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與責任,潔淨與勇敢
農曆新年假期過後,武漢肺炎傳播進入高峰期,華夏食人族繼續視若無睹,形勢發展一如預期。當一比九十九比例再度成為香港日常,我從香港人嘅鎮定自若之中,又再覺察出香港民族遇強則更強之堅韌體質。接受挑戰,完成挑戰,然後再次從中國傳來嘅傳染病之中企穩腳步,過程或者步步驚心,但克服人類天敵之後,曾經受過嘅創傷就會癒合成香港民族嘅盔甲,往後任何試圖入侵嘅外人,都必須正視香港民族自我創造嘅歷史。
首次鼠疫,源自廣州
香港民族之鬱悶,源於同世界上最危險嘅華夏食人族共居於東亞此一客觀事實。二零二零年,主權繼續失落,邊境繼續接壤,人口繼續清洗,都令香港民族無法放低警覺,因為大家都知道隨時都要做好準備,為保留自己僅有嘅生存空間而戰。
一八九四年,香港爆發鼠疫,港英政府發起滅鼠運動,清洗太平地,平民一次死傷超過二千五百人。大多數香港人都以為呢件事只係發生喺香港,但早於香港鼠疫發生嘅十二年前,廣東北海已經有疫症出現,而到一八九四年,廣州鼠疫大規模爆發,短期內就已經造成逾五萬人死亡。無可否認,若然香港環境夠衛生,鼠疫自然亦無法擴散,但香港身為自由港,同廣州有頻繁往來亦係無可避免。當時,來往廣州香港嘅貨船每日有三至四班,而每個禮拜由廣州抵達香港嘅人數超過一萬人,香港平民最終要承受鼠疫之折磨,乃係必然結果。
中國毒害南傳,港英政府早有留意。廣州鼠疫肆虐之初,英國工程師Osbert Chadwick就有考察香港整體環境衛生,結果發現香港確實有爆發疫症之危險,大量窮苦華人聚居嘅太平山區一帶,尤其不可忽視。事隔一年,港督寶雲成立潔淨局,準備處理衛生問題,而之後接任嘅德輔抵港履任之日,更有幾千民眾聚集於碼頭,向新總督遞交載有幾萬人聯署抗議信,希望當局盡快改善香港衛生情況,足證香港華人之中珍惜生命者為數確實唔少。無奈嘅係,當時香港華人唔係人人都意識到鼠疫之恐怖,敵視港英政府抗疫措施者更係不在少數。
英國人曾經包容華人,希望香港華人會逐漸改善生活環境,但係大多數華人一缺經濟能力,二缺公共衛生概念,所以一直覺得英國人係刻意刁難自己,態度強硬,拒絕同西夷合作。事實上,當時由英國前往香港嘅軍人同政府官員,都喺香港頻頻染病,客死異鄉者,難計其數,譬如印籍軍人,幾個月內就死去一半。值得留意嘅係,港英政府直至鼠疫爆發之前,都未有明確責難華人就係傳染病之根源,而係以為西人或印度人喺香港之所以多死多病,只係唔適應本地水土同傳染病實在頑強,但到當局用強迫手段要求聚居太平山區嘅華人分散居住以減輕病菌傳染風險之時,竟然有幾千華人上街抗議,連以何啟為首嘅華商都認為港英政府唔尊重華人文化——然而,港英政府其實只係建議每個家庭之內唔可以太擁擠,居所宜有若干空間,甚至承諾會對拆卸同重建嘅住戶提供賠償,簡而言之,就係人口編制問題同城市規劃問題,而非華人所指嘅文化問題。最終,一八八七年就已經引入嘅《公共健康條例草案》擾攘超過一年至得以通過,而鼠疫趨勢已經抵擋唔切。由此可見,早期定居於香港嘅華人分為兩類,而較早具有防疫意識嘅一批,雖然未具備後人所具有之民族主體意識,但對抗中國鼠疫之記憶,已經植入佢地嘅歷史意識之中,亦自然會成為香港人嘅共有歷史。
自此之後,香港民族先輩逐漸恢復人性,學識珍惜生命,更加相信港英政府同西方醫學。華人領袖及慈善組織無法制止疫情,抗疫責任自然降臨港英政府肩上,於是港英政府回應民情,協助華人改變原有生活習慣。鼠疫最終得以撲滅,可謂有賴香港民族先輩遠離陋俗,願意與英人合作,亦係改寫香港歷史嘅關鍵。政府衛生官員開始清洗太平地,逐家逐戶檢查,將懷疑感染者送去一艘名為海之家(Hygeia)嘅船上面隔離治療,同時以金錢為誘因鼓勵大眾滅鼠,教育大眾注意環境衛生,疫情最終果然開始受控,港英政府亦因而漸得聲望。經歷疫症之後,西醫會以白蘭地酒灌醉病者然後取走佢地內臟呢類近乎反智嘅坊間流言,唔再有人信以為真,而香港人求診於西醫而非中醫亦逐漸成為主流,喺床底養豬,檯底養牛,任得老鼠蚊蟲同居屋簷下呢啲生活方式更加逐漸絕跡於香港。疫情告一段落之後,港英政府正式訂立法例,管理樓宇採光通風,此後,每隔一段時間要為家居大掃除,依照衛生官員建議勤用消毒藥水消毒環境,亦成為香港習俗。
沙士襲港,中共大禮
香港民族之公共衛生意識,因為首當其衝而變得高於鄰近地區華人。但係,因為九七主權移交,港中屏障不再,二零零三年,香港民族再次受到傳染病威脅,本地死亡人數接近三百人,社會一片愁雲慘霧。香港民族永遠企喺抗疫前線,係民族嘅必然命運,而如此命運,正係香港人要成為健壯民族嘅必經歷練。中國人非我族類,食人族非我文化,中國對外播毒,如同動物喺領地邊緣留低排泄物以宣示主權,香港人身為更為潔淨嘅族群,應有反應自然只有嚴陣以待,如同先輩一樣捍衛太平地。
沙士病毒之所以傳染人類,同中國人食用野味文化息息相關,而如此漠視衛生之文化,從未盛行於香港社會。長年研究沙士病毒嘅香港大學醫學院傳染病學教授袁國勇指出,沙士病毒之天然宿主為中華菊頭蝠,而野生果子狸同繁殖場果子狸身上亦未有發現病毒,可見果子狸係喺野生動物市場受到其他動物傳染,而野生動物市場之存在就係病毒溫床。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報告,沙士病毒源自以販賣家禽、貓、烏龜、蛇、獾、青蛙肉等動物嘅中國廣東省順德市。市內一名為東陽市場之野生動物市場,情況如同小型動物園,周圍都係各種動物嘅肉同內臟,到咗夏天,甚至有老鼠肉供應。香港各區街市,就算係活雞檔口,極其量都只會見到雞毛飛揚,而各大超級市場更只會供應包裝好嘅冰鮮肉類,整潔美觀,兩相對比,充斥血污嘅東陽市場可謂人間煉獄,而更驚人嘅係東陽市場只係成個現代中國嘅冰山一角。
野生動物市場之存在,反映公共衛生意識之匱乏,而中國極權政府之隱瞞,正反映穩定壓倒一切之虛妄。科學家查閱中國早期病例,發現早期沙士死亡病例中唔係農民,而係專門烹調野生動物料理嘅廚師。根據資料,早期病例之一,正係一個販賣蛇肉同雞肉嘅肉販,其後佢嘅妻子亦確診沙士。而面對如此恐怖之致命病毒,中國政府一如往常麻木不仁,未有及時對外界公開,甚至存心推卸責任,結果就導致世界各國所共同維繫嘅公共衛生體系拖延咗三個月先開始反應,錯過可以發出預警警告大眾嘅時機。為咗維持中國社會穩定,維持共產政權威望,香港醫護人員成為犧牲品,而不幸殉職嘅謝婉雯醫生,正係香港民族至今難忘之英靈代表。沙士爆發初期,新界屯門醫院接收咗三名沙士病人,但院內胸肺專科醫生不足,謝婉雯於是自願由內科病房轉去沙士病房工作。其後,佢喺救護病人之時沾染飛沫,能醫不自醫,需要留院治療,最終更因搶救無效而與世長辭。謝婉雯之父喺愛女死後,曾如此勉勵香港同胞:「希望婉雯嘅勇氣同犧牲精神,能夠鼓勵港人永不放棄,並多謝各界對婉雯嘅關心。」如今亂局再臨,再讀慈父之語,實在感觸良多。
