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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真理，我決不沉默

我讀了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arolin）10月3日在米蘭發表的講話。真令人噁心！他當然不愚蠢也不無知，他就是睜著眼睛講了一大堆謊言。

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對受人尊敬的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侮辱，說他曾同意那個教廷在兩年前和中共簽署的協議，因為他知道我們最寬容、最溫柔的本篤肯定不會出來否認。而「無辜」的雷若翰樞機（Cardinal Giovanni Battista Re）再次被利用來支持尊貴的國務卿的虛假言論，也是十分荒謬和對他不恭。

帕羅林知道自己在撒謊，他知道我知道他是個騙子，他知道我會告訴所有人他是個騙子。他除了厚顏無恥，還膽大妄為。其實現在他還有甚麼事不敢做呢？我想他甚至不會害怕面對自己的良心。

我更恐怕他甚至沒有信仰。我有此印象是源於帕羅林, 那時已是國務卿，在紀念卡薩羅尼樞機（Cardinal Casaroli）的演講中，讚揚他成功地在歐洲共產國家建立教會聖統制時說：「當我們尋找主教人選時，我們是在尋找牧者，不是像羅馬鬥獸場的角鬥士，不是那些逢政府必反對的人，不是那些喜歡在政治舞台上出風頭的人。」

我寫信給他，問他是否有意這樣形容維辛斯基樞機（Cardinal Wyszynski）、敏真諦樞機（Cardinal Mindszenty）、貝蘭樞機（Cardinal Beran）？他的回答沒有否認，只是說：如果我說的話讓任何人不高興，那麼對不起。一個鄙視信仰英雄的人是沒有信仰的！

歷史

讓我們看看帕羅林如何總結歷史。

一開始便循例地提到利瑪竇（Matteo Ricci），利氏似乎成了中國教會傳教史上最非凡的人物，我卻不敢苟同，許多在人民中間傳福音的傳教士，都同樣令人欽佩（我當然並不否認對自己在上海接受耶穌會士傳授的信仰而感到自豪）。

帕羅林將嘗試對話的大功追溯到教宗比約十二世。幸好，他指出比約十二世終於放棄了這一嘗試，卻又補充說：『這造成的「互不信任」，標誌著後來的歷史。』

這似乎是說「不信任」導致了隨後三十年的整段歷史！歷史可以這樣一筆帶過嗎？是不是忘記了全部傳教士被公審，被譴責為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的壓迫者，甚至殺人犯之後，被驅逐？宗座代表也被驅逐，許多主教在獄中多年後被逐離！

他們驅逐了「帝國主義壓迫者」就來對付被壓迫者、基督徒和中國神職人員，他們的罪狀就是不肯背棄從那些「壓迫者」學到的宗教！

教會的一半人立即被關進了監獄和勞改營。想想那些年輕的聖母軍成員，他們十幾歲便進了監獄，（除了在牢獄中去世者）獲釋時都四十來歲了。

教會的另一半人終於也被關進了監獄，但他們是在文化大革命被紅衛兵折磨後才下獄的。然後是沉默的十年。

你說我們不懂得忘記過去的苦難嗎？我個人沒有遭受任何苦難（我自1948年起便一直在香港），但我的家人和修會兄弟都吃過苦。

教會不是說該淨化記憶？當然原諒過去所受委屈是要的！但也要忘掉歷史？歷史不是「人生的老師」嗎？

帕羅林提到埃切加雷樞機（Cardinal Echegaray）開始了「起起落落中」的一段新道路。對於認識他的人來說，埃切加雷是一位極度樂觀主義者。他非常熱愛中國，但很少人知道共產黨如何對待了這位老朋友。他在一個不幸的時刻拜訪他們（逢到那場反對宣聖中華殉道者的運動），他接受了一個小時的辱罵和羞辱（宗座外方傳教會一位神父見證了這件事實，他還健在）。

這條「起起落落」的道路其實是一條直線，從未改變！在帕羅林之前擔任談判代表的克勞迪奧．切利蒙席（Monsignor Claudio Celli）抱怨說，中方代表不是來進行談判，他們祇是像錄音機一樣重覆：「簽協議啦！」

今天，切利總主教對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的神職只有一個經常用的詞：同情。然而，真正的同情必須是讓奴隸擺脫奴役，而不是鼓勵他們好好地做奴隸。

教廷的東方政策

沒錯，與共產黨的對話從很久以前已經開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主持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已有來自共產國家的主教代表出席。教宗保祿六世隨後派卡薩羅尼蒙席到那些國家，在那裡重建聖統制。

（正如卡薩羅尼說）那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工作，因為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聖統制？傀儡主教像政府官員多於羊群的牧者。但是，在那些基督宗教歷史悠久的國家，他們不會表現得太差（我兩年前到了布達佩斯、布拉迪斯拉發和布拉格去了解他們的一些歷史）。

