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民主社會 為何 要 保障 言論自由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沒有人希望國產疫苗失敗，但政府提供安全、有效且國際認證的疫苗，是責任更是義務；面對愈來愈多人死亡，如何快速獲得最多的國際認證疫苗更是當務之急。可嘆的是，只為蔡英文的「七月說」，台灣竟不惜上演「只准蔡英文總統放火，不許陳培哲院士點燈」的荒謬劇，更連帶讓台灣喪失獲取更多國際認證疫苗的可能。因此多逝去的人命，又是誰該負責？>

蔡政府防疫「超前部署」了多少，國人心裡有數。如今最叫人驚愕的已不是政府的說詞多麼離譜，而是整個國家機器搭配網路側翼，對於跟政府唱反調者、吹哨者的全面「獵殺」，中研院院士陳培哲的遭遇就是當前最鮮活的例子。

陳培哲是國內病毒及肝炎權威，論疫苗專業比牙醫出身的中央防疫指揮官陳時中不知高了幾層，更不要說是蔡英文總統。他說，國產新冠肺炎疫苗選錯技術，七月不可能通過緊急使用授權，顯然也是基於醫學專業的判斷，而未考慮到以政治力「硬闖」的現實，以及跟隨而來的政治操作。

如果說相信科學、信任專家是對的，號稱民主的台灣不是更該鼓勵「陳培哲們」基於醫學專業來評價國產疫苗？他們可是要賭上自己畢生信譽的。更何況，在民主社會就事論事發言，本就受憲法學術與言論自由保障。

但陳培哲的發言又遭到什麼樣的待遇？先是親綠名嘴不知從何處取得名單、爆料陳培哲是疫苗審查委員，指控他因發言違反專業倫理「東窗事發」請辭閃人，接著再進行一連串的人格謀殺，卻又萬般閃躲陳培哲對於國產疫苗的專業質疑。陳培哲回應他在5月底便辭去疫苗審查委員，經且會議召集人證實。若如此，陳培哲以專家學者的角度來評論，何來違反專業倫理。

進一步言，如果連陳培哲專家發言都違法，那蔡英文以總統之尊，不待實驗與審查結果就宣稱七月底可提供國產疫苗，甚至蔡政府已經簽約預購最多兩千萬劑，誠不知其依據為何？莫非竟可以事先獲知國產疫苗的審查結果？或是篤定相關政府部門不敢違逆總統之意？

【重磅快評】只准蔡總統放火 不許陳培哲院士點燈
https://udn.com/news/story/11091/5518040

【黃浩銘就「五‧一限聚令案」自辯之結案陳詞】
全文連結📄：https://bit.ly/36BBDln
案件編號：ESFS 7 / 2020

一、本人被控一項「參與受禁群組聚集」，違反香港法例第599G章《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以下簡稱《規例》）第6(1)(a)及6(2)條。

二、根據《規例》第6(1)(a)及6(2)條：

(1)如有受禁羣組聚集進行，每名以下人士均屬犯罪 ——
(a)參與該聚集的人……
(2)任何人犯第(1)款所訂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第4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三、首先，我必須清楚說明立場，我並不是挑戰《規例》的合憲性，而是挑戰控方對於《規例》的詮釋。我認為，《規例》本來就沒有「共同目的」立法意涵，否則一早明文規定，在《基本法》賦予我們的示威權利下，這種詮釋及執法行動都是違憲的。

四、另外，我接納及支持黃宇逸大律師及詹鋌鏘大律師就法律觀點的陳詞。

五、簡而言之，本案爭議在於：
一. 相距1.5米或以上社交距離的不同群組若有共同示威對象和訴求（共同目的），是否同樣屬於「受禁群組聚集」？
二. 如是，該等限制是否不合比例限制《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所賦予的示威權利？
三. 行使公民權利是否合理辯解可予免除刑責？

六、根據《基本法》第27及39條：

第二十七條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第三十九條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以及香港法例第383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6及17條：

第十六條
意見和發表的自由
(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
(甲)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或
(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化。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

第十七條
和平集會的權利
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

七、以上條文均清楚說明公民擁有發表自由和示威集會等權利，而我亦當然同意該等權利和自由並非絕對。同樣，限制權利及自由的權力更加不是絕對，甚至法庭應該寬鬆詮釋憲法保障港人的自由權利，終審法院曾在吳恭劭案（HKSAR v Ng Kung Siu [1999] 2 HKCFAR 442）中明言：

「41. 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法院對其憲法性的保障必須採納寬鬆的解釋。這種自由包括發表大多數人認為令人反感或討厭的思想，及批評政府機關和官員行為的自由。