人類需要肉類提供身體所需能量,食肉歷史源遠流長,本來無可厚非,但處理動物,必須心懷虔敬,戒慎恐懼,呢點正係華夏食人族所缺乏之品性。香港民族經歷沙士一役,理應對中國人份外警惕,生出仇恨亦不為過,偏偏香港人人心肉做,未能察覺人形生物之本質,結果彷彿淡忘沙士教訓一樣,再次接受中國愛國主義洗腦,親近中國之情更喺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期間創出新高。不過,由於香港本身存在即中國之異質,民族意識天然而絕對,有時減弱,但絕對唔會消失,中國國力轉弱之後,香港民族自然又再發現其實自身從來不容於中國。所以,上承反廿三條遊行,反高鐵抗爭、反國民教育以及雨傘革命相繼爆發,香港民族血液之中嘅獨特抗體,對中國各種傳染病隨即產生排斥——中國強迫香港社會加入中國交通網,強迫香港學生接受思想洗腦,強迫香港接受人大一錘定音,最終指向嘅就係對香港民族嘅主權之侵佔,心靈之污染,自由之蠶吞。
武漢播毒,最後試煉
二零一九年,反送中抗爭爆發,全因香港民族不惜一切,都要捍衛自由,而爭取獨立之呼聲,終於引起族群內部迴響。民族精銳義勇以智慧、鮮血同生命,引領七百萬同胞殺出重重包圍,苦戰半年,從未放棄,直至武漢肺炎爆發。當沙士經驗浮現腦海,中國上至領袖下至平民之道德一概不設下限作為事實,又再衝擊香港民族,香港民族只可以如同十九世紀末之先輩一樣,暫時放低靈魂之躁動,集中精神保護家庭,同時保衛成個民族。
中國以缺乏基礎之國族主義強迫平民為國家付出,偶有願意為民抗疫之良心人士但始終份屬少數,因為散沙社會只會孕育出恐懼共同體,為人民服務之口號,不過空言。而正因為社會環境不利良心少數生存,留守中國醫院之醫護人員,無論付出幾多,最後都唔會獲得相應尊重,因為人與人之間若然生出恩情,甚至互信,就會構成虧欠循環,如此關係網絡之中出現失德之人,好人就會受人背叛出賣,反受其殃。然而,中國立國至今畢竟只有七十年,國策要順利施行,始終需要國人適應配合,故此華夏食人族文化,正正解釋得到中國每逢疫症即倍添亂象之原因——人命廉價如草芥,飢餓時即可食用,家人鄉親亦唔例外,互信自然永遠無法生成。
人因恐懼而聚合,乃係消極聚合,人因互信而聚合,則為積極聚合。香港人為家人安全而奔波,正係積極聚合之例,故此愛自己嘅家人朋友,就已經等同保護公共衛生,更自然等同對抗播毒之國。香港先輩落戶香港,即從此遠離華夏地域,遠離食人文化。喺生存權已經受到保障嘅殖民地土地之上,香港人受到西方文化洗禮,受益於接近一百年嘅相對穩定社會環境,純樸人性美德得以逐漸恢復。到到二戰之後,香港經濟持續成長,社會欣欣向榮,人人努力經營生活,家人以至鄰居之間亦生出互助互愛之情,獅子山下之畫面,正與六十年代時代背景密不可分。獅子山精神所指向嘅,係香港民族對待工作可刻苦耐勞,遇到變數可靈活變通,面對逆境可不畏艱難,但尋根究底,香港民族自強不息之動力源頭到底在於家庭。不屈不撓,永不放棄,全因心有所寄。
香港人之所以重視搵食,更會視阻人搵食者為罪人,全因背負家庭重擔,理解愛與責任。為家庭默默忍受一切,為儲錢而死慳死抵加撈兩份工,為培育仔女成為大學生,繼而擠身中產階級,遷出公屋,正係八十至九十年代嘅香港社會面貌。香港人之無私,始於對待家人,而且表達尤其含蓄,同樣之含蓄顯現於對待外人,則較為冷漠無情。如此民族特性推而廣之,則自然化為民族內部之無私互助,抗爭時期嘅前線手足患難與共,各區同胞跨區營救受困手足,正係香港民族以極為香港之方式表達內心之豐富情感。分享物資,由抗爭到抗疫,都係因為當彼此係一家人,希望大家可以留住條命,齊上齊落,一齊邁向到想像中嘅未來。即使部分知識分子同社會賢達無心反抗,由抗爭開始至今都一直缺席,但佢地畢竟只係又一種消極聚合,好快就會為香港民族所吸收以及改變。假以時日,親近中國及中國所建立嘅脆弱秩序者,將會如同當年迷信中醫而且拒絕防疫措施嘅香港華人一樣,領受淘汰之因果報應,成為香港民族主體以外嘅邊緣人,同將要解體之中國玉石俱焚,同歸於盡。
林鄭政府堅拒封關,為嘅係容許中國人跨境求醫,同埋避免製造公眾恐慌。獨裁政權之典型反應,必然引致合乎預期之內部分裂,例如香港社會行業之間以至公司職員之間出現衝突。每日面對衝突,大眾深受政府失能之害,自然會更感受到邊境關口不由香港人自主之問題,繼而開始思考主權問題,進化成為真正香港愛國者。中國政權往後嘅一舉一動將會更加容易觸犯眾怒,民族獨立成為香港人共識之日,可謂指日可待。
共產病毒,萬惡之首
愛因斯坦曾言,民族主義係幼稚病、麻瘋病。眾所周知,佢對自己所身處之現實向來無知,智慧只局限於非關歷史與政治之範疇,所以毋須認真看待,但視佢嘅語句為對民族主義傳播力量嘅描述,實在不失為一個好比喻,因為用於壓迫他者之時,民族主義確實可能成為病毒,但用於抵抗他者之時,民族主義正係爭取主權嘅良藥。英國取得香港領土之時,香港民族主義或者無稽可笑,冷戰格局形成之後,香港民族主義仍然形神未備,但步入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民族主義已經具備雛形,準備盛開。由中共在港組織策動之六七暴動,正令香港民族認知到共產主義絕對係殘害人心嘅傳染病,比一切病毒都要猖獗,而香港同共產中國嘅裂痕,已經無法修補。之後,以港督麥理浩一系列惠民政策為主導,香港人對香港之認同與日俱增,加上本來已經具有嘅明確邊界同社會經濟規模,香港距離正式成為國家只差一步。
