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布羅茨基詩中的巴洛克敘事 ◎蕭宇翔
“It seems that what art strives for is to be
precise and not to tell us lies, because
its fundamental law undoubtedly
asserts the independence of details.”
from The Candlestick by Joseph Brodsky
|賦格與俄語
布羅茨基曾自言,最早教會他詩歌結構的啟蒙老師即巴赫(J.S. Bach)。與其說音樂值得詩歌嚮往,不如說這是藝術具備的公分母,在這點上,布氏幾乎發展了一整套韻律理論,藉音樂的特性深刻地反觀詩歌。他認為:「所謂詩中的音樂,在本質上乃是時間被重組達到這樣的程度,使得詩的內容被置於一種在語言上不可避免的、可記憶的聚焦中。換句話說,聲音是時間在詩中的所在地,是一個背景,在這個背景的襯托下,內容獲得一種立體感。」(註一)「包括音質、音高和速度,詩歌韻律本身就是精神強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它們甚至不能替代彼此。韻律的不同是呼吸和心跳的不同。韻式的不同是大腦功能的不同。」(註二)音樂是以音符與節拍承載時間,而對詩歌而言則是韻律和語氣,如何藉此重構時間(或說面對消逝),此即作詩法。
從各種層面來講,巴赫的作曲法和布羅茨基的作詩法的確相像得不可思議。譬如巴赫窮盡一生不斷改進的的賦格曲式,宣示了一整個巴洛克時代的成就。賦格可分成兩大類:一種輕快簡單如舞曲,風格飄逸;另一種則結構嚴謹,由層層模進所交織串聯,厚重而壯麗。這兩種風格剛好可以蓋括布羅茨基一生的詩風。
如同巴赫的音樂,布羅茨基的詩風同樣既古典又現代,事實上,布氏認為:「現代主義無非是古典的東西的一種邏輯結果──濃縮和簡潔。」(註三)這是因為在俄羅斯,布氏生長的城市,彼得堡──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混合體,古典主義從未有過如此充裕的空間去填充現代,幾百年裡義大利的建築師紛至沓來,抑揚格節奏在這裡自然如鵝卵石,布氏認為,彼得堡不僅是俄羅斯詩歌的搖籃,更是作詩法的搖籃,在曼德爾施塔姆的詩中足以看見彼得堡的天使壁畫、金色尖頂、柱廊、壁龕,當然還有文明的末日景觀。(註四)
於是我們看到布羅茨基在遵守嚴格韻律之餘,常以古典的耐心,巴洛克式的句法層層雕琢、延展,甚至在長詩〈戈爾布諾夫與戈爾恰科夫〉裡,將兩名精神病患的交談分切為片斷的組詩,相互衝突而又離不開彼此的兩人,類似區分大腦兩半球官能的對稱,這表現在詩章結構、內容的平行現象和各章編排的對稱與反差。十四章標題的總合構成了「十四行詩」一樣的文本。對稱嚴格之外,十四章的篇幅是均等的:各有一百行,第一章和第十三章例外,是九十九行。所有「對話」的各章都用十行詩節,每節各有五個同樣的對偶的韻腳,這無疑是强調二重性的又一種方法。(註五)巴赫以同樣的方式創作賦格曲並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在音樂裡,這稱作對位法。總總精妙的巧合不僅讓我揣想,巴赫之於布羅茨基,是否如坂本龍一之於德布希,認為自己是前者的轉世。
然而,詩歌畢竟是獨立於音樂的另一種藝術,其最重要的素材不是音符與節拍,而是語言。布氏對於自己的母語同樣有著系統性的見解,他認為俄語是一種曲折變化非常大的語言,你會發現名詞可以輕易地坐在句尾,而這個名詞(或形容詞或動詞)的字尾會根據性、數和格的不同而產生各種變化。所有這一切,會在你以任何特定文字表達某個觀念時,使該觀念具有立體感,有時候還會銳化和發展該觀念。從句複雜、格言式的迴旋,是大部分俄羅斯文學的慣用手段。(註六)
就語法的錯綜而言,名詞常常自鳴得意地坐在句尾,對於主要力量不在於陳述而在於從句的俄語是相當便利的。此非「不是/就是」的分析性語言──而是「儘管」的綜合性語言。如同一張鈔票換成零錢,每一個陳述的意念在俄語中立即蕈狀雲似地擴散,發展成其對立面,而其句法最愛表達的莫過於懷疑和自貶。(註七)
因此俄語詩歌總的來說不十分講究主題,它的基本技術是拐彎抹角,從不同角度接近主題。直截了當地處理題材,那是英語詩歌的顯著特徵。但在俄語詩歌中,它只是在這行或那行中演練一下,詩人接著繼續朝別的東西去了;它很少構成一整首詩。主題和概念,不管它們重要與否,都只是材料。(註八)
依憑著俄語的不規則語法,離題這件事可想而知卻又非同尋常,原因是它並非由情節的要求而引起,更多是語言本身──意識流不是源自意識,而是源自一個詞,這個詞改變或重新定位你的意識。(註九)數世紀俄語聖殿的「文字辮子」,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尼古拉‧列斯科夫對高度個人化敘述的偏好(skaz),果戈里的諷刺性史詩傾向,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滾雪球般、狂熱得令人窒息的措辭用語大雜燴。(註十)
總的來說,布氏認為,俄羅斯詩歌樹立了一個道德純粹性和堅定性的典範,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於保存所謂古典形式而又不給內容帶來任何損害。(註十一)而他與普希金、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古米廖夫,繼承了這些傳統。除此之外,俄羅斯歷史與現實的噸級質量,同樣可視為此種巴洛克作詩法誕生的要素,因為通過在細節上精確複製現實,往往便能產生足夠超現實與荒誕的效果。
布羅茨基身為一個現代人,其語言與內容定然比起生活在古典時期的人更感飢渴、躁動,正因如此,布氏所使用的古典形式與韻律乘載了一股力量,這力量總是從內部試圖吞噬並篡奪本體,形成詩歌內部的最大靜摩擦力,一旦觸發就會以加速度往前衝破。對付這種力量,人類需要古典的耐心,無怪乎布羅茨基經常引用奧登的話:「讚美一切詩歌格律,它們拒絕自動反應,強迫我們三思而行,擺脫自我之束縛。」(註十二)
|呈示部──黑馬
這是一首完成於1962年7月28日的短詩,只有三十五行,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二歲,然而已暴露出布氏善於綿延鋪陳的作詩法──布氏開頭動用了二十八行,傾全力試圖描述黑色的荒野中一匹馬到底有多黑,一系列的形容包括:那馬腿比夜色還黑因此不能融入夜色、黑得沒有影子、黑如針的內部、如穀糧正藏身的地窖,或肋骨間一座空洞胸腔,眼中甚至傾瀉出黑色的光芒......有人說這是俄羅斯式的想像力,實際上,不如說,這是俄羅斯現實的質量,其形容依靠的不是修辭,而是物理或光學,當然還有作者敏感纖細的一顆心。布氏曾引用芥川龍之介的話來形容自己:「我沒有原則,我擁有的只是神經。」(註十三)
一首詩的主要特徵必然是最後一行,不管一件藝術作品包含甚麼,它都會奔向結局,而結局確定詩的形式並拒絕復活。(註十四)〈黑馬〉驚人的結尾,的確拒絕了復活,但與其說是死亡的手勢,毋寧說是「第二次誕生」,這手勢的反轉向讀者指認生活的嶄新,正如馬奎斯《百年孤寂》的開篇:「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指頭伸手去指。」〈黑馬〉是一首奇蹟之詩,其震懾力或許只有里爾克的〈無頭的阿波羅像〉能匹敵。因為它們做到了同一件事:提醒一個人的被動地位。當我們以為是我們是主格,是觀察者,是生活的主宰,並因此可以置身事外。實際上,某種東西正在高處端詳、物色,伸手指向我們。我們的生活是被選擇的,遠非自己所選。這匹黑馬或是繆斯的化身,也可能是黑帝斯,無論如何,宿命引領牠找上我們,並且,我們必須學會如何駕馭,否則將就被牠踐踏或遺棄。
「為何要將蹄下樹枝踩得沙沙作響?
為何要湧動眼中黑色的光芒?
