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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不打罵教育」的大人，為什麼孩子還是不乖不聽話？】

『…信奉「不打罵教育」的大人請務必注意：在你跟孩子給予「不打罵教育」的時候，可能是以「超理智」的姿態呈現的，意思就是雖然不打罵，但會一直跟孩子講道理。這種姿態下，你無法連結孩子感受、也不會連結自己感受，只會把焦點放在當下的事件與道理。因此，你無法與孩子內心連結產生共鳴，卻讓孩子覺得當下被你教訓。你講越多，孩子越不想聽，形成「大人越講道理，孩子越想逃避」。...』- 羅寶鴻
…………

羅老師你好：

我是一名幼教師，但是我同時也是一名媽媽。
在世俗的眼光，我好像應該要很會教小孩~我的孩子不能有任何不OK的行為。

我自己的孩子總是讓我挫折，我有一個大寶3歲8個月一個二寶11個月。最近大寶常常被幼兒園老師說他調皮愛講話，態度不好（例如老師在跟他說教的時候，他會眼神飄移或是扭來扭去，例如他想尿尿會直接省略“老師”稱謂，直接對老師說“尿尿”
很多自我意見想法，例如會說自己覺得無聊，想一直坐在旁邊等媽媽來接或是當老師上課時會一直表達自己的意見。）

大寶最近為了維護自己的玩具，會一直推弟弟，但平常他非常愛弟弟甚至很貼心暖心。
我真的最近好挫折！
突然不知道我要怎麼教小孩了😢

我不打罵教育，希望用溝通的方式跟孩子說。可是成效好慢~
我有時一急生氣會大聲，請他罰站，就有比較好一點點，但是又覺得我不想用這個方式。

老師我該怎麼做比較好~~~
我覺得我被框架住的感覺了

謝謝老師🙏

羅老師抱歉
又傳訊息給你

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也不想上網詢問其他媽媽

剛剛接小孩時
老師說大寶午睡故意發出聲音，老師提醒了很多次後被罰到辦公室休息。
又在辦公室對老師話語不禮貌~
他整個中午後都被冷靜在一個椅子等到我來接。

其實大寶他都知道他這樣是不對的~
老師跟他說道理完後
問他“你有聽到我說的嗎？”
他回答：“有”
老師又問：“你有聽進去嗎？”
他回答：“沒有”
後來又想了一下再點頭~

我回家詢問他為何要這樣？
他避而不談。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有上過老師的安定教養課程，但幼兒園的這部分我要怎麼引導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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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羅老師。

就因為是幼教老師，所以必須帶好自己孩子。確實，這樣的想法，把你框住了。

在我二十多年經驗裡面，真的並不是幼教老師，就一定能把自己孩子帶好。很多主任、園長、甚至是專家，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在不同發展階段裡，會有不同的問題。

因為，孩子不可能沒有問題，正如大人，也不可能沒有問題。

但問題本身不是問題，我們怎麼看待問題、應對問題，才是問題。

在不允許自己不好、不允許孩子不好下，你會因此而有很多壓力。你對自己、對孩子的接納度會變小，對孩子的犯錯也無法再以平常心看待。因為世俗對你的標準越高，你對孩子的要求就越高。

而當這些要求孩子做不到，你的失落就會更大，情緒可能就更多。孩子可能會被你唸得更慘，甚至你可能會因為感到挫敗而失去耐心，用負向的方式來教育他，例如指責、威脅、命令、處罰等方式。

但這些方法，頂多只能「限制孩子做不好的事」，無法幫助孩子「想要做個好孩子」。因為這些教育方式，在當下就會讓孩子定義自己為「我是一個不好的孩子」。

但年紀還小的他，怎麼會知道要調節自己情緒、反省自己、告訴自己要有遠大志向、成為好孩子呢？

從你信裡所透露的訊息，我感到你的孩子目前似乎有著因為內心歸屬感與價值感不足，而產生「尋求過度關注」的表現。他會用各種方式來表達自己，引起別人的注意與尋求認同。

其實，他內心只是想要跟別人有連結，讓他感到自己是被關愛、被在乎而已。成人如果能瞭解這點，用正向的方式來回應他，這份需求就會被滿足，這些行為就會逐漸改善。

但遺憾地是，這年紀孩子用來引起別人注意的方式，大多是成人會反感的。看不懂孩子行為背後原因的老師，只認為他是「調皮愛講話、很多自我意見想法、態度不好」，卻不知道其實，孩子只是需要跟別人有多點連結而已。