對話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教宗本篤任內繼續進行，但這個通常被稱為「東方政策」（Ostpolitik）的策略產生了甚麼結果？

且看摘自《本篤十六世──最後的談話》（Benedetto XVI – Ultime Conversazioni，第161-162頁）

〔伯多祿．塞瓦爾德（Peter Seewald）〕問道：「你有否贊同及支持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東方政策？』」

本篤回答說：「我們有談論過。很明顯，卡薩羅尼樞機所執行的政策，雖然目的良好，但事實上是失敗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新方針是來自他親身和那些政權交手所得的經驗。

當然，那時誰也想不到（歐洲的）共產黨會這麼快倒台，但很明顯的（教會面對那些政權）不應該妥協和讓步，但要強力對抗到底。這是若望保祿二世基本的看法，我也同意。」

東方政策在中國的應用

教宗本篤在2007年的牧函中明確指出了每個對話必須持守的原則，那就是不能不惜一切代價來達至成果，因為好的成果取決於雙方的意願。

「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但同時，當政權不恰當地干涉教會的信仰和教律時，我們亦不能就此屈從。」（第一部份，第四章的末段）

教宗方濟各在指導對話的必須原則上也很明確。在韓國舉行的亞洲青年節之時，他告訴聚集在當地的亞洲主教們：「對話有兩個條件，首先要忠於自己的本質（不能放棄我們的教會學和基本紀律），其次是有必要敞開心扉來傾聽。」

連續性？

可惜，實際上，本篤和方濟各之間並沒有連續性，連續的是一個人──帕羅林。

在我的書《為了熙雍，我決不沉默》中，我講述了梵蒂岡內的一個權力集團在與北京政府解決問題時，如何偏離教宗本篤的主張。

有人會問：一位以堅韌聞名的教宗（他們甚至給他起綽號為「天主的洛威拿」）會容忍這種事？是的，教宗本篤是世界上最溫和、最害羞的人，很不情願施用他的職權。

有一天，我這個大罪人噘著嘴對他說：『你叫我協助你關心中國教會的事務，「那些人」都不聽你的話，你又不干涉，那要我做甚麼？貝爾托內（Bertone）也不幫我，為甚麼？」他回答說：「有時候你不想得罪任何人嘛。」他指的是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迪亞斯樞機（Cardinal Dias），以及與北京談判的教廷代表帕羅林蒙席，兩人都熱衷於東方政策。

有人或會說，我把私下的談話透露出來，會令相關人士感到尷尬。是的。不過我認為，讓無辜的教宗承擔批准一個壞協議的責任更是嚴重。

令人奇怪的是，在唐高樞機（Cardinal Tomko）擔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期間，（非正式）談判的代表會向定期的秘密會議的成員報告談判的進展情況。當教宗本篤成立了一個頗有規模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後，委員們反而被蒙在鼓裡。

在2010年間，有傳言說協議已經準備就緒。但到了某個時候，忽然一切都靜下來。帕羅林被派往委內瑞拉，由巴列斯特雷羅（Ballestrero）取代其位。韓大輝甚至在迪亞斯樞機退休之前，便加入了萬民福音傳播部。從這一切可以推測，教宗本篤在最後一刻否決了協議，並改變了談判方針。

當教宗方濟各從委內瑞拉召回帕羅林並任命他為國務卿，帕羅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無聲無色地消失，而對中國的東方政策很快便大門洞開了。與敵人對話，有的；但在我們之間卻沒有！教宗方濟各顯然將中國教會的事務完全交給了他的國務卿。

對東方政策說「不」的本篤，跟對東方政策說「好」的方濟各，兩人之間是沒有連續性。帕羅林辦東方政策是連續的：以前，他沒有跟隨本篤的方針；現在，方濟各跟隨他行事。

有人會問我：你說帕羅林操縱教宗？是的，我不知道為何教宗允許自己被操縱，但有證據令我相信這一點，使我批評教廷時沒有那麼猶疑和痛苦。

在讓七個被絕罰「主教」合法及地下團體兩位合法主教被要求辭職的過程中，韓大輝總主教獲教宗接見。教宗說了三句話：「這樣做不好」，「為什麼他們沒有與我一起討論？」，「我會關注這事」。

後來，在教宗方濟各接見我的時候，我問他是否有機會關注這個問題？他立即回答：「有，我告訴了他們（教廷的高官）不要製造另一個敏真諦事件！」（不幸的是，事情的發展正如敏真諦樞機的情況一樣。兩位主教被迫把自己的權柄交給兩個不堪當的人。）

