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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推薦】吳國光教授：文化中國的終結——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不少朋友在圈內分享這篇文章，來自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國光在余英時教授追思會的分享。吳教授同樣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這分享對海外華人花果飄零的心情，非常寫實。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

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

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

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

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

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

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

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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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的終結
——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吳國光（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譚新強：邪不能勝正

恭喜拜登正式成為美國第46位總統！選舉日為去年11月3日，因疫情嚴重所以大量人選擇以郵寄方式投票，所以點票需時較長，但也只不過約一周而矣(投票科技非常過時)。投票率高達65%，但選舉結果一點都不接近，拜登得票比特朗普多出近7百萬票。不幸特朗普願賭不服輸，多番經社交媒體散播謊言和思想病毒，故意撩起民粹，呼籲支持者以"行動"奪回國家，結果導致1月6日的暴力襲擊國會山莊悲劇，5人喪命。特朗普的4年邪惡總統任期，就此在這片血腥回憶中告終，可能也頗適合，希望起一點警剔作用。

有些人可能抗拒我以邪惡來形容特朗普，以邪教來形容他的信徒。他們錯誤以為正邪觀念已屬過時，且憤世嫉俗（cynically）認為世界上只有強權，沒有公理，只有個人利益，根本不需要講同情心和同理心，所以做任何事都可以不擇手段，即使導致其他人無辜受害。

反過來，另外一些意志較薄弱的人，又容易被人洗腦，變成極端主義分子，盲目追隨他們相信是至美至善的某種宗教、意識形態、政治、經濟或國家主義。最危險的是以為只有他們自己才擁有絕對性，不用講道理、邏輯、證據的絕對永恒真理（通常再加上幻想被迫害），任何不相信的都是魔鬼，所以可以隨意欺凌、打壓，甚至殺害和徹底剷除！

明顯西方的所謂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已出現嚴重問題。過去30年，低下階層人士的生活水平停滯不前，在美國甚至下跌，貧富懸殊更日益嚴重（中國情况也嚴重，但低下階層的生活也在改善），尤其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採用零利率、負利率和QE等極端政策，情况更加速惡化。美國股市不停上升，窮人無論多努力工作仍追趕不上，反而連最基本的全民醫保都沒有，還講什麼人權？

這逐漸腐化的社會環境，就培植出西方民粹主義和特朗普現象出來了。香港的情况也有點類似，歷史背景、居住環境差，再加上聯繫匯率輸入資產泡沫，社交媒體輸入思想病毒，結果也出事了。

美國的反民主制度選出特朗普，初時很多人都只覺得是個無傷大雅的鬧劇，有如向所謂的傳統精英階層（establishment）豎起中指致敬。他的言行誇張，極具娛樂性，總算替他的支持者出口氣，更為每晚的「脫口騷」提供大量搞笑題材。開始時只是對他們認為是有點過分的PC文化的一點pushback（反攻），不想接受性別完全平等和性取向的完全自主權，弄致有些公眾地方需要設置4個或甚至更多的洗手間！但當然這是個危險的「滑坡謬誤」（slippery slope），戲謔逐漸演變成對所謂自由主義的仇恨，以及更醜陋的白人至上、種族、國家、甚至新納粹主義！到了一兩年前，這些非常邪惡的意識形態、極端信仰，甚至暴力語言和行為，包括針對中國和中國人（在共產主義就是魔鬼的包裝下），幾乎恐怖地成為美國的主流文化和價值觀。

拜登勝利不代表民主勝利

不過，後來不幸碰上COVID疫情這次嚴峻的全球大考，特朗普的無知和無能完全暴露出來，甚至選擇完全反科學的政策，導致傷亡惨重。一如我所料，到1月20日拜登就職，美國死亡人數剛好超過40萬，有人讚我料事如神，過獎但非也，我只是相信科學和疫情傳播數學模型的預測。COVID當然是今次美國選舉的最重要推手，選出拜登也並不代表美國社會突然放棄原來的種族歧視觀念和極端國家主義。我更不贊同拜登勝利代表「Democracy has prevailed（民主最終取得勝利）」，最多只算「America has survived（美國倖存下來）」。但我希望拜登能幫助改變美國文化，起點撥亂反正的作用。

