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無 照 律師 崔 佛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我不喜歡孩子交的朋友】

「我聽到一件事情覺得很不對勁。」傑克說。

台灣時間早上七點，我跟傑克固定會打電話聊天。先是隨意說了一下各自今天做了什麼，接著傑克突然話鋒一轉，好像有什麼重要的事。

「說說看。」

「就是，今天蕃茄跟我說，某天他們在一起的時候，阿萊伸手進雪莉的包包撈，把錢包找出來，然後把裡面的錢拿走。」

「誒？偷東西嗎？其他人有注意到嗎？」

「我不能很確定，但是聽起來很像在偷。蕃茄說那個時候其他人都已經去集合了，只剩下他們兩個還在放東西的角落。蕃茄說他一直說『No! No!』可是阿萊都不理他。」

「什麼時候的事？」

「不知道。我是問他說，他是不是覺得這樣做很不好，蕃茄說是。那我就跟他說，如果下次這樣的話，要他跟老師講，這樣你覺得可以嗎？」

***
不知不覺，一年過去，蕃茄結束了四歲半開始的小一生活。在這一年裡，他的人際關係從一開始的渾渾噩噩，到處嘗試，最後逐漸穩定下來。目前，他有兩個最要好的朋友，一個男孩一個女孩。男孩叫阿萊，女孩叫伊莎。

我跟傑克相當不喜歡阿萊。

在蕃茄第一天上小學的那天早上，我就注意到阿萊了。當時所有的小朋友都聚集在校門口，依在爸媽身邊，等待老師出來點名。阿萊在一旁甩著水壺不停原地旋轉，越轉越快越轉越快還發出奇怪的聲音，一直到自己跌倒為止，再站起來繼續轉。有好幾次他的水壺都差點打到旁邊的小朋友，四周的爸媽紛紛走避。

「這孩子怎麼回事，家長也不管一下嗎？」我忍不住皺眉。

之後，從蕃茄口中陸陸續續聽見有關阿萊的事蹟，都讓我跟傑克覺得警鈴大作。

阿萊會拼命毆打自己的臉，用這樣的方法引起大家注意。他也會故意去招惹同學，看見同學生氣就樂不可支。他的遊戲方法相當暴力，幾乎每天都會被老師制止，要求他到角落去冷靜五分鐘。

才剛開學一個月左右，大家都還不是很熟悉的時候，阿萊的生日就到了，他的媽媽很積極地幫他辦了一場盛大的宴會，邀請了班上將近一半的同學到一個遊樂園去玩，一大一小的入場卷全部阿萊家負擔。

那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近距離長時間觀察阿萊，他全身上下所有的行頭都是蜘蛛人的周邊產品，包括他的水壺背包手錶和鞋子。他收到了十幾樣大大小小的禮物，但是他只有簡單撇了一眼，就繼續推打坐在身邊的同學。他拿了一大包洋芋片邊走邊吃，走到一半突然想到某個好主意，就直接把洋芋片的袋子倒過來，把裡面的食物全部倒在草地上，然後拿著空袋子去撿石頭裝進去。

我很驚訝地看著他滿不在意地，像踩落葉一樣直接踩過滿地的洋芋片。直覺告訴我，這是一個物質生活非常優渥，但是沒有被設下足夠限制的孩子。這樣的孩子，對蕃茄不會是一個正面的影響。

然而，事情偏偏往我們期望的反方向發展。不只是阿萊單方面對蕃茄很有興趣，在開學第一天就「相中」蕃茄，非常積極地跟蕃茄說「我要跟你當朋友」。從蕃茄經常在家裡阿萊長阿萊短的狀況來看，他們在學校的時間確實經常在一起，而蕃茄在家裡玩耍的方式也逐漸變得粗暴，讓我們不得不懷疑她是否是在模仿阿萊。

唯一比較讓人安心的地方是，可能因為阿萊的家住得比較遠，或是他的家長比較忙碌，阿萊在放學之後幾乎不會去附近的公園。這些時候蕃茄就會跟伊莎玩在一起。他們兩個的互動方式就真的會讓人聯想到無憂無慮的快樂時光，有時候手牽手到處採野花戴在頭上，不然就是在草地上滾來滾去咯咯傻笑，或者是並肩坐著吃點心嘰嘰喳喳地聊天。如果可以選擇，我真心希望伊莎是蕃茄唯一的好朋友。

某一天中午，我跟傑克趁著蕃茄上學的時間，到終於開放用餐的咖啡廳去吃午飯。那一陣子，我們正在追美劇《無照律師》，所以話題很自然地就帶到那邊去。聊了一會兒，傑克突然語氣一變，有點嚴肅地問我：

「你覺得，麥克為什麼會跟崔佛當朋友？」

為沒看過《無照律師》的朋友簡單說明一下，麥克是這齣劇的主角，從小天資聰穎過人。他的父母在他十歲的時候車禍過世，當時代表對方的律師欺負他奶奶六神無主沒人可商量，逼迫他們接受微薄的賠償金。這段過去讓他立誓將來要當一個為弱勢發聲的律師。然而，他的死黨崔佛是一個麻煩人物，到處闖禍。麥克的奶奶警告他多次，要他遠離這個損友，但是麥克跟崔佛的情誼顯然非常深厚。

