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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鬥爭 疫情升溫 南非爆發打砸搶燒大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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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磚五國之一的南非，自上週五開始陷入無政府狀態，9個省的各個城市的購物中心和倉庫遭到洗劫或縱火，商業街道的商店也遭打砸搶燒。南非最大德本（Durban）與理查茲灣運作更遭衝擊，全球最大貨櫃航運運輸集團馬士基7月15日已通知客戶，已關閉部分碼頭，理查茲灣更是重要的煤炭、鐵礦砂出口港，年貿易額達60億美元。

官方統計，南非這場全國性的打劫行動，已造成至少72人死亡，不少人是在搶劫賣場的推擠踩踏中喪命，更成為1994年結束種族隔離政策後，最大規模的騷亂。南非官方將這次騷亂，歸咎於前總統祖馬不滿入獄服刑，煽動支持群眾示威，最終才引爆大規模的動亂。

祖馬與曼德拉一樣，在南非黑人民族解放運動中，都曾經坐牢、流亡海外，但掌握權力後，曾經的民族英雄開始崩壞，任內涉及多項收賄和性侵醜聞，娶了6任妻子，並挪用公帑修建他在老家的官邸豪宅，2018年遭逼退位後就遭到貪腐調查，但祖馬拒不配合，最終落得藐視法庭而入獄。

支持祖馬的示威活動，在上週五於祖馬老家的「誇祖魯-納塔爾省」展開，但隨後演變成全國性打劫商店的大騷亂，這和南非根深蒂固的貧富差距有關。根據世界銀行2019年的數據，20%的南非人控制70%的財富，而當前疫情更催化了這矛盾。

南非天然資源豐富，祖馬任內帶領國家躍升金磚五國之一。但原物料熱潮一過，南非經濟被打回原形，失業率攀升、民怨四起。而遭Delta變異病毒肆虐的南非，近一週日均確診人數逼近兩萬，數波的封城管制，讓原本就脆弱的經濟雪上加霜。稍早公布的全國失業率達33%，6000萬人口中有1000萬人在挨餓，而官方每個月350南非蘭特、約700台幣的補助金已經到期，6月底再祭封城管制，民眾生活已無以為繼。參與打劫的大多數民眾，許多是因封城在家、三餐不繼，餓了好幾天後，無奈跟著大隊人馬出來覓食。

總統拉瑪佛沙最後不得不派出超過兩萬名的軍隊，協助警方維持秩序。這次騷動的損失已無法估計，但這造成的供應鏈中斷，可能讓未來數週的食品與藥品短缺。而抑制疫情的疫苗接種計畫也因騷亂導致多個疫苗接種點，不得不喊停。這場因政治紛爭加上新冠疫情在南非形成的動盪，仍在持續。

{內文}
一家位於南非德班市郊的建材工廠 正遭當地民眾洗劫，另一處商場外頭更排起長龍，他們並非前來購物，而是衝進賣場裡，把能吃的 能用的全部搬走。人們已無視於官方針對疫情所下的外出禁令，許多人更因封城在家已三餐不繼，餓了好幾天後，無奈像是喪屍般的跟著大隊人馬出來覓食。鄰近的南非鐵路警察，最後不得不採取行動攔截 狂射催淚彈與橡膠子彈後，民眾開始四處逃竄，不少人死於推擠踩踏之中。

南非德班警員 ：像是死亡之路，像是波灣戰爭，下面就是這個樣子。如果你繼續往前走，汽車被燒毀，路上的汽車失事，他們洗劫了一切，工廠大火倉庫在燃燒，成千上萬的人前來搶劫

不滿軍警的圍勦，群眾從無奈轉為憤怒，遭洗劫一空的賣場，最後被一把火 燒成灰燼。

DW主播(聲音來源)：搶劫者一夜之間，洗劫了沿海城市德班的一家購物中心，另一個購物中心位於誇祖魯-納塔爾省首府附近地區，在周日被燒毀後成了廢墟

Global News新聞(聲音來源)：賣場劫案從西部城市德班，到約翰尼斯堡及其周邊的購物中心，全被洗劫一空

南非首都約翰尼斯堡郊區的商場，同樣遭數千民眾闖入行搶，勢單力薄的警方，一開始束手無策，在一旁伺機而動，射了幾發橡膠子彈，反被民眾以石塊回擊。鄰近約翰尼斯堡的凱特勒洪，員警則衝進一家商場近距離開槍壓制，嚇得洗劫商場的民眾不知所措 四處逃竄。