他來到我們之中尋找一名騎手。」──〈黑馬〉末三句,蕭宇翔譯
|展開部──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
〈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創作於〈黑馬〉的隔一年,顯然他自覺抓到了某種可善加發展的作詩法。這兩百二十七行的輓歌體詩作,十足展現了俄羅斯古典式的耐心,那年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三歲。誰敢將巴黎聖母院的工程交給一個二十三歲的小夥子?因此,當阿赫瑪托娃讀到此詩時驚嘆:「約瑟夫,您自己也不明白您都寫了什麼!」也並非沒有道理。但誰能料到這是讚賞?
布氏的作詩法顯然是致敬,因為他曾譯過多恩的詩作。其詩意冥想往往表現於展開、放大的隱喻。這樣的隱喻和比擬方式又稱為「協奏曲」(來自意大利語concetto,「虛構」,在這裡的意思不是臆想,而是思想的提煉,想象的建構 )。「協奏曲」是全歐洲巴洛克風格的典型特點。(註十五)布氏透過這種方法來重構現實,試圖藉現實質量的高度來還原多恩的死亡。
開頭以「約翰‧多恩入睡了,周圍的一切都已入睡」作為梁柱,接著便是繁複的雕塑、大量裝飾、戲劇性的突出處,其中有關睡眠的動詞出現了五十二種:沉睡、入睡、酣睡、安眠、打盹、睡了,諸如此類,並附上了一百四十三個睡著的物件,包括門閘、窗幔、木柴、窗外下著的雪、監獄、城堡、貓狗、倫敦廣袤的大地、森林與海、大批書籍、人們頭頂上的天使們、地獄與天堂、上帝與惡魔、所有詩行、語言之河、韻律、真理、一切,全都睡著,一步步將敘事的時空拓幅,同時以特寫鏡頭加強景深,並不時跳回重覆的同一句:「全都入睡了,約翰‧多恩入睡了」,彷彿約翰‧多恩既渺小、單一,又等同於萬物──這輕盈、飄逸與向下俯瞰的視角正暗示多恩的死亡,因為只有靈魂可以達到這樣的高度與抽離。這是大沉寂。而到了第九十九行,布氏的聲音才終於介入,扮演多恩的靈魂,這究竟是多恩的獨白,還是布氏與多恩的對話?或許兩者皆是。但絕不可能是布氏的獨白,因為他抗拒以別人的死亡來行自我的抒情,他害怕自己的呢喃蓋過了死者的哭聲。
「是你嗎?加百列,在這寒冬
嚎哭,獨自一人,在黑暗中,帶著號角?
不,這是我,你的靈魂,約翰‧多恩。
我獨自在這高空滿懷悲傷
因為我用自己了勞動創造了
枷鎖般沉重的情感、思緒
你帶著這樣的重負
在激情中,在罪孽中卻飛得更高」──節錄〈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婁自良譯
|再現部──歷史的填縫與增長
布羅茨基的傳記作者列夫‧洛謝夫認為,顯然由於某些內在的原因,布氏感到有必要完成十七世紀的功課,彌補俄羅斯詩史的缺口。這種巴洛克式的敘事詩體在20世紀俄羅斯抒情詩中被視為陳舊的或處於過渡狀態。19世紀「詩體故事」是相當流行的:普希金的《未卜先知的奧列格之歌》、雷列耶夫的《沉思》,托爾斯泰的歷史題材的抒情敘事詩,或如普希金的《箭毒木》、萊蒙托夫的《將死的鬥士》、涅克拉索夫的《毛髮》——這些只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註十六)
到20世紀這種體裁過時了。這些大量有故事情節的詩「是民眾容易懂的」,其實就是蘇維埃俄羅斯文化產品的思想檢查官容易懂,當然,也只有這樣的詩才能服務於宣傳目的。但高雅的現代派俄語詩幾乎完全排除了故事情節。於是早期馬雅可夫斯基或茨維塔耶娃激情洋溢的抒情詩,阿赫瑪托娃情感含蓄的自我反思,曼德爾施塔姆關於文化學的冥思,便傾向於極其準確的自我表現。這種純抒情詩的理想是——作者和作品的「我」的完全同一。這一類抒情詩總是充滿激情,而且詩里的情感總是明確地表現。甚至俄羅斯現代派的長篇敘事詩也是內心的傾訴。(註十七)
然而,俄羅斯的過期品,在那個時期的英語詩歌中卻是典範。托馬斯·哈代、W.B.葉慈、羅伯特·弗羅斯特、Т.S.艾略特、W.H.奧登同樣地既寫第一人稱的詩,也寫關於「別人」的故事。他們對虛構人物進行細致的心理描寫,詳細地描述他們的生活場景,往往在詩中使用直接引語。(註十八)弗羅斯特尤其受布氏推崇,他在訪談中提到:「弗羅斯特的敘事的主要力量——與其說是記述,不如說是對話。弗羅斯特筆下的情節照例發生在四壁之內。兩個人彼此交談(令人驚嘆的是他們在彼此之間什麽話不說!)。弗羅斯特筆下的對話包含一切必要的情景說明,一切必要的舞台指示。描述了佈景、動作。這是古希臘意義上的悲劇,簡直就是一齣芭蕾舞劇。」抒情作品的戲劇化,利用「舞台」、「演員」,使他可以包羅萬象地轉述日常生活的可怖、荒誕,而在浪漫主義抒情獨白的傳統形式中,存在主義悲劇很容易就被偷換成個人的抱怨。(註十九)
布羅茨基從海洋的另一頭提領了勇氣,證明了復古與先鋒並非反義詞,而是「創造」的兩種釋義。前文提到的某種「內在的原因」,正是這跨洋閱讀的效應,從海的另一頭遠望,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祖國,而是整個世界。因此俄羅斯歷史自覺的根本問題才會產生:是歐洲還是亞洲?對布羅茨基來說,歐洲從它的希臘化源頭開始,就是和諧(結構性)、運動、生命。亞洲是混亂(無結構性)、靜止、死亡。布羅茨基總是把地理(或地緣政治)主題表現於嚴格的對立模式的框架之內:亞洲——西方,伊斯蘭教——基督教,樹林——海洋,冷——熱 。「那裡的氣候也是靜止的,在那個國家……」(〈獻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與此同時西方文明正往前邁進。(註二十)
「……死亡是模糊的,
就像亞洲的輪廓。」──節錄〈1972年〉,婁自良譯
|結語──未完成的賦格
某些「內在的原因」以其迴避、模糊、朦朧的句式,提醒了我們作者論的重要性。布羅茨基之所以會大量閱讀英美詩歌,是因為那時候他被放逐到俄羅斯北方的諾林斯卡亞村去做苦役,這荒涼之地人口稀少,被森林和凍原所覆蓋,蘇聯時期甚至用做核彈試爆。然而重點在於,那裡的環境從17世紀起就很少變化。那是一個停滯甚至往回走的時空,作為放逐和讀詩的場所再適合不過,某種層面上來講,兩者是同一回事,因為緊接而來的總是孤獨,和絕對的遠景。
布羅茨基在那十八個月裡研讀翻譯了大量的英美詩歌,這直接造成了布氏詩體範圍的急劇擴大。這急劇的變化表現在詩的個性的結構,因而布羅茨基急需自我表現的新形式,或者說,新的作詩法找上了他,而他逼迫自己學會如何駕馭,並樂在其中。
其後的流亡也是意料中事,因為詩人的倫理態度,事實上還有詩人的性情,都是由詩人的美學決定和塑造的。這就是為什麼詩人總是發現自己始終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註二十一)故而當同時代的俄羅斯詩歌傾向減法與抒情時,布羅茨基則使用加法,並盡可能隱匿自己的音色;當蘇聯政府在拆除舊建築、發射衛星、造火箭時,布羅茨基則面向女神柱、迴廊、雕刻與大理石紋。而數十年的流亡經驗在時空幅度與心靈程度上的擴大比起放逐有過之而無不及,帶給布羅茨基更強的漂流加速度,一種從語言本身向外的擴張與膨脹,並且更多謙卑,及更加堅定的作詩法。
奧登曾對布羅茨基說:「J.S.巴赫是非常幸運的。當他想讚美上帝時,他便寫一首眾讚歌或一首康塔塔,直接唱給全能者聽。」的確,只要聽過巴赫最後的「未完成的賦格」,便能感受到那竭力向上攀升的意念,與其說巴赫試圖趨近完美,不如說是親近上帝。
然而在普希金說過「上帝像俄羅斯一樣哀傷」,並且布羅茨基模仿了這個句式,寫出:「死亡像亞洲的輪廓」之後,上帝不再是信仰的對象,或許死亡才是。但這並不妨礙布羅茨基的幸運,或許他比巴赫更加幸運,因為上帝畢竟不是一陣音樂,而就布羅茨基對死亡的信仰而言,他認為,寫詩正是練習死亡。因為死亡並非逃避,而具備激活現實的效用,藉此我們活下去,傾全力。(註二十二)這就是為甚麼詩人之死這個說法比起詩人之生聽起來更加具體,因為「詩人」與「生」本是同義反覆,而詩人之死揭示了一首詩的完成,因為藝術終將奔向結局。
世人最後一次見到布羅茨基是在1996年1月27日,亞歷山大‧蘇默金和他們的共同朋友鋼琴家伊莉莎白‧萊昂斯卡亞拜訪了他。妻子瑪麗亞準備了美好的晚餐,以及提拉米蘇,布羅茨基狀態良好,在庭院的草地上喝了高強度的瑞典伏特加,並且一定,他抽了好幾根菸,伊莉莎白即興彈了幾曲鋼琴。深夜,在祝妻子晚安後,布羅茨基說他還得繼續工作,便走進書房。窗外,一團世紀末的烏雲在月亮的催化下像是一顆孤獨的大腦,而星星閃亮如電子迴路,閃爍著隱藏的靈光。他站著抽菸,吸氣的時候眉頭深鎖,那貪婪的胸腔彷彿要將所有元素納入懷中,就像他所使用的語言,永遠不滿,於是只能撲向自己。而當他吐氣時,就像是壞掉的噴火器,以掃射的方式噴濺煙硝,不時岔出幾道烈焰,其熱度足以蒸發貝加爾湖。瑪麗亞在早晨的地板上發現了他,門開著,他正試圖離開房間,臉流血,眼鏡也撞壞了。一根尚未點燃的香菸掉落地面,開門時必然還在滾動,而布羅茨基的心臟必然也還在跳動,儘管再微弱。
