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香港還有「體制內抗爭」嗎?其實之前根本沒這件事】
有人問我,香港人爭取民主自治,在體制內已經沒有空間,接下來應該怎麼辦?或者,運動本來就不理體制?
香港的有限民主自由是中國和西方默契下的產物
香港的有限民主自由,其實與中國改革、「與西方交好」的國家戰略緊密綑綁。因為港英時期的政治改革,香港逐漸有越多越多民選議員,包括地區上的區議員、全港事務的立法會議員。《基本法》對達致普選也有含糊承諾。
這個空間,吸收了很多不滿聲音進入體制,中方在回歸初期也大致沒有動這套制度,而是用國家機器資源培植選舉親兵,與民主派的選舉力量一直抗衡著。香港的政治抗爭,慢慢變成由專業從政者於議會發聲,佐以群眾必要時出來遊行示威表達壓力、表達民意,跟政權周旋。不管是有事想爭取,或者反對某些政策施行。
然而歸根究柢,香港有選舉有自由,甚至有自治成份,都是中國和西方默契下的產物。這個默契在2010年代開始打破,香港因為「國際關係」而誕生的政治經濟體系,就馬上改變,說明以議會、選舉為中心的反對運動,其實一點也不穩固。之前能夠存在,並不是路線管用,而是受益於中美媾和,雙方都需要香港的時代紅利。一旦上層秩序改變,各種問題就在香港憑空出現。法庭開始用政治色彩極濃的《暴動罪》重判抗爭者、有人開始被禁參選、有議員開始被取消資格。這是 2003 年至 2019 年香港政治的超簡略版本。
民主政團提前沉淪
弔詭的是,香港還未得到民主,很多民主政團已經有能力急不及待擴充營業,轉營為選舉機器。因為選舉帶來的資助,令政黨開支散葉。高級的政黨,就可以建立較有規模的選舉機器。選舉機器的存在,自然是為了確保下一屆繼續選到,甚至拿到更多席位,各國都是這樣。也有很多議員在家大業大之後,想的早已不是冒險犯難推進局面,而是進入議會薪津所帶來的中產生活,打算著如何在均勢(equilibrium)下繼續維持均勢,未創業就進入守成階段。
在議會機制確立穩定之後,民主運動和大眾啟蒙的事業反而慢慢陷入低潮。自2003年大遊行之後,幾乎就沒有大事,到 2010年前後才重新解凍。而當新解凍之後,就馬上有了內部矛盾。在示威現場,以及不同政治議題,業餘示威者和政治素人總希望加速,但由議席構成的泛民則多數想維持衝突「可控」;前者想盡力向前走,後者覺得打長期戰才有可能成功,這次不成功也沒所謂。這只是那個時空的「議員產業鏈」其實還大體健在,被排擠的只是年輕人,所以中老年人政圈並不在乎,並不感知。
「無大台」思想的誕生
這些互相排擠和世代鬥爭的黑暗戲碼,台灣人在聽香港人講政治時,經過漂白,多數不會聽到。2014 年雨傘運動就充滿了以佔領區域來分類的「旺角民主派」和「金鐘民主派」的鬥爭,平民與菁英,小眾與大眾,分庭抗禮。「無大台」的思想就是在 2014 年的旺角誕生。
自2014以後,香港的政治運動已經由素人主導,沒有太多大動作是由議會策動的。曾經在議搞議會抗爭的激進派,都慢慢因為政府收緊空間(並獲保守泛民議員投票支持),作用也越來越小。2014年佔領運動、2016年的旺角警民衝突、2019年的反送中,主要由市民自發,用網絡做動員聯絡。這些事實證明了香港爭取民主「重回正軌」,政治的事既然是眾人之事,就需要大眾一齊參與。西裝革履的政治菁英在議會裡沒錯可以辯論,但體制上立法會議員權力很小,香港是「行政主導」,當政府不講道理章程的時候,議員就沒用,議會戰線就沒用。或者當我們面對的決定是北京人大開出,不管是香港的議會、法庭都沒有法力去抗衡,好像孫悟空頭上的金箍圈,一念就緊。
「體制內抗爭」的可能性其實並不存在
「體制內抗爭」其實是以前某些泛民為了維護自己社經政治地位,拋出來愚弄選民的。體制路線民主運動,因為立法會的權力限制而先天困難重重,還未計人大決議擁有香港事務的絕對法定效力,不容挑戰,再不說議會路線的基礎,完全是依靠大國之間的默契,十分脆弱。從回歸到現在,中間的「運動真空」,其實是償還以前民主運動被議會吸納的風流債。
我們都幻想過,即使如此,選一些人入去議會,應該可以做點甚麼,但結果無一不是事後發現自己太天真了。循體制路線去爭取,前提就是體制要穩定,否則你投入去的資源,就會如泥牛入海。選舉就是一個例子,當你動員了很多錢很多人力去選,選民也投給你,但整個議席可以因為長官一念意志而取消,那是不是一個路線?是,但那是一個年年輸錢的路線。
