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新北市政府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政策諮詢報導

衛福部於2017年起全力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如今政策執行已屆滿四年，為了回顧攸關國民健康的重大計畫，本智庫於八月二十五日召開政策諮詢會議，會中邀請台大社會工作學系教授馮燕、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吳靜如、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鄭雅惠、台中市前副市長林依瑩，就不同面向提供各自的見解與分析。

開場與會者就以自身使用長照服務的經驗，指出目前長照申請流程相當複雜，不易於民眾申請使用；根據被照顧者不同的情況，可服務的機構分為A級單位(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B級單位(複合型服務中心)、C級單位(巷弄長照站)；除了三級單位之外，在長照系統中還有個管師、照服員、復健師等不同的角色負責不同的長照服務。這樣的分級結構，對一般家庭來說相當複雜；因此，當有長照需求時，每一個家庭都需要耗費相當大的心力，去洽詢長照資源，並等候評估入戶，大多數的家庭都無法負擔這樣的成本。

談及整體長照執行情況，中央補助長照經費雖逐年增加，然而實際執行情況不甚理想。舉例來說，106年與107年執行率僅達五成左右，其中智慧健康發展計畫只有不到三成，108年為了拉高執行率，放寬補助條件致使執行率提高達92%，但缺乏稽核管控的政策補助，造成不少專家學者對於品質的疑慮。另一方面，中央為了補足長照經費缺口，設立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並訂立額度目標，預計逐年成長至115年可編達736.48億。許多專家學者批評，今年僅預算400億的計畫，目標五年後要成長將近一倍的預算，迄今卻沒有穩定的財源，很難想像未來的長照計畫要如何實現。

根據研究統計，實際上在台灣照顧服務提供者，多數優先考量為家屬(61.2%)42萬人，再來是外籍移工(28.5%)20萬人、機構照顧(4.9%)3.4萬人、居家照顧服務(5.4%)。回到照顧現場，當家庭有照顧需求時，大多數人第一首選是從移工找起。此外，家庭照護類移工一方面不受勞基法管轄，同時也被長照政策體系排除在外，延伸出不少照護問題。
整體而言，台灣老年人口已達14.9%已屬於高齡化社會，每年家庭看護需求量都處於直線上升的狀態。若目前長照政策思維，都維持在將「長照服務視為商品」的話，恐怕只會創造出更廉價的服務品質，造成更惡劣的勞動條件。

長照2.0為實現在地老化，發展了龐大的照顧體系，但執行情形卻遭一線工作者批評不符實際需求，為了解長照政策執行情況，本智庫於九月八日召開政策諮詢會議，會中邀請婦女新知秘書長周于萱、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副主任謝雅涵、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副主任張筱嬋，各自針對長照政策不同執行面做分析。

開場與會者先剖析目前照顧服務的家庭困境，根據研究統計，台灣1153萬就業人口中，粗估有231萬人受照顧責任影響，因「照顧」離職約有13.3萬人。這些人所要面對的不僅是家庭的照顧需求，還有離開職場所需承擔的後果；因此長照計畫的核心應以「照顧不離職」為目的，減緩這些人的照顧負擔。但事實上，目前政策限制僅能提供22小時居家服務，這對有需求的家庭來說遠遠不足。
另有與會者指出，目前所謂A級單位(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發展未能符合初期的社區整合服務理念。有民眾不斷反映A級單位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甚至有許多A級單位的個案管理人員，連目前長照計畫能為個案提供什麼樣的服務都不甚清楚。此外，目前支付制度為單項服務支付，當家庭需要洗澡服務，就申請洗澡服務；需要交通接送服務，就申請交通接送服務；服務提供相當片段且缺乏完整性，不力於支持照顧者長期照顧需求與生活安排喘息，建議考量開發包裹式照顧服務，以因應照顧者需求與區域資源不足的問題。


最後提及長照服務員的問題，為了快速擴張人員帳面數字，目前在長照2.0的政策規劃底下，訓練時數僅需90小時，進入門檻相對低。即使如此，大多數人接受完訓練後，也未必都會投入長照產業服務，原因在於相同的工作內容，在醫院從事看護工作，或是自行出來接案當居家服務員，其薪資水準都優於待在政府的長照體系裏面。因此與會者建議政府考量政策時，不應僅考慮如何解決家庭長照服務的需求，也應更全面的思考這些家庭照顧者的培訓問題，以及後續就業支持問題。


