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
無敵勇敢👍
想起我曾經在醫策會場子講「評鑑作假論」、
在國小學校講「性平教育很多恐懼的是家長師長」
這個戰鬥太太更勇敢一萬倍
#如果消滅不了那就溝通
【我以為我準備好了】
戰鬥媽媽今天提著大包小包超過二十公斤的食物坐高鐵去台中跟中部七縣市農會幹部演講「綠色農遊的具體實踐與規劃」,早就放話不接演講的我半個月前臨危受命,因為主辦單位一句話:「你想講甚麼都可以!」
去年台派選舉大敗,主因之一就是地方農會與宮廟系統支持國民黨候選人!可以前進農會系統演講,而且是「你想講甚麼都可以!」這種天上掉下來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就算再忙再累,爆肝也要接!
首先,我把題目改成簡單易懂的「農村小旅行」,因為去年選舉,個人覺得進步派潰敗的原因之一就是語言太菁英,「綠色農遊的具體實踐與規劃」比較適合去大學農業科系演講用,今天對象是農會的大哥大姊,「農村小旅行」這個題目應該會更貼近他們的日常一點。
熬了幾天夜,一邊準備試吃料理一邊弄演講PPT,破紀錄來到173頁,光照片就放了五六百張,從自我介紹貴婦辭掉百萬年薪回家當主婦的轉彎人生,投影片跳出「人生不是只有發大財」這幾個字,我就發現當場有幾個人眼光開始出現異樣;小小試一下水溫確定自己真的來到虎穴之後趕快把主軸拉回農會幹部關心的面向,緊接著介紹戰鬥媽媽過往奮鬥的「校園午餐非基改」與「高屏空污總量管制」這兩個成功立法的社會運動之後;再用我身上穿的「農村出代誌」T恤問大家:「請問你們要戰鬥甚麼呢?」
到底「農村出啥米代誌?」我用一張張農地求「售」的照片說明台灣農地平均每公頃三千萬元,是德國的103倍、法國的272倍、美國的333倍,開始切入農地無法農用、農村人口老化、糧食自給率過低這三個議題,果然成功引起大家的注意。
然後,我用了數十張「世界文化遺產」到此一遊的照片證明本人地球走半透,最後停在傅志男大師拍的澎湖玄武岩與花東海岸線的絕美照片,證明世界最美是故鄉。
除了本人拍胸脯保證,當然也要抬米其林主廚出場為台灣說幾句話!首先介紹去年陪世紀女廚神Anne-Sophie Pic到高雄微風市集、她對台灣小農食材的喜愛與讚嘆;再介紹米其林主廚最愛的台灣食材「馬告」替午餐加碼的「馬告鳳梨茶」與「馬告鳳梨果凍」暖場。
午餐時間一到,大家沒有急著去拿便當,反而乖乖拿著餐具排隊等我佈置試吃餐桌,長長的排隊人龍,果然沒有辜負我提著大包小包、連八公升的大玻璃茶桶都搬來、史上最狼狽搭高鐵的苦心!
下半場的演講,我用了同禮部落的馬告工作假期、阿里山鄒族部落的咖啡一日農夫介紹特色農村小旅行如何規劃?再用沼氣發電的「中央畜牧場」、生態養殖的「邱氏兄弟」說明綠色農遊如何選擇友善環境的生產者?
話鋒一轉「不要隨便參觀養豬場」,投影片從可愛的小豬切換到日本農林水產省官網上說明中國「非洲豬瘟」各省淪陷的地圖沒有放台灣、習近平因此崩潰的照片!然後,投影片跳出「連豬都管不好了,你還要跟中國統一嗎?」大爆炸特效時,現場空氣瞬間降到冰點,通常演講超賣力頻頻擦汗的我,第一次講到感覺冷!
還好,接下來登場的無塑餐會主題是大家的菜,常常在農會辦活動為免洗餐具苦惱的大哥大姊們看到PPT裡面的檳榔鞘便當盒、大葉欖仁葉子試吃盤、竹筒杯、麵包樹葉碗、血桐葉保鮮膜,一個一個眼睛都亮了起來,最後,我用了小乖拍的阿里山小火車照片邀請大家一起坐火車去旅行吧!
結局當然不能停在這裡,不然我不是白來了嗎?「如果有一天不能搭飛機坐火車」這個問句切入今天整場演講「農村小旅行」鋪陳兩小時的重點「中國去年因為社會信用分數未達標準,有1746萬人被禁買機票、547萬人被禁買高鐵票。」如果明年我們選了中國代理人當總統,國民黨主席吳敦義說拿到政權就要跟中國簽和平協議(本人演講一定有圖有真相,馬上秀照片證明不是假新聞),一國兩制之後,難保台灣哪天開始實施這套社會信用評分,你只要詐騙、拖欠貸款、非法集資、廣告不實,甚至「行為表現不文明」等,就有可能無法購買機票或是高鐵票!
雖然空氣又開始進入冰點,我還是繼續講簽了和平協議的新疆集中營、烏魯木齊機場活體器官快速通道、藏人自焚地圖等等,拜託大家為了我們的孩子,明年總統大選不要投給親中候選人,不要讓下一代面臨圖博人與維吾爾族現在的絕境!
戰鬥媽媽演講人生第一次結束在非常非常非常「乾冷」的氛圍,還好最後的Q&A分享時間,我用了三瓶很厲害的馬告當獎品,吸引大家分享今天回去可以馬上運用在農會工作的低碳減塑行動,第一位朋友說:「我想從每次辦活動的紙餐盒開始改變,雖然我們鄉下找不到鐵盒便當店,但我願意試試找外燴讓大家自備餐具打菜,就從這裡開始!」我的回饋是:「如果真的找不到外燴,也可以買肉粽一人發一顆(肉粽會脹氣?反正又不是天天吃),或是共煮共食一鍋鹹稀飯、炒麵炒米粉這種簡單料理,解決了紙餐盒的問題還可以凝聚感情!」
第二位舉手發言的大姊超有架式、一手叉腰一手拿麥克風、一開口說話我就知道她在這裡喊水會結凍:「我希望大家可以開始推動走路去上班,然後我要把農會裡的免洗筷收起來、每個人要自備環保筷,我也要把茶包咖啡包都收起來、全部喝白開水就好!」順著大姊的話尾,我趕快補一句:「飲料喝多真的不好!台灣洗腎這麼多、手搖飲料難辭其咎!何況最近那麼多手搖茶品牌都跟中國下跪了,我們還是站著喝志氣白開水就好!」
感謝這位大姊份量十足的發言,第三瓶馬告竟然有數人搶答,最後我把麥克風遞給現場唯二男性之一:「雖然我們一直強調性別平等,但在今天這個場合我還是要保障一下性別少數。」
「我覺得要推減塑還是要從自己開始做起,就像我隨身會帶矽膠摺疊杯、保鮮盒等等,拿出來用的時候,旁邊的人就會覺得很方便很環保,已經有很多人跟著我買這款矽膠摺疊杯了。」他邊說邊示範矽膠杯如何折疊,確實讓人心動!(我沒說出口的是矽膠品質不一,裝熱我還是不推薦。聽眾的分享回饋除非是人命關天或是觀念完全不正確,否則我是不會吐槽的!)
感謝三瓶馬告圓滿達成任務,讓我破冰結束今天的演講,會後有幾位學員拿隨身碟來copy演講PPT,終於稍稍撫慰我今天碎了滿地的玻璃心。
就在我準備把八公升的玻璃茶桶包好氣泡布裝進行李箱時,一個很年輕的妹妹走過來,還沒開口眼眶就紅了:「謝謝你最後講的那一段,這個議題我在農會根本不敢說。我跟你一樣喜歡自助旅行,每次出國我一定會帶觀光局的英文簡介跟我遇到的外國朋友介紹台灣。我最常去非洲、這些國家因為受中國資助,都被洗腦台灣是中國一省,我總是不放過任何機會跟新認識的外國朋友介紹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除了行李箱的國旗貼紙、我還會穿國旗衣,然後我會把觀光局的英文台灣簡介放在青年旅館的資訊架上,讓大家知道台灣不是中國!」
她還沒講完我就忍不住給她一個緊緊的大擁抱!這次換我眼眶含淚跟她說:「天啊!你怎麼可以這麼勇敢?你做的這些事我連想都沒想過,你真的太棒了!」「謝謝你跟我回饋這一段,讓我知道今天潛入深藍選區沒有全軍覆沒,就算沒有叫醒睡著的人,至少安慰到你這個同溫層,我們彼此知道並不孤單這樣就夠了!」
跌倒了沒關係,站起來就好!回家後,開始上網找資料,原來韓國瑜凱道造勢身邊站了兩個人,一個是中華民國農會理事長蕭景田,一個是掌握全國農會與水利會組織張榮味的妹妹張麗善。
「全台灣最想讓國民黨重返執政的就是農會體系!以往農會、水利會都是國民黨的天下,民進黨數度想打都打不進去,每次在各地的會長改選都以慘敗收場。各種關於農會、水利會的改革窒礙難行,龐大的選票動員力讓受惠者國民黨不願改變,民進黨則因本來就難打入,更不可能主動推改革自毀名聲。
既然收服不了,那就想辦法消滅。
民進黨在2018年修法,讓坐擁3000億資產的水利會,會長從2020年開始改為官派,由政府接收。面對水利會被民進黨直接殺到家門口的震撼,各地派系都燃起危機意識,尤其是還沒被開刀的農會系統,更是群起反彈。這也是去年大選國民黨在中南部的派系整合會如此順利的原因之一,台中、彰化、雲林與高雄等地的農會很清楚知道,再不團結幫助國民黨勝選,最後會落得跟水利會一樣的下場。」http://bit.ly/2L7rbq2
原來,你們不是不愛台灣,只是擔心農會被民進黨消滅!這樣我就知道下周五在高雄的農會場我要怎麼切入台灣主權了!