42. ……特別是須要充分理據支持的究竟是一個廣泛的限制，還是一個有限度的限制。限制的範圍越廣，便越難提出充分理據支持。

46. ……在考慮一個限制的範圍時，對發表自由的權利所施加的任何限制都必須取其狹義解釋，這是早已確立的法律原則……」（粗體為本人所加）

八、而楊美雲案（Yeung May Wan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中，終審法院在首段亦開宗明義：

「示威自由是一項憲法權利，與言論自由緊密相連。這些自由當然涉及表達可能被視為令人不快或甚至冒犯他人的意見的自由，或表達可能被視為對當權者作出批評的意見的自由。這些自由是香港的制度的核心，而根據已確立的原則，法庭應對憲法就這些自由所作的保證作出寬鬆的詮譯，使香港市民能盡享這些自由。」（粗體為本人所加）

在判辭第43段亦提到：

「法律試圖根據合理性的規定，在各名公路使用者的可能互有衝突的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某種造成阻礙的個別情況是否超出合理的範圍，乃屬事實和程度的問題，並須視乎所有情況而定，包括該阻礙的範圍和持續時間、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作出有關行為的目的……」（粗體為本人所加）

換言之，如果因為公共衛生理由對自由施加限制，控方必須證明其必要性，以及該限制必須符合比例（相稱性），力求取得平衡。

九、控方率先提及的梁志洪案（控方典據3），我認為對本案而言並無任何參考價值。首先，梁志洪本人並無律師代表，只是在非宗教式誓詞中提及《規例》與《基本法》廿七條及廿八條相抵觸，一如周家明法官所言，他「並沒有進一步提出任何理據以支持他的主張」。縱使周家明法官在其後指透過「相稱性分析」認為《規例》合憲，但正如我早前所言，我並非挑戰《規例》的合憲性，只是挑戰律政司一方對《規例》的詮釋。

十、我必須再次申明，依我理解，律政司一方的立場是，我等即使8人分為兩組，每4人一組，又即使相距1.5米或以上，都因為有「共同目的」而被警方視為同一群組，並因超過受禁群組所限而被檢控。當我們閱讀控方結案陳詞當中提及「有關限制」的時候，應該以這個執法標準來理解，而非《限聚令》本身，所以當我們說要運用「相稱性」驗證標準時，要時刻記住現在律政司及警方所提出無間距、無定向「共同目的」的嚴苛限制（或執法標準），是否追求合法目的，是否與合法目的有合理關連，是否沒有超越達到合法目的所需，或者是否屬於控方所主張的驗證標準—「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十一、當我們以「相稱性」驗證的時候，正如控方所言，都應先考慮《限聚令》的背景及原因。控方在其結案陳詞中所引用人權事務委員會在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和平集會權）（比照《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中《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七條）的第37號一般性意見（2020年）的指引（控方典據12）：

「四. 對和平集會權的限制
…
45. 例外情況下，可以為保護“公共衛生”而施加限制，例如在傳染病爆發，集會存在危險的情況下。這一點也可適用於集會期間的衛生狀況給廣大公眾或參與者自身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
…
59. 一般而言，締約國不應限制參加集會的人數。凡此類限制，只有在與第二十一條規定的限制的正當理由明確相關的情況下才可接受，例如，出於公共安全考慮規定了體育場或橋樑的最大人員容量，或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原文為簡體字，粗體為本人所加）

我請法庭留意第45段「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以及第59段「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這兩句。今天我們香港是否遭遇「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有些人說是，有些人說不是，但觀乎本案事發日期2020年5月1日，控辯雙方均無爭議的事實，就是案發當前最近期本地確診個案錄於4月19日，換言之，由4月20日開始至案發當天5月1日，足足已是12日連續零確診。

十二、或者，可能有人會認為零確診不算甚麼，因為可能5月2日就再次大爆發，或許就是我們這班示威群組累事的。很可惜，在疫情爆發至今，染上肺炎的有「國慶群組」、「跳舞群組」，就是沒有「示威群組」或「投票群組」。

十三、拜讀控方交付法庭的立法會文件（控方典據15）清晰可見，食衛局在5月9日向立法會表示，行政會議在2020年5月5日（即案發後4日）建議更改《規例》由4人改為8人，食衛局更道明「自2020年4月初起，本港的確診個案逐步減少，反映這些措施初見成效。一般而言，香港已成功『撫平曲線』……」，又提到7個建議放寬措施的原因，當中包括「本地個案數字偏低」、「市民個人衛生方面的警覺度甚高」等等。食衛局的結論是「固然，制定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並無絕對科學標準，我們考慮到相關社會經濟因素及最新公共衛生風險後，決定提升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至不多於八人」。