現在選舉制度完全改制,但民選議員的體制影響力將會減到最低。可能還會有人去選,但連以前的消極功能都不會有,最多是以「民主派」的身分在裡面當個花瓶,令議會顯得沒那麼獨裁。體制路線、議會路線,至此絕了,但其實一種不存在的東西,是沒有絕或不絕的,它本來無一物。
香港泛民派的體制路線幻象破滅
上一代泛民被中國打壓,有人說,其實泛民對中國都很有功,為甚麼今日連留點情都沒有。例如民主派老兵梁耀忠,他在2016年議會的議長選舉時,本來因為「議員資歷深」而按規則可以主持,但他竟然自己放棄主持會議,然後北京就成功選出一個親北京議長。而例如在西方和香港中老年一代充滿光環的李柱銘,曾幾何時都為中國做說客,遊說美國維持中國「正常貿易地位」、遊說大家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等。談到這些歷史,有人會義憤填膺認為他們賣港,泛民賣港。
我不認為他們正在受獄,就要人死為大,就不能談論他們的政治得失。我不會說他們是為中共維穩,他們也想維穩,但他們是為自己,為自己熟悉和成長的那個香港——但整件事最悲劇的地方就在這裡:他們想維護的東西,在歷史中某個時段剛好又是中國想要的。例如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對中國的用處,大過對你和我,這大家都明白。其他例如法治、選舉、法律、民族身分等也是。到時間段轉變了,中港兩邊追求的東西就不再一樣,但這封分手信,香港人沒有接到,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很遲才自己領會到,中國自己改變了,然後香港人發現以前自己受中國指令或請求守護、保留和相信的東西,一夕之間被定性為敵人。
他們跟新一代為理念和策略吵過很多,傷了和氣,但究柢只是因為想維護這些幻象,一種中美政治所釋出的「香港有體制」、「有險可守」的幻象,十分不值得,他們當然是受害者,但更是自己的意底牢結的受害者。他們被自己欺騙了。
所以香港其實一向沒有體制路線,或者說到現在才被迫承認,原來此路不通。然而此路不通,同樣標誌路線探索的重生。
民主運動的未來,在於有多少人能夠不依體制,也能立法事。香港民主運動是在 2014年reboot的,reboot後抗爭形式、廣度、深度、影響力都層層升級,所以引致北京動大手術。以前的冰封期沒有這種事,因為根本沒有具威脅性的民主運動。當時的民主派,始終壓得住場。民主陣營沒人敢挑戰腐老的高層,對北京來說,香港主流群眾,不能靠形象不佳的建制派去圈養,所以就只能靠司徒華、李柱銘這些形象好的人。只要泛民菁英能夠對香港人一錘定音,中國的對港政策應該就有領路人,香港人會較易接受,但因為任務太大,這首先毀掉了作為龍頭的民主黨的權威。
2010年政改爭議,民主黨決定與北京密談並決定那次不民主政改,受很多人批評,民主陣營裡面的人都在批判,後來出現一些分裂。這些傳統大黨本來應該是中國的策略性同盟,但使用和操作過程導致泛民權威進一步流失。之後新一代、新運動、新論述崛起,泛民菁英對中國管治香港的作用越來越少,中國就馬上不再尊重他們,並視他們為外國勢力代理人一網打盡。
真實的香港民主運動
至於未來應該如何,未來其實已經決定了。當假戰線消失、中美全球化圖景蒸發,香港民主運動就進入正常。這正常裡面當然充滿了危險、血汗、生與死,但這畢竟是爭取任何事都需要的。我們沒有為流血流汗爭取之前享受的自由和局部選舉,現在承受沒有自由和選舉,正是天道好還,也是歷史的公平運作。一切重新開始,人們儲蓄實力、修心養性、與敵同行、廣結善緣、浪蕩天涯、枕戈待旦……跟其他人一樣,沒有分別。
歷史優待我們,令我們上一輩不用面對,不用學習,我們現在就要補課。這件事要怎樣走下去,我不敢妄加指點,但香港的民主運動,終於走出了瓶頸。我們好像Matrix裡面的Neo,走出了虛擬世界,之後看見的真實世界,卻是頹敗的曠野,但在那裡建立出來的東西都會是真實的、有用的。香港人遲了出發,但終究是出了發,最終還是會走上其他族群走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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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香港還有「體制內抗爭」嗎?其實之前根本沒這件事】
有人問我,香港人爭取民主自治,在體制內已經沒有空間,接下來應該怎麼辦?或者,運動本來就不理體制?