東革阿里台灣禁賣原因 在 Terry&Friends程天縱與朋友們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老頑童的退休宣言——前富士康總裁程天縱
2014 年 8月6日原富士康 CEO 程天縱做客「深圳灣夜話」,得到了很多小夥伴的轉發,程老師也在朋友圈里轉發了,並隨著轉發的文章寫了好長一段文字,讓無數小夥伴感動的淚奔!經程老師允許,我將他的這些文字從微信朋友圈轉發到這裡,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夠從程老師的身上感受到年輕和力量。同時,我還為這篇文章配上了一副 iPad 手繪主題圖,一並送給程老師,感謝他對年輕人的提攜和幫助!
我的退休宣言 - 程天縱
老頑童?我又多了一個稱號。倒是滿貼切的。
參加了深圳灣夜話活動,我又多了40位年輕小夥伴微信朋友。很是高興。忍不住在這跟朋友們得瑟一下。
回顧我近乎40年的職業生涯,從惠普到德儀,從德儀到富士康,我都秉持一個原則,"天底下何處沒工作,何苦加入原東家的競爭對手和自己一手建立的團隊競爭?"。因此,僅管機會再多再誘人,不加入競爭對手成為我做為一個職業經理人的原則之一。這也意味著,我必須離開原來的產業,進入一個新的產業做為一個新兵。於是從儀器、計算機產業進入芯片半導體產業,再進入製造業。
如今離開富士康兩年了,由於富士康高達四兆台幣的營收,在高科技產業 幾乎包山包海,無所不在。要真正不跟富士康競爭,除了退休之外別無選擇。因此我也訂下了幾個原則自我要求。第一是,在兩年競業限制期間,不做三規的工作(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做規定的事),這是比退休更嚴格的限制。第二是低調再低調,在兩年之內不接受媒體採訪,不做公開演講。以避免洩露任何業務機密。
退休以後,我開始大量使用微信做為我的社交工具。而且捨棄了PC和筆記本電腦,只用平板和智能手機。沒有了助理沒有了秘書,沒有了IT部門,只有簡單節約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一切自理。雖然沒有秘書幫我排行程訂約會,我卻重新享受到了可以自己自由的安排行程的快樂。沒有了專用車和司機,我可以享受搭乘地鐵的自在和在市區熙攘人群中步行的悠閒。
去年開始接觸到創客運動,深深被年輕人的創意和活力所吸引。也開始回到引領高科技浪潮的移動互聯網和智能軟硬件的領域。先進科技的知識、年輕人創意的語言、創造的激情、創業的響往,這些都讓我著迷,徬彿遇見了三、四十年前,年輕的自己。同時我也看到了創業的困境、決策的榜徨、管理的問題、供應鏈和製造層出不窮的意外、用戶的吐槽、心情的鬱悶、何去何從的糾結。這些年輕人需要導師,這些年輕人需要協助。我突然知道了我喜歡做什麼,我想要做什麼,我應該做什麼。
在去年初步和年輕創業的創客接觸中,我犯了幾個錯給了幾個糟糕的建議。我才領悟到我和年輕人之間確實存在的代溝。在不瞭解年輕人的思維和語言、在不瞭解互聯網浪潮衝擊的情況下,我的經驗和經歷對於協助這些年輕人反而成了一種負債,而不是資產。我首先得以年輕人為師,先學習。
於是我放空自己放下身段,打破了兩年之內不公開演講的原則,接受邀請去北京參加了去年11月的移動開發者大會,做了"創新來自長尾,創業源於創客"的演講,開始大量的認識年輕創業家,迅速增加微信朋友。接下來在上海、深圳,借著演講、座談會,年輕朋友快速增加。我從這些小夥伴中挑選了有興趣有緣份的一部分初創企業,展開了挨家挨戶的拜訪。在我60歲以後重啓了我人生下半段的學習之旅。
我要感謝感恩這些年輕的小夥伴們,沒有因為我的年齡而把我排斥在外。對於我問的一些傻乎乎的問題也樂於回答,而且不厭其煩的解釋。他們都是我人生下半段的貴人,引領我進入一個令人目炫神迷的年輕世界。我比我的同齡人幸運,或許因為年齡的衿持,或許因為沒有這些因緣,他們沒有機會體驗到我和年輕小夥伴在一起的這些付出與得到的快樂。
最近很多微信朋友注意到我把微信頭像從煙花換成了我的近照,紛紛來問原因。借著這篇短文統一回答。在今年六月底我離開富士康滿兩年,這也是業界競業禁止的期限。我不在低調,可以真面目和年輕小夥伴們見面了。而且對於想成為我微信朋友的,我一概歡迎,全部加入。相逢自是有緣,讓我們彼此成為人生旅程中的貴人,彼此帶來正面的能量。或許從成為朋友開始就是人生的轉折點。
這段短文標誌著我人生一個階段的結束,另一個更年輕階段的開始。
2014年8月8日於深圳
下文是程天縱於一年前上海新車間的演講內容,程老師在過去的一年中先後拜訪了許多創客團隊,身體力行踐行著自己的信念 「開放、開源、包容、分享」 將創客這一活動發揚光大。
我這一輩子,都在外商大公司服務,沒想到等我去年6月退休以後,居然會對創客運動發生興趣。所以,我想從自己的經驗出發,跟各位談一談創客運動。
我在1979年,加入台灣惠普,在惠普大概19年時間。剛開始是在台灣,1988年,惠普把我調到了香港亞洲區總部:他們叫做「快速發展計劃」。惠普當時在挑選一個能到北京擔任中國惠普總裁的人選。
我那個快速發展計劃是四年,所以兩年在香港,先讓我接觸到國際化的經驗。那兩年,我在香港惠普亞洲區總部,成立了第一個所謂的市場部。
兩年後,我被調到惠普總部,擔任資深副總裁的助手,幫他做五年規劃。我老闆講,如果在一個跨國公司,準備求發展,往上晉升的話,那麼最好你要進入權力核心。「你要知道跨國公司權力核心的運作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到總部去工作。」
同時惠普幫我安排了「白天上班,晚上念MBA」的日程。當時我很奇怪,問我老闆,「在大企業工作,其實不看學歷,都看能力,為什麼要我先去念MBA,然後再派我到北京擔任中國惠普總裁?」這時候他跟我講,如果選擇在美國的跨國公司作為職業生涯,那麼你就應該瞭解企業文化,瞭解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到學校去念書。
經過4年的準備,在1992年1月把我送到北京,擔任中國惠普的總裁。我在北京工作了6年,也生活了6年。到了97年,我覺得中國惠普我已經待了差不多。整個惠普,主要是PC,而我認為,PC已經差不多走到盡頭了,不會有什麼大的突破跟發展。
當時正好美國德州儀器公司找到我,給了我一個更大的舞台,擔任德州儀器亞太區總裁,東至日本,西至印度,都歸我管轄。亞太區裡面還有四個半導體封裝測試工廠,管理工廠給了我新的挑戰和經驗。
在我進入德州儀器之前,我跟德州儀器的董事長和CEO談好條件,對於這輩子一直都在外資公司擔任職業經理人的我,最大的夢想,就是能夠負責一個產品線的盈虧。
當時德州儀器的董事長跟他的執行長答應我了。可是我在德州儀器乾了五年以後,我的老闆跟我講說,我乾得太好了,找不到人可以頂替我。所以我要繼續擔任德州儀器亞洲總裁繼續乾下去。
我就知道我的「產品線盈虧」美夢實現不了。乾了10年以後,到了2007年,我培養的接班人已經準備好了,我在大陸培養了一個接班人(現在德州儀器大中國區總裁謝彬),我的副手也已經準備好接班,所以我就決定離開德州儀器,加入了富士康集團。
富士康集團總裁郭台銘先生,答應給我一個舞台,完成我負責一個完整產品線的夢想。當時,許多朋友與我打賭, 認為以我的外資工作背景來看,在富士康這樣一個以製造為導向的企業,一定乾不了一年。結果出人意料,我在富士康工作了五年。
我在富士康里歷任了多個職位,除了擔任集團副總裁外,還兼任事業群總經理。在這五年里,我經手過連接器、PCB、手機三個事業群。
在墜樓事件之後,郭總裁把我派到FIH(富智康集團)擔任CEO。對一個以職業經理人為目標的人而言,我覺得這已經乾到頂了。我的身體狀況也不容許我再拼搏下去。因為在富士康是加速折舊,工作日以繼夜,非常辛苦。
我就毅然決然地選擇了退休。當時媒體有各種的報道和猜測為什麼我突然退休。對於這些揣測我不想多做解釋,於是我自己定下一個原則,在我退休的前兩年我不接受採訪,也不公開演講。
各位看到我的經歷,我在參加大的企業總共服務了快35年。這一輩子都在做職業經理人,自己沒有創過業。雖然在企業內曾經創過業:在中國惠普,成立了七家合資公司,兩家獨資公司;在德州儀器,在大陸成立了三家企業。
所以總結這三十五年的職業經理人經驗:第一,我都在大跨國公司工作。第二,我沒有真正自己創過業,我就是一個職業經理人;雖然在中國惠普,成立了七家合資公司,兩家獨資公司;在德州儀器,在大陸成立了三家企業,但那都是企業內部創業。第三,在這三家企業工作,接觸電子測試儀器、醫療儀器、化學分析儀器、計算機、小型機、PC、打印機,也接觸半導體,還經歷過零件、零組件一直到整機,手機。
關心我的朋友們都認為我退休的太早。我也在休息了大概半年多以後,開始在思考接下來要做什麼。我發現這個創客運動方興未艾,在中國剛剛開始。我也認識了像李大維、潘昊、葉琛這些很優秀的年輕人。我想到,我要幫助他們。所以,我開始對創客運動產生了興趣。經過他們的鼓勵,我打破了我第一個原則:也就是說,離開富士康兩年之內不公開演講。
半世紀的產業變革,暴露哪些問題?
