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拼多多官方集運香港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譚新強：香港應否繼續獨立參加奧運？
文章日期：2021年8月13日

【明報專訊】因疫情而被推遲一年的東京奧運終於圓滿結束了。恭喜香港取得歷來最好成績，中國隊亦取得38面金牌，只差美國一面，是歷屆海外奧運最好成績的一次。當然，如果把香港和台灣的金牌加在一起，其實整個中國拿得的金牌數目已超過了美國。

在漫長疫情中，奧運的確為我們提供一點渴望已久的體育娛樂，甚至可說有助提高全球人民精神。但這場為期只有17天的奧運，代價也非常沉重，是否真的有價值呢？

今屆東京奧運超支4倍有多，估計東京或將虧本超過300億美元！但日本付出最重要代價並非金錢，當然是更寶貴的健康和生命。日本政府和國際奧委會（IOC）的官方講法是今屆奧運控制疫情工作已做得非常好，直接有關的COVID個案只有400多宗，大部分為本地工作人員，並非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員。事實上，從7月開始，日本新冠疫情急速惡化，每日確診已升至超過1.4萬宗，比上兩波的峰值高一倍多，怎可能與奧運完全無關？即使奧運村的疫情氣泡有效，病毒並非由運動員直接傳播出去，但必有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員、採訪記者等等，怎證明他們並沒有播毒？

在舉行奧運期間，日本總COVID確診超過17萬宗，死亡人數最少178人。奇怪的是這一浪的死亡率遠比早前兩浪低，如屬實當然是不幸中之大幸，但我實在有點懷疑。日本人口老化，疫苗接種率偏低，只約25%，是發達國家中最低的，Delta變種病毒傳染性超高，致命率不見得比其他病毒株低，為何死亡率彷彿突然下跌了90%？是否治療方法大有進步？或者死亡只是滯後，遲些仍將大幅上升……還是日本政府故意造假？

日本人民並非無知，一直非常反對舉行奧運，開幕前夕的反對率高達85%，連日皇德仁都表態有保留，最大贊助商豐田（Toyota）決定抽起所有以奧運為題的廣告，CEO更杯葛開幕典禮，但政府仍一意孤行，妄顧人民健康和生命，談何民主？日本政府企圖把責任推給IOC，即使IOC真的在合約上，擁有最後決定權，但日本是一個強大主權國，如以保護人民生命為由而毀約，IOC又奈得日本什麼何？最多不就是賠一點錢？

國際奧委會多次爆出貪腐醜聞
那麼為何IOC又執意堅決迫使日本舉行奧運？官方答案是推廣什麼奧運精神，但真正答案當然是金錢和權力。IOC的唯一存在意義就是舉行奧運，超過70%經費來出售轉播權，只計美國NBC已付出77.5億美元，買下至2032年的奧運轉播權。如取消東奧，IOC豈不是需要回水？據報道，IOC運作模式尤如主席巴赫（Thomas Bach）的個人獨裁小王國，他是德國律師，但出身是位曾奪奧運金牌的劍擊運動員，個子小，但出名拼命，永不放棄。IOC主席一職，理論上是義工，但亦有相當豐厚的房屋和各種支出津貼，更當然擁有崇高國際社會地位，整天與世界政商領袖打交道，實屬肥缺，足可滿足一些人的虛榮感。

除此之外，更醜陋的是多年來，IOC是出名有嚴重貪腐問題的，幾乎每屆選擇主辦城市，都出現賄選醜聞，今屆也不例外。日本奧委會前主席竹田恒和（Tsunekazu Takeda），被指控在2013年，經新加坡一家顧問公司Black Tidings輸送了800多萬美元賄款，收買各IOC委員的投票支持東京舉辦權。竹田恒和因此被迫辭職，在2019年更在法國被落案起訴。2016年的巴西奧委會前主席，亦早已因此類似罪名而被捕。

奧運的五環標誌，代表世界大同和平等友誼，但其實代表歐美的兩環是比其他三環大很多的。歷史上IOC的九任主席，全都是白種男士，8名來自歐洲，1名美國人。不少IOC委員更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王子、酋長和貴族等，所以對運動選項都非常保守，且充滿保護色彩，不能做到與時並進。馬術、射擊，即使劍擊都是極為小眾，充滿十九世紀歐洲貴族色彩的運動，是否真的符合全球大多數人的興趣呢？

我不介意觀看游泳比賽，但真的值得分為35個不同距離、不同泳式的個人和接力項目嗎？同樣邏輯，為何跳水不分為3、4、5、10、15米彈板和高台項目呢？為何乒乓球（官方名稱為桌球）只分5項，連男女子雙打都被取消，改為團體賽，只新增混雙？

奧運不能與時並進 收視率不斷跌
奧運不能與時並進，所以全球觀眾也逐漸失去興趣，過去幾屆收視率不斷下跌。今屆開幕典禮和之後比賽收視，美國數據顯示，對比上屆下跌近50%，比倫敦奧運時更跌了三分之二。全球收視亦肯定下跌了最少30%，主要原因有4個：

