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美國撕裂了自己,因為它搞不清自己可以實現什麼目標?》
文/季辛吉(原文刊載於Economist 經濟學人雜誌)
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帶給我們的近憂,只是如何解救滯留阿富汗的數萬美國人、盟國人和阿富汗人:如何營救他們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但更重要的問題是長期的影響。
美國應反思自己的決策過程:美國的盟友和相關人員,在過去20年間,在阿富汗戰爭上做出了巨大的犧牲,而美國卻未發出足夠的警告,也未與他們進行充分協商,已於前年起擅自做出全部撤軍的決定。
美國更應思考,為什麼阿富汗問題會被以一種非此即彼的零和策略呈現給公眾,使大眾以為美國只能在完全控制阿富汗和全面撤軍之間,做出選擇。
從深陷越南戰爭到開打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美國介入他國的根本問題,困擾了數代美國人。美國必須首先將戰略目標和政治目標結合起來,然後再派出軍人冒險血戰,賭上國家的信譽並將其他國家牽拉入戰爭中。
在戰略上,美國要搞清楚戰爭的形勢;在政治上,美國要明確的制定目標,以便在相關國家內部和國際上維持戰爭成果。
在開打阿富汗、尤其伊拉克戰爭過程中,美國撕裂了自己。
因為美國搞不清為何而戰,以及可以實現什麼目標?美國人也無法在美國政策過程中,將這些目標結合起來。
當一個軍事目標過於絕對且難以實現時,政治目標便會變成過於抽象且難以捉摸。
這樣的戰爭註定失敗。
在一眼望不到盡頭的戰爭中,美國領袖們無法將這些目標結合在一起,這一直困擾著美國,並導致美國深陷國內紛爭的泥沼中,自己無法團結一致。
基地組織從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出發向美國發動襲擊:於是作為報復回應,美國在獲得廣泛民意支持的情況下進軍了阿富汗。
最初進行的軍事行動,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但當塔利班崩潰之後,我們除了斬首追捕賓拉登外,已經失去了戰略重點。
塔利班基本上靠巴基斯坦的庇護才苟活下來,後來在巴基斯坦個別部門的協助下,十年後,他們又重返阿富汗展開了游擊戰。
於是我們告訴自己,甚至深信只有將阿富汗變成一個擁有民主體制和憲政政府的現代國家,才能最終避免阿富汗重新變成恐怖主義的溫床。
這樣「宏偉的計劃」,不可能成功!
2010年,在一篇評論阿富汗增兵的文章中,我便警告不要貿然延長這場戰爭:否則即使是那些不贊成塔利班聖戰的阿富汗人,也會站到我們的對立面。
因為阿富汗從來就不是一個追求現代化的國家:它的國家建立在共同體的宗教意識和中央集權的基礎上。
貧窮的阿富汗,恰恰缺少現代化國家所需要的元素。要在阿富汗建立一個政令通行全國的現代民主國家,這意味著要制定一張時長多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表;建立現代民主國家的努力與該國的地理環境和民族宗教本質信仰,完全背道而馳。
正是因為阿富汗倔強、閉塞和缺乏中央權威,才使其成為恐怖組織首選的基地。
一個獨特的阿富汗實體早在18世紀就已形成,但組成這個實體的各個民族卻一直強烈反對中央集權。
阿富汗的政治統合,尤其是軍事統合,一直是沿著種族和部族的脈絡發展,它基本上處於一種封建結構中,發生主導作用的權力代理人就是部落武裝的領導人。
