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曙光─德式中央軍(第一部:建軍)】蔣、魏衝突
在歷任德國顧問團團長中,魏澤爾是唯一在抗日、剿共、軍閥內戰都有所經歷的將領,這也讓他有許多透過實戰證明自身能力的機會,而從戰果來看,除了實力太強的日軍,魏澤爾都能協助蔣介石贏得勝利,而這一切根基於平時的練兵有方,因此魏澤爾的能力之強無庸置疑。事實上,蔣介石在贏得中原大戰勝利後,就將原為中將軍銜的魏澤爾晉升為上將,可見兩人是有一段合作愉快的蜜月期。
但3年時間過去,蔣、魏兩人的關係卻變得惡劣無比,甚至已經嚴重到蔣介石每次發表軍事行動,魏澤爾都會表達抗議,搞的兩人都頭暴青筋、火冒三丈。這兩人之所以從相愛變成相殺,除了都是一副暴脾氣,最直接的引爆點就是對於德式師的使用理念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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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魏澤爾的想法:「德式訓練的新部隊,應該當作其他部隊的榜樣,不可輕易投入作戰以免耗損。」
蔣介石最初表示:「了解。」
結果當一二八事變爆發,蔣介石立刻把德式訓練最扎實的87、88師推到前線作戰,氣的魏澤爾大罵:「Was zum Teufe(德文的:搞、什、麼、鬼) !不是說好德式師不用於作戰嗎?你把我的話當塑膠嗎!」
如果說一二八事變是因為強敵壓境,不得不讓精銳部隊參戰,等到第五次圍剿,蔣介石又讓德式師投入戰鬥,這更讓魏澤爾暴跳如雷:「就跟你說不要亂消耗新軍!結果連打人絕對弱勢的共產黨都要動用新軍!你腦子有病吧!」
這時我們需要先停下來討論:有關德式師的使用,究竟蔣、魏二人孰對孰錯?
站在魏澤爾的角度,國民政府當時財政窘迫,新軍的成立大不易,要是在戰場上折損,依照國府的財力,不但重建困難,還可能影響其他方面的軍事改革。事實上,一二八事變中,兩支德式師損失4000多人,圍剿戰役裡,不但折損人數更多,甚至有1個旅及1個團的編制被徹底打殘,這表示不少負責帶兵的中下階軍官就此犧牲。從上述經歷來看,魏澤爾的擔憂並非一廂情願。
可站在蔣介石的角度,他卻有魏澤爾不能理解的苦衷,那就是國民黨內部的派系問題。
即便可能說到大家都煩了,我還是要說:國民黨並非靠自身實力獲得政權。正因為本身根基不夠強大,就算擊敗對手,除了共產黨,蔣介石通常不會趕盡殺絕,而是藉機收攏敵對的殘餘或叛逃勢力,成為「名義上」的下屬。
像是中原大戰時期,原屬於西北軍馮玉祥的韓復榘就叛逃到蔣介石麾下,但蔣介石卻根本指揮不動他底下的部隊。所以表面上,蔣介石是掌握軍政大權的委員長,實際上,老蔣真正能調動或值得信賴的兵力並不多。
以第五次圍剿舉例,表面上蔣介石可以動用70萬兵力,但其中屬於南路軍的10多萬人,其實是桂系的部隊,而他們壓根不想為了蔣介石和難纏的共產黨開戰。所以蔣介石只能交待桂系部隊:「無須進攻,只要圍堵。」這才讓想穩守自身地盤的桂系在南路負責給老蔣壯聲勢。
所以老蔣並不是不愛惜德式師,而是他也實在沒有餘裕讓部隊保養生息。
因此單方面來看蔣、魏二人的主張都各有其道理,但兩人身處不同位置下的思考差異,卻成為不可調解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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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魏澤爾與蔣介石在戰略及戰術上也有著巨大分歧。
中原大戰中,魏澤爾面對敵手會認為用武力直接懟,剛死敵人就完了!但蔣介石卻想盡可能保留自身實力,所以很多時候更喜歡花錢收買對手,這讓純粹的軍人,也就是主張「能動手就少瞎BB」的魏澤爾感到非常不恥。