台灣長照目前的問題，並不僅止於供給面不足而已，而是有更多的問題在於長照供給者缺乏支持體系。以目前台灣家庭照顧者的樣貌統計，平均照顧時間高達9.9年，每天照顧時間更是高達13.6小時。這些人不僅面臨家庭照顧壓力，同時還要面臨受到照顧責任影響，因而減少工時的壓力，此情況在台灣1153萬就業人口當中，粗估就佔231萬人。若政府沒有提供健全的政策環境，並給予民眾有充分的選擇權，減少被迫成為照顧者的壓力，家庭照顧者的失能與崩壞，將會是另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少子化社會來臨伴隨著高教冰河期，甚至連國立大學碩博士都出現招生掛零的情況，為了解高教產業實際情況，本智庫於九月十五日分別政策諮詢會議，會中邀請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全國私校工會理事長，就不同高教產業面向提供現況與見解。


一開始與會者先談及整個大學發展歷史，至今已有九百多年，早期中世界的大學主要組成，是由一群學生對學術有興趣，找學術上有成就的老師教學，抑或是學者們對於傳授知識有興趣，找來一群學生來上課。無論何種方式都以學習為主體，直到美國地方州政府捐地給大學，要求成立理工學院，以此開始定調大學要為社會服務。後來台灣政府治理開始實施新管理主義，提供許多績效獎金補助，讓各個大學在指定的績效成績上做競爭，以至於學校為維護自身補助利益，各校之間不再合作。與此同時，私校在評鑑績效的壓力之下，為了追求補助與成績，會高薪聘請教育部門神(曾任職教育部高階主管的教授)協助學校評鑑。種種為應付評鑑績效的作法，衍生出許多高教問題。


另有與會者沉痛指出「政府喜歡把高教困境，歸類在少子化問題；這做法其實很危險，因為少子化是結果。不可能叫國民現在多生小孩來解決此事；執政當局不能把社會問題推給自然現象，然後雙手一攤表示束手無策」與會者指出高教私有化才是高教困境的背景根源，包含政府挹注教育資源不足，以及為節省成本縱容私人倚靠學費辦學，還有放任學校不計手段節省成本。各種私有化節省成本的手段，衍生出教學品質參差不齊、過高生師比等問題，嚴重影響本國高教品質。

與會者以自身私校多年經驗表示，我國私校高達三百多所，每年需照顧110萬名學生。政府干預私校相當密切，包含管制招生數量、教學品質、學雜費等等，但同時分配給予私校學生的資源卻相當稀少。整個教育資源在計劃經濟下分配相當不均。私校之所以今天會有經營上問題，在於與公校在招生市場上有著不公平的競爭，為了維持財務平衡，只能針對學生不斷減少教育支出，包含零學分服務學習、減少開課、大班教學、凍結師資等；針對老師則是不發年終獎金、扣減研究費、增加授課時數等。如此樽節支出，才能夠勉強持續辦學。

總結台灣高教問題，在於台灣大學數量太多，整體對教育的投資相當不足；以台灣為例，七間國立頂尖大學的預算加起來，幾乎僅等於中國二線城市武漢大學一年的預算經費。除此之外，政府隨著經濟成長，稅收逐漸增加，也因為少子化因素，學生數量減少，所以每一位學生能分配到的教育資源理應增加。因此政府應該要調整高教政策，從私有化思維轉向公共化的政策方針，才能夠解決現今少子化的高教困境。

身心障礙權利公約國家報告國家審查會議共同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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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障礙者, 我們是人，但我們沒有人權，是政府失能把我們變成障礙者!
We are not disabilities. We are persons.
We do not have human rights because the government disabled us.
我是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New Vitality Independent Living Associationa ,Taipei ）專案經理林君潔（Chun Chieh Lin），今天代表17個團體協力完成的平行報告提出幾項回應。
1、CRPD 2014年內國法化至今政府毫無積極作為，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基層公務人員缺乏身心障礙者權利的理解，到現在還是認為我們是浪費社會資源的負擔、是個人與家庭的責任、是慈善給予的對象。雖然國家象徵性地做了法規檢視工作，但未有後續改善措施，許多歧視及不平等待遇，依然暗藏於行政處分、服務契約、計畫或地方自治法規未被檢討。如：(1)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獎勵補助保險業者提供微型保單給身心障礙者，造成身心障礙者無法擁有和一般人一樣投保及獲賠的權利；(2) 居家照顧服務契約中明定服務員若無法協助障礙者移位時，可以拒絕協助洗澡，而把服務內容改為擦澡；(3) 住宅法第54條有明定保障任何人不得拒絕身心障礙住戶設置無障礙空間之權利，但設置無障礙空間或設施相關補助要點，卻明定申請補助須經過其他住戶一定比例同意方可設置。

