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心靈雞湯——黯然及受身的修行 | 盧斯達 on Patreon】
47人被國安法控告那件事,很多人在外面看,反而忍不住哭。哭泣是健康的生理渲泄,在此事觸發之前,現實和網絡的低氣壓已經持續很久,只等一個金屬疲勞,繼而爆破的點。反送中沒有具體的完結點,大約記憶只知道是後來示威日漸高風險、人人數日少,後來武漢肺炎就侵襲全球。政治運動之後的感傷和壓力,就一直累積,一般人陷入不知道自己是痛苦的痛苦狀態。直至標誌性的 show trial在鏡頭前映出來、香港「法治」如何展現真實一面,這一股持續將近兩年的戰爭情緒才找到一個爆發點。
一直以來,特區對這件事也沒有甚麼交代,沒有高級官員或者執法人員下台問責。在官方的論述中,那一切只剩下「社會事件」、「黑暴」等概括詞,十分模糊。「國際」在拜登上場之後,也就如此了,終於七百萬人不論政治立場,都要面對「如果很努力地做,但世界還是沒有改變」的失敗。
人生經常要面對失敗,有些世代甚至一出世就是失敗和多餘的。上一代像蕭生還能侃侃而談上一代電影業如何黃金時代,這自然是他們的福份。回歸前後,以及之後出世的一代,很早就要面對失敗,以及自己是狗的現實。你看,他好像一條狗。生命,和自己,都很像一條狗。能哭出來就好,但如果已經哭不出來,那就可能會變得怨毒,或者在精神性、社會性上無法生還。
這一點,就算沒有政治的對立,當代中國人也很難理解。這二三十年,中國經濟在上升,近來很多外國民調和田野調查都發現,中國人在全球人口中,對未來特別樂觀;反觀在香港,政治經濟沒有好過。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上沙士,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金融海嘯,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雨傘 (我那一代),更不談更多所謂的結構性矛盾。香港年輕一代,和中國年輕一代,精神面貌就因為客觀形勢不一樣,而永遠不可能同理。你的肅靜只有自己才懂得。
後來發生了 2016 年第一波 DQ 事件,那時他們不打泛民的,事實上就是政壇只留給舊人玩,給中老年人玩,年輕人止步。青政本民前,以及眾志姚劉等等,不是年輕,就是素人。連政治也變成大富翁了。大富翁的玩法就是先到先得,後埋檯的,你怎麼優秀都玩不到,會被結構性剝削和陰乾。要痛苦,當時就很痛苦了。
當年的痛苦又多一份寂寞,因為當年 DQ 沒打到泛民,他們的支持者就不會分享到同一份感受,甚至惡言相向,彼此種下仇恨。很多人就此回不來了。
約莫是 2016-17 年,一次失敗就已明明白白擺在很多人面前。政團解散、知名人物流亡或入獄,受千夫所指。有很多本來高調的人,轉為低調,或者離開去讀書,或者準備移民。一時間你覺得很熱鬧的世間,不再熱鬧。甚至公民社會有人很理所當然地說,本土派不是已經收皮了嗎?
甚至再遠一點,佔領運動反而有貝體的清場時間,但大家都知道在清場之前,內部早已因為退場還是留守、旺角還是金鐘而有了各種想法。激烈血氣並沒有隨清場而終結,之後變成了反水貨行動,變成思想上更進取思考香港前途,但那不是所有人一起受苦。2017-19 年的前期,主流政界也曾經跟政府關係要好。後來我訪問很多光譜比較主流的年輕人,他們都不約而同說,曾俊華選特首萬民呼應的時候,他們最難受。那時,2014 年的事情都未解決,卻整個社會都(看似) 是向前走的氣氛。現在未解決的事情又更多了。
萬籟俱寂的時候,你要怎麼處理自己內心的翻騰呢?