而在圍剿戰役中,魏澤爾認為共產黨裝備落後、火力貧弱,所以應該展開更積極的進攻;可是曾有過同樣主張的蔣介石卻在先前的圍剿中吃過不少大虧,所以他更主張步步為營的緩進。雖然最後德國顧問團最中按照蔣介石的理念,制定出深具效果的堡壘戰術,但商議的過程中魏澤爾對蔣介石是罵罵咧咧,這自然讓蔣介石大動肝火。
更令老蔣仇恨值爆表的,是後來有國軍因為執行魏澤爾的積極進攻而遭殲滅時,當時他就把戰況轉給魏澤爾,希望殺一下這魏德國顧問的銳氣。結果魏澤爾卻回答:「不是我的構想有問題,是中國軍隊聯繫太差、支援速度太慢,沒辦法執行我的理念,這才錯失戰機呀。」此話一出,老蔣的小宇宙整個大爆炸:「敢情所有人都有毛病,就你魏澤爾沒毛病!」
同時,不只老蔣,許多國軍將領對於魏澤爾引進的新式德國訓練也反感頗多。
看到這可能有讀者想說:「德國軍事科技以及現代化戰爭經驗,完全凌駕在同時期的中國之上,中國將領哪來的底氣反對德國訓練?」
原因有二,第一,魏澤爾認為德國顧問應該更深介入中國軍隊的訓練,甚至提出應該讓德國軍官統帥部分層級的中國軍隊。這就碰觸到一些視軍隊為私人財產的中國將領底線……你ㄚ的是想架空老子的兵權嗎?
第二,不少國軍將領自認作戰經驗豐富,對德國顧問的新戰術也就不待見;扣除思想較為古板的守舊派,有些比較通情達理的中國將領也不贊同德國訓練的新戰術,而原因卻頗為悲哀……德國戰術太先進,通常要消耗大量但要先進行火力壓制,咱窮,實在玩不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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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原因外,最讓蔣介石及國軍將領對魏澤爾忌憚的一點:是魏澤爾涉入到中國政治的派系之爭。
前面提到,主持財政的老蔣小舅─宋子文,為了加強麾下稅警部隊的實力,找上魏澤爾進行合作。說起宋子文,他雖然跟蔣介石沾親帶故,但在許多政策理念上卻與他的妹夫唱反調,這其中就包含對日抗戰的態度。
話說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地區後,隨即成立滿州國,並找來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擔任國家元首。但這不是日本陸軍行動的終結,此後,日本陸軍開始向華北地區擴張,持續與國民政府發生衝突,其中在1933年1月,國軍與日軍沿著長城爆發多場戰役,史稱「長城抗戰」。
如果大家能夠記得前文提到的諸多歷史事件,應該會知道1933年1月的局勢相當紛亂,因為除了日軍在北方的衝突,當時國軍(確切來說是蔣介石的中央軍)精銳正集中在江西繳共,而閩變也是在此時爆發。
此時的蔣介石選擇堅持「先安內後攘外」,對於日軍的侵襲,他選擇有限度的作戰,好保留國軍在北方的主力,這樣他才能集中心神消滅共產黨。可宋子文卻在此時大力鼓吹積極抗日,他甚至在一次會議上喊出:「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諸位擔保,吾人絕不放棄東北,吾人絕不放棄熱河(註:熱河省是長城抗戰主要的交戰地點),縱令敵方佔領我首都,亦無人肯做城下之盟!」如此熱血的發言,搭配當時因為領土被入侵而激發起的民族意識,宋子文獲得滿堂喝采,同時無疑在打臉因為避戰策略而導致領土丟失的蔣介石。同一時間,魏澤爾也來到長城抗戰前線策畫作戰,對於諸多限制的蔣介石,認真於軍事的魏澤爾不意外地又開始罵罵咧咧,而他對於高調提倡抗日而且早有合作情誼的宋子文自然更有好感,兩人因此時常出雙入對去巡視軍隊。
「宋子文跟魏澤爾走得很近,魏澤爾有挾宋子文以自重的情況。」
當部下回報宋、魏二人惺惺相惜情不自禁的狀況,這立刻引起老蔣的注意。想到管經濟的跟管軍事的走到一處,然後管經濟的一再公開反對老蔣對日忍讓的政略,管軍事的則多次反對自己的軍事行動,而且還希望能擴大對軍隊的掌握……娘希匹!你兩人是想搞掉我這委員長不成!