2、由於政府未有積極作為及擬定逐步落實措施與規劃，造成行政單位公務人員對於CRPD理解不足，於施政時依然不斷侵害障礙者的基本人權。在司法體系內，更是只有少數的法官願意引用CRPD，甚至有法官認為引用CRPD作出判決後，將帶來的龐大效應及社會制度的變革，而法官不願意扮演此種促進社會改變的責任，反而對於障礙者人權及歧視採極為保守態度。我們更擔心若法官做出不利判決，成為判例，影響未來其他審判。另外，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8條不僅賦予身心障礙者尋求救濟之權利，更明定國家提供法律扶助之義務，但至今未見我們政府具體作法出現。

3、障礙者在台灣即便年滿20歲仍未被視為獨立行使權利的成年個體。為保障障礙者基本人權，需要靠許多社會福利服務支持，但在台灣許多服務設計及補助都決定於家庭經濟或人力狀況，政府實際上僅提供家庭不足之殘補式服務，障礙者因此在社會上無法享有和一般人一樣平等生活的權利。障礙者難有穩定收入，但每一天的生活要花比一般人更多的錢，政府提供的許多服務必須去「高價購買」，造成障礙者個人需求的支持服務難以取得、難以決定自己要過什麼樣的生活，加上這些服務處處充滿著限制，零碎，不符合實際需求。因此我們要求政府不可提供高價額服務，以防在障礙族群中劃分階級產生歧視。服務提供過程應注重個別化設計，長期以來除了忽略各障別之差異與需求之外，在女性障礙者的個別需求部分，更是遭受忽視，導致服務的提供不但對性別不敏感，甚且是對性別不適當的方式。

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9條明定：「各級政府機關執行公約保障各項身心障礙者人權規定所需之經費，應優先編列，逐步實施。」但近年來許多身心障礙相關服務的預算不增反減，需要高密度服務支持的重度障礙者，依然被行政單位判定應入住機構，不適合居住社區，如此明顯違反公約的處置層出不窮。我國政府長期照顧服務將障礙醫療化，最近又開放讓營利機構、保險業進駐，沒有經濟條件的障礙者更難取得適切的服務。另外，台灣亦卸責讓障礙者自費，用高工時低價位的方式雇用、剝削外勞，且其薪資低於基本工資。 我們在此呼籲政府應編列經費，並提供個別化、可近性、可負擔的服務，並取消自費使用外籍看護的障礙者使用法定服務（例如居家照顧服務及個人助理服務）之資格限制!!!

5、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雖然有罰則，但具我們所知，幾乎沒有人因為歧視身心障礙者受到懲罰，使得該法律僅有宣示性而沒有強制執行力。政府亦缺乏促進身心障礙者實質平等的政策與計畫。政府對身心障礙權利的落實亦缺乏具體實施及監督辦法，雖然政府設立了行政院層級的「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但該小組兩年來沒有明顯成效因此我們要求，應儘速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以承擔獨立監督之任務。

6、國家從政策的形成、服務的制定、評估、執行到權利的保障，皆缺乏障礙當事者的參與及監督，各部會委員會障礙者比例過低且障別不多元。而且許多重大決策，都是政府單方面決定，並沒有正式的參與或諮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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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富發言稿

大家好，我是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Taiwan Access for All）總幹事許朝富（Jacky Hsu），今天代表17個團體協力完成的平行報告提出幾項回應。

首先，我國政府仍以慈善/醫療模式，常以「關懷、愛心、服務」的心態面對身心障礙者的議題。而未體認到CRPD「要讓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權利」的實質意義，
例如在應提供的基礎無障礙設施服務常見「愛心鈴」、「愛心櫃檯」、「博愛電梯」標示，提供臨時性的友善協助，卻不願意承擔全面無障礙，推動基本人權的責任。甚至，再將無障礙視為少數特殊需求，僅採用設施的1%的比例（例如高鐵席次）或300平方公尺（例如餐廳）的服務規模做設施設置標準，使得常民生活餐廳、旅館、商店等等無障礙淪為口號。新的國家公共建設例如高鐵、桃捷的無障礙輪椅席區甚至低於1%。