（1）奧運最大市場仍是歐美，今屆地點卻在東京，時差問題嚴重，所以收視差是可以理解的。

（2）部分全球觀眾被形容為「woke」，即是有社會良知，所以杯葛奧運，認為如收看，即代表贊成和支持此「不道德」行為，更將充滿犯罪感。

（3） 現代年輕人的生活網上化和碎片化，誰會真的花數小時觀看賽事直播，最多只會看數分鐘的精華片段。

再加上Esports（電子競技）的崛起，不止對奧運，連對籃球和美式足球等傳統主流運動，都有極大影響。在過去兩年疫情期間，本以為NBA和NFL的收視率會直線上升，但事實是剛剛相反，收視反而跌了不少。疫情期間，很多比賽停了一段時間，已有影響，另外美國運動員不少為黑人，有些表示支持BLM（Black Lives Matter），令部分白人觀眾反感亦是原因之一。無論如何，受惠的是Esports，吸收更多觀眾，據研究顯示，年輕人平均每周收看超過4小時Esports，比收看傳統運動的約2.5小時還要多。

年輕人收看Esports時數超傳統運動
（4）奧運也企圖扮作跟得上潮流，今屆就加入了滑板、滑浪和攀石等項目。我觀看了部分滑板比賽，感覺上組織得頗差，場地簡陋，比賽沉悶，運動員水準亦不高。下屆巴黎奧運將引入Breakdancing（奧運稱作Breaking），是與時並進嗎？我的反應是使我懷念Michael Jackson！為何不加入比傳統體操更精彩和創意的Parkour，以及直接引進Esports？

我認為奧運做得最差的是虛偽地扮作非政治化，但事實上幾乎每個環節都充滿政治！首先如真的想去政治化，運動員應代表個人，為何代表國家？

好幾屆奧運，如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和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都遭大規模杯葛，明年舉行的北京冬季奧運會，已有不少美國政客鼓吹各種杯葛行動。其實我不介意西方杯葛，因為中國從來不是冬季運動大國，如美、加、瑞典等運動員不出席，中國得獎牌的機會將大大提升，多謝！

不過，西方國家也要小心，冬奧是沒有多少城願意舉辦，擔保虧本的「冷煎堆」，今屆只有兩個城市競爭，所以才由根本下雪不多的北京贏得。如再麻煩多多，將來更少城市有興趣申辦。

港隊豐收 惟獎牌平均成本非常高
今屆奧運，香港可說豐收，一金兩銀三銅。香港政府龍顏大悅，馬上決定增撥11億元支持發展體育。但這數面獎牌的成本已非常高，每年港府花近8億元培訓所謂精英運動員，5年下來即已超過30億元，即每面獎牌的成本超過5億元！興建一個單車比賽場館velodrome，已花了超過10億元，有多少個普通市民使用過？