高二那年，麥克如願申請上哈佛大學的法律系。這時剛好崔佛急需用錢買大麻，就拜託麥克用他過目不忘的記憶力，把期末考的題目跟解答背出來，讓他拿去賣錢。麥克經不起他再三拜託，就順了他的意。沒想到崔佛這次找錯對象，賣給了校長的女兒。整件事情被鬧大，最後不只麥克被退學，校長還寫信去給哈佛校方，讓他們撤銷麥克的入學許可，並且列入永久黑名單。

我一聽見傑克的問題，我就知道他背後真正在想的事情是什麼，因為我在追劇的時候也一直想到一樣的事。我思考了很久，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兩個會這麼要好。但是，除了添麻煩以外，崔佛一定有什麼讓麥克非常喜歡的地方，所以他們才會這樣形影不離。也許他們從小一起長大有太多的回憶，也許有些想法就是只有他才懂之類的，那些羈絆或是細節是家長無從得知的吧。」

「確實是這樣說沒錯啦，但是就不是什麼好的影響啊。」

「我同意啊，只是，我們都有經驗吧，偶然帶個朋友回家，或者是家長聽我們講了某個朋友怎樣怎樣，然後突然就被警告：『你那個朋友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需要跟他深交。』那種情況，我們也不會覺得家長很有道理，只會覺得生氣吧。你又不認識他，才看他一眼就講這些有的沒的，他才不是這種人！」

「也是啦⋯⋯。」

「就只能先觀察看看了吧，只要孩子相信我們，會來找我們商量，那不管發生什麼，到時再插手應該都還來得及的吧。」

抱持著這樣的想法，我跟傑克繼續不動聲色，聽著蕃茄從學校回來的報告。他對阿萊很生氣的時候，我們就「嗯嗯這樣真的很不好，難怪你很生氣」；他覺得阿萊很好笑的時候，我們就驚訝地說「他居然做這種事啊」。五歲兒的日常報告其實很破碎，常常要聽好幾次才能湊成事件的一半，但是我們努力的聽，也時常對照彼此聽到的情報。

放暑假前最後一天，放學後，那天阿萊的媽媽難得帶著他來公園，於是蕃茄、阿萊和伊莎三個人就一起往遠方狂奔而去。相隔將近一年，我才又有機會親眼觀察蕃茄跟阿萊的互動。當他們三個人聚在一起時，我終於看清楚了。確實，蕃茄跟伊莎非常合拍，感情也很好，但是伊莎是一個聽話、乖巧又守規矩的孩子，凡事喜歡照步來。蕃茄跟伊莎在一起的時候，他搞怪、調皮、喜歡嘗試新東西的那一面沒有辦法被滿足，卻剛好可以靠愛惡作劇的阿萊補上。

合情合理，但是實在是危險。

前幾天，蕃茄班上的同學辦生日宴會，場地在某個保齡球館的活動室，班上同學大部分都有去參加。傑克告訴我，在宴會快要結束的時候，他看見阿萊的媽媽押著他從外頭走進來，阿萊手上拿著一朵玫瑰花的頭，看起來像是直接被扭斷的。他們一走進活動室，阿萊的媽媽就大聲地說：「哇阿萊，你剛剛從地上撿到一朵好漂亮的玫瑰花喔！」

「啊？為什麼要刻意講這句話？他在跟誰講話？」我聽著傑克描述，覺得非常詫異。

「是吧？很奇怪對不對！我覺得那朵花一定是阿萊拔下來的，他媽媽應該是覺得丟臉，或者是怕有人問，所以才一進房間就趕快講這句話給大家聽。」

我的腦中浮起阿萊的媽媽的臉，還有他總是一臉抱歉地笑著說：「我真的是搞不懂這孩子在想什麼。」這麼說來，蕃茄班上二十多個小朋友，除了單親的家庭以外，阿萊的爸爸是我唯一沒有見過面的爸爸，似乎非常忙碌。

「我想，他媽媽其實對阿萊很沒有辦法吧。」我想了想。

「是啊，今天宴會一開始，他們兩個平常瘋瘋癲癲的小孩，居然一起躲在最後面害羞。如果阿萊跟蕃茄的特質真的那麼像，真的是很不好帶啊。」傑克也同意。

兩個人都沈默了。

我想起蕃茄那些一秒崩潰，一天崩潰五次的日子。想起跟他衝突，必須踩穩底線時遭遇的尖叫，踢打，「我要殺死你」、「我絕對不會照你的話去做」、「你如果再這樣跟我說話，我就再也不吃飯」等等的反抗。不知道有多少次，是咬緊牙關把幾乎要飆出口的話吞回去，或者是飆出去的瞬間立刻強迫自己離開現場找傑克換手。

一個高度敏感，反應又機伶的孩子，在我們的經驗裡，是會消耗掉兩個大人的心力的，而阿萊的媽媽卻得一個人承擔，同時兼顧事業。

在大人眼裡，行為不良，最好保持距離的朋友，在孩子的眼中，很可能是這個環境裡難得有共鳴的靈魂。

***
「我覺得， 就算下次再發生，蕃茄應該不會去報告老師。」隔天早上，我說出我思考了一天後的想法，「你記得嗎？蕃茄之前曾經說過，他很討厭奈菲一直來弄倒他堆的積木，但是他不想跟老師說，因為說了的話奈菲會被罵。」

「那怎麼辦？」

「也許，就只能相信蕃茄了吧。」我說，「至少我們很確定，蕃茄知道這個行為是不對的。老師也是人，確實有可能他管教孩子的方式蕃茄很不喜歡，所以無法信任他，這種情況也強迫不來。也有可能他擔心萬一跟大人說，他跟阿萊就沒有辦法當朋友了。總之情況對蕃茄來說，不是一個『報告老師就好』那麼簡單。身處那個環境的人是他，有些眉角是只有他才會知道的。」

