輸業等。但，今年疫情嚴重程度、受影響的情況，和去年完全不同，今年本土疫情全面來襲，全台灣內需產業有接近兩個月的時間嚴重受損，部分產業甚至完全停擺。
　
從數據來看，今年六月失業率 4.8 %，七月通貨膨脹率達 1.95 %，痛苦指數更飆升到6.75 %。皆創下近年新高。
　
「今年和去年相比，時空背景不一樣了」，作為負責任的在野黨，我必須要提出這樣的警訊。
　
面對整體大環境的不同，政策必須要考量更多面向，更必須要細緻顧及到不同需求的群眾。
　
以去年情況來說，農遊券、藝 fun 券、動滋券等，因為是各主管單位透過專業評估各產業在疫情下所受到的衝擊，再按比例原則分配，雖然仍有些許問題，但相較之下，更能精準協助到產業需求，同時還能夠推動數位轉型，因此，我認為這些票券，是今年可以沿襲的政策方針。
　
相較之下，全民普發的「五倍券」，真的應該要有更妥善的思維和考量。

因此我呼籲，政府應考量是否「先」普發現金五千，「再」發券振興特定產業，進而用最小的成本，來取得民眾最大的效益，希望執政黨能再好好想想。

Joe：「美國的通貨膨脹壓力，引起FED緊縮貨幣政策的市場氣氛，對科技股和成長股造成間接的負面傷害，財報差的企業，今年的股價可能會相對悲劇。」

由於供應受限，以及經濟復甦勢頭增強，旅遊相關服務成本從疫情受限的程度持續反彈，美國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5.4％、月增0.9％，漲幅為13年來最大，美國勞工部報告顯示，排除掉波動性較大的食品和能源部分後，CPI自5月漲0.7％後，上漲0.9％，兩者皆是自2008年以來最大漲幅，也高於經濟學家預期。

根據報告6月CPI飆升，有超過3分之1來自二手車與卡車價格指數的貢獻，價格上漲10.5％，這也是自1953年1月，美國政府開始追蹤這項數據以來的最大漲幅。近幾個月，二手車和卡車一直是推動通貨膨脹的主因，全球半導體晶片短缺削弱了汽車生產，新車價格持續上漲，需求目前主要由租賃公司推動。根據產業數據，二手車和卡車價格將很快降溫。但有跡象顯示，通貨膨脹正在蔓延到經濟重新開放的核心部門之外，消費者上月為食品、汽油、租金和服飾付出更多費用，核心CPI年增4.5％，是1991年11月以來最大漲幅，這項數據5月上漲3.8％。

白宮官員持謹慎且樂觀的態度，認為目前的價格上漲將是暫時性的，主要因為木材和其他商品的遠期價格持續下跌，日前由於供應鏈瓶頸，這些商品的價格一度飆升，經濟學家也認為，通貨膨脹上升是暫時的，這與美國聯準會（Fed）主席Jerome Powell的長期觀點一致。

維吉尼亞海軍聯邦信用合作社（Navy Federal Credit Union）經濟學家Robert Frick表示，6月的CPI數據看起來很可怕，但同時也可以發現，主要是暫時性的價格上漲，推高了這些數據，隨著1.6億美國人施打疫苗，旅行需求正在回升，包括飯店、旅館在內的住宿價格增長7.9％，機票價格上升2.7％。儘管通貨膨脹可能已經觸頂，但預計到2022年都將維持高位，因為許多和旅遊相關的服務，價格仍低於疫情前標準，一些推高通貨膨脹的因素預計也將持續到明年之後，6月份租金上漲，隨著勞工返回辦公室，在美國疫情消退的情況下，將人們帶回市區，租金可能會飆升。

即使有數百萬美國人面臨失業，工人短缺的問題也被視為將推高薪資，並使得通貨膨脹率提升。缺乏可負擔的托育服務，讓一些父母被迫留在家中，不能返回職場，疫情也迫使部分勞工提早退休，賓州PNC Financial首席經濟學家Gus Faucher表示，目前最大的擔憂是，當前的高通貨膨脹已被納入消費者和企業的預期，導致長期通貨膨脹走高，就像1970年代曾發生的狀況。然而當前通貨膨脹壓力的暫時性，以及聯準會的警覺性應該可以防止這種狀況發生。