然而,杜絕共產病毒嘅最後一步,亦係香港民族最難跨越嘅一步。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國喺聯合國將香港由殖民地名單之中除名,禠奪香港自決權,香港從英國手中獨立隨即成為泡影,而試圖取代蘇聯地位嘅中國另一方面積極同西方國家建立外交,擺出政權有可能改變態度嘅友善假象。即使香港內部有繼續接受英國統治之強烈民意,但因為香港檯面上嘅政治人物一係如同司徒華之流早就企喺中共一方,一係就如同李柱銘之類真心相信中國將會民主化,香港民族命運隨之而陷入險境,暴露於共產病毒感染風險之中。到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以美國為首之西方視蘇聯倒台為一大勝仗,同時樂見中國接任全球化佈局之中嘅世界工廠崗位,共產主義得到適合病毒生長嘅新自由主義溫度縱容,繼續活躍。而等到主權移交之期一到,身體健康嘅香港人正式成為宿主,共產主義亦正式開始肆虐香港——埋藏喺香港已經幾十年嘅中共組織隨即浮上水面,四出攻擊香港體內健康細胞以自利,防不勝防,香港民族竟然可以負隅頑抗至二零二零年,全因擁有接近一百八十年之社會抗體。
香港所有社會問題,由自由行去到雙非,由廿三條去到送中條例,都係一國兩制引發嘅癥兆。二零一九年,香港民族終於意識到病原體之所在,亦意識到傳播媒介之無孔不入,勇於批判前人對一國兩制療法之見樹不見林,勇於否定前人對香港法律療法之治標不治本,於是就有反送中抗爭嘅出現。以往英國對待殖民地,管治建基於互相尊重,fairplay comes before everything,但宗主國換成中國,等待香港嘅就只有隱而不作嘅暴力,以及變得更加赤裸嘅暴力。當香港成為軍事統治之地,皇家香港警察變成香港警察再搖身一變成中國武警,香港民族終於無法再以遮擋雨,而係決心戴好口罩眼罩,同埋頭盔手套,為終極抗疫做足準備。香港民族唔係一心求死,自然亦無意攬炒,積極聚合成抗爭同路人,只係為咗爭取生存空間,截斷病毒繼續流竄,重新建立屬於香港嘅防線,等香港人下一代以後都可以得享太平。
病毒從來變形快,傳播亦快,但香港民族久經訓練,最擅長嘅就係避免重蹈覆轍,消滅病毒不遺餘力。雖則急速成長係惡劣環境使然,但香港民族從未崩潰,從未放棄,已經係生命力一直強大之表現。香港人從對抗廣州鼠疫之中學識接受西醫,拋棄迷信思想,從對抗沙士病毒之中學識捨己為人,預防勝於治療,而家亦必然會從對抗武漢肺炎之中學識團結一心,共同對抗外敵,最後將共產病毒從自身排出,推開重門深鎖嘅鬼門關,再次挺身迎向勇者所應得嘅未來。香港民族以香港民族主義迎戰中國共產病毒,正邪再次對決,誰勝誰負,歷史早已有所啟示。
生死關頭,生死與共
過去,好多人曾經喺香港停留,然後轉身離開,而如今,仍然有好多人意識唔到生命嘅重量,繼續若無其事。但係,更多香港人所選擇嘅係共同面對疫症威脅,守望相助嘅意志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堅定——儲備糧食,搜購口罩,為嘅並唔係囤積居奇,樹立個人名望,而係希望幫助同樣珍惜生命嘅同胞度過最艱難嘅時刻;堅守崗位,罷工明志,為嘅亦唔係遠禍自保,苟且偷生,而係為處於恐慌之中嘅同胞切斷播毒途徑,迫使林鄭政府封關截流。當對方繼續罔顧人命,繼續聽命於背後非人政權,香港民族只會更加努力為生存而全力以赴,喺自己能力範圍內同死神對抗到底。面對死亡仍然表現出勇氣,香港人已經為香港民族精神寫出新定義:香港係香港民族永遠嘅家,所以香港人嘅香港永遠百毒不侵。
香港民族,可以化鬱悶為靈動,化躁動為勇氣,即使知道生死有命,仍然勇往直前,因為香港民族有愛。始終無私,始終團結,惡菌必將消退,陰霾亦必將驅散,而他日戰勝一切困難之後,香港民族將會更加堅壯,更加無畏無懼。心存正義,保持良心潔淨,守護所有邊界,即使遭遇再大困難,香港民族都必將從他國統治中自我解放,建立屬於香港民族嘅國家,從此免受人禍牽連,看守自己辛苦爭取返黎嘅潔淨領土,最後同其他同樣努力生存嘅國家守望相助,共生共榮。
gnimmm.com/2020/02/05/nation_duty_purity_bravery/
photo credit: 蘋果
同時也有2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60萬的網紅飲食男女,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如今上街市買雞,很多雞檔都十室九空,就算有雞,都看不見活雞,冰鮮雞居多。原來自九七年,香港發生禽流感,政府一舉殺雞後,賣活雞這行業已如一對折翼天使般,再也飛不起。自此後,幾乎三五七年就有禽流感發生,而政府應對禽流感的方法就殺雞,使賴以賣雞為生的一群雞販叫苦連天。 政府為使市民盡量少接觸活家禽,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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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與責任,潔淨與勇敢
農曆新年假期過後,武漢肺炎傳播進入高峰期,華夏食人族繼續視若無睹,形勢發展一如預期。當一比九十九比例再度成為香港日常,我從香港人嘅鎮定自若之中,又再覺察出香港民族遇強則更強之堅韌體質。接受挑戰,完成挑戰,然後再次從中國傳來嘅傳染病之中企穩腳步,過程或者步步驚心,但克服人類天敵之後,曾經受過嘅創傷就會癒合成香港民族嘅盔甲,往後任何試圖入侵嘅外人,都必須正視香港民族自我創造嘅歷史。
首次鼠疫,源自廣州
香港民族之鬱悶,源於同世界上最危險嘅華夏食人族共居於東亞此一客觀事實。二零二零年,主權繼續失落,邊境繼續接壤,人口繼續清洗,都令香港民族無法放低警覺,因為大家都知道隨時都要做好準備,為保留自己僅有嘅生存空間而戰。
一八九四年,香港爆發鼠疫,港英政府發起滅鼠運動,清洗太平地,平民一次死傷超過二千五百人。大多數香港人都以為呢件事只係發生喺香港,但早於香港鼠疫發生嘅十二年前,廣東北海已經有疫症出現,而到一八九四年,廣州鼠疫大規模爆發,短期內就已經造成逾五萬人死亡。無可否認,若然香港環境夠衛生,鼠疫自然亦無法擴散,但香港身為自由港,同廣州有頻繁往來亦係無可避免。當時,來往廣州香港嘅貨船每日有三至四班,而每個禮拜由廣州抵達香港嘅人數超過一萬人,香港平民最終要承受鼠疫之折磨,乃係必然結果。