不管你是甚麼人,總會在不同的時空面對這樣的冰冷或者失敗。你可以拉長接受的過程,但終於事實是擺在眼前。現實一旦夠真,就夠震憾,社教化便是讓你打上精神的烙印,讓你知道武學再深,深不過地,以後你就不自由了。真正的習得無力感,要靠行刑圍觀來傳播。2016 年那一波,骨幹力量像泥石流一樣流散的情景,令人難忘。活在真實中,是了解呼天搶地都沒有救助,所有希望熄滅之時,你只剩下自己這個空殼,世界變得流形的,彷彿不再真實,因為自己的世界觀被現實撞散了,但你會知道有其他人不是這樣看,他們的感受完全正常,這些人的存在,令你更加感到痛苦。
知道很多人在處境艱難時,總會找一些事來做,例如去做一些宣傳,例如去捐錢,或者去食黃店則是近一兩年發明出來。這些本質上不是壞事,但過於依靠燃燒悲情來持續。這時大家自然又形成新一波的盲信,於是曾俊華的黃特首熱潮,就是初嘗絕望的香港人移情的對象。之後會不會又出現第二次第三次呢?這些年來出了那麼多捉鬼和 blame the victim 的意見領袖,都是因為民間的需求存在,有人投其所好而已。點閱量和贊助金說明一切。
人通常都是對自己的情緒和感受偷懶,當感受出現時,我們很少精確地觀測它,對自己描述那種感受的前世今生,而是急著移情,將事情轉移到別的狂信之中。人通常會這樣做,因為痛苦和被現實打倒,是一秒都不想停留的地獄。凝視困境一秒,靈魂都如入火聚,於是痛苦就無法沉澱,人在轉移視線的時候,層次就會變得單薄。如果抗爭失敗,那就移民,而且說是打國際線、為誰人留後,那種急不及待,便是在轉移自己的痛苦。所以他們是失言的,但也是真心痛苦的,痛苦得無法處理,在一個又一個的議題趕場中失去自己。
為甚麼不讓痛苦多折磨自己一點,直到自己更加理智、更加堅強、更加對得起失敗的光臨呢?於是人們總是急著下定論,香港已死、XX已死,因為他們下了結論,心理上就能 move on。然而生命永遠在生長,為甚麼要下結論呢? 2016 年有一小撮人收皮了,但那件事以另一個形式在石牆裡長出花,說它成功不是,但說它失敗也是武斷,只會困擾當下的自己。老莊學派說困於過去、困於未來,都是無法在當下活著。進一步說,沒法在當下活著的人是在虛渡生命。努力活著的人,總是不斷地假裝過去和未來都不存在,才能擠出氣力來。
當然,我也是在虛渡和迷失的角落跟你說這些話。人不可能經常征服痛苦,在它的蹂躪中仍保持一種理智已經算是不錯。
讀歷史的人都會知道,一百幾十年的事情,可以幾句就說完,甚至可以塑造另一個定性,一切都變得權力流動和「觀點與角度」。例如說西班牙經歷了白色恐怖數十年,你看,我們說這「數十年」,就三個字,但當中實際影響了多少家庭、親友、鄰里,有多少人因而移民或者流亡,都壓在那簡單的「幾十年」的寫法之下。歷史和世界就像茫茫大海,你投入了一個瓶子,不知道它循環多久,不知道瓶子會不會到達另一個國度的沙攤上。甚至你會看到被迫害者,可能遙身一變成為迫害者。生命的意志超過時間,也超越善惡,但首先你要渡得過彼岸,讓點連成線和面。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面對那黑暗大海,人們拼命為自己創造希望,但同時希望會使人失望。用希望來治療自己是飲鴆止渴。你試過失望,你就知道那毒藥有多毒。例如人們就把希望過度投資在領袖、在特朗普 (或拜登、兩黨共識 or whatever)、在意見領袖、在司法制度……之類。對自己好一點,不要被希望引誘。
一般人的內心折騰不起世界觀破滅的。當我聽見社會賢達問,現在香港究竟還有沒有司法獨立,因為我沒見過香港黃金時代,我感性上無法跟他們同調,但理性上我知道他們已經到了存在危機,世界觀被完全打碎,內心的痛苦、頭腦的混亂,可想而知。
歷史進程,每次形勢不妙,大家就自然會急著說,不要這樣做,要如何如何做。儘管只是發泄情緒,但這不是太著急了嗎?為何那麼早就定論去安撫自己呢?世界的本質將會是混淆,預測未來和定論是為了安撫自己,卻進一步吸光人的續航力。
三十年前,沒人想過台灣會那麼好,在國際上穩住了腳步,全世界都要跪求他們的晶片業。誰想過呢?在幾十年前他們在受難的過程中,應該沒人想像過吧。我們也無法想像香港會死而復生,但如果香港人急著下定論,未來就沒可能性可言,你的人生也會變得痛苦而膚淺。苦是人類最古老的敵人和朋友,多數人只會痛苦而膚淺,好嬲好嬲好驚好驚,但結不出其他果子,但我們的先輩都因為痛苦而深刻而活了下來,才有下一波的文明,他們是文明和民族的脊椎,他們受的苦我無法想像,但他們有從痛苦和受身中學到甚麼則是肯定。