最後順帶一提,「賦格」的字源一般認為來自拉丁文的「追逐」或「飛翔」,在義大利語中則是「逃走」。而在俄語裡,如果由布羅茨基親自發音的話,應是絕對的沉默,其理由無比高貴。因為「流亡」這個詞對他而言從來都是一種傲慢或張揚,他認為,這無非是將個人的苦難作為標籤特別化,但他仍難擺脫這段經驗,包括接踵而至的加冕與議論。如今,他以永遠的沉默終結了它。正如布氏自己的詩句:
「黑暗恢復了光明修復不了的東西。」——節錄〈論愛情〉,曹馭博譯
|註解
註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7)《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37-41, 〈在但丁的陰影下〉p.80,〈論W.H.奧登的《1939年9月1日》〉P.263-304,〈取悅一個影子〉p.314
註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8
註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36
註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9-110
註五:參見《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77
註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28
註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3-134
註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5-106
註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4
註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49
註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9
註十二:奧登(W.H. Auden,1907-1973)英語詩人,生於英國,1947年入籍美國,是將布羅茨基引入國際詩壇的關鍵人物。此兩句詩引自奧登的組詩〈短詩集之二〉。
註十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水印‧魂繫威尼斯》,上海譯文出版社,p.19
註十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註十五: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5
註十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8-60
註十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0
註十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
註十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62
註二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92
註二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7
註二十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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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Sorrow沙若
圖片來源:Sorrow沙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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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布羅茨基 #巴洛克 #賦格 #黑馬 #俄語 #巴赫 #蕭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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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文章內容提及食人,但食人太過恐怖,黑白相都頂唔順,故以圖畫代替
中國基因先天不足,物競天擇香港必勝
香港自有文化,與中國文化距離極遠。世人慣以中西合壁形容香港,可謂過時。香港民族擁有共同信仰,與缺乏靈性之中國人早已分流,未來立足東亞,亦必拋棄空洞無物之中國包袱,堂堂正正,以香港人之獨有文化為宗。自由即獨立,有愛即民族,即使未有一神宗教為基,民族之存在,已經足以自證神聖。
華夏食人,德性淪喪
儒家文化提倡之仁德,始終停留於空談,從未於現世實行。共產主義可以於中國落地生根,所反映嘅就係中國人本身就無惡不作,樂於擁護殺人暴政。暴君降世,從來唔係一人之責任,事關領袖從來都係集體意志嘅呈現——殺人食人之暴行若然只得少量黨羽依附,缺乏廣大無產階級全力支持,長久統治亦絕非易事。所以,要了解今日大多數中國人之喪心病狂,大家必須從中國之失德文化之中尋找線索,追蹤源頭。
中國自古即有食人之事,並非中共建國後方有,亦非戰爭時期獨有。根據《封神演義》,商國紂王曾殺姬昌之長子伯邑考,製成餡餅,迫令挑戰自己權位之姬昌食用,以試探姬昌之忠誠,而姬昌亦果然照食無誤。紂王所言,「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證明中國人向來隨意挑戰人性底線,群體道德下限亦確實超乎尋常,而後來以周代商之開國者姬昌,亦絕非有德之人。傳說從來取材自生活,為後人於十六世紀中國明朝時期所創作,中國人食人習俗之流行,可想而知。
周室衰亡之後,食人之事未有間斷。齊國桓公稱霸一方,亦曾食人,根據《韓非子》,「昔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引得尚有人性之輔臣管仲批評:「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反映烹子求榮之事,於中國人而言實在未嘗不可。而《墨子》之中,「越之東有駭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亦有合理原因。後來,中原列國並立,各國為求擴張領土,不擇手段,戰爭成為常態之後,相食之事更加頻繁見於史書。觀《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秦將白起圍攻趙軍於長平,戰爭曠日費時,結果「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即知。由此可知,食人原因眾多,有說源自巫道獻祭文化,有說有關幼子繼承之權,如此行為從來不絕於黃河長江流域民間。
食人文化與部分原始宗教有關,故此以後世之尺寸,量度人類文化尚未發展至食人萬萬不可之世,未免不當。然而,深知食人之恐怖,故意以食人突顯自身之天不怕地不怕以樹立權威,則屬富有中國特色之事,理應苛責。劉邦以漢代秦,得天下之後,據《史記.黥布列傳》記載:「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賜諸侯。」一國之君可以將曾經與自己出生入死嘅兄弟剁成肉醬分食,事態本已荒謬,但更荒謬嘅係,何以在席諸侯皆可目睹各人咬合咀嚼,最後相安無事?究其原因,就係食人之事其實甚為普及,好易為中國人所接受。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人相食之場面,泗水亭長劉邦當然見慣不怪。
漢國開國功臣集團所作所為,絕對代表得到當時平民風俗。根據宮崎市定《中國史》分析,劉邦出身中等農民之家,出生地位於當時華中華北交界處,而同佢共同起事嘅蕭何、陳平、曹參等人,性格傾向都係受同一文化影響。以此為基,對照集團中之孤獨者韓國貴族張良,後人唔難想像到佢之所以一直因為自身為外地人而缺乏融入功臣集團之自信,更於天下統一之後即自行引退,大概就係因為知道大家品德有別,一於走為上著。果然,劉邦並非善類,與舊日戰友之間未有建立真感情,所以到後來出現利益衝突,殺死朋友,分食肉醬,亦唔見得有幾難落手。要適生於中國,必須敢於殘害他人,劉邦喺呢個群體裡面成為最成功嘅民意代表,原因昭然若揭。