中國毒害南傳,港英政府早有留意。廣州鼠疫肆虐之初,英國工程師Osbert Chadwick就有考察香港整體環境衛生,結果發現香港確實有爆發疫症之危險,大量窮苦華人聚居嘅太平山區一帶,尤其不可忽視。事隔一年,港督寶雲成立潔淨局,準備處理衛生問題,而之後接任嘅德輔抵港履任之日,更有幾千民眾聚集於碼頭,向新總督遞交載有幾萬人聯署抗議信,希望當局盡快改善香港衛生情況,足證香港華人之中珍惜生命者為數確實唔少。無奈嘅係,當時香港華人唔係人人都意識到鼠疫之恐怖,敵視港英政府抗疫措施者更係不在少數。
英國人曾經包容華人,希望香港華人會逐漸改善生活環境,但係大多數華人一缺經濟能力,二缺公共衛生概念,所以一直覺得英國人係刻意刁難自己,態度強硬,拒絕同西夷合作。事實上,當時由英國前往香港嘅軍人同政府官員,都喺香港頻頻染病,客死異鄉者,難計其數,譬如印籍軍人,幾個月內就死去一半。值得留意嘅係,港英政府直至鼠疫爆發之前,都未有明確責難華人就係傳染病之根源,而係以為西人或印度人喺香港之所以多死多病,只係唔適應本地水土同傳染病實在頑強,但到當局用強迫手段要求聚居太平山區嘅華人分散居住以減輕病菌傳染風險之時,竟然有幾千華人上街抗議,連以何啟為首嘅華商都認為港英政府唔尊重華人文化——然而,港英政府其實只係建議每個家庭之內唔可以太擁擠,居所宜有若干空間,甚至承諾會對拆卸同重建嘅住戶提供賠償,簡而言之,就係人口編制問題同城市規劃問題,而非華人所指嘅文化問題。最終,一八八七年就已經引入嘅《公共健康條例草案》擾攘超過一年至得以通過,而鼠疫趨勢已經抵擋唔切。由此可見,早期定居於香港嘅華人分為兩類,而較早具有防疫意識嘅一批,雖然未具備後人所具有之民族主體意識,但對抗中國鼠疫之記憶,已經植入佢地嘅歷史意識之中,亦自然會成為香港人嘅共有歷史。
自此之後,香港民族先輩逐漸恢復人性,學識珍惜生命,更加相信港英政府同西方醫學。華人領袖及慈善組織無法制止疫情,抗疫責任自然降臨港英政府肩上,於是港英政府回應民情,協助華人改變原有生活習慣。鼠疫最終得以撲滅,可謂有賴香港民族先輩遠離陋俗,願意與英人合作,亦係改寫香港歷史嘅關鍵。政府衛生官員開始清洗太平地,逐家逐戶檢查,將懷疑感染者送去一艘名為海之家(Hygeia)嘅船上面隔離治療,同時以金錢為誘因鼓勵大眾滅鼠,教育大眾注意環境衛生,疫情最終果然開始受控,港英政府亦因而漸得聲望。經歷疫症之後,西醫會以白蘭地酒灌醉病者然後取走佢地內臟呢類近乎反智嘅坊間流言,唔再有人信以為真,而香港人求診於西醫而非中醫亦逐漸成為主流,喺床底養豬,檯底養牛,任得老鼠蚊蟲同居屋簷下呢啲生活方式更加逐漸絕跡於香港。疫情告一段落之後,港英政府正式訂立法例,管理樓宇採光通風,此後,每隔一段時間要為家居大掃除,依照衛生官員建議勤用消毒藥水消毒環境,亦成為香港習俗。
沙士襲港,中共大禮
香港民族之公共衛生意識,因為首當其衝而變得高於鄰近地區華人。但係,因為九七主權移交,港中屏障不再,二零零三年,香港民族再次受到傳染病威脅,本地死亡人數接近三百人,社會一片愁雲慘霧。香港民族永遠企喺抗疫前線,係民族嘅必然命運,而如此命運,正係香港人要成為健壯民族嘅必經歷練。中國人非我族類,食人族非我文化,中國對外播毒,如同動物喺領地邊緣留低排泄物以宣示主權,香港人身為更為潔淨嘅族群,應有反應自然只有嚴陣以待,如同先輩一樣捍衛太平地。
沙士病毒之所以傳染人類,同中國人食用野味文化息息相關,而如此漠視衛生之文化,從未盛行於香港社會。長年研究沙士病毒嘅香港大學醫學院傳染病學教授袁國勇指出,沙士病毒之天然宿主為中華菊頭蝠,而野生果子狸同繁殖場果子狸身上亦未有發現病毒,可見果子狸係喺野生動物市場受到其他動物傳染,而野生動物市場之存在就係病毒溫床。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報告,沙士病毒源自以販賣家禽、貓、烏龜、蛇、獾、青蛙肉等動物嘅中國廣東省順德市。市內一名為東陽市場之野生動物市場,情況如同小型動物園,周圍都係各種動物嘅肉同內臟,到咗夏天,甚至有老鼠肉供應。香港各區街市,就算係活雞檔口,極其量都只會見到雞毛飛揚,而各大超級市場更只會供應包裝好嘅冰鮮肉類,整潔美觀,兩相對比,充斥血污嘅東陽市場可謂人間煉獄,而更驚人嘅係東陽市場只係成個現代中國嘅冰山一角。
野生動物市場之存在,反映公共衛生意識之匱乏,而中國極權政府之隱瞞,正反映穩定壓倒一切之虛妄。科學家查閱中國早期病例,發現早期沙士死亡病例中唔係農民,而係專門烹調野生動物料理嘅廚師。根據資料,早期病例之一,正係一個販賣蛇肉同雞肉嘅肉販,其後佢嘅妻子亦確診沙士。而面對如此恐怖之致命病毒,中國政府一如往常麻木不仁,未有及時對外界公開,甚至存心推卸責任,結果就導致世界各國所共同維繫嘅公共衛生體系拖延咗三個月先開始反應,錯過可以發出預警警告大眾嘅時機。為咗維持中國社會穩定,維持共產政權威望,香港醫護人員成為犧牲品,而不幸殉職嘅謝婉雯醫生,正係香港民族至今難忘之英靈代表。沙士爆發初期,新界屯門醫院接收咗三名沙士病人,但院內胸肺專科醫生不足,謝婉雯於是自願由內科病房轉去沙士病房工作。其後,佢喺救護病人之時沾染飛沫,能醫不自醫,需要留院治療,最終更因搶救無效而與世長辭。謝婉雯之父喺愛女死後,曾如此勉勵香港同胞:「希望婉雯嘅勇氣同犧牲精神,能夠鼓勵港人永不放棄,並多謝各界對婉雯嘅關心。」如今亂局再臨,再讀慈父之語,實在感觸良多。
人類需要肉類提供身體所需能量,食肉歷史源遠流長,本來無可厚非,但處理動物,必須心懷虔敬,戒慎恐懼,呢點正係華夏食人族所缺乏之品性。香港民族經歷沙士一役,理應對中國人份外警惕,生出仇恨亦不為過,偏偏香港人人心肉做,未能察覺人形生物之本質,結果彷彿淡忘沙士教訓一樣,再次接受中國愛國主義洗腦,親近中國之情更喺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期間創出新高。不過,由於香港本身存在即中國之異質,民族意識天然而絕對,有時減弱,但絕對唔會消失,中國國力轉弱之後,香港民族自然又再發現其實自身從來不容於中國。所以,上承反廿三條遊行,反高鐵抗爭、反國民教育以及雨傘革命相繼爆發,香港民族血液之中嘅獨特抗體,對中國各種傳染病隨即產生排斥——中國強迫香港社會加入中國交通網,強迫香港學生接受思想洗腦,強迫香港接受人大一錘定音,最終指向嘅就係對香港民族嘅主權之侵佔,心靈之污染,自由之蠶吞。
武漢播毒,最後試煉