這些軍閥通常在開戰時,才會結成廣泛的聯盟,這主要發生在外部勢力試圖破壞阿富汗時。例如1839年英軍入侵阿富汗,和1979年蘇聯武裝佔領阿富汗。
正是各個部族從鬆散改變為聯合,才導致英國人於1842年倉皇撤離喀布爾,最後只有一名歐洲人逃脫了被殺或被俘的命運。
接下來便是1989年蘇聯從阿富汗大規模撤退。
現在所謂阿富汗人民不願意為自己而戰的說法;並沒有歷史依據。當為自己的部族和部落為自治而戰時,他們都是英勇無畏的戰士。
隨著時間的推移,阿富汗戰爭呈現出以往美國開戰漫無盡頭的特徵,美國國內對戰爭的支持也逐漸減弱。
摧毀塔利班基地的目標基本早已經實現,但重建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卻佔用了太多太大量的軍事力量。塔利班可以被遏制,但不能被消滅。而從外部引入陌生的政府形式,則削弱了美國的政治承諾,並加劇了業已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
因此,美國國內原有的爭論模式又在阿富汗問題上重現了。
在這場辯論中,平亂一方被定義為進步派,而政治解決派則被視為災難製造者。在兩黨交替執政期間,這兩派人總都想搞垮對方。例如,美國政府在2009年決定增兵阿富汗的同時,也宣佈將在18個月後開始撤軍。
被忽視的是一個本可想得到的、兩全其美的替代方案。戰爭的目標可縮小為遏制而非摧毀塔利班。而政治-外交途徑則可能探索了阿富汗現實的一個特殊層面:該國的鄰國,即使在相互敵對時和偶爾與我為敵時,也會感受到阿富汗恐怖主義的可能威脅。
這有沒有可能會促使我們聯合展開反恐行動?
印度、中國、俄羅斯和巴基斯坦常常存在利益分歧。但展開創造性的外交活動,有可能提煉出戰勝阿富汗恐怖主義的一致的外交聯合措施。
英國就曾採用這一戰略。
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在沒有永久基地的情況下,與臨時的本地支持者一道,保護其經過中東到達印度的陸上通道。
但這一替代方案從未被仔細研究過。
川普和拜登總統在競選總統時反對這場戰爭,在就任後與塔利班展開了和平談判,而正是這個塔利班,是我們在20年前曾發誓要鏟除它,並勸誘盟友出手相助。
如今,拜登政府的無條件撤軍,使這齣戲達到了失敗的高潮。
大談形勢發展並不能抹除政府撤軍決定的粗疏和突兀。
由於美國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和歷史價值,美國無可避免地要在國際秩序中扮演關鍵角色。美國無法通過撤退來逃避這一個命運。
能夠自主研發且掌握更多先進技術的國家,將是一項全球性挑戰。要想抵制恐怖主義,我們必須把國際戰略利益和國際合作相互結合,我們可以通過展開相應的外交努力,來創建合適的國際框架。
我們必須認識到,在近些時候,沒有任何重大戰略舉措可以抵消這一次自作自受的失敗,比如在其他地區作出新的鄭重承諾。
美國的魯莽會加重盟國的失望情緒,鼓勵對手,並使觀察家們迷惑不解。
拜登政府才剛剛執政,它還有機會制定和維持一項符合國內和國際需要的全面戰略。
民主就是在各界衝突意見中發展而來的,透過和解,民主可以實現偉大的成就。
現代國家 定義 在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英殖期間人們「沒有任何人權民主」— 是真的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G7 集團開會後發表聯合聲明,提到新疆、香港和南海問題。中國駐英大使館強硬回應,當中談到:「在英國殖民統治 150 多年間,香港居民一直是港英政府壓迫的對象,沒有任何人權民主可言。試問,這一期間,美國等有關國家關心過香港的人權和民主嗎?」
