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6月18日）是哲學家哈伯瑪斯的九十歲生日，來自德國的他，在過去數十年的學術生涯中，持續地研究與創作，參與無數論戰，更寫下許多影響力深遠的經典之作。
哈伯瑪斯堪稱當代德國最知名也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德國書業協會將他稱為是「以批判及參與投入的方式，陪伴聯邦共和國發展道路的同代人。他為不只一個世代提供了時代精神處境的關鍵詞彙，也被全世界的讀者肯定為定義了時代的德國哲人。」
在新書《美茵河畔思索德國》中，作家蔡慶樺有幾章就聚焦這位德國哲人──他所謂「聯邦共和國的黑格爾」。
外界大多將哈伯瑪斯視為社會學中法蘭克福學派的領袖人物，但蔡慶樺提到，其實哈伯瑪斯對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並不完全贊同，而他年輕的時候，也不受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霍克海默所喜愛。因此，他在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短暫工作後，便轉往海德堡，當時任教於海德堡的哲學家高達美，為他爭取到了一筆獎學金。
值得一提的是，高達美與哈伯瑪斯的學術立場其實南轅北轍、針鋒相對，後來甚至曾在學術刊物上有過論戰，但高達美卻對哈伯瑪斯提拔有加。
當年哈伯瑪斯準備進入海德堡大學哲學系教書，內部有些成員覺得他的學術路數有別於傳統，並不想錄取他，高達美卻說：「我寧願要一個，能做到我們做不到的研究的人。」讓哈伯瑪斯順利得到了教職。
這樣氣度也出現在哈伯瑪斯身上。有位助理回憶與哈伯瑪斯在海德堡工作的期間，兩人因為學術立場不同，經常唇槍舌戰。但他說，哈伯瑪斯「就是選擇了能夠反駁的助理。」
哈伯瑪斯的成名之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是他在一九六一年於馬堡大學提出的教授資格論文。有趣的是，蔡慶樺提到，當時口試結束後，「參與論文審查的其他教授發現，審查投票結果並沒有詳細的書面紀錄，以至於不符合學校規定的教授資格授予辦法所需要的多數票，因此馬堡大學校方擬視為口試不通過，不願開立這份證書。」還好他的指導教授向校方強烈抗議，甚至揚言要將告上行政法院，才讓一場風波落幕。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出版至今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但影響力卻持續不墜。對於這本當代經典，蔡慶樺寫道：
「哈伯瑪斯試著從史學、社會學與哲學的角度回答一個問題：我們當代所熟悉的公共空間，在歐洲歷史上是怎麼發展出來的？又是怎麼消失、或崩壞的？」
「進入當代以前的公共領域，是具有階級性質的，中世紀時除了貴族，一般人民並沒有理性溝通辯論的能力或餘裕，因此公共空間是保留給這些權力擁有者的，他們使用公共空間也是一種權力的展演，不管是進入或是使用的儀式，都讓人民清楚看到政治權力與空間權利如何緊密地被結合在一起。」
「但十七世紀時，受過啟蒙的大眾，在自由主義信念下發展出公共領域的轉型，那是建立在理性精神上的文化空間，人們在這個空間裡理性辯論溝通；所謂的公共領域是與私人領域區分開來的，前者是言說與行動發生的地方，後者是生產與再生產的地方。」
「哈伯瑪斯描述了文學的公共空間做為公共領域結構轉型的例子。十六世紀末期開始，隨著印刷術的成熟，出版品及報刊大量流通，以及受教育大眾增加，使得文學公共空間壟斷在少數政府官員、貴族及知識分子手中的情況有所改變，到了十七世紀中期，西歐國家的咖啡館、沙龍、俱樂部、讀書會，已成為人們理性辯論的重要場域。」
「知識及資訊就在這些地方被流通、討論、批判、接受，而那些聚集在這些沙龍與咖啡店的眾人，也能以言說溝通行動表達其利益，形成具有影響力的群體，進而給予政治權力正當性─換句話說，公共領域不只是個人與個人溝通的場域，還是市民與國家溝通的場域；人們在相互溝通、表達利益中成為政治的公眾(das politische Publikum)。」
「然而，哈伯瑪斯觀察到，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能投入理性溝通辯論的政治公眾，這種歐洲自由主義與啟蒙思想的驅動力，逐漸減弱。」
「首要原因是國家與社會間的界限被取消了，因為國家的力量及權限不斷擴大，市民社會的功能相對縮小，而市民社會中的公共領域也就受到限制；另外市民社會中大資本的出現，壓迫了個人財產的意義及個人的行動能力，原來啟蒙市民階級所形構的公共領域，被資本化、私有化、獨占化，結構再次轉變，公共領域不再能代表聚集在這個領域裡的私人與群體之利益與關懷，理性不再起作用，而僅僅是意見表達的場所或意識形態的戰場──也就是說，逐漸失去對政治的影響力。」
「到了二十世紀，新興媒體的出現，尤其是電子媒體，更讓哈伯瑪斯看到，這個時代剩下的是去政治化的公共領域；十八世紀的理性公眾、政治的公眾，到了二十世紀成為資本主義社會裡的消費大眾，他們論辯與消費的對象不是政治，而是產品；他們的論壇也不再是咖啡廳或沙龍，而是更去中心化的廣電媒體（當年還沒有網路）；公眾的意見不是經由理性溝通產出，而是被大眾媒體引導、製造的。」
「今日的社會在哈伯瑪斯看來，走上了民主與啟蒙的倒退之路，公共領域的消解，象徵著社會的再封建化（Refeudalisierung）。」
「今日網路媒體的盛行，是否強化了我們的公共領域呢？如果對照當年哈伯瑪斯對於二十世紀再封建化的評論，我們只能悲觀地說，今日的對話者，處在部落化的後事實時代，新科技並未重振公共領域及其民主功能。」
「而媒體權力不斷擴大並集中在幾個少數企業手中，媒體的公共性不再，只能扮演特定政治利益的喉舌，不就是重返公共領域只是少數權貴菁英特權的封建時代的最明顯例子嗎？」
哈伯瑪斯九十歲了，但他的思想歷久彌新，依舊刺激著我們思考當代社會的重要議題。
＊蔡慶樺，《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春山出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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