十四、如是這樣，到底我們還是否「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即使法庭仍然認為是「極端情況」，那麼該《一般性意見》又有沒有甚麼提示呢？就其第59段，答案顯而易見。即使締約國有公共衛生問題，有「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需要限制部份人權，但該《指引》已舉例說明「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而不是一刀切阻止有合理間距的示威。

十五、如果真如控方所言，法庭應考慮聚集人士的「共同目的」，而非單純考慮聚集距離（我會理解控方其實是毫不考慮），那麼就會出現無論是2米至10米距離，都不得有共同訴求的示威，否則均可被視為「受禁群組聚集」的怪現象，這樣嚴苛的限制看來與《指引》所提及的「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並不相符，甚至是曲解《限聚令》想達至減少社交接觸的立法原意（控方典據14）。而如果此例一開，標準提得這麼高，其他公眾活動包括睇樓、拜山、行花市、太平清醮等則無一倖免，牽連甚廣，更影響市民大眾的生活。

十六、控方花了不少篇幅去描述武漢肺炎如何在各地爆發，但卻又不全面地向法庭交代案發背景，甚至借用《香港人權法案》「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的條文，暗指我們示威會為其他人包括公眾、記者和警員帶來染病風險，甚至死亡。其實在控方主問中，與韋高級督察惺惺相惜，答問中亦有類似見解。為此，我必須嚴正駁斥歪理。首先，根據大眾常識，傳染病只會考慮距離，而不是身份、職業、年齡、性別。如果我們示威為記者警員帶來死亡風險，那我可不可以說律政司起訴我們，讓我們足足有四天在封閉空間之中，同樣為法庭、在場記者警員及公眾帶來死亡風險？示威者有示威者的選擇，同樣，警員或記者都可以按他們的分工而作出相對的防疫措施，正如目前封區一樣，都是各自防備，保持間距。當日我們和平示威，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正是既要表達意見，亦是顧及在場所有人士的公共衛生。

十七、當我們竭力在表達意見和公共衛生方面取得平衡時，到底警員做甚麼？韋高級督察在我們仍未開始遊行之前，已經預先警告我們「……無論你哋稍後時間用一個集會或者遊行嘅方式去進行一個嘅群組聚集，亦係屬於……為咗『共同目的』嘅話，亦係屬於一個受禁群組聚集嘅……」另外，韋高級督察亦坦言只有考慮公共衛生及我們有否違法，完全沒有考慮我們本來的示威權利，亦承認沒有積極協助我們表達意見，承認只是叫我們離開和解散。

十八、根據梁國雄案（Leung Kwok Hung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16. ……政府在作出任何限制時，顯然有責任提出理由以作支持。這種對於涉及基本權利的憲法覆核的處理方法，既已獲本院採納，亦與許多司法管轄區所依循的方法相符。不用說，在一個法治社會中，法庭必須銳意地保護各項基本權利，而且必須嚴格地審查任何可能對該等基本權利施加的限制。

…
22. 在討論施加限制的憲法規定之前，必須指出和平集會權利涉及一項政府（即行政當局）所須承擔的積極責任，那就是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使合法的集會能夠和平地進行。然而，這並非一項絕對責任，因為政府不能保證合法的集會定會和平地進行，而政府在選擇採取何等措施方面享有廣泛的酌情權。至於甚麼是合理和適當的措施，則須視乎個別個案中的所有情況而定。」（粗體為本人所加）

十九、終審法院明確指出政府有責任積極協助示威者表達意見，縱使有廣泛酌情權，視乎個案而定，但在本案中，韋高級督察清楚說明只考慮我們是否違法，以及公共衛生，因其對《限聚令》的錯誤理解而完全沒有顧及我們憲制保護的自由，沒有顧念法庭銳意保障的基本權利，令人失望。

二十、奇怪的是，在我呈堂的片段（證物D3-2），配合韋高級督察的證供，控方亦不爭議，確認在2020年4月8日同樣是社民連及工黨到禮賓府的示威卻未受阻撓，沒遭檢控。韋高級督察作供指，警方在《規例》實施的初期基於公眾對新法例未必熟識而會採取不同執法行動，包括發出提醒信，在現場勸喻及警告，同時亦表示如受禁聚集持續發生，會再作出票控，甚至拘捕。然而，在案發當日，當社民連及工黨被票控後，陳淑萍總督察卻一直容許社民連及工黨到公民廣場（亦即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示威，雖然有爭議社交距離，但最終仍然容許兩個不同組織或群組在公民廣場繼續表達意見，完整讀畢聯合聲明，亦沒有作出其他檢控行動。

