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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近期舉辦的魏德聖「青澀影展」將線上展映魏導早期短片，於是調出去年在桃園光影電影館的映後精華節錄，分享給各位影迷。6月11日（五）晚間九點放映《黎明之前》、6月18日晚間九點放映《七月天》，將在「 ＠果子電影 x 米倉影業 」YouTube頻道放映，好片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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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光影電影館《黎明之前》《七月天》座談節錄─魏德聖 × 翁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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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光掠影─短片輯」在 2020 的最後，邀請到開拓台灣電影視野的名導─魏德聖，回顧其兩部修復作品《黎明之前》（1997）與《七月天》（1999），從導演最初的創作了解創作之路開展，並何以成為台灣近期電影之「先行者」？以下節錄之對談紀錄，魏德聖簡稱「魏」，翁煌德簡稱「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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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創作給自己的課題
翁：因大四的時候有幸於魏導的公司實習，參加到《KANO》（2014）的專案。今年高雄電影節重映魏導早期作品《黎明之前》的修復版本，所以就趕快連絡魏導的公司，促成了今夜的放映。對導演來說可能時代有點久遠，但我們還是聊聊魏導當初的創作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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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每次要回頭看自己二、三十年前的片子，都很不好意思。《黎明之前》是我剛開始練習拍片的第三部劇情片，那時跟幾個同樣是助理出生朋友約好，每個人都要寫一部「鬼故事」的短片劇本，最後只有我寫出來（笑）。但從那時起，每部作品我都很有意識地嘗試自己不足的部分：第一次拍短片時，非常一板一眼的執行，一顆、一顆鏡頭分好執行，更精準來說，是把演員當作道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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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黎明之前》我改變自己的壞習慣，找真的演員來合作，我更是很害怕，不知道怎麼跟演員溝通，但還是要去做。整個拍攝過程練習以整場戲的方式討論，再分鏡頭拍攝。到《七月天》就開始練習場面調度，很多的演員、很大的場景，我要怎麼跟攝影師、燈光師配合，用最精煉的機器運動，完成一部作品。經過這些嘗試才長出膽量覺得可以挑戰市場、拍攝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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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導演更之前的作品是 1995 年的《戲言》跟1996 年的《對話三部》，其中《戲言》尤其震驚，是導演在裡面也有擔綱演出。演員的部分，也談談導演第一次和專業演員蔡琴、范瑞君及王柏森合作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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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寫劇本的當時，我就在楊德昌導演工作室工作，所以就有點冒昧的問蔡琴蔡姊願不願意演出，另外兩位主要演員也都是朋友。但回頭看25年前，短片基本上都是導演們的私下的習作，根本不會有專業演員參與製作，故《黎明之前》也算是不可思議的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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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天》的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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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黎明之前》片中所探討的情節，以為「死」就會得到解脫，沒想到死了之後是繼續受苦與淪難。緊接著又看了《七月天》這部作品，我第一次看完全震懾於「憤怒」的情緒中。若拿掉第一場戲，我們是慢慢跟著角色的怒火，最後看著主角放火燒毀一切。但導演第一幕的安排，好像就預示了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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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原本的開場的爆發力不夠，把片尾放到開頭反而如你說有預言式的感覺。《七月天》當年有得到短片的輔導金，那時候提案的片名是《賣冰的兒子》，創作的源頭是因為感知到一種文化─「鋸冰塊」的產業正在消逝，變成工廠化、工業化。以「賣冰的兒子」去「放火」極大的落差去詮釋那樣的憤怒。但創作時才剛入行，所以模仿的痕跡很多：類似侯孝賢電影的氛圍。也不是刻意要這樣，調性或鏡頭語言、敘事的風格就會有那樣的影子。但想既然要做了，就把整個更生猛、粗野，濕濕黏黏的粗魯，想把生命那種黏膩在影像中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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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片中也討論到各種層次的暴力，主角在黑社會體系不管是肢體的、言語的，到後續進入警察局，警察也是以殘酷刑求的方式獲得查案需要的資料。黑白兩道好似沒有差別，批判性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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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你想的比我想的還精采（笑）。