但為什麼一個在大公司工作三十五年的職業經理人,會對創客發生興趣,然後願意參與這個運動呢?在退休後,我就開始回想,這輩子經歷了半世紀的產業變革,我想了很多。
在50年代的家電產業是最火爆的。我記得小時候,台灣大多數家庭都買不起電視,看到隔壁有電視,每天晚上幾個小孩圍在鄰居窗外看電視。1950年發明瞭電晶體和半導體,60年代開始進入電子時代,到了70年代進入IT時代。1975年個人計算機推出來,PC及筆記本計算機紅紅火火的。
到了80、90年代,由於手機的普及讓全球步入ICT時代。緊接著網絡時代降臨,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為許多年輕創業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遇。進入雲端時代, 最紅火的終端就是智能手機。經過這些產業的變革,很多產業並不是消失了,它還存在,到今天你還買電視和電子產品。只不過引領科技潮流的產業發生了變化。這 些變化不僅影響了企業,更大的影響了國家競爭力。
我曾跟著郭台銘總裁一起到日本夏普。富士康曾經考慮投資夏普。從產業角度看,日本曾經是全世界,包括美國在內,都非常尊敬的一個國家。他們的質量管理,他們電子產品的成功使許多美國企業徹底的改變了產品、管理思維,轉而向日本學習。
但去年我到日本的時候,索尼、東芝、松下、夏普等日本大企業全都面臨每年幾千億日幣的虧損。到底日本出了什麼問題?虧損的原因有很多,跟他的股權結構,跟他經營理念都有關係。但所有的失敗都源自於高度的成功。
日本的家電產品,日本的電子產品非常的成功。當有一個產業非常成功的時候,這個產業就吸收了大量的資源,包括資金和人才。成功讓人滿足於現狀,所以導致日本的產業停滯不前。
日本的PC和筆記本電腦只能在日本市場銷售,跨不進IT時代,也跨不進ICT,日本的智能手機市場仍未徹底打開。日本停頓在了所謂的家電跟電子時代。停留在成熟產業,不跟上主流科技的浪潮,不僅僅影響到一個企業的存亡,也影響到一個國家高科技發展的成敗。
台灣最近也出了很多事。台灣曾是亞洲四小龍之一,最近有台灣媒體報道,大學畢業生月薪只有22000台幣。22000台幣的月薪,與16年前台灣的大學畢業生的薪水持平。對此,很多人將其歸結於政府的無能,不懂經濟和產業。
而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成功來自於IT產業。當時很多人講IT就是印度與台灣,因為印度的軟件代工和台灣的硬件代工非常強。台灣和印度都由於在IT太成功,所以就種下失敗的誘因,沒有辦法跨過IT的檻,繼續往前走。最近,宏達電的智能手機市佔率出現了問題,最近宏碁的董事長也宣佈下台,第三季虧損130億台幣。這些都是企業停滯於IT時代造成的。
歐洲幾個國家,以芬蘭為代表,瑞典、德國、法國等國家,他們的高科技產業走到ICT以後走不下去了。諾基亞被微軟收購,愛立信跟索尼合資也拆伙了。
我退休後,一直在反復地思考,這些大企業太成功了以後,對國家是幸還是不幸,對國家的經濟產業的發展,是幸還是不幸?在中國大陸,現在很多新的年輕人都投身到互聯網。我們在互聯網,有了百度,有了阿里巴巴,有了騰訊,都非常成功,中國的資金與人才,全部投到互聯網裡面去了。
那麼如果說歷史會重演,中國在互聯網這麼成功,會不會重蹈日本、中國台灣等的覆轍。所以我在想,究竟我們的下一波是什麼?
第三次工業革命:原子與比特的結合
我最近看到一些報道,說到2020年的時候,會有三百億件新的東西上網。那這些東西是什麼,就是物。這個代表一個很大的商機,所以我認為下一波是物聯網,而且創客運動是一個推動物聯網最重要的一個運動。
回到《創客》這本書所講的三次工業革命。這本書將第三次工業革命定義為「從2005年開始」,為什麼?因為2005年開始出現了創客運動,創客運動將原子和比特結合了。
在這半世紀的高科技產業變革歷史中,1950年發明瞭晶體管和IC,為什麼我們不說是1950年開始第三次工業革命?1975年 PC誕生了,為什麼我們不說1975年開始第三次工業革命?或者我們為什麼不說從互聯網誕生開始第三次工業革命?
我認為半導體及PC都創造了新的產業,但是沒有顛覆其他的傳統產業。互聯網非常的重要也確實顛覆了一些傳統產業。但是互聯網本身還不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因為互聯網的應用大部分在第三產業,也就是服務業。真正人類生產力的大躍進,一定要發生在農業和工業。沒有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就沒有第三產業。假如說農業、工業滅亡了,何來第三產業?第三產業服務誰?
當你的數字技術沒有辦法滲透到農業跟工業的時候,我認為就稱不上是第三次工業革命。
在全球的創客浪潮里,我們中國已經走在了後面。2005年從美國誕生創客運動開始,歐美日都有飛快的發展。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2年宣佈,將以四年的期間,在美國1000個中學里建立創客空間,將創客培養往前推。反觀中國大陸,還是一片荒蕪,一直到2010年左右我們才有上海新車間的誕生。接著陸陸續續有一些創客空間誕生,到現在為止整個中國大陸才只有18個創客空間,而且都不具規模,以俱樂部形式存在。
我個人認為創客的定義是:第一,創客一定要想辦法,擔負起推動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責任,要有比特和原子的結合,也可以說是軟硬件結合,或者是硬件智能化和網絡化。第二,一定要滲透到各種傳統的工業,而不僅限於電子、IT或第三產業。這對於中國將未來長遠的科技發展有莫大的推動力,希望在互聯網的成功不會變成將來我們失敗的原因。
將來下一波產品是什麼?我認為將會是軟硬結合,網絡無所不在。過去很多企業失敗最大的原因就是成功變大之後,都產生了一種抓大放小的心態,只重視大量的熱門暢銷產品,包括國家政策也一樣,輔助大的企業,因為大的企業帶動 GDP,但是忽略了很多的小微企業。
為什麼企業滅亡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接下來我跟大家談一談安德森的另外一本書《長尾理論》。書中講任何產業、任何產品一定有暢銷產品、熱門產品,根據二八定律(又名80/20定律),20%的熱門產品佔有80%的市場,這些產品叫做短頭產品。短頭之後就是利基產品,也許80%的利基產品只佔20%的市場份額。
這本書里主要是提到了互聯網對這個長尾產品的影響,互聯網增加了很多長尾產品和密集產品的銷售機會。所以我根據這個長尾理論,也認為企業其實也是一樣的。你在任何一個產業,你可以把這個產業裡面的企業由大到小,根據它的營業額把它排下來,那麼一定有很多營業額很高,我們把它叫做短頭企業,因為它是在短短的頭那邊;那麼也有很多企業是長尾的企業,他營業額很小,但是他還是佔有一定的市場份額,那這個跟我們的貨品是有異曲同工的效果。
為什麼我認為,創新來自長尾,而不來自短頭的大企業?
