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文鈺老師這篇很讚。年輕時不懂事，有時痛恨一些真正為我們好的師長或前輩。往往要過了二十幾年、甚至是自己當人家師長或前輩了，才會了解當初我們所痛恨的那位，他栽培我們的用心是多麼難得的。
然後你感動了，也開始像當初那位前輩或一樣用心想為自己的學生或後進做些什麼。結果，開始換成自己也被某些不理解你用心的學生或後進度爛，覺得你在做的都是在刁難他、都是屁。之後就要再等十年、二十年，看他有沒有想通而理解你的用心。
歷史就這樣，不斷輪迴著～
#曾經恨過一個真正為我好的老師的悔恨
20世紀有許多位著名的小提琴老師，最出名的可能是茱莉亞音樂院的迪雷（Dorothy DeLay）教授，幾十年來教導出我們熟知與喜愛的音樂家如，帕爾曼，諏訪內晶子，五嶋綠等數十位，其中包含台灣的林昭亮。當年帕爾曼還年輕，同時跟著音樂院裡最出名的兩位老師，Galamian 與 DeLay，學習。前者還是DeLay的老師以及進入茱莉亞音樂院任教時的導師。2017年，帕爾曼在媒體的訪問下，回憶起他的老師，尤其是DeLay。
帕爾曼說，Galamian 是比較老派的老師，會仔細給學生指示與示範，但是DeLay反是。他說，
「When I first played for Miss DeLay I was not very happy because she did not teach like my old teacher, who basically told me what to do and how to do it. Instead, she would say to m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Sugar plum, what is your concept of G sharp?” It was a different attitude. Mr Galamian was more like: “You do what I say, and you’ll play well.」
我試著翻譯一下，
「剛開始演奏給狄雷老師聽時，我很不喜歡她的方法，因為她與以前的老師完全不同。以前的老師會要我做什麼以及怎麼做，Galamian老師會說，你照著我說的做就可以把琴拉好。狄雷老師卻總是問我，你認為那麼做如何？你認為這麼做又會如何？小子，你又是怎麼看升G大調的？」
在那個年代（狄雷開始在茱莉亞任教是1948），多數老師都是仔細地下指令給學生的。這讓我想起偉大的鋼琴教師柯爾托（法國）與紐豪斯（俄國），也從來不示範，他們對學生提出的問題與答覆很少是技術性的，多數時候是哲學性的，這個可以從紐豪斯的著作，鋼琴演奏的藝術，一書中得知。
這樣子的教法無法在短時間之內看到成效，學生有時反而容易陷入疑惑，但是如果一旦理解了這些不管是工程，藝術等等科目背後的哲理，學生就不再需要老師了。至於學生是否能到達彼岸，我想只能靠緣份了。
我們總是很多年後才會體會一個老師的做法，因為年輕時我們還沒經歷過老師們所曾經歷過的。
我有幸上過幾位大師的課，也曾與幾位大師有過兩三次談話，短短的接觸對我的一生產生極大的影響。可惜，我的才識有限，老師們傳下來而我能體會的十中僅剩一二，以致無法一下子就讓學生理解為什麼我會這麼帶學生。唯一所能冀求的就是多年後，他們可以通過我為途徑，瞥見我的老師們所曾投射在我身上的智慧光芒的餘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