香港的有限民主自由是中國和西方默契下的產物
香港的有限民主自由,其實與中國改革、「與西方交好」的國家戰略緊密綑綁。因為港英時期的政治改革,香港逐漸有越多越多民選議員,包括地區上的區議員、全港事務的立法會議員。《基本法》對達致普選也有含糊承諾。
這個空間,吸收了很多不滿聲音進入體制,中方在回歸初期也大致沒有動這套制度,而是用國家機器資源培植選舉親兵,與民主派的選舉力量一直抗衡著。香港的政治抗爭,慢慢變成由專業從政者於議會發聲,佐以群眾必要時出來遊行示威表達壓力、表達民意,跟政權周旋。不管是有事想爭取,或者反對某些政策施行。
然而歸根究柢,香港有選舉有自由,甚至有自治成份,都是中國和西方默契下的產物。這個默契在2010年代開始打破,香港因為「國際關係」而誕生的政治經濟體系,就馬上改變,說明以議會、選舉為中心的反對運動,其實一點也不穩固。之前能夠存在,並不是路線管用,而是受益於中美媾和,雙方都需要香港的時代紅利。一旦上層秩序改變,各種問題就在香港憑空出現。法庭開始用政治色彩極濃的《暴動罪》重判抗爭者、有人開始被禁參選、有議員開始被取消資格。這是 2003 年至 2019 年香港政治的超簡略版本。
民主政團提前沉淪
弔詭的是,香港還未得到民主,很多民主政團已經有能力急不及待擴充營業,轉營為選舉機器。因為選舉帶來的資助,令政黨開支散葉。高級的政黨,就可以建立較有規模的選舉機器。選舉機器的存在,自然是為了確保下一屆繼續選到,甚至拿到更多席位,各國都是這樣。也有很多議員在家大業大之後,想的早已不是冒險犯難推進局面,而是進入議會薪津所帶來的中產生活,打算著如何在均勢(equilibrium)下繼續維持均勢,未創業就進入守成階段。
在議會機制確立穩定之後,民主運動和大眾啟蒙的事業反而慢慢陷入低潮。自2003年大遊行之後,幾乎就沒有大事,到 2010年前後才重新解凍。而當新解凍之後,就馬上有了內部矛盾。在示威現場,以及不同政治議題,業餘示威者和政治素人總希望加速,但由議席構成的泛民則多數想維持衝突「可控」;前者想盡力向前走,後者覺得打長期戰才有可能成功,這次不成功也沒所謂。這只是那個時空的「議員產業鏈」其實還大體健在,被排擠的只是年輕人,所以中老年人政圈並不在乎,並不感知。
「無大台」思想的誕生
這些互相排擠和世代鬥爭的黑暗戲碼,台灣人在聽香港人講政治時,經過漂白,多數不會聽到。2014 年雨傘運動就充滿了以佔領區域來分類的「旺角民主派」和「金鐘民主派」的鬥爭,平民與菁英,小眾與大眾,分庭抗禮。「無大台」的思想就是在 2014 年的旺角誕生。
自2014以後,香港的政治運動已經由素人主導,沒有太多大動作是由議會策動的。曾經在議搞議會抗爭的激進派,都慢慢因為政府收緊空間(並獲保守泛民議員投票支持),作用也越來越小。2014年佔領運動、2016年的旺角警民衝突、2019年的反送中,主要由市民自發,用網絡做動員聯絡。這些事實證明了香港爭取民主「重回正軌」,政治的事既然是眾人之事,就需要大眾一齊參與。西裝革履的政治菁英在議會裡沒錯可以辯論,但體制上立法會議員權力很小,香港是「行政主導」,當政府不講道理章程的時候,議員就沒用,議會戰線就沒用。或者當我們面對的決定是北京人大開出,不管是香港的議會、法庭都沒有法力去抗衡,好像孫悟空頭上的金箍圈,一念就緊。
「體制內抗爭」的可能性其實並不存在
「體制內抗爭」其實是以前某些泛民為了維護自己社經政治地位,拋出來愚弄選民的。體制路線民主運動,因為立法會的權力限制而先天困難重重,還未計人大決議擁有香港事務的絕對法定效力,不容挑戰,再不說議會路線的基礎,完全是依靠大國之間的默契,十分脆弱。從回歸到現在,中間的「運動真空」,其實是償還以前民主運動被議會吸納的風流債。
我們都幻想過,即使如此,選一些人入去議會,應該可以做點甚麼,但結果無一不是事後發現自己太天真了。循體制路線去爭取,前提就是體制要穩定,否則你投入去的資源,就會如泥牛入海。選舉就是一個例子,當你動員了很多錢很多人力去選,選民也投給你,但整個議席可以因為長官一念意志而取消,那是不是一個路線?是,但那是一個年年輸錢的路線。
現在選舉制度完全改制,但民選議員的體制影響力將會減到最低。可能還會有人去選,但連以前的消極功能都不會有,最多是以「民主派」的身分在裡面當個花瓶,令議會顯得沒那麼獨裁。體制路線、議會路線,至此絕了,但其實一種不存在的東西,是沒有絕或不絕的,它本來無一物。
香港泛民派的體制路線幻象破滅
上一代泛民被中國打壓,有人說,其實泛民對中國都很有功,為甚麼今日連留點情都沒有。例如民主派老兵梁耀忠,他在2016年議會的議長選舉時,本來因為「議員資歷深」而按規則可以主持,但他竟然自己放棄主持會議,然後北京就成功選出一個親北京議長。而例如在西方和香港中老年一代充滿光環的李柱銘,曾幾何時都為中國做說客,遊說美國維持中國「正常貿易地位」、遊說大家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等。談到這些歷史,有人會義憤填膺認為他們賣港,泛民賣港。