政府不僅無法提出促進平等權利的政策，而且也在決策過程中忽略了身心障礙者的參與。目前除了行政院、各部會及各地方政府之身權小組具有一定比例之身心障礙者代表規定，其他場域並不存在確保身心障礙者參與決策與意見表達之制度性設計，因而政府補助舉辦活動若非直接與身心障礙有關則不會有無障礙規劃與服務；又多數委員代表都是官方選任，忽略長期耕耘與積極建議的聲音，未符合「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原則，以及《CRPD》第33條第3段之要求。

第二，根據CRPD施行法，政府應逐條盤點施行法律與行政命令與CRPD之間之落差，然而此項法規檢視工作僅就文字表面替換，無法有效檢視國內法規與與公約實質不符之處。
例如我們在參與法規檢視時，多數僅僅針對法規字面上是否有明確拒絕或歧視用語，檢視工作流於形式，並未針對如何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益，及如何擴大參與的軟硬體服務，訂定合理的法條或規範。

第三，政府對「無障礙」的觀念僅限於物理環境，且對於既有建築物之規範僅包含部分特定建築。
例如《菸害防制法》所稱的「公共場所」泛指供公眾使用的場所，但障礙者相關法規的「公共場所」卻需逐項討論且限定條件，又侷限於固定建築物。建物之外的其他環境、設施、展覽、服務等等供使用或向公眾開放的場所，並未全面納入法規要求。政府應編訂無障礙規範時，從障礙者的完整生活面向加以分類，並且照顧到不同障礙類型的不同需求。

我先提以下幾個面向，可以看到政府執行無障礙，似有若無的敷衍態度：

1.校園無障礙主要仍限制在教學大樓，嚴重忽視身心障礙生平等參與校園生活的權利，最糟糕的是住宿缺乏無障礙規劃，且身心障礙障礙生對於移位機、人力助理等需求，被認為是應自行負擔的個人問題，有些學校甚至要求家人陪同住宿。

2.由於辦公場所與工廠長期未被納入無障礙法規規範，身心障礙者連進入職場面試都有困難，而且政府辦理或委託辦理補助辦理的職訓班，長期無視障礙者的需求，連基本無障礙環境都沒有，使身心障礙者無法自由參加有興趣的職業技能訓練課程或者在職訓練課程。
3.戶外休閒與遊憩場所無障礙的相關辦法避重就輕、無法可管。以《都市公園綠地各主要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為例，僅只規範主要出入口，因此只要有一個出入口為無障礙就算合法。然而，整個公園綠地、動線、其他出入口，或者設於公園的其他休憩設施（例如成人體健設施與兒童遊戲場）等並未完整列入無障礙要求。

4.手語翻譯只在公共電視有單一時段的手語新聞台，其他電視台僅只於重要新聞現場有提供部分手語翻譯，然而大概只佔畫面1/8的一小角，同時又被新聞台的跑馬燈和各種字幕圖案交錯覆蓋。同時，即時新聞字幕缺乏，毫無口述影像聲道可以使用，嚴重影響視、聽障者閱聽權。電子書，法規並未規範出版業者須使用明盲共用的電子書格式；必須仰賴額外的語音後製軟體，資訊獲取量少、速度慢。