「確實是這樣沒錯。」

「就再繼續觀察吧，畢竟我們沒有辦法完全確定蕃茄的描述正確。如果蕃茄又提一次這件事，或者又有新的事情發生，到時候我們建議他讓我們做代表，幫他跟老師提這件事。」

「好，就這樣吧。」

我相信蕃茄只是懞懞懂懂地有個直覺，他還沒有能力仔細分析自己做出什麼行動的時候，會有什麼相應的結果。但是那個分析的能力，只能靠他自己去行動，或是不行動，最後被他自己的選擇衝擊，才能成為以後他做新選擇時的參考。

如果我們指定他該怎麼做，以蕃茄跟我那麼像的個性，萬一他不同意我們，一定是假裝沒聽到然後做自己本來想做的，而且以後就乾脆不告訴我們了，省得麻煩。這樣的結果反而危險。

如果我們指定他怎麼做，蕃茄照做了，結果後果跟我們預測的不同，他以後就不會再相信我們。如果結果跟我們預測的相同，蕃茄反而會變得依賴我們，總是想要聽我們的指示。這樣他會一直沒有辦法培養出自己對人際關係的判斷，對他也不是好事。

我的腦袋裡不停地播放我自己在學生時期，跟同學相處時的各種挫折和不堪回憶，但是我選擇把它們關掉。我知道那些經驗之所以痛苦，是因為當初我只有自己，我必須自己摸索，自己舔傷口，再用自己的小腦袋推敲可能是怎麼了，然後再踏進叢林裡被撕咬一遍。