他希望自己是值得的，是被關愛的。

所以，在這階段成人對孩子的態度與應對方式，會直接影響這孩子怎麼定義自己。

信奉「不打罵教育」的大人請務必注意：在你跟孩子給予「不打罵教育」的時候，可能是以「超理智」的姿態呈現的，意思就是雖然不打罵，但會一直跟孩子講道理。這種姿態下，你無法連結孩子感受、也不會連結自己感受，只會把焦點放在當下的事件與道理。因此，你無法與孩子內心連結產生共鳴，卻讓孩子覺得當下被你教訓。你講越多，孩子越不想聽，形成「大人越講道理，孩子越想逃避」。

久了孩子會越來越不想聽大人的話，在被訓話時孩子會不自主地打岔、分心，如同你說的孩子好像有聽沒有懂，回答得似是而非。

這孩子需要的是關愛與價值，不是道理與教訓。

正向教養最重要的，是與孩子內心要有「連結」，才能感動孩子，引發他做個好孩子。如果你希望落實「不打罵教育」，這點要做到，才會有真正正向效果。

感謝你上過我的安定教養過程；大凡學習都必須一門深入、長時薰修，時間久了才會內化，你所學習的功夫才會紮實，對孩子才會漸漸看到效果。我與你分享的，都是安定教養學裡有講到的理念延伸，希望你能繼續學習，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精益求精。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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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媽媽回覆：

非常感謝老師這樣細心耐心的解說~

在等待老師的過程中，我購買了老師線上課程~想要讓自己更好更稱職~

後來我發現自己一件事情 ~ 我對於大寶的耐心隨著他的年齡增加反而逐漸減少，

其實他是一個很貼心的寶貝了，但我一直用越來越高的標準對待他。我好像快步入我媽媽對我的教育~覺得不喜歡這樣~

我發現我不喜歡的是我自己，那個小時候的我自己~
而不是我大寶，他只是跟我小時候一模一樣。只是我偽裝的很好而已 ~ 偽裝成爸媽要的樣子。

老師我想改變，我願意持續上課學習~非常謝謝老師給我的回覆~很感恩你~

打著打著，我其實淚流滿面，我抱著我的大寶跟他說，媽媽很愛你~

他問我為何在哭？

我回答他說：我覺得自己有時對你好凶，我不喜歡我很凶的對你，你一定那時很難過。

他對我說：「媽媽，不哭了，我原諒你好嗎？」

我哭炸了，謝謝老師點出我需要更好的地方~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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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寶鴻的安定教養學

余杰的序
新書在書展已有售

余杰：反共是常識，反統是決斷
序盧斯達《我迷失在這場殖民遊戲》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跟劉曉波談到中國民主運動“道阻且長”，有不少當年的參與者變臉脫隊，甚至走上反方向。劉曉波説，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一步都不能少”，少向前走一步，或錯過某個重大事件，或未能與某個新的思潮契合，就有可能從先行者變成攔路石。我對此心有戚戚焉：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如此，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也是如此。

香港有兩件個案最能說明此一問題：民主黨年輕一代議員許智峯因不堪保安局行政主任在議會內監控議員出入，憤而搶去其手機，被政府建制派聯手狙擊，誓要褫奪議員資格。數以千計的香港市民發表聯署信支持許：“對於近日的手機事件，源頭是政府舖天蓋地監視議員，干擾立法會運作，做法不能接受，引起許智峯議員作出是次行動。許已就事件致歉，並願意承擔責任。……我們呼籲所有立法會議員，尊重選民，勿因黨派利益任意取消個別議員的資格。”然而，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在媒體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譴責許智峯，“既不適合留在民主黨，也不適合繼續做議員”。