長尾很好的解釋了企業的生命週期。因為當你進入了這個產業以後,通常短頭的,一定是從長尾那邊開始的,然後他產品成功造成了他的茁壯,可是當他變成大的短頭企業以後,他就進入生老病死的循環,擺脫不了這個宿命。
其實企業跟人一樣,有生老病死。從古至今我沒有看到哪一家企業永遠活著。今天的惠普已經不是我服務的惠普了,惠普也在分裂,分裂出很多小企業。
我加入惠普的時候,IT剛剛開始。那時候有很多計算機公司,你們在座的年輕人可能都沒有聽過,你們聽過王安嗎?那時候有人跟我說王安電腦會倒閉的話,打死我都不信。我最早接觸了一本書,叫做《追求卓越》,在八零年代非常暢銷。我們今天把書里做例子的公司拿出來一看,90%不見了。
當一個公司太成功的時候,他反而加速進入生老病死的時期。生老病死是企業必經的過程,越成功越大,越大則老的越快,老的快一定會生病,一定會死。
有一本書,金.柯林斯寫的,《大企業如何滅亡》。他裡面講偉大企業衰退的五部曲:第一步一定是成功導致極度的自滿;第二階段就是毫無限制地任意擴張;第三個階段開始對風險危機視若無睹;進入第四階段發覺生病了,病急亂投醫;到最後第五階段不是投降就是滅亡。
書里寫瞭解決辦法,當進入第三階段後,對風險、危機視若無睹的時候,你要正視殘酷的問題,不要逃避。第四階段要優先考慮恢復獲利能力,但是這些辦法只能救急不能治本,因為企業終歸要滅亡。企業老了以後就帶著成功原罪而生病,生病以後免不了死亡,這就是宿命。
這些大的企業為什麼會滅亡?我覺得有很多原因,也有很多文章在探討,說公司變大以後變保守,變得很官僚,為了保護品牌反而不敢隨意嘗試最新的科技,不敢隨便用一個新的科技下去賭一賭。
幾年前,我跟到諾基亞總部,跟他們的CEO見面。我當時就說,你們小心,中國的山寨會把你們打垮。那時候他們還哈哈大笑。我那時候也跟他們講,我說台灣有一家公司,叫做聯發科,將來有一天會把你乾掉。他們還不相信。結果你看,諾基亞現在被微軟買掉了,摩托羅拉被谷歌給買掉了。
我覺得這些原因都對,但我今天要講就是,創新來自長尾,創新不來自這些公司。
其實我在惠普的時候,碰到過HTC上班的,他說他在HTC十年,所參與研究開發的產品項目,沒有一個上市,沒有一個變產品。大公司你看養多少人,做了多少項目,結果他在那邊十年,居然沒有一個項目變成產品。大公司沒辦法創新。
我坦白講一句,惠普我工作了快二十年,從發明瞭噴墨打印機跟激光打印機以後沒有創新。索尼各位知道,日本最大的牌子,索尼最有名的產品,最暢銷的一個產品叫Walkman,從Walkman以後我也沒看到什麼創新的產品了。
產品創新一定是從目標客戶開始。目標客戶可大可小。大的企業,挑的目標客戶很大,因為大企業要成長,所以不能離開大眾市場。要知道大眾市場其實是由很 多小眾或細分市場構成的。這群人必須有相同的需求,或是有共同的問題,或是他們喜歡同樣的體驗。
從目標客戶的需求、問題或體驗當中,產生了創意,接著創造、製造、營銷。創新其實跟技術沒有絕對的關係。我剛剛舉的這些例子,其實都無關技術,其實Walkman沒有什麼技術,它就是一個移動錄音機。你在運動的時候,在戶外的時候可以聽音樂。噴墨打印機、激光打印機其實也沒有很高深的技術。
Walkman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索尼發現了一個沒有被滿足的用戶需求。一般人聽音樂不是只在家聽音樂,出去玩出去運動的時候也希望聽音樂。
再談談惠普的激光和噴墨打印機。有一天惠普的一個銷售員到了銀行,銀行的文員就坐在古老的點擊式打印機旁邊,於是文員向這位惠普銷售員抱怨說,你們的打印機吵死了,就不能發明一個沒有聲音的打印機嗎?惠普的銷售人員把這個信息帶了回去,於是就發明瞭噴墨和激光打印機。
一個產品要成功,首先你要瞭解客戶的需求是什麼,而且是沒有被滿足的需求;客戶的問題是什麼,而且是沒有被解決的問題;他們強調的體驗是什麼,沒有被滿足的體驗是什麼。當你選擇了目標客戶,找到了問題、需求、跟體驗之後,你很容易就可以產生創意。
我在美國去了一個創客空間,垃圾筒上貼了一個紙條,說請把你的創意丟進這裡面。因為沒有創造出來的創意是「垃圾」。 創意是還沒有實體產品,創造則是做出了第一個原型產品。從創造再過來,你能夠滿足目標客戶需求,你就必須想辦法進入製造。製造出來以後,你就要營銷。
這個過程,從創意到創造,是從0到1的過程;從創造到製造到營銷,就從1做到無限大。從製造到營銷就產生了企業。市場研究、研發、製造、銷售就是一個企業的四大功能部門。
為什麼大企業沒有辦法創新?因為大企業承受著來自股東更大的壓力,每年必須有高速的增長,因為基數大,即使5%、10%的増長,也是不得了的數字。所以大企業只能關注在大眾市場,但是大眾市場是很多小眾市場、細分市場組成的。產品有許多屬性,但是在一個很大的市場中,你要找它的小眾市場重疊的屬性,才能找到共同的需求。由越多的小眾市場構成的大眾市場,重疊的部分就越小。越大的市場你能夠找到共同的部分就越小。當你能找到的共同的需求越小的時候,你創新的機會就越少。
同時,大企業碰到的都是強力的競爭對手,創新的機會更加渺茫。但是長尾要創新,創客要創業,不要挑選大企業的主力戰場去打拼,要挑小眾、分眾市場做為創新的戰場。
因為大企業只能滿足小眾市場、分眾市場5%到10%的共同需求。而這些需求通常就是基本產品規格及功能。君不見如今智能手機的競爭都只能比屏幕大小,CPU雙核、四核或八核等等硬件規格?這些能否稱為創新呢?
創新來自長尾,大企業無法創新,造成了大企業生老病死的宿命,一定會滅亡。江山代有才人出,未來就看年輕的創客了!
創業源於創客
假如一個創客不能夠達到創新,形成一個產業,只把它當成一個愛好,停留在創意或者創造的階段,這也未嘗不可。自己做出一個東西來滿足自己的成就感也行。但是你就肩負不起推動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責任。
做為一個創客,夢想創造出來東西,滿足目標市場的相同需求,解決了共同的問題,增加了新的體驗,你就必須創業。
創業一定要有四個要素。第一是資源,最大的資源是錢。第二你要有技術。第三,結合資源、技術和由市場回饋來的創意而產生產品,第四就是目標市場。這就是創業的四個要素。
今天的創客要從事創業,比互聯網時代之前要容易得多。因為整個創客創業的生態系統已經趨近完善。
在資源方面,最重要的是錢。過去有風投。企業等到病的時候,通常私募基金就會進來,操刀切割,或者工業銀行進來,幫助你活下去,但是會拿走經營權。
但是往創業端看,會有種子基金、天使基金。再往前走,由於創客運動,眾籌基金以網站的形式出現,讓創客能夠測試創意。在沒有產品之前,創客就能夠得到很多的訂單,來測試市場的接受度,並且得到消費者的直接注資。
成功後,比如美國的Y Combinator,深圳的HAXLR8R,他們跟以前的風投又有所不同。他們協助你改善產品,重新設計,使其比較容易製造,他們會幫你找到供應鏈。
在技術方面,有開源軟件、開源硬件Arduino、3D Printer等設備。這些設備可以擺在你家的桌面上,在家裡就可以做。所需要的創業資金,也比互聯網出現之前創業低很多。
在創意方面,2005年,美國誕生了第一個創客空間。它像俱樂部一樣,很多有創意的人到這裡來尋找夥伴,尋求靈感。如果說你要成立一個團隊來創業的話,你當然需要四種角色:軟件人才;硬件人才;設計人才;銷售人才。這時候創客空間就扮演了一個很好的腦力激蕩的地方。
我在這裡向各位推薦一本書,《Medici Effect》。Medici是一個家族的名字,歐洲經過黑暗時代,黑死病蔓延以後,極需要復興。這時候有一個Medici家族,有點像中國古代的孟嘗君,把最好的數學專家、美術專家、音樂家、手工藝家等等全部集合到他的家裡,這就是最早的創客空間。這本書強調創新來自跨業的結合,這也呼應到我剛剛講的移動互聯網和比特,一定要滲透到每一個原子空間,包括傳統的農業、工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里。這種跨業的激蕩能夠產生很多創新的想法。