香港是被歷史優待的,在全世界都在反殖鬥爭之時,我們被凍結在某一個時空,當中是中國還是英國還是香港人自己佔多一點,已經不可考,但我們就像小孩子一樣,文明的痛苦一直跟我們絕緣,導致見多識廣,本應老辣的社會賢達也經常真心發表天真無邪的言論,這便是我們整體稚氣的表徵。
痛苦光臨時,聽音樂是其中一種深潛的空間。跟痛苦經常扯上關係的其一個樂隊是日本的 X Japan。我聽他們大概是從高中大學開始,直到現在還是 playlist 的常駐品。這隊偉大樂隊,命運多舛,經歷過主唱被邪教洗腦導致解散,後來又有兩個原祖成員因故而死,後來重組都已經只剩下「生還者」。雖然他們也有商品和煽情成份,但讀得越多他們的故事,包括傳記故事和紀錄片,就越看到人類的意志力沒有極限。他們解散前有一個日本音樂會叫《The Last Live》(1997),當然在很早前就我就看過,但後來在主音的自傳才讀到,那時他受邪教猛烈的精神控制,身體也被虐打,但最終也撐著去參加,因為沒有主音就基本開不了唱。
當時的粉絲不知內幕,但多少將樂隊解散歸咎他,可以說是被歌迷憎恨著。他當時的身不由己和痛苦,是後來脫離教團之後才陸續發表出來。十多年之後,你才知道他們現場演出時的表現、細微動作藏著莫大的故事,但那個 live 也充滿異常的力量。後來他們經歷莫大的損失、不幸、疾病、工傷手術等等之後,仍然重組了起來,一切都變得洗煉,雖然不再年輕,但作為活著的心靈戰場,還是活了下來,再次發光發熱。每次我有問題,我就去聽他們的歌,不會得到答案,但得到撐著的能量,對他們一路走來的韌力還是心馳神往的。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沒有任何大道理在其中,我渡了我自己。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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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特區對這件事也沒有甚麼交代,沒有高級官員或者執法人員下台問責。在官方的論述中,那一切只剩下「社會事件」、「黑暴」等概括詞,十分模糊。「國際」在拜登上場之後,也就如此了,終於七百萬人不論政治立場,都要面對「如果很努力地做,但世界還是沒有改變」的失敗。
人生經常要面對失敗,有些世代甚至一出世就是失敗和多餘的。上一代像蕭生還能侃侃而談上一代電影業如何黃金時代,這自然是他們的福份。回歸前後,以及之後出世的一代,很早就要面對失敗,以及自己是狗的現實。你看,他好像一條狗。生命,和自己,都很像一條狗。能哭出來就好,但如果已經哭不出來,那就可能會變得怨毒,或者在精神性、社會性上無法生還。
這一點,就算沒有政治的對立,當代中國人也很難理解。這二三十年,中國經濟在上升,近來很多外國民調和田野調查都發現,中國人在全球人口中,對未來特別樂觀;反觀在香港,政治經濟沒有好過。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上沙士,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金融海嘯,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雨傘 (我那一代),更不談更多所謂的結構性矛盾。香港年輕一代,和中國年輕一代,精神面貌就因為客觀形勢不一樣,而永遠不可能同理。你的肅靜只有自己才懂得。
後來發生了 2016 年第一波 DQ 事件,那時他們不打泛民的,事實上就是政壇只留給舊人玩,給中老年人玩,年輕人止步。青政本民前,以及眾志姚劉等等,不是年輕,就是素人。連政治也變成大富翁了。大富翁的玩法就是先到先得,後埋檯的,你怎麼優秀都玩不到,會被結構性剝削和陰乾。要痛苦,當時就很痛苦了。
當年的痛苦又多一份寂寞,因為當年 DQ 沒打到泛民,他們的支持者就不會分享到同一份感受,甚至惡言相向,彼此種下仇恨。很多人就此回不來了。
約莫是 2016-17 年,一次失敗就已明明白白擺在很多人面前。政團解散、知名人物流亡或入獄,受千夫所指。有很多本來高調的人,轉為低調,或者離開去讀書,或者準備移民。一時間你覺得很熱鬧的世間,不再熱鬧。甚至公民社會有人很理所當然地說,本土派不是已經收皮了嗎?