今年港府財赤超過2500億元，再加碼培養少數精英運動員，真的有價值？觀察香港市民和甚至電視台評述員對今屆奧運的反應，似乎只集中支持港隊，對國家隊的反應有目共睹。我甚至懷疑如繼續容許香港單獨參加奧運，是否一個有利團結香港和國家的明智決定。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貼篇稍早有人很簡短翻譯過的新聞。不過 US Taiwan Watch: 美國台灣觀測站 有就這篇報導發過更詳細一點的文章。美聯社(AP)近期取得了好些WHO與中國的內部紀錄，暗著表示中國根本是罪魁禍首。翻譯花了兩晚，閒暇時間才來完成。小結一下，除了譚得賽之外，WHO其他官員應該都是很盡心盡力。那認真說，這篇真的越翻越生氣，但，無能為力。中國的醜惡在這篇報導裡面展露無疑。裡面有一段話重複出現了好幾次” declining to be identified for fear of retribution.”AP記者想表達什麼明眼人應該都懂。懶得看可以拉到最底下，AP有下非常簡單的結論。另外，歡迎大家分享，覺得這篇與台灣某方面極度相關的內容應該要讓更多人看到的XD(有些人名我找得到的就換成中文了，找不到的原文貼上。(內有7383字，文非常長，慎入。https://apnews.com/3c061794970661042b18d5aeaaed9fae?fbclid=IwAR3ohNoVVvSx10nQuh8yOs5DFSeD1MRc32rqzul7jbc-TBN06ZWupo12Pls
----------以下正文開始----------
整個一月，WHO都在公開讚揚中國所謂的”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迅速回應”。他們一再的感謝中國政府”立即”分享病毒的基因圖譜，並表示中國政府的努力與對於透明度的承諾是”非常令人驚訝，難以言喻的”
但是在這幕後，則是個迥然不同的故事，是個中國顯著的延遲了資訊傳遞、WHO官員們因為無法得到對抗這致命病毒的傳播所需之資訊而極度喪氣的故事。
儘管有這些喝采，中國事實上在三個不同的政府實驗室完全解開了資訊之後，還延遲了發布病毒的基因圖譜，或說基因組，超過一周。根據許多的採訪與內部文件，中國對資訊的嚴密控制與其公衛系統中的互相較勁才是罪魁禍首。
中國政府的實驗室，在另一個實驗室於一月11日比當局早釋出基因組資訊於一個病毒學家的網站後，才釋出其解出的基因組。根據聯合國健康機構在整個一月中所召開的內部會議的紀錄，即使如前句所述，中國也至少拖延了兩周以上才給予WHO關於病人與病例的的詳細資訊，全都在這段或許大爆發能夠被顯著延緩的時間點。
根據美聯社獲得的紀錄顯示，WHO的官員們公開的讚揚中國是因為他們想要從中國政府那”哄”出更多資訊。而在私下，這些官員們在幾場於一月6日當周所召開的會議中抱怨中國不願分享足夠的資料讓他們得以評估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的有效傳播，或是會對世界上其他部分帶來什麼樣的風險，從而浪費了寶貴的時間。
Maria Van Kerkhove，美國流行病學家，也是WHO的COVID19的技術領導，在一場內部會議中說”我們憑藉著最小化的資訊在做事”，並提到”這很明顯的不足以讓各位做任何合適的計畫。”
“我們現正處於一個，是的，他們會在這些資訊於央視播出前15分鐘給我們的階段”，WHO在中國的最高位官員Gauden Galea醫生於一場會議中如是說。
對病毒的早期回應的故事背後，是來自於聯合國健康機構正”被圍城”並同意了獨立調查這波疫情是如何在全球被應對的那個時間點。在早先重複稱讚中國對疫情的回應之後，川普在最近幾周因為據傳WHO與中國合謀隱藏冠狀病毒的危機而對WHO炸開了。他在周五時宣布切斷與WHO的關係，可能會危及到美國每年給予WHO的約4.5億美元 – 是其最大的贊助者。
在此同時，習近平決定要在接下來兩年內在全球投入約20億美元幫助對抗那個不能說的病毒，並表示中國總是”最即時”提供給WHO與全球所需資訊。
新的資訊並不支援中美雙方的說法，反而是敘述了一個被夾在中間的機構，他們儘管於本身的權威性上有限制，依然急著在嘗試取得資料。雖然國際法條規定各國有義務上報可能影響公眾健康的資訊，但這個聯合國的健康機構其實並沒有強制力、也無法在各國獨立調查疫情。相反的，WHO必須依賴會員國的合作才行。
紀錄顯示，較之與川普所宣稱的與中國同流合汙，WHO其實是因中國只給予法律所規定的最少資訊而被蒙在鼓裡。然而，WHO的確試著以最光明的角度來描述中國，可能是個確保能獲得資訊的手段。並且，儘管中國政府缺乏了透明度，WHO的專家們基本上都認為中國的科學家們其實在偵測與分析病毒上都”幹得很好”。
WHO的職員們就如何施壓中國給予基因序列以及詳細的病毒資料，並不觸怒當局爭辯著，他們擔心會失去許可以及讓中國科學家們身處險境之中。在國際法條規範下，WHO被要求必須迅速分享資訊並警告會員國可能有進展中的危機。Galea並提到，WHO不該放縱中國在告訴其他會員國之前隱藏資訊，因為”這對我們的責任是不尊重的。”
WHO的緊急事件領導人，Michael Ryan醫生在一月份的第二周時，因為擔心如同之前2002年從中國起源並殺死了近八百人的的SARS大爆發會再次重演，而告訴同事是時候”換檔”並且對中國施加更多壓力了。“這是完全一樣的場景，無止盡的嘗試從中國獲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最新資訊” 他說。”WHO上一次因為南中國的透明度問題，才僥倖逃生出來。”
