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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資穎在東京住小飯店的照片被媒體拿出來說事（那個房間拿著一枚銅板對空氣刮一刮似乎都可以刮出尼古丁來），朝鮮經貿文化情報 網站ＰＯ出平壤西山飯店的照片，稱國際選手參加國際競賽或國內競賽，一律都住在西山飯店。『西山飯店鄰近青春大街與各體育場館，近年才重新翻修，設備一流舒適，是朝鮮目前三間特一級酒店的其中一間。任何一位為國爭光的體育選手，都該受到國家最好的照顧與對待。』
此時ＰＯ出這樣的照片，不免有補刀的意味，但那飯店看著看著很眼熟，然後突然在心裡啊了一聲，那個飯店我住過，還寫過飯店開箱文！！！

《樂園》

飯店是荒山裡唯一的建築。入夜後，三十層樓高的氣派大樓於暗地裡綻放金色光輝，鬼魅得如一則《聊齋》。而飯店也真的叫做西山，《西山一窟鬼》的西山，當然，那與馮夢龍的鬼故事無關，純粹只是它坐落西山山頭，因而得名。西山飯店建於1989年，當年乃為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參與者提供食宿而建，五百個房間的建築乍看方正，然而內部動線曲折而蜿蜒，2010、2011、2013、2014，沿途數來連號房間，拐彎，又跳回2001。走廊不開燈，得摸黑找到牆上面板，打開照明，一盞燈點亮一盞燈，找到回房間的路。

要說西山飯店不文明也太武斷，房間裡除朝鮮電視台，也可收看央視和鳳凰台，打開電視，溫瑞凡雨中抱著小姨子，通姦者喃喃自語，像咒語又像催眠：「精神出軌不算真正的出軌，精神出軌不算真正的出軌，精神出軌不算真正的出軌……」今時今日電視可以看《犀利人妻》，攜帶手機和筆電入境也可以，唯獨裡頭不能裝載南韓影視節目。手機上網，可以，但行前說明會聽聞領隊說五天1G流量需三百塊美金，只得嚥下口水，心想五天不上網，當網路勒戒算了。然而洗澡時動念尋思：「手機沒有訊號如廢鐵，加上護照、台胞證都扣在導遊手上，萬一出了事，我在這個城市不就徹底消失了？」正這樣想，頭上日光燈光閃了一下，刷一聲停電，黑暗追上來了。

我在平壤的第三夜。

事情是這樣的：年假期間，參加六天五夜的北朝鮮旅行團，團員加領隊僅僅十一個人的迷你旅行團，卻配置了兩個導遊，普通話說得極好的金小姐和申先生。男女搭配，當然不可能是為了幹活不累，而是相互監督，嚴防對方說出不利於國家的言論。兩人連日帶我們參觀凱旋門、萬壽台銅像、南浦水壩、人民大學習堂、祖國解放戰爭勝利紀念館、國際友誼展覽館、妙香山等景點，一棟又一棟花崗岩建築，全是彎彎曲曲的動線，到後來看了什麼都搞混在一塊了。

參觀少年宮是下午發生的事，趁著記憶還新鮮，在手機上寫下種種見聞：源自蘇聯，共產國家兒童課後才藝中心，號稱三萬坪空間，一千個房間，至多可以容納五千名孩子在這裡跳舞唱歌和畫畫。自妙香山回到平壤，抵達少年宮已是傍晚，金小姐催促著得抓緊時間參觀，天黑了，外面這麼冷，該讓小朋友回家啦。簡直是房仲帶著看屋似的，這個房間打開，一群打著紅領巾的小朋友圍著石膏像素描；下一個房間打開，兒童交響樂團大鳴大放演奏著華格納《女武神》；再一個房間打開，如同打開音樂盒，十來名芭蕾舞者歡快地跳起舞，小舞者甩頭踢腿，咧嘴笑容，動作複製著動作，笑容複製著笑容，舞者也複製著舞者。沒有個別的我，只有我們。

