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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人物專訪】年輕時有志成為會計師的梁浩然律師（Alex），到底因為長輩甚麼說話，轉而投身法律行業？同時擁有律師及會計師執業資格的他，在法律界已經有近20年經驗。又為甚麼會在2014年毅然離開大公司，創辦自己的律師事務所？
由最初只有兩名員工，一路壯大成今日擁有近百位職員，30位執業律師的法律團隊。Alex認為，做法律不能只顧搵錢，更要回饋社會，因此創立慈善組織「晨曦基金會」。他深信，除了法律及物質上的援助外，最重要是向年青人灌輸正確知識，令不同階層人士都能自力更生，才能建設美好社會。就讓我們看看梁浩然律師的人生經歷！
#梁浩然律師 #梁浩然律師事務所 #事務律師 #晨曦基金會
民主黨，成也中華，敗也中華
香港政局迷思之一：大中華派
時間回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不少香港人為此痛心疾首――因為同胞之死，更因為祖國墮落。本來抱著民主回歸這種良好願景的司徒華與中共割蓆，退出基本法草委，而僅僅數年前，他還在高呼打倒港英回歸祖國。
這一刻，他發現曾經無限嚮往的祖國原來如此猙獰，於是決定以另一種方式，去獻身於這個祖國：打倒萬惡的中共，建立民主中國，拯救千千萬萬的同胞――從那時起，黨國民三者分家，中共是騎劫祖國的萬惡勢力，中國人是無辜的同胞以及被脅持者。
姑勿論這種帶著精神分裂色彩的論調是否真確可行，但司徒華是如此、也只可這樣相信著，否則他將墮入一個兩面不是人的地步：唯有如此將中共、中國、中國人分家，他才可以保全自己心理上中國人的身份來繼續拯救祖國的偉大理想。更重要的一點是，這也是當時整個社會的共識和處境，司徒華可說是那個時代香港社會精神面貌的一個濃縮――不是他帶起種思想，相反，他才是這種思想底下的產物。
唯有這樣，才能解釋香港人當時對中國那種矛盾的態度：因對中共恐懼而引發的移民潮、因悼念同胞而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因祖國華東水災而辦的籌款晚會，若果把黨國民視作三位一體的話，是不可能解釋到上述那種矛盾的情緒。
當了解到那個時代整個社會的想法以後，司徒華提出的中國沒民主香港沒希望此一中港命運共同概念就顯得相當自然而然，以致於在民主黨內醞釀出一種今天被稱為大中華主義的思想：香港人即中國人，香港即中國一部份，香港有責任為中國以及同胞福祉著想，亦與中國一榮俱榮一辱俱辱。
這種大中華思想與其說是源自支聯會民主黨，倒不如說是那個時代的產物，而支聯會民主黨無非是順應潮流提出民主中華此一高遠得幾乎無法觸及、卻同時最強而有力的政治理念來撈取政治資本好，來抒發熱情也罷，或者兼而有之――他們搭上了時代的順風車，並在往後的時間裡主導香港政壇近二十年，只不過，他們不會想到，這將在日後成為他們最沉重的政治包袱。
四份一世紀過去，時間來到二零一四年，六四燭光晚會來到第二十五個年頭，民主中華這一理念終因其高遠得近乎虛妄而漸漸流於口號和形式，大中華主義被新一代視為對香港社會眼下諸多緊迫議題的束縛甚至是阻礙而遭唾棄，而這群被稱為本土派的人有足夠的理由去這樣做。
上承黨國民三分法，本土派與大中華派最大的不同在於對後兩者迥異的態度：眼見在大中華派主導香港政壇的二十年裡香港民主發展遲滯，甚至可說是絲毫未進，而同時香港民主發展日益嚴峻，本土派開始反思中港命運共同此一概念――為甚麼香港人要背負民主中華此一沉重的包袱？當下連香港的民主也未必能夠實現，香港是否還有餘力去聲援中國人爭取民主？又或者，香港人是否應該放棄假大空的民主中華夢而將目標定為自保？
這一連串的反思一方面體驗了香港本土意識的崛起：『香港』開始從『中國』裡分離，香港人開始意識到兩者在一些方面的利益衝突，或者至少是利益的不一致，而六四燭光晚會作為民主中華的政治運動，或者說大中華派的旗幟運動也開始被質疑其成效和意義。參考台灣的經驗，本土派對六四的反思是一種去中國化的表現，也是本土意識成熟的前奏。