劉彗卿忘記當年她遭到共產黨宣傳機構圍剿的經歷，如今卻要拿許智峯的人頭給北大人當投名狀。有香港媒體人忍無可忍地反駁説：“一件趕蒼蠅的小事竟都可以發大到好似姦淫擄掠般的十惡不赦。……眾多的荒謬之中，民主黨的荒謬最令人側目，一個壞孩子以身犯險，即使做了蠢事，即使徒勞，也起碼顯示了反抗的意志，同屬隊友的民主黨，不去利用這辛苦掙回來的罪證，完全沒有化危為機的企圖，卻竟先下手為強，先把他活活打死，以為這就可以堵住了敵人的口，最後還好意思叫這危機管理，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另一件事是：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參與旺角騷亂案，被香港法院裁定暴動罪成。其辯護律師蔡維邦在法庭上動情地說，九七年之後民主倒退，他自己這代人甚麼也沒做過，只為自己的事業和家庭努力，到現時事業有成，貪圖逸樂，反而怪責年青人「搞亂」香港，對此深感慚愧。民主派律師吳靄儀在一封求情信中指出，梁天琦是她從政三十年見過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有深刻的理性分析，熾熱追求理想，亦有自我反省、敢於承認，不迴避過失責任。梁天琦以一名大學生的熱誠去找尋香港的出路，同齡人面對的未來是賺錢、買樓、買車、結婚，但梁天琦要面對的是「自由的喪失、黃金歲月的白白流逝」。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曾被中共錯誤地當作“港獨教父”猛烈批判的“城邦論者”陳雲，此時此刻卻往梁天琦背後插刀，在社交媒體上以教主身份居高臨下地對梁天琦判罪：“梁天琦真正犯的罪，是出賣香港前途的道德上的罪。他一手破壞了永續基本法的選舉議程，令香港前途斷送，港人從此陷入黑暗。香港建國之後，再來審理。”

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年”，劉慧卿和陳雲的言行讓人大搖其頭：那些曾經年輕、曾經激情、曾經純真的人物，如果不能勇於“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自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轉瞬之間就會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政治和思想場域中不光彩地退場。並不是所有號稱“反共”的人都是朋友，“反共”只是一條最低的底線和一個不假思索的常識；在今天的中國、香港、台灣乃至整個華語世界，僅有“反共”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反統”之決斷，以批判中國文化和解構中國為最高目標。在這一點上，奮筆疾書反抗“左膠”和“大中華膠”的香港年輕一代評論人盧斯達，可謂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左膠迷途不知返，反抗“中帝”正當其時

文革結束之後，作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核心價值”之一的“反對帝國主義”口號，很少出現在中共官方宣傳之中。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急急忙忙地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來掩飾其殺人罪行；一九九二年，卻急病亂投醫地又發表“南巡講話”，與國際資本打得火熱。

在港台及海外華人世界，左派的“反帝”思潮卻一直揮之不去。反帝的台灣作家陳映真晚年成了釣魚臺國賓館中圈養的寵物，卻從不面對中國本身是劣質資本主義血汗工廠的事實；反帝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穿著格瓦拉的T恤大呼小叫，卻對年輕人香港獨立的訴求嗤之以鼻。這些貌似進步的人物，一邊追求平等和正義的抽象理念，一邊又維護大中國的美好想像。

“反帝保華”是當年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的翻版，“只反共產黨，不反大中國”是清末革命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翻版。不反共的左膠認為，中國的不公不義都是國際資本主義的禍害，去除國際資本主義就能救中國；而反共的左膠則認為，共產黨雖然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滿人，卻是信奉馬列主義的“黃俄”，只要趕走馬列這一“外來邪教”，中國就能恢復“天朝上國”的榮耀。而大部分左膠都認為，民主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只要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香港和台灣就會心甘情願地融入大中華。

然而，盧斯達冷靜地指出：“中國文化早就有帝國主義，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帝國主義，沒有一天不是帝國主義。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那一段，其實中國都是帝國主義，只因為實力不足，而潛心等待。在帝國主義的建設路上，中國是西方的前輩，早就在終點線等待他們。在羅馬共和國未形成之前，秦始皇已經「南征百越」，之後不同君主的侵略行動，一直受到後世儒生之文飾。左宗棠、王震在新彊的種族屠殺，國民黨之屠「皇民」，亦自不用言。”換言之，如果只是反對共產黨，而不去除兩千年一以貫之的大中國情結，民主化之後的中國會像俄羅斯一樣，對車臣、喬治亞、烏克蘭發動殘酷而骯髒的戰爭。