但是蕃茄不會有事。他可能會受傷，但是他的靈魂會保持完整，因為我們會緊緊跟在他身後。

我深吸一口氣，輕輕放手，不敢離開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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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肺炎疫情，從明日開始全國各級學校停止到校上課，許多公司則在本週實施遠端工作，我也不例外。
　
想起平常工作日，中午、晚上部分時間都待在電影院看試片、特映，此模式瞬間消失，才進入居家工作第二天，就有點懷念在電影院做夢的時候。不過，防疫期間在家時間變長，也總算趁上週末開始看《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第一季，希望追完第八季之後，台灣的疫情也穩定受控了。
　
在暫時沒有新片能看的狀況，且相信大家目前都在串流平台找片子，有鑑於此，這陣子就不定期上來和大家聊聊我非常喜歡，且能在串流平台看到的電影，推推舊文，刷刷存在，提醒舊雨新知這些電影或重溫，或新看，都是非常好的選擇。
　
今天推薦的第一部串流電影，是 #Netflix 的《#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
　
關於離婚的故事，美國導演諾亞鮑姆巴赫在 2005 年拍出《親情難捨》，以孩童、青少年視角，遙望父母的分居與離異，側寫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家庭失能，同時散發濃厚的紐約情懷，奠定日後創作「諾亞鮑姆巴赫式」城市悲喜劇的基調。
　
14 年後，2019 年，諾亞鮑姆巴赫似乎再度回憶童年往事並深刻挖掘過往婚姻（與珍妮佛傑森李的離婚），透過成年人視角（同樣是知識份子），緩慢描繪一幅分崩離析的當代美國家庭肖像，這次擦掉稚氣、糅合不解，洗滌出的是成熟、餘韻綿延的《婚姻故事》。
　
此作開頭第一場落淚戲便十分出眾，飾演劇院表演者的史嘉蕾喬韓森表示表演舞台劇感覺不對，無法掉淚，但經過亞當崔佛在家中的「筆記指點」後，一轉身、一別頭，眼淚潸然落下──諾亞鮑姆巴赫透過此場戲道出現實生活的情緒比偽裝演戲更為真實的寓意。
　
兩人搖搖欲墜的關係對比這場戲中戲更教人鼻酸、更值得落淚。情緒穿過景框，透向觀眾，看戲的我們立刻感同身受，角色頓時立體鮮明。從此細節探究，諾亞鮑姆巴赫的劇本、場面調度令人印象深刻，這場戲同時揭示片中角色處境，揭開往後風暴的帷幕。
　
《婚姻故事》是一部匠心獨具的作品，諾亞鮑姆巴赫不斷透過場域符號映照角色心境，東岸紐約、西岸洛杉磯兩大城市的對比自然顯而易見，高大的亞當崔佛在擁擠的紐約反而怡然自得，嬌小的史嘉蕾喬韓森在寬闊的洛杉磯才有一片天地。甚至亞當崔佛在洛杉磯停車場的格格不入、小孩周旋在父母間的拉扯（趕時間與殺時間）、紐約地鐵與洛杉磯家中的對坐等細節，都不斷塑造角色的尷尬與對立，這點在過往諾亞鮑姆巴赫的作品《愛上草食男》中也有相同設定。班史提勒從紐約移至洛杉磯，中年人不合時宜的感觸油然而生。
　
很多人會說諾亞鮑姆巴赫與伍迪艾倫的神韻極其類似，兩位名導同樣是出生於布魯克林的猶太人，在伍迪艾倫的作品中也總是能窺見紐約和洛杉磯的兩地對比，皆帶著知識份子的焦躁與呢喃（艾倫更偏好碎念），聚焦於個人對生活的不滿及渴望。
　
伍迪艾倫的《曼哈頓》遙相對望諾亞鮑姆巴赫的《紐約哈哈哈》（也有賈木許《天堂陌影》的味道）；我認為《婚姻故事》也有些許《安妮霍爾》的影子──不同的是，艾倫完全放棄洛杉磯，遠走而避之，鮑姆巴赫雖然委屈，但終究接納了洛杉磯（因為兒子）。
　
事實上，除了伍迪艾倫，諾亞鮑姆巴赫與好友魏斯安德森也相互影響──我們或許可以將魏斯安德森的《海海人生》（諾亞鮑姆巴赫編劇）看作鮑姆巴赫執導《青春倒退嚕》的前身，兩片同樣以「紀錄片導演」做為主角，並帶出「拍電影」的人生代價──不論是錢財、青春、家庭還是婚姻生活，更宏觀來看是生命的消耗。只不過《海海人生》與《青春倒退嚕》場域分別在「海洋」和「紐約」呈現，但從劇本來看，無論是「原始」或「文明」，兩片都交出精彩敘事。
　
話說回頭，《婚姻故事》中場域與心境相呼應的設計，真正精彩的還是在亞當崔佛於紐約工作室中，接到蘿拉鄧的那通律師電話。亞當崔佛聽著蘿拉鄧一字一句冷冽地描述事態發展，同時打開一扇又一扇的門，踏下一層接一層的階梯，階梯的隱喻在此也可窺見導演筆觸（《小丑》、《寄生上流》也做了同樣設計），暗示離婚態勢的急轉直下和一觸即發，人物在錯綜複雜的場域中巧妙呼應剪不斷理還亂的事件，諾亞鮑姆巴赫精準地利用影像說故事。
　
這場戲收在熙來攘往的紐約街頭，人聲、車聲鼎沸的大街讓「語言」喪失其功能（正如往後的言語爭執都毫無功能），諾亞鮑姆巴赫的鏡頭也瞬間與角色拉開距離，頗有《愛情，不用翻譯》結尾「失語感」的神來一筆，只不過地點從東京置換成紐約，人物從史嘉蕾喬韓森變成亞當崔佛。
　
而「嗅覺」與「聽覺」的影射，在《婚姻故事》中也值得一提：當一行人在蘿拉鄧的律師事務所中對峙拉扯時，蘿拉鄧吹捧了亞當崔佛的執導作品，能將「吐司」香味具象化，讓觀眾彷彿身歷其境。緊接下一場戲，亞當崔佛與律師在密閉空間商討對策，不尋常的靜默則透過滴答聲提示角色的焦急心境，「時鐘」聲響同樣具象化，也讓觀眾有了身歷其境的效能，強烈感受現場僵局。吐司與時鐘，我視做諾亞鮑姆巴赫的高明自捧（雖然可能也無此意）。
　
此外，諾亞鮑姆巴赫在《婚姻故事》中，一如既往地成功掌握悲劇裡的喜劇元素，將兩者的轉折與戲劇性拿捏得恰如其份。諸如亞當崔佛開頭首度到洛杉磯，與妮可的妹妹在嘲笑英國腔調時，才終於「碰巧」發現離婚聲明；又或是近尾聲時，在過往取悅小孩的滑稽魔術中，「碰巧」失手將利刃劃開皮肉，頓時血花四濺，在純淨白門上留下血污（與白牆破洞的暗示相呼應）──正如同這場婚姻中的離婚官司，令人不忍直視，卻又無法忽視，只能胡亂止血，並留下疤痕，束手無策地倒下。
　
悲劇總是在喜劇中誕生，人們也總是笑著笑著就哭了，諾亞鮑姆巴赫舉重若輕地將喜劇轉化成悲劇，刻骨銘心，血淋淋的烙印在角色與觀眾腦海中，揮之不去。且這些設計，並未有鑿痕過深、過於匠氣之感，因為這些正如同你我生活般，如此貼近。
　
《婚姻故事》的好，說到底還是要歸功於如手術刀般的犀利的對白，以及兩位演員各自交出影史留名的演技。藍迪紐曼譜寫的原創配樂也有畫龍點睛、烘托情緒的效能，演技的部分以及蘿拉鄧揭露「父權」的台詞便不再贅述，畢竟每個人都能感受那樣的強大演出，且對此讚揚演技的文章應該也夠多了。
　
而諾亞鮑姆巴赫曾說：「在寫作時盡量不分析角色，但我對我的生活有很好的分析能力，我認為生活是電影的素材。」細膩觀察自身經驗，同時用大量的生活細節堆疊出影像作品，且不顯得枯燥與乏味，正是編導的功力──最令人喜歡的是透過法律攻防，進而提煉出真實人性及失能的婚姻生活，如同《從前，有個好萊塢》以及《愛爾蘭人》，各自用細節換來強勁的敘事力道，不嫌笨重。
　
觀看諾亞鮑姆巴赫的作品時，也總是能找到一些致敬：《紐約哈哈哈》我們感受到楚浮的《夏日之戀》，配樂則用了李歐卡霍在《壞痞子》中使用大衛鮑伊的〈Modern Love〉，也能在廢青們的家中看見楚浮《零用錢》的海報；而《親情難捨》中在對白中出現高達的《斷了氣》，這次的《婚姻故事》則能看見英格瑪柏格曼《婚姻場景》片名的壁掛和《芬尼與亞歷山大》的相似構圖。諾亞巴赫在小地方從來不吝於展現自己的品味與喜好，也替影迷增添另一層趣味。
　
從首部劇情長片《瘋狂二十年華》開始，諾亞鮑姆巴赫的電影就流露出一股知識份子的氣質和獨有的焦慮，或許是爸媽皆為文學家的薰陶，培養出的深厚文學底蘊。而無論是剛畢業對未來徬徨的大學生，抑或是逐漸走向陌路的夫妻，都在諾亞鮑姆巴赫手中的筆、肩上的鏡頭中極俱可視性。而這次藏在《婚姻故事》底下的焦慮，終究是「愛」與「被愛」的本質；「自我實現」和「他者羈絆」的互動關係，諾亞鮑姆巴赫此次梳理「人」的核心，同時拆解「兩性」，透骨入心。
　
最終，片尾重返「萬聖節」，在孩子獨白中念出開頭的告白信，完整收束，同時透過史嘉蕾喬韓森的溫暖善意（讓出孩子的一天），給出這對男女有可能的和解，並且於本該狂歡的節日提醒世人：該繫好鞋帶，拍拍鞋身，縱使曾經親情難捨，仍須各自轉身，踏往未知的遙遠彼方。