房間，房間，始終是房間。這個房間打開，有孩子唱歌跳舞，那個房間打開，是萬邦朝貢的禮物，中國國家領導人送來象牙、俄羅斯總統送來黑熊標本，非洲某小國國王送來的刺繡……國際上被孤立的國家需要這樣一棟友誼展覽館證明他們有多受歡迎。房間複製著房間，導覽複製著導覽，解說像咒語又像催眠：「這個少年宮（圖書館、禮品館），原定三年（五年、十年）完成，但軍民感念金日成主席（金正日將軍，金正恩元帥），軍民上下一心，不眠不休地趕工，不到一年時間就完成了。建築裡有一千個房間（三千、五千），可以展示三千萬本書（十萬種武器、一百萬種禮物），全部看完要十天（一個月，一年）」，括弧可以填上任何的景點，觀光客只需要走進房間，把自己放進括弧裡，拍照，填空，然後離開。括弧的房間是花崗岩打造，冰寒如冰箱，打開是明亮豐饒的幸福生活，關起門則是永恆的黑暗。

我們在彎曲的走廊裡兜兜轉轉，迎面走來一個小小芭蕾舞者，往洗手間的方向走去。小女孩臉上沒有剛剛在房間裡看到的快樂笑容，只是低著頭，快步通過。陸續參觀了幾個房間，然而更多沒有打開的房間裡是什麼？可會是《平壤水族館》、《我們最幸福》裡脫北者對大饑荒不堪回首的回憶？北朝鮮1948年建國後，仰賴蘇聯援助的特惠糧食度日，91年蘇聯解體，老大哥自顧不暇，又逢1995年水患，天災加上人禍，等於四年饑荒。饑荒是無法直呼其名的佛地魔，官方報紙不肯面對現實，略略提到國家有狀況，號召民眾像金日成當年率領抗日遊擊隊在滿洲同日本軍隊鬥爭一樣，進行一次「苦難的行軍」。此後，「苦難的行軍」變成饑荒代名詞。由於鎖國，學者們從不同的文獻交叉比對，死亡人數從二十四萬至三百萬眾說紛紜。

彼時，百姓以松樹樹皮磨成細粉取代麵粉，從農村動物的排泄物中挑出未被消化的玉米粒果腹。當年任教於幼稚園的脫北者美蘭說，孩子沒法帶午餐上課，上課時總趴在桌上睡覺，臉頰貼緊木桌，她扶起孩子的臉，孩子腫脹的眼皮緊閉著，頭髮散落在她手上，摸起來粗糙而脆弱。孩子隔天就沒來上課，永遠地消失，也沒人有力氣問為什麼，「1990年代的北韓，為了生存下去，人們必須狠下心不跟別人分享食物。為了不讓自己發瘋，必須假裝漠不關心。」饑荒開始的時候，美蘭班上有五十個學生，三年後，只剩下十五個。

脫北者宋太太說，兒子因營養不良住院，醫生寫了一張盤尼西林處方箋，當她到市場時才發現藥價高達五十圓朝鮮幣，相當於一公斤的玉米的價格，在盤尼西林和玉米之間，宋太太選擇了玉米，她活下來了，餘生活在內疚中。災難結束了嗎？網路上讀到2013年北韓有男人殺子果腹的消息，內容農場新聞真假難辨，桌上熱騰騰的飯菜堵住了我們要說出口的疑惑。餐桌上，有人蔘雞，有平壤冷麵，有玉米煎餅，一桌人吃得眉開眼笑，說此處口味清淡，不油不辣，適合台灣人。席間有少女歌舞表演助興，唱〈阿里郎〉，牆上懸掛著金日成和金正日肖像，微笑看著這一切。

金氏父子的笑容無所不在，笑容在餐廳、地鐵、少年宮高高懸掛的肖像上，笑容在萬壽台廣場銅像臉上，銅像建於1972年，金日成主席六十大壽之際。抵達平壤第一件事即是到萬壽台獻花和鞠躬，金小姐說：「金日成主席是國家的父親，黨是媽媽，我們都是北朝鮮的孩子，遠行的男女出門或歸來都要來此秉告爸爸。曾經有一名外國記者在這裡看到一個小男孩鞠躬，就問男孩這銅像多重啊？欸，也沒人教這個小男孩，但他就說，北朝鮮全體上下把熱愛主席的心臟挖出來的總和就是銅像的重量。」金小姐說到激動處，嗓子都啞了，簡直都快哭出來了。

景點複製著景點，導覽複製著導覽，這一天，遊覽車繞過了萬壽台（每天早上都會繞到這裡來，無一天例外！！！），然後開往板門店。我們被帶去參觀共同警備區、參觀韓戰停戰談判簽字的地方，也去看了絕筆紀念碑。金小姐這次真的是哭出來了：「1994年7月8日凌晨兩點，金日成主席在毫無病徵之下突然辭世，當夜，他還在挑燈批改一份與南朝鮮進行統一會談的文件，閱畢後還在文件後簽上自己的文字和日期，真正是你們普通話說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為了感念主席的偉大，國家特別在這裡立碑，紀念碑上的阿拉伯數字1994.7.7，就是我們偉大領袖金日成主席的親筆簽名，也是千古絕筆。」