二十一、由此可見，「初期鬆後期緊」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反而，我們可以見到不同高級警員就《限聚令》作出截然不同的決定和安排。雖然我們沒有證據確認陳淑萍總督察是否有考慮過我們的示威權利，但肯定案發當日，以及4月8日警方沒有完全禁止示威，因此我等認為警方應該會以同樣手法處理，對此有合理期望，雖無作供，但屬合理推測，不辯自明。而且，我不認同警方就法律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決定或觀點，既然控方一直指限制必須依法規定（prescribed by law），那麼，法律就不可能時鬆時緊，在每個警員身上有不同演繹，否則公權力將很可能會被濫用，成為貪腐的溫床。

二十二、《限聚令》的立法原意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傳播，而不是禁止示威，或嚴苛地收緊示威人數，限制表達權利。如是者，控方所詮釋《限聚令》的限制是追求合法目的嗎？不論如何距離，只要共同目的，一律檢控，變相收緊表達自由，如此嚴厲廣闊的控罪，與《限聚令》的防疫目的有合理關連嗎？

二十三、控方指《限聚令》只是臨時措施，只是限制行使表達及集會自由的形式，沒有限制其實質內容，示威者仍然可以在互聯網或社交媒體上發表意見，如果是這樣，示威可以網上示威，庭審何不又全都改作網上處理？控方言下之意，是否認為在蝸居斗室劏房的基層市民應在網上示威？這是否律政司的觀點？我要很痛苦地告訴你，不少基層市民，連上網的機會也沒有呢！

二十四、如韋高級督察所言，我們乃是「一如以往」地在勞動節示威，表達意見。在我多年參與的五一遊行，不少勞工團體都可以走到街上表達意見，數以萬計熱愛社會的群眾努力爭取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提高最低工資等等，街頭才是他們可以互相聲援打氣，在勞苦中吐冤鬱的地方。去年職工盟一早已向警方提出不同方案處理大型遊行，例如流水式遊行，又或像以色列特拉維夫民眾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示威，但都被一一否定，最後未能得到《不反對通知書》。於是，我們兩黨堅持走到政總表達意見，此舉非只形式，親身到現場宣讀聲明，本身也是內容的一部份，如果連8人分兩組，4人一組分開1.5米以上距離的示威都不容許，試問這個限制還在達致合法目的的所需程度之內嗎？其限制恐怕已遠超所需吧？於我而言，如此嚴苛的要求，也是「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二十五、如果法庭並不接納我以上的陳詞，我亦請法庭再三思量根據《規例》第7條，接受我們行使公民權利乃屬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控方指出，我等示威無可避免增加公共衛生風險，不但吸引不少記者採訪，警方亦要派出警務人員維持秩序，如果法庭接納示威權為合理辯解，將大幅削弱《規例》的效用，控方認為法庭需在考慮我等示威權外，也要考慮大眾的生存權。正如我之前所言，控方意思的潛台詞，就是沒有示威，沒有風險。如是這樣，其實政府當局應該取消《規例》的附表1，取消所有豁免羣組聚集以達至更低風險，否則都會削弱《規例》的效用，危害公眾的生存權。

二十六、當我們的終審法院曾聲言「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的時候，律政司竟然說法庭銳意保護的自由影響公眾生存權，不值一顧。我們看看當時可獲豁免的群組：每天都有數以十萬計乘坐公共交通及工作者，政府當局甚至容許20人有「共同目的」地參與婚禮，卻竟然不容許只有8人的示威？究其實，當政府制定法例時，亦非一刀切禁止所有社交活動，每個方面都會權衡輕重，例如法庭、醫院、工作間等獲得豁免，以免影響公共服務及經濟，每個部份都有一個秤去量度到底值不值得有豁免，保障市民權利。我不想猜測為何如此重要，法庭銳意保障的自由未有在豁免名單之上，但我認為法庭有責任遵從終審法院所訂的理想和原則，為公眾守護珍貴的權利和自由。

二十七、我再一次表明主張，在《基本法》賦予示威權利的前提下，即使我等有「共同目的」示威，《規例》理應容許我等以1.5米或以上間距表達意見，以此套用本案，則很明顯本案並未有任何「受禁群組聚集」；如果，總人數超過30人的遊行或超過50人的集會則應由《公安條例》處理，則不是本案範圍。

二十八、在上年至今，社民連和工黨多次向政府要求設立失業援助金，但林鄭政府依然固我，無動於衷。現在，失業率已高達6.6%，接近25萬人失業，14萬人就業不足，差不多40萬人生活在失望和恐懼之中。在疫情期間，他們不僅失去上街表達意見的機會，連他們的生存權也受到真正的威脅。若果我們真的重視生存權，應該推動失業援助金，應該為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立法，而不是假生存權之名，行打壓示威之實。

