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分藍黃,2019 年之後變得冷酷的人們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暴力和犯罪新聞越來越多。一般人得出如此印象:香港腥風血雨。有一些案件似乎與政治無關:例如(休班)警察偷拍女人的風化案、老婆因為爭執消費券事務而斬老公的傷人案,或者幫派仇殺。有一些案件則相當政治,例如七一銅鑼灣事件,或者 19 年以來不斷審理的涉及非法集結、傷人、暴動等的公安事件。各種立場的人都參與其中,有示威者、有白衣人、有執法者濫暴、有官員濫權。
官員親建制派見瘟疫和警察逐漸收拾現場之後,展開一個看似順理成章的論述:是民眾一方先「越界」,而執法者、官員一方守住了建制,之後所作一切行動只為「反越界」。然而白衣人動員、蒙面警察鎮暴、香港要修《逃犯條例》,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亦是越界。這些有份激化局面的少部份香港人,因為掌握公權力而得以推卸自己的那份責任,指控他人沒有按規矩行事。然而執法者在處理「緊急狀態」時,也沒有跟足那個規矩。
通常舊香港人見到很多事情發生,都會發出「禮崩樂壞」的哀嘆。「禮崩樂壞」只是描述了情境,卻沒有描述到人們活在禮崩樂壞的世界,會產生甚麼反應。根據記載,林鄭說預科後原本想讀社工,「不過為了更宏觀地探究社會問題的成因,最後選了社會學」。社會學對禮崩樂壞中人類的反應確實有一些更宏觀的探討。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認為一個社會在經濟或政治結構劇烈變化時,可能導致集體性失去方向、價值觀真空,但新的世界並未產生,他定義這種尷尬又痛苦的狀態為「失範」(anomie)。
涂爾幹認為自殺不是個人的,而是受社會影響的社會行為。他比較歐洲近代的宗教戰爭,那是一個新教和天主教價值激烈衝突,同樣令人無所適從的年代,但新教地區的自殺率卻高於天主教地區。他解讀為天主教地區有強大社區社會網絡,宗教亦佔據生活較多部份,令人較能抵抗社會失範帶來的壓力,而新教卻不具備類似組織性,新教人口較為疏離;自殺率較高,反映了那些地區肉眼未必見到的混亂。很多現代的講法認為,失範社會中的成員,會產生疏離和絕望感,可能更容易犯法和犯罪。
香港作為一個集體,承受前所未見的政治轉變,一早就反映在自殺現象之上。14 年佔領之後,香港大、中學界都有跨階級自殺潮,導致政府迫於壓力「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 [1],當然是再被批評政策離地無用。對個人或集體所謂無聲的控訴,存在已經很久。14 年的後遺症也包括 16 年的旺角衝突事件。香港的失範年代,大概亦由那時正式開始。
現在很多外面人認為香港人「守法意識」下降,但這種意識很多來自人們在現場目睹警察濫權,對他們來說香港社會是公平的、有一個賞善罰惡機制的信任光環,自 14 年之後就慢慢褪色,最終變成有人越過習俗界線。警察好像難以溝通,合乎邏輯地,人們下一步是將希望守在法庭,然而法庭無法不執行嚴苛法律,只能照本子辦事,最終也好像不太對勁。
不只是遠古年代的黃絲失去信仰、純真幻滅,甚至連警察自己都如此。原來他們的權力界限,有時因為緊急情況的方便可以大為膨脹,而同袍也會支持自己。那麼自然警察的「守法意識」其實也面臨鬆弛。因為大家都知道了,機制不一定賞善罰惡。因此現在傳媒對於官員的私人操守,也是十分敏銳的關注著。
之後的圍觀藍絲見相同政見者,就算有份搞出元朗站事件,也未必有罪,就是有人獲判無罪。當然這也體現司法獨立判案。19 年間在街上打人的「反示威示威者」,很多都追究不了。藍絲自然也是心領神會,在這個環境下,雖然沒有公權力但主張對敵人不擇手段,「守法意識」一樣下降。
雖然我們未必清楚細節,但肯定藍絲內部價值觀也在經歷一場革命。現在,「愛國陣營」的言論領袖可以跟行政長官唱反調。行政長官的權威,先有歷年折騰,後有北京中央政府奧援專政工具,藍絲都知道要頂禮膜拜的真正對象。以前「港府」在一般人心中累積的威望,在不同光譜裡面都有折損。當然失範的進深程度,人人不同,但總體來說,所有人的內心都不再一樣。對於人類這種情感團體動物,失範的風,是一場看不見的價值觀恐怖襲擊。
關於恐怖襲擊。在中國政府反恐主義訊息網,一篇名為《社會轉型、社會失範與恐怖主義》的文章在其結論部份說:
「……既可以將恐怖主義視為同戰爭類似的政治性暴力行為,也可以將恐怖主義當作一種社會現象,但歸根結底恐怖主義是一種社會現象,具有客觀的社會屬性。恐怖主義是社會結構的產品……恐怖主義具有犯罪的屬性。作為犯罪的恐怖主義,是社會的正常現象,它具備犯罪所有的功能,無論消極抑或積極。恐怖主義之於社會有機體的積極作用,恰如疼痛之於人體的積極作用一樣,具有提醒和指示功能。恐怖主義的增多呼喚社會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社會治理的自我調整。社會有機體在結構變化的過程容易出現問題,並需要不斷克服……」
只要社會人道,人們就會很和善。香港情況,在破罐破摔之下,人們雖然無能改變甚麼,但內心也會變得冷酷。
資料:
[1] 《維基百科》香港學生自殺事件列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預計於 2016 年 9 月完成。五大措施分別為:一、成立專責委員會全面了解分析自殺成因及提出預防方法;二、舉辦五場地區研討會,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和學生輔導專業人士介紹預防自殺和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三、舉辦教師講座,教導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和相關支援;四、局內成立專責團隊,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和輔導人員為有特殊需要的學校提供到校支援;五、以學校、家長和學生為對象,製作知識小錦囊。