97 年前的香港被描述成一個黑暗煉獄,有記憶的人自然能以個人史的角度予以反駁。然而中國官方近年對香港議題越來越積極發言,也是領略他們「香港觀」的線索。
有時他們會在特別日子發言,始終詰問:香港青年一代在香港成長,沒經歷英殖時代,為何是他們不斷思考身份認同的問題?高官繼而開展史觀,認為香港回歸代表中國 (包括香港) 擺脫鴉片戰爭以來百年屈辱,也是邁向總復興的轉捩點。併入大國夢,之前的時間段就要定義為屈辱。就像社會主義要將自身來臨之前的時代定義為資本主義或者更原始的半封建社會;對香港過去的解釋,也因為「新的現在」而需要重寫。
一般人認為歷史發展有隨機成份,雖然可能有總體大勢,但當中仍然有好多加速的意外。近世以來,貴族和帝國相繼被逐出歷史舞台,由廣大的「國民」和秘密結社的精英革命政黨執牛耳。很多這些現代政治菁英認為歷史只有一條路,人類社會最終會不由自主地奔向一個總體目標。不管是納粹黨的千年帝國想像、共產主義要完成世界革命,或者因為冷戰終結而出現的不無天真的「歷史終結論」,都是一脈相承。Karl Popper 認為他們抱持同一種「歷史目的論」,因此這些國家政黨總有發動大型政治實驗,而使大量人口率獸食人的歷史。
這些觀念也出現於歐洲不同知識人之間。達爾文的生物研究被引入文化和社會層面,變成社會達爾文理論,人類命運在此維度下,亦是單線性發展,最終更能「適者生存」的種族將會消滅低等種族,發展與叢林無異。很多德國哲學家也共享了「世界精神統一」的宏願,認為歷史發展唯一道理,就是超越矛盾和辯證,將分散的精神統合為一。在政治家眼中,思想只是臭老九的腦力遊戲,但當然亦可以是對「統治世界」的詩性禮贊,政治家對於有影響力的思想,會樂於自己改裝實測。
只是德國人未必明白,自己思想傳統中的東方性質,其實與深邃的中國非常有共鳴。道一以貫之。雖然東周前後,現實上是「道術將為天下裂」,但德國人則曾經更加積極,要將流散裂解的東西重新合一,不管是意識上還是政治上。而這種情懷歷史觀也在 20 世紀傳到東亞。
現在我們都會聽到例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進步伐不可阻擋」,是「歷史的必然」,有相當的德國風情。早前一中國天主教會高層在重要座談會說,天主揀選了中國共產黨。他認為在中國,人民就是天主,而人民選擇了中共領導中國,因此黨亦等同獲得天主祝福。這裡有歐洲的歷史決定論,也有中國傳統相呼應的部份。
西周以來,「天」的人格氣質就慢慢被移除,東周知識人則進一步用民意民心來作為神意 / 世界歷史路線的判準。某程度上,民心取代神 / 天的地位。這也是後來歐洲踏上的地獄之旅,神和貴族都被移除了,「人民」上升到最高,成為一切政治權力的代表。因此政治人要做任何事,紛紛由「以神之名」改為「以人民之名」行事。你有看《尋秦記》,就知道那句「天命最高」。「天命」在當代穿起歐洲人發明的觀念衣服,擁有「人民的集體意志」代理權的現代國家,在以前就會視自己為天命的代理人。而歷史由於主要是人類的故事 (年鑑學派之類暫且不論),因此歷史在政治中也慢慢神化,獲得以前神權這個概念的某些職能。
當然現實世界沒有統一起來,只是不分人們不分地域地共享同一種時間災難。Kubrick 的《發條橙》裡面有一個被少年犯虐待的男人,他感嘆同樣受虐的妻子是「現代 (modern age) 」的受害者。被投入現代監獄受盡虐待和馴化的少年犯,也好似適用此斷語形容。而在戲外的觀眾,是否也同樣是「現代的受害者」?