2020年中國武漢肺炎爆發後，美國聯準會推出前所未有的工具來對抗市場和經濟動盪，國會也普遍贊同。不過時隔1年多，國會領導層中特別是共和黨人，已經呼籲聯準會放鬆政策，特別是每月購債1200億美元的行動。而聯準會主席Jerome Powell面對壓力說服國會：美國經濟雖然面臨10多年來最高通貨膨脹壓力、聯準會也不確定前景，但仍需要危機級別政策來度過難關。

美國經濟在GDP方面剛剛恢復到疫情前的狀態、股市繼續飆升、通貨膨脹正急速走高。聯準會紐約分行的消費者調查顯示，通貨膨脹預期達到至少8年來最高，而房價持續飆升引發泡沫擔憂。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成員已經有鷹派聲音，6月會議上將疫情後首次升息時間點提前到2023年，且只差1位委員同意就會是明年升息，但聯準會最近發布文件顯示，他們依然不確定未來通貨膨脹、總體經濟路徑，6月會議紀要也充滿FOMC委員模棱兩可的前景預測。諮詢公司Bleakley Advisory Group投資長Peter Boockvar表示，聽證會中挑戰Powell的人通常並不多，他希望但不指望Powell會明確說出是否退出當前政策的途徑。「我希望他能被問到關於住房的問題，住房顯然是經濟中對利率最敏感的部分，因此最直接受貨幣政策的影響。」

但根據過去與國會交流的說詞，Powell多半只會說聯準會正在密切關注房地產市場是否過熱，但目前未看到任何跡象。Brown Advisory的固定收益主管Tom Graff表示，聯準會還不清楚目前通貨膨脹有多少是暫時的，因此會小心承諾，不能過於具體說明多久才會收回寬鬆政策。花旗集團經濟學家Andrew Hollenhorst則說，Powell對勞動力市場實質性進步的信心程度，可能是他提前縮減購債的1個線索，儘管失業率遠低於疫情期間峰值，但目前5.9%失業率仍遠高於疫情前的3.5%。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601420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602674

周期之殤與政策之困 - 劉海影

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PPI是否過高或CPI是否失控，而是PPI上行無法傳遞給CPI，需求無法在全產業鏈共振，經濟運行失去周期性節律。

近期中國經濟走勢意外地掀起爭論，這與數據本身呈現出的矛盾特點相關。一方面，中國一季度GDP同比大漲18.2%，創出有數據記錄以來最高值，另一方面，按照與2019年同期相比的兩年平滑數據來計算，中國經濟增速回落到5% 的低位；PMI、社會融資增量增速等指標，都分享了共同的矛盾特性：它們既指出中國經濟的擴張，也指出這種擴張的邊際衰弱。

對此也有兩派互斥的政策主張，一派認為目前的經濟增速低於潛在增速，因此應該採取更加寬鬆與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另一派則擔憂目前經濟結構中呈現出的不可持續性，呼籲更加謹慎的政策選項。對於通貨膨脹、債務等問題是否值得擔心，也成為兩派之間分歧的自然延伸。

兩派意見孰是孰非，取決於我們如何分析判斷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

寬鬆政策派看到了CPI的低迷，以此作為重要依據判斷需求不足，主張此時政府不妨加大政策力量以增加需求，而PPI的上行不值得擔心。然而，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PPI是否過高或者CPI是否失控，而是PPI的上行無法傳遞給CPI，需求無法在全產業鏈共振，經濟運行失去周期性節律。

為什麼這麼說？

在2015年之前，中國經濟保持著正常的經濟周期節律，以庫存周期為核心組織起需求的層層傳遞。這樣的經濟周期有高峰低谷，大致來說維持了價格信號對機會發現與資源配置的主導作用，中國經濟在容納更大要素投入的同時維護著較為健康的要素生產率與投資回報率。彼時，企業與家庭資產負債表尚未過度延展，經濟體中積累與堆積的過剩產能與殭屍企業比例尚不高。這種情況下，當PPI上行，釋放需求增加信號，企業與家庭較為健康的資產負債表容許前者加庫存，後者加槓桿，而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信心也鼓勵它們這樣做。