Ryan說，最好保護中國的方式就是讓WHO能使用中國政府的資料進行獨立分析，因為否則的話，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將會成問題且其他國家將會採取相對應的行動。Ryan醫生也提到，中國與其他過去的某些國家一樣並沒有好好合作。
“這並不會在剛果發生，也沒有在剛果與其他地方發生。”他說，可能是在指2018年於剛果爆發的伊波拉疫情。”我們需要看到資料…在這個關頭是極端重要的。”釋出基因組的延後導致其拖延了能夠識別出病毒的散播至其他國家，以及全球在測試、藥物與疫苗的進展。缺乏詳細的病人資料使確認病毒能傳播的多快更難以辨認 – 這是要停止傳播的重要問題。
根據中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感染回顧資料，在政府實驗室於一月2日解出完整基因組與WHO宣布全球緊急事件的一月30日之間，這場大爆發以100至200倍的速度蔓延開來。這病毒現在已經在全球感染了超過六百萬人並且殺死了超過三十七萬五千人。
Ali Mokdad，華盛頓大學健康度量與評估中心的教授提到”很明顯的，如果中國與WHO能夠在動作得更快點，我們可以拯救更多生命並且避免許許多多的死亡。”然而，Mokdad教授與其他專家也提到，如果WHO更直面中國的話，他們可能會導致個更糟的狀況，就是什麼都得不到。
如果WHO逼得太緊的話，他們甚至可能會被踢出中國，Adam Kamradt-Scott，雪梨大學國際健康教授如此說。但是他也補充，延遲幾天釋出基因序列對於爆發而言是很嚴重的。此外他還提到，當北京缺乏透明度的情況越發清楚的情況下，WHO的幹事長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就是譚得賽的啦)持續替中國辯護是很有問題的。Kamradt-Scott說”這絕對傷害了WHO的信譽”。”他是否太過了?我想對此的證據非常明顯，這產生了許多對於WHO與中國之間關係的問題。這可能會是個值得警惕的故事。”
本篇報導中所提到的WHO與其官員們在沒有相關會議的錄音或是手寫逐字稿的情況下，拒絕回答美聯社提出的問題，而美聯社因為保護消息來源的緣故無法提供。
“我們的領導者與職員們日以繼夜的工作以符合組織規範來平等地支援所有會員國與分享資訊，並且與政府各層級發起直接、坦率地對話。”一個WHO地聲明如此寫著。
中國的衛生與健康委員會及外交部對此不予置評。但是過去數個月裡，中國重複地維護自己的行為，然而於此同時，許多其他國家 – 包含美國 – 卻對病毒的反應慢了數周甚至數月之久。
自從疫情爆發，我們一直持續公開透明且負責地分享資訊給WHO與整個國際社會”，一位衛健委的國際部門官員Liu Mingzhu在一場五月15日的記者會中這麼說。(抱歉，我翻了一下衛健委的網站，都沒看到名字相仿的人…)
根據訪問、文件與WHO紀錄所揭露，找出基因圖譜的競賽從十二月下旬開始。那時，武漢的醫生們注意到有神秘的病人群聚帶著發燒與呼吸問題，然而標準流感療程卻對他們不起效果。為了找出答案，他們將病人的測試樣本寄給商業實驗室。
到了十二月27日，微遠基因(Vision Medicals)，拼湊出了這個與SARS有極高相似度新冠狀病毒大部分的基因組。根據中國財經雜誌財欣首先報導，而後美聯社獨立確認過，微遠基因將資料分享給武漢當局與中國醫療科技學院。
據社交媒體所流出，十二月30的時候，武漢衛生官員發布了內部提醒，警告有不尋常的肺炎出現。而在科學人進行的訪談中敘述了當晚，因追蹤SARS病毒到蝙蝠洞而出名的武漢病毒研究所冠狀病毒學家，石正麗，被警示了這個新疾病的存在。而她隨即搭上了會議後的第一班火車離開上海前往武漢。
隔天，中國CDC的局長高福便派遣了一對專家小組前往武漢。一樣在十二月31日，WHO首次在尋找大爆發資訊的公開平台上得知了這些病例，根據Ryan醫生說。(不就是我們從PTT上得知訊息並通知WHO的那天…好人真難當
WHO在一月1日時官方要求了資訊。根據國際法條，會員國有24到48小時回應，而中國在兩天之後回報有44個病例且無人死亡。
一月2日，根據石正麗在研究所網站上所張貼的提醒，她在當天解出了病毒的完整基因組。
科學家們同意中國的科學家以令人驚嘆的速度找出、排序了這個當時仍未知的病毒，證明了自從SARS之後，中國進展迅速的技術能力，而SARS當時，一個WHO領導的小組花了數個月才辨別出病毒。這一次，中國的病毒學家在數天之內便證明了這是個前所未見的病毒。譚得賽，稍晚將會說北京”立下了應對爆發的新標準。”
但是當碰上了要與全球共享資訊，事情就變得很糟了。(我們都知道
一月3日，衛健委發布了機密通知，要求擁有病毒的實驗室銷毀或是將樣本送至指定機構保存。該通知首先被財新披露並被美聯社發現，禁止實驗室在未獲得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公開病毒。而該命令禁止了石正麗的實驗室公布基因序列或是警告其潛在的危險。
中國的法律聲明研究機構不能在未獲得最高健康機構的許可下，對可能危險的新病毒進行實驗。
Edward Gu ，浙江大學的教授，與一位西北大學的博士生Li Lantian ，在一份三月公開的分析爆發的論文中如此說“如果病毒學家的社群能以更高自主性運作，那麼公眾就能更早被通知有關這個新病毒的致命風險。”
衛健委的官員稍晚重複了說他們是為了確保實驗室的安全，並且指派了四個不同的政府實驗室來識別其基因組並獲得正確且一致的結果。
到了一月3日，根據美聯社所看到的一份內部資料，中國CDC已經獨立定序了病毒。在一個國營媒體的訪問中，因為召集了所有人挑燈夜戰以求在時間內獲得結果，到了一月5日的午夜，政府指派的第三間實驗室，中國醫藥科技學院也已經解開了序列並送出了報告。然而，儘管三間實驗室都已經獨立且完全定序完成，中國健康有關當局依然保持沉默。WHO在推特上表示對於武漢此無人死亡的不平常肺炎群聚之調查已經在進行中，並且會在取得更多資訊時分享出來。