行程第一天參觀了萬景台金日成誕生的農舍，最後一天參觀絕筆紀念碑，1912.4.15~1994.7.8，六天五夜走完金日成八十二年的人生，也算有始有終。然而在君父的城邦，時間並非自耶穌誕生那年算起，北朝鮮在金日成那年創世紀，雖然農舍整治得也挺像耶穌誕生的伯利恆馬槽。西元1912年等於主體1年，主體106年2月3日，我們從板門店回到平壤，行程即將結束，金小姐在遊覽車上嚷著好可惜：「這次沒有玩到牡丹峰的凱旋青年公園，那裡面有海盜船、雲霄飛車、還可以看猴子騎單車，那個公園號稱是北朝鮮迪士尼，可好玩了，但天意要各位嘉賓下次再來玩。」

遊覽車窗望出去，層層疊疊的大樓，乾淨的街道，交通女警美貌得可以去參加少女時代……眼睛看的是風景，耳朵聽的是金小姐的解說：孩子課後學芭蕾學小提琴都不用錢，國家栽培到大學畢業。這棟大樓是給藝術家住的，那棟大樓是給退休老師住的，那一整棟大樓是等南北韓統一，給南朝鮮同胞住的。沒玩到北朝鮮迪士尼其實也沒什麼好可惜的，這個國家本身就是一個巨型遊樂場，共產主義的主題樂園。

數天前，鑽進了平壤地鐵站，我的確在心裡哇了一聲。世界陡然一亮，巴洛克挑高穹頂，七彩雕花玻璃吊燈，牆上巨型金日成主席接受萬民擁戴的巨型壁畫似乎要用光了這個國家所有的水彩顏料，壁畫上每個人的笑容那樣鮮豔，那樣快樂。從「復興站」坐往「榮光站」，又是另外田園牧歌的風景，小小的電車來來去去，簡直是迪士尼小小世界。榮光站下一站是什麼？因為禁止前往，我們並不知道。

何嘗不想趁夜溜出去一探究竟？然飯店是荒山裡唯一的建築，最後一夜，綻放著金色光輝的三十層樓高跟前夜一樣刷一聲斷了電，黑暗外面還是更大的黑暗，什麼也看不到，也沒什麼好看的。

《文茜的世界周報》
【法哲人聯手30位作家 抵抗民粹力挽狂瀾】

李維是法國新一代哲學家之中最華麗的代言人，年紀輕輕不過非常厲害，李維是哲學界的搖滾明星，抱歉我的法文，他是知識份子裡的Mick Jagger。

（法國作家/哲學家李維 Bernard-Henri Levy）
這代表了一種集權主義，不要害怕，這是一種微笑的集權主義，一種和藹可親的集權主義，但還是集權主義

李維是繼沙特和傅柯之後，法國七零年代被稱為「新世代哲學家」的代表人物，1968年學潮的時候，他才20歲，從1973年25歲寫的第一本書《孟加拉革命中的民族主義》起，50年來，他一直奔走於世界各地的危機現場，從中東到北非，從阿富汗到利比亞，這些七零年代被稱為第三世界國家爭取民主自由的報導，是他作品的主要基調。

（法國作家/哲學家李維 Bernard-Henri Levy）
(為什麼一個哲學家要到波斯尼亞的塞拉耶佛來)，因為我是一個堅持理念的哲學家，捍衛人權 捍衛言論自由 捍衛民主

法國已故總統密特朗，曾是他的結婚證人，認識他一輩子的法國人以BHL來稱呼他，2012年他關注利比亞戰後的紀錄片，和2016年他向對抗ISIS第一線的庫德族戰士致敬的紀錄片，甚至被安排在坎城影展首映，他帶著庫德族戰士走上坎城的紅毯。

（法國作家/哲學家李維 Bernard-Henri Levy）
(如果您是一種武器)，如果我是一種武器，我會是一支筆 這是我唯一的武器

他大概萬萬沒有想到，有一天，竟然必須動用自己的筆，捍衛他出生的土地，1月25日，他聯合了30位歐洲各國不同語言的作家，在法國《解放報》發表了一篇公開信「歐洲的存亡之秋」。

