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法官依法 判決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同情單親媽媽很苦，想帶孩子共赴黃泉卻自己沒死成。一審法官判了死刑，大家一片同情。

說真的，我很同情她，我也很難過。身為一個單親爸爸，我可以體會這種苦。尤其是經濟上極度不充裕，跟家人關係又很不好。最後萬念俱灰下，變成了這個沒人想看到的結果。

但是，同情歸同情。法官判決有沒有問題？你知道，孩子不是爸媽的財產，孩子也有他的人生要過。做父母的再辛苦，哪有資格去帶孩子「共赴黃泉」呢？你有什麼資格決定孩子的生死？真正負責任的父母，再苦，都要撐著。這個媽媽做出了，最不該做的事情。她一心求死，某程度也算是完成她的心願。

所以，法官依法判決，以一個單親爸爸來看，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因為這種事，絕對不該發生。而且法官依法判決，本不該攙雜感情成分在內。

有問題的這個社會之所以對司法不信任，在於每一個法官量刑的標準，從來都不一樣。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砍掉小燈泡頭的王景玉、跟男友謀殺媽媽的那個女人、華山分屍案的那個男人⋯族繁不及備載，他們，都因為法官認為「可教化」，逃過死刑。

這才是今天大家討論這件事會生氣的原因。

司法的危機，就是標準不一致！為什麼謀殺犯可以因為「精神病」、「人格解離」逃過死刑，有嚴重憂鬱症的媽媽卻不行？

對我來說，這位單親媽媽跟這些犯下重罪的人一樣。法律該判處極刑，就該這麼判。但為何，該償命的，沒有讓被害者得到應有的正義？

我很難過。真正有問題的，是司法的裁判標準，而不是這個媽媽該不該被判死刑。

『這二個案子共同的特色，就是當事人都做了把公司的錢搬進了私人的帳戶，因而被檢察官起訴，而同樣的也因為”沒有造成公司傷害”，因此法官都判”背信罪”不成立，只是以較輕微的行為罪─非法授信罪和商業會計法定罪。

之所以會這樣，這是因為我大台灣民主國的鬼法裡面，要求背信罪成立的條件之一，就是一定要有人受害，所以有經驗的人像許勝發就知道，雖然從自家銀行和租賃搬了50億，但一定要按照繳付本息，然後等到有風聲要調查，就趕快把錢還了就好。於是法官審理時，銀行出證明，它沒有受害，法官依法規因為沒有人受害，所以背信罪不成立。(你回頭去看自由時報的報導─黃百祿是不是一直強調，沒有讓公司受害)』