於此同時，在中國CDC裡面，對於冠狀病毒的專業鴻溝證明了一個問題。
有將近兩周，武漢並未傳出新病例，而當局審查了對於可疑病例提出警告的醫生們。在此同時，研究者發現新的冠狀病毒用一種獨特的釘狀蛋白質與人體細胞結合。這不尋常的蛋白質以及缺乏新病例騙倒了一些中國CDC的研究者，使他們認為這病毒並不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 就如同MERS一般，一位職員對美聯社如此表示，但該員拒絕表明身分，因為害怕會遭到當局報復。
一位李姓冠狀病毒專家表示，他在群組聊天中一看到流出的類SARS冠狀病毒定序報告，立刻懷疑這個病原體是會傳染的。但是中國CDC成功定序了病毒的團隊缺乏冠狀病毒分子結構方面的專家，也沒有與外界的專業人士諮詢。中國健康當局拒絕了國外專家的提出的協助，包含被禁止找出真相的香港科學家與一位中國大學裡的美國教授。
一月5日，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由知名病毒學家張永貞教授所帶領的團隊，是最後一個定序出病毒的。他將其資料發送至基因銀行的資料庫，等待覆核，並且通知了衛健委。他警告衛健委這個新病毒與SARS相似且可能具有傳染性。
“病毒應能藉由呼吸管道傳染”， 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在一份內部通知中提到。”我們建議在公共場合採取保護措施。”
就在同一天，WHO表示根據中國的初步資料，並沒有證據顯示強烈的人傳人跡象，並不建議任何針對旅行採取的措施。
而再隔天，中國CDC將緊急狀態調升到次高級。職員們繼續分離病毒、起草實驗室測試方針與設計測試包。但是該機構並沒有發布公眾警告的權力，甚至，提升了的緊急狀況其實有許多其本身的職員並不曉得。
到了一月7日，武漢大學的另一組團隊也定序了病原體並發現它與石正麗的研究相符合，使得石正麗得以確認他們發現了新種的冠狀病毒。但是中國CDC的專家們說他們並不相信石正麗的發現，並且需要在發布前確認她的資料，三位相關人士如此說道。而監督石正麗的研究室的衛健委與科技部，拒絕了讓石正麗接受訪問。
一個在這鴻溝間的重大因素為，中國CDC的研究者想要自己率先發布論文。賓州大學的一位冠狀病毒研究者，Li Yize，說”他們想要享有全部的榮耀。”
而在內部，中國CDC的領導階層則被激烈的競爭困擾著，六位系統中的相關人士如此解釋。他們說，因為該機構藉由能夠在著名期刊上發布多少論文作為拔擢的依據，使得科學家們不願去分享資料。
日子一天天過去，甚至使得一些中國CDC的職員們開始思考，為何有關當局需要這麼久去辨識該病原體。
”我們開始起疑，因為在一兩天內就能夠拿到定序的結果。”一個實驗室技術員如此說，但拒絕透露身分，因為害怕遭到報復。一月8日，華爾街日報報導了科學家們成功從武漢的肺炎病人身上辨識出了新的冠狀病毒，搶先了也使得中國官方難堪。該技術員告訴美聯社說他們從華爾街日報首先得知這個消息。”
同樣的這篇文章也使得WHO的官員們感到難堪。WHO的緊急事件管理團隊的領導者，Tom Grein醫生說這使得WHO看起來極度的可疑且愚笨。一位美國的專家，Van Kerkhove承認WHO在發布新病毒的消息上已經太慢了，並告訴同事們對中國施壓是很關鍵的。
Ryan醫生同樣的也對資訊的缺乏感到難過。”事實是，我們已經涉入這事件二到三週了，卻沒有實驗室分析，沒有年紀、性別或是地理分布，也沒有疫情曲線。”他如此抱怨。這是指一種科學家用來表示爆發疫情如何進展的標準圖表。
在該報導刊出後，國營媒體正式宣布發現了新病毒。但儘管如此，中國當局依然未釋出基因組、診斷測試或是詳細病人資料，因其可能會暗示這疾病的傳染能力。
到了此時，可疑的病例已經在各區域間四處出現。
到了一月8日，泰國機場官員把一個流鼻水、喉嚨痠痛與發燒的武漢婦女拉到旁邊。朱拉隆功大學的Supaporn Wacharapluesadee教授所領導的團隊發現該婦女感染了一種新的冠狀病毒，很像中國官方所形容的。到了一月9日時，教授解出了部分的基因序列，並將之報告給泰國政府然後隔天繼續尋找相符的序列。但是因為中國當局並未發布任何序列，所以她什麼都找不到。她無法證明泰國的病毒與武漢生病的人是感染同樣的病原體。”可以說是等著看，看中國和時會釋出資料，然後我們才能兩相比對。”教授如是說。
而在一月9日時，一個61歲的老人因病毒過世，是已知的首個死亡病例。但是該病例直到一月11日才被公布。
WHO的官員們在內部會議中抱怨他們重複提出要求更多的資料，尤其是官員是否能夠人傳人的資料，但是皆為徒然。WHO的中國區代表說”我們一直在官方與非官方的管道要求更多流行病學資訊，但是一旦要的是特定的資料，我們什麼都拿不到。”
緊急小組的領導者Ryan醫生抱怨，因為中國只願意提供國際法條所規範的最小限度資料，所以WHO什麼都做不了。但是他也提到，去年九月時WHO反常的公開訓斥了坦尚尼亞，因為他們並未提供那令人擔憂的伊波拉爆發的足夠資訊。Ryan說”我們必須始終如一，現在的危險是，儘管我們立意良善，但是一旦有任何事情發生，那麼WHO將會變成千夫所指。”
Ryan醫生還提及了中國本來可以藉由立即與全球分享基因相關材料而對世界有”巨大貢獻”，因為若非如此，那麼”其他國家必須在接下來的幾天內全部從零開始。”
到了一月11日，張永貞教授的團隊終於在virological.org，一個研究者分享病原體資訊的網站上，公布了病毒的序列。該舉動觸怒了中國當局，使得他的研究室在隔天就被當局暫時關閉。張教授指若要評論則必須向中國CDC提出申請。而衛健委，監督中國CDC的單位，數度拒絕讓官員接受採訪，且也不願回答任何有關張教授的問題。