於是身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授意軍政部抵制魏澤爾在前線提出的要求,結果魏澤爾破口大罵:「軍政部官員有意抵制我建議,使我為數甚多的工作計畫為之流產。中國官員腐敗無能,工作效率低下,我不屑與之合作!」
魏澤爾這一頓怒噴有沒有讓他消氣我不知道,但軍政部官員倒是徹底被激怒,於是狀告委員長:「魏澤爾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他的發言更是傷害中方官員自尊,他的行為已經使兩國共同合作根基為之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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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魏澤爾太得罪人?事實上,他連德國以及日本人都一起得罪。
德國顧問團其實最初是以工業建設的名義來華,加上首任團長─馬克思‧鮑爾,本身同時具有經濟與軍事的長才,所以除了軍事改革,顧問團另一大任務是促進中德的貿易合作,並且推銷德國商品,好賺取外匯收入。可是魏澤爾是個純粹的軍人,他致力於軍事的同時,就把經濟合作給忽略了(其實我認為,就算他不忽略也沒用,因為魏澤爾不具備經濟方面的學識),所以德國企業抗議魏澤爾並沒有為德國工業爭取到更大的軍火銷售量以及增加貿易出口額。
而魏澤爾在長城抗戰前線的積極動作,也讓日本人抗議:「德國顧問團怎麼介入中國軍事?這不是違反凡爾賽條約的禁令?德方此一行徑更是破壞德、日兩國的邦交情誼!」這使備受指責的德國政府反感道:「魏澤爾幹的太招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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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魏澤爾被嫌棄的原因,如果要用一句話歸納,我會說:「魏澤爾是純粹的軍人。」他只懂軍事,所以也只對軍事負責。什麼蔣委員長的政治權力、德國的外貿銷售、中國政治的派系……那都不是他關注的重點,他只有一個目標:「善盡自己德國顧問團團長職責,打造現代化且有戰力的中國部隊。」
你可以說他純粹,但也可以說他不夠有智慧,或是直白地說:你不懂中國社會。畢竟許多事情不是單靠拚勁或專業就能成就,而往往需要就不同的人事時地物去做彈性調整,但不能否認:魏澤爾克盡職責且做出成績。連蔣介石都承認:「魏澤爾將軍之忠誠與作戰經驗能力皆極可佩(服)。」
可如今,魏澤爾滿世界得罪人,讓德國駐華公使陶德曼都向母國報告:「魏澤爾在華與在顧問團內之聲望均已開始下降,彼已無法在領導此一受人尊敬之組織。」而老蔣面對性情暴躁、行動偏激的魏澤爾,則認為:「唯一有效制服而又可使其平心靜氣工作之辦法,似在此人頭尖上加上一頂重帽。」換言之,各界都認為需要更換新任團長,而且這人的能力威望必須在魏澤爾之上。
1933年5月,一名白髮蒼蒼的老者抵達中國,隨即前往位在廬山的蔣介石別墅。老者雖然因為長途跋涉的旅程而顯得精神有些困乏,但依舊展現不怒自威的氣質,而他習慣配戴的單邊眼鏡,更是給外人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廬山別墅中,蔣介石熱情的歡迎老者,而中國的媒體記者也大肆報導老者來華訪問的消息,畢竟他的名聲是那麼的如雷貫耳。
同時,因為日軍進犯華北,而身處前線處理長城抗戰事宜的德國問問團團長─魏澤爾,也趕緊置信給老者,表達對其來華的敬意以及不克前來迎接的歉意,畢竟老者不但在一戰中建立赫赫威名,還是他的昔日上司,更是德國在戰後軍隊重建的靈魂人物。只是魏澤爾沒料到,這名老者未來將會在毫無異議的情況下取代他的團長職務。