我們的法律在裁罰上應該考量判決可能影響的社會整體利益損失（肯定無法精確估量，但至少不應該隨便就輕判），不然這樣搞下去司法還有什麼威信可言

【別誤會！蓄意吸毒絕非脫罪藉口！】
本日報載，一名男子砍殺母親被檢方依家暴殺害直系尊親屬罪起訴，並求處死刑，桃園地院去年宣判梁男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但案件進入二審，梁男被改判無罪。
　　
該男經精神鑑定後，判定因吸食毒品導致精神障礙，而做出違法行為，一審法官依法規定須減輕其刑，再加上兩位姊姊均希望不要判處死刑，合議庭判處梁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如今案件進入二審，高院認定他因吸食安非他命導致有精神障礙，犯案當下已經沒有意識，因此逆轉判處無罪，全案還可上訴。
　　
辦公室收到許多民眾憤怒的陳情，這案件是不是鼓勵民眾要犯案，可以故意灌醉自己後藉酒壯膽或是吸毒？
　　
在此特別提醒呼籲大家，不要誤會這個判決，以為可以藉由毒品或酒精，就可以被判定沒有辨識能力而能免卻刑責，就能加害於人，我們應注意刑法19條第3項的規定。
　　
刑法19條第3項是什麼呢？
　　
先來談談刑法第19條第1項：「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而刑法第19條第3項另規定 「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這條法的出發點，就要提到 「#原因自由行為」。原因自由行為是大陸法系刑法體系的重要概念，是指行為人故意藉由酒精或藥物，讓自己喪失辨識行為能力。
在構成要件上，若以前置理論，原因自由行為之可罰性需具備：
1. 行為人 「故意」 或 「預見」 陷入精神障礙之可能性
2. 行為人對會發生的 「違法行為」 在清醒時需有「故意」或「預見可能性」
　　
例如個案明知使用此物品會喪失控制力，因此在殺人、或是吵架之前先使用壯膽，自陷於此狀態，則為「故意」之原因自由行為。
　　
而如個案明知會喪失控制力，但並沒有要故意殺人或做違法行為，但是他事先知道有這種可能，但仍使自己陷入精神障礙，則為「過失」之原因自由行為。
　　
這裡特別說明，今日引起軒然大波的案件，完整判決書尚未出來，我們現在是就新聞稿目前揭露的訊息做討論，確切細節仍須等判決書內容。
　　
對於目前揭露的訊息，我們很疑惑為何未使用刑法第19條第3項：「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或許涉及個案長期精神狀態及其他共病問題，此處無法多加揣測。
　　
但一來，此案判決仍可上訴，再者，這裡要特別提醒大家，若蓄意使用毒品或酒精後犯罪，依法無法免刑，一樣得負起完全責任！
　　
令人擔憂的是，此案前後兩次判決差異實在太過巨大，除了造成民眾的不解之外，也造成了社會的不安，且再次引起民眾對於司法體系的不信任，這也是近年推動司法改革時，引進國民參與審判，希望能減少的問題。
　　
另外，即便是確實適用「有罪不罰」者，後續的監護處分甚至刑後追蹤流程，也務必確實，並以病犯概念，讓司法與醫療一同協助後續的處遇過程。絕非將問題拋給醫療端單獨承受，也不可在風險未下降前失去追蹤。相關的改革配套，下會期我們一定要繼續推動！
　　
而我們除了在此討論判決結果之外，也想跟大家聊聊社會安全網的概念。
　　
我過去曾提過，1980年代，美國全國性的ECP研究，和正常組相比，患有「嚴重精神疾病患」這組（如思覺失調症、雙向情感疾患等），確實暴力的終身盛行率較高，但 「物質濫用」這組盛行率又更高。而根據110篇研究的統合分析，共病物質濫用，可以再讓精神障礙患者的暴力發生勝算比（Odds ratio）上升1.8~2.8倍。而根據另一項收案量也很大的MacArthur研究，在從精神科病房出院的個案中，有物質濫用的個案，確實暴力風險較高；但若沒有物質濫用者，暴力風險和一般人無顯著差異。
　　
簡而言之，嚴重精神疾病患者妥善治療後的風險，統計上跟一般人一樣。但真正可怕的是物質濫用（酒、毒）。這是國家必須投注更多心力來解決的問題！
　　
如果我們把暴力、犯罪視為社會的一種病徵，那麼我們就要用有效的方式來治病，促進社會安全，就像公共衛生裡面「三段五級」的概念。簡單說，第一段叫做預防、第二段叫早發現早治療、第三段叫亡羊補牢。我們很需要透過針對非行少年的輔導、針對問題性物質濫用、家庭暴力、甚至到輕罪的整合性介入，在更早的攔截點，找出已經開始有偏差的人，給予介入，避免更嚴重的憾事！相關的法律和預算配套，我們一起來努力！
　　
#切勿以身試法
#莫忘刑法第19條第3項

以中國大陸法所行的國家安全法，直接插入香港這個普通法體系，影響可以遠超提案人想像。普通法在這個經濟掛帥的城市為何重要，這自然要從普通法Vs大陸法這兩大體系談起。簡單而言，大陸法把一切條文由上而下寫得清清楚楚，包括法律內容和立法原意，然後法官「依法」判決，判案差異空間不大，保障了大政府的利益，國有化（或大力干預）戰略資產（例如能源、銀行、媒體）相對普遍，卻局限了由下而上商業行為的創富空間，也更容易以各國「潛規則」運作。

普通法則非常重視案例判決，由司法獨立的法庭，根據實際情況，理解同一條法律的立法原意，法官無形中有了創法、釋法能力，獨立性大得多、也不用理會來自行政機關的「指導」。而且普通法案例可以跨國援引，無形中服膺一定國際規範，商人即使缺乏頂層關係、不了解國情和內部資訊，也傾向相信行普通法的地方，可以公平保障他們的權益、合約精神和產權，整個營商環境尊重大市場、小政府原則，融資自然較易。遇上金融風暴時，大陸法地方習慣動輒「依法」國家干預、接管、托市，普通法地方則傾向以證卷規管、協助市場、法律訴訟等方式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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