Sky News記者：這個商場的所有商店都被洗劫一空，但他們也在放火摧毀

商場店主：看看這裡一團混亂，花了12年的生意 1天就完了，就這樣結束了，我在這裡做生意，我幫助這裡的社區，而這是他們的回報

南非這場自(7月)10日開始的全國性大騷亂，遍及9個省的各大城市，已知造成至少72人死亡，更成為1994年結束種族隔離政策後南非最大規模的動亂。

南非總統 拉瑪佛沙：在過去的幾天幾夜裡，發生了我們民主歷史上罕見的公共暴力行為，財產遭到破壞和損毀，商店被洗劫一空，守法公民受到威脅和恐嚇，這種暴力可能確切的源於具有政治目的的個人的聲明與活動

南非總統拉瑪佛沙將這次的騷動歸咎於前總統祖馬的煽動。

南非憲法法院代理副首席大法官 Sisi Khampepe(6.29)：Jacob Gedleyihlekisa Zuma(祖馬)先生判處 15 個月監禁

祖馬在上個月底遭南非憲法法院以藐視法庭罪判入監15個月，原因是他一直不配合9年總統任職期間，涉嫌敲詐勒索　貪污 欺詐等罪名的調查。今年79歲的祖馬出身卑微，是一名傭人的兒子，沒受過正規教育，17歲就加入非洲民族議會(ANC)投入反種族隔離運動與曼德拉等黑人領袖，在南非西南的羅本島坐了10年黑牢，隨後流亡海外，1990年才回到家鄉，1999年，祖馬出任南非副總統，但掌握權力後，曾經的民族英雄開始崩壞，任內涉及多項收賄和性侵醜聞，遭曾經的老戰友時任總統姆貝基解除職務。

時任南非總統 姆貝基(2005)：最好解除尊敬的祖馬，作為副總統的職責及內閣成員

(這個案子判決無罪)，祖馬雖面臨多項指控，但最後仍全身而退，且做為非洲民族議會的左翼領袖，祖馬展開政治上的復仇，2007年成功挑戰開除他的姆貝基，成為非洲民族議會黨魁，而南非總統由國會選出，並由執政黨領袖出任，祖馬也在2009年登上權力顛峰，出任南非總統。南非天然資源豐富，祖馬任內帶領國家躍升金磚五國之一，但原物料熱潮一過，南非被打回原形，失業率攀升 民怨四起。但當時已70歲的祖馬仍活力十足，大張旗鼓迎取小他31歲的第6任妻子，且挪用公帑　修建他在老家的官邸豪宅，(還錢 還錢)，自己搞壞的名聲，更拖著執政的非洲民族議會下水，民意支持率急降，黨內同志不得不發難倒戈。

南非選舉委員會官員 Bontle Mpakanyane(2017)：我們宣布西里爾·拉瑪佛沙同志，為非洲民族議會的新主席

祖馬的際遇，如同他把前任總統趕下台一樣，現任總統拉瑪佛沙，以同樣的劇本，2018年逼著祖馬退位，隨後就遭到貪腐調查，但祖馬拒不配合，最終落得藐視法庭而入獄。

南非前總統 祖馬：不經審判就入獄，和種族隔離不經審判拘留，沒有什麼不同

然而，祖馬仍有相當政治能量，官方指控，他的女兒利用社交平台煽動，特別是家鄉祖魯族人相信，　祖馬是遭政治迫害，這讓祖馬在上週入獄後，在南非形成兩極化的輿論，示威行動也在祖馬老家誇祖魯-納塔爾省展開，但隨後演變成全國性打劫商店的大騷亂，這和南非根深蒂固的貧富差距有關，根據世界銀行2019年的數據，20%的南非人 控制70%的財富，而當前疫情更催化了這矛盾。

Moeletsi Mbeki 南非經濟學家：南非黑人之間的不平等現象急劇增加，所以你所看到所發生的事，部分原因是因為怨恨，那些曾經動員窮人反對種族隔離，並向他們承諾將擁有更美好未來的領導人，他們讓領導者有更好的未來，但大多數人經濟上停滯不前