雖然中共有自己堅持的歷史觀,但那並不容易「掌握」。劉兆佳主持教育局「一國兩制的戰略目標及核心內容」座談會時,談及香港回歸問題,他說用「中國收回香港主權」,說法錯誤,因為中國從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是「容忍」英國管治香港;又認為若以殖民地形容 97 前香港,要使用引號,否則變相承認英國治權合法性。
然而根據駐英外交部對 G7 聲明的講法,香港確實「經歷 150 年殖民統治」並受盡壓迫。中國 70 年代擠下中華民國,成為唯一的中國代表,也在 1972 年向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提出撤消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因此香港前途不能按聯合國非殖政策處理。因此香港確實又曾是殖民地。否認關於香港的三條條約效力,以及用引號處理「殖民地」一詞,是根據「中國自古以來擁有香港未曾失去過一秒主權」的世界觀,再重新解釋過去的事情。
這當然與香港人自己的認知不一樣,因為恐怕連藍絲都會認同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不然回歸時為甚麼自豪流淚呢?但恐怕現在連藍絲自己的常識都將受到挑戰,「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也在超政治解釋下,變得政治不正確,要說「香港曾是『殖民地』」,十分彆扭,但有多彆扭,就代表有多「洗心革命」。
一個人沒有史觀,就連歷史也會失去。人們都曉得控制歷史有其作用,卻很少留意歷史作為觀念的傳染性。坊間慢慢出現更多官方路線的香港簡史,香港人就開始問,英殖時真如此黑暗?真一點民主自由都沒有?於是有人查找、研究和生產,沒有事情比起爭議更加能夠發展一個議題。如果我叫你忘記那個紅色蘋果,你的腦裡就馬上先浮現那個紅色蘋果,意識一旦出現就很難清除。超強烈論述往往會孕育出相反的觀念。蝙蝠俠引來了小丑,或者小丑引來了蝙蝠俠。英軍拿著槍炮登陸全世界的土著領地,但土著的後代最終竟然獲得了使用槍炮的能力。
你怎知道在強大的中國論述下,會不會摧生更多香港人甚至外國人研究這裡的歷史,紛紛提出自己的經歷和見解?
現代國家 定義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英殖期間人們「沒有任何人權民主」— 是真的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G7 集團開會後發表聯合聲明,提到新疆、香港和南海問題。中國駐英大使館強硬回應,當中談到:「在英國殖民統治 150 多年間,香港居民一直是港英政府壓迫的對象,沒有任何人權民主可言。試問,這一期間,美國等有關國家關心過香港的人權和民主嗎?」
97 年前的香港被描述成一個黑暗煉獄,有記憶的人自然能以個人史的角度予以反駁。然而中國官方近年對香港議題越來越積極發言,也是領略他們「香港觀」的線索。
有時他們會在特別日子發言,始終詰問:香港青年一代在香港成長,沒經歷英殖時代,為何是他們不斷思考身份認同的問題?高官繼而開展史觀,認為香港回歸代表中國 (包括香港) 擺脫鴉片戰爭以來百年屈辱,也是邁向總復興的轉捩點。併入大國夢,之前的時間段就要定義為屈辱。就像社會主義要將自身來臨之前的時代定義為資本主義或者更原始的半封建社會;對香港過去的解釋,也因為「新的現在」而需要重寫。
一般人認為歷史發展有隨機成份,雖然可能有總體大勢,但當中仍然有好多加速的意外。近世以來,貴族和帝國相繼被逐出歷史舞台,由廣大的「國民」和秘密結社的精英革命政黨執牛耳。很多這些現代政治菁英認為歷史只有一條路,人類社會最終會不由自主地奔向一個總體目標。不管是納粹黨的千年帝國想像、共產主義要完成世界革命,或者因為冷戰終結而出現的不無天真的「歷史終結論」,都是一脈相承。Karl Popper 認為他們抱持同一種「歷史目的論」,因此這些國家政黨總有發動大型政治實驗,而使大量人口率獸食人的歷史。
這些觀念也出現於歐洲不同知識人之間。達爾文的生物研究被引入文化和社會層面,變成社會達爾文理論,人類命運在此維度下,亦是單線性發展,最終更能「適者生存」的種族將會消滅低等種族,發展與叢林無異。很多德國哲學家也共享了「世界精神統一」的宏願,認為歷史發展唯一道理,就是超越矛盾和辯證,將分散的精神統合為一。在政治家眼中,思想只是臭老九的腦力遊戲,但當然亦可以是對「統治世界」的詩性禮贊,政治家對於有影響力的思想,會樂於自己改裝實測。