我集合了（法國作家/哲學家李維 Bernard-Henri Levy）
這30位作家為這篇宣言連署，他們都是主張和平而且深愛歐洲的，(他們都是知識分子對所有今年五月要投票的歐洲選民說話)，對，我想他們覺得很喪氣，他們甚至覺得要放棄了，但是我認為他們是安靜的多數

這封公開信以法語、英語、德語、俄語、波蘭語、阿拉伯語等多種語言版本，同時在英國《衛報》德國《世界報》西班牙的《國家報》和義大利的《共和國報》發表連署的包括捷克的米蘭昆德拉 英國的薩爾曼魯西迪 德國的赫塔米勒等歐洲知名作家。

（法國作家/哲學家李維 Bernard-Henri Levy）
他們之中很多人已經很多年很多年沒有簽署這樣的宣言了，某種程度而言，他們就是歐洲的象徵，這篇宣言很重要的，是因為 你知道大家常常問，到底什麼才是歐洲的靈魂所在？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曾經這樣定義，「歐洲是在最小的面積上有著最廣泛的多樣性 」，但是當匈牙利總理奧班，宣稱捍衛一個天主教文化的歐洲的時候，當義大利的薩爾維尼，以難民滴水不漏進不了義大利為傲的時候，當比利時總理因為簽署了聯合國的難民宣言，被迫倒閣的時候，歐洲在哪裡？

（法國作家/哲學家李維 Bernard-Henri Levy）
歐洲之父莫內（Jean Monnet ）曾經說過那句名言，如果可以重新開始，我會從文化著手，文化就在這裡，在今天早上的解放報上，這30位作家的宣言，讓我們重新從文化開始，歐洲的共同語言是什麼？是文學小說 是昆德拉的小說....

李維認為歐洲的最大公約數是文化，而且不是宗教，歐洲的文藝復興完勝了黑暗的中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為全世界帶來了關鍵性的理念和價值，歐洲在歷史上的成功，是自由，民主，平等這些價值觀的成功，現在這些歐洲理念，正面臨到來自內部的威脅。

（法國作家/哲學家李維 Bernard-Henri Levy）
那些排斥歐洲的人，我們很禮貌很客氣的稱他們為民粹主義者，其實他們就是新法西斯主義者

他指的當然匈牙利的奧班，還有歐盟創始國之一的義大利，以地中海上被拒絕的難民為祭品，民粹主義者以貧富不均和窮苦為柴火，正一點一點的焚燒著這個古老大陸

（法國作家/哲學家李維 Bernard-Henri Levy）
我從20歲開始這一輩子都在往最遠的地方跑，為了捍衛那些遭受迫害的人，但是最近這幾年，我驚心的發現，我自己的家裡著火了，因為我的祖國是歐洲，我是一個歐洲人

而他認為他們這一代錯了，因為戰後的這一代，見證了戰後歐洲的和平，歐盟的建設 歐元的誕生他們於是以為歐洲的整合是自然而然，不需要小心呵護 不需要據理力爭的。

（法國作家/哲學家李維 Bernard-Henri Levy）
我向各位保證，在巴基斯坦最偏遠的村落，當那些女性以名譽之罪被活活燒死的時候，當庫德族戰士幾乎是赤手空拳抵抗ISIS的時候，總是有這個想法和這個認知，認為歐洲雖然曾經是最糟的地獄，例如納粹主義等，但是歐洲也是最好的地方，孕育了啟蒙運動 民主和政教分家等等

當這些遙遠地區的人們以歐洲價值和民主模式為理想的時候，歐洲人自己卻無所適從，在開放與排外之間，在民主代議制度被暴力威脅之際，在言論自由與網路匿名越來越混淆的時候，象徵著某一種進步理念的歐洲正在我們眼前瓦解。

（法國作家/哲學家李維 Bernard-Henri Levy）
聖誕節前後的十個星期以來，那些被黃背心嚇壞了的店家，因為就是「嚇壞了」這個字眼，當然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是您和我都看到了，那些亂砸破壞之後那些自拍的黃背心，然後您也像我一樣聽到了他們一直說的，這是我聽過最愚蠢的事，如果沒有暴力，我們不可能達到目的

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不能以偏概全的以暴力行為抹黑黃背心運動，但是沒有任何黃背心，大聲的站出來譴責暴力說明了價值的混淆。