我不認為他們正在受獄,就要人死為大,就不能談論他們的政治得失。我不會說他們是為中共維穩,他們也想維穩,但他們是為自己,為自己熟悉和成長的那個香港——但整件事最悲劇的地方就在這裡:他們想維護的東西,在歷史中某個時段剛好又是中國想要的。例如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對中國的用處,大過對你和我,這大家都明白。其他例如法治、選舉、法律、民族身分等也是。到時間段轉變了,中港兩邊追求的東西就不再一樣,但這封分手信,香港人沒有接到,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很遲才自己領會到,中國自己改變了,然後香港人發現以前自己受中國指令或請求守護、保留和相信的東西,一夕之間被定性為敵人。
他們跟新一代為理念和策略吵過很多,傷了和氣,但究柢只是因為想維護這些幻象,一種中美政治所釋出的「香港有體制」、「有險可守」的幻象,十分不值得,他們當然是受害者,但更是自己的意底牢結的受害者。他們被自己欺騙了。
所以香港其實一向沒有體制路線,或者說到現在才被迫承認,原來此路不通。然而此路不通,同樣標誌路線探索的重生。
民主運動的未來,在於有多少人能夠不依體制,也能立法事。香港民主運動是在 2014年reboot的,reboot後抗爭形式、廣度、深度、影響力都層層升級,所以引致北京動大手術。以前的冰封期沒有這種事,因為根本沒有具威脅性的民主運動。當時的民主派,始終壓得住場。民主陣營沒人敢挑戰腐老的高層,對北京來說,香港主流群眾,不能靠形象不佳的建制派去圈養,所以就只能靠司徒華、李柱銘這些形象好的人。只要泛民菁英能夠對香港人一錘定音,中國的對港政策應該就有領路人,香港人會較易接受,但因為任務太大,這首先毀掉了作為龍頭的民主黨的權威。
2010年政改爭議,民主黨決定與北京密談並決定那次不民主政改,受很多人批評,民主陣營裡面的人都在批判,後來出現一些分裂。這些傳統大黨本來應該是中國的策略性同盟,但使用和操作過程導致泛民權威進一步流失。之後新一代、新運動、新論述崛起,泛民菁英對中國管治香港的作用越來越少,中國就馬上不再尊重他們,並視他們為外國勢力代理人一網打盡。
真實的香港民主運動
至於未來應該如何,未來其實已經決定了。當假戰線消失、中美全球化圖景蒸發,香港民主運動就進入正常。這正常裡面當然充滿了危險、血汗、生與死,但這畢竟是爭取任何事都需要的。我們沒有為流血流汗爭取之前享受的自由和局部選舉,現在承受沒有自由和選舉,正是天道好還,也是歷史的公平運作。一切重新開始,人們儲蓄實力、修心養性、與敵同行、廣結善緣、浪蕩天涯、枕戈待旦……跟其他人一樣,沒有分別。
歷史優待我們,令我們上一輩不用面對,不用學習,我們現在就要補課。這件事要怎樣走下去,我不敢妄加指點,但香港的民主運動,終於走出了瓶頸。我們好像Matrix裡面的Neo,走出了虛擬世界,之後看見的真實世界,卻是頹敗的曠野,但在那裡建立出來的東西都會是真實的、有用的。香港人遲了出發,但終究是出了發,最終還是會走上其他族群走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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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訪】【攬炒開始了,但你知道甚麼是攬炒嗎?——專訪攬炒巴】
5月30日,相信不少香港人均鮮有地守在各式螢幕前,還是深夜兩點半。不說還以為是哪個歐聯還是世界盃決賽夜,不少人為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句「香港已變成一國一制」暗地裡喝彩。卻猶記得幾年前,特朗普跌破眾人眼鏡當選美國總統時,當時香港不敢說一片哀號,但起碼無人敢說是好事,更沒有人想過幾年後有今日。
「政治一日都嫌長。」
由去年6月9日103萬人上街,之後一年的歷歷在目:中大二橋、理大圍城、有人逝去,有人收監,香港的民憤像土庫曼的「地獄之門」,一燒就再也撲不掉。卻猶記得幾年前,在79日兩傘運動結束後,當時香港不敢說是再無希望,但起碼無人敢說仍然在望,更沒有人想過幾年後有今日。
「政治一日都嫌長。」
隨著特朗普在記者會上,少有地一字不漏照稿道,正式宣告香港已不再有獨特地位,而淪為中國一個城市。一時之間Facebook上滿滿的貼文,「攬炒」一詞更成為關鍵詞,許多人說「攬炒」開始了,有人說「攬炒」成功了,林鄭要被制裁了。
但其實,「攬炒」,究竟是甚麼?