本質上，大中華派的民主中華是一個要求七百萬人背負十三億人責任的運動，而本土派的主張無非是七百萬人就負責回七百萬人的責任――也就是，香港的民主，至於那十三億人的民主，就是那十三億人的責任。本土派的主張無論是從實踐的角度抑或是權責相稱的角度，都相對合乎邏輯，因此對本土派忘本的批評並不成立，因為從一開始大中華派的主張就不是一個合理的願景。
而作為本土派中堅的香港年青一代，他們大多沒有親身經歷六四事件，有人說這令年青一代忘記歷史，但正正由於沒有親身經歷那段歷史，而正好令他們能夠不帶主觀感情的去看待，並對六四事件的意義和目標作出合理的反思。
至於對中國人的態度，則是本土派與大中華派大部份爭議的導火線。對於大中華派來說，對中國人態度這一說法政治上不正確，因為他們主張香港人中國人血統文化種族一脈相承，所謂黃皮膚黑頭髮，香港人就是中國人，既然不分你我，也就沒有利益衝突、族群矛盾。究其原因，在大中華思想誕生的時代，一則中港來往不像今日頻繁，產生的矛盾也就不如今日，二則當時的香港社會發展程度不如今日飽和，生存空間的爭奪也不如今日激烈。
當大中華派用這種過時思想來應對當下一系列中港矛盾時，盡顯其無力與蒼白：去年蔡耀昌何喜華等人協助新移民爭取綜援，社會上幾乎是一面倒的反對與批評。但他們不單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反而指責香港社會歧視排外法西斯，並在那面同胞大愛的旗幟下有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般的自我感覺良好――他們與時代脫節得有如你老細在今時今日叫你將文件fix比客戶一樣：他們又不像在開玩笑，他們還很較真地說你不明白。
另一方面，讓我們看看另一位以大中華主義者自居的傳媒人謝志峰：談起六四，他滔滔不絕，民主中國夢未敢言棄，自由行、新移民、普教中多多包容，中港同祖同宗，畜生笑甚麼你也是中國人。在筆者看來，他活像一個剛從一九八九年跨越來到二零一四年的人一樣，大中華思想在他身上體驗得淋漓盡致――包括這種思想的矛盾。
讓我們從另一角度再看看熱血愛國、義無反顧的大中華主義者謝志峰：九七移民潮中遠走他鄉，一家幾口都拿著加拿大護照，回流後子女統統就讀國際學校。這種又怕又愛的矛盾情緒跟前文所述八九十年代香港人的矛盾心理如出一轍，甚至乎謝志峰無非是作為一個典型例子引證了上文的論點並為我們揭示出大中華思想在與時代脫節以外的另一缺憾：這是一種由距離產生的美，是一種猶如靚女唔痾屎一樣的美麗遐想。
謝志峰在思想上熱愛中國，現實生活中卻處處與中國保持距離，也因著這種距離，二零十四年的中港矛盾就沒法闖進他一九八九年的思想並發生衝突，也就是所謂的離地――在筆者看來，香港社會中很多所謂最堅定的大中華主義者，同時也是最離地的階層。因著日常生活遠離中港衝突，他們體驗不到基層受到來自新移民和自由行的負面影響，甚至繼而站在道德高地上一面說風涼話一面批評基層對待中港衝突的激烈反應。
毫不誇張地說，香港的大中華主義帶著濃濃的葉公好龍意味，而在海怡半島居民拖篋圍Prada一事中，鄭家富作為一個絕佳的例子登場。他在事件前後幾乎是一百八十度相反的態度展示了當沒有了距離、中港衝突殺到埋身之際，大中華思想如何馬上分崩離析：不到半年前，鄭家富批評廣東道的驅蝗行動是法西斯排外，而今日，他卻以領軍人物姿態做著幾乎一模一樣的事，甚至事件中的口號：海怡不是廣東道，更說明了距離，或者說離地這個維持大中華思想的必須元素。
回頭翻開歷史，零八年京奧時，香港社會仍然為大中華主義主導，從對中國隊一榮俱榮同仇敵愾的氣氛和輿論中可引證這一點，而今日大行其道的諸多本土派論述，在當時看來，屬於異端邪說而為社會大眾所唾棄。那何以在短短五年間，大中華主義與本土派互換位置，前者終被拉下神壇，而後者又變得如日中天？