全世界至今已經有一千多個創客空間,中國大陸到現在為止只有18家。在創客空間之後,就出現了Techspace、Techshop,這種開放的製造空間也是以俱樂部的形式出現,裡面有各種設備。你有一個產品創意後,拿自己的材料去那裡,就可以做出來。
有了創意和創造之後,開始進入製造階段。過去,創客碰到最大的問題就是製造。我只要做100個產品,或1000個產品,拿到代工廠,比如富士康。富士康一定會說「你回去吧」。
服務創客,必須要有能夠接受少量多樣訂單的服務業存在,我把它叫做服務業而不是製造業,是因為所需的量很少。
現在深圳有Seeed Studio,它是五年前成立的,專門為創客做小批量生產的公司。這是在中國非常成功的典型。國外還有Sparkfun、EdaFruit等等。
創客產品雖然剛開始量很少,但他們是未來的希望。現在量大的產品,哪一個不是從小批量開始的?大企業都抓大放小不協助小公司,這些小公司將來變大了也不會協助你。
我這一次去美國,參觀了很多地方,有產品推廣的公司,專門針對服務創客的產品公司,有專門進行網絡銷售的公司,也有專門處理創客小量後台訂單的企業。整個生態系統已經存在了。
一個多月前,我去硅谷,拜訪了兩家公司。兩家公司在一起共享著一些資源。典型的創客創業,一開始都是創客,進而創造,進而製造,現在都是非常成功的企業。
第一家叫做Double Robotics,CEO是Marc DeVidts,大學輟學,跑到一家軟件公司工作了一年多。他發覺自己真的很喜歡硬件,而且只有軟件沒有硬件,軟件也發揮不出功能。
所以他後來到邁阿密的一家醫療儀器公司上班,業餘時間自己當創客。做了一年多的創客後,最終決定創業。
他創業做的產品是 Double Robotics。上面是一個iPad,下面是一個兩輪的可以自動平衡的自走器,可以使用iPad跟你在硅谷的分身機器人透過 WiFi互聯,使用 Face Time進行操控,使得這個硅谷機器人,作為你的一個分身巡視工廠或出席會議。一台設備的定價為2500美元,而這公司才成立一年半,已經出貨1000台,還有接近1000台的訂單在手上。公司目前只有15個人,組裝線就在公司里。
另外一家公司,與 Double Robotics 共享很多的工具機和設備。這家公司叫做Boosted Boards。創始人Sanjay博士,剛開始與其他兩人組成創客團隊。他在拿到博士學位後,立刻創業。至今成立企業一年零四個月。他把陸地滑輪滑板下面加上電池、馬達,加上一些控制的電路板,加上去的東西大概有3公斤重,讓你可以用智能手機控制滑板,可以作為交通工具,而且可以上15度的坡,你可以把它擺在汽車的車廂里。停車離公司太遠的時候,你可以踩著滑板上班。它的定價是2000美元,已經接到5500台訂單,而且沒有做任何廣告,只通過自己的網站銷售。
創客一定要創業,創新一定來自長尾,你們不要怕大企業,我這一輩子30幾年都在大企業服務,大企業沒辦法創新,大企業一定會滅亡,逃不出這個宿命。未來就靠創客。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創客的行業。
如果創客今天只是為了興趣,那我幫不上忙。如果今天的創客,將來想要創業,那麼我幫得上忙。
問:大公司收購一些小的剛創業成功的長尾企業,對大公司而言,是把一些好的創意吸引到大公司里,但這對小公司是好還是壞呢?你想,他本來是一個創業者,忽然跑到大公司去做辦公桌了。
答:所謂收購,對小公司非常好。但是我看過所有大公司,包括惠普、德州儀器這些,他們每次收購小公司,收購進來以後,就把它消化吸收,然後就沒有了。像德州儀器,收購了一家在新加坡做半導體芯片的,收購進來不到兩年,就把它關掉了。我看到過太多大公司的收購,幾乎就千篇一律,收購完,消化吸收,把它消滅掉了。我還沒看到幾個成功的例子。
對小公司是好事。因為小公司創業被收購,雖然會有一些條款綁著,但只要服務一年兩年,這個賣掉公司的人就可以繼續創客了,又創立另外一個公司。美國很多這種創業家,都創過很多公司。
我認為收購對小公司是好事,是一個回報的機會。但對於大公司,我剛才講了,大公司死定了,再買還是會死。
問:我目前做軟件,同時也是一名創客。現在擔心產品還沒上線,別人已經瘋狂抄襲了。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尤其創客在還沒有出產品之前,如何保護自己的產品?
答:我給你兩個建議。第一,我覺得光軟件,門檻一定是低的。所以一定要想辦法軟硬結合。
第二,很多軟件公司,出來都是找那種大眾市場,跟所有列強去競爭。所以我剛才講,創客最好是在長尾找到一個小眾市場,真正瞭解這些小眾市場他們的需求。小眾一般來講,不吸引人注意,大公司不會去小眾市場跟你打。
問:我覺得台灣的硬件產業走在大陸前面,而且台灣出了一個HTC。你怎麼看他們的品牌?
答:HTC你要我來點評,我認為王雪紅走的方向完全不對。HTC去找鋼鐵人的主角打廣告,你看在美國,它的市場佔有率反而下降到6.7。
我認為HTC的問題是這家公司長得太快,而管理很糟糕。因為我有接觸過HTC,他的HTC one叫好,可是賣不出去。因為他設計好以後,他的振動老愛出問題,供應鏈也沒管理好。
HTC在HTC One中使用意法法導體麥克風組件,是由諾基亞發明的,製造出來僅供諾基亞獨家使用。所以諾基亞知道以後,就去告供應鏈,後者不敢出貨給他。所以供應鏈管理,我認為有問題。
HTC內部的管理也有問題。因為HTC長得太快,急著全球化,就從索尼挖了一幫老外,大概六七十個人。所以這個HTC內部就產生國際派跟本土派的鬥爭。最近最後一個老外也被鬥掉了,都走了,那六七十個全部不見了。本土派又有幾個山頭在鬥爭。
所以他的問題,我不認為是什麼營銷做不好,什麼沒打品牌。
我在我另外一堂課,叫「企業致勝」裡面有講,企業要能夠成功,能夠有序經營,要做好三件事。而且這三件事同時要做好:第一,策略;第二,管理;第三,價值觀跟企業文化。
那麼越小的公司呢,你的策略越重要。因為小公司人少,管理跟企業文化價值觀相對比較不重要。但當公司變得很大的時候,後兩者相對就變得很重要了。所以這三件事情,假如你只做好兩件,一件沒做好,你的公司都有可能滅亡。
問:創業時,對企業經營宗旨與利益分成的考慮?
答:我在1985年的時候幫富士康辦了一次策略研討會,我那時候是郭台銘的顧問,我來帶領他們自己討論。他那時候,帶著四五十個公司的高管,關在一個酒店三天。我帶著他們討論經營宗旨。
經營宗旨很簡單。你成立一個企業,你要有一個經營宗旨。你只要回答四個問題。第一,我的客戶是誰,你要選擇你的客戶;第二,我的產品是什麼;第三,我的增值活動是什麼,我是不是只做製造,還是只做銷售,還是只做研發,還是只做平台,還是只做方案,最主要的增值活動是什麼;最後,我對產業的貢獻是什麼。
經營宗旨很重要。因為你要用這個經營宗旨,跟你的五種人去溝通,就是利益關係人。你的公司成敗誰關心,哪幾種人關心。
第一個股東。第二個員工。第三個客戶。你的客戶買你的東西,結果你跑了他不是很慘。第四個供應商,你的供應商,你長大,他跟著你長。第五個,當地的政府,要靠稅收。
所以你要讓這五個人瞭解,你這個公司到底是做什麼的。所以你要有個經營宗旨。經營宗旨一旦定了以後,你的所有企業活動,就跟這個經營宗旨有關係。
問:中國山寨成風,我們也知道,一些硬件出來就是見光死,不知道您在這方面有沒有對我們這些硬件創客們有一些建議,對於我們如何去做市場,如何去更好地保護我們的創意和產品?