涂爾幹功能論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不分藍黃,2019 年之後變得冷酷的人們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暴力和犯罪新聞越來越多。一般人得出如此印象:香港腥風血雨。有一些案件似乎與政治無關:例如(休班)警察偷拍女人的風化案、老婆因為爭執消費券事務而斬老公的傷人案,或者幫派仇殺。有一些案件則相當政治,例如七一銅鑼灣事件,或者 19 年以來不斷審理的涉及非法集結、傷人、暴動等的公安事件。各種立場的人都參與其中,有示威者、有白衣人、有執法者濫暴、有官員濫權。
官員親建制派見瘟疫和警察逐漸收拾現場之後,展開一個看似順理成章的論述:是民眾一方先「越界」,而執法者、官員一方守住了建制,之後所作一切行動只為「反越界」。然而白衣人動員、蒙面警察鎮暴、香港要修《逃犯條例》,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亦是越界。這些有份激化局面的少部份香港人,因為掌握公權力而得以推卸自己的那份責任,指控他人沒有按規矩行事。然而執法者在處理「緊急狀態」時,也沒有跟足那個規矩。
通常舊香港人見到很多事情發生,都會發出「禮崩樂壞」的哀嘆。「禮崩樂壞」只是描述了情境,卻沒有描述到人們活在禮崩樂壞的世界,會產生甚麼反應。根據記載,林鄭說預科後原本想讀社工,「不過為了更宏觀地探究社會問題的成因,最後選了社會學」。社會學對禮崩樂壞中人類的反應確實有一些更宏觀的探討。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認為一個社會在經濟或政治結構劇烈變化時,可能導致集體性失去方向、價值觀真空,但新的世界並未產生,他定義這種尷尬又痛苦的狀態為「失範」(anomie)。
涂爾幹認為自殺不是個人的,而是受社會影響的社會行為。他比較歐洲近代的宗教戰爭,那是一個新教和天主教價值激烈衝突,同樣令人無所適從的年代,但新教地區的自殺率卻高於天主教地區。他解讀為天主教地區有強大社區社會網絡,宗教亦佔據生活較多部份,令人較能抵抗社會失範帶來的壓力,而新教卻不具備類似組織性,新教人口較為疏離;自殺率較高,反映了那些地區肉眼未必見到的混亂。很多現代的講法認為,失範社會中的成員,會產生疏離和絕望感,可能更容易犯法和犯罪。
香港作為一個集體,承受前所未見的政治轉變,一早就反映在自殺現象之上。14 年佔領之後,香港大、中學界都有跨階級自殺潮,導致政府迫於壓力「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 [1],當然是再被批評政策離地無用。對個人或集體所謂無聲的控訴,存在已經很久。14 年的後遺症也包括 16 年的旺角衝突事件。香港的失範年代,大概亦由那時正式開始。
現在很多外面人認為香港人「守法意識」下降,但這種意識很多來自人們在現場目睹警察濫權,對他們來說香港社會是公平的、有一個賞善罰惡機制的信任光環,自 14 年之後就慢慢褪色,最終變成有人越過習俗界線。警察好像難以溝通,合乎邏輯地,人們下一步是將希望守在法庭,然而法庭無法不執行嚴苛法律,只能照本子辦事,最終也好像不太對勁。
不只是遠古年代的黃絲失去信仰、純真幻滅,甚至連警察自己都如此。原來他們的權力界限,有時因為緊急情況的方便可以大為膨脹,而同袍也會支持自己。那麼自然警察的「守法意識」其實也面臨鬆弛。因為大家都知道了,機制不一定賞善罰惡。因此現在傳媒對於官員的私人操守,也是十分敏銳的關注著。
之後的圍觀藍絲見相同政見者,就算有份搞出元朗站事件,也未必有罪,就是有人獲判無罪。當然這也體現司法獨立判案。19 年間在街上打人的「反示威示威者」,很多都追究不了。藍絲自然也是心領神會,在這個環境下,雖然沒有公權力但主張對敵人不擇手段,「守法意識」一樣下降。
雖然我們未必清楚細節,但肯定藍絲內部價值觀也在經歷一場革命。現在,「愛國陣營」的言論領袖可以跟行政長官唱反調。行政長官的權威,先有歷年折騰,後有北京中央政府奧援專政工具,藍絲都知道要頂禮膜拜的真正對象。以前「港府」在一般人心中累積的威望,在不同光譜裡面都有折損。當然失範的進深程度,人人不同,但總體來說,所有人的內心都不再一樣。對於人類這種情感團體動物,失範的風,是一場看不見的價值觀恐怖襲擊。
關於恐怖襲擊。在中國政府反恐主義訊息網,一篇名為《社會轉型、社會失範與恐怖主義》的文章在其結論部份說:
「……既可以將恐怖主義視為同戰爭類似的政治性暴力行為,也可以將恐怖主義當作一種社會現象,但歸根結底恐怖主義是一種社會現象,具有客觀的社會屬性。恐怖主義是社會結構的產品……恐怖主義具有犯罪的屬性。作為犯罪的恐怖主義,是社會的正常現象,它具備犯罪所有的功能,無論消極抑或積極。恐怖主義之於社會有機體的積極作用,恰如疼痛之於人體的積極作用一樣,具有提醒和指示功能。恐怖主義的增多呼喚社會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社會治理的自我調整。社會有機體在結構變化的過程容易出現問題,並需要不斷克服……」
只要社會人道,人們就會很和善。香港情況,在破罐破摔之下,人們雖然無能改變甚麼,但內心也會變得冷酷。
資料:
[1] 《維基百科》香港學生自殺事件列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預計於 2016 年 9 月完成。五大措施分別為:一、成立專責委員會全面了解分析自殺成因及提出預防方法;二、舉辦五場地區研討會,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和學生輔導專業人士介紹預防自殺和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三、舉辦教師講座,教導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和相關支援;四、局內成立專責團隊,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和輔導人員為有特殊需要的學校提供到校支援;五、以學校、家長和學生為對象,製作知識小錦囊。