（法國作家/哲學家李維 Bernard-Henri Levy）
這就像我們譴責伊斯蘭教徒，在發生伊斯蘭狂熱份子的恐攻的時候，我們對他們說，奇怪 你們這些號稱事溫和派的伊斯蘭教徒，為什麼一言不發。我們多麼希望聽到有黃背心發聲譴責暴力，這就像他們英國人說的 Not in our name，(對，就是如此)

暴力羞辱的是民主共和國，這十個個星期以來，價值觀的混淆，如同溫水煮青蛙般的正在慢慢發生。

（法國作家/哲學家李維 Bernard-Henri Levy）
不是說我們可以把馬克洪當成罪犯，或是燒掉市政廳或是警察局，這是破壞屬於我們共同的資產

不僅如此，黃背心的暴力，不但沒有被某些政治領袖譴責民粹主義領袖，還爭先恐後的向黃背心示好爭寵，除了法國的極左極右勢力之外，還包括義大利極左派 五星運動的網路平台奧援，和極右派薩爾維尼的熱情祝福。

（法國作家/哲學家李維 Bernard-Henri Levy）
二十世紀最慘烈的戰爭的緣起都離不開社會的貧窮和苦難，在義大利法西斯運動的最初，也是社會的貧窮和苦難

當極右派瑪琳勒朋以假新聞，昭告法國東部的中學生將要被迫學習德文，或是馬克洪要出讓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次，當薩爾維尼視圍堵難民為豐功偉業的時候，當歐洲極右派，齊聲抹黑聯合國沒有強制性的難民宣言時，歐洲還是那個值得效法的歐洲嗎？

（法國作家/哲學家李維 Bernard-Henri Levy）
這些所謂的國家主權捍衛者，這些他們自稱是國家主義者，我們有多麼愛國 多麼熱愛法國，湊巧的是，他們自己成為 而且是興高采烈的

（女作家Christine Angot班農）
對，川普的秘密特使史蒂夫班農，還有那些受命於普丁，數不清的假新聞特派員，他們被這些人當成工具而不自知，這些是致力要唱衰他們的國家，要讓歐洲瓦解的人

於是從周遊列國支持正義的英雄少年，到回到老家忠言逆耳的白髮哲人，搶救這個正在眼前崩壞的歐洲大聲疾呼，希望黃背心不要再繼續街頭抗爭，而應該參加已經開始，在各個城市進行的全國性辯論，但是這篇宣言，能被多少不再接觸專業媒體的網民看到能被多少，只在網路和臉書同溫層交流的黃背心聽到，一支筆 三十支筆，可以搶救這一場民粹之火嗎？

（法國作家/哲學家李維 Bernard-Henri Levy）
我想這些新法西斯主義者，在五月他們會有一個令他們驚異的結果，這是我下注要和他們一賭的，也是者30位作家所下的注

"我們的信念繼承於的那些偉大的思想"，"我們深信這是一股足夠強大的力量"，"能使歐洲人民超越自己"，"也超越曾發生了戰爭的過去"，"我們相信這些"，"曾抵禦了過極權主義的安靜的力量"，"歐洲正處於危在旦夕之境"，"我們不能放棄"。

余杰的序
新書在書展已有售

余杰：反共是常識，反統是決斷
序盧斯達《我迷失在這場殖民遊戲》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跟劉曉波談到中國民主運動“道阻且長”，有不少當年的參與者變臉脫隊，甚至走上反方向。劉曉波説，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一步都不能少”，少向前走一步，或錯過某個重大事件，或未能與某個新的思潮契合，就有可能從先行者變成攔路石。我對此心有戚戚焉：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如此，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也是如此。

香港有兩件個案最能說明此一問題：民主黨年輕一代議員許智峯因不堪保安局行政主任在議會內監控議員出入，憤而搶去其手機，被政府建制派聯手狙擊，誓要褫奪議員資格。數以千計的香港市民發表聯署信支持許：“對於近日的手機事件，源頭是政府舖天蓋地監視議員，干擾立法會運作，做法不能接受，引起許智峯議員作出是次行動。許已就事件致歉，並願意承擔責任。……我們呼籲所有立法會議員，尊重選民，勿因黨派利益任意取消個別議員的資格。”然而，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在媒體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譴責許智峯，“既不適合留在民主黨，也不適合繼續做議員”。