二零一九年,反送中抗爭爆發,全因香港民族不惜一切,都要捍衛自由,而爭取獨立之呼聲,終於引起族群內部迴響。民族精銳義勇以智慧、鮮血同生命,引領七百萬同胞殺出重重包圍,苦戰半年,從未放棄,直至武漢肺炎爆發。當沙士經驗浮現腦海,中國上至領袖下至平民之道德一概不設下限作為事實,又再衝擊香港民族,香港民族只可以如同十九世紀末之先輩一樣,暫時放低靈魂之躁動,集中精神保護家庭,同時保衛成個民族。
中國以缺乏基礎之國族主義強迫平民為國家付出,偶有願意為民抗疫之良心人士但始終份屬少數,因為散沙社會只會孕育出恐懼共同體,為人民服務之口號,不過空言。而正因為社會環境不利良心少數生存,留守中國醫院之醫護人員,無論付出幾多,最後都唔會獲得相應尊重,因為人與人之間若然生出恩情,甚至互信,就會構成虧欠循環,如此關係網絡之中出現失德之人,好人就會受人背叛出賣,反受其殃。然而,中國立國至今畢竟只有七十年,國策要順利施行,始終需要國人適應配合,故此華夏食人族文化,正正解釋得到中國每逢疫症即倍添亂象之原因——人命廉價如草芥,飢餓時即可食用,家人鄉親亦唔例外,互信自然永遠無法生成。
人因恐懼而聚合,乃係消極聚合,人因互信而聚合,則為積極聚合。香港人為家人安全而奔波,正係積極聚合之例,故此愛自己嘅家人朋友,就已經等同保護公共衛生,更自然等同對抗播毒之國。香港先輩落戶香港,即從此遠離華夏地域,遠離食人文化。喺生存權已經受到保障嘅殖民地土地之上,香港人受到西方文化洗禮,受益於接近一百年嘅相對穩定社會環境,純樸人性美德得以逐漸恢復。到到二戰之後,香港經濟持續成長,社會欣欣向榮,人人努力經營生活,家人以至鄰居之間亦生出互助互愛之情,獅子山下之畫面,正與六十年代時代背景密不可分。獅子山精神所指向嘅,係香港民族對待工作可刻苦耐勞,遇到變數可靈活變通,面對逆境可不畏艱難,但尋根究底,香港民族自強不息之動力源頭到底在於家庭。不屈不撓,永不放棄,全因心有所寄。
香港人之所以重視搵食,更會視阻人搵食者為罪人,全因背負家庭重擔,理解愛與責任。為家庭默默忍受一切,為儲錢而死慳死抵加撈兩份工,為培育仔女成為大學生,繼而擠身中產階級,遷出公屋,正係八十至九十年代嘅香港社會面貌。香港人之無私,始於對待家人,而且表達尤其含蓄,同樣之含蓄顯現於對待外人,則較為冷漠無情。如此民族特性推而廣之,則自然化為民族內部之無私互助,抗爭時期嘅前線手足患難與共,各區同胞跨區營救受困手足,正係香港民族以極為香港之方式表達內心之豐富情感。分享物資,由抗爭到抗疫,都係因為當彼此係一家人,希望大家可以留住條命,齊上齊落,一齊邁向到想像中嘅未來。即使部分知識分子同社會賢達無心反抗,由抗爭開始至今都一直缺席,但佢地畢竟只係又一種消極聚合,好快就會為香港民族所吸收以及改變。假以時日,親近中國及中國所建立嘅脆弱秩序者,將會如同當年迷信中醫而且拒絕防疫措施嘅香港華人一樣,領受淘汰之因果報應,成為香港民族主體以外嘅邊緣人,同將要解體之中國玉石俱焚,同歸於盡。
林鄭政府堅拒封關,為嘅係容許中國人跨境求醫,同埋避免製造公眾恐慌。獨裁政權之典型反應,必然引致合乎預期之內部分裂,例如香港社會行業之間以至公司職員之間出現衝突。每日面對衝突,大眾深受政府失能之害,自然會更感受到邊境關口不由香港人自主之問題,繼而開始思考主權問題,進化成為真正香港愛國者。中國政權往後嘅一舉一動將會更加容易觸犯眾怒,民族獨立成為香港人共識之日,可謂指日可待。
共產病毒,萬惡之首
愛因斯坦曾言,民族主義係幼稚病、麻瘋病。眾所周知,佢對自己所身處之現實向來無知,智慧只局限於非關歷史與政治之範疇,所以毋須認真看待,但視佢嘅語句為對民族主義傳播力量嘅描述,實在不失為一個好比喻,因為用於壓迫他者之時,民族主義確實可能成為病毒,但用於抵抗他者之時,民族主義正係爭取主權嘅良藥。英國取得香港領土之時,香港民族主義或者無稽可笑,冷戰格局形成之後,香港民族主義仍然形神未備,但步入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民族主義已經具備雛形,準備盛開。由中共在港組織策動之六七暴動,正令香港民族認知到共產主義絕對係殘害人心嘅傳染病,比一切病毒都要猖獗,而香港同共產中國嘅裂痕,已經無法修補。之後,以港督麥理浩一系列惠民政策為主導,香港人對香港之認同與日俱增,加上本來已經具有嘅明確邊界同社會經濟規模,香港距離正式成為國家只差一步。
然而,杜絕共產病毒嘅最後一步,亦係香港民族最難跨越嘅一步。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國喺聯合國將香港由殖民地名單之中除名,禠奪香港自決權,香港從英國手中獨立隨即成為泡影,而試圖取代蘇聯地位嘅中國另一方面積極同西方國家建立外交,擺出政權有可能改變態度嘅友善假象。即使香港內部有繼續接受英國統治之強烈民意,但因為香港檯面上嘅政治人物一係如同司徒華之流早就企喺中共一方,一係就如同李柱銘之類真心相信中國將會民主化,香港民族命運隨之而陷入險境,暴露於共產病毒感染風險之中。到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以美國為首之西方視蘇聯倒台為一大勝仗,同時樂見中國接任全球化佈局之中嘅世界工廠崗位,共產主義得到適合病毒生長嘅新自由主義溫度縱容,繼續活躍。而等到主權移交之期一到,身體健康嘅香港人正式成為宿主,共產主義亦正式開始肆虐香港——埋藏喺香港已經幾十年嘅中共組織隨即浮上水面,四出攻擊香港體內健康細胞以自利,防不勝防,香港民族竟然可以負隅頑抗至二零二零年,全因擁有接近一百八十年之社會抗體。
香港所有社會問題,由自由行去到雙非,由廿三條去到送中條例,都係一國兩制引發嘅癥兆。二零一九年,香港民族終於意識到病原體之所在,亦意識到傳播媒介之無孔不入,勇於批判前人對一國兩制療法之見樹不見林,勇於否定前人對香港法律療法之治標不治本,於是就有反送中抗爭嘅出現。以往英國對待殖民地,管治建基於互相尊重,fairplay comes before everything,但宗主國換成中國,等待香港嘅就只有隱而不作嘅暴力,以及變得更加赤裸嘅暴力。當香港成為軍事統治之地,皇家香港警察變成香港警察再搖身一變成中國武警,香港民族終於無法再以遮擋雨,而係決心戴好口罩眼罩,同埋頭盔手套,為終極抗疫做足準備。香港民族唔係一心求死,自然亦無意攬炒,積極聚合成抗爭同路人,只係為咗爭取生存空間,截斷病毒繼續流竄,重新建立屬於香港嘅防線,等香港人下一代以後都可以得享太平。