甚至再遠一點,佔領運動反而有貝體的清場時間,但大家都知道在清場之前,內部早已因為退場還是留守、旺角還是金鐘而有了各種想法。激烈血氣並沒有隨清場而終結,之後變成了反水貨行動,變成思想上更進取思考香港前途,但那不是所有人一起受苦。2017-19 年的前期,主流政界也曾經跟政府關係要好。後來我訪問很多光譜比較主流的年輕人,他們都不約而同說,曾俊華選特首萬民呼應的時候,他們最難受。那時,2014 年的事情都未解決,卻整個社會都(看似) 是向前走的氣氛。現在未解決的事情又更多了。
萬籟俱寂的時候,你要怎麼處理自己內心的翻騰呢?
不管你是甚麼人,總會在不同的時空面對這樣的冰冷或者失敗。你可以拉長接受的過程,但終於事實是擺在眼前。現實一旦夠真,就夠震憾,社教化便是讓你打上精神的烙印,讓你知道武學再深,深不過地,以後你就不自由了。真正的習得無力感,要靠行刑圍觀來傳播。2016 年那一波,骨幹力量像泥石流一樣流散的情景,令人難忘。活在真實中,是了解呼天搶地都沒有救助,所有希望熄滅之時,你只剩下自己這個空殼,世界變得流形的,彷彿不再真實,因為自己的世界觀被現實撞散了,但你會知道有其他人不是這樣看,他們的感受完全正常,這些人的存在,令你更加感到痛苦。
知道很多人在處境艱難時,總會找一些事來做,例如去做一些宣傳,例如去捐錢,或者去食黃店則是近一兩年發明出來。這些本質上不是壞事,但過於依靠燃燒悲情來持續。這時大家自然又形成新一波的盲信,於是曾俊華的黃特首熱潮,就是初嘗絕望的香港人移情的對象。之後會不會又出現第二次第三次呢?這些年來出了那麼多捉鬼和 blame the victim 的意見領袖,都是因為民間的需求存在,有人投其所好而已。點閱量和贊助金說明一切。
人通常都是對自己的情緒和感受偷懶,當感受出現時,我們很少精確地觀測它,對自己描述那種感受的前世今生,而是急著移情,將事情轉移到別的狂信之中。人通常會這樣做,因為痛苦和被現實打倒,是一秒都不想停留的地獄。凝視困境一秒,靈魂都如入火聚,於是痛苦就無法沉澱,人在轉移視線的時候,層次就會變得單薄。如果抗爭失敗,那就移民,而且說是打國際線、為誰人留後,那種急不及待,便是在轉移自己的痛苦。所以他們是失言的,但也是真心痛苦的,痛苦得無法處理,在一個又一個的議題趕場中失去自己。
為甚麼不讓痛苦多折磨自己一點,直到自己更加理智、更加堅強、更加對得起失敗的光臨呢?於是人們總是急著下定論,香港已死、XX已死,因為他們下了結論,心理上就能 move on。然而生命永遠在生長,為甚麼要下結論呢? 2016 年有一小撮人收皮了,但那件事以另一個形式在石牆裡長出花,說它成功不是,但說它失敗也是武斷,只會困擾當下的自己。老莊學派說困於過去、困於未來,都是無法在當下活著。進一步說,沒法在當下活著的人是在虛渡生命。努力活著的人,總是不斷地假裝過去和未來都不存在,才能擠出氣力來。
當然,我也是在虛渡和迷失的角落跟你說這些話。人不可能經常征服痛苦,在它的蹂躪中仍保持一種理智已經算是不錯。