我當初的安排是想要讓主要角色一直陷入困境。自小我的成績中間偏後，這樣的位置讓我可以跟好學生、壞同學打交道，有機會接近各形各色的人。但我始終沒有見過「講道義的流氓」。黑社會，都是貪生怕死、狐假虎威者居多，因此我不相信「道義」這件事，在片中就特別強調這點─「道義是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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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演員王恩詠的表現相當亮眼，近期在《最乖巧的殺人犯》也有演出，想請問導演怎麼將少年想要學壞，但又十分青澀的演技雕琢，讓成家這個角色足以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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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雖然看起來是素人，但他們絕大都是劇場演員。雕琢不敢說，但一次一次的練習下來對於演員的掌控，還有自己要表達什麼，所以走位與表演、節奏確定後，鏡頭的擺位就比較從容。整場練習演員與機器都走對了之後才開始拍，不再是以往一個一個鏡頭去進行。才知道與演員的溝通其實沒有那麼難，是演要每場戲精準的傳達，整場戲節奏再核對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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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拓自己的路─「純十六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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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1999 年，導演與鴻鴻、鄭文堂、魏德聖、蕭菊貞等影像創作者為了讓作品有更被看到的機會，創辦了「純十六」影展，放映的作品就包含了《3橘之戀》（1999）、《明信片》（1999）、《紅葉傳奇》（1999）等作品。想請問導演當時獨立創作者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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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每創作者最大的心願就是觀眾看到他的作品，進而喜歡他的作品，尋找展示作品的管道和平台，就變成最重要的功課。創作者在初期是不會有足夠資金籌拍長片，故都從短片起家。當時也只有金穗獎短片獎，且很封閉，多半也只有在影視科族群間才有討論。我們一群人有幸拿到第一屆輔導金，驚覺在資金充足下，不論作品的品質、敘事結構都會有不同層次的提升，與為了交作業而拍出的影像成熟度完全不同。但即便如此，當時獲獎最高待遇也就是在電影資料館放映兩次，就被冰凍起來，無法重見天日。不甘如此，就跟當時六個導演一起籌畫了「純十六」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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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設計海報到張貼、行銷、談戲院，租一個廳要多少錢這類的細節著手，甚至連十六釐米播放器自己搬動、保管。參展導演除了映後，還要輪班負責驗票、場務、映後遞麥克風和主持都要自己來。因宣傳做得很透，加上不同創作者的人脈都不盡相同，互相吸引各自族群，就如此炒作起來，甚至贏過當時好萊塢商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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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的原點─活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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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長久以來一直很喜歡導演的作品，想請問導演如何與編劇合作以及主題的發想？會把自己的性格投射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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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因為節省經費常都是自己編導，一直到《KANO》才第一次跟別人合作，我自己的感覺是不管怎麼做，兩個創作者的生活習慣、視野是不一樣的，故就算故事完整了，最後還是必須得轉化成導演可以執行的狀態。但最重要的是要「活在人間」，想要寫劇本或拍片的人，我覺得最好是從「紀錄片」做起。我自小住在台南廟口旁，養成跟各種階級對話的能力。庶民文化才是真正生活的哲學，能跟不同樣的人溝通，語言的內容可以讓你的故事角色更有生命力，而不會變成每個角色都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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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經驗下來，我自己累積了一種創作故事的方式。劇本教學會教你從第一場故事大綱、人物，打下三角形，接著就進入畫面思考，反而一片空白故事無法延展。我後轉以「故事思考」開始創作，一路寫下來三萬、四萬個字都有，整個故事順過、修改成劇本格式，再大的故事都會變得很簡單。此外，不是說把個人的狀態完全投射，我會把「想要的」狀態放在其中，跟自己下棋，把角色放在自己佈的局，並適時給予打擊。我很享受這樣的創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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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現場創作者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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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整個電影生存環境不斷改變，平台被網路取代，我們更要去思考如何打破這個框，而不是在那個框裡面認命，更要把夢做大並精準執行，這個框就會被你擠破、並去思考如何贏得你的觀眾，創作回饋就在這邊。不論金融、商業，或是流行它不斷在更迭，唯一不變的就是人文根源，這是台灣最豐富的東西！