-- 攬炒與焦土 --
「攬炒」的概念在這場運動中,最先出現在去年6月10日,在連登討論區上一個名為「我要攬炒」的巴打,一個題為「【招兵買馬】 召集所有未放棄既連登仔,認真分工,幫港共官員同建制派取消外國護照」。然後在數月之間,攬炒由一個人的一空想,成為香港人的階段目標。
「我覺得「攬炒」同「焦土」有一定關連,就好似兩個圓圈,中間有一定重疊,但又不盡相同。」攬炒巴提出攬炒的概念多月後,終於第一次公開闡述他心目中的「攬炒論」。
這裡指的焦土,是2014年中在香港萌生的一個政治觀念,多年來香港人對焦土論述最大的印象,應該莫過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因為不滿各種現況,包括泛民主派多年來手持議席,卻對香港民主進程毫無貢獻,所以呼籲支持者在選舉中投廢票、白票,甚至投建制派,「射落海都唔益泛民」。當年對推祟焦土的支持者,都常會舉出以筆名「無神論者的巴別塔」的一篇論述,認為能夠加速中共摧殘香港,以換取全民覺醒。
投票予建制,將資源拱手相讓給對手是否軍事學上的「焦土」,這裡不作討論。但「攬炒巴」承認,而站在今天回望亦不難發現,攬炒和焦土的其中一個步驟,都是要先摧殘香港。「攬炒巴」認為,攬炒只是一個手段,一個達成終極目標的手段,而這個終極目標,正是香港人近一年叫得已入腦的一句——光復香港。
光復香港一句,最先由正服刑的梁天琦,於2016年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提出,當時光復的用意,是提醒香港人,梁天琦所代表的「本土民主前線」是在街頭抗爭爭取香港人應有權利的抗爭者。及後到2019年區議會選舉,張秀賢在回覆選舉主任有關政治立場時,對光復香港曾有以下的解釋:「光復香港」,意思是將香港「光復」回舊日般面貌,如市民可以如往日般享受各種自由,重歸安居樂業的生活,參選者亦可以如《基本法》第二十七條所賦予而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不會因為政治傾向而被取消參選資格,選舉主任可以回復專業,不受政治問題的干擾。」
「我覺得光復香港,應該係令香港可以拎番應有要有嘅言論自由,文化,經濟,國際視野以及民主。」「攬炒巴」重提自己於去年8月中的一篇文章,不難看到他對「光復香港」的想法,和其他人相差不遠。
他補充香港的各種權利由上世紀50年代起,已經被中共政權壓逼。他指出5、60年代,二戰後起,英國在全球推行殖民地計劃,推行民主化,唯獨香港在中共政權的各種實際和口頭的威脅下,如六七暴動、暗示出兵武力收回香港等,使英國最後與中國談判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
至於這份聲明今日是否仍行之有效,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強推香港國安法後,彷彿若如一個羅生門。
「主權移交之後,打壓就變本加厲啦!」「攬炒巴」一連數出幾個例子,如他口中是「假政改」的2007年政治改革、國民教育、甚至近日的中學文憑試取消歷史科試題,另一方面又有人大釋法緊接著DQ立法會議員,各項自由如言論、出版自由都逐漸消失。他形容,現況是一個活生生的「制度扭曲」。他認為經歷近70年的打壓,香港卻一直只淪為中國的解套,成為中國謀取經濟利益的白手套。唯有攬炒將香港的獨特用途失去,才能最直接撼動中國。故他從一開始提出攬炒,第一個目標就放在中共及香港官員,以及其家人,目標要令他們都失去在外國擁有的一切,包括國籍、資產等,令他們也要一同承受制度被扭曲的香港,「自己種嘅自己受」。
「攬炒」彷彿在上月底迎來曙光,特朗普一番強烈措詞,伴隨一系列制裁措施。「係唔係你心目中嘅攬炒?」我問,很快就獲回覆一個肯定不過的否認。他認同美國正式宣佈一國一制,是通往終極攬炒的其中一個里程碑。「不過,香港人距離正正式式成功攬炒中共仍然有一段距離。」「攬炒巴」認為,到取消美港關係法,到香港正式步向一個極端,就是終極的攬炒。
今時今日「攬炒論」深入民心,「攬炒巴」在連登一個帖文,在Telegram頻道的一篇文章都可以一呼百應,卻猶記得幾年前,當已被取締的組織「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提出要取消美港關係法,甚至為此作出聯署時,當時香港不敢說人人唾罵,但起碼不曾成氣候,更沒有人想過幾年後有今日。
在特朗普的記者會結束後不久,陳浩天就在自己Facebook上舊事重提,指當時「一開頭講,直情冇人理。後來再講,開始多人鬧,又話冇可能又盛。」
該篇貼文的第一句,是「政治果然一日都嫌長。」
「攬炒巴」直認不諱,指取消美港關係法的終極目標,陳浩天的確才是提出此反制手段的第一人,又慨歎當時「係一個大眾尚未太明白嘅政治主張」。不需無人問寒窗十年,短短三年同一套主張便「一舉成名天下知」,「攬炒巴」認為是時勢造成的變化,加速了香港人的承受力,套他的說法是「香港人覺醒」。
「今日同當年最大嘅唔同,係人心。」「攬炒巴」認為香港人經過6月一連串的示威,看清政府的心狠手辣,視百姓如蟻民,加上數之不盡令人不寒而慄的警暴,香港人始明白「攬炒」的必要性。「攬炒真係打入香港人到,都唔係馬上啦。」他指到7月1日才第一次在街頭上看見有市民支持攬炒,手裡舉著「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的標語。
「攬炒要成功,首先要係香港人展現到一個意志。」他不斷重申攬炒缺不了的,是民間展現抗爭的決心。變相亦講出攬炒和焦土的最大差異——焦土予人一種消極地擺爛的感覺,但攬炒是讓人覺得,是主動地將情況推向極端,甚至尋求外力加快整個過程。況且,焦土是焦泛民的土,但攬炒是攬炒是攬中共的炒,對象都不同了。
但許多人仍然不明白「攬炒論」的道理。如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在特朗普的記者會翌日(5月30日),在記者會上指,自己多次出訪美國,都希望底線是保住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攬炒巴」認為,到今時今日依然對中共政權在幻想,仍然希望能在一國兩制原則下,將已禮崩樂壞的制度修補是自欺欺人,不切實際。「就好似大家都讀過嘅《六國論》,面對中共70多年嘅打壓,香港人仲要不斷退讓,同抱薪救火有乜分別。」又反問如果反對攬炒,反對取消美港關係法的目標,眼前的局面是否有更好的解決方案?