老者名為:漢斯‧馮‧賽克特(Hans von Seeckt),他的到來,同時也將改變中德合作的格局。
圖片為:德國顧問團團長─魏澤爾上將
抗日戰爭勝利主要原因 在 許榮哲 × 小說課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新聞敘事裡,那些不應被忽略的戰爭隱喻】
這是小編前些天在微信看到的一篇文章。
筆者觀察了武漢疫情以來,官方媒體上的「戰爭隱喻」。
算是解析這一種輿論手段吧。
感覺還滿有意思,分享給大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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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敘事裡,那些不應被忽略的戰爭隱喻
「詞語有如掛鉤,能固定我們的思想觀念。」
——亨利·沃德·比徹
這些天,在許多媒體上,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新聞題目:「四個方面同向發力,打贏疫情防控的總體戰」、 「衝鋒,義無反顧!」 「大理徵用事件:防疫阻擊戰,決不能各自為戰」「打響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衝鋒」「人民戰爭」等等戰爭術語,在新聞報導中屢見不鮮。
針對這一現象,人們似乎還沒有進行過較多的分析和討論。這可能是因為,人們在閱讀新聞報導時,往往會更關注新聞事件本身,而忽視這些戰爭術語。或者說,人們已經司空見慣。
但是,戰爭術語的大量出現,其實是新聞敘事中戰爭隱喻泛化的一種表現。這是應該引起人們加以注意的。
原因在於,戰爭隱喻在新聞敘事中的泛化,事實上會使人們習慣於以一種敵我意識十分明確的戰爭思維,去錯誤地認知和理解非戰爭領域的社會現象或問題。比如說,將原本的災難看成一場戰爭,而非悲劇。認為結局只有勝敗,而沒有勝敗之外的其它選項。
一、戰爭隱喻是什麼?
戰爭隱喻,是指以真實的戰爭,類比非戰爭行為或事件。
作為一種在新聞敘事上出現的話語現象,戰爭隱喻則是指以戰爭術語,描寫各類非戰爭領域的新聞事件,賦予其以強烈的對抗性、緊迫性和修辭認知張力。
「四個方面同向發力,打贏疫情防控的總體戰」、 「衝鋒,義無反顧!」 「大理徵用事件:防疫阻擊戰,決不能各自為戰」「打響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
這些話語,其實就是戰爭隱喻的典型代表。
這一類戰爭隱喻,當然不只是在這樣一種場合出現,也不只是今天才出現。只要認真觀察國內媒體的新聞報導,人們不難發現,戰爭隱喻,在新聞敘事中被廣泛地運用著。政府工作、經濟活動、體育比賽、醫療等等領域,都能看到,例如:
(1)在戰爭中學習戰爭 在游泳中學會游泳 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和疫情防控阻擊戰(常德日報,2020/02/11)
(2)中國經濟戰「疫」錄:經濟保衛戰全面打響 (中國新聞網2020/02/12)
(3)疫情如何影響中國軍團備戰奧運(環球網 2020/02/12)
(4)貴州省決戰決勝脫貧攻堅誓師大會引起黨員幹部強烈反響(新華網 2020-02-11)
(5)在疫情炮火中「誕生」 泰康同濟(武漢)醫院譜寫英雄讚歌(中國網醫療頻道 2020/02/08)
如果我們往回看三十年,那些我們所經歷過的重要事件,比如說1998年的大洪災,2003年的非典,以及2008年的汶川地震,國內媒體相關報導的新聞敘事,實際上也都運用了大量的戰爭隱喻。為了節省篇幅,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二、戰爭隱喻何以會在新聞敘事中泛化?