讀歷史的人都會知道,一百幾十年的事情,可以幾句就說完,甚至可以塑造另一個定性,一切都變得權力流動和「觀點與角度」。例如說西班牙經歷了白色恐怖數十年,你看,我們說這「數十年」,就三個字,但當中實際影響了多少家庭、親友、鄰里,有多少人因而移民或者流亡,都壓在那簡單的「幾十年」的寫法之下。歷史和世界就像茫茫大海,你投入了一個瓶子,不知道它循環多久,不知道瓶子會不會到達另一個國度的沙攤上。甚至你會看到被迫害者,可能遙身一變成為迫害者。生命的意志超過時間,也超越善惡,但首先你要渡得過彼岸,讓點連成線和面。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面對那黑暗大海,人們拼命為自己創造希望,但同時希望會使人失望。用希望來治療自己是飲鴆止渴。你試過失望,你就知道那毒藥有多毒。例如人們就把希望過度投資在領袖、在特朗普 (或拜登、兩黨共識 or whatever)、在意見領袖、在司法制度……之類。對自己好一點,不要被希望引誘。
一般人的內心折騰不起世界觀破滅的。當我聽見社會賢達問,現在香港究竟還有沒有司法獨立,因為我沒見過香港黃金時代,我感性上無法跟他們同調,但理性上我知道他們已經到了存在危機,世界觀被完全打碎,內心的痛苦、頭腦的混亂,可想而知。
歷史進程,每次形勢不妙,大家就自然會急著說,不要這樣做,要如何如何做。儘管只是發泄情緒,但這不是太著急了嗎?為何那麼早就定論去安撫自己呢?世界的本質將會是混淆,預測未來和定論是為了安撫自己,卻進一步吸光人的續航力。
三十年前,沒人想過台灣會那麼好,在國際上穩住了腳步,全世界都要跪求他們的晶片業。誰想過呢?在幾十年前他們在受難的過程中,應該沒人想像過吧。我們也無法想像香港會死而復生,但如果香港人急著下定論,未來就沒可能性可言,你的人生也會變得痛苦而膚淺。苦是人類最古老的敵人和朋友,多數人只會痛苦而膚淺,好嬲好嬲好驚好驚,但結不出其他果子,但我們的先輩都因為痛苦而深刻而活了下來,才有下一波的文明,他們是文明和民族的脊椎,他們受的苦我無法想像,但他們有從痛苦和受身中學到甚麼則是肯定。
香港是被歷史優待的,在全世界都在反殖鬥爭之時,我們被凍結在某一個時空,當中是中國還是英國還是香港人自己佔多一點,已經不可考,但我們就像小孩子一樣,文明的痛苦一直跟我們絕緣,導致見多識廣,本應老辣的社會賢達也經常真心發表天真無邪的言論,這便是我們整體稚氣的表徵。
痛苦光臨時,聽音樂是其中一種深潛的空間。跟痛苦經常扯上關係的其一個樂隊是日本的 X Japan。我聽他們大概是從高中大學開始,直到現在還是 playlist 的常駐品。這隊偉大樂隊,命運多舛,經歷過主唱被邪教洗腦導致解散,後來又有兩個原祖成員因故而死,後來重組都已經只剩下「生還者」。雖然他們也有商品和煽情成份,但讀得越多他們的故事,包括傳記故事和紀錄片,就越看到人類的意志力沒有極限。他們解散前有一個日本音樂會叫《The Last Live》(1997),當然在很早前就我就看過,但後來在主音的自傳才讀到,那時他受邪教猛烈的精神控制,身體也被虐打,但最終也撐著去參加,因為沒有主音就基本開不了唱。
當時的粉絲不知內幕,但多少將樂隊解散歸咎他,可以說是被歌迷憎恨著。他當時的身不由己和痛苦,是後來脫離教團之後才陸續發表出來。十多年之後,你才知道他們現場演出時的表現、細微動作藏著莫大的故事,但那個 live 也充滿異常的力量。後來他們經歷莫大的損失、不幸、疾病、工傷手術等等之後,仍然重組了起來,一切都變得洗煉,雖然不再年輕,但作為活著的心靈戰場,還是活了下來,再次發光發熱。每次我有問題,我就去聽他們的歌,不會得到答案,但得到撐著的能量,對他們一路走來的韌力還是心馳神往的。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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