他以「破花瓶」作比喻,香港的一國兩制就是這個被打爛的花瓶,當然可以嘗試將花瓶拼回,但到注水時一樣會漏水,那倒不如「大破大立」,重新再弄一個新的花瓶。
-- 攬炒破立 --
「攬炒論」的破立問題,在近一個月浮上水面。劉細良在今年5月11日,於「城寨」的一個節目中,對「攬炒巴」作出回應時就提到,本土派應該做好成為主流的準備。
當中令人在意的,是提醒本土派要「破而立」。他認為本土派過去許多論述都過於守勢(defensive),以攬炒論為例,中共政權近日不斷針對論述作攻擊時,卻只見到自圓式的回應。劉細良認為眼前的重點應該放在立的部份。
「『攬炒論』嘅『立』究竟係咩?」這應該不只是我關心的。大概誰也沒想過,在節目不到一個月後,破的部份已經開始了,變相亦令「立」的部分開始變得重要。
然而「攬炒巴」也不見得能給予一個肯定的答案。「我覺得咩係『立』,真係好睇局勢而變。」他覺得在現階段很難下一個定論,因為今日的一個答案可能會影響全局。
但他重提5月初時,他提出的「港版下議院」。當時他建議香港仿效外國的議會制度,由香港的區議會訂立一份社會契約。這個概念背後的理論追遡回來,更早提出的是中西區區議員葉錦龍,在2月10日於Facebook上拋磚引玉,當時就提到區議會作為經294萬多名已登記選民的民意誕生,全民選的地區議會(筆者按:479席中只有79席為當然議員,由各鄉事委員會的主席擔任,但此主席的產生本來就有民意基礎),本來就有廣泛的民意基礎,而相比起立法會有功能組別的存在,區議會何謂百分百代表民意,而且組成人員更廣。
在全球的不同民主國家,凡是採取「上下兩院」制度圈都能找到類似區議會的存在,如美國和日本的眾議院,英國的下議院。「攬炒巴」認為區議會絕對有這個潛能,只是過去一直被港英政府和中共政府扼殺。「如果區議員一直只視自己係一個諮詢嘅角色,其實選個位番嚟都唔係做到幾多嘢。」他指區議員這個代議士的身份永不能改變,故此更應該要作出制度上的突破,「有權用盡」,像區議會的功能盡量推延。
在追問下,他亦承認就此,立法會(區一)的當選議員將會十分重要,因為他將變相擔當起議長的角色,要捍衛和推動區議會在政治上的權力。
「如果有1、200個區議員有執政嘅意志,成件事都已經差好遠。」而事實上,6月6日17個由民主派主導的區議會將聚首一堂,舉行第一次聯合區議會大會,意味著這個概念近日即將邁出實際的第一步。(筆者執筆時,此會仍未開始。)
在「攬炒巴」的藍圖中,香港的下議院成形後,將會授權他們團隊對外國政府進行遊說工作,令他們變相得到民意代表的授權,使遊說的工作更具認受性。而他始終相信,取消美港關係法,才是破的最關鍵,亦是獲得一切授權下需全力推動的首要目標。
但取消美港關係法就衍生一個問題,許多人對「攬炒論」百思不得其解,是香港的地位完全由美國賦予,當香港一切特殊地位在攬炒之下全部被取消,香港本質上即等同無價值。但「攬炒巴」卻堅信香港能夠穢土轉生,在失去一切後仍會受國際支持。他引用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所提出的《香港八大腹地理論》:香港的國際腹地(即文化、經濟勢力範圍)可劃分成八份,包括東亞、華南、東南亞、南亞等地區。「攬炒巴」指,香港自1997年主權移交後,一瞬間視野只落在北方,「將面向世界嘅眼光轉向中共,追求短期經濟暴利不擇手段。」
近日不少評論文章,不論國內外,都不約而同形容一場新冷戰正逐漸成形,一方依然是美國,只是對手由蘇聯變成中國。而此時的香港受盡中國政權的苛刻,同時渴求美國伸出援手,難免予人一種,淪為大國博弈中台上籌碼的感覺。「攬炒巴」對此則不以為然,「只要我哋唔忘記八大腹地,以至於國際舞台,香港重生嘅機會就好大。」他覺得歷史上有太多例子可以被視為香港的參考,在大國之間周旋不等同成為籌碼。他亦指出香港過去的成功,乃由過去二百多年來香港人的努力慢慢建立而來。當中成功的因素,有英國人以香港為本位的施政、美國的特別待遇等等,但最重要的,是香港人作為海洋民族的思維同智慧。