對企業而言，PPI上升時，提升原材料庫存有利於節約未來成本，提升產成品庫存有利於增厚未來收益。如此PPI的上行跟隨著庫存的上行，而庫存增加本身反過來促進需求進一步上升。在由此推升的景氣浪潮中，出口部門與民營企業在市場化經濟中挖掘投資機會，地方政府與國企在基建與重資產行業尋找擴張機會，結果是信貸、投資、利潤的同步上行，驅動就業與居民收入增長（這兩者主要歸因於民企），並最終推升終端需求，再進而推動CPI上行。如此構成的完整循環，從現象上看是PPI上升傳遞給CPI上升，本質則是需求以民企投資為中間環節的層層傳遞。

PPI見頂回落之後，相反過程展開，減庫存與價格下行自我強化，利率與價格增速前後下行，最終完成一輪典型的庫存周期。

在2015年之前，這樣的庫存周期大約3.5年循環一次，在數據上體現為PPI與工業增加值增速的指標的前後錯落的有序漲落，相應地，經濟政策只要適時跟隨周期進行調整，就不會犯大錯。

然而，2015年之後，中國的庫存周期破碎，PPI失去了驅動實體經濟、收入、CPI與消費共同波動的能力。從數據上看，PPI仍舊在高低起伏，工業增加值增速則失去了這樣的曲線形態。

在此之前，2009年出台的4兆政策開啟了債務驅動發展的新模式。2008年底，中國非政府債務約為GDP的112%，彼時美國為168%左右；到2015年，這一指標飆升到197%，而同期美國（經過痛苦的去槓桿之後）下滑到147%。2016年PPI脫離42個月的負增長泥潭，開始大幅上行，但與此前不同，此時，企業資產負債表已經過度延展，以至於面對價格上行，企業無力大幅增加庫存（增加庫存需要佔用營運資本），PPI與滯後3個月的產成品庫存增加的相關係數從0.8左右降低到0.2左右，表明PPI驅動加庫存運動能力的衰退；原材料PMI指數與滯後3個月的央行調查企業盈利指數的相關係數從0.8左右降低到0.2左右，表明加庫存驅動利潤增長能力的衰退。其結果是，在2015年之後的PPI上行周期，難以重現全產業鏈加庫存的盛況，企業界也難以呈現資本開支擴張浪潮。

這一情況自然也存在分化，在2015年之後的PPI上行周期中，國企加大其負債與庫存，而民企則失去之前的加槓桿與擴開支衝動；甚至，面對上游成本增加的擠壓，民企（也包含絕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的資本開支意願不是增加而是降低。鑒於民企（也包含絕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的資本就業密度遠高於國企以及政府，這一經濟組織群體的沉默，直接影響到就業、工薪與居民收入增速。這種情況下，PPI上行不再有能力驅動實體經濟、收入、消費與CPI有序上行，庫存周期破裂而不再周期起伏。

在此過程中，企業債務高企、產能過剩嚴重、房地產庫存等負面現象逐一浮現。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相關部門推出了諸如供應側改革、貨幣化棚改、環保新政、行政化房地產市場調控等一系列重大政策，不幸的是，這些政策沒能改善上述結構性問題。舉例而言，旨在去產能的供應側改革推進了資源品行業的國進民退，部分產能被選擇而退出，一方面，這有效減輕了鋼鐵、煤炭等重點行業國企虧損、債務負擔與過剩產能問題，另一方面，高漲的原材料價格令中下遊行業與中小型企業付出額外代價，也進一步惡化了中國投資回報率降低的趨勢與速率。旨在去庫存的貨幣化棚改令居民加槓桿步伐驟然加速，房價連年遞增，各地賣地與房地產開發風起雲湧，一方面，房地產庫存去而復建，另一方面，高增的居民債務槓桿率與失衡的房價收入比進一步壓制了居民消費能力與意願，加劇了中下遊行業的競爭烈度與中小型企業的生存難度。