二十九、子曰：「過猶不及」。我固然明白示威權並非絕對，唔係大哂，但我亦不希望我們的示威權遭到無理踐踏，完全被無視。《限聚令》亦應如此，如果其原意乃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就肯定可以容許相距1.5米或以上的聚集，不管其有否「共同目的」。我不介意因《限聚令》而遭受懲罰，但我介意政府輕視人權，漠視民生。綜合以上所言，我認為控方從來沒有考慮我在本案中的憲制權利，其所作出的限制不但未能追求合法目的，沒有合理關連，更超越達致合法目的所需的程度，亦顯然缺乏合理基礎，未能通過「相稱性」考驗，其對《限聚令》的詮釋及執法行動實屬違憲，而我亦因其憲制權利，有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因此請法庭撤銷傳票，判我無罪！

第三被告人（無律師代表）
黃浩銘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鏡週刊 是很專業的媒體，雖然這次犯錯，但再多等一些時間看看週刊怎麼處理，大家不要太快下決定。

🌶️血汗摸摸台的新聞就是鏡週刊獨家揭露的

■擁有152萬訂閱的YouTuber「黃氏兄弟」的弟弟瑋瑋，被鏡週刊惡意爆料、接露私人性事。鏡週刊擺明了在消費名人八卦，之後再道貌岸然喬裝「衛道人士」，說沒有攻擊同志性向。

站在LGBTQ+族群立場，任何人幫他人出櫃，就是「不道德」，而且「性向」是受到《個資法》的保護。

媒體逾越了「新聞倫理」的分際，幫名人出櫃，有沒有法律責任？

■這則爆料究竟是「公眾利益」？或「公眾興趣」？
（Public interest 的第二個字是利益，不是興趣，更不是雙關語！）

以「公眾議題」為藉口，就可以把「侵犯個人隱私」合理化？

兩名單身成年男子的合意性交，與公眾利益究竟有何關係？鏡週刊社長（董事長）裴偉、總編輯廖志成，你們如果被告，要如何對法官講清楚？說明白？

■現在還有哪些大學在教「新聞倫理」？

哪些新聞從業人員上過「新聞倫理」課程？

鏡週刊要不要率先公佈，自家記者、編輯、主管的「新聞倫理」上課紀錄？有10%上過這門課嗎？成績有及格嗎？

如果真的要進行全面調查，台灣媒體的「結果」一定會讓人噴血！特別是坐在編輯部的主管們。

■大叔是政大新聞系畢業的，大叔的粉專也有許多媒體在追蹤，希望這篇文章可以幫上忙，讓缺課或從沒上過課的媒體朋友，認識「新聞倫理」如何看待「公眾人物的隱私權」。

■台灣正逐步邁向成熟理性的民主國家，對「人權與隱私權」的尊重與追究，只會日益增加。

#傳統媒體與新媒體都必須學會自律

報導公眾人物，媒體必先釐清兩項重點：

一、資訊屬於「個人隱私」嗎？

如果媒體揭露的資訊本質，屬於個人隱私（性向、健康、病歷、個資相關的地址、電話、帳號…等），媒體必須在報導的必要性－－也就是「公眾利益」－－站得住腳才能夠進行報導。

二、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與隱私權（人權）之間，是否取得平衡？

媒體最愛強調自己有「採訪自由」、而且「人民有知的權利」，對於公眾人物的「身份、地位、尊嚴、自主權」，媒體從不考量、也不保護，甚至嘲諷「怕熱就不要進廚房」。

「公眾人物毫無隱私權可言」的舊時代主張，已經過去。

媒體必須學習新時代的價值觀，開始尊重公眾人物的隱私權。

撇開他們的公眾身份，他們也是人，他們擁有人權。

#人權包含了隱私權
#政府公權力都不能任意侵害人民的基本人權
#憑什麼媒體認為自己可以？

無關乎「公眾利益」，而去侵害個人隱私、妨害名譽的媒體，在「精神賠償」方面，由於媒體傷害的是名人，媒體付出的「損害賠償」代價往往更加高昂。

■英國對於名人隱私權的保護判決

2001年1月，銷路居英國各小型報紙第三名的《每日鏡報Daily Mirror》，在一篇報導指稱超級名模「黑珍珠」娜歐蜜坎貝爾 Naomi Campbell 是吸毒者，而且詳述她的戒毒歷程，附圖則是她離開倫敦西區雀兒喜「某個匿名戒毒者組織」的照片。

2002年3月，英國高等法院判定坎貝爾上訴獲勝，認為《鏡報》侵犯了個人隱私權，判《鏡報》賠償損失3500英鎊，並由《鏡報》負責其訴訟費用。

後來，《鏡報》提出了上訴，上訴法院於2002年10月推翻了一審判決。重新判決宣稱《鏡報》有權報導，以民眾「知的權利」的立場，去報導坎貝爾的毒品問題，因此《鏡報》並無罪責。