漢有劉邦,明有朱元璋,食人族長一脈相承,女真族人民風純樸,絕對難以相比。華北曾經長年流傳之「紅蠅驅散」傳說,正係影射洪武食人,而朱元璋起義軍殺人食人之事,亦見於日韓之史書。食人傳統,直至戰亂平息之時仍然得以保留,明成祖朱棣之孫朱有熺,即以食用妙齡少女聞名。後來權宦劉瑾失勢,處決之後,百姓爭相分食屍體洩憤兼充飢之事,亦有流傳。而所謂名醫李時珍撰寫之《本草綱目》,其中亦有介紹人肉療效一部分,「舉凡毛髮、指甲、牙齒、屎尿、唾液、乳汁、眼淚、汗水、人骨、胞衣、體垢、月水、陰莖、人膽、結石……無一不可入藥」,可謂閱之膽寒。崇禎十四年,李自成軍置大鍋於市中,與幾百下屬一同享用人肉部隊鍋,其中佳餚正係活活煮死嘅朱氏皇室成員福王朱常洵。食人食出新意,大眾又毫無異議,人心難測至此,野史正史,已非關鍵。
中國文學界奉魯迅為名家,非因蘇聯中共合力造神而致,而係因為佢確實係文壇嘅毛澤東,深得中國人心。寫得出人血饅頭情節,全因中國社會的確以食人為尚,引人共鳴,而魯迅滿身血污,即使深受挫傷,亦無法逃出嗜血文化。劉仲敬形容中國為「內捲化社會」,認為中國文化無藥可救,中共勢必倒台,而中國人亦將落入自相殘殺之窮途末路,而我則認為中國人應該正名為「現代華夏食人族」,言明正身——所有繼續支持現今中國繼續奴役平民嘅人,都係魯迅化身,無論如何都難以辭去幫兇之罪名,差嘅只係食人數量多寡。中國歷史從來都係為粉飾太平而撰寫,食人竟然可以如此有恃無恐載於史書,不加刪改,反映嘅豈非每任統治者都認為道出真相,非但唔會影響自身名聲,更會有助於證明威勢?更加恐怖嘅係,隨意食人合乎社會人情,代表嘅係對現代華夏食人族而言,食人都有灰色空間。
共產中國,變本加厲
劉朱之後,暴君青出於藍,二十世紀之毛澤東,就係繼續上述中國社會食人文化嘅表率人物。正如管仲所言,「人之情莫不愛其子」,連家庭都可以放棄,輕視友誼,不守信用,變節出賣,又有何不可?愛,乃係人性本能,互愛互助而形成小共同體,乃係人類文明之本,但如此發展順序,早已經絕跡於中國。社會文化推崇失德之人,失德之人佔據高位,形成君主獨裁及衰亂周期,正係中國文化之本質。當環境已經徹底污染,中國人擁有自然生成之情感,「莫不愛其子」,反而不利競爭,所以,中國人就演化出自私自利之社會基因,而如此演化結果,就成為共產主義嘅溫床。
共產主義要成功,就要解除人與人之間之信任,化整為零。若然社會有共同信仰,共產主義之解構病毒就會暴露毒性,無處容身。歐洲社會之基督信仰同民族建構,正係對抗共產主義嘅武器。蘇聯解體,表面上係因為經濟衰退而不敵美國,但事實上係因為經濟與社會信任直接相關,最後政治體制破壞社會產能。中國經濟之所以尚未完全停擺,並唔係因為國力比蘇聯強,而係因為中國社會文化本來就易於接軌共產主義。
二十世紀初,滿清政權倒台,曾受滿清管治嘅中國人終於意識到世界秩序已經降臨東亞。中國人去歐美日俄留學取經,見盡各種政治思想,提倡聯省自治者亦不乏人,但最後國共兩黨都選擇引入蘇聯共產主義,足證中國人私心之重。國共兩黨以愛國為名,虛構出大中華思想,亦即中華民族主義,為蘇聯無產革級革命加上糖衣包裝,政界大多數掌權者,都只係一心發展自己家族力量,安插自己親信圖利,如何可以令世界變得更好之想法,一直未有成為主流。國民黨拒絕地方獨立勢力,蔣介石得蘇聯軍事援助,四處攘內征伐,反映佢貪戀滿清版圖,只想肅清割據軍閥,確立自己位置。國民黨成為蘇聯代理人,以為可以從中取利,結果蘇聯喺二戰之後轉移扶植根正苗紅嘅共產黨,國民黨隨即成為廢物,只可以敗走台灣。
共產黨之所以贏得天下,原因極為簡單,就係佢地對中國人之醜惡極為理解,對蘇聯而言,更有利用價值。世界一分為二,一邊係資本主義秩序,另一邊係共產主義秩序,前者以自由主義為推動力,後者則以無下限解構主義為破壞力。宗教改革之後,基督新教倫理流向歐洲,加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巧妙結合,驅使大眾入世制慾,最終推動歐洲經濟急速發展。同時,宗教亦具有凝聚人心之功用,歐洲人難以接受無神論,亦自幼就有教會教誨護體,因而普遍道德觀念底線可保。如此富裕社會與社會共同體,正係共產主義寄生繁殖之豐收糧倉。有人口,方可奴役,有器官,方可活摘,食人賺錢,可謂一石二鳥。
列寧黨人白手興家,創黨資源來自搶劫貴族富人。中共黨內流氓雲集,模仿歐洲社會失敗者之發達手段亦駕輕就熟。西方及日本商人協助滿清及中華民國治下商人振興之經濟成果,因而由中共一手收割,日軍投降後留低嘅武備,亦令中共軍火變得充足。加上善用中國人品德低下之利而大量用諜,中共最終贏得中國政權,而毛澤東亦正式登基成為食人族長,紅地毯之紅,盡皆人血。其後,中共全力搜刮民間脂膏,地主之家十室九空,演至大躍進時期,寄生者財富集中,空前肥大,而一般人則三餐不繼,瘦骨嶙峋。三年大饑荒,死亡人口數以千萬計,隨處都係屍體,食人文化又再變得蓬勃——根據楊繼繩《墓碑》所引,家庭之內,十四、五歲嘅女仔,連「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都懶得,直接殺死細自己十年嘅細佬,煮咗黎食。而且,人食人如此恐怖之事,絕對唔係個別現象,「其面積之廣,數量之多,時間之長,實屬世人罕見」。共產中國,按照管仲之語而活,必然無法適生,對中國人而言,迫害自己家人朋友,批鬥獨當一面嘅有能之士,都係迫不得已。
身無長物,擁抱共產
中國人社會缺乏互信,人人各懷鬼胎,自掃門前雪,社會共同體關係如履薄冰。反觀香港民族,不但從未淪落到要擔心同胞會殺害自己嘅境地,更具有寧死不屈之民族氣節,以及齊上齊落之堅定信念。香港人相信,自己受到不公對待,同胞會討回公道,亦相信自己衝到最前,同胞會銘記在心,如此情感扣連,如此患難與共,已經達到中國人所無法理解嘅高度。
中華民族概念野心過大,係近因。中國以中華民族包攬諸多民族,又以共產主義操控人心,最終報應,就係解體。多民族主義會消解難得形成嘅一切小共同體,寄生主義會榨乾難得滋生嘅改革開放成果,驚人而又合情合理嘅係,兩種情況目前正喺中國發生。社會主義重視民主,主張修正資本主義,理想中嘅局面係階級共生,同一國家內嘅富人窮人可以共榮,合力建構社會未來,即使最差情況都只係先鋒黨走火入魔,形成大多數人暴政,絕對唔會釀成文革如此級數之人道災難。共產主義強調仇恨,每逢察覺社會出現人性光輝就急於毀滅,然後推崇失德之人,失德之人缺乏動員群眾之自然魅力,結果只有思想控制一途可走。階級之間,必須鬥到魚死網破,推倒重來,全因共產黨人無法加入小共同體,亦無法從中獲得保護或任何紅利。共產黨人長期陷於恐懼,長期唔相信他人,成長之後只有兩種角色可以選擇,一係某領域精英而非貴族,二係依附某領域精英嘅小人,同中國人社會之君主士大夫關係不謀而合。
所謂貴族,初代不過凡人,但凡人透過自身努力,擺脫階級限制,最終就可以成為貴族。每日精進,時刻自省,堅定志向,實踐所學,誓死捍衛身邊所有人,就係貴族要承擔嘅義務。檢視所謂中國歷史中嘅帝皇將相,或中國人所崇拜嘅英雄好漢,具備如此特質者可謂寥寥可數。項羽戰力高強,天生威風,恥於暗算劉邦,到最後寧願接受失敗,亦唔願意歸去江東,就係因為佢知道顏面無存,退縮之後,就係懦夫,但中國人傾向欣賞劉邦之狡滑,更視之為機智,奢望成為另一個劉邦者大有人在。陳炯明認為城鄉鎮地方自治方為立國之本,救中國必先鞏固小共同體,睇穿孫中山政治理論之根基浮淺,但中國歷史,甚少提及如此具有遠見之前人。反觀孫中山專權獨斷,重視名位,不惜生靈塗炭都要發動多次戰爭以達致中央集權,反而贏得後人為佢隱惡揚善,如此發展,亦正符合中國社會顛倒是非黑白之文化。
中國人深信有國方會有家,疏習世界歷史,已經忘記咗世界各地嘅人類文明演化史。家庭為社會之本,大小家庭共同居住營生,不論形式為搜集、漁獵抑或農耕,都會形成聚落,其後聚落逐漸變成大聚落,就係自然而然嘅結果。距今四五千年前,黃河流域一帶所出現嘅獨立小國,正係以農耕為主而具有城郭為防嘅小型都市國家,而呢啲由一戶一戶人家合併而形成嘅小國,其實就係由姓氏制度結合而成嘅社會共同體。當時,擁有市民權嘅士都非常重視小國之內嘅農產,自然亦樂意關心政治,武裝護城——參與國政,履任官職,就係士嘅權利與義務。士嘅角色,並非新移民或戰爭降民可及,其實已經同貴族相距不遠。
士之精神,延續至春秋戰國,孔子重視所謂禮樂,亦係士之代表。而禮崩樂壞之體現,就在於國家之間篡弒頻仍,擁有武力之人戰勝代表傳統之人而稱王——本國道統失去神聖,傳承中斷,國家領袖亦無力鼓動身邊人重振家聲,最後宗教神話已經無助於解釋主權來源,武力就成為一切,唯物史觀果然警世。中國人之精神世界萎縮,源於春秋諸侯貴族輕易放棄道統;輕易放棄,源於道統本身輕如鴻毛,貴族不成貴族;而貴族之所以不成貴族,就係源如祖先之精神世界虛弱無力,無法將人類最寶貴之精進特質代代相傳,形成系統及文化。生態環境一但受損,復原就需要時間,唔去思考如何善用一地狀態而只知不停消耗地力,往後復耕就必定更加艱難。少數心性善良嘅中國人正正就係處於如此困局之中,生而為良種,但終其一生無法自拔,而無數民族入主中原都無法適生,亦係因為雙方對人性理解之差距太大,無法調和。家人之間,都會隨時煮咗自己填飽個肚,家族榮譽,又點會係佢地誓死捍衛之物?