約翰尼斯堡社區官員：是你偷了，你就放回拖車裡

騷動過後，軍警搜查約翰尼斯堡一處貧民區，讓民眾坦白從寬，繳回自商場偷來的商品。

約翰尼斯堡市民：這無關於祖馬或什麼，而是關於貧窮，我的妹妹，你無法躲避，人們餓了，沒有工作，我們無法躲避

約翰尼斯堡市民：是的，我也是被迫的，所以我問自己，經歷了這一切之後，我怎麼生存，我口袋裡只有兩蘭特

參與行竊的民眾，幾乎人人喊冤，都說自己只是為了活下去，事實上，遭Delta變異病毒肆虐的南非，近一週日均確診人數逼近兩萬，數波的封城管制，讓原本就脆弱的經濟雪上加霜，稍早公布的全國失業率達33%，6000萬人口中有1000萬人在挨餓，而官方每個月350南非蘭特，約700台幣的補助金已經到期，6月底再祭封城管制，民眾生活已無以為繼。

南非救助兒童會執行主席Steve Miller ：是的，這有政治因素，但歸根結底，人們都餓了，他們很生氣，他們很沮喪，這樣的事一爆發，混亂肯定野火燎原，這些都是深層次的問題，而新冠疫情和封鎖的壓力鍋爆開，一切都浮出水面

CNN記者 David McKenzie：士兵在約翰內斯堡開出了裝甲運兵車，試圖保持一種有秩序的氛圍，他們站在這裡排成一列 人數不少，但他們確實有帶實彈的步槍

總統拉瑪佛沙最後不得不派出軍隊，協助警方維持秩序，這次騷動的損失已無法估計，但官方警告，這造成的供應鏈中斷，可能讓未來數週的食品與藥品短缺，倖免於難的一些商場與加油站，如今已排起長龍，而抑制疫情的疫苗接種計畫，也因騷亂導致多個疫苗接種點不得不喊停，這場因政治紛爭與新冠疫情，在南非形成的動盪仍在持續。

https://youtu.be/hi-z3WiWe8o

［記者證作為呈堂證物］

與反修例運動的法庭審訊，出現不同證物。有黑衣、護甲、護目鏡、防毒面具，甚至雷射筆、索帶。然而，今次法庭上呈堂的證物，包括一張來自「香港電台」的記者證。一位曾經榮獲過多次新聞報導獎項的記者的記者證，和她有份拍攝獲得逾百萬點擊率的優秀紀錄片光碟，成為了檢控的證物。在今日香港，一位盡責的記者原來如此「危險」。

上周三，因為採訪721元朗事件，香港電台鏗鏘集記者蔡玉玲捲入「虛假陳述」案件。開庭審訊時，控辯雙方都同意的事實是，被告在網上申請車輛查冊，按掣時從三個選項中剔了「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事宜。」（其他兩個選項為「進行法律程序」和「車輛買賣」。）

控方把案情說得簡單：記者查車輛車主身份作採訪用途，在現行法例並不容許。控方指，在網上填表，申請拿車牌車主資料，涉及敏感資料和個人私隱，不能「毫無約束和約制」地隨便向公眾披露，否則是濫用，亦不是「立法原意」。

控方說，字面上，申請表格上的「與交通相關事宜」選項，並不包括記者今次的行為。控方提及記者的行為時，咬字清楚，於庭上指控道：

「去訪問呀！去訪問呀！被告打畀地產公司的職員，聯絡車主，被告繼續去…….做訪問呀！佢使用資料係想『訪問』，查找一件和交通無關的事。『訪問』呢樣嘢呢，呢個行為呢，係和交通無關的。」

「佢做咗兩樣嘢，一。係採訪；二，係報導出來，達至兩個目的。佢係電話訪問埋間公司既職員，係節目播放出來，並非係和交通有關既用途。」

在現場旁聽百計人士，不少是資歷十數年的新聞界前輩和管理層。有人甚至說笑，整個香港電台的同工，都告假來旁聽了。大家聽到新聞業內數十年均用作為負責任報導的查冊工具，在法庭被指為從來都不容許做的事，都啞口無言。席上的旁聽者，大半生做的，就是「訪問」「報導」這兩件形事。

「而採訪和報導，即使係同721元朗事件有關，這件事都不是和交通有關，亦不是和交通有關的罪案。」控方律政司代表續道。

此時，穿了黑衣、墨綠色布褲子，剪了清爽短髮，微胖的蔡玉玲，交叉雙手放在胸前，坐在犯人欄前的長木櫈，專心聆聽着。「採訪」和「報導」就是這宗案件不容許的罪名。

更諷刺是，控方呈堂的「證物」；除了該集《鏗鏘集》的光碟，還有是警員從蔡玉玲家裡搜出來，於採訪時使用過的手機，還有一張香港電台發出的「記者證」。

然而，在案中被追查的車子，不是一架普通的車子，而是一架於7月21日，元朗發生白衣人襲擊市民的當晚，記者透過詳細追查元朗的閉露電視片段而發現的一輛車子。法庭上，播放了涉及今次案件的《鏗鏘集》。