Supaporn教授將她的病毒序列與張永貞教授的相比對發現完全符合，確認了泰國的病人身上的病毒就是武漢來的。另一個泰國的實驗室活得了一樣的結果。 就在那天，泰國通知了WHO。
根據美聯社所獲得的文件，張教授釋出了基因組之後，中國CDC、武漢病毒研究所與中國醫學學院比拚著公布各自的病毒序列，大家都挑燈夜戰審核、蒐集病人資料並送去衛健委獲得許可。到了一月12日，三個研究視終於聯合起來將序列發布至GISAID，一個讓科學家分享基因資料的平台。
到了此時，已經超過兩周自從微遠基因解出了部分序列，而三個政府實驗室獲得完整序列也已經一周以上了。大約六百人在該州感染，大概是增加了三倍。
但有些科學家說，如此行為也非不合理，鑒於定序未知病原體的困難程度，尤其是準確率與速度同樣重要。他們指出，2003年SARS爆發時，有些中國的科學家一開始錯誤的認為疫情的源頭是衣原體(可導致砂眼或是泌尿、生殖系統感染的病原體。)。
生態健康聯盟的主席，Peter Daszak說”在大爆發中確認自己是對的這件事情，壓力是很大的。事實上，告訴公眾錯誤的資訊其實更糟糕，因為這會導致公眾對公衛系統的回應完全失去信心。”
但是，其他人依然默默的質疑在幕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John Mackenzie，WHO的傳染病專家，同時也是爆發期間的緊急委員會成員，讚揚了中國研究者定序病毒的速度。但是他也說，一旦中央當局介入，詳細資料就流於在地上爬行的速度。”那之中絕對有段空白的時間。絕對有人與人的傳播。妳知道，他就在那盯著妳的臉看…我那時以為他們都到了這個階段，會變得更開放些。”
WHO在一月13日時宣布泰國也有了確診病例，賞了中國政府一個巴掌。
隔天，在一場機密的電話會議中，中國的最高健康相關官員下令要國家準備好面對大流行，稱這場爆發會是2003年的SARS之後最嚴峻的挑戰。中國CDC在各地的職員開始篩選、隔離與測試病患，在全國找出數以百計的病例。
然而，儘管中國CDC內部宣布為最高層級緊急狀態，中國官方依然宣稱人傳人的機會很低。
WHO在這之間猶豫不決。Van Kerkhove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中說”有限度的人傳人是絕對有可能的。”但是幾小時之後，WHO縮回去了，發布一則推特寫到”早先中國的研究並未找到明顯的人傳人證據。” – 一則在之後成為批評材料的聲明。
據熟悉公共衛生事務的專家表示，一個WHO亞洲辦公室的高層官員，畢業於武漢醫學大學的Liu Yunguo醫生，飛到北京與中國官員直接但是飛官方的聯繫，而記錄顯示劉醫師以前的同學，一位武漢的醫生，警告他肺炎病患已經將武漢的醫院擠得水洩不通，而劉醫師施壓要求更多專家能實地調查武漢。
到了一月20日，剛從武漢回來的鍾南山博士，一位知名的政府傳染病醫師，首次公開宣布新的病毒在人與人之間傳播。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稱要”適時的公布疫情資訊並深化國際合作。”
儘管有指導方針，WHO依然苦苦掙扎於從中國獲得這起迅速演變的大爆發之中，足夠的詳細病人資料。同一天，這個聯合國的健康機構派遣了一小隊人到武漢兩天，包含Galea醫生。
他們被告知有群令人擔憂的病例由超過一打的醫護人員組成。但是他們並沒有詳細的傳播途徑來知道這些病例是如何連結在一起的，或是完整了解這病毒傳播的多廣以及誰處在風險之中。
在一場內部會議，Galea醫生說中國方面公開且一致的談論人與人傳播，並爭辯著這是否會持續。他回報給日內瓦與馬尼拉的同事說，中國的關鍵要求是WHO要幫助”與大眾溝通，並且不會引起恐慌。”
而一月22日，WHO召集了一個獨立的委員會來決定是否要宣布全球緊急事態。在兩場沒有答案的會議之後，他們決定不要這麼做，儘管中國已經下令了史上規模最大的隔離 – 武漢封城。隔天，譚得賽公開形容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是”有限度的。”
連日以來，就算病例爆發，中國並未釋出多少詳細資料。北京市官員已被警示，足以考慮封閉首都，一位對相關事務有直接了解的醫學專家說。
一月28，譚得賽與WHO頂尖的專家們踏上了一場非凡的旅程到北京與習近平和其他資深中國官員會面。WHO的總幹事直接插手疫情爆發的實地調查是相當不尋常的。而譚得賽的職員們準備了一張所需資訊的清單。
Grein醫生於他的老闆拜訪北京時，在一場內部會議中說”這可能會是閘門開啟全部都有，或是完全沒有對話。我們等著看。”
當譚得賽的旅程結束時，WHO宣布中國同意接受一群國際專家組成的團隊。在一月29日的記者會中，譚得賽又稱頌了中國，宣稱他們投入的程度是”難以置信的。”
隔天，WHO終於宣布了全球緊急事態。再一次的，譚得賽又感謝了中國，而絕口不提早期時中國的不合作。
““我們應該要真的對中國表達我們的尊敬與感激，因為他們所作所為。” 譚得賽說。 “他們做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來限制病毒傳播到其他國家。”
We should have actually expressed our respect and gratitude to China for what it’s doing,” Tedros said. “It has already done incredible things to limit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to other countries.” 這是最後一段的原文，AP用譚得賽說的這兩句話，實在頗值得玩味。哭啊，AP。