我勉強算跟拜登有過一面之緣，另參加過一次他也在線的Zoom峰會，亦有一些曾當他顧問的美國朋友。感覺上他是一個nice guy（好人），比較謙虛和關心別人，人生經驗豐富，且經歷過不少家庭慘劇，年輕時喪妻女，數年前又再失去最痛錫的長子，所以肯定擁有較多同情心和同理心，其實是每個領袖必須有的基本素質。他絕對不是一個完人。讀書成績非常差，代表人並不太聰明（IQ低），但人緣好（EQ高），所以30歲時已成功以反越戰立場（他也是個以哮喘為由的draft dodger），擊敗原以為肯定連任的共和黨參議員。他當了多年的單親父親才再婚，且近40年一直每天坐2小時火車到華盛頓上班。

我不清楚拜登私德如何，有否犯過性騷擾過失，但似乎不算太嚴重。政策上也曾犯錯，投票支持小布殊攻打無辜的伊拉克，但後來表示後悔。他始終是美國帝國主義下的產物，尤其因他已去世兒子，雖已成為特拉華州的檢察總長，仍志願參軍到伊拉克打仗，所以至今拜登幾乎每次演說，到最後都必加句「May God protect our troops（請上帝保護我們的軍人）」。不算過分，但亦意味他也是會不管戰爭的原因和對錯，只會堅持美國一方永遠站在道德高地，即使不是，仍將盲撐下去。

故意散播歪理就是邪惡

回頭再分析一下正邪和善惡如何分界。我並無強烈宗教信仰，更非一個研究道德倫理的哲學家，但我是一個有良知，擁有基本人性、理性、講道理、講邏輯，更相信科學的「正常人」， 在我心目中，這個世界是有善惡，是有正邪之分的，即使不是絕對性的，也最少有相對性的區別。

我認為現今衡量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正邪，需要3個標準：

（1）某觀點和論述，是否符合事實和基本科學。近年假新聞、假歷史和假科學，充斥各媒體甚至教育課程，指鹿為馬已變成新常態，更遑論渴望人民有獨立思想和科學精神，以數據和理據為依歸。一切故意散播反事實、反科學的歪理，都是邪惡的。

（2）不論立場，每個人的思想，尤其行為，都必須有一些包容性和慈悲之心，更不可崇尚以暴力解決問題。如果太過固執和自以為是，且妖魔化其他不同意見人士或甚至其他國家，情况就非常危險。矮化他人至連人也不是的地步後，到時最恐怖最殘忍的暴行都可以做出來，例如恐怖襲擊，和早前報道出來的澳洲士兵以殺害阿富汗兒童為「破處」殺人訓練，以及Blackwater僱傭兵在伊拉克的無數次濫殺無辜平民的戰爭罪行，且獲得總統特赦！不用多說，這就是邪惡！

（3）從前只要對人好，已可算是善良，但在現今全人類面對氣候變化和相關大流行疫情的挑戰，我認為任何故意損害地球環境和不按本分協助抵抗疫情的行為，也是邪惡的。戴不戴口罩，開電動車還是只因喜愛引擎聲而開內燃機超跑等選擇（當然亦需配合再生能源發電），已不再是個人自由的問題，而是關乎全人類未來的大議題！

拜登上台第一天，已簽署17個行政命令，大部分為扭轉特朗普之前發出的邪惡命令，包括停止退出世衛，申請重返巴黎氣候協定，停止歧視多個伊斯蘭國家的入境限制令，以及在所有聯邦政府建築物內的口罩令。這些都是撥亂反正的好開始。

但可惜美國邪惡故意抹黑中國的言行仍未改變。蓬佩奧在離職前最後一天，仍不遺餘力，將純屬中國內致的新疆政策， 誣衊為極嚴重的種族滅絕（Genocide）罪行。不幸美國候任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亦表示，大致贊同特朗普的對華政策！

種族滅絕是最嚴重的人類罪行指控，絕不可亂說，後果可以極嚴重，可以帶來戰爭。請留意，美國的誇張指控，並非指控中國殺害維族同胞，他們只是誣衊中國採取限制維族人生育的政策，而此指控明顯與事實剛剛相反。眾所周知，在從前的一孩政策下，少數民族包括維族同胞，都享有優惠人口政策，可多生一個，農村更可生三個。在新疆此優惠政策到2017年才取消，不是壓制維族，是漢人終於也可享有生兩個同樣待遇！在2010至2018年期間，新疆的維族人口急速增加了25%，是漢人的10倍，升至近1300萬人。