答:這個話題,談起來會很長,我只能跟你講一個。你要有兩個心態。第一,你要做,就做第一個。通常第一個會賺到錢。市場機會,就好像一個斷頭台的刀。你可以想象,機會就是把那個刀一拉起來,眼明手快地看到後面很多金銀珠寶,伸手抓一把。然後幾十隻手跟著伸進去,刀一掉下來,全部斷了。所以第一個,一定會吃到,後面很多跟著晚進去的,風險就很大了。所以很多模仿進去的,不見得會賺到錢。
第二,我常在講,西湖那麼大,你只要一桶水。你看到成千上萬人在那邊拿桶舀水,你管他?你舀一桶走就是了。不要怕大家,越有山寨,表示那個湖越大。所以等到你賺了第一桶金、第二桶金以後,你再去擔心公司被模仿。光擔心,是不賺錢的。年輕人創業,最怕是賠錢,因為你沒有很多錢可以賠。所以你一定要創新,一定要想辦法做第一個,但不要怕被模仿,因為那個市場太大了,山寨表示這個市場非常大,你要關心得是賺不賺到錢。
問:您的工作經歷是三十五年工作年限。我不太理解這個時間是不是有點長,或者說您覺得您當時沒有創業,缺少一些什麼樣的條件?因為我覺得,運營管理一個公司,工作經驗在一系列都已經研究透了以後,就可以創業。你在惠普十幾年,之後又九年德州儀器,五年富士康等。
答:這個是一個蠻難的問題,我這個說法不應該對你們年輕人講。因為有的時候,蓋棺不見得能夠論定。你在某個階段的成功,過幾年一看,可能是失敗的。怎麼說呢?因為我在跨國公司太成功了,所以不斷地晉升,我始終碰不到我的天花板。由於我不斷地成功,我就一直沒有創業的念頭。創業的人我碰到了兩種。第一種,自己看到很多機會,有很多利潤空間。通常創業的話,都是利益驅動,想賺錢。並不是所有人都這樣。但大部分創業家都想賺錢,不然上班領薪水就好。
第二種創業的人是被逼上梁山的。1992年,美國玉山科技協會邀請我去演講。我問他們,你們現在會員人數有多少,什麼時候增加最快。他說,會員人數增加最快,是美國經濟大不景氣的時候。因為美國公司一不景氣,首先就是砍人。砍什麼人,學歷越高的,博士第一個砍,第二個砍非白種的。裁掉以後也找不到工作怎麼辦,回去學校再念一個學位,或者只好自己創業。
我一路一直到富士康,做完六十歲了,我始終沒有碰到一個天花板。這個是好還是不好呢?我在惠普,一直升,可有競爭不過的人,他跑到微軟,拿了一大堆微軟股票,後來微軟股票大發。當時在台灣好的人才,都是到外商去了。外商公司找不到工作的,去了宏基。現在各個都是不得了的人。
所以我講這個意思就是說,人生當中,你會有選擇路的機會,但是你一旦選擇了你的路,就不要去跟別人比。每個人的價值觀追求的目標是不一樣的。有的人創業,很多人是為了利益驅動想賺更多的錢,但也有人創業是為了理想。所以你一旦定下自己的目標,知道自己追求什麼以後,不要到處去比。
那我有沒有遺憾呢?我沒有遺憾。我覺得我這三十五年的跨國公司的職業經理人,我過得蠻精彩的。我曾經跟江 主 席在中南海吃過三次飯,第二天,我就到王府井路邊攤去吃。我覺得我的人生很精彩。當然,他請我吃飯,不是因為我,是因為我代表惠普。
但我現在真的想幫年輕人創業。我現在正在思考,怎麼樣幫助創客。因為我認識李大維也是一個緣分,我覺得他在這邊默默推動著創客運動,讓我很感動。他已經把這個創客運動知名度炒高了。剩下我們要交貨,要交成績單,要有一些小米、大米、紅米不斷地出現,大麥、小麥什麼都要出來。我希望能夠從創客裡面出來。
演講內容整理來自福布斯中文網
文章来源:深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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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革阿里台灣禁賣原因 在 方志恒 Brian Fong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民間自治@香港革新論
//香港一般輿論提到的「民主自治」,只具備「以政府為中心」的面向(State-centered dimension),卻忽略了「以社會為中心」的想像(Society-centered dimension)。一個社群要管理好集體事務,可以依靠政府來解決,但也不可以忘記民間力量這實然的「第二管治梯隊」。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之時、當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仍然遙遙無期、情況令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時,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對我城未來別具意義。
後雨傘時代,很多人說要「落區」深耕;「落區」除了是為宣傳理念外,更值得港人做的,是善用「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方法、結合與發揮各種力量,醞釀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民間方案與行動,真正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
【#香港革新論文章】
不羈放縱愛自由── 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
/ 鄺健銘 (《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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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其中一篇主題文章。】
去年政改諮詢期間,學民思潮提出了「重奪政府」的口號,聲言要「重奪一個屬於香港人的政府」1。這個口號頗堪玩味,因為它大抵反映了香港民主運動30年的議程—「民主自治」的實現,在於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制度。
在後政改年代,這個「民主自治」議程也許有不足之處。香港一般輿論提到的「民主自治」,只具備「以政府為中心」的面向(State-centered dimension),卻忽略了「以社會為中心」的想像(Society-centered dimension)。一個社群要管理好集體事務,可以依靠政府來解決,但也不可以忘記民間力量這實然的「第二管治梯隊」。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之時、當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仍然遙遙無期、情況令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時,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對我城未來別具意義。
這篇文章主要述說這種「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提出在香港的環境和脈絡中,要保存「本土」,關鍵之一就在於民眾自我管理、突破凡事依賴政府的思考框框。這可分成兩部份:
一. 以東南亞高地Zomia住民的社會自治模式,來比照香港的情況。Zomia是人類學家James Scott著作《不被治理的藝術:高地東南亞無國家主義者的歷史》(The art of being not govere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的研究地域,那高地西起印度以北、東至越南北部,當中包括雲貴高原,所住有的社群,是由兩千年以來,一波又一波逃離低地邦國、帝國與文明中心—包括泰緬等印度政體與漢的中國政體—的人所組成。Scott的觀點是,高地社會的組織以及身份認同,都是為擺脫低地國家中央集權統治之下的產物。2
二. 探討香港實現「民主自治」的另類想像,即「以社會為中心」,而非「以政府為中心」的思路,解釋香港民間為何能夠以及如何自我管理,以保存香港民間創意與各種文化精粹這些重要資產。
【從東南亞高地的案例看香港】
簡括而言,東南亞高地人為不受國家操控、為免被同化,他們的社會組織與身份認同均源於三個重要理念:平等(Equity)、自主(Autonomy)與移動性(Mobility)3。這些特質,與受國家操控的地域剛好相反。Scott在書中不斷強調,這些高地東南亞人,並非如國家史觀所形容為未經開化、被遺棄的人,他們居於高地,是有意識追求自由生活的表現,因此Scott認為,高地東南亞人的社會文化,不能獨立地看,而應與國家之下的社會形態作對比4。
低地國家之下的社會,有三個特點,頭兩點顯示國家如何形塑空間,後一點則是社會結構如何配合國家權力:
一、所種農作物以米為主,原因是相較其他農作物,米有特定收成期、易於運輸與貯存,因此國家易於制訂稅收,也易於控制米的使用與貯存。故此,米成為前現代(Premodern)東南亞的主要農作物5;
二、國家很著意鋪設交通網,原因是為方便國家延伸權力、掌控各地的人與資源,也因此前現代東南亞政體通常都在河道附近或海旁6;
三、為方便監控與協商、以彰顯權力,國家喜歡穩定可靠的金字塔式社會結構7。
東南亞高地的社會文化特質,卻與上述三點相反:
一、高地人喜愛方便移動的刀耕火種,而非固定於某地種米,且所種的農作物多是隨時也可耕作、生長很快的品種,例如燕麥。這可避免國家的稅收、免於從屬於任何政府8;
二、高地人極抗拒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講求平等,正是為了避免高地人之間有任何部落乃至任何低地政權可以統領自己,確保自主。例如於緬甸的貢龍(Gumlao)型社群9,所有等級與階級制度都被謝絕10。具體地說,高地人實現平等社會的方法有幾種,例如傈僳族(Lisu)的族譜很短,以避免有任何一個支流因為某種「歷史優越」而支配其他人,這也解釋為何他們不以文字記錄歷史11。此外,傈僳族還有一個傳統,那就是如果有領袖想專權,他便會被族人殺掉12;
三、高地人社會之中沒有「大台」,組織猶如水,易聚易散,流動性高。例如緬甸的克欽族(Kachin),小至每家每戶都可有自主權。假如有某戶不滿某「領袖」,他們會離開村落到別處另起爐灶13。以泰國北部的傈僳族為例,即使需要有代表與低地國家打交道,他們也只會任命村裡沒有任何權力的人,而非能力受敬重、擁有財富的年長村民,且代表也沒有實權,殖民時代老撾山區社群也有相類特質。14因為這些社會特質,19世紀佔有緬甸的英人曾投訴難以佔領偏遠地區,也因為缺乏中央領導而難與當地人協商15;換句話說,這種如水一般的社會組織,使外力難以掌控,高地人因而得到自主,用Scott常在書中強調的一句話來概括,便是divide that ye not ruled。