一世恩師永世情

我的哈佛法學院指導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於7月1日歡度九十歲華誕，受業學生為他出版紀念文集。我這篇在書的序文裡，希望您喜歡。

一個人是否幸運，除了是否投對胎，還要看在人生路上，有否遇到恩人、貴人。

像我這樣，30歲得癌症，36歲牢獄之災，60歲挨子彈，卻還能活下來，並堅毅地走下去，其實是天底下最歹命的人。但我很少自怨自艾，總覺得既然人生在世，就該認真過日子，不要虛晃一招，越是橫逆，越需堅毅。

曾經擔任哈佛法學院副院長的孔傑榮教授（Jerome Alan Cohen），年輕時擔任大法官的書記官，後來也擔任國際商務律師，但他的大半人生都奉獻給青年學子，不只在美國，也在中國大陸，而且周遊列國弘揚人權法治，堪稱門生遍天下，造就許許多多的各國法政人才，因而享譽國內外。最難能可貴的是，孔傑榮一生行俠仗義，不畏威權，亞洲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都是他關懷的對象，因他挺身救援，奮鬥有成的不知凡幾。

ㄧ、哈佛憶往

本人有幸成為他的受教門生，親炙其身教和言教。從他恢宏的國際觀和堅定的人權法治觀潛移默化中，我一步步走出狹隘的島國意識，更一步步邁向挑戰威權獨裁的險峻之路。

希望有機會到哈佛大學深造是許多青年學子的夢想，而我能夠圓夢是在1977年的時候，但在感謝孔教授之前，我得先感謝曾經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研究所研究，孔教授的得意門生張富美姐。

1976年夏，我應邀到美國各州巡迴演講，當時我因在台灣提倡新女性主義而小有名氣，連遠在加州史丹佛大學擔任研究員的張富美博士都知道我。她熱情地招待我住她家，我們一見如故，她對我在台灣推動婦運備受打壓十分心疼，聽說我有心出國深造，就主動為我寫推薦信給孔傑榮介紹我。

記得我從美國西岸飛到東岸，在紐約及波士頓演講結束後，有天下午我自己摸摸索索走進哈佛大學，在Law School 的Pound Building 4樓找到孔教授辦公室。我一進門便被他的秘書擋駕，因為我未事先預約。我說明我從台灣來美旅行，因無電話貿然前來，很抱歉。沒想到我提到「台灣」，傳進裡面的孔教授耳中，他自己就從裡面踱出來。我見到滿頭金髮身軀纖長的孔教授，好不感動！他說他收到張富美的信，心想過幾天我應該會去看他。他親切地問我台灣的婦女問題，我為何放棄婦運想到哈佛來。我告訴他我花了6年時間，台灣社會起了一些變化，但我受到許多來自政府的打壓，我需要暫時離開，再給自己充電。由於我過去在台大的優異成績，先前又獲得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比較法學碩士學位，我希望進一步研究美國的憲法，也想針對攸關婦女權益的民法夫妻財產制及刑法墮胎罪兩項作專題研究。

我們相談甚歡，在約略半個多小時的不速之訪結束時，他就告訴我：「妳回去準備，明年秋天歡迎妳來哈佛！」孔傑榮教授待人親切，令我倍感溫馨。原來我的哈佛不是夢！

我這一生有兩次在哈佛的經驗，第一次1977~78年，第二次1986~1989年。前者對我的命運起了翻天覆地的影響，後者對我擔任副總統預作準備的功夫。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哈佛，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也遊走中國和香港。

哈佛的校園既宏偉，又古邁，走在校園的每個角落，你都可以呼吸到古聖先賢的智慧。然而熙來攘往與你摩肩而過的各國留學生，卻又令你感受到世界的脈動和來自未來的挑戰。古、今、中、外，恰恰是哈佛的寫照。

當然我花最多時間的地方在Law School，其實就是Pound Building 和我住宿的Ames Hall。不只大多數課程在那，每週一次的lunch talk，東亞法律研究中心會邀請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主題的名人專家演講，這給學生無限空間的追索，熟悉或不熟悉的議題，聽過或沒聽過的講者，只要你肯花時間去參加，就可以一邊啃自己的三明治，一邊追隨主講者的演講而天馬行空。