兩個離地十來呎的投射屏幕上，一粒珠子「叮」一聲，耳熟能詳的《鏗鏘集》片頭音樂響起，「誰主真相」的節目名字打出。這天在法庭上，「誰主真相」四大字，格外諷刺。追查真相的記者，這天坐在犯人欄裡，舉頭看到自己拍攝過，百萬計全球觀眾看過的偵查報導，這天，明明是別人的犯罪片段，反而成為了控訴她的罪證。

節目中，無辜被打得整個背部都是籐條印的市民在屏幕上控訴着：「要還事件一個公道，我唔知點解畀人打，點解打我？點解警察做唔到嘢？定唔去做呢？」

接着，畫面左上角看到一輛淺色的車子。辯方律師提醒裁判官，這一節片段，就是和案件有關。辯方大狀說：「請法官閣下留意13分48秒……有人從車裡拿出武器。」

《鏗鏘集》的旁白男聲說：「這架中港車，當晚八時半到場，兩小時後，一班白衣人，從車尾箱拿出竹枝來分派。」片段裡亦見到白衣人從車尾拿出條狀物。記者稍後聯絡了該車子的登記公司負責人，其後，一名男人聯絡記者，表示知道司機是誰，但指司機應該在做「私事」，近半年身處內地。

辯方律師在節目播放完畢後，反問法庭：「這件事，怎會和交通沒有關係呢？有閉路電視拍攝到車輛運輸了疑似武器，而疑犯用了該車子在路上作犯罪工具。顯而易見，被告沒有作出虛假陳述。」

控方不同意，堅持以狹窄的字面意義解讀「和交通及運輸相關事宜」，並只舉例，如一架車子停泊在路上阻塞交通，要把車子移走，需要聯絡車主才算相關事宜，而記者採訪報導就不是相關事宜。

此時，辯方說：「那這就涉及複雜的法律問題，有點學術性了。」整個下午，辯方律師展開了漫長的法律觀點辯論。

從車輛查冊自1935年緣起，到1950年開始有車輛查冊，到「私隱」概念乃近年才出現，數十年前究竟政府有權不接納申請，還是付費了就必須提供車主資料的歷史都有沾上。從英國的案例，談到香港的案例。從法律上 “May”和 “Shall”的使用，與運輸處處長的權限都提及到。

技術性的觀點沉悶枯燥，午飯後旁聽席上不少人都忍不住打瞌睡，也有有多個聽審經驗豐富的記者忍不住私下討論，審訊的不尋常：「今次只是在裁判法院，討論到的法律層次問題，好像在更上級法院才會辯論吧。」

究竟事件是如控方所說，這只是一個個別記者「誤導」了電腦系統；還是如辯方所說，今次申請根本就是如填表時所述的交通相關事宜，只是控方定義太狹窄，根本不存在犯罪行為？

辯方大狀找出立法會文件，裡面披露了運輸及房屋局對車輛查冊措拖的看法，其中一份文件引述了2003年的數字，可圈可點。文件透露，車輛查冊之中，有一年度其中25%涉及新聞機構的申請，亦即2800宗。

每年數以千計的車輛查冊，是由記者以新聞機構名義作出申請，而政府是知情的。

辯方律師說：「控方說到，好像從頭到尾是不容許傳媒申請車輛查冊，但我們看到歷史，看到幾十年的紀錄，這個脈絡……」

辯方說到最後，向裁判官陳述：「車輛載着的物品用作犯罪工具，公眾有權知道負責任車主如何使用其車子，怎會不是和交通有關的事宜？故此，被告並不是作出虛假陳述。懇請法官閣下，判我的當事人罪名不成立。」

裁判官表示，需要約一個月時間考慮，着雙方於四月底回到西九龍法院三庭，亦即是其中一個最大型的法庭，回來作裁決。

在庭上播放的《誰主真相》鏗鏘集中，結尾是一名於721元朗事件中的商戶，這名挺身而出，把店裡的閉路電視交給記者，該商戶語重心長說：

「勝利者正不停竄改歷史，真相慢慢好像被世人遺忘，他會用千方百計令真相消失。但每一件事情發生咗既事會記係我地心度，我相信良知一定會戰勝邪惡，幾年或者幾十年後，我相信真相會水落石出。」