過去十多年，新疆固然有恐怖襲擊和社會分裂問題，但現在情况已好了很多，新疆已再次和平穩定和安全。從前主要是受到美國在中東和中亞的不道德戰爭和大屠殺所影響，令到大量伊斯蘭教徒走向極端化。中國必須處理此動亂問題，但政策和手法比美國和平加有效數百萬倍！再教育、反洗腦和職業培訓，總比大屠殺正義和善良得多吧！

中國新疆政策比西方大屠殺善良

談到種族滅族這類極嚴重罪行，歷史上不幸也經常發生，大部分西方帝國，尤其英美都曾犯下這些滔天罪行。所謂發現新大陸後，一手十字架，一手利劍，再加散播病毒。1763年，英軍在特拉華州曾試過假扮善良，贈送沾滿天花病毒的毛氈給原住民，但原來不是意外，竟是故意放毒大屠殺，是原始的生化武器，行為極度殘忍和可恥！歷史清楚記載，歐洲殖民主義者，在200年內滅絕99%的美洲原住民，估計人數高達5000萬至1億，即納粹屠殺600萬猶太人的十多倍！這才是滅族！

肯定又有人反對重提西方帝國主義歷史罪行舊帳，狡辯與現代西方人無關。我認為責任多大需考慮4個因素：

（1）罪行的規模。德國納粹屠殺600萬猶太人，日軍南京大屠殺，和歐洲殖民者滅絕美洲和澳洲原住民，這等級的罪行，當然應受到很長時間，超過一世紀的懲罰和譴責，以及更重要的不可讓後代忘記此歷史，慎防再犯！

（2）時間的過去始終是個因素，必定體現一個exponential decay function。即使是極殘酷滅族罪行，例如蒙古帝國征服歐亞時，就算用當時標準，手段也是極度兇殘，罪孽甚深。但畢竟已過了800年，死者已矣，被消滅民族，已無後人替祖先發聲爭取平反。

西方人殖民美洲500多年，美國也立國近250年，拜登提名當內政部長的哈蘭（Deb Haaland），才是有史以來首位原住民內閣成員！這就算是贖罪？

（3）我從前也曾討論過，英國犯下嚴重歷史罪行如鴉片戰爭（販賣黑奴的罪也不輕），沒有發生過革命，連君主立憲制都仍保持着，既沒有賠償，連一句道歉都沒有，怎可能推缷責任？美英每四五年一次的選舉制度，只是表面化的政黨權力交替，絕非洗脫罪名的藉口！

（4）最重要的標準仍是這些國家有否真正懺悔，有否洗心革面，改變現今政策和行為？以此為標準，美國和英國肯定不合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盟，單在中東及中亞的不義之戰，在過去20年已殺害和導致過百萬伊斯蘭教徒死亡！行為和後果與十字軍東征幾乎無異！從前以護教拯救聖城為名，現在以更虛無縹緲的保衛自由民主作藉口！每次我聽到美國士兵滿臉正義，洗腦式地說，冒險參軍去伊拉克打仗殺人，是為了自由民主，我就毛骨悚然！為誰的自由？為誰的民主？

相對來說，中國過去了30年的政績，不止成功，更證明大量汲取過去錯誤中的重要教訓！以處理2019年的香港暴亂為例，拖了很久，明顯主要原因正是不想大開殺戒，企圖以最低武力止暴制亂。手法明顯比英治時代和中國內地過去經驗溫和，跟美國警察先開槍，後問話的慣例手法，更不用比較了。中國對外政策更加和平，已40年沒有戰爭！

中國需建構理論基礎說服世界

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都非常成功，人民素質不斷提升，今年人均壽命將超越美國，整體名義GDP也可望數年內超越。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得到超過90%全國人民的支持，且管治手法不斷改善、優化和減少使用武力，達到和諧社會的目標。可惜中國不善表達和論述自己的管治理念，仍缺乏一套完整的政治和經濟理論，所以至今連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都未拿過。獎本身不重要，重要的「獲獎」代表中國開始整理好理論基礎，且願意跟世界闡述和進行理性辯論。最新的narrative economics（敍述性經濟學）已證明很重要，中國更需學習運用敍述性政治，說服世界中國是代表和平、人性、正義和善良的！

我始終相信邪不能勝正！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