涂爾幹功能論 在 Roger Chung 鍾一諾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朋友心聲
【當年輕人問我如何寫遺囑及身後安排,我心知不妙! 】
2019年的暑假,香港的青年人原本應該好好享受青春,在陽光下盡情於不同的戶外活動,在繁華街頭與另一半掃街拍拖,在咖啡小店與三五知己訴說苦樂。可惜,在政府執意不撤回反送中條例及真誠對話之下,警民衝突連月來不斷升級,甚至有鄕黑勢力傷害無辜市民。香港青年人於這個 #自由之夏,在陽光下換成了集會遊行,在繁華街頭集會或化身成抗爭者,在醫院急症訴說如何被打至重傷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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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們追求理想的同時,連日來多人承受不同程度的身心和生命威脅。然而大家高舉齊上齊落,更希望如水般抗爭(#BeWater),但兩個多月來,八百多人被捕,有的身體換來永久傷殘,有的承受沉重的法律責任,有的被恐嚇至身心受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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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我發覺有太多個晚上,為著前綫抗爭者和區內居民擔心其生命安危。長此下去,他們與警方只會成為了政治事件中的磨心,有人因此喪失生命,這將會是無可避免的結果。回看自己過去兩個多月在面書專頁轉載或發放有關政治議題的帖文,就好像日記般由從前寫到目前,內心霎時哼起鍾一諾以藍調演繹,那個近乎凄美版本的「#心𥚃日記」:「夜之中,喜愛倚星辰,重頭重讀我的心裡日記。遲遲才去睡,原因每日都有你⋯」。每天都擔心街角上的你(青年們),每星期總有一兩晚「徹夜難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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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自己在大學工作的關係,心裡特別關心年輕一代。就在昨晚,有一位年輕人向我查詢如何寫遺囑及身後事安排,她表明是代前綫友人尋找資料,但我心知不妙!我平日經常在社區推廣生死教育,老中青各年齡層都有參與者,最積極學習生前身後規劃的群眾,往往是七八十歳的長者,其次是身為照顧者的中年人士或專業人士,年輕人反而愛向我查問靈異事件及鬼神之事。今次的查詢一反常態,我心裡即時想到以下幾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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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她本人或其朋友,家裏有位長期病患者或臨終者,希望早作準備。
2)她本人或其朋友,預計抗爭的生命威脅愈來愈大,希望早作準備。
3)她本人或其朋友,有計劃自殺或在抗爭中犠牲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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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她提到「前綫」這字眼,我心裡明白第二和第三點的可能性較大,只因社會衝突所衍生的情緒困擾或絕望感,已慢慢迫使不少年輕人走上不歸路,即使類似新聞報導中提及的自殺因由和形式各有差異,但導火線不離社會與青年之間的種種矛盾。何況這位年輕人可能早有準備,因而有自殺或自我犠牲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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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末的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對自殺行為進行深入研究,他反駁當時一些學者提出的自殺是與個人的經濟(貧窮或生活不滿足)與心理狀況(精神或心理因素)為個人動機。