就在午餐演講的機緣中，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是我此生第一次接觸到的世界名人。他當天講些什麼我已不復記得，但他熠熠光彩卻給了我深刻的啟示：「國不必大，但應該偉大！」當時我真覺得彈丸之地的新加坡總理，可以受到那麼崇高的國際尊榮，台灣為什麼不可以？！

我自己也有榮幸在開學後不久被邀請到東亞中心演講，我談論的是戒嚴統治之下台灣的婦女運動。由於我親身說法，而且語詞辛辣，當天的演講相當轟動，之後Law School 大家就都以新女性來定位我。

但我其實更想推銷台灣，讓進出那裡的人有機會認識台灣。機會來了！宜蘭籍的黨外前輩、台灣省議會五虎將之一的郭雨新宣布要回台參選總統，他當時舉家移居華府。在戒嚴統治時代「總統」是蔣家的專利，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傳承，雖然戴著「選舉」的民主口罩，本質上就是不民主，不容挑戰！

如今居然郭雨新想要挑戰蔣經國，自是好戲一場。我問孔傑榮，可否邀請郭雨新來哈佛演講？孔說：「Why not?!」我於是進行種種安排，時間訂在1978年1月10日中午，一時之間，Pound Building 裡裡外外貼滿「挑戰蔣經國的人」的演講傳單，一股興奮又帶詭異的氣氛在Law School 瀰漫開來。

有一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後來的馬英九總統，氣沖沖跑去質問孔傑榮：「郭雨新是蔣經國的政敵，你為什麼要邀請這樣的人來？這樣會得罪蔣經國。」孔傑榮笑笑回答：「民主自由是哈佛大學的核心價值，威權的台灣總統選舉，有人敢於挑戰，值得鼓勵。What’s good for Harvard is good for me!」他還特別強調：「I don’t live to please anybody!」

以上的話是孔傑榮偷偷告訴我的，他當時面帶微笑，我卻聽得十分感動。終於，我的國家有人關心了，終於，我遇到一位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人。

孔傑榮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精神，對我產生的影響，可以用「刻骨銘心」來形容。因為他不只作育英才，他其實捍衛人權，醉心民主無以復加。韓國反對派領袖金大中被日本遣送回漢城，遭朴正熙逮捕下獄，孔傑榮挺身相救，並邀請金大中到哈佛擔任訪問學者。菲律賓反對派領袖艾奎諾在馬尼拉機場遇害前，其實也曾在哈佛擔任訪問學者。孔的芳名因此被菲韓等國列入不受歡迎的「黑名單」，我問他怕不怕？他大笑：「被獨裁者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是一項殊榮！」

我在哈佛那一年，正值法務部著手修訂民法親屬篇及刑法墮胎罪，我特別針對這兩項攸關婦女財產及健康權益的法律，參考多國立法撰寫兩篇論文，而後寄給法務部參採，當時部長李元簇是我在行政院法規兼訴願委員會時的主委，他特別回函致謝，並說已將我的論文發交研修小組參考，令我倍感安慰。

我也選修孔傑榮教授開的中國現代法制化課程，他對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頗有研究，一直想促進他們的現代化。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共當局知道以法治國的必要性，因此選派好幾位青年學者到哈佛的東亞法律研究中心來，接受「資本主義法律教育」。我因此有機會接觸到來自中國共產世界的青年，過去國民黨都用「匪」字冠稱中國大陸，在台灣的人一聽到中共，心裡不覺發毛。但在哈佛接觸到的都很文雅優秀，尤其發現他們人手一冊台灣的「六法全書」，這對中國推動現代法學教育，以及法律的擬訂助益頗大，至少不用再去翻譯硬梆梆的德文日文或英文，當然這對日後兩岸經貿交流產生的法律問題，雙方溝通起來方便許多。

無疑地，孔傑榮教授在知識傳播上無遠弗屆，他對中國現代化的人權和法治十分關切，經常飛往北京、上海、杭州及香港各地傳道、授業、解惑，有時不惜得罪當道，但他對當代中國的法治化貢獻良多。不知中國當局知也不知？

他的周遊列國，既像孔子，誨人不倦，更像墨子，兼愛天下！因為看得出來，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讓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和台灣，早日民主和法治化，而用心培養來自各國的人才，便是可長可久的步驟。

二、燈蛾撲火

1978年我在哈佛法學院的研究日子，是我這一生很重要的轉捩點，也是我認識「台灣」的關鍵性起點。指導教授孔傑榮當時是卡特總統的亞洲問題顧問，寫了很多探討對中國、台灣和美國關係的文章。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訪問中國甫歸，不旋踵美國批售雷達武器給中共，接著卡特即將與中共完成正常化關係的傳聞甚囂塵上，我擔心美國有可能會無預警地與台灣斷交，意識到一場難以避免的歷史性不幸就要上演，我特別到華府拜會國務院台灣科的科長費浩偉（Harvey Feldman），他的欲語還休，加深我的疑慮。

當時台灣沒有言論自由，報紙只能報喜不能報憂，甚至外交部長在立法院應詢時也保證台美關係沒有問題。我想來想去，覺得應該回台將此訊息向國人同胞傳達。因爲1978年年底剛好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我決定利用選舉活動提醒大家危機可能來臨，根本沒有想到要當選。

那時我剛得到繼續攻讀博士課程的獎學金，這麼好的機會令我很掙扎，就問孔教授是否該放棄獎學金回台灣？還是留在哈佛繼續攻讀博士？他說：「You are nobody here but may be somebody at home. Why don’t you work for your own country?」我下意識地開玩笑：「If I go home, I may be jailed.」他馬上回應說：「Then I will wave a flag for you in Taipei.」我倆大笑起來。