從梵蒂岡出來的決定都是來自帕羅林（顯然得到了教宗的同意）！

協議的效果

你為何會說協議不好？沒有看過協議文本，尤其是中文版的文本，我根本無法做出任何判斷。不過，尊貴的帕羅林本人和他的黨羽經常說，一個壞協議總比沒有協議好。我身為倫理科的老師，我無法理解。我一直教導他人，即使有良好意願也不能做邪惡之事。

– 他們說：協議是好的，中國共產黨終於承認教宗是天主教的最高領袖。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

– 教宗將擁有否決權！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即使假設他有此權力，他可以毫不尷尬地行使多少次呢？

– 有了協議就不會再有非法主教！極權政權可以信任嗎？你忘了與拿破崙達成的契約嗎？你忘了與納粹政府達成的協定嗎？

– 如果梵蒂岡如過去一樣，時時讓步，那麼合法的主教不一定是堪當的主教。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現在到處都是「投機主義的」主教，這些人把自己出賣給政府以謀求權力和財富。

– 如果這七個被絕罰而現在合法了的是將來的主教樣板，那末要天主救救我們了。他們的行為改變了嗎？他們有任何悔改的跡象嗎？有感謝教宗給予的寬恕？有公開承諾尊重教會的教義和紀律？你看到的，是他們四處高唱凱歌：我們靠向政府是明智的選擇！

特別令人憤慨的是兩位被迫讓位給被絕罰者的合法主教所遭受的待遇。汕頭教區現在合法的黃炳章得到「勝利」後，來到被免職者（莊建堅主教）的教堂舉行大型慶祝活動。他的神職人員和許多信徒乘坐一輛一輛的旅遊車前來，莊主教的神父和信眾卻不准參加（公安維持秩序）。他們要莊主教共祭，從而羞辱他。不過，這位老主教有清晰的頭腦，他說：「你結婚，你會慶祝，但我是被迫與我的教區離婚，有甚麼好慶祝的？」，之後便離開了。

閩東教區郭希錦主教帶領的非官方團體內神父和教友比他的競爭者多得很多。他服從梵蒂岡的指示，讓位給被絕罰者，並成為他的輔理。可是，大家都看到了他們如何使他的生活難以為繼，所以他能做的就是辭職（這幾天的新聞）。

教會終於合一了嗎？兩個教會團體修好了嗎？僅僅因為教宗祝福了這可悲的情況，敵人的勝利，教會的生活就算正常化了嗎？

所有主教都合法了，卻在一個客觀上是分裂的教會中，這樣算好嗎？進步了嗎？這是開始了一個甚麼樣的旅程？

尊貴的樞機大人似乎很謙虛地說，協議的成果並不特別令人興奮，這顯然是「輕描淡寫」，而我會說這簡直是災難。

最後一幕：每個人都要參與裂教！

這場悲劇的最後一幕是更加災難性和更加殘酷：去年6月底的一個文件。由「教廷」發布的〈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沒有標明部門，也沒有人簽名（眾所周知，這是帕羅林的傑作）。每個人都被邀請加入愛國會，即獨立的教會。真正的教會壽終正寢！

一些「地下」團體，由主教和神父帶領，很高興終於能夠安心地去除作為「非法」的負擔。但當他們進入鳥籠時，鳥籠內的老住客當然嘲笑他們：「我們一直都說……」。但許多人一生抵制政權，堅守真正信仰（他們的家庭中有許多殉道者），現在竟獲那「聖」座的邀請去投降！？困惑、失望和甚至感到被出賣而忿怒。（有人敢說他們的不對嗎？）

該文件確實也說了，如果他們不想這樣做，教廷「尊重」他們的良心。不過，實際的效果是一樣的：他們將不再有自己的教堂，不能再在私人住宅中為教友開彌撒，教廷也不會再給他們任命主教了。他們只能在地下墓穴中活出信仰，等待美好日子的來臨。

總體情況

在此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我不說是「因了那協議」而發生，但肯定是「儘管達成了協議」沒有使那些事不發生：顯著加劇的迫害、持續逼非官方團體消失、嚴格執行曾一度放寬的規定，如禁止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進入教堂和參加宗教活動。「中國化」並不是我們所指的「本地化」。它是共產黨的宗教：首要的神是國家、黨、黨的領導人。

尊貴的樞機大人怎麼能說這一切都與協議無關？生命可以割成碎片嗎？

實際上，樞機大人也將該協議與國際和平及解決緊張局勢聯繫在一起。然而，為了維護協議，教廷似乎對共產黨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所有不公義視而不見。

至於香港？

隨著國家安全法的實施，香港也已變成了極權政權之下的一個城市。，在警察殘酷暴力的威脅下公民喪失了所有權利，包括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他們既沒有明確否認香港的自治地位，該協議本不該涉及香港。可是我們聽說，要成為香港主教，必須有北京的祝福！