日本黑社會的文化因有不少禁忌和神秘感而讓人好奇，現在你將有機會可以一睹這個龐大地下社會的真面目囉，這款以日本黑道為主題的《極道之龍M》剛過了一週年推出多樣新玩法和超值回饋，讓你體驗看看當黑道老大是什麼滋味!

主持人： 中日文主持-劉宇彤Haruka

【#個人訪問🇬🇧】BBC的個人訪問十分長篇，也十分formal。有趣的是，同樣的內容，在《蘋果日報》訪問標題是「一國兩制是騙局」，BBC就是「一國兩制不要再退」，其實對大多數朋友而言，口號都是其次，真正需要的生活模式，甚麼時候是最好，心裏有數。

BBC開宗明義的主題，據說是希望向國際讀者，介紹「香港中間派學者的覺醒」，前文後理都用這角度為主軸；每次回看自己既訪問，都會問，「那真的是我嗎」？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好時機，反思一下每一個人的人生。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是香港少有擁有20多萬臉書粉絲的「網紅學者」，他身兼多職，是大學教授、報章專欄作家，當過商界的國際副總裁，也成立公司作諮詢、研究、交流等工作。

「反送中」風波前，他是「中間派」的代表，以年輕學者的身份，得到政治光譜左中右的認同；在這場運動中，他成為一個「和理非」、支持雙普選的學者。

他在多家報章撰文、接受國際媒體採訪，分享對香港示威的看法。他的公司以大數據方式研究示威者經常使用的「連登討論區」，曾舉辦研討會邀請不同學者分析「黃色經濟圈」。他用鋼琴彈奏被視為示威者歌曲的《願榮光歸香港》並上載到互聯網，可算是一種政治「出櫃」宣言。

「以前我挺一國兩制」

沈旭暉一直堅持以評論國際事務為主，但在「反送中」爭議中，他更常評論香港的風波，轉折點是7月21日發生元朗白衣人事件。

當天晚上，一群白衣人在地鐵站持棍傷人，但警方延後30多分鐘才到場。沈旭暉見到認識的人在現場被打， 他與一些溫和派學者，把事件稱為「恐怖襲擊」。

而他的中學「皇仁書院」師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與白衣人握手而備受批評。皇仁書院一眾校友發起登報聯署批評何君堯，很少參與聯署的沈旭暉也有留名。

「相當震撼，香港竟然變成這樣，那晚發生的事情，是我們成長的香港，常理之外發生的事情，」他說，「傳統上香港人不是很政治，都是很理智，但過去發生的事情，每個人都覺得到了一個不能回頭的點，當你情感被勾起，你會發覺對此地充滿感情，開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什麼。」

元朗白衣人襲擊途人後的這一幕引發了爭議。

「過去六個月發生的事情，都超越了我們很多人的底線，很多原本不關心政治、或比較少行動的朋友，都在這場運動以不同身份積極參與。」

他認為，一般國家面對這種群眾示威，都會透過官員下台及調查機制去疏導民怨，但港府立場強硬，令整個運動持續多時，亦讓大家看到「一國兩制」急速被蠶食，不單是「看得見的警暴」，還包括商業機構受到壓力，員工、老師、普通人言論自由受到打壓，這是一種「白色恐怖」。

他曾經撰文形容一國兩制分為1.0、2.0、3.0的階段，主權移交初期，北京比較放手的1.0階段，到後來明顯影響香港內政，加強提倡國民身份認同的2.0，發展到一國兩制3.0，警察具高度爭議性、疑有政治考量的執法、各行各業出現政治審查、甚至有疑似「黑社會」介入政治議題等等。

他說，自己身邊的人都是「離地中產」的專業人士，以往甚少參與政治，但目前香港社會出現「白色恐怖」的氣氛，市民不敢隨便就政治表態，擔心會影響工作等等。

「對比起警暴、無民主、無樓住，這嚴重一百倍，這不是下一代可以生活的地方，」他說。

他相信這場運動發展至今，很多人除了爭取「五大訴求」，也是希望「一國兩制」不要再退下去，能夠回到主權移交初期般，中國政府比較放手的階段。

「以前沒有人會知道誰是中聯辦主任，一般人不會記得他的名字，那時是挺真的一國兩制，而那時沒有人談港獨，也沒有人會說外國勢力……2008年北京奧運，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創新高，《蘋果日報》頭條是『我們嬴了』，2009年我是去中國國慶60週年的代表團團員，我當時沒有包袱，覺得很開心。」

作為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過往經常對外強調，自己是全球公民，希望擁有遊走國際的能力，也能用國際視野看待本土問題。