「香港人可以憑1997年前百幾年嘅國際經驗,創造屬於自己嘅未來。」
當說到海洋民族,不其然就會想起《香港民族論》一書。事實上民族論一書亦有提到和「海洋民族」類近的觀點,全書篇幅最長的第8章,由徐承恩所撰寫的〈城邦述事:香港本土意識簡史〉中,文中第一小章節就提到海洋社會是香港意識的發軔期,指出福佬及蜑家人的海洋族群文化與中華帝國體系格格不入,逐漸香港本土歷史的縱深便被大幅加闊,提出香港在本質上和其他有大異上的差別。建基於「攬炒論」缺少「立」的立場,在「攬炒巴」提出海洋民族的觀點時,不禁追問他「若以《民族論》作為『立』,『攬炒論』為破」,他會否接受這套互補不足的折衷。雖然只換來「對《民族論》印象深刻亦大致認同」的一句,但「攬炒巴」亦特意點出,《民族論》中的自決,在現時他認為是「唔現實嘅做法」。
-- 攬炒是盛夏的舞,攬炒後剩下的舞? --
當然誰也料不到,攬炒說了快一年,爭取著爭聽著,忽然對手一個投懷送抱,如狼似虎的一個香港國安法,攬炒的第一炮就成了。但成了的背後,國安法的存在依然不容忽視,特別是顯然針對「攬炒團隊」所聚焦的「國際線」時,「攬炒巴」亦承認,國安法對團隊在各方面都有顯著的影響,而且十分即時。
「最明顯咪幫攬炒呢件事加咗士氣分。」他將影響分成香港本土和對外國際層面,指國安法最大的影響無疑是在香港,站在政權對面的每一人。在法案條文一日未正式公布前,當然誰亦料不到影響有多大,但從一些建制派中人的放風,當連「結束一黨專政」都有可能被以言入罪,不僅宣傳「攬炒」變得困難,變相亦預示報章和網媒將不可避免的需要自我審查,連帶壓迫到言論和出版自由。
國際層面上,他認為在「國際線」上在過去一年的變化,令國安法的影響能夠收至最細。打「國際線」的概念一直都存在,只是由上世紀80年代到去年5月前,一直都集中在部份的政治明星身上,如回歸前有李柱銘,國教風波後有黃之鋒。「佢哋嘅努力有一定成果,我唔會話係好定壞,但我相信佢哋都係想香港好而做。」但「攬炒巴」認為,過去香港人過份依賴政治明星,將所有責任和重擔都往他們身上推,令香港在「國際線」上長期缺乏人手,亦變得被動。
真正令局面產生變化,「攬炒巴」覺得要由2019年5月,Frances Hui許穎婷一篇在美國Emerson College,一間以新聞系而聞名的校報所刊出的文章——「I am from Hong Kong, not China」講起。這篇文章當時在美國和香港都引起頗大迴響,而「攬炒巴」就直指文章對香港最大的啟發,是「開創咗香港國際戰線嘅草根時代」。因為那篇文章,令許多香港人無論在港或在他鄉,都忽然明白到原來「國際線」的門攬可以很低,低得只要你想參與就可以參與。
「嗰陣世界各地都有唔同香港人,想搞6月9號個集會。」「攬炒巴」形容「是Frances Hui的文章起了作用」,或許就是當日埋下的種子,成就了今日「國際線」遍地開花。「所以我6月10號喺連登開po,想招兵買馬,搵人幫手一齊用法律理據向外界解釋,好快就搵到人。」這些事情在過去的香港,一定會被冠以「無咩可能」的帽子後就無疾而終,但如今的香港人會明白到「只要有一絲希望,都唔理一切試咗先」。
「攬炒巴」不忌諱地承認,由去年6月成軍到今日,一路走來許多目標都未成功,但「正因為我哋未成功,我哋先會鍥而不捨努力,去嘗試達成當初訂立落嚟嘅目標。正因為未成功,我哋先會不斷突破自己。」他覺得今日香港人打「國際線」,經常不按常理出牌,因為不管會不會成功,「反正就試咗先」,所以亦會有意外的成果。如去年8月31日,「攬炒團隊」秘密安排英國保守黨議員Bob Seely MP來香港,就讓他親眼見證許多街頭抗爭情況,更重要是令他目睹香港第一次出動水炮車對付示威群眾。