審訊之後一個星期，《鏗鏘集》及港台的多個製作，被管理層以各種原因被抽起，另外，多年來在國際新聞比賽橫掃獎項的港台，廣播大樓走廊擺滿了獎座的陳設或許也會成為過去，管理層最新指示，要求港台同事暫停參加各項比賽，即使早前遞交了申請表，也要求撤回參賽資格。

記者證可以被沒收，比賽可以不參加，節目也可以被抽起，然而一個人的「記者魂」並不那麼容易被消磨。香港電台亦沒有再跟蔡玉玲續約，但她仍在鍥而不捨地實踐記者的職責。早前白衣人被控暴動案開審，蔡玉玲以自由身記者身份，仍然旁聽着案件發展，在網絡平台，仍然繼續紀錄真相。

(圖為上周三蔡玉玲在審訊時於西九龍法院留影，攝影：CK)

【黃浩銘就「五‧一限聚令案」自辯之結案陳詞】
全文連結📄：https://bit.ly/36BBDln
案件編號：ESFS 7 / 2020

一、本人被控一項「參與受禁群組聚集」，違反香港法例第599G章《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以下簡稱《規例》）第6(1)(a)及6(2)條。

二、根據《規例》第6(1)(a)及6(2)條：

(1)如有受禁羣組聚集進行，每名以下人士均屬犯罪 ——
(a)參與該聚集的人……
(2)任何人犯第(1)款所訂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第4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三、首先，我必須清楚說明立場，我並不是挑戰《規例》的合憲性，而是挑戰控方對於《規例》的詮釋。我認為，《規例》本來就沒有「共同目的」立法意涵，否則一早明文規定，在《基本法》賦予我們的示威權利下，這種詮釋及執法行動都是違憲的。

四、另外，我接納及支持黃宇逸大律師及詹鋌鏘大律師就法律觀點的陳詞。

五、簡而言之，本案爭議在於：
一. 相距1.5米或以上社交距離的不同群組若有共同示威對象和訴求（共同目的），是否同樣屬於「受禁群組聚集」？
二. 如是，該等限制是否不合比例限制《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所賦予的示威權利？
三. 行使公民權利是否合理辯解可予免除刑責？

六、根據《基本法》第27及39條：

第二十七條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第三十九條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以及香港法例第383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6及17條：

第十六條
意見和發表的自由
(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
(甲)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或
(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化。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

第十七條
和平集會的權利
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

七、以上條文均清楚說明公民擁有發表自由和示威集會等權利，而我亦當然同意該等權利和自由並非絕對。同樣，限制權利及自由的權力更加不是絕對，甚至法庭應該寬鬆詮釋憲法保障港人的自由權利，終審法院曾在吳恭劭案（HKSAR v Ng Kung Siu [1999] 2 HKCFAR 442）中明言：

「41. 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法院對其憲法性的保障必須採納寬鬆的解釋。這種自由包括發表大多數人認為令人反感或討厭的思想，及批評政府機關和官員行為的自由。

42. ……特別是須要充分理據支持的究竟是一個廣泛的限制，還是一個有限度的限制。限制的範圍越廣，便越難提出充分理據支持。

46. ……在考慮一個限制的範圍時，對發表自由的權利所施加的任何限制都必須取其狹義解釋，這是早已確立的法律原則……」（粗體為本人所加）

八、而楊美雲案（Yeung May Wan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中，終審法院在首段亦開宗明義：

「示威自由是一項憲法權利，與言論自由緊密相連。這些自由當然涉及表達可能被視為令人不快或甚至冒犯他人的意見的自由，或表達可能被視為對當權者作出批評的意見的自由。這些自由是香港的制度的核心，而根據已確立的原則，法庭應對憲法就這些自由所作的保證作出寬鬆的詮譯，使香港市民能盡享這些自由。」（粗體為本人所加）

在判辭第43段亦提到：

「法律試圖根據合理性的規定，在各名公路使用者的可能互有衝突的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某種造成阻礙的個別情況是否超出合理的範圍，乃屬事實和程度的問題，並須視乎所有情況而定，包括該阻礙的範圍和持續時間、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作出有關行為的目的……」（粗體為本人所加）