坎貝爾表示「非常震驚、憤怒」，感覺自己像是被出賣了一樣。她說《鏡報》刊登的這張照片及文章，嚴重侵犯了她的隱私權，打擊了她的自信心。她自認曾經吸毒，但後來已經戒毒了。

坎貝爾強調上訴到底，她之所以打這場官司，主要是想維護個人隱私，讓像她一樣的公眾人物免受媒體侵擾。

2004年5月，英國上院高級法官以三比二作出裁定，推翻了上訴法院的判決；坎貝兒贏得官司定讞！

這個劃時代的人權判決，對「新聞倫理」賦予全新定義：

當媒體無法舉證所謂的公眾利益確實存在，或是「保護隱私權」更為明顯必要（平衡原則），當媒體侵害人權是事實，媒體就必須付出法律代價。

https://www.theguardian.com/…/may/06/mirror.pressandpublish…

■歐洲人權公約對於隱私權的保護

《歐洲人權公約》設立了歐洲人權法院，任何人只要認為自身權利受到本公約締約國的侵害時，皆可向歐洲人權法院提起訴訟。該法院仍有權力去判定損害賠償。

《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ECHR）全名為《歐洲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為一個保障歐洲人權與基本自由的國際公約。

《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 隱私權：
每個人的「私人及家庭生活、其家庭以及其通訊隱私」的權利與自由必須受到尊重，若需要對此做出限制，則必須「符合法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所必需」。

歐洲人權法院就公約中所規定的「私人及家庭生活」做出了相當廣闊的解釋，以保護此等權利。
法院認為，在彼此合意的情況下，對同性之間性行為處罰的法律違反了本條規定。

■媒體心中的一把尺
■報導 kiss and tell 違反了毒樹果實理論

全世界的八卦小報（tabloid）最喜歡報導kiss and tell（根據第一手資料寫成的緋聞、醜聞）。

所謂 kiss and tell 就是：
先跟名人 kiss，結束後骯髒轉身，tell 媒體賺取爆料現金。

媒體如果自認是「無冕王」，那麼媒體心中那把尺，用來媒體自律的，必須認真參考法律原則，學習法官如何看待證據價值。

毒樹果實理論（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為英美法學發展出的理論，歐陸法學汲取了理論精華，並將之稱為「證據排除法則Exclusionary rule」的放射效力，被廣泛運用在刑事訴訟法學領域，是關於「衍生性證據」是否具證據能力的判斷理論。

毒樹果實，意指在調查過程中，透過非法手段所取得的證據。

該術語的邏輯是，如果證據的來源（樹）受到汙染，那麼任何從它獲得的證據（果實）也是被汙染的。

在訴訟審理的過程中，毒樹果實證據將不被採納，即使該證據足以扭轉裁判結果，亦然。一位警察如果違憲、侵害人權、而取得的證據，會因為毒樹果實理論而被排除、摒棄。

同樣的，媒體在採訪或調查採訪、化身採訪的過程，程序正義非常重要。不正當手段取得的消息，來源有毒，毒性就會影響到報導的正當性。

即使這個消息來源，是來自美國聯邦調查局FBI.

■大是大非原則：美國媒體一致立下的典範
■著眼於更高的公益目標，而不囿於私德標準
■關於傳聞中的金恩博士（牧師）召妓 3P 事件

馬丁路德金恩是一位美國牧師、社會運動者、人權主義者和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領袖，也是196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他以 "I have a dream." 率領美國走入民權平等的新時代，也啟發了全世界的反歧視和平運動。

有一天，他的夫人以及美國各大報社媒體，全都收到了爆料錄音帶，是關於他的召妓 3P 性愛醜聞。

到底是誰在弄金恩博士？
是FBI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John Edgar Hoover）。
他甚至還握有金恩和祕書幹部裸體在床，疑似搞同性戀的照片。

金恩是南方浸信會牧師，這些「黑資料」足以摧毀他的私德、乃至於公眾形象。

胡佛作為FBI的局長，歷經六任總統。
每位總統都厭惡他，都想把他搞下來。但都沒辦法，因為他們都有或多或少不可告人的「黑資料」握在胡佛手中。

金恩博士努力的以「非暴力」的和平手段，爭取種族平等的民權運動。如果濫用道德力量摧毀了他，導致民權運動（萬一）轉向到暴力革命，美國就會陷入危險的動亂之中。

當時美國媒體都收到了性醜聞錄音帶，（不只寄給金恩太太），同時還寄給了各大報社。

這一長串的竊聽錄音，錄的是金恩博士在美國各地的旅館房間裡，和其他女人的性愛錄音，有的對象還是 3P，他還曾毆打醋勁大發的情婦。

這樣的「惡意爆料」，目的就是要打碎金恩的夢，打碎民權平等的夢。

然而，美國的新聞媒體就是與台灣不同！

當時的美國媒體，一致自律、拒絕刊登、堅守了更高的道德，所以沒有報導，掩蓋了金恩的「不道德」，同時阻擋了胡佛之流的「大缺德」。

濫用公權力、手段邪惡的程度，已大過金恩博士召妓本身，這是國家機器侵害人民隱私權、秘密通訊自由！違反美國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