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的楊洋和董方峰,在《當代中國媒體話語中的戰爭隱喻現象研究》一文中,對戰爭隱喻泛化這一現象有進行過分析。他們認為,在當代中國話語中,戰爭隱喻泛化的原因有以下三點:認知動因、修辭動因、歷史文化動因。
第一,認知動因
喬治·考萊夫和馬克·詹森,是美國的兩位語言學家,兩人合著過《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一書。這本書被認為是認知語言學隱喻系統研究的開始。在書中,他們指出,隱喻不僅僅只是一種修辭手段,同時也是人類思維的基本形式,它直接參與人類的認知過程。
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陳嘉映老師,則在《論隱喻》一文中進一步指出,隱喻就是借用在語言層面上成形的經驗,對未成形的經驗作系統描述。通過隱喻,某些尚未定型的經驗,借助已經成形的經驗得到組織和表達。
對於許多人而言,戰爭是一個我們從小就十分熟悉的物件。比如各種抗日題材的電影電視劇,還有許多唱紅歌比賽,以及在學校所學的課本,乃至我們的國歌,其中就有著許多戰爭的話語。因此,新聞敘事運用戰爭隱喻,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能讓人更快速地認知某些暫時不太瞭解的新聞事件。
第二,修辭動因
戰爭所特有的緊急性質,決定了戰爭術語必須是精准和簡潔的,而不能像現在的政府通告那樣空洞冗長。另外,新聞敘事語言的相對匱乏,也會促使人們通過詞義泛化,來實現語言一定的動態平衡。因此,新聞敘事借用戰爭術語,既符合其對簡潔度的要求,也有助於豐富其語言形式。
第三,歷史文化動因
建國初期的領導人,多是軍旅出身,習慣於用戰爭術語部署和平時期的各項工作。而隨著大量軍隊幹部和軍人轉入地方工作,軍事用語也隨之被帶到了地方工作的「各條戰線」。在近幾十年來的歷次搶險救災中,軍人往往也被命令參加,成為主要救援力量。這些因素,都促成了戰爭隱喻在新聞敘事中的泛化。
三、戰爭隱喻泛化,會產生哪些影響?
戰爭隱喻作為一種話語模式,其在新聞敘事中的泛化,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積極方面的影響有:1、便於人們認知新事物;2、滿足新聞敘事對語言簡潔的要求;3、能將人們共同置於一種緊張的境地,以便齊心協力應對困難。
但是,它也會使人們習慣於以一種敵我意識極為明確的戰爭思維,去理解非戰爭領域的社會現象或問題。
比如說,在各地的防疫宣傳標語中,也能看到「湖北回來的都是定時炸彈」「今年過年不串門,來串門的是敵人,敵人來了不開門」 「發燒不說的人,都是潛伏在群眾中的階級敵人」這一類的標語。
人們製作這些標語的初衷雖然是好的,但實際上是一種戰爭思維在起作用。來串門的就一定是敵人嗎?就不能是有急事的人?發燒不說,就一定是階級敵人,而不是另有隱情?比如說,或是因為恐懼?或是因為擔心被隔離而無法照顧家人之類?
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就是一種強制性的行動,讓敵人屈從,並為我們的意志服務。戰爭思維的要點,其實就是明確劃分敵我意識,集中一切力量消滅敵人。就像毛澤東曾經所說的: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但是,這些新聞敘事所陳述的物件,大多並非真實的戰爭,也不是革命。這些物件,可能只是一項政府工作或經濟活動,一次體育競技比賽或社會公共衛生事件,但戰爭所特有的那種生死對立的敵我意識,它們其實並不具備,最多只能說它們是有一定限度內的對抗性或緊迫性。
因此,楊洋和董方峰兩位作者指出:「當人們無意識中將戰爭話語作為動員武器時,戰爭思維就往往構成行為指導框架,使人們把他們的工作視作真正的戰爭,其終極目的就是採取任何手段消滅虛擬的敵人」,可能導致的後果就是:「戰爭隱喻客觀上會遮蔽思維,阻礙人們接近事物真相,並放大對抗性,在行為上可能導向不必要的暴力」。
習慣于用戰爭思維去理解事物的人,也往往會將歷史上的每一次災難,都視作戰爭,並認為結局只有勝利和失敗兩個選擇。而只要沒有被「打垮」,就是勝利:
但他們從不會去想:災難就是災難,每一次災難都是悲劇,沒有真正的勝利。
四、我們可以做什麼?