天主，拯救我們脫離強大的敵人的掌握！

願玫瑰聖母保護我們免受任何危害！



註：今天（10月7日）是常年期第27周的星期三，彌撒的讀經一（迦拉達書2：1-2，7-14）鼓勵我把這篇文章放在我的博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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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真理，我決不沉默
我讀了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arolin）10月3日在米蘭發表的講話。真令人噁心！他當然不愚蠢也不無知，他就是睜著眼睛講了一大堆謊言。
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對受人尊敬的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侮辱，說他曾同意那個教廷在兩年前和中共簽署的協議，因為他知道我們最寬容、最溫柔的本篤肯定不會出來否認。而「無辜」的雷若翰樞機（Cardinal Giovanni Battista Re）再次被利用來支持尊貴的國務卿的虛假言論，也是十分荒謬和對他不恭。
帕羅林知道自己在撒謊，他知道我知道他是個騙子，他知道我會告訴所有人他是個騙子。他除了厚顏無恥，還膽大妄為。其實現在他還有甚麼事不敢做呢？我想他甚至不會害怕面對自己的良心。
我更恐怕他甚至沒有信仰。我有此印象是源於帕羅林, 那時已是國務卿，在紀念卡薩羅尼樞機（Cardinal Casaroli）的演講中，讚揚他成功地在歐洲共產國家建立教會聖統制時說：「當我們尋找主教人選時，我們是在尋找牧者，不是像羅馬鬥獸場的角鬥士，不是那些逢政府必反對的人，不是那些喜歡在政治舞台上出風頭的人。」
我寫信給他，問他是否有意這樣形容維辛斯基樞機（Cardinal Wyszynski）、敏真諦樞機（Cardinal Mindszenty）、貝蘭樞機（Cardinal Beran）？他的回答沒有否認，只是說：如果我說的話讓任何人不高興，那麼對不起。一個鄙視信仰英雄的人是沒有信仰的！
歷史
讓我們看看帕羅林如何總結歷史。
一開始便循例地提到利瑪竇（Matteo Ricci），利氏似乎成了中國教會傳教史上最非凡的人物，我卻不敢苟同，許多在人民中間傳福音的傳教士，都同樣令人欽佩（我當然並不否認對自己在上海接受耶穌會士傳授的信仰而感到自豪）。
帕羅林將嘗試對話的大功追溯到教宗比約十二世。幸好，他指出比約十二世終於放棄了這一嘗試，卻又補充說：『這造成的「互不信任」，標誌著後來的歷史。』
這似乎是說「不信任」導致了隨後三十年的整段歷史！歷史可以這樣一筆帶過嗎？是不是忘記了全部傳教士被公審，被譴責為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的壓迫者，甚至殺人犯之後，被驅逐？宗座代表也被驅逐，許多主教在獄中多年後被逐離！
他們驅逐了「帝國主義壓迫者」就來對付被壓迫者、基督徒和中國神職人員，他們的罪狀就是不肯背棄從那些「壓迫者」學到的宗教！
教會的一半人立即被關進了監獄和勞改營。想想那些年輕的聖母軍成員，他們十幾歲便進了監獄，（除了在牢獄中去世者）獲釋時都四十來歲了。
教會的另一半人終於也被關進了監獄，但他們是在文化大革命被紅衛兵折磨後才下獄的。然後是沉默的十年。
你說我們不懂得忘記過去的苦難嗎？我個人沒有遭受任何苦難（我自1948年起便一直在香港），但我的家人和修會兄弟都吃過苦。
教會不是說該淨化記憶？當然原諒過去所受委屈是要的！但也要忘掉歷史？歷史不是「人生的老師」嗎？
帕羅林提到埃切加雷樞機（Cardinal Echegaray）開始了「起起落落中」的一段新道路。對於認識他的人來說，埃切加雷是一位極度樂觀主義者。他非常熱愛中國，但很少人知道共產黨如何對待了這位老朋友。他在一個不幸的時刻拜訪他們（逢到那場反對宣聖中華殉道者的運動），他接受了一個小時的辱罵和羞辱（宗座外方傳教會一位神父見證了這件事實，他還健在）。
這條「起起落落」的道路其實是一條直線，從未改變！在帕羅林之前擔任談判代表的克勞迪奧．切利蒙席（Monsignor Claudio Celli）抱怨說，中方代表不是來進行談判，他們祇是像錄音機一樣重覆：「簽協議啦！」
今天，切利總主教對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的神職只有一個經常用的詞：同情。然而，真正的同情必須是讓奴隸擺脫奴役，而不是鼓勵他們好好地做奴隸。
教廷的東方政策
沒錯，與共產黨的對話從很久以前已經開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主持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已有來自共產國家的主教代表出席。教宗保祿六世隨後派卡薩羅尼蒙席到那些國家，在那裡重建聖統制。