上游壟斷性國企的資本開支，只能驅動較低的就業與居民收入增長，而其贏得的利潤中，混雜了不低比例的經濟租成分，並不僅僅是佔用信貸資源這一個負面後果；地方政府的基建性資本開支，整體而言在投產之後無法產生覆蓋利息開支的現金流，其規模越大，地方政府追逐非稅收入的動力越強。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構成壓低中國經濟投資回報率與下游中小型民企負擔的重要因素。

在正常情況下，中下遊行業中的中小型民企如果能夠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率，其遠高於整體經濟平均值的資本就業密度的特性，保障了資本開支與居民就業增長的聯動性。健康的投資回報率不僅支持民企的後續投資能力，更重要的是支持同步的就業、居民收入擴張與終端需求上升，進而支持後續投資回報率，構成自我維持的正向循環。這與上游重資產國企投資的經濟效果有重大不同。後者的資本回報率以相當大的落差低於前者，而且如果剔除其中的經濟租的話，實際上的投資回報率可能接近零值；而其提升下游成本、弱化就業擴張的效應，對整體經濟的投資回報率造成壓力。從數據上看，中國整體經濟投資回報率從2007年16%的高點下滑到近年來4%左右的水平，並仍舊在持續走低中，成為十年來中國經濟增速從10%左右水平腰斬的主要動力。

近年來的國進民退將更多的資源投放給國企、上遊行業與重資產行業，民企固定投資增速從2014年年底24%水平快速、穩定地下行到2019年年底的-2.6%。其結果是，整體上仍舊龐大的固定資產投資（其中不少比例是國企、上遊行業、重資產行業、房地產投資），沒能轉化為勞動者收入的高增長。2012年之後勞動力相比較於資本的稀缺度上升，在別國經驗中本應啟動勞動報酬佔比快速、大幅上升的階段，而在中國並非如此，中國經濟的收入分配格局仍舊畸形。從數據上看，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從63%的低位進一步降低到59%左右（按照國民帳戶統計資金流量表中居民可支配總收入計算），遠低於美國的75%；在本就很低的收入佔比中，財產性收入佔比處於一個不合理高位，部分解釋了居民儲蓄與投資的畸高比例，以至於中國最終消費支出佔GDP的比例從本世紀初的46%的低位進一步降低到39%左右，遠低於中等收入國家組別的55%，高收入國家組別的58%與美國的59%。

這就毫不奇怪，即使在疫情後經濟復甦期間，中國居民消費表現一直低於市場預期，社會零售銷售總額增速從十年前18%左右的高位，下滑到4%左右水平（數據按照2年年化速度計算）。這樣的終端需求表現，也解釋了PPI高漲的壓力何以無法傳遞給CPI——回應本文前面論述，這才是值得擔心的。

在這一背景之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陷入兩難。如果採取偏緊的宏觀政策組合，則目前已經露出苗頭的經濟降溫將難以逆轉。如果採取寬鬆宏觀政策，加大財政刺激與寬鬆貨幣政策，受益者將會是國企、基建、上遊行業與重資產行業，進一步推高PPI，而陷於紅海競爭的下遊行業、出口產業鏈與中小型民企無力將經營壓力傳遞給終端，利潤預期與資本開支偏好進一步受壓，壓低勞動者收入及與其緊密關聯的終端需求。如果公司掙扎求存，其員工待遇自然每況愈下，996、「躺平」成為無奈的選擇。

如何才能突破這樣的困境？從前文分析來看，唯有改善下遊行業、中小型民企的投資回報預期，才能改善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與終端需求；反過來，唯有促進了終端需求，才能改進下遊行業、中小型民企的投資回報預期。這兩者幾乎兩面一體，是目前中國經濟迫切需要的。如果不怕過分簡化，我們或許可以說，唯有救民生，才能救經濟；唯有救民企，才能救民生。

原文：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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