當中的決定性因素在於隨著中港交往漸頻而大增的中港矛盾。內地來港旅客數目從二零一零年起每年以雙位數增長，具體數字是從一千八百萬人次增長至二零一四年的估計五千萬人次。零三年沙士之後，開放自由行無疑是正確的決定，但隨著旅客數目失控般暴增，自由行開始影響到香港人，特別是基層的日常生活。
此時，香港人意識到，大中華主義對族群矛盾的空白解決不了這個時代的難題，而新移民和自由行引發的中港衝突更成為了壓死大中華主義這只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至此，香港人需要一種新的思想來適應這個時代、來回應這個時代，本土派於是應運而生。
陳雲的香港城邦論一如司徒華的中港命運共同概念一樣，是時代的呼喚――不是陳雲創造了這股本土派的風潮，而是香港社會需要這股風潮來解決時代的難題。這數年間香港社會的巨變不是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而是顯示社會發展到另一階段，這是一種成熟和合理化的表現――盡管這個過程需要諸多摸索，也伴隨著一些變革中必然的動盪，也縱使這些動盪從來都不討人喜歡。
可以說，是中港的利益衝突催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以及本土派的迅速崛起，本土派在將來的發展有多快視乎這種利益衝突擴散得有多快，而隨著中港全面融合，這種衝突將全方位來臨：從自由行藥房金鋪，到綜援公屋；從專業人士如會計師執業資格，到電力電訊等行業，而這將使更多的香港人走向不同程度的本土派。
民主中華此一政治理念破產了，民主黨、大中華派，甚至是何喜華蔡耀昌謝志峰，他們的歷史角色完結了，但迎來的不是泛民的末日，而是新生――歷史自會為其尋找出路，若果說有誰背棄了大中華派和民主黨的話，只可以說是時代背棄了他們，甚至乎，從香港決定了回歸以後，中港衝突和本土意識抬頭就是必然的結果，這是從一早就已經決定的命運。
時代的步伐不因某一撮人的意志而停下，在政治這個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舞台上，屬於大中華派的這一章來到了謝幕一刻，他們要麼帶著餘暉鞠躬下台，要麼在觀眾的噓聲下消耗掉自己最後的光環。
往後打算對香港政治作比較有系統的論述，所有有關政治的文章都會放在相簿《沒有硝煙的戰爭》裡。
香港政局迷思之一：大中華派
時間回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不少香港人為此痛心疾首――因為同胞之死，更因為祖國墮落。本來抱著民主回歸這種良好願景的司徒華與中共割蓆，退出基本法草委，而僅僅數年前，他還在高呼打倒港英回歸祖國。
這一刻，他發現曾經無限嚮往的祖國原來如此猙獰，於是決定以另一種方式，去獻身於這個祖國：打倒萬惡的中共，建立民主中國，拯救千千萬萬的同胞――從那時起，黨國民三者分家，中共是騎劫祖國的萬惡勢力，中國人是無辜的同胞以及被脅持者。
姑勿論這種帶著精神分裂色彩的論調是否真確可行，但司徒華是如此、也只可這樣相信著，否則他將墮入一個兩面不是人的地步：唯有如此將中共、中國、中國人分家，他才可以保全自己心理上中國人的身份來繼續拯救祖國的偉大理想。更重要的一點是，這也是當時整個社會的共識和處境，司徒華可說是那個時代香港社會精神面貌的一個濃縮――不是他帶起種思想，相反，他才是這種思想底下的產物。
唯有這樣，才能解釋香港人當時對中國那種矛盾的態度：因對中共恐懼而引發的移民潮、因悼念同胞而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因祖國華東水災而辦的籌款晚會，若果把黨國民視作三位一體的話，是不可能解釋到上述那種矛盾的情緒。
當了解到那個時代整個社會的想法以後，司徒華提出的中國沒民主香港沒希望此一中港命運共同概念就顯得相當自然而然，以致於在民主黨內醞釀出一種今天被稱為大中華主義的思想：香港人即中國人，香港即中國一部份，香港有責任為中國以及同胞福祉著想，亦與中國一榮俱榮一辱俱辱。