若然中國文化確實存在,落戶黃河流域之農耕聚落,相信就係中國人之祖先,而中國社會基因異常之遠因亦告水落石出。人類得以存活至今,全賴演化出同理心,故此人皆有同理心,對現代人而言,可謂不證自明。然而,中國人祖先大概係世界上嘅少數例外,因為佢地嘅社會基因之中,未有保留利他精神。人必先相愛,方可推恩至萬物,社會共同體要形成,同理心可謂不可或缺。日本人認為神社巫女一職,其人必須善待他人,因為只有善待他人方會懷有敬神之心,正反映日本文化之中,人性與神性關係密切。信仰係社會集體意志之呈現,宗教即由個體形成之共同體之信念,換言之,中國人祖先之缺乏人性,正係中國無神論之源頭。而中國人只靠殘害環境以自利之農耕方式,以及中國人認為天子可以操控自然之世界觀,亦為上述理論之佐證。
精進自身,基因突變
生物學定義之基因會隨時而變,社會基因亦然。無可否認,香港人深受中國社會思想影響,缺乏可以自豪之道統,但香港人決心離開中國,就等於將佢地嘅後代帶咗去更安全嘅環境,於是香港人就一代比一代更聰明,更強大,更接近人類本性。植物種子散落於不同土壤,自然會生長出不同形態,香港人之優秀,道理亦同。
香港係適生之地,人類回歸本性,顯現人性光輝,善待家人親友,絕對唔會如同中國人一樣,變成引狼入室,招惹附近村人飛擒大咬,裂身而食。留喺中國,待人以誠,只會淪為他人充飢肉品。英治香港,平民日夜拼搏,必有回報,獅子山精神即向上流動之象徵,而流動路徑只因人身安全與私有產權得以保障。如此社會,早為普遍西方模式,移民從中國逃難南下香港,空氣流通,如魚得水,自然豁然開朗,復見真誠。人類應有善性,於香港人身上發光發熱,平民由基層變成中產之經濟起飛歷史,正係為自身及家人精進之成果。
香港家長全心全意養育仔女成材,樂於見到子女出人頭地,比自己行得更遠,並唔係為咗養兒防老,而係希望小朋友可以傳承自己曾經艱苦奮鬥嘅精神。艱苦奮鬥,係廿一世紀嘅人類,同二百五十萬年前嘅人類,所共同擁有嘅記憶,差別只係前者可能委身於辦公室或街頭巷尾,而後者則係忙於對抗惡劣天氣與猛獸襲擊。香港人一步一腳印,由遺民難民蛻變成為人民公民,就係因為大家一直堅持向前,希望同自己嘅小共同體過理想中嘅生活,而捍衛自己最重視嘅身邊人,即使最終未能流芳百世,震驚全球,都堪稱不枉此生。
香港喺世界上非常渺小,一家幾口喺七十億人之中更加渺小,但家庭同時亦可以係一切,香港同時亦可以係全個世界。世界之大小,唔在於平方公里,而係在於心之所屬。環遊世界,踏遍極地雨林,兜兜轉轉,香港人都係會心繫香港,正係因為香港消失,香港人嘅世界亦會隨之而消失。張愛玲嘅世界,係上海,係張家,但因為共同體無法成形,民族趕唔上時勢而早夭,小說成為佢寄情之載體,所以佢嘅小說,就係佢嘅所有,離開租界之後嘅美國生活,不過行屍走肉。沈旭暉生而為香港人,偏偏樂於以世界公民自居,強調國際視野,甚至積極提出各種顯得精明靈活之主張,其實都係用情未到深處,因而顯得遲鈍之表現。香港人比張愛玲同沈旭暉都要好彩,因為我地可以成為民族,可以擁有同喜同悲嘅同胞,相信未來會有希望。確認大家心意,相信民族之內無分你我,我地就已經有永不放棄嘅理由,亦自然毋須再自困於「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之類過氣比喻——所謂芝草無根,不過係因為有啲生物具有靈根,並唔係天良盡喪之人肉眼可見。
先烈遺愛,民族榜樣
萬物有靈,人性本善,自幼即窺見人性光輝者,成長之後自然具有能力佈施行善。相反,中國人猜忌成性,無法取信於人,自然亦需要相當時間至有可能重歸正道,而中國解體之後裂地而成之自由土壤,即為再生前提。香港自一八四二年起,得享英人庇護,遠離中國食人文化,人性經一百七十年之順其自然自由發展,已經大異於中國人。故此,家庭有愛,手足有愛,同胞彼此心意互通,不離不棄——既以共同信仰為基,建構之社會共同體自然亦堅不可摧。
未來香港,尊重宗教多元必為立國基礎信念,只要教義導人向善,自然應該獲得傳播自由。然而,真正屬於香港人嘅共同信仰,必當自同胞互愛之中產生,由人性光輝之中產生,民族後進努力嘅方向,就係繼承先賢精神,承諾發揚光大。共同信仰來自個體之精進分工,勇於奉獻,反送中抗爭一役所有死難同胞,正正就係為仍然健在嘅百萬同胞同埋千千萬萬嘅新生後代示範人性。對抗中國統治,爭取自由獨立,現代華夏食人族必定有意吞滅我地,但香港民族團結一心,拒絕分化割蓆,戰意之高昂,信念之堅定,不但撼動中國,驚醒世界,更為自身前途突破樽頸,打開空前缺口。為撥開赤色極權迷霧,揭露中國一心擾亂世界秩序之惡意,香港民族不惜代價,鮮血流盡,但歸根究底,都係為咗守護香港,而香港之所以係抗爭者嘅家園,正係因為大家所愛嘅人事景物,都存在於香港。家園失落,香港淪陷,任由食人族肆意踐踏,分而食之,就係香港民族最無法接受嘅結果。
生於香港,長於香港,成於香港,係百萬香港同胞共有之情。先烈陳彥霖雖家人離異,但佢生前深受朋友關愛,一心以香港為家,故此至會參與抗爭,與食人族僱傭兵短兵相接。失蹤之後,精於泳術偏竟浮屍大海,慘遭虐殺之事實擺在眼前,就係佢為香港而犧牲嘅鐵證。先烈周梓樂為人樂天,生性好動,學業有成,就讀香港科技大學,本應前途無量,但因為關心香港民族自由民主,熱心抗爭,最終喺將軍澳一多層停車場內,受食人族僱傭兵迫害而墮樓身亡,沉冤仍然待雪。痛失家中獨子,雙親白頭人送黑頭人,哀痛可以想知,但最可貴嘅係,佢地始終相信愛兒之正氣凜然,珍重愛兒之義勇無畏,清楚知道佢係為香港人而斷送大好青春。兩位後生之所以觸動同胞甚深,正係因為大家都理解佢地係為香港而死,有信念而死,因而知道痛苦之無量以及靈魂之重量。
信仰雖無形,但想像非憑空。為國赴難者,數量累計不在少數,只有中國解體,香港獨立,與食人族劃界而治,苦難方會有終止。待主權確立,國體大定,後人必會為諸位先烈英靈立碑紀念,而保家衛國之不朽故事亦必會流傳於幼童之歌謠教科書,世代化育民族後生。人生際遇難料,禍福不明,人性光輝,未必可以隨處可見,但若然他日幼童可以從前人榜樣身上獲得心靈啟迪,喺日常生活之中耳濡目染,有朝一日,香港民族就會擁有前所未見之巨大能量,活出民族獨有之精神面貌,無懼風浪,堅定前進。共同信仰要傳世,所賴者無他,神話故事與民間傳說就係每日提醒民族必須有愛之載體。
人類無法長生不死,肉身消亡,難免令人陷入絕望虛無。然而,擁有共同信仰,信仰內之個體就有可能擺脫有限,挑戰極限,通往無限。個體精進,可以感召他人,群體精進,則可以互補不足,如是者,即使認知到個體之極限,陷於一時脆弱,亦可以因為獲得他人之無條件支持而無畏無懼,整裝待發,繼續奮鬥。精進循環生生不息,互愛分工效果加乘,共同信仰亦會日益鞏固,最終民族就會建設國體,而國體之存在,就係民族信念之集大成。民族有愛,共同信仰不假外求,靈根自植,本性高於仁義道德,香港人之主體意識,過往或者淡如無物,但喺同胞決意交出生命去守護民族之時,香港奇跡已經發生。