病毒從來變形快,傳播亦快,但香港民族久經訓練,最擅長嘅就係避免重蹈覆轍,消滅病毒不遺餘力。雖則急速成長係惡劣環境使然,但香港民族從未崩潰,從未放棄,已經係生命力一直強大之表現。香港人從對抗廣州鼠疫之中學識接受西醫,拋棄迷信思想,從對抗沙士病毒之中學識捨己為人,預防勝於治療,而家亦必然會從對抗武漢肺炎之中學識團結一心,共同對抗外敵,最後將共產病毒從自身排出,推開重門深鎖嘅鬼門關,再次挺身迎向勇者所應得嘅未來。香港民族以香港民族主義迎戰中國共產病毒,正邪再次對決,誰勝誰負,歷史早已有所啟示。
生死關頭,生死與共
過去,好多人曾經喺香港停留,然後轉身離開,而如今,仍然有好多人意識唔到生命嘅重量,繼續若無其事。但係,更多香港人所選擇嘅係共同面對疫症威脅,守望相助嘅意志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堅定——儲備糧食,搜購口罩,為嘅並唔係囤積居奇,樹立個人名望,而係希望幫助同樣珍惜生命嘅同胞度過最艱難嘅時刻;堅守崗位,罷工明志,為嘅亦唔係遠禍自保,苟且偷生,而係為處於恐慌之中嘅同胞切斷播毒途徑,迫使林鄭政府封關截流。當對方繼續罔顧人命,繼續聽命於背後非人政權,香港民族只會更加努力為生存而全力以赴,喺自己能力範圍內同死神對抗到底。面對死亡仍然表現出勇氣,香港人已經為香港民族精神寫出新定義:香港係香港民族永遠嘅家,所以香港人嘅香港永遠百毒不侵。
香港民族,可以化鬱悶為靈動,化躁動為勇氣,即使知道生死有命,仍然勇往直前,因為香港民族有愛。始終無私,始終團結,惡菌必將消退,陰霾亦必將驅散,而他日戰勝一切困難之後,香港民族將會更加堅壯,更加無畏無懼。心存正義,保持良心潔淨,守護所有邊界,即使遭遇再大困難,香港民族都必將從他國統治中自我解放,建立屬於香港民族嘅國家,從此免受人禍牽連,看守自己辛苦爭取返黎嘅潔淨領土,最後同其他同樣努力生存嘅國家守望相助,共生共榮。
gnimmm.com/2020/02/05/nation_duty_purity_bra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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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雞檔 在 區諾軒 Au Nok-hin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忘記了是七還是八年前,有一次為朋友接待一個德國人,正好是在六四那一天。我就讀的浸大,有歐洲研究系,分法文和德文兩個專科,就讀的同學需要額外多一年時間畢業,那一年就是要到法國或德國實習,因此總會認識到一些德法的朋友。在大學我有緣認識一些讀歐研的朋友,那年六四,一位以前讀德研的同學忽然有事,臨時要我代為照顧一位路過香港探望他的一位十八九歲德國青年。我帶他去旺角廣東道的街市看紙紮舖和活雞檔,去油麻地果欄嘗試跟他解說香港的黑社會,再上金山郊野公園示範馬騮如何搶百佳膠袋。到了傍晚,我跟他說:不好意思,我要去一個集會,你自由活動吧。他問起原由,我話那是紀念北京天安門屠殺,而政治這回事,大部份人都不太有興趣,不能強迫你跟我去。他卻說他有興趣,而有點出奇地,我以為要為他解說一番,反而他主動對我說:六四對我們德國人很重要,正因為發生過六四,東德那邊才不敢在人群衝過柏林圍牆時開槍。就這樣我帶了他到維園,外國人好像不太耐熱,但也沒有嚷著要先走,一直留到晚會所有程序完結,之後還帶他到SOGO對面廿四小時的上海舖食粢飯豆漿。現在回想起這件微不足道的往事,發現對當下的討論有重大意義──這位德國青年沒有因為晚會高喊「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就認為他的參與已經妨礙了德國的民主進程或解決德國其他社會問題的進度,而且他反而認為一場離自身本土甚遠,自己與身邊的人都沒有親身經歷的屠殺,其實關係自身民族的興衰。
曾幾何時,我以為悼念六四的文章已經不必再寫,因為再寫也無法超越兩篇宏文的高度──分別是李怡2009年的蘋果日報社論〈香港人孤獨地延續六四記憶〉,以及梁文道也是在六四廿周年所撰的〈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李怡當日寫道:「我們曾有過一段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歷史,使我們可以在自由的空氣中,關注和支持中國向民主自由的體制奮進,我們有過楊衢雲、孫中山、黃花岡烈士,他們都在香港醞釀革命,我們為抗日戰爭輸血,為反對國民黨專政的共產黨人掩護,今天,我們也會義無反顧地支持內地的愛國民主運動,不管時間有多長,不管代價多大,我們也會讓支持民主的薪火相傳。這是香港人的人格。……有沒有勝算,有沒有利益,甚至有沒有效果,都不是香港人考慮的。從一百多年前楊衢雲時代至今,香港人就沒有考慮過這些。除了那幾個不是流着香港血的小丑。」梁文道則說:「明明香港是個自由港,但它卻以說不出口的理由拒絕別人入境;明明香港的傳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卻有雜誌如《君子》這樣臨時抽稿,把『不敢忘記六四』的封面專題硬生生變成可悲復可笑的『不敢忘記郭富城』;明明有那麼多人曾經熱血沸騰涕淚縱橫,今天他們卻有口難言,甚至主動修改自己的記憶。看,為了銷毀和掩理六四的記憶,他們要費多大的勁。為了這個記憶;港式的犬儒主義被調動了,『唯策略論』主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出場了;他們甚至不惜自毀長城,要我們否定自己當年至為單純的愛國赤誠,換上以曾蔭權為代表的那種金錢愛國論(它的邏輯是誰讓我發財我就愛誰)。所以記憶六四已經不再只是記憶的事了,它還是一連串的抗爭與對決。它對抗言論空間的縮窄,與出入境的管制,它還要對抗一連串違背理性的思考方式與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識的價值主張。在這個意義上,記住或者遺忘六四,還真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抉擇。