這種大中華思想與其說是源自支聯會民主黨，倒不如說是那個時代的產物，而支聯會民主黨無非是順應潮流提出民主中華此一高遠得幾乎無法觸及、卻同時最強而有力的政治理念來撈取政治資本好，來抒發熱情也罷，或者兼而有之――他們搭上了時代的順風車，並在往後的時間裡主導香港政壇近二十年，只不過，他們不會想到，這將在日後成為他們最沉重的政治包袱。
四份一世紀過去，時間來到二零一四年，六四燭光晚會來到第二十五個年頭，民主中華這一理念終因其高遠得近乎虛妄而漸漸流於口號和形式，大中華主義被新一代視為對香港社會眼下諸多緊迫議題的束縛甚至是阻礙而遭唾棄，而這群被稱為本土派的人有足夠的理由去這樣做。
上承黨國民三分法，本土派與大中華派最大的不同在於對後兩者迥異的態度：眼見在大中華派主導香港政壇的二十年裡香港民主發展遲滯，甚至可說是絲毫未進，而同時香港民主發展日益嚴峻，本土派開始反思中港命運共同此一概念――為甚麼香港人要背負民主中華此一沉重的包袱？當下連香港的民主也未必能夠實現，香港是否還有餘力去聲援中國人爭取民主？又或者，香港人是否應該放棄假大空的民主中華夢而將目標定為自保？
這一連串的反思一方面體驗了香港本土意識的崛起：『香港』開始從『中國』裡分離，香港人開始意識到兩者在一些方面的利益衝突，或者至少是利益的不一致，而六四燭光晚會作為民主中華的政治運動，或者說大中華派的旗幟運動也開始被質疑其成效和意義。參考台灣的經驗，本土派對六四的反思是一種去中國化的表現，也是本土意識成熟的前奏。
本質上，大中華派的民主中華是一個要求七百萬人背負十三億人責任的運動，而本土派的主張無非是七百萬人就負責回七百萬人的責任――也就是，香港的民主，至於那十三億人的民主，就是那十三億人的責任。本土派的主張無論是從實踐的角度抑或是權責相稱的角度，都相對合乎邏輯，因此對本土派忘本的批評並不成立，因為從一開始大中華派的主張就不是一個合理的願景。
而作為本土派中堅的香港年青一代，他們大多沒有親身經歷六四事件，有人說這令年青一代忘記歷史，但正正由於沒有親身經歷那段歷史，而正好令他們能夠不帶主觀感情的去看待，並對六四事件的意義和目標作出合理的反思。
至於對中國人的態度，則是本土派與大中華派大部份爭議的導火線。對於大中華派來說，對中國人態度這一說法政治上不正確，因為他們主張香港人中國人血統文化種族一脈相承，所謂黃皮膚黑頭髮，香港人就是中國人，既然不分你我，也就沒有利益衝突、族群矛盾。究其原因，在大中華思想誕生的時代，一則中港來往不像今日頻繁，產生的矛盾也就不如今日，二則當時的香港社會發展程度不如今日飽和，生存空間的爭奪也不如今日激烈。
當大中華派用這種過時思想來應對當下一系列中港矛盾時，盡顯其無力與蒼白：去年蔡耀昌何喜華等人協助新移民爭取綜援，社會上幾乎是一面倒的反對與批評。但他們不單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反而指責香港社會歧視排外法西斯，並在那面同胞大愛的旗幟下有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般的自我感覺良好――他們與時代脫節得有如你老細在今時今日叫你將文件fix比客戶一樣：他們又不像在開玩笑，他們還很較真地說你不明白。
另一方面，讓我們看看另一位以大中華主義者自居的傳媒人謝志峰：談起六四，他滔滔不絕，民主中國夢未敢言棄，自由行、新移民、普教中多多包容，中港同祖同宗，畜生笑甚麼你也是中國人。在筆者看來，他活像一個剛從一九八九年跨越來到二零一四年的人一樣，大中華思想在他身上體驗得淋漓盡致――包括這種思想的矛盾。
讓我們從另一角度再看看熱血愛國、義無反顧的大中華主義者謝志峰：九七移民潮中遠走他鄉，一家幾口都拿著加拿大護照，回流後子女統統就讀國際學校。這種又怕又愛的矛盾情緒跟前文所述八九十年代香港人的矛盾心理如出一轍，甚至乎謝志峰無非是作為一個典型例子引證了上文的論點並為我們揭示出大中華思想在與時代脫節以外的另一缺憾：這是一種由距離產生的美，是一種猶如靚女唔痾屎一樣的美麗遐想。