換言之，如果因為公共衛生理由對自由施加限制，控方必須證明其必要性，以及該限制必須符合比例（相稱性），力求取得平衡。

九、控方率先提及的梁志洪案（控方典據3），我認為對本案而言並無任何參考價值。首先，梁志洪本人並無律師代表，只是在非宗教式誓詞中提及《規例》與《基本法》廿七條及廿八條相抵觸，一如周家明法官所言，他「並沒有進一步提出任何理據以支持他的主張」。縱使周家明法官在其後指透過「相稱性分析」認為《規例》合憲，但正如我早前所言，我並非挑戰《規例》的合憲性，只是挑戰律政司一方對《規例》的詮釋。

十、我必須再次申明，依我理解，律政司一方的立場是，我等即使8人分為兩組，每4人一組，又即使相距1.5米或以上，都因為有「共同目的」而被警方視為同一群組，並因超過受禁群組所限而被檢控。當我們閱讀控方結案陳詞當中提及「有關限制」的時候，應該以這個執法標準來理解，而非《限聚令》本身，所以當我們說要運用「相稱性」驗證標準時，要時刻記住現在律政司及警方所提出無間距、無定向「共同目的」的嚴苛限制（或執法標準），是否追求合法目的，是否與合法目的有合理關連，是否沒有超越達到合法目的所需，或者是否屬於控方所主張的驗證標準—「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十一、當我們以「相稱性」驗證的時候，正如控方所言，都應先考慮《限聚令》的背景及原因。控方在其結案陳詞中所引用人權事務委員會在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和平集會權）（比照《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中《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七條）的第37號一般性意見（2020年）的指引（控方典據12）：

「四. 對和平集會權的限制
…
45. 例外情況下，可以為保護“公共衛生”而施加限制，例如在傳染病爆發，集會存在危險的情況下。這一點也可適用於集會期間的衛生狀況給廣大公眾或參與者自身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
…
59. 一般而言，締約國不應限制參加集會的人數。凡此類限制，只有在與第二十一條規定的限制的正當理由明確相關的情況下才可接受，例如，出於公共安全考慮規定了體育場或橋樑的最大人員容量，或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原文為簡體字，粗體為本人所加）

我請法庭留意第45段「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以及第59段「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這兩句。今天我們香港是否遭遇「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有些人說是，有些人說不是，但觀乎本案事發日期2020年5月1日，控辯雙方均無爭議的事實，就是案發當前最近期本地確診個案錄於4月19日，換言之，由4月20日開始至案發當天5月1日，足足已是12日連續零確診。

十二、或者，可能有人會認為零確診不算甚麼，因為可能5月2日就再次大爆發，或許就是我們這班示威群組累事的。很可惜，在疫情爆發至今，染上肺炎的有「國慶群組」、「跳舞群組」，就是沒有「示威群組」或「投票群組」。

十三、拜讀控方交付法庭的立法會文件（控方典據15）清晰可見，食衛局在5月9日向立法會表示，行政會議在2020年5月5日（即案發後4日）建議更改《規例》由4人改為8人，食衛局更道明「自2020年4月初起，本港的確診個案逐步減少，反映這些措施初見成效。一般而言，香港已成功『撫平曲線』……」，又提到7個建議放寬措施的原因，當中包括「本地個案數字偏低」、「市民個人衛生方面的警覺度甚高」等等。食衛局的結論是「固然，制定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並無絕對科學標準，我們考慮到相關社會經濟因素及最新公共衛生風險後，決定提升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至不多於八人」。

十四、如是這樣，到底我們還是否「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即使法庭仍然認為是「極端情況」，那麼該《一般性意見》又有沒有甚麼提示呢？就其第59段，答案顯而易見。即使締約國有公共衛生問題，有「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需要限制部份人權，但該《指引》已舉例說明「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而不是一刀切阻止有合理間距的示威。

十五、如果真如控方所言，法庭應考慮聚集人士的「共同目的」，而非單純考慮聚集距離（我會理解控方其實是毫不考慮），那麼就會出現無論是2米至10米距離，都不得有共同訴求的示威，否則均可被視為「受禁群組聚集」的怪現象，這樣嚴苛的限制看來與《指引》所提及的「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並不相符，甚至是曲解《限聚令》想達至減少社交接觸的立法原意（控方典據14）。而如果此例一開，標準提得這麼高，其他公眾活動包括睇樓、拜山、行花市、太平清醮等則無一倖免，牽連甚廣，更影響市民大眾的生活。