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因為《國殤之柱》的創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條新聞,現在我們卻開始習慣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們『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會使我們憤怒莫名,現在這種論調卻早已見怪不怪。也許有一天,還會有更多個陳一諤、呂智偉和曾蔭權出來鼓吹那種虛無犬儒的價值觀;也許有一天,六四不只不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變成大多數人眼中的瘋狂先知,並且一個個老去,一個個凋零,所有記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為了起到什麼實際作用,而是單單因為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我們香港人,我們這群記憶的守護者也還將如此記住,直至最後一人。」事實上這兩篇文章毫不過時,文章當中已經超越時空回應今天諸多「本土派」的所謂論點。只是,當今的學生領袖直言,他們已經有近年各次本土抗爭運動,作為他們的政治啟蒙,再不需要出席一個「行禮如儀」的維園晚會,作為他們參與政治的出發點。好。我即管談談大家一起經歷的「政治啟蒙」。
兩年前的雨傘運動,有兩個非常接近開槍鎮壓的關口。第一次是九二八當晚,第二次是十月二日群眾包圍特首辦,而警方已將橡膠子彈運往現場,形勢促使中大、港大兩位校長到現場呼籲學生及群眾冷靜。最後,林鄭陪同梁振英見記者,表示願意與學生對話,局勢才逐漸緩和。梁振英想不想開槍殺香港人?以他未當政之時已想出動防暴隊,我百分之一兆肯定他會竭盡所能實現這個宏願。但我們也很清楚,開槍殺人這個決定權,不會在他手上;他必須請示中共政治局七常委,甚至習近平本人。有什麼理由會令到習近平與一眾中央領導拒絕簽下開槍殺人的批文?第一,當然是因為香港人的和平抗爭。吃了八十七枚催淚彈,一個垃圾桶也沒有起火,一塊商戶的櫥窗玻璃也沒有打破,那有開槍「平暴」的藉口。而另一言之成理的原因,就是六四的教訓。習近平不是鄧小平,沒有指揮大軍殺敵千萬的經驗,不會像鄧小平一樣,認為殺千幾個學生沒有什麼大不了。「再次開槍殺學生」這個歷史責任,看來是因為前車可鑑,所以習近平還是不敢擔起。
另一方面,在九二八發射催淚彈後,甚至熱血公民謠傳警察已經開槍之後,在場的市民不單沒有退縮,而且有更多市民趕至灣仔地鐵站口,試圖突破防線湧向金鐘支援。十月二日晚,我其中一個whatsapp群組在討論金鐘現場的情況,我還記得當時有這樣的對話:
「情況不尋常,男的來,女的回去。」
「有細路的都回去。」
「已準備出橡膠子彈,射中唔死都可能殘廢。」
「能呼籲撤退嗎?」
「無人會肯撤。唯有像當年木樨地一樣,為學生頂得多少就多少。」
一說木樨地這個例子,我們這一輩八十後都很清楚當中含義。八九六四凌晨,天安門不是死傷最慘烈的地方,群眾為阻擋從長安街殺入廣場的屠城部隊,在木樨地堵截,為學生爭取時間撤離,所以木樨地那裏尤其死傷枕藉。2001年,我有位朋友到北京,經過木樨地,在街角的牆上,還能夠親手觸摸到那些子彈孔。說到這裏,大家應該很清楚我想說的結論,北京不敢下令開槍鎮壓雨傘運動,市民冒死上街支援佔領現場的同學,令當今自詡本土的年青人享有一番「屬於自己的抗爭經歷」作為政治啟蒙,這全是拜八九六四的亡魂所賜。否則,說得刻薄一點,如果年青人當日面對的是開槍鎮壓的畫面,那番體會就不再是政治啟蒙,而是給同伴收屍的經驗,或是背著滿身鮮血的同伴,跑去律敦治醫院的經驗,和嘗試將同伴的腸臟塞回腹腔的經驗。如果經歷過這些,還有多少人會在家歎著冷氣,上facebook悠閒地講「勇武」?
現在有人講「蝗蟲」,講「地獄鬼國」,講「支那人」無可救藥,但偏偏在八九年的時候,我們卻看到中國人良心的頂峰。當年大陸許多人不計成敗,全力支持學生,不計個人可能付上自由和生命的代價,結果遭到無情的鎮壓。我們還未知道幾多人像李旺陽一樣,只為嘗試挺直腰骨,而在黑獄中坐穿牢底,寂寂無聞。正正是因為良心沒有回報,還換來更痛苦的餘生,一般人旁觀李旺陽等六四英魂的苦難,心智稍有不堅者,就很容易搖到鐘擺的另一端:反正這是賞惡罰善的瘋狂世界,就把心一橫做衣冠禽獸好了──所以才逐漸演變成無廉恥、無底線、無原則的「強國支那」,來香港搶奶粉搶資源,構成本土派口中壓逼香港族群的生存空間、威脅「香港人」生存的大敵。但無獨有偶,雨傘運動過後,本土和勇武的興起,其實和「強國支那」的演化如出一轍。在所謂「勇武本土」口中,和平抗爭得不到即時的「回報」,竟然就等同於講良心就一定會「蝕底」,所以不擇手段也好,無底線抗爭也好,贏得不要臉也好過沒有任何「成果」。用最自利的態度看待香港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擁抱這些想法的人,其實與他們誓不兩立的「強國支那」,血管內根本流著相同的DNA。
更令人疑惑的,就是過去某些令人的尊敬的評論家,例如李怡先生和練乙錚先生,似是出於維護年青人的心態,將「本土、港獨和勇武」三者加以綑綁,講成一派「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革命思潮。首先,若然真正愛惜年青人,何以鼓勵他們為這個荒謬絕倫的時代、無恥之極的梁振英,而受到傷害,甚至犠牲性命?再者,莫說「民族國家」的理論已經是十九世紀的化石,港府無法維護港人的自主和尊嚴,港人對之失望頂透,大概也只與當年德國人對威瑪共和的失望相去不遠。部份德國人開始相信問題不是來自德國人本身,而選擇相信某個人所說,是因為「外來的」猶太人。身為飽學之士,歷盡世情,應知太陽底下無新事,這種以暴力排外與自私自利為綱的所謂「本土思潮」,已比亞視還要過氣,與「新」或「年青」絲亳沾不上邊。他們不僅沒有循循善誘,使年青人了解希特拉是如何興起,還為不斷製造似是而非的觀點,方便他們如鸚鵡學舌地指摘別人悼念六四,難道為了得到年輕人的認同,就是散播混亂、自相矛盾的價值也在所不惜?