劉彗卿忘記當年她遭到共產黨宣傳機構圍剿的經歷，如今卻要拿許智峯的人頭給北大人當投名狀。有香港媒體人忍無可忍地反駁説：“一件趕蒼蠅的小事竟都可以發大到好似姦淫擄掠般的十惡不赦。……眾多的荒謬之中，民主黨的荒謬最令人側目，一個壞孩子以身犯險，即使做了蠢事，即使徒勞，也起碼顯示了反抗的意志，同屬隊友的民主黨，不去利用這辛苦掙回來的罪證，完全沒有化危為機的企圖，卻竟先下手為強，先把他活活打死，以為這就可以堵住了敵人的口，最後還好意思叫這危機管理，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另一件事是：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參與旺角騷亂案，被香港法院裁定暴動罪成。其辯護律師蔡維邦在法庭上動情地說，九七年之後民主倒退，他自己這代人甚麼也沒做過，只為自己的事業和家庭努力，到現時事業有成，貪圖逸樂，反而怪責年青人「搞亂」香港，對此深感慚愧。民主派律師吳靄儀在一封求情信中指出，梁天琦是她從政三十年見過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有深刻的理性分析，熾熱追求理想，亦有自我反省、敢於承認，不迴避過失責任。梁天琦以一名大學生的熱誠去找尋香港的出路，同齡人面對的未來是賺錢、買樓、買車、結婚，但梁天琦要面對的是「自由的喪失、黃金歲月的白白流逝」。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曾被中共錯誤地當作“港獨教父”猛烈批判的“城邦論者”陳雲，此時此刻卻往梁天琦背後插刀，在社交媒體上以教主身份居高臨下地對梁天琦判罪：“梁天琦真正犯的罪，是出賣香港前途的道德上的罪。他一手破壞了永續基本法的選舉議程，令香港前途斷送，港人從此陷入黑暗。香港建國之後，再來審理。”

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年”，劉慧卿和陳雲的言行讓人大搖其頭：那些曾經年輕、曾經激情、曾經純真的人物，如果不能勇於“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自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轉瞬之間就會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政治和思想場域中不光彩地退場。並不是所有號稱“反共”的人都是朋友，“反共”只是一條最低的底線和一個不假思索的常識；在今天的中國、香港、台灣乃至整個華語世界，僅有“反共”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反統”之決斷，以批判中國文化和解構中國為最高目標。在這一點上，奮筆疾書反抗“左膠”和“大中華膠”的香港年輕一代評論人盧斯達，可謂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左膠迷途不知返，反抗“中帝”正當其時

文革結束之後，作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核心價值”之一的“反對帝國主義”口號，很少出現在中共官方宣傳之中。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急急忙忙地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來掩飾其殺人罪行；一九九二年，卻急病亂投醫地又發表“南巡講話”，與國際資本打得火熱。

在港台及海外華人世界，左派的“反帝”思潮卻一直揮之不去。反帝的台灣作家陳映真晚年成了釣魚臺國賓館中圈養的寵物，卻從不面對中國本身是劣質資本主義血汗工廠的事實；反帝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穿著格瓦拉的T恤大呼小叫，卻對年輕人香港獨立的訴求嗤之以鼻。這些貌似進步的人物，一邊追求平等和正義的抽象理念，一邊又維護大中國的美好想像。

“反帝保華”是當年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的翻版，“只反共產黨，不反大中國”是清末革命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翻版。不反共的左膠認為，中國的不公不義都是國際資本主義的禍害，去除國際資本主義就能救中國；而反共的左膠則認為，共產黨雖然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滿人，卻是信奉馬列主義的“黃俄”，只要趕走馬列這一“外來邪教”，中國就能恢復“天朝上國”的榮耀。而大部分左膠都認為，民主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只要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香港和台灣就會心甘情願地融入大中華。

然而，盧斯達冷靜地指出：“中國文化早就有帝國主義，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帝國主義，沒有一天不是帝國主義。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那一段，其實中國都是帝國主義，只因為實力不足，而潛心等待。在帝國主義的建設路上，中國是西方的前輩，早就在終點線等待他們。在羅馬共和國未形成之前，秦始皇已經「南征百越」，之後不同君主的侵略行動，一直受到後世儒生之文飾。左宗棠、王震在新彊的種族屠殺，國民黨之屠「皇民」，亦自不用言。”換言之，如果只是反對共產黨，而不去除兩千年一以貫之的大中國情結，民主化之後的中國會像俄羅斯一樣，對車臣、喬治亞、烏克蘭發動殘酷而骯髒的戰爭。