（正如卡薩羅尼說）那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工作，因為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聖統制？傀儡主教像政府官員多於羊群的牧者。但是，在那些基督宗教歷史悠久的國家，他們不會表現得太差（我兩年前到了布達佩斯、布拉迪斯拉發和布拉格去了解他們的一些歷史）。
對話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教宗本篤任內繼續進行，但這個通常被稱為「東方政策」（Ostpolitik）的策略產生了甚麼結果？
且看摘自《本篤十六世──最後的談話》（Benedetto XVI – Ultime Conversazioni，第161-162頁）
〔伯多祿．塞瓦爾德（Peter Seewald）〕問道：「你有否贊同及支持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東方政策？』」
本篤回答說：「我們有談論過。很明顯，卡薩羅尼樞機所執行的政策，雖然目的良好，但事實上是失敗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新方針是來自他親身和那些政權交手所得的經驗。
當然，那時誰也想不到（歐洲的）共產黨會這麼快倒台，但很明顯的（教會面對那些政權）不應該妥協和讓步，但要強力對抗到底。這是若望保祿二世基本的看法，我也同意。」
東方政策在中國的應用
教宗本篤在2007年的牧函中明確指出了每個對話必須持守的原則，那就是不能不惜一切代價來達至成果，因為好的成果取決於雙方的意願。
「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但同時，當政權不恰當地干涉教會的信仰和教律時，我們亦不能就此屈從。」（第一部份，第四章的末段）
教宗方濟各在指導對話的必須原則上也很明確。在韓國舉行的亞洲青年節之時，他告訴聚集在當地的亞洲主教們：「對話有兩個條件，首先要忠於自己的本質（不能放棄我們的教會學和基本紀律），其次是有必要敞開心扉來傾聽。」
連續性？
可惜，實際上，本篤和方濟各之間並沒有連續性，連續的是一個人──帕羅林。
在我的書《為了熙雍，我決不沉默》中，我講述了梵蒂岡內的一個權力集團在與北京政府解決問題時，如何偏離教宗本篤的主張。
有人會問：一位以堅韌聞名的教宗（他們甚至給他起綽號為「天主的洛威拿」）會容忍這種事？是的，教宗本篤是世界上最溫和、最害羞的人，很不情願施用他的職權。
有一天，我這個大罪人噘著嘴對他說：『你叫我協助你關心中國教會的事務，「那些人」都不聽你的話，你又不干涉，那要我做甚麼？貝爾托內（Bertone）也不幫我，為甚麼？」他回答說：「有時候你不想得罪任何人嘛。」他指的是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迪亞斯樞機（Cardinal Dias），以及與北京談判的教廷代表帕羅林蒙席，兩人都熱衷於東方政策。
有人或會說，我把私下的談話透露出來，會令相關人士感到尷尬。是的。不過我認為，讓無辜的教宗承擔批准一個壞協議的責任更是嚴重。
令人奇怪的是，在唐高樞機（Cardinal Tomko）擔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期間，（非正式）談判的代表會向定期的秘密會議的成員報告談判的進展情況。當教宗本篤成立了一個頗有規模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後，委員們反而被蒙在鼓裡。
在2010年間，有傳言說協議已經準備就緒。但到了某個時候，忽然一切都靜下來。帕羅林被派往委內瑞拉，由巴列斯特雷羅（Ballestrero）取代其位。韓大輝甚至在迪亞斯樞機退休之前，便加入了萬民福音傳播部。從這一切可以推測，教宗本篤在最後一刻否決了協議，並改變了談判方針。
當教宗方濟各從委內瑞拉召回帕羅林並任命他為國務卿，帕羅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無聲無色地消失，而對中國的東方政策很快便大門洞開了。與敵人對話，有的；但在我們之間卻沒有！教宗方濟各顯然將中國教會的事務完全交給了他的國務卿。
對東方政策說「不」的本篤，跟對東方政策說「好」的方濟各，兩人之間是沒有連續性。帕羅林辦東方政策是連續的：以前，他沒有跟隨本篤的方針；現在，方濟各跟隨他行事。
有人會問我：你說帕羅林操縱教宗？是的，我不知道為何教宗允許自己被操縱，但有證據令我相信這一點，使我批評教廷時沒有那麼猶疑和痛苦。
在讓七個被絕罰「主教」合法及地下團體兩位合法主教被要求辭職的過程中，韓大輝總主教獲教宗接見。教宗說了三句話：「這樣做不好」，「為什麼他們沒有與我一起討論？」，「我會關注這事」。
後來，在教宗方濟各接見我的時候，我問他是否有機會關注這個問題？他立即回答：「有，我告訴了他們（教廷的高官）不要製造另一個敏真諦事件！」（不幸的是，事情的發展正如敏真諦樞機的情況一樣。兩位主教被迫把自己的權柄交給兩個不堪當的人。）