這場運動強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他自己也感覺到自己對這片土地的情感，「我不希望中國和香港利益有衝突，我會先盡力讓兩者利益可以走在同一線上，但如果真的有衝突，我會站在香港人那邊。」

學者與政府的關係

沈旭暉說，以往政府尊重學者的意見，在發表重大政策前會有一些閉門會議，邀請學者或專業人士去「試水溫」，但現在這個渠道已不復存在，政府聽到的意見不像以前多元。

「《逃犯條例》就是一個好例子，它有諮詢過什麼人？應該找一些懂商界、懂國際關係的人、熟悉內地的學者或是一些民意的代表，其實不難預先知道會有這麼大的反應，這反映制度有問題，學者本身是有功能，可以作出預警。」

他又舉例，香港的一名官員近期高調批評國際權威醫學期刊《刺針》有關催淚彈的文章，「這在學者眼中是不可想象的，你可以不認同該份報告，你便寫一篇同樣水平的文章反駁，但你現在是用官威去壓他。」

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希望檢討事件的來龍去脈，但示威者要求更全面、具有法定效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沈旭暉獲邀加入檢討委員會，但他拒絶加入，原因是不覺得能有所作為，「不想被人擺上台面，你想要誠實的意見，我都歡迎，但你要拿學者來消費或做政治工作，這只會適得其反。」
他指出，香港政府在「一國兩制」被蠶食的情況下，難以控制自己的政策， 有時候政府聘請學者等做研究，「適用的便採用，不合用就裝作看不見」。

「美國智庫蓬勃是因為要通過研究達成某些事，中國比較不涉及政治的議題，智庫同樣做到事情，全國會用大數據去研究農業、氣候，可以很科學化，但香港是先有結論，而不是按研究去作出決定，」他說，「港英年代沒有民主，但仍然尊重傳統精英，現在政府不再理會他們的專業，哪怕是醫護、法律，這些人不是因為專業而受到尊重，而是政治的效忠來得到信任。」

被調侃的中間派

沈旭暉母親在《大公報》英文版工作，《大公報》英文版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少數對外的英文溝通渠道。他走入國際關係研究，或多或少受母親熏陶。他的父親是立場傾向傳統民主派的香港學者沈俊明。 沈旭暉在揉合不同政治光譜的家庭下成長
他的家族跟民國時代《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淵源頗深。沈旭暉本人曾在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學士，再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政治及國際關係博士。

「有些人因為我家人《大公報》的淵源而認為我是紅底，但在大陸人眼中，我這種人好西方，先天夾在中間，」他說，「我本身家庭內，都有很多不同意見，從小到大的訓練，知道在什麼時候說什麼，不會反面，無論多對立的聲音，我也覺得可以溝通的。」

沈旭暉在2013年舉行的婚禮，是香港近年少有讓政治立場南轅北轍的人共聚一堂，時任特首梁振英、學運領袖黃之鋒、李嘉誠兒子李澤階等左中右人物都有出席。

「網民經常也抽水（調侃）我的婚禮，但那個時候仍然是可以聊天，」沈旭暉說，「我不主張對立，我覺得幾難頂（難溝通）的人，也會找到共通點去聊天，這是我從小到大的訓練。」

精英共識向對抗模式的演變

沈旭暉2003年回到香港後，成立了一個名為「Roundtable」的團體，目標是讓政見不同的人，能夠聚在一起交流。

他認為，香港傳統精英主導的體制，一向是「閂埋門講掂數（閉門談判就好）」，多年來，立場不同的人可以彼此溝通，在鏡頭後可以談笑風生，大家以謀求共識為最大公因數，但2012年的特首選舉，一改政治、官場生態文化，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沈旭暉說，2012年的特首選戰改變了官場文化，一度令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

這場特首選舉中，兩個主要候選人梁振英和唐英年個人和團隊，均被揭發不同類型的「黑材料」醜聞，公眾把目光投向這些「黑材料」，而不是論政。

當年，沈旭暉以學者身份，向時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發表公開信，指這場選舉道德規範被打破，選舉不再是「君子之爭」，無論誰當選也很難施政。

「我當時有參加過他們的活動，聊過天，親身觀察中，以那時候來說，我算是接觸到類權力核心最年輕的一群人，但見完他們之後你很不舒服，你預測的未來就是這樣，你讀到了背後某個結構。」