https://gnimmm.com/2019/12/23/cannibal_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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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文章內容提及食人,但食人太過恐怖,黑白相都頂唔順,故以圖畫代替
中國基因先天不足,物競天擇香港必勝
香港自有文化,與中國文化距離極遠。世人慣以中西合壁形容香港,可謂過時。香港民族擁有共同信仰,與缺乏靈性之中國人早已分流,未來立足東亞,亦必拋棄空洞無物之中國包袱,堂堂正正,以香港人之獨有文化為宗。自由即獨立,有愛即民族,即使未有一神宗教為基,民族之存在,已經足以自證神聖。
華夏食人,德性淪喪
儒家文化提倡之仁德,始終停留於空談,從未於現世實行。共產主義可以於中國落地生根,所反映嘅就係中國人本身就無惡不作,樂於擁護殺人暴政。暴君降世,從來唔係一人之責任,事關領袖從來都係集體意志嘅呈現——殺人食人之暴行若然只得少量黨羽依附,缺乏廣大無產階級全力支持,長久統治亦絕非易事。所以,要了解今日大多數中國人之喪心病狂,大家必須從中國之失德文化之中尋找線索,追蹤源頭。
中國自古即有食人之事,並非中共建國後方有,亦非戰爭時期獨有。根據《封神演義》,商國紂王曾殺姬昌之長子伯邑考,製成餡餅,迫令挑戰自己權位之姬昌食用,以試探姬昌之忠誠,而姬昌亦果然照食無誤。紂王所言,「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證明中國人向來隨意挑戰人性底線,群體道德下限亦確實超乎尋常,而後來以周代商之開國者姬昌,亦絕非有德之人。傳說從來取材自生活,為後人於十六世紀中國明朝時期所創作,中國人食人習俗之流行,可想而知。
周室衰亡之後,食人之事未有間斷。齊國桓公稱霸一方,亦曾食人,根據《韓非子》,「昔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引得尚有人性之輔臣管仲批評:「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反映烹子求榮之事,於中國人而言實在未嘗不可。而《墨子》之中,「越之東有駭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亦有合理原因。後來,中原列國並立,各國為求擴張領土,不擇手段,戰爭成為常態之後,相食之事更加頻繁見於史書。觀《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秦將白起圍攻趙軍於長平,戰爭曠日費時,結果「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即知。由此可知,食人原因眾多,有說源自巫道獻祭文化,有說有關幼子繼承之權,如此行為從來不絕於黃河長江流域民間。
食人文化與部分原始宗教有關,故此以後世之尺寸,量度人類文化尚未發展至食人萬萬不可之世,未免不當。然而,深知食人之恐怖,故意以食人突顯自身之天不怕地不怕以樹立權威,則屬富有中國特色之事,理應苛責。劉邦以漢代秦,得天下之後,據《史記.黥布列傳》記載:「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賜諸侯。」一國之君可以將曾經與自己出生入死嘅兄弟剁成肉醬分食,事態本已荒謬,但更荒謬嘅係,何以在席諸侯皆可目睹各人咬合咀嚼,最後相安無事?究其原因,就係食人之事其實甚為普及,好易為中國人所接受。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人相食之場面,泗水亭長劉邦當然見慣不怪。
漢國開國功臣集團所作所為,絕對代表得到當時平民風俗。根據宮崎市定《中國史》分析,劉邦出身中等農民之家,出生地位於當時華中華北交界處,而同佢共同起事嘅蕭何、陳平、曹參等人,性格傾向都係受同一文化影響。以此為基,對照集團中之孤獨者韓國貴族張良,後人唔難想像到佢之所以一直因為自身為外地人而缺乏融入功臣集團之自信,更於天下統一之後即自行引退,大概就係因為知道大家品德有別,一於走為上著。果然,劉邦並非善類,與舊日戰友之間未有建立真感情,所以到後來出現利益衝突,殺死朋友,分食肉醬,亦唔見得有幾難落手。要適生於中國,必須敢於殘害他人,劉邦喺呢個群體裡面成為最成功嘅民意代表,原因昭然若揭。
漢有劉邦,明有朱元璋,食人族長一脈相承,女真族人民風純樸,絕對難以相比。華北曾經長年流傳之「紅蠅驅散」傳說,正係影射洪武食人,而朱元璋起義軍殺人食人之事,亦見於日韓之史書。食人傳統,直至戰亂平息之時仍然得以保留,明成祖朱棣之孫朱有熺,即以食用妙齡少女聞名。後來權宦劉瑾失勢,處決之後,百姓爭相分食屍體洩憤兼充飢之事,亦有流傳。而所謂名醫李時珍撰寫之《本草綱目》,其中亦有介紹人肉療效一部分,「舉凡毛髮、指甲、牙齒、屎尿、唾液、乳汁、眼淚、汗水、人骨、胞衣、體垢、月水、陰莖、人膽、結石……無一不可入藥」,可謂閱之膽寒。崇禎十四年,李自成軍置大鍋於市中,與幾百下屬一同享用人肉部隊鍋,其中佳餚正係活活煮死嘅朱氏皇室成員福王朱常洵。食人食出新意,大眾又毫無異議,人心難測至此,野史正史,已非關鍵。
中國文學界奉魯迅為名家,非因蘇聯中共合力造神而致,而係因為佢確實係文壇嘅毛澤東,深得中國人心。寫得出人血饅頭情節,全因中國社會的確以食人為尚,引人共鳴,而魯迅滿身血污,即使深受挫傷,亦無法逃出嗜血文化。劉仲敬形容中國為「內捲化社會」,認為中國文化無藥可救,中共勢必倒台,而中國人亦將落入自相殘殺之窮途末路,而我則認為中國人應該正名為「現代華夏食人族」,言明正身——所有繼續支持現今中國繼續奴役平民嘅人,都係魯迅化身,無論如何都難以辭去幫兇之罪名,差嘅只係食人數量多寡。中國歷史從來都係為粉飾太平而撰寫,食人竟然可以如此有恃無恐載於史書,不加刪改,反映嘅豈非每任統治者都認為道出真相,非但唔會影響自身名聲,更會有助於證明威勢?更加恐怖嘅係,隨意食人合乎社會人情,代表嘅係對現代華夏食人族而言,食人都有灰色空間。
共產中國,變本加厲
劉朱之後,暴君青出於藍,二十世紀之毛澤東,就係繼續上述中國社會食人文化嘅表率人物。正如管仲所言,「人之情莫不愛其子」,連家庭都可以放棄,輕視友誼,不守信用,變節出賣,又有何不可?愛,乃係人性本能,互愛互助而形成小共同體,乃係人類文明之本,但如此發展順序,早已經絕跡於中國。社會文化推崇失德之人,失德之人佔據高位,形成君主獨裁及衰亂周期,正係中國文化之本質。當環境已經徹底污染,中國人擁有自然生成之情感,「莫不愛其子」,反而不利競爭,所以,中國人就演化出自私自利之社會基因,而如此演化結果,就成為共產主義嘅溫床。