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徵,就是新聞媒體控制著社會話語權。當新聞媒體開始選擇一種特定話語模式進行新聞敘事時,人們也往往會在潛移默化中,就接受了這種話語模式所承載的思維模式,並運用其去認知新聞事件。
因此,當我們在看新聞報導時,至少應該做到以下三點。
第一,對新聞敘事的語言保持高度的敏感。不管是哪一家新聞媒體,對其在新聞敘事中所運用的話語,尤其是戰爭隱喻,都應該時刻保持一種警惕,思考其背後所潛藏的思維模式究竟是什麼。
第二,多管道搜集資訊對比新聞報導。新聞是建構出來的,同樣的事件,在不同的媒體的新聞敘事中,會呈現不同的形態,有時甚至會截然相反。因此,長期只接收同一類新聞源,可能使你只會用一種思維模式去理解世界。比如說,你十年如一日地只看《環球時報》,那你對中美關係的認知,很可能也就「美帝亡我之心始終不死」的境界。
第三,關心他人的遭遇,始終保持一份同情的理解。不要熱衷於「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這樣毫無根據的話語,而應盡可能設身處地的去理解那些有著不幸遭遇的人。這不是政治正確,而是因為你我這樣的人,大多數也只是被時代所玩弄的普通人。
就像作家方方所說的那樣: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文章出處:公眾號「1號檔案館」
作者:伯羅奔尼撒
抗日戰爭勝利主要原因 在 當張仲景遇上史丹佛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對父親的思念
寫完「讓自己幸福快樂、人生精彩,是對過世的親人好友最大的懷念」那段文字後,我冒著細雨帶我的狗去居家附近散步。斷斷續續的陣雨,窸窸窣窣的冷風,飄飄散散的落葉,柏拉阿圖(Palo Alto)小鎮街道上,呈現出秋天淒涼的肅殺。十一月底了,又是一年即將過去,走在鋪滿黃色銀杏及紅色楓葉的人行道上,我突然想起父親的生日在十一月,很久沒有的感傷與思念,又在心中浮起…..
其實,父親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月哪日,身分證上的日子是他編出來的。父親生長在一個特殊的年代,歷經了戰爭的動盪不安,也歷經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他的故事,得從我的祖父母說起。
祖父生於江西贛南的望族,祖母是新時代的女性,是位西醫,在上海行醫。他們本來可以躲在上海法租界內,安安穩穩過自己的日子、養育下一代。然而,那個時候國家受到外強的侵略,人們生活困苦,祖父秉持著讀書人對國家社會應該負擔的責任,投筆從戎,從書生變成了黃埔二期軍官。戰功彪炳,年紀輕輕就官拜軍團團長。很可惜,在對抗日本侵略、保護國人時,因為武器及後勤補給巨大的差距,為了國家、為了百姓捐軀了。祖父過世後,父親和其他兩百多位為國捐軀將領的孤兒們,在名義上被蔣宋美齡女士收養,成為「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的一員,父親是當中年紀最小的一位。抗日剛剛勝利,國共交戰激烈展開,國民黨敗退台灣,「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所有的小孩子也被帶到了台灣,祖母並沒有一起被撤離到台灣,父親正式成為了一位孤兒,被安排在師範學院的體系下唸書,那時他還不到十歲。
父親倒是很樂觀,並沒有因為祖父為國捐軀而覺得國家欠他什麼,他覺得在那個窮困潦倒的年代,他有學校宿舍住、有學校餐廳吃飯、有學校教室上課,已經算是幸運的了。他最常回憶的故事是中學時代晚上和一群同學從宿舍翻牆偷溜出去看籃球比賽,看完比賽後又在大街上閒逛,直到被警察以管束不良少年的理由抓到警察局。警察們對他們這群小鬼頭們大罵,說他們家教不良,要他們叫父母來接他們回家,倒要看看他們的父母是什麼德性,會養出這樣的不良少年。這個時候,父親就會大剌剌的拿出身分證,上面父母欄位寫著蔣中正、蔣宋美齡,在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這可把警察們嚇得臉色發青,不知所措,直到當地的軍區司令派人把這群「沒人敢管教」的小鬼頭們帶回學校宿舍!