習近平上台前，訪問墨西哥時，粗魯無文地説，中國並未“輸出革命”，西方也不該對中國“說三道四”，好像他要關起門來當土皇帝一樣。習近平上台之後，承諾“不稱霸”的中國卻急不可待地向外輸出“中國式病毒”，盧斯達指出：“中國人作為一個團結的整體，雖然經常抗議外國干預其內政，但中國又同時經常用自己的禁忌規範(或化身成「傷害人民感情」一說)，去干預別人的內政甚至價值觀。”中國強迫全球航空公司將“台灣”改為“中國台灣”，強迫奔馳公司撤下達賴喇嘛的人生格言，強迫美國服裝品牌GAP和日本服裝品牌無印良品撤回“台灣製造”的標籤及更改不含台灣的中國地圖，如此咄咄逼人，如此窮凶極惡，難怪被白宮發言人稱之為“歐威爾式的胡言亂語”。

“中國式的道歉”為何流行？用盧斯達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崛起之後，世界「中國化」。中國的禁忌和好喜，以主流國際社會規則作為掩護，以市場作為媒界，擴張到世界，搞到人人被迫遵守。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方式，好像就只能圍繞著中國自己的禁忌，佐以暴躁的群眾，最後以外國的退讓終結。……中國得以用主權國家的無上權威，將各種問題「內部事務化」，以阻止他人介入，但又同時以狂躁和海量的「民族民意」，脅迫他國在國際事務讓步；得到「主權國家」免死金牌的中國，卻又無意涉獵及採用一點「國際社會」發展出來的中心思想或核心價值。”在香港的有關評論中，這是對“中華帝國主義”最為清醒的認識和最為深刻的剖析。“中華帝國主義”比王朝和黨派的壽命都更長：中華民國取代大清王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但“中華帝國主義”一成不變。

“民主中國”水月鏡花，“解構中國”迫在眉睫

共產黨不是一塊“飛來石”，馬列主義也不單單是一種“外來邪教”，與馬列主義相結合的乃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國情”，在這一點上，中共的說法一點都不誇張。

中共奪取天下，除了倚靠武力之外，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很多厭惡中共的人士將中共描述得一團漆黑、一無是處、民心盡失、崩潰在即，中共卻在六四屠殺之後三十年一直活得好好的。中共的統治不僅僅靠刺刀——沒有任何一個政權的統治可以坐在刺刀上完成。即便今天中國開放直選總統，即便劉曉波還在世並與習近平展開競選，我相信投票給習近平的人一定比投票給劉曉波的人更多，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香港也一樣，即便香港有了雙普選，泛民就能佔據多數議席並推出有把握勝選的特首候選人嗎？結果如何，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對於中共是否“得民心”，我曾經與某位民主運動前輩有過一番爭論。那位前輩認為，共產黨從未得過民心；我卻認為，共產黨不僅僅依靠暴力統治，當年歡迎共產黨入城的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是多數，幾年前熱淚盈眶地觀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中國人也是多數，一直支持鐵腕統治西藏、新疆和香港以及用武力“收回”台灣的中國人也是多數。把中共與中國一刀兩斷的敘事策略是自欺欺人，反對中共而不反對中共孕育生長的土壤，只能事倍功半、竹籃打水一場空。

比反共更艱鉅的工作是解構中國、打破中國文化之醬缸，像明治維新時的日本那樣斷然“脫亞入歐美”。對此，盧斯達指出：“中國向來不是法國大革命以後講求一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部落、種姓風格的社會。中央剝削地方，高種姓一層剝削一層下層種姓，孔子以來的學說被視為維持社會和平的必要手段，而二千年來基本不受質疑。朝廷裡的省籍情結，到現代中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中華種姓的延續。”在面對大中華主義打壓時，港台形成了某種“命運共同體”之關係，盧斯達作為香港人，當然首先關心香港議題，但他也以香港的切身體驗忠告台灣的統派和中立派：“問題從來不是台灣人實際上是抵抗中國，還是順從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異質子集，從來是信不過的潛在敵人。就算台灣人今天無血開城，恭迎中國軍隊入城，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省，也不能改變自己在中華定義下的低賤屬性。”在中原士大夫眼中，台灣人是不可救藥的皇民和蠻夷，香港人則是英帝國的臣民。