共產主義要成功,就要解除人與人之間之信任,化整為零。若然社會有共同信仰,共產主義之解構病毒就會暴露毒性,無處容身。歐洲社會之基督信仰同民族建構,正係對抗共產主義嘅武器。蘇聯解體,表面上係因為經濟衰退而不敵美國,但事實上係因為經濟與社會信任直接相關,最後政治體制破壞社會產能。中國經濟之所以尚未完全停擺,並唔係因為國力比蘇聯強,而係因為中國社會文化本來就易於接軌共產主義。
二十世紀初,滿清政權倒台,曾受滿清管治嘅中國人終於意識到世界秩序已經降臨東亞。中國人去歐美日俄留學取經,見盡各種政治思想,提倡聯省自治者亦不乏人,但最後國共兩黨都選擇引入蘇聯共產主義,足證中國人私心之重。國共兩黨以愛國為名,虛構出大中華思想,亦即中華民族主義,為蘇聯無產革級革命加上糖衣包裝,政界大多數掌權者,都只係一心發展自己家族力量,安插自己親信圖利,如何可以令世界變得更好之想法,一直未有成為主流。國民黨拒絕地方獨立勢力,蔣介石得蘇聯軍事援助,四處攘內征伐,反映佢貪戀滿清版圖,只想肅清割據軍閥,確立自己位置。國民黨成為蘇聯代理人,以為可以從中取利,結果蘇聯喺二戰之後轉移扶植根正苗紅嘅共產黨,國民黨隨即成為廢物,只可以敗走台灣。
共產黨之所以贏得天下,原因極為簡單,就係佢地對中國人之醜惡極為理解,對蘇聯而言,更有利用價值。世界一分為二,一邊係資本主義秩序,另一邊係共產主義秩序,前者以自由主義為推動力,後者則以無下限解構主義為破壞力。宗教改革之後,基督新教倫理流向歐洲,加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巧妙結合,驅使大眾入世制慾,最終推動歐洲經濟急速發展。同時,宗教亦具有凝聚人心之功用,歐洲人難以接受無神論,亦自幼就有教會教誨護體,因而普遍道德觀念底線可保。如此富裕社會與社會共同體,正係共產主義寄生繁殖之豐收糧倉。有人口,方可奴役,有器官,方可活摘,食人賺錢,可謂一石二鳥。
列寧黨人白手興家,創黨資源來自搶劫貴族富人。中共黨內流氓雲集,模仿歐洲社會失敗者之發達手段亦駕輕就熟。西方及日本商人協助滿清及中華民國治下商人振興之經濟成果,因而由中共一手收割,日軍投降後留低嘅武備,亦令中共軍火變得充足。加上善用中國人品德低下之利而大量用諜,中共最終贏得中國政權,而毛澤東亦正式登基成為食人族長,紅地毯之紅,盡皆人血。其後,中共全力搜刮民間脂膏,地主之家十室九空,演至大躍進時期,寄生者財富集中,空前肥大,而一般人則三餐不繼,瘦骨嶙峋。三年大饑荒,死亡人口數以千萬計,隨處都係屍體,食人文化又再變得蓬勃——根據楊繼繩《墓碑》所引,家庭之內,十四、五歲嘅女仔,連「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都懶得,直接殺死細自己十年嘅細佬,煮咗黎食。而且,人食人如此恐怖之事,絕對唔係個別現象,「其面積之廣,數量之多,時間之長,實屬世人罕見」。共產中國,按照管仲之語而活,必然無法適生,對中國人而言,迫害自己家人朋友,批鬥獨當一面嘅有能之士,都係迫不得已。
身無長物,擁抱共產
中國人社會缺乏互信,人人各懷鬼胎,自掃門前雪,社會共同體關係如履薄冰。反觀香港民族,不但從未淪落到要擔心同胞會殺害自己嘅境地,更具有寧死不屈之民族氣節,以及齊上齊落之堅定信念。香港人相信,自己受到不公對待,同胞會討回公道,亦相信自己衝到最前,同胞會銘記在心,如此情感扣連,如此患難與共,已經達到中國人所無法理解嘅高度。
中華民族概念野心過大,係近因。中國以中華民族包攬諸多民族,又以共產主義操控人心,最終報應,就係解體。多民族主義會消解難得形成嘅一切小共同體,寄生主義會榨乾難得滋生嘅改革開放成果,驚人而又合情合理嘅係,兩種情況目前正喺中國發生。社會主義重視民主,主張修正資本主義,理想中嘅局面係階級共生,同一國家內嘅富人窮人可以共榮,合力建構社會未來,即使最差情況都只係先鋒黨走火入魔,形成大多數人暴政,絕對唔會釀成文革如此級數之人道災難。共產主義強調仇恨,每逢察覺社會出現人性光輝就急於毀滅,然後推崇失德之人,失德之人缺乏動員群眾之自然魅力,結果只有思想控制一途可走。階級之間,必須鬥到魚死網破,推倒重來,全因共產黨人無法加入小共同體,亦無法從中獲得保護或任何紅利。共產黨人長期陷於恐懼,長期唔相信他人,成長之後只有兩種角色可以選擇,一係某領域精英而非貴族,二係依附某領域精英嘅小人,同中國人社會之君主士大夫關係不謀而合。
所謂貴族,初代不過凡人,但凡人透過自身努力,擺脫階級限制,最終就可以成為貴族。每日精進,時刻自省,堅定志向,實踐所學,誓死捍衛身邊所有人,就係貴族要承擔嘅義務。檢視所謂中國歷史中嘅帝皇將相,或中國人所崇拜嘅英雄好漢,具備如此特質者可謂寥寥可數。項羽戰力高強,天生威風,恥於暗算劉邦,到最後寧願接受失敗,亦唔願意歸去江東,就係因為佢知道顏面無存,退縮之後,就係懦夫,但中國人傾向欣賞劉邦之狡滑,更視之為機智,奢望成為另一個劉邦者大有人在。陳炯明認為城鄉鎮地方自治方為立國之本,救中國必先鞏固小共同體,睇穿孫中山政治理論之根基浮淺,但中國歷史,甚少提及如此具有遠見之前人。反觀孫中山專權獨斷,重視名位,不惜生靈塗炭都要發動多次戰爭以達致中央集權,反而贏得後人為佢隱惡揚善,如此發展,亦正符合中國社會顛倒是非黑白之文化。
中國人深信有國方會有家,疏習世界歷史,已經忘記咗世界各地嘅人類文明演化史。家庭為社會之本,大小家庭共同居住營生,不論形式為搜集、漁獵抑或農耕,都會形成聚落,其後聚落逐漸變成大聚落,就係自然而然嘅結果。距今四五千年前,黃河流域一帶所出現嘅獨立小國,正係以農耕為主而具有城郭為防嘅小型都市國家,而呢啲由一戶一戶人家合併而形成嘅小國,其實就係由姓氏制度結合而成嘅社會共同體。當時,擁有市民權嘅士都非常重視小國之內嘅農產,自然亦樂意關心政治,武裝護城——參與國政,履任官職,就係士嘅權利與義務。士嘅角色,並非新移民或戰爭降民可及,其實已經同貴族相距不遠。
士之精神,延續至春秋戰國,孔子重視所謂禮樂,亦係士之代表。而禮崩樂壞之體現,就在於國家之間篡弒頻仍,擁有武力之人戰勝代表傳統之人而稱王——本國道統失去神聖,傳承中斷,國家領袖亦無力鼓動身邊人重振家聲,最後宗教神話已經無助於解釋主權來源,武力就成為一切,唯物史觀果然警世。中國人之精神世界萎縮,源於春秋諸侯貴族輕易放棄道統;輕易放棄,源於道統本身輕如鴻毛,貴族不成貴族;而貴族之所以不成貴族,就係源如祖先之精神世界虛弱無力,無法將人類最寶貴之精進特質代代相傳,形成系統及文化。生態環境一但受損,復原就需要時間,唔去思考如何善用一地狀態而只知不停消耗地力,往後復耕就必定更加艱難。少數心性善良嘅中國人正正就係處於如此困局之中,生而為良種,但終其一生無法自拔,而無數民族入主中原都無法適生,亦係因為雙方對人性理解之差距太大,無法調和。家人之間,都會隨時煮咗自己填飽個肚,家族榮譽,又點會係佢地誓死捍衛之物?