【#沈旭暉隨緣家書】阿里巴巴在港上市：唯獨香港是不可取替

「香港對中國不再重要」，一度是牆內世界小粉紅的口號。中國今天擁有上海、深圳等金融中心，其日常交易額早已超過香港，而且兩地也出現了自貿區、示範區，在小粉紅文宣中，號稱距離「國際化」僅一步之遙，隨時可取香港而代之。不少外媒訪問時，直接採用北京文宣，講述香港GDP佔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多少、現在又只有多少，論證香港再沒有戰略價值。

但真是如此，北京何不任由香港自生自滅，何苦大費周章謀劃？隨著中國經濟崛起，香港GDP佔全國比重雖然下降，但中國對香港的依賴，其實不跌反升，因為這是全國唯一被國際社會典章制度承認、行普通法的國際金融中心。中國通過香港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從回歸前的40%，升至現在的約70%，國家越是富有，香港這個最方便的美元集資中心、「走出去」（自行領會）特殊通道，越是國內外兵家必爭之地。近日香港局勢紛擾，阿里巴巴偏偏在這時候來港上市，反映香港尚有不少未被注視的隱藏功能，屬北京不能放棄之列。特別是中美貿易戰開打後，香港更成為中國抗衡美國的經濟利器，戰略角色獨一無二。只要了解這些功能，一旦香港人鐵了心和北京博弈，經濟線能創造的「攬炒」條件，可以不堪設想。北京何不好好對待香港人，回到「一國兩制」初心，非逼得大家劍拔弩張不可？

協助在美上市中資股撤退的「方舟計劃」

這次阿里巴巴在港招股，集資額約150億美元，集資完成後，港交所成為2019年度全球最高集資額的股票交易所。遙想當年，阿里巴巴一度在香港尋求上市，只是礙於「同股不同權」尚未通過，遂改往美國上市，一直相安無事，運作暢順。但自從中美貿易戰爆發，中興、孟晚舟等事件發生，曝露出中資企業在中美博弈時的風險，尤其是那些科技巨企，若單純在美國獨市交易，總有可能面對封殺。輕則旁敲側擊，例如因為有人投訴賣假貨，而被官司纏擾；重則直接攻擊，如美國商務部會因為新疆人權制裁等問題，直接封殺AI人臉辨識科技公司；又或因為違反伊朗制裁，而封殺中興、華為等。幸好中興只是在港、深上市，短暫停牌兩個月後，終能恢復交易，避過沒頂之災。