我一直記得這段對話，因為這場對話不只改變我的一生，也相當程度影響了台灣的前途，而且一語成讖。

決定放棄獎學金回台參選後，我沒有立即回台，相反地，我花了3個月的時間在世界最有名、中文資料最多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讀資料，撰寫「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由於擔心回台時在機場被沒收，就將資料和文稿拍成黑白膠卷，並將膠卷偷偷藏在衣服裡面，回台後再沖洗放大。當時有關台灣歷史的著作大部分的記載與論述都著眼在中國正史的角度。論土地，台灣不過中國大陸沿海一蕞彈丸小島；論人民，不過滄海中之一粟，都不曾真正以台灣本土作主體，予以客觀、公正地檢視和批判。於是我決定析理台灣過去的歷史，大膽地超越傳統中國本位主義，完全站在台灣的立場，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史觀。

台灣有史以來不斷與異族接觸，並被異族蹂躪，台灣先民胼手胝足開疆闢土，結果仍難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台灣的根本問題在於台灣人一直都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不能真正當家作主。用台灣的心去看台灣史料，我看到過去所不知道的悲慘歷史。我邊寫邊流淚，但我用眼淚寫出來的東西，在那白色恐怖時代，實已肇下禍端。

我請當時的黨外大老黃信介及康寧祥兩位指導我的文稿，他們都不置可否，我也知道十分敏感，甚至危險。為安全顧慮，我在內容上採取折衷方法：關於「台灣的過去」文字部分全部抽除，只留存圖片。至於「台灣的未來」部分，我原文照刊，因為它論述台灣問題的本質與美 – 中 – 台的三邊互動關係，更是原書的重點，也是選舉的主軸。

競選期間我一直抓住「台灣的過去與未來」這個主題，設計成章回小說式的演講，每場內容不一樣，而且段落分明有連續性，每晚結束時還預告隔天的話題。如此一來，今天聽過的人明天還會來，而且相招逗陣來，於是一場比一場多，而我也一場比一場精彩。

一傳十，十傳百，我的演講在三、五天內居然變成桃園人的最愛，無論閩南或客家，也無分男女老幼，到了晚上爭相到我的政見發表會場來，事後傳出有夫妻因為搶著要聽我演講不做生意而吵架，而鄉下地方因為全家出動，回去發現家裡失竊等趣聞來。

那年的選舉正式活動，從12月8日到22日兩星期，23日進行投票。沒想到12月16日上午9點，美國總統卡特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分別在華府與北京同步宣布美中兩國將於1979年元月1日正式建交。當天中午蔣經國也以國家面臨緊急危難為由發布選舉停止的命令。消息傳來，舉國驚愕，聽過我演說的桃園人有人貼出「未卜先知仙女下凡呂秀蓮」的大字報。但不多久，極右派開始對我抹紅抹黑，我的競選總部民主牆上出現好幾朵向日葵，又散佈我是CIA 派回台灣的謠言，甚至傳聞我已遭到警總逮捕。一時之間風聲鶴唳，我的競選總部被迫關門，我的兄嫂及其子女接連幾天不斷受到恐嚇騷擾，甚至半夜三更都有人打電話揚言要放火殺人。

美台斷交，我原是第一個通報預警的人，卻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受害人。

我因擅長析論台灣前途而聲名大噪，1979年12月10日高雄人權日晚會，原本沒有安排我演講，卻因當時特有的激越氣氛，我才在群眾三番兩次的大聲呼請下上台演說20分鐘。我演講時全場鴉雀無聲，大家聚精會神，甚至血脈噴張。

12月13日清晨，我第一個被捕，調查局從我背包搜出一串鑰匙後揚長而去，我隨即鋃鐺入獄。在調查局漫長驚怖的偵訊過程中，他們不只一次咬牙切齒地對我說：「高雄事件前半段應該由施明德負責，後半段由妳負責。妳的演講太厲害，我們那晚大概有7、8萬人在現場，每個人都被妳感動後再回去影響3、4人，妳害國民黨損失30多萬票，我們不抓妳怎麼行？」我像一隻撲火的燈蛾，奔向亮光，自投羅網。

三、From Prison to Power

美麗島事件後，國民黨政府不但第一個抓我，還判我12年徒刑，實際坐牢1933天。但國民黨怎麼也想不到20年後，它會被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和「暴力叛亂犯」之一的呂秀蓮搭擋競選，用民主選舉的方式在2000年5月20日交出政權。

在我推動新女性主義的1974年暑夏，我因甲狀腺癌而開刀，復原情況大致良好，但1980年入獄坐牢後，因心力交瘁，加上母喪之慟，甲狀腺癌一度有復發現象。獄方安排醫師來診療，要我服用原子碘，但始終不讓我外出就醫。在那段病痛晦暗的日子中，忽然有一天，獄卒一大早把我叫醒，要我換好衣服，說要帶我去三總看醫生。我心想，原來病情加重了。

沒想到，下車進入三總，院長匆匆把我迎接進招待室，根本沒問病情，只說：「有一位美國來的教授想要見妳。不知妳願不願意？」我先是一愣，腦中忽然閃起孔傑榮教授。前兩天在電視上看到孔教授來台出席江南案刑事審判庭，知道他人在台灣，但不曾幻想會有機會與他相逢。那時我失去自由已近兩千天，「自由」是最奢侈的幻想！