若然中國文化確實存在,落戶黃河流域之農耕聚落,相信就係中國人之祖先,而中國社會基因異常之遠因亦告水落石出。人類得以存活至今,全賴演化出同理心,故此人皆有同理心,對現代人而言,可謂不證自明。然而,中國人祖先大概係世界上嘅少數例外,因為佢地嘅社會基因之中,未有保留利他精神。人必先相愛,方可推恩至萬物,社會共同體要形成,同理心可謂不可或缺。日本人認為神社巫女一職,其人必須善待他人,因為只有善待他人方會懷有敬神之心,正反映日本文化之中,人性與神性關係密切。信仰係社會集體意志之呈現,宗教即由個體形成之共同體之信念,換言之,中國人祖先之缺乏人性,正係中國無神論之源頭。而中國人只靠殘害環境以自利之農耕方式,以及中國人認為天子可以操控自然之世界觀,亦為上述理論之佐證。
精進自身,基因突變
生物學定義之基因會隨時而變,社會基因亦然。無可否認,香港人深受中國社會思想影響,缺乏可以自豪之道統,但香港人決心離開中國,就等於將佢地嘅後代帶咗去更安全嘅環境,於是香港人就一代比一代更聰明,更強大,更接近人類本性。植物種子散落於不同土壤,自然會生長出不同形態,香港人之優秀,道理亦同。
香港係適生之地,人類回歸本性,顯現人性光輝,善待家人親友,絕對唔會如同中國人一樣,變成引狼入室,招惹附近村人飛擒大咬,裂身而食。留喺中國,待人以誠,只會淪為他人充飢肉品。英治香港,平民日夜拼搏,必有回報,獅子山精神即向上流動之象徵,而流動路徑只因人身安全與私有產權得以保障。如此社會,早為普遍西方模式,移民從中國逃難南下香港,空氣流通,如魚得水,自然豁然開朗,復見真誠。人類應有善性,於香港人身上發光發熱,平民由基層變成中產之經濟起飛歷史,正係為自身及家人精進之成果。
香港家長全心全意養育仔女成材,樂於見到子女出人頭地,比自己行得更遠,並唔係為咗養兒防老,而係希望小朋友可以傳承自己曾經艱苦奮鬥嘅精神。艱苦奮鬥,係廿一世紀嘅人類,同二百五十萬年前嘅人類,所共同擁有嘅記憶,差別只係前者可能委身於辦公室或街頭巷尾,而後者則係忙於對抗惡劣天氣與猛獸襲擊。香港人一步一腳印,由遺民難民蛻變成為人民公民,就係因為大家一直堅持向前,希望同自己嘅小共同體過理想中嘅生活,而捍衛自己最重視嘅身邊人,即使最終未能流芳百世,震驚全球,都堪稱不枉此生。
香港喺世界上非常渺小,一家幾口喺七十億人之中更加渺小,但家庭同時亦可以係一切,香港同時亦可以係全個世界。世界之大小,唔在於平方公里,而係在於心之所屬。環遊世界,踏遍極地雨林,兜兜轉轉,香港人都係會心繫香港,正係因為香港消失,香港人嘅世界亦會隨之而消失。張愛玲嘅世界,係上海,係張家,但因為共同體無法成形,民族趕唔上時勢而早夭,小說成為佢寄情之載體,所以佢嘅小說,就係佢嘅所有,離開租界之後嘅美國生活,不過行屍走肉。沈旭暉生而為香港人,偏偏樂於以世界公民自居,強調國際視野,甚至積極提出各種顯得精明靈活之主張,其實都係用情未到深處,因而顯得遲鈍之表現。香港人比張愛玲同沈旭暉都要好彩,因為我地可以成為民族,可以擁有同喜同悲嘅同胞,相信未來會有希望。確認大家心意,相信民族之內無分你我,我地就已經有永不放棄嘅理由,亦自然毋須再自困於「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之類過氣比喻——所謂芝草無根,不過係因為有啲生物具有靈根,並唔係天良盡喪之人肉眼可見。
先烈遺愛,民族榜樣
萬物有靈,人性本善,自幼即窺見人性光輝者,成長之後自然具有能力佈施行善。相反,中國人猜忌成性,無法取信於人,自然亦需要相當時間至有可能重歸正道,而中國解體之後裂地而成之自由土壤,即為再生前提。香港自一八四二年起,得享英人庇護,遠離中國食人文化,人性經一百七十年之順其自然自由發展,已經大異於中國人。故此,家庭有愛,手足有愛,同胞彼此心意互通,不離不棄——既以共同信仰為基,建構之社會共同體自然亦堅不可摧。
未來香港,尊重宗教多元必為立國基礎信念,只要教義導人向善,自然應該獲得傳播自由。然而,真正屬於香港人嘅共同信仰,必當自同胞互愛之中產生,由人性光輝之中產生,民族後進努力嘅方向,就係繼承先賢精神,承諾發揚光大。共同信仰來自個體之精進分工,勇於奉獻,反送中抗爭一役所有死難同胞,正正就係為仍然健在嘅百萬同胞同埋千千萬萬嘅新生後代示範人性。對抗中國統治,爭取自由獨立,現代華夏食人族必定有意吞滅我地,但香港民族團結一心,拒絕分化割蓆,戰意之高昂,信念之堅定,不但撼動中國,驚醒世界,更為自身前途突破樽頸,打開空前缺口。為撥開赤色極權迷霧,揭露中國一心擾亂世界秩序之惡意,香港民族不惜代價,鮮血流盡,但歸根究底,都係為咗守護香港,而香港之所以係抗爭者嘅家園,正係因為大家所愛嘅人事景物,都存在於香港。家園失落,香港淪陷,任由食人族肆意踐踏,分而食之,就係香港民族最無法接受嘅結果。
生於香港,長於香港,成於香港,係百萬香港同胞共有之情。先烈陳彥霖雖家人離異,但佢生前深受朋友關愛,一心以香港為家,故此至會參與抗爭,與食人族僱傭兵短兵相接。失蹤之後,精於泳術偏竟浮屍大海,慘遭虐殺之事實擺在眼前,就係佢為香港而犧牲嘅鐵證。先烈周梓樂為人樂天,生性好動,學業有成,就讀香港科技大學,本應前途無量,但因為關心香港民族自由民主,熱心抗爭,最終喺將軍澳一多層停車場內,受食人族僱傭兵迫害而墮樓身亡,沉冤仍然待雪。痛失家中獨子,雙親白頭人送黑頭人,哀痛可以想知,但最可貴嘅係,佢地始終相信愛兒之正氣凜然,珍重愛兒之義勇無畏,清楚知道佢係為香港人而斷送大好青春。兩位後生之所以觸動同胞甚深,正係因為大家都理解佢地係為香港而死,有信念而死,因而知道痛苦之無量以及靈魂之重量。
信仰雖無形,但想像非憑空。為國赴難者,數量累計不在少數,只有中國解體,香港獨立,與食人族劃界而治,苦難方會有終止。待主權確立,國體大定,後人必會為諸位先烈英靈立碑紀念,而保家衛國之不朽故事亦必會流傳於幼童之歌謠教科書,世代化育民族後生。人生際遇難料,禍福不明,人性光輝,未必可以隨處可見,但若然他日幼童可以從前人榜樣身上獲得心靈啟迪,喺日常生活之中耳濡目染,有朝一日,香港民族就會擁有前所未見之巨大能量,活出民族獨有之精神面貌,無懼風浪,堅定前進。共同信仰要傳世,所賴者無他,神話故事與民間傳說就係每日提醒民族必須有愛之載體。
人類無法長生不死,肉身消亡,難免令人陷入絕望虛無。然而,擁有共同信仰,信仰內之個體就有可能擺脫有限,挑戰極限,通往無限。個體精進,可以感召他人,群體精進,則可以互補不足,如是者,即使認知到個體之極限,陷於一時脆弱,亦可以因為獲得他人之無條件支持而無畏無懼,整裝待發,繼續奮鬥。精進循環生生不息,互愛分工效果加乘,共同信仰亦會日益鞏固,最終民族就會建設國體,而國體之存在,就係民族信念之集大成。民族有愛,共同信仰不假外求,靈根自植,本性高於仁義道德,香港人之主體意識,過往或者淡如無物,但喺同胞決意交出生命去守護民族之時,香港奇跡已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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