5. 針對其他設施及服務，我們要求政府必須制訂適用於不同場域特性內涵的無障礙設計規範與指導手冊，並透過定期教育訓練推行於公私立場所。


第四，政府未體認「合理調整」在落實身心障礙權利的重要性，更未要求雇主或服務提供者有提供合理調整的義務。
政府於國家報告中坦承我國並未對於「合理調整」有明確定義，竟然未能進一步自我檢視相關法規、提出立／修法改善的期程與計畫。
雖然現行《身權法》似已帶有一定的合理調整精神，例如：第16條要求各類公、私機關部門在公開辦理考試時，應提供身心障礙者「多元化適性協助」；第30條要求教育主管機關在辦理教育與入學考試時，應依其障礙類別、程度、學習及生活需要，提供各項必需之資源以保障身心障礙者公平合理接受教育之機會與應考條件；第33條也規定，身心障礙者本人或其監護人得以向各級勞工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以獲得「職務再設計」等個別化與專業化的職業重建服務等。
然而，身心障礙者在教育或工作場所提出之特別要求，仍經常遭到拒絕。《身權法》並沒有定義「合理調整」之義務範圍及其承擔者、判斷是否「合理」之客觀標準，以及拒絕提供合理調整之罰則。
根據《CRPD》，合理調整的精神應該擴及落實在教育與工作以外的一切生活面向中，但因為合理調整在台灣仍缺乏法律根據，在現行法規未規範要求時，義務承擔者（duty-bearer）拒絕按照身心障礙者之請求展開協商或提供調整時，不論是透過司法訴訟或是行政申訴，都很難被認定為歧視，特別是就業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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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翔發言稿：

我是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Taiwan Gender Queer Rights Advocacy Alliance Taiwan Gender Queer Rights Advocacy Alliance,TGQRAA ) 秘書長胡勝翔（Nelson Hu），今代表17個團體之平行報告提出幾點回應。

第一點：我國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定義與認識僅限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以至於國家報告統計僅限於此。

首先，政府對於身心障礙者係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下，經鑑定與評估後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方為法定身心障礙者，持有該手冊（證明）後續才能依據其需求申請各項補助、支持服務。目前身心障礙鑑定與評估系統（ICF）過於僵化，需經六個月穩定在政府指定的區域醫院等級以上穩定就診、回診方能申請身心障礙鑑定。但實務上卻忽略疾病造成的障礙、社會對於障礙者之汙名化等，舉例來說：對於極特殊罕病患者，在此鑑定系統下該疾病已確診並經醫師評估將導致肢體、認知功能快速下降，依然仍需經過六個月觀察方能申請身心障礙鑑定；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而言，在社會極具汙名化情況下，若要穩定回診勢必造成工作上的影響，往往需向職場請假，更甚者身份一旦曝光工作除不保外，政府亦無任何對於此行為採取任何保障，導致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不願意取得身心障礙手冊；對於多重身份者而言（係指同時擁有性別身份與障礙者身份或同時擁有原住民族身份與障礙者身份的多重身份者），以性少數社會心理障礙者為例，本因性別身份易與原生家庭關係破裂而需在外就業自立，工作本需穩定無法經常請假。若然每個月都請假回診，易導致身份曝光與工作不保，且對於多重身份者而言，並非每一個人都有這麼多時間、財力等成本去取得該手冊（證明）。
影子報告相似段落

第二點：無障礙

政府現行無障礙觀念、設施仍侷限物理環境，其法規也僅包含特含部分特定建築，且僅針對特定障別之障礙者。如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在政府認知下，其肢體功能「正常」而毋須無障礙，但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之特殊性在於人與人（社會）之互動產生的障礙，但政府全然僅以外觀作為判斷依據。

第三點：支持服務需求評估

政府所提供各項支持服務採取被動式、專家學者本位主義所設計，導致諸多服務未能以障礙者為中心，除了欠缺障礙者之參與外，諸多支持服務未能因應個別化、差異化所調整。以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為例，現行僅提供專線、社區健康復建中心等被動式、專家式支持服務，且諸多服務並未考量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的需求，更多服務全然都以常人之邏輯思考，並且去脈絡化地提供服務。如：當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情緒低落或高漲時，往往被認定是「發病」，卻忽略情緒的原由。政府現行的服務也欠缺更多以障礙者為中心所發展之服務，如同儕支持等。又，現行諸多支持服務需取得法定身心障礙者身份資格，即便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另有精神衛生法規範政府須提供支持服務，但仍以專家學者為主要設計者，並未考量到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實際需求。

第四點：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

現行各級政府（如行政院、衛福部、各級縣市政府）雖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皆設置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但該小組除了無法處理跨部會（局處）之事務外，其小組定位亦不明，又組成委員皆由該政府所指派（台北市除外）。同時，各部會（局處）首長亦為小組委員，部會（縣市）首長亦為小組召集人，導致部會（縣市）首長不召開會議或僅在不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情況下，無法有效確保該小組發揮保障身心障礙者之功能，且小組委員在政府指派下，全然無障礙者自主參與之精神。另外，專責審議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之委員亦由政府指派，雖精神衛生法規定需有病人團體代表，但政府仍以指派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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