記得大叔剛才說的「毒樹果實理論」嗎？

即便金恩博士私德問題嚴重，但他的公德貢獻更大，在權衡之下，私德缺陷已變得不是那麼不可原諒。公德與私德不必然相干。避免落入「泛道德法西斯主義」。

目前坊間多為流傳的金恩召妓、多P性愛趴等指控，從來沒有確切的人證與檔案根據。

之後關於胡佛與金恩的FBI檔案資料裡，以及寄給金恩的一封黑函上，也曾出現「性愛趴」等類似字眼。

所有對於金恩的竊聽錄音檔現在已被法院封存，一直到2027年才會解密。

掌握金恩婚外情醜聞的FBI為何沒有摧毀他？
可以從文化史、精神分析與社會語言學三個角度來解釋。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34814

美國媒體一致的高度自律，就是展現大是大非原則，著眼於原則性、根本性的是非問題。

台灣的媒體，跟得上這樣的新聞倫理標準嗎？

請先「反求諸己」。

■新聞媒體往往就是侵犯隱私權的重要媒介之一。
https://www.tahr.org.tw/news/176

■請不要忘記《新聞倫理公約》的內容：

1、新聞工作者應抗拒來自採訪對象及媒體內部扭曲新聞的各種壓制與檢查。
2、新聞工作者不應在新聞中，傳播對種族、膚色、宗教、性別、性取向及身心殘障等弱勢者的歧視。
3、新聞工作者不應利用新聞處理技巧，扭曲或掩蓋新聞事實，也不得以片段取材、煽情、誇大、討好等失衡手段呈現新聞資訊或進行評論。
4、新聞工作者應拒絕採訪對象的收買或威脅。
5、新聞工作者不得利用職務牟取不當利益或脅迫他人。
6、新聞工作者不得兼任與本職相衝突的職務或從事此類事業，並應迴避和本身利益相關的編採任務。
7、除非涉及公認的公眾利益，新聞工作者應尊重新聞當事人的隱私權;即使基於公共利益仍應避免侵擾遭遇不幸的當事人。
8、新聞工作者應以正當方法取得新聞資訊，如以秘密方式取得新聞，也應以社曾公益為前提。
9、新聞工作者不得擔任任何政黨黨職或公職，也不得從事助選活動；若參與公職人員選舉，應立即停止新聞工作。
10、新聞工作者應拒絕接受政府及政黨頒給的新聞獎勵和補助。
11、新聞工作者應該詳實查證新聞事實。
12、新聞工作者應保護秘密消息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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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出台灣真正的兩劑疫苗完整接種比例嚇死你，第二類（中央地方政府防疫人員）完整接種比率已達45%，反觀75歲以上長者僅1.5%、65至74歲長者僅1.3％，機構住民及洗腎患者也僅6.7%　ｆｔ不是謝志偉同路人就是中共同路人的 #郭正亮

根據聯合報的報導：【國內專家示警「對付 #Delta病毒 只打一劑等於沒打」，然根據指揮中心統計資料，第二類（中央地方政府防疫人員）完整接種比率已達45%，反觀75歲以上長者僅1.5%、65至74歲長者僅1.3％，機構住民及洗腎患者也僅6.7%。「這麼低嗎？」前疾管局副局長施文儀對脆弱族群完整接種率之低感到驚訝，同時感嘆，「根本沒有那麼多防疫官員，這些疫苗如果打在老人重病者身上有多好。」隨著BNT疫苗到貨，若實證支持副作用不增，保護力佳，政府應開放長者及脆弱族群混打，「不該讓混打變成特權。」】