雖然沒有「大台」,高地人之間也發展出一種「命運共同體」的身份意識。即便如此,卻很難將他們歸一為某「民族」或「種族」,原因是他們的文化內涵非常博雜,難以劃界歸類16。遊走於中國(Miao)與泰撾(Hmong)的苗族,以及緬甸的克倫族(Karen),就是例子。很多苗族男女可以說多於三種語言,也承繼了不少中國傳統文化習俗,而且與其他族群的通婚〔例如克木族(Khmu)、傈僳族、克倫族等〕極為普遍17。克倫族也一樣,他們沒有單一信仰、服飾、習俗與語言等標誌性的文化特徵18。殖民者往往也因此難以將他們歸類以方便管理。19曾有學者這樣形容這些高地東南亞人的文化身份:“the interflow of genes, ideas, and languages has been so intensive and multidirectional as to render futile any attempt to delineate the various ‘peoples’ in terms of completely distinct bundles of geographical, linguistic, biological, or cultural-historical features.”20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高地人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沒有對「自己是誰」與「自己不是誰」這些問題產生混淆。這種身份的含混,其實也是他們生存的政治策略—對抗國家權力的滲透與輻射21。Scott將這種為保持自主與自由的文化身份認同政治,稱之為「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並形容Zomia的文化處境,猶如巴爾幹半島22。身份含混,也有助高地人在險峻的高地求生,因為可方便增加人手,博雜的文化性格亦可增強社群的適應力23。高地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作用猶如一個政治群體的會籍,而且會籍要求很有彈性、可以說力拒國家操控的理念大於一切,這與崇尚先天決定論、強調「血濃於水」的民族身份認同操作大不相同24。
Scott其實是美國耶魯大學的政治人類學學者,尤其喜歡研究社會如何自下而上運作,東南亞是他案例的主要來源地。他的另一部著作《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正是批評政府自上而下、漠視地方智慧的規劃如何失敗。《不被治理的藝術》已得到不少年度最佳圖書榮譽,且為區域研究帶來了新的衝擊。
東南亞高地人這個案例,顯示在地意識並非虛無、保存本土就是保存多元,具體地說,有四點可助理解香港愈演愈烈的身份認同政治:
一、逃離國家權力網的自由之地。某程度上,東南亞高地與香港相像,因為兩者都是移民社會。從太平天國起義到中共建政前後,不斷有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生活、避開國內政治動盪。特別是中共建政後,香港與東南亞高地更為神似,因為兩者都被視為逃離國家權力網的「自由之地」。英治時代的香港,雖有殖民政府,但某種意義上,仍然形似於高地,因為相比鄰近地區,香港社會相當自由。教育家小思曾經這樣說過:「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管治者對文化發展,是採取半明半暗、自生自滅的『放任』政策,沒有強硬制約的外在規範,逼得非人人遵從不可。正因為此,只要有個人理想、有文化發展理念的人,總可以『自由』接受不同思想,向不同道路走去。」25而中共執政期間逃到香港的人,都曾經過深思熟慮,才拚命一搏偷渡到香港換取自由,這可算是這代人的「公民抗命」(例如幾百萬人在1962年夏天嘗試偷渡到香港,最後成功的,約有十萬)26。例如梁伯,他歷經三次偷渡嘗試,才成功到港,雨傘運動期間,他經常到金鐘以示支持,原因是「要保護學生、人愈多愈安全、有些自由是要爭取的」27。也記得在金鐘遇見一位同樣是偷渡來的老伯,他早在1950年代,已因對國家行為產生懷疑而有來港想法,最後在1960年代付諸行動—同行六人游水到港,最後只有兩人上岸。嚮往自由、逃離國家權力網的香港社會精神面貌,為雨傘運動埋下了伏線—從反國教運動到雨傘運動,常見到的一句標語,就是「我們的上一代因逃避共產黨而來, 不要讓下一代重回魔掌」。事實上,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意味香港從海洋國家手上轉讓到大陸國家接管,而這兩個有很不一樣的權力觀,後者更好將國家權力延伸到民眾生活的不同角落28,因此香港1997後面臨的處境猶如高地人:努力逃離國家權力網,卻在逐步被國家吞噬29。
二、非消極的本土意識。很多人說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因此易於認為香港的本土意識消極、純粹以強調非「大陸人」、沒有實質內涵來定義自己,也因而易於低估其面對國家同化壓力時的反作用力。東南亞高地人案例說明,雖然他們的身份政治策略以非「國家子民」為基調、從而活出自我,但難以形容他們的身份構建為消極,因為在每個細節上,他們都記得高地人身份為何存在—即擺脫國家操控—也因此有一份「命運共同體意識」、形成社群形聚力,共同守護某種社會模式,例如強調平等;換句話說,客觀效果上,高地人的身份認同,不是為了構建一種邊界分明、方便研究與管理的「民族」,而是維持一個有特定理念的政治社群的「會籍」賴以獨立生存。這都意味,移民在某地,也會主動守護自己珍視的價值,不一定就會隨波逐流。事前少人能夠預計會發生的雨傘運動,充分反映香港也已發展出這種近似於高地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與社會形態,以抗衡國家權力延伸,例如佔領區之中,奉行平等社會、抗拒「大台」;組織與行動相對自下而上(如流動佔領),令政府難以捉摸;縱然與高地人一樣,「香港人」的身份內涵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但一樣有種渴望維持自主、維持原有生活方式的積極在地意識、抱有相當程度的「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
三、本土包含多元。香港人與高地人身份文化內涵相類,也博雜,縱然程度未必一樣。李歐梵說,香港是「雜種」,特點是「雜糅」,這不無道理30。英治時代,香港是英帝國的一個港口城市,有本書曾視香港為世上十大構建帝國的城市之一,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指,香港的腹地接連八個板塊31。港口城市的特徵,在於匯聚各地網絡,十九世紀的香港,也因而曾被形容為最國際化的城市。至今,香港仍然留著這種「雜糅」,單是從好些文化與政治人身上,便能看見這些痕跡:例如導演徐克本身為越南人,後來移居香港;文人董橋,則是印尼華僑;歌手杜德偉,是中菲混血兒;演員黃秋生,是中英混血兒;另一位年輕演員李治廷,是馬來西亞馬來族、阿拉伯裔、華裔混血兒;「龍婆」形象深入民心的影星羅蘭,是有印度血統的混血兒;議員張超雄,也有祕魯血統。「雜糅」不代表本土特色缺席,散佈在海外的不同種類華人,例如土生華人(peranakan)文化,便是例證32。有此歷史過去,意味香港「本土」包含世界、本身就很外向,與高地人身份內涵同樣多元,「排外」之說也就無從說起,這亦是港人身份內涵無法三言兩語說清的原因。事實上,與高地人一樣,港人身份意識像政治社群會籍,多於民族身份,至少很少港人不視喬寶寶、杜德偉、李治廷、羅蘭以及上述的梁伯為香港人,這形同以「核心價值」為綱的「公民價值論」(Civic nationalism),而非以血緣為要的「種族血緣論」(Ethnic nationalism)。
四、「歧視」與保存「本土」。高地人的身份政治策略告訴我們,與國家權力網保持距離,就是維持其文化博雜的社群生活自主的關鍵,而身份認同與其衍生的社會組織模式,是保持距離的重要工具。動輒將這種身份認同視為「排外」、「歧視外來人」,這不會是道德判斷,而是「無聊與無情」。梁文道在2007年的文章《本土一定是保守的嗎?》曾如此說過:
「對於這種曾經流行一時的說法,美國人類學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老早就毫不客氣地斥之為『無聊且無情』。他敏銳地指出:『本土主義對身分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與對生存的迫切關注聯繫在一起的;它不是停留在比喻意義上的,而是非常有形的。美國印第安人的土地,或者說其中剩下的部分,不僅僅是對已逝去的殖民歷史的一種提醒,而且仍然是國家和社團想摧毀的目標。』抽空地說(或者……『邏輯上』),這些原住民的神話式本土主義和大國霸權式的民族主義的確有類近的構造;可是作為一套論述,它們的目的或者計劃卻是完全不同的。南美原住民虛構傳統,是為了捍衛那被石油公司逐步侵蝕的雨林棲地;澳洲原住民鼓吹本土主義,則是為了奪回被白人政權壓抑了幾個世紀的權益。如果一個身居廟堂的學者這時跑去提醒他們不要犯了『本質主義的錯誤』,隨時得保持『身分邊界的開放』;就算不是無情,至少也是無聊吧。」
事實上,如果「多元」、「自由」是道德追求之所在,保存香港與高地人的「本土」、阻隔國家權力網延伸、免被同化,就是道德的行為。很難想像,認為Zomia社群消失於世上、失去自主空間不足惜、同時不分情由譴責那些社群的「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是合乎道德的判斷。
【香港的民間自治傳統】
因此,民間自治以保存本土,其實也是保存多元、值得港人為之奮鬥的道德目標。事實上,建立「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對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香港早有替政府代勞、自行成立民間組織、承擔政府職能、處理政府失能的傳統,東華三院便是一例。英人開埠香港30多年後,仍然與華人社群疏遠,也不了解他們需要。雖然殖民地政府沒有公開承認,但期間華人一直有不同自治組織,照顧社群需要33。
東華三院的建立,源於1866年香港華人范阿為與其餘四位香港華人的倡議。范阿為本身是政府的翻譯員,其他華人則是政府文員與學校老師。他們倡議興建一所華人醫院,但後來因選址與資金不足問題,計劃沒有實現34。到了1869年,爆發義祠醜聞,事情才出現轉機。殖民地政府當時發現,這所充當醫院角色的義祠,衛生條件極為惡劣,其後香港媒體將事件發酵、為當時港督帶來壓力,消息更傳至倫敦,有當地組織視之為打擊香港苦力貿易的機會,在倫敦引起了轟動35。