在其巨著《自殺論:社會學的研究》(Le Suicide : Étude de Sociologie)一書中,他提出自殺是個人與社會連帶關係的社會事實,認為自殺現象是深層社會結構的表象,是一種社會病態的危機徵兆,所以自殺行為更多是因為人與社會連結與互動有關,並把自殺行為分為四種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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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本位型(egoistic),自我與社會逐漸失去連結,個人在孤立或不被理解下,經不起長期精神或肉體折磨而產生自殺念頭,以此脱離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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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型(altruistic),當個人與團體、民族、信仰或社會價值產生極強連繫感,達到密不可分的程度時,能作出犧牲自己或以死明志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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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序型(anomic),當社會秩序或價值失衡,長期無法維持穩定,個人在安全感受威脅或悲觀情緒籠罩下,混亂的思緒容易產生自殺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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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型(fatalistic),當個人長期感到被置於極度受禁錮的情境中,即使如何付出和努力下也無法自主命運時,因絕望和無助而產生自殺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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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自殺行為上升,尤其顯著於新舊社會秩序交替之時,而涂爾幹所處的時代正是處於舊體制失效,但新的社會力量亦尚未能取代其功能,所以當體制失衡下,社會進入動盪或處於社會危機,使個人影響力及社會連結進一步減弱,不同形式的自殺行為會更容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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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晚的傾談之中,我意識到自己無法以理性判斷而改變她或她友人的決定,也許她們曾經是「和理非」一份子,現在愈來愈走上前綫抗爭,當中已夾雜著不同的情緒及情感連繫。我簡單表達了不要被仇恨讓自我失控的忠告,同時希望她們與手足一起守護彼此免被傷害或傷害自己,守護彼此的心,其餘大部分時間我就只有「#聆聽」。他們希望向我查詢的事情,我當然能夠分享(其實我真的不想講),但我此刻更希望她們能分享內心的掙扎,給我成為一位能分擔苦澀的聆聽者,因為我明白,她們已經受過太多不同前輩或長輩的冷嘲熱諷,甚至乎督責指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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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亂世中,迫使芳華正茂的年輕女子要時刻面對生死大問,廿多歲來向我查詢如何寫遺囑及身後事安排,絕非尋常之事!為何她們有近乎犠牲的絕望,她們甚至希望為家人準備好自己的生前身後規劃,在最後的時候記掛著家人,令我看到使她們有「#轉念」的線索,就是 #對家人的愛和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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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輩們,或許你們在手機和口耳相傳的交流之中,接收了很多令你憤怒的資訊,你們愛自己的民族,你們也支持社會安穩,但愛惜自己的子女或孫兒不是更重要嗎?維繫家庭的和諧不是你們更希望看到嗎?我明白指罵背後出於愛,有時會更不懂有效表達而顯得衝動,但你們無需說服自己去支持年輕一代的抗爭,我此刻只希望說服你在家中克制自己的說話和行為,因為你們溫柔的 #照顧 和 #問候,能讓年輕人在家中感受到被保護和有安全感。社會已經難以和解,但家庭隨時都可以,懇請家長不要趕離子女於門外,他們的心離開了,你們以為贏了口舌之爭,卻可能輸了一個家庭,甚至一個生命!
#家長保頭家
#青年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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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簡介:伍桂麟,資深遺體修復師及英國註冊遺體防腐師。任職醫學院解剖室經理,是香港遺體捐贈推廣運動之奠基者。現任香港生死學協會會長及生死教育學會前會長,亦為facebook專頁【生死教育X伍桂麟】及【陪着你嘔】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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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法小分隊科教組字幕:@OwenNiu233 压制:@Mihael_Ho 【中字】社會學——愛米爾· 涂爾幹 簡介:工業化帶來了更多的金錢,也帶來了更高的自殺率。 ...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