另外，根據中央社的報導：【 #BNT疫苗 抵台後，除12到17歲學生族群，指揮中心也將優先開放18到22歲接種，引來不滿。指揮官陳時中今天表示，這決定主要考量疫苗衡平性，確保每個年紀都能打到疫苗。首批由鴻海、台積電、慈濟共同採購的輝瑞BNT疫苗將於明天清晨抵台，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計畫先開放12歲到17歲青少年族群接種，其餘將優先開放給18歲至22歲年輕族群預約，和以往從高年齡層往下開放不同，引發部分民眾不滿。】這個已經有很多專家反對了，目前七十五歲以上老人兩劑完整接種的只有１．５％，六十五到七十五歲的長者只有１．３％，而在疫苗到齊之間，教育部是可以選擇不開學的，上班族可不行，每天都要去上班，結果你選擇先打那些可以不用上課、重症比例極少的少年家，只有一個結論就是政治決策啊，要打明顯對塔綠班支持度比較高的年輕族群你就說一聲嘛！不在乎老人家死亡率，不優先讓他們打完兩劑疫苗，有種你就承認這是政治決策啊，不用甚麼疫苗平衡來瞎講，九月ＭＯＤＥＲＮＡ就會過美國１２－１７歲的注射許可，你為什麼不能延遲開學先救老人，先幫上班族呢？

而且謝志偉就好像一種傳染病一樣，派駐德國正事不幹，之前糾纏郭正亮，現在又來意圖感染我啦！不知道謝志偉跟蘇貞昌還有那個去北檢告發我侮辱公署的熱心民眾是不是都是一掛的啦，每個都說喪禮花籃，媽的逼，明明喪禮上要寫甚麼早登極樂之類的，就這幾個傢伙文學底子太差，不知道是心虛還是怎樣，看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就以為看到喪禮了，這樣要怎麼打啦！塔綠班都這麼膽小嗎？還叫我要道歉悔改咧，是不是搞錯甚麼啦！謝志偉是不是不會寫言論自由四個字啦！

而且我今天還剛好接到了北檢的不起訴書，【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尤其對政府之施政措施，縱然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語言文字予以批評，亦應認為仍受憲法之保障。蓋維護言論自由所以促進政治民主及社會之健全發展，與個人名譽可能遭受之損失兩相衡量，顯然有較高之價值（司法院釋字第５０９號解釋協同意見書旨可資參照）】，我支持言論自由就是誰當政都支持，誰像你們塔綠班在野的時候爭取言論自由，一執政之後一心只想著打壓言論自由，權力之墮落，莫此為甚！

而且身為吃瓜群眾旁觀對岸清朗行動感到非常好奇的我剛剛又看到震撼的消息啦，根據ＥＴＴＯＤＡＹ的報導：【JIMIN的大陸粉絲後援會「百度朴智旻吧」日前宣布因為清朗行動改名為「朴智旻JIMIN_JMC」，他們在本月1日公告，與南韓濟州航空合作的「朴智旻專機」已經正式啟航，從整個機身、機艙乃至乘機所需的機票都是為朴智旻專屬訂製，機內還會有1.8萬個機內專用紙杯，應援將會持續3個月，只要是首爾金浦－濟州或釜山－首爾的航線都有可能搭得到。
而這還只是「百度朴智旻吧」生日應援的一部分，10月13日生日當天已經包下美《紐約時報》與英《泰晤士報》刊登JIMIN慶生廣告，前者還是全版彩色廣告。據「百度朴智旻吧」指稱，他們支付了「難以想像的天價廣告費」，準備工作歷經半年。】哇靠，這也太厲害了吧，上次我們做甚麼ＴＡＩＷＡＮＣＡＮＨＥＬＰ的廣告都沒搞到這麼浮誇ㄟ，原來飯圈集資有這麼大的陣仗，他媽嚇死人啦！

另外，根據巴哈姆特ＧＮＮ的報導：【由於日前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嚴格管理 切實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的通知」，表示針對未成年人過度使用甚至沉迷網路遊戲問題，將進一步推行嚴格管理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路遊戲，並且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因此，中國的未成年玩家只能在周五、六、日與法定節假日每日 20：00 至 21：00 時玩遊戲。如此一來也導致部分遊戲的伺服器無法負荷，微博上也開始出現「#王者荣耀回应崩了#」這樣的標籤。除了未成年玩家受到大幅度的影響外，近日中國大型電商平台京東也針對旗下商家發布「關於禁售遊戲的公告」，表示為規範網路遊戲經營秩序、維護健康和諧的網路文化環境，將根據政府相關法令來禁止未經審批備案的遊戲在京東商城販售。】幸好我現在已經老了，不然不能打電動超痛苦的啊，這下電競是不是也要整個市場再見啦？這個新一代的做法到底目的在哪裡？

而且阿亮說這一系列的改革十分受到中產階級支持啊，這是不是一種取最大公約數的革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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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開播
04:00 delta病毒入侵
12:00 教育部堅持開學
20:00 幼兒園群聚事件/屏東可清零 那雙北呢?
35:00 新加坡防疫 台灣學得來?
41:00 台灣疫苗完整接種第二類達45%
46:00 疫苗政策為何堅持不改?
53:00 新加坡防疫 台灣學得來?舉例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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