當時港府的反應是關閉義祠,結果死病者滿街。范阿為沒有放棄推銷興建華人醫院的機會,時任港督麥當奴也因此予以考慮。麥當奴將醜聞視為使用打擊華人賭博收來的特別基金—當時殖民地部在醜聞發生之前,禁止港府將之用於建設公用設施。經麥當奴向倫敦爭取後,特別基金便用於設立新的東華醫院,並委任華人精英成立委員會,管理醫院並確保往後自付盈虧36。麥當奴熱衷於設立東華醫院,除義祠衛生問題的迫切原因外,還有另外兩個原因:其一,麥當奴對華人自理的保安工作(即團防)印象深刻,因此想利用華人的自理能力、分擔政府職能;其二,是麥當奴見到當時華人精英已積累可觀的財富,而港府卻經常面對財赤,因此想利用他們的錢財,以助善治37。
東華醫院創院成員視之為「公民中心」—有點公民議會的味道—不時在公所舉行公眾會議,討論公眾議題,然後華人精英向政府反映意見38。後來東華自主性下降,與殖民地政府借鼠疫爆發增加國家權力,以及東華精英與中國關係密切有關39。
東華事例仍可應用於今天—那就是民間自發組織與補位、自行填補政府的種種缺憾與失能,在資訊科技發達,這更是大有可為。更重要一點,香港近年發展迅速的社會企業,本質上就是推動民間自行運用各種資源,解決政府無法滿足的社會需要。而在這方面,香港不乏年輕人才。
例如中大環球商業學校首屆畢業生杜子中(Steven),2013年曾到美國西北大學修讀一年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入學時,他到達宿舍大堂,發現該處堆積大量搬離宿舍學生留下的垃圾,包括家具、電器等,覺得十分浪費,遂萌生「減廢」念頭。其後他在當地成立了社企MIMO(Move In Move Out),以「收買佬」形式運作,在五、六月學生離開宿舍時收買他們不要的物品,再以低價賣給八、九月入學的新生,所得收入主要用來幫補經營成本,其餘捐給慈善機構。現時MIMO仍繼續運作,而且服務範圍已擴展至美國鄰近兩間大學。他因MIMO案例,曾受Bloomberg 訪問40。回港後,杜子中於去年六月與兩名朋友成立社企「獻技」(UgiveIgive)。獻技是技能分享平臺,由一班有才能的人士提供各種技能教學服務,每名報讀者須繳交100至數百元不等的「學費」,提供教學服務者則須捐贈最少25%的酬金給慈善機構。杜子中本身亦是獻技者之一,去年曾教授簡報製作,並捐出數千元予「食德好」食物回收計畫41。「獻技」最有意思的,不是捐款之增加,而是這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增加民間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配對,創造社會的更多可能。
又例如,香港大學 BBA 學生文舒穎(Stephanie)在歐洲當交換生半年後,決定進行1項為期10個月的 Asia Sense Tour 活動,在2013年9月出發到馬來西亞、越南、緬甸、尼泊爾和新加坡,與當地社企和NGO合作,以參與式設計作為切入點,推動由下而上的社會創新,當中經費透過世界眾籌網站Indiegogo籌得42。她的其中一個項目,是在印尼爪哇中南部的庫塔歌德(Kotagede)、一個曾經盛產銀匠的小村Jagalan,與當地社企合作,透過網站在情人節期間向港人宣傳Jagalan的「omah-omah」情侶銀戒指,部份收入撥捐當地的志願機構,藉此幫助那裡自2002年峇里島發生恐怖襲擊、遊客大減、失去了主要收入來源的銀匠43。
又例如「光房」計劃。這計劃把投資者的物業單位(又叫「光房」),以合租形式租給有迫切住屋困難的單親家庭。租金乃是按個別受助家庭的負擔能力釐定,會低於市價,亦不會因樓市波動而大上大落。這是很好的一個以「民間力量為中心」、解決如「住屋問題」這類不絕於耳的社會問題的範例44。
需要思考更多的是,我們應該如何整合這些人才,令民間發揮更大力量,自我管理、解決社會問題?
【香港民間自治路線圖】
如果政府的本質,是聚集各種資源、重新分配,以滿足各種社會需要,那民間也大概能做到這點,方向是善用資訊科技、以「群眾集資」(Crowdfunding)與「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匯聚各種物資、資金、技能、想法、人力,重新定義社會各種問題與解決方案。雨傘運動兩個月來,遮打自修室、遮打工場、風力發電等設置,已充份體現港人這種自理能力。
「群眾外包」一詞在2013年被收錄於牛津英語詞典,美國總統歐巴馬曾是眾包的宣導者,比如,他曾通過一個網路公司向公眾徵集意見和建設性想法,提了一個很吸引人的名字,叫「白宮2.0」45。套在香港,這運作有如讓臥虎藏龍的「高登仔」透過網上平台策劃不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與行動。
「群眾集資」功效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世界已有Kickstarter 與Indiegogo這類「群眾集資」平台,只要點子夠創意,便能得到民眾款項支持,令創意門檻降底。台灣在這方面發展相當成熟,「群眾集資」平台種類繁多,支援各類發展,包括民間報導、遊戲、音樂、文學、電影等。例如FlyingV,項目之一便是以政治事件228事件為背景的遊戲「雨港基隆」、藉此強化台灣人本土意識;又例如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以「個人」為單位,有各種民間報導系列集資項目。
當下香港面對各種脅迫,例如新聞自由,類似Wereport的「群眾集資」平台、將各種偵查報導進一步去中心化,便是很值得考慮的回應方法。事實上,已經有人在做了。今年五月,幾位香港外籍傳媒人,包括Tom Grundy與曾是主場博客的Evan Fowler,透過「群眾集資」平台Fringebacker集資成立面向世界讀者、獨立的媒體Hong Kong Free Press。
除此以外,香港也已開始有不少自下而上重新定義我城種種(例如審美觀、市場生態、文化發展等)、很值得注意與發揚光大的民間自治行動。這些行動包括:音樂人林一峰以眾籌方式出碟、培養更多本地音樂人、製造更多新音樂;另一位音樂人何韻詩創辦「有種市集」,在財閥壟斷的情況下,為本土各種創意商品製造更大生存空間;又或是高登網民發起「高登艾美獎2014-2015」,由一眾巴絲打一人一票選出最喜愛的電視劇集及角色,令本地藝術審美與品味更為多元。
後雨傘時代,很多人說要「落區」深耕;「落區」除了是為宣傳理念外,更值得港人做的,是善用「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方法、結合與發揮各種力量,醞釀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民間方案與行動,真正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
畢竟,比起很多港人羨慕的新加坡,香港的優勢在於擁有與獅城相反的「強社會、弱政府」。
1 黃之鋒:〈重奪政府〉,《明報》,2013年7月7日。
2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 同上,頁217。
4 同上,頁217。
5 同上,頁41-42。
6 同上,頁45。
7 同上,頁207-209。
8 同上,頁195。
9 “gumsa and gumlao”, Concise Dictionar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Blackwell: 2012).
10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14.
11 同上,頁276。
12 同上。
13 同上,頁212。
14 同上,頁213。
15 同上,頁212。
16 同上,頁240。
17 同上,頁240。
18 同上,頁240-41。
19 同上,頁242。
20 Geoffrey Benjamin and Cynthia Chou, eds. Tribal Communities in the Malay World: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p. 21.
21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43.
22 同上,頁242, 244-45。
23 同上,頁241。
24 同上,頁249。
25 盧瑋鑾、熊志琴:《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前言部份。
26 1945年時,香港有50萬人,1949年一年,將近90萬人從內地移居香港,到了1952年,人口達到了200萬。Ricci Yue,〈八十二歲佔領者梁伯—由三次偷渡到佔領〉,《評台》,2014年11月3日。
27 同上。
28 海洋沒有邊界,靈活變通,不是用力量去決定秩序,而是使用法規、談判、和解,這是海洋與大陸國家權力觀的分野。
29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reface.
30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893.
31 〈陳冠中 雜種世界主義〉,南方週末,2014年8月9日。
32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陳述、呈現》(台灣:聯經出版社,2013)。
33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9.
34 同上,頁31-32。
35 同上,頁33。
36 同上,頁35-38。
37 同上,頁43。
38 同上,頁89。
39 同上,頁177。
40 No Mini-Fridge Left Behind: MBA's Business Recycles Dorm Room Junk, Bloomberg, June 04, 2013.
41 〈港中大商學院學生創社企回饋社會〉,《大公報》,2015年2月28日。
42 〈實現社企夢!有 Heart 港大生用集資網〉,unwire.hk,2013年7月25日。
43 〈港大女生休學一年 闖窮鄉搞社企 與爪哇銀匠合作 為情侶訂做戒指〉,《蘋果日報》,2014年2月5日。
44 〈什麼是「光房」計劃?〉, http://www.lightbe.hk/scheme.html。
45 〈"眾包"時代來了 〉,《中國日報》,201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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