十六、控方花了不少篇幅去描述武漢肺炎如何在各地爆發，但卻又不全面地向法庭交代案發背景，甚至借用《香港人權法案》「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的條文，暗指我們示威會為其他人包括公眾、記者和警員帶來染病風險，甚至死亡。其實在控方主問中，與韋高級督察惺惺相惜，答問中亦有類似見解。為此，我必須嚴正駁斥歪理。首先，根據大眾常識，傳染病只會考慮距離，而不是身份、職業、年齡、性別。如果我們示威為記者警員帶來死亡風險，那我可不可以說律政司起訴我們，讓我們足足有四天在封閉空間之中，同樣為法庭、在場記者警員及公眾帶來死亡風險？示威者有示威者的選擇，同樣，警員或記者都可以按他們的分工而作出相對的防疫措施，正如目前封區一樣，都是各自防備，保持間距。當日我們和平示威，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正是既要表達意見，亦是顧及在場所有人士的公共衛生。

十七、當我們竭力在表達意見和公共衛生方面取得平衡時，到底警員做甚麼？韋高級督察在我們仍未開始遊行之前，已經預先警告我們「……無論你哋稍後時間用一個集會或者遊行嘅方式去進行一個嘅群組聚集，亦係屬於……為咗『共同目的』嘅話，亦係屬於一個受禁群組聚集嘅……」另外，韋高級督察亦坦言只有考慮公共衛生及我們有否違法，完全沒有考慮我們本來的示威權利，亦承認沒有積極協助我們表達意見，承認只是叫我們離開和解散。

十八、根據梁國雄案（Leung Kwok Hung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16. ……政府在作出任何限制時，顯然有責任提出理由以作支持。這種對於涉及基本權利的憲法覆核的處理方法，既已獲本院採納，亦與許多司法管轄區所依循的方法相符。不用說，在一個法治社會中，法庭必須銳意地保護各項基本權利，而且必須嚴格地審查任何可能對該等基本權利施加的限制。

…
22. 在討論施加限制的憲法規定之前，必須指出和平集會權利涉及一項政府（即行政當局）所須承擔的積極責任，那就是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使合法的集會能夠和平地進行。然而，這並非一項絕對責任，因為政府不能保證合法的集會定會和平地進行，而政府在選擇採取何等措施方面享有廣泛的酌情權。至於甚麼是合理和適當的措施，則須視乎個別個案中的所有情況而定。」（粗體為本人所加）

十九、終審法院明確指出政府有責任積極協助示威者表達意見，縱使有廣泛酌情權，視乎個案而定，但在本案中，韋高級督察清楚說明只考慮我們是否違法，以及公共衛生，因其對《限聚令》的錯誤理解而完全沒有顧及我們憲制保護的自由，沒有顧念法庭銳意保障的基本權利，令人失望。

二十、奇怪的是，在我呈堂的片段（證物D3-2），配合韋高級督察的證供，控方亦不爭議，確認在2020年4月8日同樣是社民連及工黨到禮賓府的示威卻未受阻撓，沒遭檢控。韋高級督察作供指，警方在《規例》實施的初期基於公眾對新法例未必熟識而會採取不同執法行動，包括發出提醒信，在現場勸喻及警告，同時亦表示如受禁聚集持續發生，會再作出票控，甚至拘捕。然而，在案發當日，當社民連及工黨被票控後，陳淑萍總督察卻一直容許社民連及工黨到公民廣場（亦即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示威，雖然有爭議社交距離，但最終仍然容許兩個不同組織或群組在公民廣場繼續表達意見，完整讀畢聯合聲明，亦沒有作出其他檢控行動。

二十一、由此可見，「初期鬆後期緊」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反而，我們可以見到不同高級警員就《限聚令》作出截然不同的決定和安排。雖然我們沒有證據確認陳淑萍總督察是否有考慮過我們的示威權利，但肯定案發當日，以及4月8日警方沒有完全禁止示威，因此我等認為警方應該會以同樣手法處理，對此有合理期望，雖無作供，但屬合理推測，不辯自明。而且，我不認同警方就法律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決定或觀點，既然控方一直指限制必須依法規定（prescribed by law），那麼，法律就不可能時鬆時緊，在每個警員身上有不同演繹，否則公權力將很可能會被濫用，成為貪腐的溫床。

二十二、《限聚令》的立法原意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傳播，而不是禁止示威，或嚴苛地收緊示威人數，限制表達權利。如是者，控方所詮釋《限聚令》的限制是追求合法目的嗎？不論如何距離，只要共同目的，一律檢控，變相收緊表達自由，如此嚴厲廣闊的控罪，與《限聚令》的防疫目的有合理關連嗎？