「831太子站慘劇發生嘅時候,Bob Seely MP係搭緊車去香港機場,但佢當時喺twitter即時睇到速龍點樣衝入車廂暴打市民,更即刻聯絡返我哋團隊,睇下有咩幫到手。」而正是「攬炒團隊」的邀約,令Bob Seely MP不斷在香港被一幕又一幕的畫面衝擊,造做他日後成為英國跨黨派國會香港小組副主席之一,持續於英國政壇為香港人發聲,並爭取BNO權益。(執筆之時,剛傳來英國首相約翰遜在《南華早報》撰文,指若國安法成事,或將放寬對持BNO港人的限制。)
近一年「國際線」的發展雖令香港人減少對政治明星的依賴,不過「攬炒巴」認為國安法對「國際線」始終有一定影響。「失去咗好似黃之鋒呢啲戰力,對『國際線』戰力一定有損,而且唔知幾時先會補得番呢部份嘅戰力。」
-- 說到眾籌 --
另一方面,「攬炒團隊」亦被逼提早啟動眾籌計劃,在5月29日「攬炒團隊」在網上發起眾籌,希望目標籌到175萬美元,以支持「攬炒團隊」未來兩年的各種支出,在世界各地進行不同類型的活動甚至運動。「攬炒巴」指按本來的打算,眾籌計劃起碼會在1年甚至2年後才誕生,「本來係想撐埋呢幾年,到時候先再諗繼續定解散團隊」。
但香港國安法的出現,令這次可能成為他們最後眾籌的機會,因為在國安法立法後,在可見沖著打壓「國際線」而來時,相信再無可能就此再募集香港人金錢上的支持。
有意見認為籌175萬美金的金額太大,根本不可能要這麼大筆的洗費。「攬炒巴」表示「用唔曬咪捐翻出嚟」。他解釋若將175萬細分,一年只得80萬美元的洗費,而「攬炒團隊」所開拓的「國際線」,遍佈美洲、亞太區和歐洲,在細分下去在每個國家所能動用的金額「只係啱啱夠」。
「我哋全部都只係素人,無政治明星。」他解釋最大筆的洗費是請外援,在某些地方「攬炒團隊」缺少人手,甚至近乎零人脈,就需要出錢請外援,更形容這是國際線草根化下,缺少政治明星的副作用。
-- 攬炒開始了,但,但攬炒要怎樣? --
香港國安法之下,的確加速了攬炒的進程,但同時亦令攬炒的前路變得步步艱距。「攬炒巴」亦慨嘆,現時的局勢只能見步行步。「香港人都睇到今年5月嘅發展有幾戲劇性:美國已經確定香港無咗自治嘅地位,正式係一國一制,距離取消香港關係法好似只係一步之遙,但呢一步要好似揼石仔咁慢慢邁進。」
「攬炒巴」認為,最終攬炒成功與否,取決於兩大因素,其中之一是國際的支持。他指如果無國際制裁,單靠香港人街頭抗爭,絕對沒有無足夠力量攬炒中共政權。美國若取消關係法,甚至禁止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將會是強而有力的國際支援,對香港先破後立絕對有利,而除美國外,亦需要爭取不同國家如英國、歐盟、澳洲、紐西蘭等等支援香港。
又再套回文首的「政治一日都嫌長」,誰曾想過美國一宗警暴和種族歧視事件,能夠演變成近年最大規模的示威,並演變成騷亂。當然這種演變,或多或少帶著「選舉近了」的背後操作,但亦道出一個殘酷又可愛的事實——民主社會的一切能變得更快更措手不及,說不定特朗普年尾就敗選,「攬炒團隊」和香港人一年來的努力和犧牲就統統如幻影。
「攬炒巴」承認,各國的政治形勢都變得很快,需要小心處理,亦警惕香港人應該要更具有國際視野,小心言論,「而唔係做一個國際Crying Baby」。亦提到除美國外,其他國家對制裁中國都採取曖昧態度,故在看不見對岸的未來,「國際線」仍有無盡的石頭要摸著走。
而國際是否支持香港,「攬炒巴」依然深信取決的,是香港人攬炒中共意志。「如果香港人自己都無同中共決一死戰嘅決心,國際係唔會將中共同香港人區分出黎,亦都冇義務救香港。」他認為既然香港人明白到「當香港失去國際地位,缺少呢份幫助嘅中國同樣唔會好過」,「攬炒中共」已經成為主流時,香港人就更應該咬實牙關,速戰速決。
「政治一日都嫌長。」
他寄語香港人在國安法下,對抗中共的日子絕對不會好過,所以更應該尋找方法,保存並對國際展示香港人的抗爭意志,「執生啦!」
文/胡戩
攝 排版/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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