習近平上台前，訪問墨西哥時，粗魯無文地説，中國並未“輸出革命”，西方也不該對中國“說三道四”，好像他要關起門來當土皇帝一樣。習近平上台之後，承諾“不稱霸”的中國卻急不可待地向外輸出“中國式病毒”，盧斯達指出：“中國人作為一個團結的整體，雖然經常抗議外國干預其內政，但中國又同時經常用自己的禁忌規範(或化身成「傷害人民感情」一說)，去干預別人的內政甚至價值觀。”中國強迫全球航空公司將“台灣”改為“中國台灣”，強迫奔馳公司撤下達賴喇嘛的人生格言，強迫美國服裝品牌GAP和日本服裝品牌無印良品撤回“台灣製造”的標籤及更改不含台灣的中國地圖，如此咄咄逼人，如此窮凶極惡，難怪被白宮發言人稱之為“歐威爾式的胡言亂語”。

“中國式的道歉”為何流行？用盧斯達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崛起之後，世界「中國化」。中國的禁忌和好喜，以主流國際社會規則作為掩護，以市場作為媒界，擴張到世界，搞到人人被迫遵守。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方式，好像就只能圍繞著中國自己的禁忌，佐以暴躁的群眾，最後以外國的退讓終結。……中國得以用主權國家的無上權威，將各種問題「內部事務化」，以阻止他人介入，但又同時以狂躁和海量的「民族民意」，脅迫他國在國際事務讓步；得到「主權國家」免死金牌的中國，卻又無意涉獵及採用一點「國際社會」發展出來的中心思想或核心價值。”在香港的有關評論中，這是對“中華帝國主義”最為清醒的認識和最為深刻的剖析。“中華帝國主義”比王朝和黨派的壽命都更長：中華民國取代大清王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但“中華帝國主義”一成不變。

“民主中國”水月鏡花，“解構中國”迫在眉睫

共產黨不是一塊“飛來石”，馬列主義也不單單是一種“外來邪教”，與馬列主義相結合的乃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國情”，在這一點上，中共的說法一點都不誇張。

中共奪取天下，除了倚靠武力之外，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很多厭惡中共的人士將中共描述得一團漆黑、一無是處、民心盡失、崩潰在即，中共卻在六四屠殺之後三十年一直活得好好的。中共的統治不僅僅靠刺刀——沒有任何一個政權的統治可以坐在刺刀上完成。即便今天中國開放直選總統，即便劉曉波還在世並與習近平展開競選，我相信投票給習近平的人一定比投票給劉曉波的人更多，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香港也一樣，即便香港有了雙普選，泛民就能佔據多數議席並推出有把握勝選的特首候選人嗎？結果如何，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對於中共是否“得民心”，我曾經與某位民主運動前輩有過一番爭論。那位前輩認為，共產黨從未得過民心；我卻認為，共產黨不僅僅依靠暴力統治，當年歡迎共產黨入城的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是多數，幾年前熱淚盈眶地觀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中國人也是多數，一直支持鐵腕統治西藏、新疆和香港以及用武力“收回”台灣的中國人也是多數。把中共與中國一刀兩斷的敘事策略是自欺欺人，反對中共而不反對中共孕育生長的土壤，只能事倍功半、竹籃打水一場空。

比反共更艱鉅的工作是解構中國、打破中國文化之醬缸，像明治維新時的日本那樣斷然“脫亞入歐美”。對此，盧斯達指出：“中國向來不是法國大革命以後講求一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部落、種姓風格的社會。中央剝削地方，高種姓一層剝削一層下層種姓，孔子以來的學說被視為維持社會和平的必要手段，而二千年來基本不受質疑。朝廷裡的省籍情結，到現代中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中華種姓的延續。”在面對大中華主義打壓時，港台形成了某種“命運共同體”之關係，盧斯達作為香港人，當然首先關心香港議題，但他也以香港的切身體驗忠告台灣的統派和中立派：“問題從來不是台灣人實際上是抵抗中國，還是順從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異質子集，從來是信不過的潛在敵人。就算台灣人今天無血開城，恭迎中國軍隊入城，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省，也不能改變自己在中華定義下的低賤屬性。”在中原士大夫眼中，台灣人是不可救藥的皇民和蠻夷，香港人則是英帝國的臣民。