謝志峰在思想上熱愛中國，現實生活中卻處處與中國保持距離，也因著這種距離，二零十四年的中港矛盾就沒法闖進他一九八九年的思想並發生衝突，也就是所謂的離地――在筆者看來，香港社會中很多所謂最堅定的大中華主義者，同時也是最離地的階層。因著日常生活遠離中港衝突，他們體驗不到基層受到來自新移民和自由行的負面影響，甚至繼而站在道德高地上一面說風涼話一面批評基層對待中港衝突的激烈反應。
毫不誇張地說，香港的大中華主義帶著濃濃的葉公好龍意味，而在海怡半島居民拖篋圍Prada一事中，鄭家富作為一個絕佳的例子登場。他在事件前後幾乎是一百八十度相反的態度展示了當沒有了距離、中港衝突殺到埋身之際，大中華思想如何馬上分崩離析：不到半年前，鄭家富批評廣東道的驅蝗行動是法西斯排外，而今日，他卻以領軍人物姿態做著幾乎一模一樣的事，甚至事件中的口號：海怡不是廣東道，更說明了距離，或者說離地這個維持大中華思想的必須元素。
回頭翻開歷史，零八年京奧時，香港社會仍然為大中華主義主導，從對中國隊一榮俱榮同仇敵愾的氣氛和輿論中可引證這一點，而今日大行其道的諸多本土派論述，在當時看來，屬於異端邪說而為社會大眾所唾棄。那何以在短短五年間，大中華主義與本土派互換位置，前者終被拉下神壇，而後者又變得如日中天？
當中的決定性因素在於隨著中港交往漸頻而大增的中港矛盾。內地來港旅客數目從二零一零年起每年以雙位數增長，具體數字是從一千八百萬人次增長至二零一四年的估計五千萬人次。零三年沙士之後，開放自由行無疑是正確的決定，但隨著旅客數目失控般暴增，自由行開始影響到香港人，特別是基層的日常生活。
此時，香港人意識到，大中華主義對族群矛盾的空白解決不了這個時代的難題，而新移民和自由行引發的中港衝突更成為了壓死大中華主義這只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至此，香港人需要一種新的思想來適應這個時代、來回應這個時代，本土派於是應運而生。
陳雲的香港城邦論一如司徒華的中港命運共同概念一樣，是時代的呼喚――不是陳雲創造了這股本土派的風潮，而是香港社會需要這股風潮來解決時代的難題。這數年間香港社會的巨變不是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而是顯示社會發展到另一階段，這是一種成熟和合理化的表現――盡管這個過程需要諸多摸索，也伴隨著一些變革中必然的動盪，也縱使這些動盪從來都不討人喜歡。
可以說，是中港的利益衝突催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以及本土派的迅速崛起，本土派在將來的發展有多快視乎這種利益衝突擴散得有多快，而隨著中港全面融合，這種衝突將全方位來臨：從自由行藥房金鋪，到綜援公屋；從專業人士如會計師執業資格，到電力電訊等行業，而這將使更多的香港人走向不同程度的本土派。
民主中華此一政治理念破產了，民主黨、大中華派，甚至是何喜華蔡耀昌謝志峰，他們的歷史角色完結了，但迎來的不是泛民的末日，而是新生――歷史自會為其尋找出路，若果說有誰背棄了大中華派和民主黨的話，只可以說是時代背棄了他們，甚至乎，從香港決定了回歸以後，中港衝突和本土意識抬頭就是必然的結果，這是從一早就已經決定的命運。
時代的步伐不因某一撮人的意志而停下，在政治這個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舞台上，屬於大中華派的這一章來到了謝幕一刻，他們要麼帶著餘暉鞠躬下台，要麼在觀眾的噓聲下消耗掉自己最後的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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