從梵蒂岡出來的決定都是來自帕羅林（顯然得到了教宗的同意）！
協議的效果
你為何會說協議不好？沒有看過協議文本，尤其是中文版的文本，我根本無法做出任何判斷。不過，尊貴的帕羅林本人和他的黨羽經常說，一個壞協議總比沒有協議好。我身為倫理科的老師，我無法理解。我一直教導他人，即使有良好意願也不能做邪惡之事。
– 他們說：協議是好的，中國共產黨終於承認教宗是天主教的最高領袖。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
– 教宗將擁有否決權！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即使假設他有此權力，他可以毫不尷尬地行使多少次呢？
– 有了協議就不會再有非法主教！極權政權可以信任嗎？你忘了與拿破崙達成的契約嗎？你忘了與納粹政府達成的協定嗎？
– 如果梵蒂岡如過去一樣，時時讓步，那麼合法的主教不一定是堪當的主教。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現在到處都是「投機主義的」主教，這些人把自己出賣給政府以謀求權力和財富。
– 如果這七個被絕罰而現在合法了的是將來的主教樣板，那末要天主救救我們了。他們的行為改變了嗎？他們有任何悔改的跡象嗎？有感謝教宗給予的寬恕？有公開承諾尊重教會的教義和紀律？你看到的，是他們四處高唱凱歌：我們靠向政府是明智的選擇！
特別令人憤慨的是兩位被迫讓位給被絕罰者的合法主教所遭受的待遇。汕頭教區現在合法的黃炳章得到「勝利」後，來到被免職者（莊建堅主教）的教堂舉行大型慶祝活動。他的神職人員和許多信徒乘坐一輛一輛的旅遊車前來，莊主教的神父和信眾卻不准參加（公安維持秩序）。他們要莊主教共祭，從而羞辱他。不過，這位老主教有清晰的頭腦，他說：「你結婚，你會慶祝，但我是被迫與我的教區離婚，有甚麼好慶祝的？」，之後便離開了。
閩東教區郭希錦主教帶領的非官方團體內神父和教友比他的競爭者多得很多。他服從梵蒂岡的指示，讓位給被絕罰者，並成為他的輔理。可是，大家都看到了他們如何使他的生活難以為繼，所以他能做的就是辭職（這幾天的新聞）。
教會終於合一了嗎？兩個教會團體修好了嗎？僅僅因為教宗祝福了這可悲的情況，敵人的勝利，教會的生活就算正常化了嗎？
所有主教都合法了，卻在一個客觀上是分裂的教會中，這樣算好嗎？進步了嗎？這是開始了一個甚麼樣的旅程？
尊貴的樞機大人似乎很謙虛地說，協議的成果並不特別令人興奮，這顯然是「輕描淡寫」，而我會說這簡直是災難。
最後一幕：每個人都要參與裂教！
這場悲劇的最後一幕是更加災難性和更加殘酷：去年6月底的一個文件。由「教廷」發布的〈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沒有標明部門，也沒有人簽名（眾所周知，這是帕羅林的傑作）。每個人都被邀請加入愛國會，即獨立的教會。真正的教會壽終正寢！
一些「地下」團體，由主教和神父帶領，很高興終於能夠安心地去除作為「非法」的負擔。但當他們進入鳥籠時，鳥籠內的老住客當然嘲笑他們：「我們一直都說……」。但許多人一生抵制政權，堅守真正信仰（他們的家庭中有許多殉道者），現在竟獲那「聖」座的邀請去投降！？困惑、失望和甚至感到被出賣而忿怒。（有人敢說他們的不對嗎？）
該文件確實也說了，如果他們不想這樣做，教廷「尊重」他們的良心。不過，實際的效果是一樣的：他們將不再有自己的教堂，不能再在私人住宅中為教友開彌撒，教廷也不會再給他們任命主教了。他們只能在地下墓穴中活出信仰，等待美好日子的來臨。
總體情況
在此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我不說是「因了那協議」而發生，但肯定是「儘管達成了協議」沒有使那些事不發生：顯著加劇的迫害、持續逼非官方團體消失、嚴格執行曾一度放寬的規定，如禁止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進入教堂和參加宗教活動。「中國化」並不是我們所指的「本地化」。它是共產黨的宗教：首要的神是國家、黨、黨的領導人。
尊貴的樞機大人怎麼能說這一切都與協議無關？生命可以割成碎片嗎？
實際上，樞機大人也將該協議與國際和平及解決緊張局勢聯繫在一起。然而，為了維護協議，教廷似乎對共產黨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所有不公義視而不見。
至於香港？
隨著國家安全法的實施，香港也已變成了極權政權之下的一個城市。，在警察殘酷暴力的威脅下公民喪失了所有權利，包括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他們既沒有明確否認香港的自治地位，該協議本不該涉及香港。可是我們聽說，要成為香港主教，必須有北京的祝福！
天主，拯救我們脫離強大的敵人的掌握！
願玫瑰聖母保護我們免受任何危害！
註：今天（10月7日）是常年期第27周的星期三，彌撒的讀經一（迦拉達書2：1-2，7-14）鼓勵我把這篇文章放在我的博客上。

