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禮拜，公投盟帳篷被台北市政府拆了。我心頭沉重，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
前年有大半年的時間，公投盟基地的路權，是我負責申請的。直到去年二月，組織預算緊縮，我轉為寫稿的兼職，路權申請的工作，就交接出去。我為了生計，疲於奔命，這一年來的路權申請，無力參與。
路權申請，是項繁瑣的行政作業。首先，你要打電話去新工處，詢問哪幾天的路權還沒被請走。這時候，承辦人員的態度影響很大，他可以告訴你可以申請的時段，也可以叫你到現場看著辦。大概就像餐廳能不能訂位這樣。
如果不能預訂，你準備了一堆文書到了現場，得要當場改寫。也可能全部額滿，白跑一趟。如果要確保申請得到，除了要跟承辦人員關係良好，也要一早在市政府辦公前到場守候，像是排隊買百貨公司福袋一樣。
公文要跑過三個單位（臺北市新工處－－中正一分局－－臺北市政府建管處）為了時效，基本上你不可能請他寄回來，這樣會來不及，所以送件跟取件都得要親自去拿。除了建管處只需要去一次（送件列管，不用核可）之外，新工處跟中正一都需要去兩次。
路權一個人只能申請兩天，兩天的保證金是三萬塊，大概過一個月才會退回來。可以週轉的路權帳戶金額是有限的，願意放私章讓我們代為申請路權的人也是有限的。一般來說，只能連續請四到六天。不然可能會週轉不來。
意思是說，你要請四到六天，就得要出門五次（新工處兩次、中正一兩次、建管處一次）。你身上還有一堆夥伴的印章，以及掌管二三十萬的路權帳戶。這是一個比較繁複（我已經省略掉一堆文件準備、溝通、影印之類的細節敘述）的行政作業，而且需要忠誠度。要找到能夠忠實完成的人，除非是正職，不然很難用志工方式完成。
其實做組織的，要嘛是有錢，要嘛是有熱情。這兩點，這兩年來也是跌跌撞撞。有些人在外謠傳說，蔡丁貴教授在美國私募了很多錢進自己口袋。這種陰謀論，其實也很難反證推翻－－任何一個人被說私下拿很多錢，都很難自證清白。
至少我看到的是，公投盟很拮据，請到三位正職員工就是極限；蔡教授生活很樸實，大部分時間都吃便當坐公車，家裡的老車也二十年了（一台很復古的subaru，選舉期間我開了兩個禮拜環島，好幾次排檔桿卡住、發動不能。）一個紫色運動背包揹到都快爛了。一個沒有任何娛樂享受的人，也多請不了幾個員工，你可以不認同他的做法或是理念，但要說這樣是Ａ錢的話，其實你指控世界上任何一個人Ａ錢都能成立了。
組織錢少之外，社會的熱情支持也在退卻。有些支持者覺得，民進黨全面執政，就是他們可以想像的最好狀態（我不這麼認為），沒必要再搞運動。有些支持者老了，過世了。有些支持者跟其他人吵架，離開了。有些人（不是支持者）覺得民進黨做不好，不如改支持國民黨或柯文哲。總之，熱情退卻，志工縮減，組織運作自然就日益艱難。
看到有人說，八百壯士都很守法，申請路權都很完備，我心裏就是一痛。你知道這意味著甚麼嗎？這意味著他們有充分的資源去完成這件事，這意味著他們有更多的經費，更多熱情的支持者，去抵抗一件不改革政府就會破產的事。而還有很多人支持他們的「守法」，卻沒想到這個守法背後的意義是甚麼。
看到柯文哲臉書說，帳篷都拆光了（雖然八百壯士又回去了），「臺灣必須成為一個法治的國家」。法治？我看到頭都昏了，天啊，隔了四年了，經過這麼些公民運動，網路上吵了一輪又一輪，竟然還是有人把「法治」解讀為「守法－－遵守我執政者訂下的規矩」？來自於一個曾經被寄予希望的政治人物？
這陣子有個斗六雞排伯的新聞，他被「輔導」辦營業登記，自殺了。按照很多人的邏輯，國稅局也是在貫徹「法治」，也是「依法行政」，可能他們也會覺得雞排伯活該吧。
我就不對這些人口出惡言了（這是延後幾天發文的好處）。法治主要是指政府的權力要被法律節制，它相對立的觀念，不是「違法」，而是「人治」。
極端的人治跟法治都是不可能的。如果甚麼都可以法治，意思是政治人物像是機器人一樣，一切都是按本宣科、標準程序，這樣要選舉幹嘛？要檢驗政治人物的核心價值幹嘛？