為免被美國封殺長期停牌，必須為這批為數眾多、已赴美國上市的中資巨股，北京明白必須製造一隻體積夠大的經濟「方舟」，作全體海歸逃難之用。「方舟」製成後，美國以水淹之的風險及動機，就自然降低。小粉紅主流輿論可能又認為，百份百受控的上海、深圳，理應是第一收容港，又何必取道香港？問題是整個「方舟計劃」有一個最核心的技術問題：股份互換，這不是上海、深圳能解決的。

此刻任何大小股東，拿著阿里巴巴的美股，可以換成港股，到港交所放賣，據說阿里巴巴一些最大股東，已經開始變換；賣出後得到的港元，又可隨意兌換成各種主流貨幣，自由進出香港。因為中國既要大舉引入外資、又要嚴格實施外匯管制，這樣的矛盾結構，令香港變得獨一無二：在高牆內的上海、深圳，根本做不到股份互換，這也是上海這個自貿區失敗的原罪；唯獨香港在公海，「方舟」必需在海上，才能發揮其作用。至於其他在公海的外地交易所（例如新加坡），對北京而言，既沒有香港的受控度，又未必有能力承接阿里巴巴這樣的大戶，更沒有港滬通這類連結國內的特別通道。在可見將來，美國上市中資股必然陸續光榮回歸，百度、京東、拼多多、騰訊音樂等星光熠熠，不能盡錄。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在阿里巴巴上市當日，更公然打開口牌，陸續迎接其他美國上市的中資股「回歸」香港，畢竟這樣的「方舟計劃」，就只有港交所能勝任。至於為什麼不回到更「一國」的「家」，就「你懂的」了。

香港作為中國的最大美元印鈔機

據今年六月港交所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在2018年，內地非金融企業，在香港發行了723億美元債券，加上內地企業在香港的IPO集資了350億美元，單計尚未完整的官方數字(欠內地金融企業的美元債券發行數字)，香港在2018年，已經為中國集資了1073億美元。這是一個怎樣的概念？

回看2007年，上海、深圳兩市交易量井噴，即使後來隨著金融海嘯回落，成交量及集資能力依然踏上新台階，令在「一般企業」層面，港交所一度被認為是中國的次等集資市場。畢竟同一隻股票，中港兩地同權掛牌的A股，總比H股有更高溢價；在內地掛牌，可比在香港得更高估值、更高PE。因此，「一般企業」總傾向在A股集資上市，除非有其他問題，才「淪落」到香港；前中國首富王建林尋求回歸A股，更是眾所週知（其後際遇是後話）。理論上，如不涉及把股權存放海外，或想藉上市香港，打開海外債券市場等算盤，單純集資，首選國內乃理性選擇。

然而，在最高層的角度，尤其是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企業到底在境外、還是境內集資，就另有計算。以下是邏輯推論：首先，人民幣是人民銀行印出來的；中國公司的股票或債券，乎合一定條件下，實際上也是印出來的。國內公司發行股票、債券後，所籌集的美元或港元資金，必須兌換成人民幣，並匯回國內使用；如涉及外債，可經審批留外還債。因此，國內集資所得的港元或美元，最後還是會交到人民銀行手上，並換成由人民銀行印出來的人民幣。

換句話說，香港等於間接成為中國的美元印鈔機，而且是一台年產高逹1000億美元的印鈔機，可謂一本萬利。中美貿易年度差額約6000億美元，若關稅是25%，即每年所涉關稅約1500億美元；但單是香港印出來的美元年產量，已幾乎可對沖其大部份關稅。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除了因為上市前的股東結構，涉及雅虎、軟銀之類的外資，與及同股不同權的股權結構，同時也是完全符合國家利益的行為。假如沒有香港，中國怎樣有更簡單的方法，變出這批美元？言猶在耳，中國財政部本週已宣佈，直接在香港發行以美元為單位的中國國債（注意：不是人民幣），赤裸裸的「cap美元」大計一浪接一浪，而且市場流傳香港金管局是大買家之一，無異間接以香港外匯儲備支持中國。

基於香港金融市場的功能，港人實不應妄自菲薄，迷失在什麼「GDP只佔全國2%可以不理」的無知論述中。香港的獨特金融戰略地位，並不能由上而下的「打造」及複製，而且在國際關係，這台機器更多是1992年美國的《香港關係法》加持而成的，而不是香港參加了任何國際組織、或北京單方面定義所能落實的。否則一紙空文成立特區，北韓就有了美元提款機；或加入了世貿的小島，就是金融中心，國際關係就不用讀了。假如當權者失去理智，親手毁掉這金融利器而不自知，才是真正令親痛仇快的事。屆時誰是真正的愛國者和愛國賊，豈非心中有數？

明報筆陣，2019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