二十三、控方指《限聚令》只是臨時措施，只是限制行使表達及集會自由的形式，沒有限制其實質內容，示威者仍然可以在互聯網或社交媒體上發表意見，如果是這樣，示威可以網上示威，庭審何不又全都改作網上處理？控方言下之意，是否認為在蝸居斗室劏房的基層市民應在網上示威？這是否律政司的觀點？我要很痛苦地告訴你，不少基層市民，連上網的機會也沒有呢！

二十四、如韋高級督察所言，我們乃是「一如以往」地在勞動節示威，表達意見。在我多年參與的五一遊行，不少勞工團體都可以走到街上表達意見，數以萬計熱愛社會的群眾努力爭取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提高最低工資等等，街頭才是他們可以互相聲援打氣，在勞苦中吐冤鬱的地方。去年職工盟一早已向警方提出不同方案處理大型遊行，例如流水式遊行，又或像以色列特拉維夫民眾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示威，但都被一一否定，最後未能得到《不反對通知書》。於是，我們兩黨堅持走到政總表達意見，此舉非只形式，親身到現場宣讀聲明，本身也是內容的一部份，如果連8人分兩組，4人一組分開1.5米以上距離的示威都不容許，試問這個限制還在達致合法目的的所需程度之內嗎？其限制恐怕已遠超所需吧？於我而言，如此嚴苛的要求，也是「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二十五、如果法庭並不接納我以上的陳詞，我亦請法庭再三思量根據《規例》第7條，接受我們行使公民權利乃屬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控方指出，我等示威無可避免增加公共衛生風險，不但吸引不少記者採訪，警方亦要派出警務人員維持秩序，如果法庭接納示威權為合理辯解，將大幅削弱《規例》的效用，控方認為法庭需在考慮我等示威權外，也要考慮大眾的生存權。正如我之前所言，控方意思的潛台詞，就是沒有示威，沒有風險。如是這樣，其實政府當局應該取消《規例》的附表1，取消所有豁免羣組聚集以達至更低風險，否則都會削弱《規例》的效用，危害公眾的生存權。

二十六、當我們的終審法院曾聲言「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的時候，律政司竟然說法庭銳意保護的自由影響公眾生存權，不值一顧。我們看看當時可獲豁免的群組：每天都有數以十萬計乘坐公共交通及工作者，政府當局甚至容許20人有「共同目的」地參與婚禮，卻竟然不容許只有8人的示威？究其實，當政府制定法例時，亦非一刀切禁止所有社交活動，每個方面都會權衡輕重，例如法庭、醫院、工作間等獲得豁免，以免影響公共服務及經濟，每個部份都有一個秤去量度到底值不值得有豁免，保障市民權利。我不想猜測為何如此重要，法庭銳意保障的自由未有在豁免名單之上，但我認為法庭有責任遵從終審法院所訂的理想和原則，為公眾守護珍貴的權利和自由。

二十七、我再一次表明主張，在《基本法》賦予示威權利的前提下，即使我等有「共同目的」示威，《規例》理應容許我等以1.5米或以上間距表達意見，以此套用本案，則很明顯本案並未有任何「受禁群組聚集」；如果，總人數超過30人的遊行或超過50人的集會則應由《公安條例》處理，則不是本案範圍。

二十八、在上年至今，社民連和工黨多次向政府要求設立失業援助金，但林鄭政府依然固我，無動於衷。現在，失業率已高達6.6%，接近25萬人失業，14萬人就業不足，差不多40萬人生活在失望和恐懼之中。在疫情期間，他們不僅失去上街表達意見的機會，連他們的生存權也受到真正的威脅。若果我們真的重視生存權，應該推動失業援助金，應該為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立法，而不是假生存權之名，行打壓示威之實。

二十九、子曰：「過猶不及」。我固然明白示威權並非絕對，唔係大哂，但我亦不希望我們的示威權遭到無理踐踏，完全被無視。《限聚令》亦應如此，如果其原意乃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就肯定可以容許相距1.5米或以上的聚集，不管其有否「共同目的」。我不介意因《限聚令》而遭受懲罰，但我介意政府輕視人權，漠視民生。綜合以上所言，我認為控方從來沒有考慮我在本案中的憲制權利，其所作出的限制不但未能追求合法目的，沒有合理關連，更超越達致合法目的所需的程度，亦顯然缺乏合理基礎，未能通過「相稱性」考驗，其對《限聚令》的詮釋及執法行動實屬違憲，而我亦因其憲制權利，有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因此請法庭撤銷傳票，判我無罪！

第三被告人（無律師代表）
黃浩銘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