正如一位我尊敬的網絡作家譚棨禧先生所言,「而這座城巿的族群仇恨語言,焦慮和絕望,正慢慢榨取了青年了解的耐性,輾碎了他們的好奇心。因此,我們要反對的不是青年代表,不是中港區隔,更不是港獨思潮。而是讓人短視,讓人急攻近利,失去同理心的焦躁感。我們要爭論的也不是悼念與否,或六四有甚麼意義,而是生者和死者能夠如何相處,香港人和中國人可以如何相處,人和人應該如何相處。」生而為人,後有家,再有國,楊照先生也說過,政治是建基於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如何做人、如何處世,應該就是那些前輩所應負上的指導責任。現在的勇武本土派,至今從沒有回應過一個問題:假設全香港人都要建國,香港人應不應該接受別國人民的援助?如果只得香港人孤軍奮戰,這些勇武本土派,尤其他們當中的幾位「教主」、「皇上」、「國師」,又做好了多少犠牲的決心和準備?如果你希望得到別人援手,你是否也應該在別人困頓的時候扶持一把?這就是做人處世最基本的道理。先不談當今香港人當中,會否出現一兩個勇者,能夠像丁子霖教授一般堅毅,王維林先生一般勇武,像胡佳、譚作人和浦志強一般,隨時準備好要付上失去自由、骨肉分離的代價,你不過一年當中只花一兩個小時到維園點點燭光,讀讀他們的新聞,給他們一個like, 精神上支持他們繼續與共產黨鬥,如何會對香港的「建國大業」構成致命的打擊?
莫說要策略地令到中共後庭失火、國內大亂,現在勇武本土派在網上到處樹敵,以攻擊六四悼念者和其他政見不同人士為樂,又如何團結全港與之一起「建國」?歷史不會說謊,但會冷笑,偏偏香港歷史上最團結的日子,正正是1989年的4、5、6月。根據浸大前輩許澤流老師的憶述,當年同學們到樂富的文具舖,購買大量紙筆用作書寫大字報,老闆一箱一箱的抬出來,堅拒收錢。同學為了突破內地的新聞封鎖,每日收集所有報章,運到啟德機場,在離境大堂到處尋找準備返回大陸的旅客,託他們把消息帶到大陸。每次同學抱著報紙前往啟德機場,的士司機接載往返,也是堅持分文不收。香港人就是曾經團結到這種地步,是一場正正式式的全民運動,而香港當年不過500萬人,卻幾乎可以改寫當時全球人口第一大國,以至是全世界的命運。香港人曾經擁有如此強大的力量,若我們再次擁有這種力量,自是無所不能、無堅不摧,要建國,當非難事。但偏偏終日在鍵盤上剔剔搭搭聒噪,嚷著要建國的人,卻只不斷叫香港人和年輕一代,遺忘這種力量,遺忘香港的偉大。究竟誰是賣港賊?
說到底,悼念六四就是彰顯香港自由的價值,今日已經有人要聲討我們去維園悼念六四,他朝這些人真的建立了「香港國」,又豈會忍得住不用比中共更兇暴的手段,打壓我們這些到維園悼念的人?今年的六四,已不是意識形態不同或學術論爭,當中也沒有客氣不客氣的問題,因為已是香港價值生死存亡的一戰。「六四,維園見」不單是過去式的悼念,而是在犬儒與沉淪中,拯救我城的最後一戰。
活雞檔 在 飲食男女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如今上街市買雞,很多雞檔都十室九空,就算有雞,都看不見活雞,冰鮮雞居多。原來自九七年,香港發生禽流感,政府一舉殺雞後,賣活雞這行業已如一對折翼天使般,再也飛不起。自此後,幾乎三五七年就有禽流感發生,而政府應對禽流感的方法就殺雞,使賴以賣雞為生的一群雞販叫苦連天。
政府為使市民盡量少接觸活家禽,大力鼓勵雞販交出賣活雞的牌照,並以利誘方式使雞販放棄牌照。雞販眼見前途堪虞,都紛紛領取賠償金後,交出牌照。
鏡記是活雞檔中其中一員,已有五十多年歷史,現傳至第二代蒲世文,他因從小就已在父親旗下的雞檔幫手,從小接觸,故對雞充滿興趣,從未想過放棄賣活雞。他的生意除了零售,絕大多數是交去大小酒樓食肆,所以面對蕭條的市況,鏡記的生意未有太大影響,反而因市面上少了很多雞販,少了競爭,他不但可生存下來,還生意滔滔。
他對雞可謂瞭如指掌,宰雞的刀口有標準,不會留下紅色瘀痕,免客人用雞拜神時,紅色瘀痕會變黑色,影響了美觀。另外在口味上,只要客人說出食雞要求,要胖、瘦、韌、硬、滑、軟,他都能順手摸雞,摸出肉的質感。客人如要蒸、白切、焗、煲湯等,他都能替客人挑出適合的雞。切雞起骨,他也有一手,刀法順應雞隻的肌理結構而下刀,流暢而不「劖口」。
可是綜觀賣活雞這行,始終屬於厭惡性行業,雞檔的臭味薰天,一般人都掩鼻急步行過,更何況是身處其中,成為賣雞販一員呢﹖政府又不鼓勵的情況下,三番四次出招利誘雞販放棄活雞牌照,又多次向市場放風欲借鏡新加坡,要設中央屠宰,活雞吸引不到年輕一輩入行,似乎是一行沒有前景的行業。
鏡記雞鴨
地址:九龍油麻地寶靈街17號官涌市政大廈地下高層P1
電話:2787 3506
營業時間:8:30am-3:30pm
活雞檔 在 果籽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專題籽:胚芽故事】
越來越多80後、90後不想打死一份工,寧願收入不穩,也想做自己喜歡的工作。本身是化妝師的80後蘇家樂(阿蘇)卻為肩負家庭責任,分一半時間在父母經營三十多年的上水石湖墟活雞檔幫手。「你問我慣不慣,就一定不慣,不過我不想爸媽的心血白白浪費。」剛過去的萬聖節是化妝旺季,阿蘇在蘭桂芳工作到深夜,回到上水已是清晨,剛好開始雞檔的早市。「那麽一定不會遲到!」他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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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副刊,推動知識文化多元。培養品味,立足香港放眼世界。不畏高牆,我們站在雞蛋一方。
《果籽》 栽種品味,一籽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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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德基肉鬆炸雞- 我覺得不行...(閒聊與趣味第1頁) ... <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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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圍街市20年老字號,合資格的活家禽零售商,我們每日從本地農場精挑細選健康雞隻,包括嘉美雞、泰安雞,無激素無防腐劑,適合陪月坐月,可以經Whatsapp或電話訂購: ... ...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