只是德國人未必明白,自己思想傳統中的東方性質,其實與深邃的中國非常有共鳴。道一以貫之。雖然東周前後,現實上是「道術將為天下裂」,但德國人則曾經更加積極,要將流散裂解的東西重新合一,不管是意識上還是政治上。而這種情懷歷史觀也在 20 世紀傳到東亞。
現在我們都會聽到例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進步伐不可阻擋」,是「歷史的必然」,有相當的德國風情。早前一中國天主教會高層在重要座談會說,天主揀選了中國共產黨。他認為在中國,人民就是天主,而人民選擇了中共領導中國,因此黨亦等同獲得天主祝福。這裡有歐洲的歷史決定論,也有中國傳統相呼應的部份。
西周以來,「天」的人格氣質就慢慢被移除,東周知識人則進一步用民意民心來作為神意 / 世界歷史路線的判準。某程度上,民心取代神 / 天的地位。這也是後來歐洲踏上的地獄之旅,神和貴族都被移除了,「人民」上升到最高,成為一切政治權力的代表。因此政治人要做任何事,紛紛由「以神之名」改為「以人民之名」行事。你有看《尋秦記》,就知道那句「天命最高」。「天命」在當代穿起歐洲人發明的觀念衣服,擁有「人民的集體意志」代理權的現代國家,在以前就會視自己為天命的代理人。而歷史由於主要是人類的故事 (年鑑學派之類暫且不論),因此歷史在政治中也慢慢神化,獲得以前神權這個概念的某些職能。
當然現實世界沒有統一起來,只是不分人們不分地域地共享同一種時間災難。Kubrick 的《發條橙》裡面有一個被少年犯虐待的男人,他感嘆同樣受虐的妻子是「現代 (modern age) 」的受害者。被投入現代監獄受盡虐待和馴化的少年犯,也好似適用此斷語形容。而在戲外的觀眾,是否也同樣是「現代的受害者」?
雖然中共有自己堅持的歷史觀,但那並不容易「掌握」。劉兆佳主持教育局「一國兩制的戰略目標及核心內容」座談會時,談及香港回歸問題,他說用「中國收回香港主權」,說法錯誤,因為中國從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是「容忍」英國管治香港;又認為若以殖民地形容 97 前香港,要使用引號,否則變相承認英國治權合法性。
然而根據駐英外交部對 G7 聲明的講法,香港確實「經歷 150 年殖民統治」並受盡壓迫。中國 70 年代擠下中華民國,成為唯一的中國代表,也在 1972 年向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提出撤消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因此香港前途不能按聯合國非殖政策處理。因此香港確實又曾是殖民地。否認關於香港的三條條約效力,以及用引號處理「殖民地」一詞,是根據「中國自古以來擁有香港未曾失去過一秒主權」的世界觀,再重新解釋過去的事情。
這當然與香港人自己的認知不一樣,因為恐怕連藍絲都會認同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不然回歸時為甚麼自豪流淚呢?但恐怕現在連藍絲自己的常識都將受到挑戰,「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也在超政治解釋下,變得政治不正確,要說「香港曾是『殖民地』」,十分彆扭,但有多彆扭,就代表有多「洗心革命」。
一個人沒有史觀,就連歷史也會失去。人們都曉得控制歷史有其作用,卻很少留意歷史作為觀念的傳染性。坊間慢慢出現更多官方路線的香港簡史,香港人就開始問,英殖時真如此黑暗?真一點民主自由都沒有?於是有人查找、研究和生產,沒有事情比起爭議更加能夠發展一個議題。如果我叫你忘記那個紅色蘋果,你的腦裡就馬上先浮現那個紅色蘋果,意識一旦出現就很難清除。超強烈論述往往會孕育出相反的觀念。蝙蝠俠引來了小丑,或者小丑引來了蝙蝠俠。英軍拿著槍炮登陸全世界的土著領地,但土著的後代最終竟然獲得了使用槍炮的能力。
你怎知道在強大的中國論述下,會不會摧生更多香港人甚至外國人研究這裡的歷史,紛紛提出自己的經歷和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