緊接著獄卒就把我帶出接待室，我一眼看到在走廊那頭的馬英九，他當時是警經國總統的英文秘書，他快步趨前跟我握手，把我帶進一間會客室，孔傑榮在國大代表周清玉陪同下來看我。他滿頭金髮，清玉姐送我一大把鮮豔的捧花，對照因服用原子碘而身心俱疲，形容枯槁的我，何等反差！我與孔教授久別乍見，恍如隔世，不自覺淚流滿面。他對我說道：「那年妳問我到底回台灣好，還是留在美國？我覺得如果妳能為自己的國家和同胞做事，當然比在美國有價值，我沒有堅持留下妳，才讓妳惹上牢獄之災，6年來我一直為此耿耿於懷。」

言畢，兩行情淚汩汩流了下來。旁邊的馬英九點頭應證：「孔教授不斷告訴我，他未能使妳早獲自由，深感歉憾。」

追憶這幕鐵窗生涯外一章，儒家所稱道的「師生之情」，原來可以超越血統國籍，置諸四海而皆準。其實哈佛法學院每年有來自世界各國的研究生近百，孔教授桃李滿天下，居然會為7年前的一句箴言而對我如此信守、關懷，真是師生之情的現代佳話。

那天是1985年3月21日，一個禮拜之後，我就獲得「保外就醫」交保獲釋。回到桃園的家，記者們告訴我「上個禮拜我們就已得到妳會保外就醫的消息，我們來妳家等了老半天。」

經過探索，原來國民黨情治單位涉入華裔美籍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命案，引起國際轟動，本案在台北地院開庭審理時，江南遺孀崔蓉芝委託深諳台灣法律，中文又甚流利的孔傑榮教授擔任他的訴訟代理人，在孔教授精湛的刑事訴訟技巧運作下，情治單位在該案的角色無所遁形。審判庭結束後，孔傑榮問負責接待他的馬英九，能否安排到監獄來看呂秀蓮？

馬英九回去請示蔣經國再回報孔教授：「依我國法律規定，外籍人士不得進入我國監獄。不過，剛巧呂秀蓮因癌症復發住院，所以明早我會陪您去三總看他。」

想必蔣與馬打的算盤是，就用呂秀蓮牌換取孔教授對江南案高抬貴手吧。不過，為了國家顏面，不能早上見面，下午就放人，因此我被延後一個禮拜才獲釋。後來我向孔教授開玩笑：「老師，您害我多關7天！」我們又相顧大笑。

我「保外就醫」的條件是不許在公開場合出現，當然包括不得發表演說，對從政者而言，等於「軟禁」。偏偏剛出獄時很多人要訪問或請我演講，我覺得很為難，就想到能否以出國就醫為名再重返哈佛。謝謝孔教授，他不知費盡多少心思，透過駐美代表處代表錢復跟蔣經國交涉，終於1986年秋天以訪問學者身份在哈佛法學院的「國際法與國際人權」課程選課、演講，並且完成「重審美麗島」乙書的文稿。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劍橋，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原來我坐牢那幾年，孔教授獲准在中國和香港教書，兼擔任知名的 Paul, Weiss 國際法律事務所顧問。

第二度在哈佛，我一口氣待了3年，因此民進黨1986年成立時，未能躬逢其盛。1988年民主前輩康寧祥與同好創辦「首都早報」，這是黨外人士繼組黨之後，另一盛事。他來電催促我回台擔任總主筆，我於是打道回府。後來我並未加入首都早報，倒是在1991年當選立法委員，擔任全職外交委員。

1996年11月21日，桃園縣長劉邦友血案發生，我臨危授命，在黨主席許信良強力徵召下，倉促補選縣長，獲得壓倒性勝利。

1997年3月28日就職典禮時，我特別邀請孔傑榮教授及當年推薦我的張富美姐參加。在縣府廣場人山人海的典禮中，孔傑榮教授特別用中文演說，有一句很動人的話，我永生不忘：

「在人類歷史上，有不少坐擁大位的人下台後，到監獄度其餘生。今天，我們在這裡共同慶賀的是，一位從政治黑牢邁向權力之位的呂秀蓮。」

From prison to power，是的，我為公義身陷囹圄，也因公義而掌有些許權力。「公義」是孔傑榮教授給他這位非典型學生的最佳賀禮。

從2000~2008年，我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副總統，更是迄今唯一連任8年的副總統。雖然權限有限，但在陳水扁總統授權同意之下，無論外交內政，我竭盡心力，善加輔佐。其中之一是成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和「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

2013年，孔傑榮陪同他參與營救出來的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來台，我特別安排他們到「景美人權紀念園區」，那是我擔任副總統時堅持保留並加以轉型改造的。

在出奇燠熱的午後，我帶他及陳光誠夫婦，在眾多媒體緊追之下，穿過一長排暗黑的囚室，再爬樓梯，走進2樓61房，當年我鋃鐺入獄的地方。一生為人權吶喊的人，終於親身體驗到失去人權的滋味。那天他和陳光誠都穿西裝打領帶，在陳舊狹小的囚室中汗流浹背。想必他們能想像當年我在鐵窗下，不只汗流浹背，還不知多少次淚流滿面呢。

一世恩師，永世情。從劍橋到台北，從學術殿堂到軍事監牢，孔傑榮教授與我的跨國師生情誼，也算曠古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