法官不能判偷竊犯死刑，這是法治。至於要判個三年或是罰金，這其實是人治，只是人治不好聽，會說是心證裁量空間。
人類社會的各項制度，就是在摸索要給予權力者多少決策空間。空間大了，怕他濫用；空間小了，怕太僵化。也就是在法治跟人治間取得一個平衡。
新工處的承辦人員友不友善，建管處核不核可，何時來拆，怎麼去拆，太多太多的行政權力，不是法律規定非如此不可，而是由人（從基層公務員到市長）去決定的。你這樣做，可能是依法行政，你不這樣做，或者說，晚點做，柔性的做，也一樣是依法行政。這都是你的裁量空間，你的政治判斷。
依法行政這句話之所以討人厭，不是說這個概念本身錯誤，而是它經常被濫用來卸除責任：好像你很不情願，是法律逼你的，你沒有任何責任。不，其實是你想要這麼做。
臺灣有成千上萬的攤販，為了餬口飯吃，辛勤擺攤。你要去給他們「依法行政」，也說得通，但那就是種價值選擇，不是法律逼你的。你要視情況給點寬容（當然不是說收賄！）通常也沒有甚麼法律責任。
我不是說甚麼情理法，人情大於法律，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法存在那邊，但依然是有空間的。你在運用這個空間的時候，請不要假裝「自我意識」不存在，請接受我們價值的檢驗。
還路於民，乾淨理性，高度守法，這是一項價值沒錯。北京被驅離的低端人口，也是（被迫）遵守這樣的價值。這不是全無好處，也總是有人在暢通的道路上，獲得更大的用路權益。這也不會有人否認。
你不認同公投盟，或是八百壯士，或是凱道小講堂，不認同理念，或是集會遊行路權使用的方式，那都是一種價值選擇。很多臺北市民，不希望任何倡議者影響生活，這也是一種生活態度，當然不可能是全錯的。
但你能夠有現在的生活，能享有一些政府權力被節制的法治，能受到一些權利的保障。這些，一直都不是本來就有的，一直都是有些人「沒那麼守法」所爭取來的。
我不想採用報恩／背骨的說法，雖然沒有公投盟，就沒有318的成功佔領，就沒有一個利於柯文哲崛起的社會氣氛。但我不想說柯文哲欠誰甚麼，那樣好像就陷入了黨國邏輯：你曾受黨國照顧，現在就不要出來背叛（領18%就不要反18%？）
我覺得問題的癥結點始終不是恩仇，而是我們要選擇怎樣的社會。
柯文哲做出了他的選擇，民進黨何嘗不是。民進黨跟柯文哲的命運是相連的。總統府可以出面譴責，但沒有。立法院可以修訂集會遊行法，為公共倡議型的帳篷留空間，排除掉北市府行政法規的適用，但沒有。
民進黨如果要改變臺北市民保守的既得利益習性，最積極的做法，其實就是站在臺灣整體均衡發展的立場，將中央行政機關移到中南部。中央機關走了，媒體走了，一些政商關係密切的企業走了，臺北還是有完整的商業、學術功能，也能舒緩令人窒息的人口密集度跟房價問題。只是哪個政治人物，沒在臺北有幾棟房子？
他們自己就是保守派，就是最不希望改變的人。
那又如何去說柯文哲順應保守市民的做法錯了？
鋪天蓋地對柯文哲的批評，之所以成效有限，說穿了也就是因為雙重標準。拿檢驗柯文哲的標準去檢驗民進黨，結果如何，也就真是科科。
民進黨跟其外圍團體批評柯，與其說是為了理念，不如說是壓力測試。如果柯壓力測試沒過，就提名人選競爭。現在看來，測試過了，再打下去，就打到自己。再過一兩個月，禮讓確定了，這些基於政治算計的攻擊，會大幅縮減。
公投盟並不是甚麼民進黨外圍團體，對民進黨的批評也沒少過，得到的同情跟支援有限，也是倡議者必須承擔的。
我認為，倡議的對象一直是民眾，而不是政治人物。民眾的想法變了，政治人物的做法自然會變，不然就等著被淘汰。
只要依然有喜歡「維持現況」的民眾，就一直會有另一個柯文哲，另一個民進黨，或是，另一個馬英九、蔣經國。改變，從來就不是改變選舉結果，那是最為末端的了。改變是要改變一個又一個的民眾。我不知道公投盟在濟南路快十年，改變的民眾有多少。我只知道，藍綠版圖轉移，白色力量竄起，公投盟沒有被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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