隨著年紀的成長,父親並沒有繼續他中學時代的年少猖狂,反而是考上了大學,當起了老師,不過還是做了一件「前衛」的事,我母親本來是他的學生,父親成為最早「瓊瑤小說師生戀」的成員之一。從那個時候開始,台灣進入了快速成長的年代,父親從老師變成了學校主任,再變成了高中校長,同時也有了我們三位小孩,雖然不是什麼富有人家,有車有房,生活還算是挺不錯的。
父親有一點和那個年代的許多人很不一樣。那個快速成長的年代,也是社會上套用關係及收受賄賂最猖狂的年代。校長職位是大家公認的肥缺之一,因為學校大大小小的工程、每一位老師職員的任用,都有公開的「紅包價格」,似乎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對,就好像那時候醫生不收病人紅包,病人反而會不安心、會怕出問題。然而,父親堅決不收任何紅包,該做的事、該聘任的老師,就直接去做、去聘任,人家私底下想盡辦法塞給他紅包,他一律把紅包砸在人家臉上,毫不留情的退還給人家。
父親這樣的守法守責,本來是件正確的事,是讀書人對社會應該負擔的責任。很可惜,在那個年代,你不收紅包,還強硬的把紅包退回去,不但得罪了人,對方不再尋求你的合作,更擋了許多人的財路,畢竟校長都不收紅包了,那主管工程發包的主任如何能收紅包?而父親自己不收紅包,當然也就不會對教育體系下的「長官們」阿諛奉承、送紅包。因此,像父親這樣公正不阿的校長,從上到下都給他很大的壓力,即使他辦學有成,多次受到政府公開表揚,三不五時就會有人希望他下台,換一位比較「符合潮流」的人來任職。父親堅守正義的信念近二十年,最後還是抵擋不過邪惡的明槍暗箭,鬱鬱寡歡的離開了校長的職位。雖然父親轉任私立大學教授、教務長,金錢及職務上並沒有比以前差,然而,近二十年的善惡對抗,竟然是正義的一方被擊敗,長年的壓力及後來的抑鬱,很可能是他得到肝癌的主要原因。
父親的故事,對我有很大的影響。自從很多年前開始在高科技及金融管理上闖蕩以來,每隔一陣子就會有人問我,我頂著史丹佛及柏克萊兩所頂尖大學的光環,加上和許多世界知名教授的關係,為什麼不「編個什麼故事」來「爭取」中美國家的大型專案補助,或者「搞個什麼公司計劃」來「換取」投資人的大量資金?轉入醫學界後,每隔一陣子還是會有人問我,我現在又增加了倪海廈老師中醫的加持,「編個什麼故事」、「賣個什麼產品」不是輕而易舉嗎?反正連高科技業都盛行「Fake it till you make it」的造假心態,我為什麼那麼「死腦筋」,非得堅持用對的方法,做對的事情?
如果我為了金錢利益去做些「斂財」的事,那麼,父親當年為什麼還需要堅持不收紅包、不阿諛奉承?如果父親當年不那麼「死腦筋」,不但名利雙收,以他會開玩笑的個性,保證人緣特別好,加上「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的光環,說不定哪天就當上了教育部長,還會是個「有錢」的教育部長!父親一生公正不阿,不僅僅是傳承了祖父秉持讀書人對社會的責任,更是為他的子女們做出好的榜樣。如果我不能堅持做對的事情,那父親一生為了正義而承受的壓力與抑鬱不就是枉然?我不但對不起父親,更無法為我的兒子樹立好的榜樣,祖上積德就斷送在我手裡,不要說是失去了讀書人的擔當,就連自己家門都無法面對!
做該做的事,是我對父親最大的懷念!明天是美國的感恩節,讓我們一起感謝家人及朋友們對我們的付出與寬容,更讓我們一起感謝世界上一大群為了公理正義而奮鬥不休的陌生人,因為他們的堅持,這個世界才會更美好!
(http://andylee.pro/wp/?p=6956)
#當張仲景遇上史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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