他說當年也因為一些文章，而遭到直接人身威嚇。

「以前比較講道理的北京或政府的朋友，都開始被邊緣化，強硬的聲音開始出現，鬥爭模式主導，」他說，「本身的內部矛盾，以動員抹黑、篤灰（告密、告發）等很多這些手法，把人性好多負能量釋放出來，香港從一個精英共識的模式，變成對抗式模式，一開始了便回不了頭，激進的聲音取代了本身想有共識的聲音。」

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令主權移交後，香港的利益集團有所變化，一批在大陸有更大利益的人，發現香港傳統精英「不完全是自己人」，希望扭轉權力和利益分佈，打散原本的權力結構。

當年這場選舉讓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開始轉向專注建立自己的海外事業和置業，他說，這不是逃避或是擔心出事，而是預測到香港的發展方向，要凖備後備方案。

但在「反送中」爭議爆發後，他放棄了與一些大陸院校和企業的合作，希望自己可以暢所欲言下不影響他人。

香港示威者呼籲多光顧支持示威的「黃店」，希望建立「黃色經濟圈」，但做法引發爭議。

《大公報》最近點名批評沈旭暉舉行一個有關「黃色經濟圈」的研討會，形容他變成了香港「本土派」的先鋒。沈旭暉強調自己不是「黃色經濟圈」的專家，但有很多有心人希望研究這一課題，值得學術界去討論。

「你覺得很正常、很理性、很平和、沒有煽動性的東西，在一個上綱上線的時代也會有人不滿。這十年來感覺越來越多紅線，想又不行、說又不行，這樣下去就不是一個大都會……香港不應該這樣，不應該在思想、言論、行為上受到制限，大家就是喜歡這個地方有百花齊放的自由。」

他說以平常心看待被親中媒體點名，不會太過擔心，「我們不喜歡上綱上線，所以也不可以對它們太過重視，我們要加強抗壓能力，平常心 ……香港此刻要捍衛自己的核心價值，就是要好像平時般說平時能說的話，不要被白色恐怖嚇怕。家人總是擔心這樣那樣，正是多年來白色恐怖的產品，我深信，下一代絶不能夠在這樣的環境長大。我們必須改變。」

「有些激進聲音想取代爭取共識的聲音，為何社會會有激化的現象，是某個利益集團想得到一些東西，多了批評學者的聲音，是因為有些人不想有和平解決問題的路線，希望破壞他們的關係，令你們不想再聊下去。」

他說，無論立場如何南轅北轍，都可以溝通到，社會愈分裂愈要珍惜以前建立的信任，否則會正中他人下懷。

展望未來

香港示威者與警察街頭衝突這幾個月來暴力升級，黑衣人「裝修」（破壞）被指親中的企業以及「私了」（私下暴力對待）不同意見人士。

沈旭暉認為，事件發生至今，也令很多「和理非」積極參與運動。要有效解決街頭衝突，需要由處理制度暴力開始。

「一個運動能否持續不是看街頭有多少勇武、多少交通燈被破壞，還是是否再有一百萬人參與遊行，運動是可以歷時幾年、或者幾十年……香港這半年來形成了一個機制，就是政府做具爭議性的事情，人們是有機制去抵抗，這個機制已經完善建立，是一個持久戰的基礎。」

他坦言，沒有人願意看到任何形式暴力，也不相信有人為了暴力而暴力，但也希望前線示威者理解，如果衝擊和升級不合符比例，可能會引來「散水」（令人離開運動）。

他認為2022年的特首選舉，將會是一場「終極之戰（end game）」，希望有一個能夠認同「五大訴求」的人參選特首。
目前香港特首由一個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提名及投票產生。隨著民主派在剛過去的區議會獲得壓倒性勝利，預料新一屆選委會的1200人中，有約500人是親民主派。

沈旭暉指出，民主派人士擔任選委的數字會更高，有望在特首選舉中有更大的話語權，而開明商界和溫和建制派也希望有所變革，「這可能是最後希望」。

他憧憬說，只要這方陣營能夠勝出，那麼將來香港是可以透過內部立法實現「普選立法會」，亦可以不經中央通過下決定如何組成「選舉委員會」，「那時候，立法會全面直選、選委會能反映民意選出特首，就是『真‧一國兩制』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