大一統跟民主自由價值格格不入。中國非得解體，人們才能自由生活。中國的存在必然帶來地域和省籍歧視，盧斯達評論説：“有些人永遠不能進入「中國人」這個子集之中，他永遠不是「純正」的中國人。例如廣東人就從來極少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系統，統治廣東人的中共官員大多數都不是廣東人。”廣東人西化得最嚴重，所以不受信任。反之，孔孟之鄉的山東人“最中國”，也“最中共”。在中共十九大上，山東籍中央委員數量最多，占總數二百零四個名額中的三十個，高達百分之十五，是每個省平均數得四倍。在地方大員中，山東的名額也最多，共有八人。其次是浙江省，中央委員占總名額中的十三人，地方大員共有四人，兩者都不足山東的一半。這是耐人尋味的、關於籍貫和省籍的“微觀政治學”。如果中國解體，四川人管理四川，廣東人管理廣東，就不會出現這種“高等中國人”對“低端中國人”的統治及歧視了。

香港獨立是香港惟一的生路

支聯會“愛國愛港”的口號早已不合時宜，陳雲“香港城邦國”的論述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如果説台獨思潮肇始於二二八屠殺，那麽台獨真正成為大部分台灣人的共識是在六十多年後的太陽花運動；同樣，如果説港獨的思潮肇始於雨傘革命，那麽港獨要成為大部分香港人的共識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但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已轉向本土、在地、獨立。國民黨是台獨的推手，共產黨則是港獨的推手。

中港矛盾不單單是政治制度的差異，更是文明的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説，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難怪香港人那麽在意中國遊客在香港隨地大小便的問題，這個問題即便在中共垮臺後也會長期存在。盧斯達發現，很多時候，人類文明是逆向傳播的，並非優勝劣汰，而是反向淘汰：“在香港，我見到一班很優雅、很天真又很高傲的香港人，如何被窮山惡水出來，因而野心勃勃的中國人玩弄到體無完膚。不只是港英一代菁英被中共愚弄，就算是平民之間也是。中國遊客在香港總是氣焰衝天，佔盡所有人的便宜，還有「左翼人士」保駕護航。”一九九七年之後，隨著大量中國人湧入香港（其中，小部分是中共刻意安排的、為香港“換血”的“五毛黨”，大部分是一心過“好日子”的普通移民），其結果造成香港日漸沉淪。這不是左膠們痛恨的“種族歧視”的觀點，而是活生生的現實，這個現實在中國移民湧入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西方國家亦隨處可見——中國大媽的廣場舞讓你無處躲避。

香港沒有能力改變中國，香港太小、太弱，“建設民主中國”不應該是港人的奮鬥目標；香港改變中國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爭取自己的自由與獨立，像台灣那樣建立一個典範的“華人民主國”。所以，即便每年紀念六四的香港人越來越少，即便香港年輕一代對六四“無感”，也不必大驚小怪、痛心疾首。香港人有權利選擇自己關注並獻身的首要議題。

有人批評盧斯達等本土派、港獨派太過激進，也有人希望傳統泛民陣營與本土派完成某種“整合”、像共產黨那樣建立“統一戰線”。某些聲稱“以大局為重”、“反共優先”的人士更批評盧斯達對泛民的非議是“破壞團結”、“熱衷內鬥”。我不認同此種看法。我相信，我與盧斯達都贊同這樣的看法：不是所有反共的人都是朋友，那些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共的人，即便不是敵人，也不能以朋友視之。左膠和大中華膠一旦掌握權力，未必比共產黨更寬容和仁慈。我們的目標不單單是反共，反共只是其中的“中間階段”，我們的終極願景是自由、民主和獨立。

盧斯達對當下香港民主派陣營並不看好，他期待被自由價值洗滌之後的真民主派的出現：“等香港的主體人民都認清了自己命中注定就是廣義的港獨份子，到時才會有真正意義的民主派。畢竟在立場上反對獨立的，其實只是否定人生而自由的信條，這種「民主派」只是中港之間特定時空、過渡狀體之下的畸型產物，一點也不「普世」。我期待香港有一天「跟世界接軌」，出現第一代貨真價實的民主派。”這正是盧斯達的可貴之處：作為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生的年輕一代港人的“第一健筆”，盧斯達比老一輩的李怡、董橋、陶傑更為放言無忌，具有劉曉波式的“理論的徹底性”，他直言不諱地“反中”、“反統”並逐漸形成了丰滿的“港獨”論述。當年，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等人等文章成為美國獨立和美國憲法的精神基礎；如今，盧斯達和他的同仁們的港獨論述也必將成為香港版的《聯邦黨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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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會在書展釀字工房攤位(綜合書刊館1A-D40)有售，簽書會在星期五晚上七點、星期六晚上九點

圖片來源：國度復興報