大一統跟民主自由價值格格不入。中國非得解體，人們才能自由生活。中國的存在必然帶來地域和省籍歧視，盧斯達評論説：“有些人永遠不能進入「中國人」這個子集之中，他永遠不是「純正」的中國人。例如廣東人就從來極少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系統，統治廣東人的中共官員大多數都不是廣東人。”廣東人西化得最嚴重，所以不受信任。反之，孔孟之鄉的山東人“最中國”，也“最中共”。在中共十九大上，山東籍中央委員數量最多，占總數二百零四個名額中的三十個，高達百分之十五，是每個省平均數得四倍。在地方大員中，山東的名額也最多，共有八人。其次是浙江省，中央委員占總名額中的十三人，地方大員共有四人，兩者都不足山東的一半。這是耐人尋味的、關於籍貫和省籍的“微觀政治學”。如果中國解體，四川人管理四川，廣東人管理廣東，就不會出現這種“高等中國人”對“低端中國人”的統治及歧視了。

香港獨立是香港惟一的生路

支聯會“愛國愛港”的口號早已不合時宜，陳雲“香港城邦國”的論述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如果説台獨思潮肇始於二二八屠殺，那麽台獨真正成為大部分台灣人的共識是在六十多年後的太陽花運動；同樣，如果説港獨的思潮肇始於雨傘革命，那麽港獨要成為大部分香港人的共識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但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已轉向本土、在地、獨立。國民黨是台獨的推手，共產黨則是港獨的推手。

中港矛盾不單單是政治制度的差異，更是文明的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説，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難怪香港人那麽在意中國遊客在香港隨地大小便的問題，這個問題即便在中共垮臺後也會長期存在。盧斯達發現，很多時候，人類文明是逆向傳播的，並非優勝劣汰，而是反向淘汰：“在香港，我見到一班很優雅、很天真又很高傲的香港人，如何被窮山惡水出來，因而野心勃勃的中國人玩弄到體無完膚。不只是港英一代菁英被中共愚弄，就算是平民之間也是。中國遊客在香港總是氣焰衝天，佔盡所有人的便宜，還有「左翼人士」保駕護航。”一九九七年之後，隨著大量中國人湧入香港（其中，小部分是中共刻意安排的、為香港“換血”的“五毛黨”，大部分是一心過“好日子”的普通移民），其結果造成香港日漸沉淪。這不是左膠們痛恨的“種族歧視”的觀點，而是活生生的現實，這個現實在中國移民湧入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西方國家亦隨處可見——中國大媽的廣場舞讓你無處躲避。

香港沒有能力改變中國，香港太小、太弱，“建設民主中國”不應該是港人的奮鬥目標；香港改變中國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爭取自己的自由與獨立，像台灣那樣建立一個典範的“華人民主國”。所以，即便每年紀念六四的香港人越來越少，即便香港年輕一代對六四“無感”，也不必大驚小怪、痛心疾首。香港人有權利選擇自己關注並獻身的首要議題。

有人批評盧斯達等本土派、港獨派太過激進，也有人希望傳統泛民陣營與本土派完成某種“整合”、像共產黨那樣建立“統一戰線”。某些聲稱“以大局為重”、“反共優先”的人士更批評盧斯達對泛民的非議是“破壞團結”、“熱衷內鬥”。我不認同此種看法。我相信，我與盧斯達都贊同這樣的看法：不是所有反共的人都是朋友，那些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共的人，即便不是敵人，也不能以朋友視之。左膠和大中華膠一旦掌握權力，未必比共產黨更寬容和仁慈。我們的目標不單單是反共，反共只是其中的“中間階段”，我們的終極願景是自由、民主和獨立。

盧斯達對當下香港民主派陣營並不看好，他期待被自由價值洗滌之後的真民主派的出現：“等香港的主體人民都認清了自己命中注定就是廣義的港獨份子，到時才會有真正意義的民主派。畢竟在立場上反對獨立的，其實只是否定人生而自由的信條，這種「民主派」只是中港之間特定時空、過渡狀體之下的畸型產物，一點也不「普世」。我期待香港有一天「跟世界接軌」，出現第一代貨真價實的民主派。”這正是盧斯達的可貴之處：作為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生的年輕一代港人的“第一健筆”，盧斯達比老一輩的李怡、董橋、陶傑更為放言無忌，具有劉曉波式的“理論的徹底性”，他直言不諱地“反中”、“反統”並逐漸形成了丰滿的“港獨”論述。當年，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等人等文章成為美國獨立和美國憲法的精神基礎；如今，盧斯達和他的同仁們的港獨論述也必將成為香港版的《聯邦黨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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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國度復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