❴大陸之崛起 台灣年輕人該覺醒了❵

今天的共產黨，已不是當年的『土共』了。台灣年輕人，你還剩下多少機會？

花蓮市區內的天祥晶華，中信(已改為翰品酒店)，統帥，王子等飯店，已經被大陸買走。
大榮，新竹貨運也已被大陸人入主。
大陸老闆評台灣上班族：空有人情味，卻毫無競爭力。
誰能想到~短短5年「變大陸人管台灣人」這些高階經理人的共同點是：兇悍，聰明，主動出擊，不擊敗對手誓不罷休的狠勁！
張沁在大陸受過完整大學教育，並在台灣飛利浦PHILIPS擔任總經理一職。
他自信說「不必給我年度目標，我自己會訂，而且標準會更嚴更高」。
《商業周刊》2010年曾經做過「大陸經理人搶灘台灣」的專題報導，三年下來已有將近3000位大陸人士獲准來台。
台灣人從此必需要面對大陸老闆或主管的事實。

第一次在台灣吃便當的大陸溫州人林峰，以不到6年的時間，成為台灣最大便當連鎖店《悟饕池上飯包》執行長。

德州儀器亞太區總裁程天縱，在2003年接受《商業周刊》訪問時曾說：
「台灣經理人在中國的價值會越來越低，因為不管是警覺性或者企圖心，都非常薄弱 ...」。

專為國際企業提供中高階主管人才仲介的《經緯MGR智庫公司》總經理許書揚指出：
相對於台灣，大陸人長期處於物資缺乏、機會難求，窮慣了的環境當中，再加上經歷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環境動盪，大陸人擅長把握任何機會，而且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去爭取任何機會，而且哪怕只有一點。

來自青康藏高原，經歷過文革，擁有德國博士學位的劉小稚就曾指出：「我沒有一個成果是平白得到的，因為我是困境下的 survivor ( 生存者 )」因此一年365天，我天天往死裡幹。

同樣從青康藏高原來台灣的王寧回憶說道：每年寒冬，上級都會要求在三個月內，繳交200公斤水肥。
王寧每天都在街上尾隨在藏胞的後面，只要看到他們撩起長袍往地上一蹲準備如廁，王寧就趕緊上前，等他們上完後就立刻用容器蒐集惡臭的糞便。
在剛開始的第一年，他吃不到肉，三餐都以麵食及根莖類植物裹腹。
「那麼苦都熬得過來，還有什麼好怕的」？
王寧在台灣衝事業8年，返鄉探親的次數不到5次，建立了台灣最大的養豬事業。

因為樂在競爭，他們都很「敢」，也充滿了把對手「逼到絕路」的狠勁。
就如大陸首富國美電器集團主席1969年次的黃光裕，在攻進頭號對手蘇寧電器南京大本營時，他將工作人員分散到所有賣場，全天候觀察對手動態，當人員回報蘇寧打八折，他就打七折；蘇寧再降到五折，他二話不說以三折因應。
最常掛在黃光裕口中的是「我敢將利潤全部送出去，送幾年我都不怕，我敢零利潤販賣，就看你能不能活得下來」。
後在執行的過程中不斷隨機應變」。

多數的台灣人寧可安於現狀，沒有十足把握的更好機會，多半會選擇按兵不動。

悟饕池上飯包33歲執行長林峰直言：台灣六年級後的人真的「像草莓一樣，那麼難栽種，還要養在溫室，太熱不行、太冷會死、太濕又活不成」。
林峰是個台灣女婿，他發現每個來應徵的年輕人，最在意的不只是薪水，而是一個月能休多少天假？
當他告訴應徵者：
「我每天工作超過14小時 ... 超過一半的人聽了之後都會直接打退堂鼓」。
台灣肯德基開發部副總監虞國偉來台灣半年時間，最不能接受的是台灣員工告訴他：「能做最好，不做也無所謂」。
而來台灣5年的葉舟，最納悶的是「台灣冬天最低溫度才十度，卻連隻小狗都得穿衣服出門」。
原來台灣的新生代，安逸太久了。
大陸的崛起，台灣的末日，我們可曾想過：大家還能再安逸多久？.． 值得我們深思．．

陶陶居（俗稱孖陶）位於中國廣州市荔灣區西關第十甫路（上下九步行街），由黃澄波創建於1880年（清光緒六年），陶陶居擁有的高雅格局，跟其源遠流長的歷史，使該茶樓在廣州茶樓中擁有殿堂級的地位，歷年來均是各方的文人雅士樂於聚首的地方。在未成為茶樓前，陶陶居原址是西關一位大戶大家的書院。陶陶居原名葡萄居，由黃澄波自理的時期，主要經營姑蘇清茶和細緻點心為主。後由廣東巨商譚傑南（另一說法是陳伯綺）購入後改名陶陶居，取其「樂也陶陶」之意。關於在茶樓大堂上耀眼的牌匾上「陶陶居」的命題，傳說是清末文人康有為的手筆，有說康有為到廣州講學時，是該茶樓的常客，因而為茶樓題字；亦有說這三個字是康有為為替愛妾「陶陶」居所題的字，後才落入茶樓老闆手中。清末民初，陶陶居拹著康有為的名氣，再加上店內清雅的裝修格局，在中華民國初期各方文人雅士聚會之地。曾經到訪過這裡的名人商賈包括巴金、魯迅，粵劇界名伶薛覺先、白駒榮等。但後來因經營不善，後繼無人，曾經在民國十六年（1927年）因巨債而倒閉。直至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重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1956年，中國共產黨對私營企業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強行將陶陶居「公私合營」。1966年，陶陶居從公私合營企業變成國有企業。文化大革命時期，蓮香樓被當局改名為東風樓，所在的第十甫路被改為「秀麗路」；至1971年9月，陶陶居恢復原名。到1990年代，國家市場經濟改革，陶陶居亦是從眾多國企中變革求生的一員。於在2000年，陶陶居被香港幸福樓海鮮酒家飲食集團收購，從舊國企轉為股份制籌集資金，並引進香港模式進行管理。但商標仍然屬於「國有」的「廣州飲食服務企業集團有限公司」，並不屬幸福樓飲食集團。現在陶陶居亦被中國國內貿易部頒發「中華老字號」、「國家特級酒家」等稱號。2005年6月被公布為廣州市登記保護文物單位。相傳從前陶陶居是以白雲山的九龍泉水泡茶做招徠的，並由專人負責走到那處擔水。煮茶時更用紅泥小火爐，有專人侍候。
蓮香樓是一家廣州店，位於荔灣區第十甫路。蓮香樓在香港設有分店，雖然兩者在經營上已經是脫勾，但也可說是同源異枝。1993年被國內貿易部授予“中華老字型大小”稱號；1998年經國內貿易局批准為“國家特級酒家”。 1889年，在古老的廣州城城西一隅，一間專營糕點美食的糕酥館開業了，這就是蓮香樓的前身。那時，西關一帶繁華非常，住戶多是富裕人家，因而飲食業異常興旺。老制餅陳師傅改進制餅工藝，用蓮子來製作餅點餡料，使之獨具一格，吸引客人。光緒年間，糕酥館改名為“連香樓”，並擴大經營，在香港九龍開設了三家分店。為了保證餅食品質，該店嚴格選用當年產的湖南湘蓮。由於製作講究，生意日漸興隆。宣統二年，一位名叫陳如嶽的翰林學士，品嘗了蓮蓉食品後，有感於蓮蓉獨特的風味，提議給連香樓的連字加上草頭，眾人一致贊同，他遂手書“蓮香樓”三個雄渾大字。高懸于該樓門前的金漆牌匾上的“蓮香樓”三個大字，便是這位學士的手跡。從此，蓮香樓製作的蓮蓉食品，進入千家萬戶，被譽為“蓮蓉第一家”。近百年來，蓮香樓雖幾經風雨，歷盡滄桑，人事沉浮，而生意始終興旺。老一輩的"蓮香"職工自豪地說：“蓮香開業至今，百多年來從未虧本”。
廣州酒家是位於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的一間著名酒家，其總店位於文昌南路與上下九步行街交匯處。酒家以經營粵菜和中秋月餅而聞名，有「食在廣州第一家」的美譽。1935年陳星海看中文昌路同上下九交界一塊地，於1937年在此創設西南大酒家。1938年毀於火災，陳星海於1939年重建，取名為廣州大酒家。1956年公私合營後成為國營企業，1950年代末困難時期，資源缺乏，市人大在廣州大酒家搞酒會時，後來的酒家領導、當時仍是廚師的陳明，就操刀弄出「番薯宴」作宴全部番薯菜式的造型、味道、款式都不一樣。文化大革命後酒家沿用現名。1983年7月進行改造裝修，1991年成立廣州酒家集團公司，2005年9月被公佈為廣州市登記保護文物單位。先後被評為中華老字號、全國十佳酒家等稱號。1930年代曾在香港石塘咀電車路置有分店，於1981年結業，此店在中共建政後已與廣州本舖沒有關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